青少年违法的特性原因及策略 - 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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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少年犯罪已是当今世界各国十分重视的社会问题，在我国，同样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本文就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对策，谈一些自己的观点及看法。
关键词： 青少年； 犯罪； 特点； 原因； 对策
青少年犯罪，泛指青少年这一特殊主体实施的犯罪，亦指主体由儿童向成年过渡这个特定阶段，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实施的各种犯罪的统称。这一概念在我国尚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但在生活中及犯罪学研究中已经经常使用。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已满14周岁至25周岁的人实施了危害社会、触犯法律、依法应受刑事惩罚的行为，叫做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犯罪已是当今世界各国十分重视的社会问题，有人将青少年犯罪与环境污染、贩毒吸毒并列为世界三大公害。在我国，青少年犯罪同样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从1980年到1995年16年间，青少年犯罪增加了127%，1995年全国刑事犯罪145万次，其中青少年犯罪为82万多人，1999年至2003年间，青少年犯罪增长了34.7%，刑事案件发案率增幅1.4倍。2003年，25岁以下的青少年违法犯罪人员，占全国刑事案件作案人员总数的45%，占全国治安拘留人员总数的33%。多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逐年增加，据有关分析，新一轮的青少年犯罪高峰将持续至2008年，这无疑困扰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现在，本人就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对策略做探讨。
一、 青少年犯罪的特点&
（一）、 犯罪年龄低龄化。
据统计，80年代，青少年初犯的平均年龄为16岁，到90年代，初犯的平均年龄已降至14—15周岁。在过去的5年间14—16周岁青少年在全部青少年犯罪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
（二）、 暴力型犯罪突出。
所谓暴力型犯罪，包括抢劫、杀人、伤害、爆炸、强奸等犯罪形式，其犯罪后果严重、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性大。据统计，在青少年犯罪中有60%的为暴力型犯罪。
（三）、 犯罪团伙增多。
因为青少年年轻力壮，具有体力优势，同时未成年人处于独特的心理年龄段，“从众心理”明显，抵制诱惑能力差，易被帮派组织吸收利用。团伙型犯罪占青少年犯罪总量的80%以上，而且高峰尚未消退。
（四）、 犯罪趋向成人化、智力化。
青少年犯罪中，大都文化素质不高，初中以下、文盲、半文盲占80%以上，农民、无业人员占90%以上，他们缺乏是非分辨能力，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沾染了许多不良习气，从报刊影视上学到一些反侦查手段，便频频使用，做案前精心策划，作案后伪造现场，使青少年犯罪有了明显的成人化、智力化的特点。
（五）、 非法网吧、毒品等不良因素导致青少年犯罪上升。
据最新统计，因互联网传播不良信息诱发的未成年犯罪增加了5倍多。到2003年底，全国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达105万人、青少年占72%，截止2004年年底，我国现有吸毒人数已达79.1万名，比2003年上升6.8%，而青少年占到了70%。
（六）、 闲散青少年违法犯罪凸现。
团中央对2361名青少年罪犯进行调查，其中闲散人员为1445人，占61.2%，成为青少年犯罪的主体。
（七）、 违法犯罪类型集中，并以财产型犯罪为主。
从青少年涉嫌的罪名看，主要涉及侵犯财产罪和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罪，占总数的17.4%。而侵犯财产罪2002年比1998年上升59.9%，2003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69780名青少年犯罪嫌疑人中，侵犯财产罪的占75.3%。
（八）、 家庭问题及失学、辍学问题严重影响青少年犯罪。
中央综治委在对全国18个少管所和监狱调查中，有26.6%的青少年来自破碎家庭，而近一半的青少年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二、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一）、 社会原因
青少年的生活离不开五彩缤纷和充满形形色色诱惑的大千世界。但在一些阴暗的角落里常有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和精神文明不相称的丑恶现象，从而导致青少年犯罪。主要表现在：一是现实社会日益泛滥的充满色情、颓废、暴力的影视片、刊物以及淫秽制品，对青少年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腐蚀着青少年。二是社会上疏于管理的各种“黑网吧”、不健康的娱乐场所以及“玩就玩个心跳”、“过把瘾就死”等反映社会转型期的一种浮躁心态及其它一些灰色民谣、黑话，无不对青少年身心造成消极的影响。三是近年来，虽然多次开展禁毒、禁赌、扫黄、打非“专项斗争”，但一些地方和部门管理不严、查禁不力，有的戒毒所甚至在森严的高墙内出现了贩毒行为、毒品和不良文化毒化了社会风气，毒害和摧毁了青少年，在城市、农村常有“救救我的孩子”的呼声。四是社会上很多大学生甚至研究生，经过多少年的学习却找不到一份工作，从而使青少年产生了厌学情绪，经常逃学，失去学习兴趣，同时就业困难也使一些青少年整日无事可做，最终走上了邪道。五是由于社会改革中出现了贫富分化，一切向“钱”看等不正常观念的影响，使青少年中出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念，盗窃、抢劫等财产型犯罪居高不下。六是执法部门打击不力，犯罪分子有恃无恐。有的政法干警执法不严、水平不高、办人情案、
作者简介： 高琳珍，女，汉，甘肃平川人，2001年毕业于甘肃政法学院，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经管系党支部副书记，主要从事法律教学和研究。
金钱案、重罪轻处、以罚代刑，导致一些违法犯罪青少年气焰越来越嚣张。
（二）、 家庭原因
家庭是青少年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家庭环境，父母的举止言行、教育方法对孩子的成长有重大影响。不正确的家庭教育则是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因素，主要有 ：一是家庭经济上的贫困使有些孩子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和信心，甚至为了有一些零花钱而去抢、去偷。二是父母简单、粗暴甚至趋向家庭暴力型的“高压式”的教育方法，使孩子心理畸形，在其幼小的心里埋下了逆反的种子与实施暴力犯罪的祸根。三是现代家庭的不稳定性，导致孩子从小失去家庭温暖，缺少亲情的呵护，极易误入歧途。四是以孩子为中心的宠爱加溺爱使孩子从小就养成了以自己为核心，随心所欲、我行我素，助长了子女的自私和奢侈。五是父母不注意自己的行为，经常赌博，不务正业，严重影响孩子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六是父母不能很好的履行对子女的监护义务，任其发展、不闻不问，使青少年极易产生孤独、自卑、怨恨、狂妄自大心理，甚至被坏人所利用走上犯罪道路。
（三）、 教育原因
目前，在学校教育中，普遍存在重知识、轻道德，重文化、轻思想的教育模式，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表现在：一是学校热衷于应试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指导思想和价值观发生了变化，重智轻德，偏重文化课教育，却放松了费时、费力的德育教育、法制教育和行为管理，导致学生思想素质低下，法制意识淡薄、自控力差，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二是有的教师责任心不强，为了“创收”不把精力放在教育上，而热衷于搞“第二职业”或当校外教师，缺乏对学生的了解和关心，对学生的情况不能及时掌握。三是对后进生有歧视现象，动不动就进行“批评”甚至侮辱学生人格，导致一些学生失去良好的教育环境，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四是学校与家长联系较少，缺乏沟通，没有及时掌握学生的心理，情绪变化，无法及时发现学生的“不良苗头”。五是教师的教育方法粗暴，体罚、打骂学生、不尊重学生致使他们放弃学业、辍学、甚至流浪社会，使青少年极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四）、 青少年自身的原因
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青少年时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特殊年龄阶段，而其自身的生理、心理因素也是导致犯罪的主要原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青少年正处在生理发育阶段，精力充沛、行为不稳、好动好奇、好强好胜，过剩的精力难以通过正常的方式予以宣泄，易因刺激而产生违法犯罪。二是青少年的心理发育还不成熟，好感情用事，讲义气、自尊心强、情绪体验低级、庸俗，遇到挫折难以抵制，易导致冲动行为发生。三是青少年对自己的行为控制能力较差，心理调节能力不稳定，模仿性强，易受暗示，对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低级趣味的色情文化有一种神秘感，为了追求刺激，他们会置道德和法律于不顾、不计后果地去实施犯罪行为。四是青少年分辨是非能力较差，对老师的教育、父母的关爱、同学间的友谊容易产生误解，甚至产生逆反心理、打击报复心理。五是青少年法制观念淡薄、道德观念和道德意识低下，容易形成不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 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对策
（一）、 消除社会丑恶现象，净化社会风气。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外来不健康因素及社会丑恶现象和不良风气也会出现在人们面前，而青少年正处在可塑年龄段，所以社会不良风气对青少年影响十分直观。从这个角度上讲，消除腐败等丑恶现象，净化社会风气，是遏制青少年犯罪的基本保证。
（二）、 抓好家庭教育这块基石，营造好的家庭环境。
在家庭生活中，父母一定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要知道自己的每个举动都将会对孩子产生较大影响，尤其对孩子的评价既要给予鼓励又不能过高夸张。父母要有正确的成才观、人才观；要了解、理解孩子的心理特点；掌握正确的教育常识和方法；要尊重孩子的人格；对有生理缺陷，曾经犯过错误的孩子不要揭短，注意给孩子面子；注意孩子在社会上受到的不良影响；在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时，更关心他们的思想品德修养。
（三）、 充分发挥学校的育人作用。
在做好文化课安排的同时，要专门安排时间，加强对青少年理想、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在各门学科中，加强德育的渗透，使青少年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学会做人；对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积极引导，用老师发自内心、溢于言表的博大的爱，号召学生不断醒悟；同时，要注意遵循青少年的心理、生理特征，了解其道德认识发展水平和思想品德形成规律，组织他们参加有益的社会实践活动，增长知识和经验，健康成长。
（四）、 动用社会各种力量，切实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一条龙”教育，运用政治的、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各种手段，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政法、教育、宣传、文化、科研等部门和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相互配合，抓好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开展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抓好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加强德育、劳动、生存技能的教育，使青少年学会在顺境、逆境中生存、奋发图强、开拓进取。
（五）、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不仅要有针对性的开展“严打”禁毒禁赌、扫黄等专项斗争，净化社会风气，而且要通过各种渠道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教育青少年遵守国家法纪和社会公德规范，树立自尊、自律、自强意识，进一步增强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同时，对于未成年被告人做好改造工作中的帮教工作，使其知法、懂法，使法律发挥对未成年人的规范和约束作用。
（六）、 成立专门的青少年犯罪问题研究组织。
该组织能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讨教育青少年的新思路、新方法、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促进社会稳定，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同时，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把这项工作纳入轨道，从各方面予以支持、鼓励。
总之，预防青少年犯罪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工作，只有在党政组织领导下，实行对青少年犯罪的综合治理，充分利用各种手段，不断消除各种消极影响，从而达到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罗大华.犯罪心理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 沈路涛，陈菲.我国吸毒人员70%为青少年[J].中国教育报，.
[3] 孙昌军，周军.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的统计分析[J].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2004年5期.
[4] 2003年我国检察机关批捕近7万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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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对工作投入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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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对工作投入的影响研究
【摘要】青年公务员群体具有较好的公共服务动机意识和工作投入程度，且公共服务动机中公共政策制定的吸引力和自我奉献精神两个维度指标对工作投入存在显著性影响。为提升政府部门的整体绩效，应增加公共政策的透明度，加强对青年公务员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并增强他们的服务意识。&&&作为公务员队伍的生力军，青年公务员群体具备学历高、知识新、思想活、敢闯、敢试和有冲劲等特点。他们的工作行为和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形象和绩效。从工作动机的视角来看，个体工作动机对其工作投入水平具有影响作用，那么，青年公务员群体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和工作投入程度状况如何?他们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与其工作投入之间是否存在影响关系，影响程度如何?以上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一、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投入的相关概念1．公共服务动机的定义和测量&&&&关于公共服务动机的定义有很多，其中较为权威的是佩里和怀斯对于公共服务动机的定义。他们将公共服务动机界定为：主要或完全基于公共制度或公共组织的动机所驱使的一种个体倾向。随着学术界关于公共服务动机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方法也日趋成熟和完善，主要分三类：一是基于公共服务动机的内在动机特征，对公、私部门雇员的报酬偏好进行比较，间接地测量公共服务动机；二是通过研究公共服务动机行为(或亲社会行为)来间接地测量公共服务动机；三是采用佩里等学者设计的公共服务动机问卷直接测量公共服务动机。其中直接测量法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2．工作投入的定义和测量关于工作投人的内涵和结构，目前还没有一种公认的观点。学界最初关于工作投入概念的界定是：工作投入是个人心理上认同其工作或在他的自我想象中工作的重要程度；工作投入的程度依个人自尊受其工作绩效影响之程度而定①。不过有学者指出，上述对工作投入所下的两个定义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工作态度，第一个定义可称为工作投入，而第二个定义应称为内在动机，不应该都用“工作投入”来简单概括。多数学者都赞成将工作投入看做一种多构面工作态度，认为它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个人投入某项特定工作并且热心参与的程度；二是相对其他工作而言，个人对现有工作较为认同的心理状态②。目前关于工作投入的测量工具有两种，一种是将工作投入作为整体变量而设计的工作投入测量量表，如卡农戈等人的研究；另一种是将工作投入划分为活力、奉献和专注三个维度而设计的测量量表，如舍费尔等人的研究。3．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投人的关系研究布坎南的研究发现公共部门管理者反而比私人部门管理者呈现出更低的工作投入。他将这一发现解释为，由于公共部门往往受官僚机构中“繁文缛节”的影响，而使其成员产生消极和沮丧的情绪。此后，学者瑞尼对布坎南的研究进行拓展探讨时提出，如果在研究中直接对公共服务行为进行提问，公共部门管理者会得到更高的分数。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他分别让公共和私人部门管理者对其“从事有意义的公共服务的愿望”进行评级，发现公共部门管理人员的分数要高于私人部门，这些分数与工作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但与工作投入呈弱相关。继他们之后，陆续有学者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是至今尚没有一个明确而公认的研究结论。二、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1．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本研究以在北京市某公务员系统内工作的青年公务员作为调查对象，较好地控制了研究中的有关变量。研究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关于青年群体的年龄划分，将青年公务员群体的年龄上限界定为34岁(含)。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50份，调查样本除市级机关外，还覆盖了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怀柔等共10个区县，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调查截至2013年3月底，共回收调查问卷226份，回收率为90．40％。通过对回收的问卷进行分析，删去严重漏答题目、多答案和明显随机作答的无效问卷28份，共得到有效问卷198份，有效率为87．61％。对于回收的有效调查问卷，利用SPSS18．0作为统计工具进行分析。2．测量工具本研究采用公共服务动机量表和工作投入量表作为测量工具。其中，公共服务动机量表以目前国际通行的美国学者佩里开发的公共服务动机测量量表作为蓝本，佩里的公共服务动机测量量表是他基于以往研究者关于公共服务伦理的理论研究而构建的，以公共政策制定的吸引力、公共利益的承诺、同情心和自我奉献4个维度为指标框架，共计24个题项，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③。在工作投入量表的选择方面，本研究将工作投入作为整体变量，采用卡农戈制定的工作投入量表。该量表采取自我评价的方式，通过10个题目来描述工作投入，以衡量个体与工作之间相关联的密切程度，从而反映个体对工作的投入程度。在本研究中，两个测量量表的所有题目都使用李克特5分量表作答，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对于调查所涉及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最高学历、工龄和职级6项，均以单一选择的形式作答。3．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了解青年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状况和工作投入水平，并对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影响关系进行探讨。三、统计与分析本次调查共获得了198份样本，其中男性107人，占54．04％，女性91人，占45．96％；年龄在21—25岁、25．1—30岁、30．1—34岁之间的分别是26人、112人、60人，百分比分别为13．13％、56．57％、30．30％；未婚112人，占56．573％，已婚86人，占43．43％；最高学历为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含在读)、本科、大专及以下的分别为3人、75人、110人和10人，所占百分比分别是1．52％、37．88％、55．56％和5．05％；职级为办事员或科员、副科、正科、副处、正处的分别为86人、41人、35人、32人和4人，所占百分比分别为43．43％、20．71％、17．68％、16．16％和2．02％；工龄在2年及以下、2．1—5年、5．1—10年、10．1—15年、15．1—20年的分别为24人、68人、77人、26人、3人，所占百分比分别为12．12％、34．34％、38．89％、13．13％和1．52％。从数据分布来看，本次受调查人员在性别、年龄、婚姻、学历、职级和工龄等指标的各个阶段区间内分布恰当、比例合适，我们认为本次调查结果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说服力。1．青年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状况分析(1)公共服务动机量表信度检测。本研究采用克朗巴哈内部一致性系数来评估量表系数，经检验发现公共服务动机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a=0．926。其中，公共政策制定吸引力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a=0．737；公共利益承诺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a=0．760；同情心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a=0．706；自我奉献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a=0．899。以上总量表和各维度的信度指标均超过了0．70，说明量表测试结果均有较好的信度，达到了心理学测试要求，予以接受。(2)青年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描述性分析。通过分析，青年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总体描述性分析如表1所示。由于本研究所采用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是李克特式5级计分法，所以在各维度的得分中，“3分”作为中间状态即理论中值。参照已有的研究，笔者将小于3分界定为“低公共服务动机”水平，大于3分界定为“高公共服务动机”水平。从公共服务动机各量表的描述性分析来看，受调查的青年公务员群体的公共服务动机均值为4．207，与朱光楠等人2012年对一般公务员群体的研究发现相比，青年公务员群体具有较高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①。青年公务员在公共政策制定的吸引力、公共利益承诺、同情心和自我奉献等维度都有较明显的表现。其中，从公共服务动机各维度上的表现来看，由强到弱依次是：公共利益承诺&同情心&自我奉献&公共政策制定的吸引力。表1公共服务动机量表的描述性分析(N=198)(3)人VI统计学变量对青年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本研究分别以性别、婚姻、学历、职级和工龄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为自变量，以公共服务动机为因变量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或单因素变量的方差分析。经检验发现，只有性别因素在公共服务动机的公共政策制定的吸引力、公共利益承诺两个维度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男性青年公务员的表现要比女性青年公务员显著。究其原因，可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受“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影响，男性在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方面要比女性热情度高，男性公务员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积极性普遍高于女性。2青年公务员工作投入水平分析(1)量表的信度检验。通过检验发现工作投入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a=0．931，说明量表测试结果的信度非常可靠。(2)青年公务员工作投入的描述性分析。由于本研究所采用的工作投入量表是李克特式5级计分法，所以“3分”为中间状态即理论中值。在此笔者将小于3分界定为“低工作投入”程度，大于3分界定为“高工作投人”程度。通过分析，青年公务员群体的工作投入水平如表2所示：表2工作投入量表的描述性分析(N=198)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受调查的青年公务员群体的工作投入均值为3．758，说明具有较高的工作投入水平。同样，与朱光楠(2012)等人的研究发现相比，青年公务员群体的工作投入水平要高于其他年龄群体的公务员工作投入水平。(3)人71统计学变量对青年公务员工作投入的影响检验。本研究分别以性别、婚姻、学历、职级和工龄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为自变量，以工作投入为因变量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或单因素变量的方差分析。经过检验发现，性别、婚姻、学历、职级和工龄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于工作投入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职级对于工作投入的影响接近于显著性水平，究其原因，可能与不同职级的公务员所承担的工作责任程度不同有关，职级越高的公务员，工作职责越重要，工作投入水平也越高。3．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投入之关系分析(1)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投入的相关性分析。为了分析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投入之间是否相关，我们对二者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青年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各维度与工作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公共政策制定的吸引力、对公共利益的承诺、同情心和自我奉献4个维度与工作投入呈显著性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493、0．390、0．408和0．547，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2)公共服务动机对工作投入的回归分析。由于青年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投入之间呈显著性相关，为了进一步说明两者的关系，笔者将公共服务动机的4个维度分别作为自变量，工作投入作为因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法，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表3公共服务动机各维度对工作投入的逐步回归分析(N=198)Dependent&Variable：工作投入；R=0．602&R=0．356&F=55．339&P=0．000从表3可知，当公共服务动机各维度的因素作为因变量的时候，只有公共政策制定的吸引力和自我奉献精神两个因素进入了回归方程。从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公共服务动机中“自我奉献”、“公共政策制定的吸引力”的显著性概率均为0．000，均说明对“工作投入”的程度影响显著。由于B值和Beta值都是正值，说明青年公务员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越感兴趣、奉献精神越强烈，则他们的工作投入程度越高。究其原因，可能是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更感兴趣的公务员，更能认识到他所执行政策的重要性，更愿意投入到其工作中。此外，由于公务员的主要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奉献精神越强的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越高，因而他们投入到工作中的意愿也更强。四、结论与建议通过对青年公务员群体的公共服务动机和工作投人进行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青年公务员群体具有较好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其中，青年男性公务员的公共政策关注度和社会责任感要高于女性。第二，青年公务员群体具有较好的工作投入程度，与现有的研究发现相比，青年公务员群体在工作投入程度方面的得分要高于公务员整体的平均水平。第三，青年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4个维度都对工作投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公共政策制定的吸引力和自我奉献两个因素对工作投入影响较大。根据研究发现，结合青年群体的特点，笔者认为，在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可以通过进一步提高青年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来提升他们的工作投入程度。具体而言，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增加公共政策的透明度，提高公共政策的吸引力。有理想、有激情是青年群体的普遍特点，青年人的政治参与热情较其他年龄群体要高。政府部门在日后关于公共政策议题的酝酿和设置环节，可吸纳更多的青年公务员参与其中，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向他们反馈政策进程和政策结果，以增强他们对公共政策的关注度，强化他们的公共服务动机，提高其工作投入水平。第二，强化责任意识，加强对青年公务员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和引导。青年是人生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政府部门在今后对青年公务员的初任培训和在职培训过程中，可以通过大力倡导维护公共利益的意识强化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公共服务动机。第三，增强服务意识，以先进和优秀实例激励青年公务员。青年人爱学习，也善于学习。在今后的工作中，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开展树榜样和向典型学习的活动，利用讲座和事迹交流会等方式，进一步激励青年公务员，号召他们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把“为人民服务”精神的内涵落实到具体工作中。&青年农民工的城市交往与社会融合研究陈靖摘要：城市交往对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有重要影响。在城市文明的熏陶下，青年农民工的行为习惯、思想观念等在城市交往过程中逐渐市民化。而城市交往的不和谐将会延缓其城市融合进程。应通过制度政策、社会关怀、青年农民工自身调适三大途径，促进他们的城市融合，推进社会的稳定发展。一、青年农民工城市交往的特征1．交往对象内倾化。城市交往是青年农民工感知城市社会、与市民进行群际互动的重要途径。青年农民工进城务工，由乡村的“熟人社会”来到陌生的城市，肯定会有所不适。他们在城市迅速站稳脚跟的捷径就是，将由血缘和地缘关系构建的人际关系网复制、延伸。相关调查显示，青年农民工的交往对象几乎是自己的同质群体，94．2％为同乡、亲戚，而非本地市民。青年农民工的工友圈与老乡、亲友圈重合，居住上他们也倾向于与老乡和亲友群居。这些因素都造成了青年农民工城市交往的内卷化，阻碍了他们和市民相互进入各自的交往群体。&&&&2.交往程度表层化。受工作性质的影响，青年农民工与市民的交往以业缘为主，相关活动仅停留在表层。在单位，他们与共事的市民虽有往来，但因工作分工和级别的差异，远不如和农民工工友感情深厚。居住空间的隔离也使得青年农民工与大部分市民相隔，难以交往。租住在小区的青年农民工接触市民邻居的机会虽多，但往来最多的是房东，且纯属于经济往来，缺乏情感交流。当遇到困难时，青年农民工通常还是会找自己相熟的老乡和亲友帮忙，这可能与“信任”有关。3．交往频率低下。交往频率是衡量群体间亲疏程度的重要指标。青年农民工工作负荷大，早出晚归，作息时间大多异于他们的市民邻居，这就减少了与市民的互动机会。在闲暇之余，他们也会选择成本较低的休闲方式，看电视、上网、打牌占青年农民工总娱乐活动的71．9％、62．5％和20．8％。而社区举办的各种活动，青年农民工通常缺乏时间和兴趣参加，只有14．8％的人表示参与过社区居民的健身、文体活动。另外，交往频率过低还可能造成农民工对城市人际关系的评价不高、对交往方式的变动无所适从。二、城市交往对青年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1.生活方式。青年农民工的接受能力和融合意愿较强，会在服饰、举止上模仿市民。由于他们已经习得了部分现代文明规则，所以市民对他们的评价远高于老一辈农民工。但也应看到，他们仍有部分陋习尚需根除。青年农民工虽然没有能力进行奢侈性消费，但也热衷于逛街购物、上网聊天、打游戏。深圳市总工会的调查表明，深圳的青年农民工其月平均消费低于老一代，但在个人培训、上网、日用品开支项目上他们却高于老一代。从消费结构上看，青年农民工仍偏重于物质消费，其文化消费的比重较低。&&&&2.职业发展。从职业角色来看，青年农民工多自我定位为“工人，打工者”。在青年农民工从事的职业种类中，制造业、服务业的比重上升，建筑业则呈下降趋势。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更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从职业价值观上看，青年农民工已由单一的“生存型”转向“发展型”，追求高福利、高收入和“体面”的工作。一方面青年农民工乐于接受知识和专业技能培训，以得到更好的待遇；另方面，他们的就业稳定性普遍较低，工作岗位更换频繁。3．婚姻家庭。受到城市婚恋观念的影响，青年农民工的择偶标准也呈现出多元化、务实化的趋势。他们基本认同自由恋爱的择偶观念，更加注重婚恋感情，人品、外貌、经济基础、家庭背景等现代因素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将近半数农民工缺乏与城市居民交往的环境下，有同城市居民通婚愿望的比率高达35．94％。[这也是青年农民工渴望融人城市的一种表现。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的农村传统仍根深蒂固。但随着青年农民工进城，他们对独生子女政策的认可度达到了七成，三分之一的人表示生男生女无所谓。漂泊在外的青年农民工对情感与家庭的归宿需求更强，对婚前同居、婚外恋、离婚的态度也更加开明。4．文化教育。青年农民工是农民工中教育程度最高、也是最具潜力的群体，93．8％的青年农民工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但f也们与市民相比仍不具有竞争力，在就业门槛上受到学历的限制。在知识决定收入的现实面前，青年农民工更愿意抽出业余时间自学充电、参加技术培训，力图追赶城市的步伐。青年农民工在城市的交往过程中感到，知识就是力量，有文化才有未来。城市在教育资源的占有上远超于农村，因而青年农民工尽可能创造条件让子女接受城市教育，以改变其命运。三．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途径&&&&1.制度建构与政策支撑。第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二元分割的城乡户籍制度是阻碍青年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最大障碍。青年农民工无法享有附加在城市户口上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权利，同市民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加快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必须首先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在现有条件下完全放开户籍限制，让城乡居民自由迁徙，会给大中型城市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给基础设施建设、就业、医疗等带来严峻的挑战，同时大量的人口流入也有可能造成城市居民的相对剥夺感，加剧群体间的冲突和矛盾。因此，改革户籍制度不能一蹴而就，必须将制度的中心转移到人口信息的控制上，逐步剥离户籍的附加值。《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我国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这些政策为青年农民工的城市交往提供了切实的制度保障，有助于进一步加快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进程。第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调整社会关系、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随着社会保障的愈发完善，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但全国仍有两亿农民工缺少或没有社保。社保水平低位列当前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五大难题之首。农民工参保水平虽有所上升，但总体水平依然偏低，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参保比例相差甚远。提高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障的水平，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需要从政府、农民工、企业三个方面着手，即加大地方政府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推进力度；增加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知识，使其意识到缴纳社会保障金对今后的生活有重要意义，从而提高他们参与社会保障的意识和热情；提高企业出资投保的自觉性，使企业认识到只有留住青年农民工，留住人才，才能获得员工工作回报和长足发展。我国农民工群体流动性比较大，能否建立独立的农民工社保体系和监理机制、配套改革相关制度等，对于青年农民工城市融合意义显著。第三，企业用工制度规范化。规范企业用工制度是确保青年农民工收人来源的有效手段。有些企业利用青年农民工急于改变经济现状又欠缺法律知识的弱点，故意不签订劳动合同，甚至隐瞒工作环境的危害性。据调查，仍有38％的青年农民工没有同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民营企业的签约率尤其低。当青年农民工遭到恶意欠薪、拿不到加班费、工伤致残时，却因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有必要按照《劳动法》的相关规定，规范企业用工制度，提高劳动合同的签约率。同时，健全劳动力市场，实现用工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加强政府监督，畅通维权渠道，遏制企业的不法用工和工资拖欠行为。2．社会关怀与支持。第一，公共服务职能的提升。长期以来，青年农民工一直被排斥在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之外，无法共享城市繁荣的成果。因此，有必要出台全面惠及青年农民工的服务政策，使他们在城市中安居乐业。政府要强化公共服务职能，针对青年农民工群体举办多种讲座，引导他们了解并遵守城市规章制度，培养其适应城市生活和工作的能力；要整合社会资源，为青年农民工提供文化和技能培训，增强其城市社会适应能力；要出台相关安置措施，增强青年农民工的留城意愿。青年农民工普遍处于适婚年龄，而受户籍限制，他们在城市结婚买房、落户、子女上学、养老等方面重重困难，影响了他们的城市发展意愿。政府应逐渐降低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落户门槛，妥善安置其子女，解决青年农民工的后顾之忧。社区为增强青年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应加强服务职能，做好社区流动人口的登记、更新工作，主动上门进行“点对点”的服务。同时，针对青年农民工缺乏时间和兴趣参与社区活动的问题，可利用节假日开展一些青年农民工喜闻乐见、形式丰富的活动。通过“便民服务日”、“岗位能手”等活动给予青年农民工展示自己的机会，帮助他们赢得市民的好感和尊重。社区也可以建立青年农民工社区工作站，为其提供就业信息、心理辅导、权利维护等一系列人性化服务。第二，企业人文关怀的加强。富士康的“十三跳”事件让我们看到了青年农民工的心理脆弱，也警示我们必须对企业文化建设问题进行反思。富士康在物质上为青年农民工提供了完善的休闲娱乐设施，却忽视了与员工的情感交流。企业管理者应加大对青年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多进行情感交流，倾听他们的心声。加强企业人文关怀可以从多方面做出尝试：关注青年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及时疏导和排解其心理问题，在生活和工作上给予适当帮助；定期对青年农民工进行文化和技能培训，提高其文化水平和岗位技能；创造管理者和青年农民工互动的机会，共同参与联欢活动，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开展青年农民工联谊活动，帮助他们解决婚恋问题，增强他们留城发展的意愿。第三，良好舆论环境的创造。农民工群体对城市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由于受到社会排斥和自身素质的限制，他们仍徘徊在城市边缘，甚至被污名化。市民要尊重青年农民工，端正心态，剔除歧视，主动接纳他们，关心他们。大众传媒应加强对农民工的正面宣传增强青年农民工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引导市民正确认识农民工，强化对农民工的认同感；要宣传和弘扬社会正义，自觉维护社会平等，传递自信、自强的理念，避免灰色文化、负面文化对青年农民工的侵蚀；营造出有利于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的良好氛围，推动农民工和市民的群际交往。3．青年农民工的自身调适。第一，个人综合素质的提升。青年农民工可以通过主动“模仿”市民，提升个人综合素质，有效地融入城市社会。首先，内化城市文明礼仪和行为习惯，提高个人修养。重新塑造青年农民工的精神风貌和行为习惯，有助于他们获得市民的好感。其次，主动汲取科学文化知识，参与职业技能培训，补充必要的法律知识，为在城市的长期稳定发展创造条件。再次，加强城市的社会沟通能力和文化交往活动。语言的不畅通阻碍了青年农民工同市民的相互理解。青年农民工应学习当地方言，努力练习、模仿，直到能听、会说。另外，青年农民工要主动参与文化交流，了解城市文化，消除文化隔阂。第二，城市认同感的增强。有学者指出：“人们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多源自他们所属的社会类别，其实是被社会建构的过程，一旦认同被建构成功，认同就成了个体行动和社会运行的基础。”随着青年农民工职业的变化以及城市文明的熏陶，他们自我转变，主动构建城市社会的身份意识。青年农民工应积极地由“外地人”向“市民”的身份定位转变，消除“过客”心态，激发自身的主动性、创造性和自信心，增强城市认同感，从主观上融人城市圈。第三，心理健康状况的改善。青年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与其城市融合有密切的关系。青年农民工平均年龄23岁，心理、精神状态不稳定，身处异乡，结交友伴、交流思想的诉求强烈。但由于闲暇时间少、接触面狭窄、经济收入低，加之与市民交往时的固有偏见和自卑心理，普遍陷人了交友无人、倾诉无门的情感和精神的困境。社会感知的边缘化和交往挫折更易使他们产生情感孤独和精神压抑问题。对此，青年农民工应学会自我调适，建立积极乐观的心态，提高耐挫力，同时要善于利用外部支持和资源舒缓压力，保持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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