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谋玚：雪芹画像争鸣亲历记
雪芹画像争鸣亲历记
曹雪芹画像有两幅。一幅是王冈绘，原藏李祖韩家，有照片流传，“文革”中被抄去，下落不明，只余原手卷中的部分题诗在上海发还抄家物资时出现。另一幅是陆厚信绘，河南博物馆1963年2月以五元人民币的代价自商丘人郝心佛手中购得，现藏河南博物馆。三十多年来，关于这两幅画像的真假问题，一直有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陆绘，我极力为之辩护的也主要是陆绘，但两幅画像有一定的联系。我至今以为所有人证、物证远不足以否定两幅画像像主之可能是曹雪芹。因此，我愿意尽量客观地叙述这一场大争论中的亲自经历，请大家予以评议。千万不要随声附和，轻率地否定这两幅画像。
最早提到曹雪芹有画像流传人间的专著是1953年出版的周汝昌的《新证》。书中提到，1949年初，陶心如对作者说，1932年，他曾在一蒋姓友人家见过一幅曹雪芹行乐图立轴，上方有李葆峋题字。1935夏，又在一李姓友人家见到一个手卷，画面结构与立轴完全相同，左上方有“壬午三月……”题字，幅后还有曹雪芹同时人的题诗，再后有叶恭绰的长跋。周汝昌认为很值得记录，但当时语焉不详，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再次提到这幅画像的是1959年出版的吴恩裕的《有关曹雪芹八种》中的《考稗小记》，就说得比较详细了。《考稗小记》明确说藏主是李祖韩，像后题诗的有皇八子永璇等八人。图右下角有“旅云王冈写”字样，照片曾刊于《美术周刊》云云。但藏主李祖韩秘不示人，外间只有照片流传，并被1957年10月版的《红楼梦》删去题签，据以制版，作为插图。
大约在1956年左右，朱南铣根据周绍良与李祖韩的多次谈话所得，写成《曹雪芹小像考释－―兼谈曹雪芹的生平及经历》长文，1962年曾在内部传阅过。朱文基本倾向于画像确为曹雪芹肖像，考释也很细致。但到此文作为朱南铣的遗作在《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一辑公开刊出的时候，却加上了周绍良的一个附记，对此画像又持否定态度，认为是李祖韩“有意作假”,“故弄玄虚”了。
就在朱文内部印出传阅的时候，又一幅曹雪芹画像在河南博物馆被发现。原来上海文化局的方行从西安回来路过郑州，顺便到河南博物馆寻访文物，发现了一批画像中有一幅曹雪芹小照。他立即拍了照，给北京王士菁写信，托他转请在北京的红学家鉴定。最先报导这个消息的又是周汝昌。他在日《天津晚报》上发表文章，充分肯定这幅画像，认为是关于曹雪芹的重要发现。周汝昌的文章立即遭到刘世德（时生蕤）的反驳，并在《天津晚报》展开争论。刘世德是因为从《尹文端公诗集》卷九中查到了画像对脸册页上的尹继善题诗标题为《题俞楚江照》，便认为像主一定是俞瀚。至于画家题记称“雪芹先生”，那是俞瀚也号雪芹先生的缘故。周汝昌则认为，俞瀚从无雪芹之号，且江南寒士，也不可能与满州显贵尹继善有题记中所说的“通家之谊”。所以，“这幅像很大可能是曹雪芹，而绝不会是‘俞雪芹’”。而第一次把王绘与陆绘联系起来考虑的则是吴恩裕。1963年10月，他把他的《有关曹雪芹八种》扩展为《十种》出版，《考稗小记》也作了增订，提到这幅新发现的陆厚信绘的“雪芹先生小照”这样写道：“细察其眉目平正，鼻下端较阔，与王南石所绘者似为一人，惟较王作稍早耳”。
到此为止，我尚未介入这场讨论。周汝昌与刘世德的争论，也没有深入展开，就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直到1973年，周汝昌才又在刚复刊不久的《文物》第二期上旧“画”重提，并首次刊出陆绘小照及题记和对脸册页上的尹继善题诗的照片。为了解决题记与尹集诗题的矛盾，他认为尹诗原是题俞楚江行乐图的，此系借用。当时我正下放在湖南双峰原籍劳动，读到周文并看了照片，颇有些不同意见，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认为尹诗不是题俞瀚行乐图而是径题曹像的，诗意并不要求画面上出现“云树”“青山”衬景，画家题记与尹集诗题的矛盾，是尹集诗题有误。这些意见，在《红楼梦新证》1976年增订再版时，周汝昌把它作为一条附注刊出了。这些意见，现在看来虽有某些需要修正之处，但认为诗画是一体而矛盾产生的原因在于尹集诗题有误这一根本点我至今还以为是正确的。这一条附注的发表就是我介入这场争论的开始。不过，当时我还没有想到这场争论竟会引起这样大的风波，牵涉面这样广，延续时间这样长，思想准备很不够。
促使我奋起为这幅画像的真实性辩护的动力是《文物》1978年第5期上史树青的文章。他以文物鉴赏家的身份，在亲自察看了画像以后，断然宣称：“这一开册页除尹继善的题诗以外，其他皆有意伪作，伪作时间约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新红学派’盛行时期”。这可真把我刺激起来了。就在当年8月，我专程去了一趟郑州，通过当时在郑州大学教书的蓝翎的介绍，到河南博物馆看了画像，并与博物馆有关同志座谈，还看到见过此像的专家们包括两封亲笔信在内的许多书面意见。博物馆的武志远与郑新来告诉我，据画像的出售者郝心佛谈，此像是从河南商捕宋草后代的手中收得的。他们还告诉我，郝心佛是个文化程度不高的收破烂的人。他们对他的话并不相信，认为郝心佛是故神其说，信口开河。蓝翎也不相信此画是真，认为我为此画像辩护没有必要。但我却想寻根究底，从郑州回来又专程赶到北京，到北京图书馆查阅了有关俞瀚的资料和《尹文端公诗集》。从北京回来，便仔细对照吴恩裕，周汝昌、郭葬若、史树青等人的意见，写了一篇题为《陆厚信绘“雪芹先生小照”辩》的长文。
我以为，史树青的“敬空”说和彻底否定论根本站不住脚。因为，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新红学派”盛行之时，并没有任何一位新老红学家曾说过曹雪芹与尹继善有任何关系。作伪者不可能异想天开，见到一幅俞瀚行乐图，就往曹雪芹身上打主意。辛辛苦苦画一幅与题诗对不上号的无衬景单人坐像不算，还要画蛇添足，给题上五行题记，给曹雪芹凭空添上一段与尹继善有“通家之谊”，被“罗致幕府”的经历，这种设想实在太离奇了。但史树青批评周汝昌时，指出尹继善与俞瀚的交往始于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年），此时雪芹早已去世，尹继善借乙酉以后的诗，题癸未前已逝世的曹雪芹画像，决无此可能，却很有道理。不过，周汝昌说尹继善诗中有“白门云树”、“坐对青山”字样，不应该是题这幅无衬景的单人坐像而应该是题另一幅有衬景的俞瀚行乐图，此处只是借用，为史树青所首肯的，我却不以为然。因为，“白门云树”显然是用杜诗“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的典，借指南京的朋友而非实指云树，何况，“白门云树望中遥”，诗句明说“望中遥”，当然不必在画幅上出现；至于“坐对青山想六朝”云云明说“坐对”,“青山”在坐姿画中人对面，不在画幅中出现更是完全合理的，怎么能说此二诗不能题无衬景单人画像而非题有衬景的行乐图不可呢？我重申此二诗即径题此像无疑，画像也不可能是俞瀚。因为除了俞瀚从不闻有雪芹之号以外，我还从查得的俞瀚资料获悉，俞瀚的相貌是“长身锐头，玉立峨峨”，乙酉与尹继善结识时已届垂暮之年，是个白晰纤长的老头子，与画中的黑胖中年人相貌完全不符。而曹雪芹乾隆二十年后不在北京即弹铁豪门那几年，恰好四十多岁，年龄与画中人相同，而且画中人那黝黝丰胰的神采，也与裕瑞所，说的雪芹“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正合。雪芹的父、叔是怡亲王的下属，《红楼梦》早期抄本中就有避怡亲王父、祖名讳的怡府本，曹家与怡亲王府关系密切；而尹继善年青时曾作过怡亲王记室，是在作记室时被雍正赏识才获得荣显的。雪芹作为尹继善的晚辈被招入幕，被画家称为“以通家之谊，罗致幕府”，也完全合情合理。这种解释的唯一障碍只是这两首无上款的题画诗在《尹文端公诗集》卷九中作《题俞楚江照》既然俞瀚的年事，相貌均与画中人不符，如果画像不是后人伪造如史树青所料，这个矛盾怎么解释呢？我经过查对，得知尹继善的诗集不是自己编的，而是先由编成八卷。又搁置了若干年，连袁枚都去世了的嘉庆五年，才由尹子庆保增订为十卷刊刻。这种经过多年多手编纂的遗集，部分诗题为编者擅加而造成讹误是在所难免的。关于这两首诗的诗题致误之由，我在这篇文章里也作了几种推测。我还建议召开一个鉴定会，请权威的文物鉴赏家与知名的红学家出席，采用专家目验与科学手段相配合的办法，先判定文物的真伪，然后再研究像主是不是曹雪芹。
正当这篇文章《山西大学学报》准备发排而尚未刊出的时候，我又一次到北京看资料，从友人处得知香港《文汇报》日至5日连续四天发表了梅节的《曹雪芹画像考信》，陈毓黑、刘世德的《论曹雪芹画像真伪问题》长文也在稍前的上海《学术月刊》1979年2月号上发表了。他们一致认识，陆绘虽非鹰品，但画中的“雪芹先生”却绝非曹雪芹，而可能是两江总督尹继善的幕客俞楚江，并且把王绘也拉扯在一起，即两幅画像的像主都是“俞雪芹”。我首先针对梅节的文章写了《曹雪芹画像考信质疑》交给香港《文汇报》于5月30日发表了，文章也涉及陈、刘。这时，《山西大学学报》那篇文章还没有刊出，这是我正式介入这场争论的前哨战。
在这篇前哨接触的论文中，我先说此像之绝非俞楚江。因为俞瀚乙酉初识尹继善时已届暮年，而且“长身锐头，玉立峨峨”，与画中人年貌不相当。如果把两幅画拉到一起，王绘作于乙酉前四年壬午，反而比四年后陆绘显得苍老得多，就根本无法解释。更不要说江南市衣无从与满州显贵有“通家之谊”，俞楚江从无雪芹之号这些早已被周汝昌指出的老问题了。然后再说此像之可能是曹雪芹。第一，曹雪芹晚年可能到过南京，在1962年此像尚未被河南博物馆购藏之前，周汝昌就在《雨花》第8期《曹雪芹与江苏》一文中提出了。周汝昌的根据是敦敏“芹圃曹君别来已一载余矣”那几首诗，而梅节的驳议却非常脆弱，根本站不住脚。比如他说“别来已一载余”是雪芹住在西山，离城太远，久未进城，不能作为已离北京远游的证据。但同住西山的张宜泉不是也写过“扫径张筵久，封书界雁迟”《怀曹芹溪》吗？这又怎么解释呢？而且脂批中也有过“缺中秋诗，侠雪芹”这样的话，如果乾隆二十一年以后雪芹从未离京远游过，这也不可想像。还有敦诚于乾隆二十二年自喜峰口寄怀曹雪芹的“劝君莫弹食客铁，劝君莫叩富儿门”这种诗句，也显然是雪芹此时正在弹食客铁，叩富心门的证据。如果雪芹一直枯坐黄叶村闭门著书从未离开过北京，这样说就简直是无的放矢了。第二，我还特别指出，“芹圃曹君别来已一载余矣”诗中的“雅识我惭褚太傅”一句，“褚太傅”不可能是敦敏自况，一个三十来岁的落拓王孙，对比自己年长十多岁的曹雪芹决不能这样用典。“别来已一载余”证明雪芹确曾离京幕游，而“褚太傅”则恰恰是指这次幕游归来的幕主，这个人必须年长位尊。如果雪芹此时正从江南尹幕归来，“褚太傅”指尹继善，这用典就最贴切不过了。
文章发表后，梅节又在9月7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不要给曹雪芹随便拉关系》。一方面也承认他原先考虑不周，我的论难对他有启发，但他还是坚决不同意我的结论。尽管他在他文前的按语中声明，．我那篇《山西大学学报》上的长文他还没有读到，但他还是仅仅根据我在《文汇报》上驳他的那篇短文，就指责我给曹雪芹“随便拉关系”了。对手的文章没有仔细读，对手的名字总要清楚吧，但他却把我的名字一而再、再而三地错成“宋谋场”。粗心到如此程度，也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对这篇《随便拉关系》我没有作答，我想等他读了我在《山西大学学报》上发表的那篇长文并弄清我的名字以后，写出更有分量的文章时再说。但后来我的文章发表了，他终于没有反响，至今我也不知道他究竟弄清楚争论对手的名字了没有。[page1]
那一次我在北京阅读资料的收获颇大。我从细读《尹文端公诗集》得知，尹继善曾与很多位幕僚诗酒赓和，集中留下名字的，有不少人都没有如陈毓黑、刘世德、梅节他们所估计的那样一定会在袁枚的《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中留名。仅仅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这一段，与尹氏唱和最多的曹西有、宋宝岩、陈光岳、娄毓青，在袁枚的集子中均只字未提。他们常以曹雪芹没有在尹集中留名，袁枚没有与他交往过的记录来断定曹雪芹不可能游过尹幕，仿佛凡是尹幕中人袁枚就非认识不可，否则就绝无可能。这一发现至少彻底否定了这种假设，现实情况远比他们那“一刀切”的设想要更复杂得多。这次读《尹文端公诗集》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在卷五的《初冬游摄山和曹西有韵》七律六首之后，接连读到两组尹继善北京入规时写下的十六首七绝。第一组六首，是隆二十一年丙子冬入觑时在傅恒导游下遍历皇家园林，南旋时傅恒又赋诗送行，他的次韵之作。另一组十首，题为《过忠勇公第即事》，是专门赞叹傅恒园林之美的。诗中不但提到“回廊曲槛”,“画栋”、“飞霞”,“翰墨”“天章”,“红栏曲水”,一派《红楼梦》中的荣国府气像；而且还有北京很罕见，《红楼梦》中却有的“竹径松阴”,“阶前桂树”，再加上“平泉花木”,“绛纱”“日影”，简直是一座呼之欲出的大观园。而更令人吃惊的，是第五首居然这样写道：“面面轩窗景自殊，偶凭架者寄清娱。金钗十二人何处，列屋新妆只画图。”“金钗十二”本来也可泛指姬妾，不一定与《红楼梦》联系起来。但尹继善在这里并不是凭吊某一王侯故居而是赞美傅恒园林，如果“金钗十二”借指傅恒姬妾，就简直是当面咒他没落了，怎么能说傅恒的姬妾“人何处”,“只画图”呢？加之前面还有“谩将游戏当繁华”这样不同寻常的句子，仿化傅恒的园林还与某种游戏文字有关。于是我想，把这首诗解释为傅恒园林的某一处“面面轩窗”之上，画着“景自殊”的“黛玉葬花”,“宝钗扑蝶”等“金钗十二”的图画，不是更合情理吗？而这些人物都是小说中的人物，是水中月，是镜中花，是并不在人间的，所以说“人何处”,“列屋新妆只画图”，这就非常合适，非常得体了。
傅恒家事本来与《红楼梦》创作也有过一点关联，不过后来被明珠家事说、和砷家事说乃至张忠勇家事说淹没了而已。批本《随园诗话》曾有过这样一段批：
乾隆五十五六年间，见有抄本《红楼梦》一书。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傅恒家。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则指忠勇公家为近是。
这个批者似乎也跟永忠的叔叔弘旿一样，是个惊弓之鸟，怕书中有“碍语”而并没有真正读过《红楼梦》，要不然不会说《红楼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这样的昏话。但他记录的这两个“或云”，却透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乾隆五十五六年间《红楼梦》尚以抄本流传的时候，社会上就流传着《红楼梦》写的是傅恒家事的说法了。这一组诗的被发现，还有庚辰本《石头记》十六回说到贾琏这个被凤姐戏呼为“国舅大人”的奶妈赵嬷嬷的时候，行间有一条“文忠公之嬷”朱笔五字夹批，意思是说这个赵嬷嬷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是文忠公傅恒的嬷嬷。这条朱批过去长期被红学家们所忽视或误解，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傅恒生前封一等忠勇公，死后才谥文忠。这条批语不仅要把庚辰本的朱批年代下限延长到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傅恒逝世以后，还说明这个批书人是傅恒的亲属，否则不会称“文忠公”而不冠姓氏，并且他也认为《石头记》中是夹杂有傅恒家事如《随园诗话》批者所闻了。
我把我这些发现告诉了冯其庸与胡文彬，当时他们正在筹备《红楼梦学刊》，他们都鼓励我写文章。我也就写了《金钗十二人何处？》《文忠公之奴》等几篇短文，交给《红楼梦学刊》，在1980年第二期上发表了。这几篇短文后来都引起过一些争论，傅恒家事说的研究也因此取得一定的进展。此是后话。这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已近两年，拨乱返正的工作越做越深入了，上海开始发还部分“文革”中抄家物质。消息传出，李祖韩生前秘不示人的那幅王冈绘曹雪芹小像手卷上的部分题诗又回到了他家属手中。这是从手卷上剪碎下来的三个片断，计有皇八子永璇五律二首一件，观保七绝二首一件，谢墉七律二首陈兆仑七律一首合一件。这些遗物被李名胜捐献给了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文研所工作的邓绍基、陈毓黑、刘世德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快就先后写成了专文。邓绍基的《关于“曹雪芹小像”的部分题咏诗》介绍得相当详细，也比较平实客观。陈毓黑、刘世德的《谈新发现的“曹雪芹小像”题诗》就不同了。他们致力的还是他们的“画像辩伪”工作，继已经发表的三篇长文之后，这篇“四论”先论定新发现的四人题诗所题乃王冈绘的《幽笙独坐图》，而像主则绝非曹雪芹而可能仍是俞瀚。不过，他们也发现他们过去坚特的结论有些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了，在这篇“四论”中相应地作了一些修改。例如原来他们推测尹继善乾隆三十年乙酉入都，俞瀚并未随行，现在却改说俞瀚也同入都，甚至“秋初即已先行前往”了。他们还说乾隆年间有两个俞瀚，一个是大兴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一个是绍兴人，布衣；入尹幕的是后者。他们的文章六月初就写好了，我是在八月间哈尔滨召开的全国首届《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见到的，也是在这个会上才认识陈毓罴与刘世德。会后，我写了一篇《“曹雪芹小像”像主非俞瀚辩》与他们商榷。他们的文章与我的文章先后在《文学遗产》季刊1980年第2期和1981年第l期上发表了。我的文章的结论有两个，第一，像主不可能是俞瀚，因为身世不同，生平不类，年龄不合，相貌不符。第二，像主可能是曹雪芹，这是针对陈、刘二位援引谢墉题诗及陈兆仑题诗的上款否定曹雪芹立论的。我以为，谢墉题诗的内容及题诗时间都不足以否定这幅《幽董独坐图》像主之仍可能是曹雪芹；陈兆仑题诗上款作“题为进老学长兄”而不是作“题进老学长兄照”，这个“进老学长兄”可能只是画像的藏主，也不足以否定像主之可能是曹雪芹。其实，问题还有更复杂的一面。众所周知，这幅小像原为立轴，是李祖韩购得以后才改装为手卷的。手卷中的题诗，仅从现存的三个片断板心高度参差不齐这一点看，在装成手卷以前，就未必与王绘是一个整体，其中有一部分很可能是从题别的“幽筐独坐图”的诗中拼凑来的，说这四个人都是题这幅王冈绘的《幽鳖独坐图》，还未免有点武断。即使这些题诗中有的确实是题另一个人的，也不足以否定已迷失的王绘画中人是曹雪芹。而另一方面，胡适在1961年还发表过一篇《所谓曹雪芹小像的谜》，他是亲自见过小像及其题跋的，他还记得乾隆时题咏者中有陈兆仑与秦大士。现在发现残留片断中果有陈兆仑题诗，可见胡适的记忆力相当可靠。李祖韩屡次说过，乾隆题咏者除一人署雪琴外，余均署雪芹。这话胡适是知道的，如果他的记忆中竟无一个题咏者提到雪芹，他不会没有印像。在他的文章中他也和陈毓黑、刘世德、梅节等人一样，认为另有一个不姓曹的雪芹，可见他一定是见过那些乾隆题咏者至少有几位是提到雪芹了的。我甚至这样想，这个被红卫兵抄去后只有三个片断残余留下来的手卷，和原图一起被盗画人剪去的那些乾隆间诗及后人题跋，正是署有雪芹上款的。恰恰是因为这四个人的题咏上款不作雪芹或无上款，才被这位盗画人剪下来废弃了。如果这个推测还有一点道理的话，根据这四个人的题咏来判断像主的是不是曹雪芹，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尽管后来陈、刘二位又写出了他们的“五论”，说他们终于发现谢墉这两首诗是题金梯愚的《幽笙独坐图》的，我也没有再作答复了。
王绘毕竟迷失了，我真正关心还是陆绘。
那几年中，我只要路过郑州，就总要到河南博物馆看看，找武志远和郑新来，问他们是否找到了郝心佛的下落。我一共去过三次，哪一次都不得要领，他们总是说他们很忙，没有专门抽时间去调查等等。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其实是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只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对我这样严格保密。
河南博物馆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情况，我就转向中国红楼梦学会呼吁。1982年红楼梦讨论会决定在上海召开，我写信给筹备上海会议的胡文彬、徐恭时等，建议把陆绘借到上海，让全国包括上海的文物鉴赏专家来鉴定一下题记及画像本身的真伪，然后再讨论是俞是曹。胡文彬、徐恭时都支持我的意见，向河南发出了邀请。出乎意料的是，河南博物馆竟以画像已调查清楚确系伪作为由，推辞前来上海。在一再敦请下，才由博物馆副馆长韩绍诗带着画像和他们的调查报告，珊珊来迟，大会开幕后一天才到。
上海会议以前，关于这幅陆绘大体上有四种意见。
一、俞雪芹说。首倡此说的是郭沫若，他在看过画像后给河南博物馆写信说：“寄来雪芹画像已接到，但不是曹雪芹而是俞雪芹。”理由是“尹继善所题的诗，在《尹文端公诗集》卷九中，题为《题俞楚江照》。”支持此说者有陈毓黑、刘世德和香港的梅节，他们写了许多文章，证明俞楚江与尹继善有“通家之谊”,是尹继善与之“诗酒赓和”的心腹幕僚，芹生江上，所以楚江又号雪芹云云。此说的支持者是不怀疑题记有伪的。
二、“敬空”说。主此说者是中国博物馆的史树青。他从文物鉴定的角度入手，认为除尹继善题诗是真迹外，其余半开本是白纸，是当年尹继善题诗时为了表示谦虚留下的“敬空”。整个半开连画像带题记都是“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新红学派’盛行之时”一个作伪者“利用前半开白纸补画”的“伪作，，。理由是“小像和题字墨色浅淡上浮，、图章均极粗略”。
三、周汝昌则坚持以为画的是曹雪芹，是尹继善借题俞楚江照的两首诗重题此像，才产生了矛盾。我大体上赞成周说，认为，只要画像不伪，题记非添，画像就不可能是俞楚江。因为年貌不符，身世不合，问题是出在《尹文端公诗集》诗题有误上。
四、冯其庸的改头换面说。冯其庸本来赞成我的意见，但1980年到河南博物馆看了画像以后，他的观点变了，先是给我写信，后来又公开发表了文章，他的《梦边集序》当时已经在《艺谭》1981年第4期刊出。他是在已经知道俞楚江的年龄、相貌都与画像不符才去河南的。因此，当他看到画像“头部周围轮廓线有数擦水迹”，便认为“改动后面部又上了一次色”还“用须眉笔重勾了一下”,“醒了一醒，”这幅画已经“改头换面”。而为什么要“改头换面”的原因，则在于原画的俞楚江“是长身锐头，换句话说是高个子尖顶”,“必须把头部改动一下”，才符合文献记载的曹雪芹的“身胖头广而色黑”。他不同意史树青的“敬空”说；对题记有怀疑，但也认为未必伪，“不能排斥这个俞楚江竟有一个字叫雪芹”。
除了这四种意见之外，还有一种当时尚未形诸文字的“后题跋”说。这是我在北京时对我说的。他根据清代单幅无衬景画像很少在画面上题跋的常规，怀疑这五行题原来在另一开纸上，是作伪者临摹缩小，移植过来的。他还告诉我题记是不是后题跋，画像是不是伪作，只要见到原件，辩别并不十分困难。但他没有见过原作，所以只能推测，也不想写文章。后来我在杭州西湖西冷印社壁问见到一些清代印人小像，题记的确是题在另一开上。所以我对启功的话有点相信，想设法让更多的文物专家见见原画像，听听大家的意见，先别忙于作结论。
日下午，河南省博物馆的代表，副馆长韩绍诗，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讲台上，手举着他们馆藏的《曹雪芹先生小照》原件向大会宣布，这幅画像的像主是俞楚江，画面上的五行题记是售画人郝心佛串通朱聘之、陆润吾等伪造的。他带来了几万字的调查报告及许多照片，声称他们的调查在三年内进行了三次，共计三十余天，调查了六十多个单位，走访了一百多人次，几经周折，最后才得出这个结论。这个结论使我大吃一惊，原来武志远竟三下商丘，却向我坚不吐实，满得我死死的。但韩绍诗的报告本身又有许多明显的漏洞，过分戏剧性的情节也曲折迷离得令人难以置信。我当即作了个辩护性的发言，周汝昌也提出了质疑，并要求对画像作科学的鉴定。次日上海各报发表了新闻，除《新民晚报》的林伟平以《红学诗画两疑案》为题作了客观平实的报导以外，《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唱出了画像是伪作，二十年悬案可下定论的调子。紧跟着《人民日报》在10月27日也刊登了类似的消息。但在我和周汝昌等人的坚持下，大会秘书处还是派人持画像找上海博物馆的文物鉴赏专家以及市公安局核对笔迹的同志鉴定去了。大会闭幕前一天，鉴定的初步结果传出来，上海博物馆的文物鉴定家认为，陆厚信题跋与画像是一体，与尹继善题诗的墨色、印色均无显著不同，无法说明它们产生于不同的时代。这个消息韩绍诗也知道了。大会闭幕，《新民晚报》又发表了《文物鉴定专家提出最新见解，雪芹照题跋非现代人所作》一文，作了非常显著的报导。河南博物馆的调查人报告，原来说会后交《上海师院学报》发表的；我也决定专门去一次商主，重新调查一次，并答应写出调查报告来交《学报》同期发表。但后来我的调查报告写出来交了稿，周汝昌也写出《精华欲掩料应难―“雪芹小照”公案初剖》，《曹雪芹小像真伪鉴定纪实》也由翁敏华、高雪芳整理出来了，都在《上海师院学报》1983年第一期刊出。河南博物馆却借口调查报告还要补充修改，不肯和我们的文章同期刊出，把稿子抽回去了。他们还要组织第四次调查。
我是日中午到达商丘的，持着韩绍诗在上海给我开的介绍信径找商丘县文化馆。由文化馆的施长河陪同，当天下午就在县城北关肖水口202号陋室中找到了郝心佛。郝心佛当时八十三岁，右眼失明，除两手有点抖，耳朵有点背以外，显不出其他老态，口齿非常清楚，反应也极敏捷。施长河说明我的来意后，他就滔滔不绝地说他的“作伪”经过，和韩绍诗在上海所说基本相同。他告诉我，他“作伪”的经过，已经写成文章，交给商丘县文化馆了，要我去找来看。我顺着他的言谈，问他们“作伪”’时有没有改过画像头部，他说没有。他说得很肯定，说是因为谁也不知道曹雪芹长个什么样子，根本用不着改。我把我带去的冯其庸的《梦边集序》读给他听，又给他看。他认为那是他们误解了陆润吾的手势，陆润吾应该是捂住五行题记而不是头，头部绝对没有改过。那时陆润吾还在世，但已经不会说话，而且神志也不清楚了，所以我没有去找他。不过我还是间接通过他儿子陆代营了解到了一些情况，说是1963年朱聘之拿着《雪芹小照》找过他父亲，可能对画像的头部加工过。当天和次日我也见到据说是画像原藏主俞情庭的孙媳妇井氏以及井氏的儿子、儿媳俞振国和孟繁英。井氏是个没有文化的七十岁的老妇人，非常健谈，一见面就说画像不是曹雪芹而是她们的老祖宗“楚江公”，并说这个“楚江公”祖籍绍兴，后来在徐州做过大官，她们俞家在徐州还有家庙。俞振国也说这幅画像画的是他们家“楚江公”，他小时候就见过，并不是武志远来商丘以后才见到的。只有孟繁英谈得比较朴素，她说她是当年三四月间武志远带来原件才见到的。井氏说五行题记原来没有，那是郝心佛、朱聘之他们添上去的。她也坚持头部没有改过，说正是因为还是原来的样子一点没变，所以事隔二十年一眼就能认出来那是她们家的原物。这个井氏讲话有个特点，每个问题都回答得非常肯定，比如她说她们家的“楚江公”在徐州做过大官，有七兄弟等等。我告诉她，我读到了许多历史资料表明，俞楚江是“布衣”,从没有做过官，而且“少孤贫”，不会有七兄弟。她根本不听，仿佛怕我骗她似的，坚持说你们不信可以去查，反正不是“曹雪芹”。俞振国是中学教师，当我问到，他父亲既然如此珍重这幅“楚江公”画像，他小时候随便翻阅一下便遭到他父亲的斥责，为什么后来又以五斤小麦的代价便随便出卖了呢？他想了一想回答说，他父亲是俞份庭抱养的。大概是由于这才不重视这幅祖宗遗像，如果他曾祖父在，一定不会让出卖。
郝心佛《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一文的初稿，施长河也找出来交给我了。此文当时尚未刊出，文中提到画像原装一册三十余页，有木夹板，内容皆俞瀚自书今体律绝，全本倒数第二面才是画像及尹继善题诗。最后一页，是楚门张鹏为画像题的七言绝句四首。他全文引出了这四首诗，与韩绍诗在上海给我看过的抄件大体一致。这四首诗，后来被河南博物馆的调查报告以及徐邦达等人解释为与俞楚江身世正合，我却大以为不然。这四首诗的神秘出没，以及郝心佛亲口对我说的闪烁之词，使我觉得这里面的问题很大，应该彻底弄清楚’。所以我先把这四诗全抄在这里：
先生肝胆世人知，何用描摹面目为？丝绣平原金铸范，偶从图画一窥之。
万壑千岩忆旧音，移家冀北又空群。诗裁书格无双誉。勘正风骚树一军。
君是伯牙我子期，成连端属望山师。石函已得神仙秘，玉轴还留宰相诗。
吴门仙吏汉时梅，仲若听莺列下才。今日风流谁比拟，白公堤上白公来。
对这四首诗我当时是极为怀疑的。我曾当面向郝心佛提串：为什么俞瀚几十首律绝他一句也记不得，偏偏这张鹏的四首七绝，除“今日风流谁比拟”一句原稿括注“此句已忘之”以外能大体不差地记住？是不是他自拟的？他对于我提出的致疑理由，无法否认，但他笑着说他的诗做不这么好。其实，从那一次交谈中我了解到，郝心佛是个相当有文化的人，并不如武志远所说的只略通文墨。他也会作诗，和梁漱溟有交往，他还出示梁漱溟在1980年n月、12月给他的两封信，又给我看了《赠刘修撰春霖》、《赠学者梁漱溟》、《思弟炳章》等诗，诗也写得不错，只是常犯孤平，与这里的“君是伯牙我子期”相似，诗风也有点相似。因此，尽管他否认，我还是有点怀疑是他拟作的。我把我采访商丘的所见所闻很快就写成《调查札记》交《上海师院学报》，《调查札记》中将梁漱溟的信、郝心佛“揭谜”之文及诗都引用了。同时，我还另外写了一篇《有关“雪芹小照”公案的四首诗》寄当时正在讨论此公案的《北京晚报》，但《北京晚报》未采用。我是怀疑这四首诗的真实性的。因为俞瀚的生平，经过陈毓黑、刘世德的努力，当时已经很清楚了。他是布衣，并不如郝心佛、俞井氏所说的做过徐州知府，“吴门仙吏汉时梅”就文不对题。这个莫须有的张鹏与尹继善有无师生关系姑且不说，俞瀚是布衣，与尹继善无师生关系是肯定的。他因金辉推荐到过尹幕，尹继善也欣赏过他的《金陵怀古》诗，但“卒无所遇，卖药虎丘而亡”，硬要说什么“成连端属望山师”，也不伦不类。我也托人查阅了进士题名录，查出张鹏是顺治十八年进士，康熙十八年已经死了，去世时尹继善、俞瀚尚未出生。这就使我更加相信诗系伪托。我把稿子寄给《北京晚报》的同时，也及时写信给郝心佛通报，并告诉了韩绍诗。时隔两月，韩绍诗即带着这四首诗的原件到北京开鉴定会去了。这个鉴定会我没有参加，徐邦达、周汝昌参加了，胡文彬还给我寄来了这两首诗的原件复制件。据说原件甚旧，字句无大异，只“成连端属望山师”句下多了一条双行夹注，有上款，作“随园学长老先生清照”，下款为楚门同学弟张某，某字挖去，连名章也挖了。只剩下半边“鸟”旁。原件的来历，郝心佛元月四日来信说“又经程德卿加上了张鹏四首绝句，更招来不少麻烦”，把它推到程德卿头上。待我去信详询时，直到四月十五日才又改口说：“承询张鹏诗的原件，前些年赠与商丘市广场刻字处喜爱书法的切大建临摹，去腊借来，转借河博摄片以证余言之非虚”。这已经在韩绍诗去北京开鉴定会以后，与韩绍诗的说法口径一致了。不过，据徐邦达说，这个诗页是郝心佛“从搁楼中找出来归之豫博”者。究竟是怎么回事，至今闹不清楚。诗页上款的“随园”二字，从复制件上看不出破绽，上下一气呵成，见过原件的周汝昌、胡文彬也说没有挖改痕迹。但郝心佛却说，“随园”二字及“吴门”二字是他请程德卿挖改的，程德卿在《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的经过》一文中也这样承认。对此我很不相信，曾致函程德卿提出我的怀疑，并请他再写几个“随园”“吴门”试试。以此触怒了他，一再反唇相讥，甚至把红卫兵语言“勿谓言之不预也”也请出来了，仿佛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把柄在他手里似的。他在《伪“曹雪芹小照”的再辩析》（见《中原文物》1984年第四期）一文中说某学者为了要促使郝心佛改变证词，“自1981年n月以来曾对郝心佛施行了馈赠银两、联合他人为其谋求爵禄、以及嘱咐他如何动手等等小动作”。这个“某学者”就是指我。1981年系1983年之误，不知是不是故意留下伏笔，也不必计较。但所谓“馈赠银两”、“联合他人为其谋求爵禄”、“嘱咐他如何动手”三事却完全是他恼羞成怒后的血口喷人。为了剥夺他“保留在适当的时机与场合将其公之于众的权力”，我倒要把他“不拟在”他的“文中披露”的“其中种种详情”先在这里“披露”一下。
所谓“馈赠银两”，是因为我在我的《调查札记》中全文引用了郝心佛《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当《调查札记》在《上海师院学报》发表得到几十元稿费以后，我知道他生活十分贫困，就从稿费中分出十元给他、他收后曾于日复函表示感谢。我觉得，见到他那种困境，我就是出于怜老惜贫之心真的“馈赠”二些“银两”，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何况还只有十元之微，而且是采取分稿费的名义赠送的。
所谓“联合他人为其谋求爵禄”，是从他给我看两封梁漱溟亲笔信引起的。从那两封信以及郝心佛的口述，我知道他曾当过冯玉祥部下的少将军需官，他夫人魏雁令是北师大1930年毕业生，是梁漱溟的好友魏朗斋的妹妹。他曾向梁漱溟求援，希望梁漱溟代他向统战部反映，为他觅一个文史馆员待遇。我看了梁漱溟的信，觉得他这要求既是出于无奈，也不无理由。我确实给当时也是全国政协委员的周汝昌写过信，问他是否能与梁漱溟联合向政协反映一下。郝心佛本人也再次给梁漱溟写了信，并又把梁漱溟的复信抄给了我，梁漱溟也答应只要周汝昌领衔具名，他愿署纸尾。正巧这一年我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郝心佛得知消息后又写信告诉我，他还认识一个河南省出席全国人大的代表徐道蕙，是商丘人，他写了份履历，要我开会时找到徐道蕙面洽，设法帮助他摆脱困境。六月到北京开会，我找到了徐道蕙，拜徐道蕙为他设法。这在我也不过怜范叔之意，也不知后来徐道蕙帮忙达到了目的没有。不过，据韩绍诗说，商丘县已经改善了郝心佛的待遇。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我想说出来也不会丢我什么人！
至于“嘱咐他如何动手”，就更是程德卿的无稽之谈。我无论当面对郝心佛谈还是别后给他去信，都是一再指出他的言词不合情理之处，并明确道出我的怀疑，例如那四首诗，我就曾怀疑是他代拟的。但郝心佛复信，一再语无伦次，仅仅这四首诗，一时说迷失了，一时说送给了胡大建，一时又说从搁楼中找出，1983年元月四日的信竟说是“程德卿加上的”，实在弄得我莫名其妙，所以劝他讲实话，不要再制造迷雾了。六月六日，在他获悉我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后，突然主动提议：
关于“雪芹小照”事，我打算函河博暂不发表，或请先生代我撰述一文。自觉老耄昏聩，前文是别人的代笔，弄的是非颠倒，阴错阳差，此案可就此结束。
我当时读了觉得可笑，连忙回信拒绝，我不能替他“撰述一文”。并且也从这封信中才知道他那篇《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是在他“自觉老耄昏聩”的条件下“别人的代笔”。这个“别人”是谁呢？我当时就猜想是程德卿，只是由于证据不足，还不敢十分肯定。果然，程德卿在读了我的《陆厚信绘“雪芹小照”的再辩护》之后，又一次“不打自招”了。他在他的《伪“雪芹小照”的再辩析》一文中“犹抱半遮面”地解释：郝心佛信中所说“又经程德卿加上张鹏四句绝句”一语，“其本意是指其初稿原无张诗，是经我的手加上去的”。又把“代笔”委婉地说成“誊清”初稿不敢断然否认，只承认“于是他背诵着，我记录着，就这样把张诗加入稿中了”，真是扭捏之态可掬。现在他居然说我嘱咐郝心佛如何动手，岂非血口喷人。要说做小动作，也只能说郝心佛在程德卿的导演下，曾经做过一些小动作，这一次又要求我帮助他也做小动作，被我坚决拒绝了！怎么能如此颠倒黑白，说成是我嘱咐郝心佛如何动手呢？
程德卿还在他的《再辩析》中指责我说：我没有见过张诗原件和他本人的毛笔字，所以对“随园”“吴门”是否经过挖改，“没有资格说长道短”。而我偏偏在7月26日至8月19日短短二十四天之内，一次给他本人写信，两次给郝心佛写信，还跑到河南博物馆对人说，提出种种疑点，这就要被他“叹为观止”了。其实，除我在河南博物馆的那段话是他歪曲原意精心编造的以外，我那三封信的中心思想是不相信“随园”“吴门”四字是程德卿所写，那件所谓张鹏题诗来路不明。我的信中还有几句直截了当的话他不敢摘引，这就是我大体上这样说过，如果他程德卿、郝心佛真有如此天衣无缝的作伪伎俩，能到一个公开场合上去当众献技，一个洗去原字，一个对客挥毫，在“张鹏原件”上再挖改四个字，还能做到“随园”二字的水平，满过众人的法眼，我就低头认错。否则我是无法相信他在给我的公开信中所吹嘘的陆润吾假冒名画的神技和他与郝心佛所招认的合谋作伪伎俩的。尽管我那时确实已经从香港《文汇报》上读到徐邦达的《悼红影议》和周汝昌的《雪芹小照鉴定记实》，从更多同志的来信中知道所谓张鹏原件在北京亮相时的反应，从《悼红影议》中还知道徐邦达也认为这“随园”“二字系洗去原有字后重书者，书法极劣，显与诗字等不同”了。
对书画鉴赏我是个完全的外行。原来我坚信画像左上方的五行题记为真，也不过和陈毓黑、刘世德一样，是相信郭沫若和多数鉴赏名家的意见。在上海会议上见到韩绍诗提供的朱聘之手迹复制件以后，我也觉得这五行题记确与朱聘之手迹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也曾想起启功对我说过的“后题跋”说。只是会议临结束前传出五行题记非现代人伪作的消息，《新民晚报》作了公开报导，紧接着黄裳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曹雪芹的头像》也明确地说“画像本身与题句还有对页尹继善的题诗，都无疑是乾隆时代的制作”。所以我觉得还是慎重一点，看一看再说。1982年n月初旬从商丘回来写《调查札记》至18日脱稿，原搞中有这样二段被《上海师院学报》发表时删去，但后来江苏省红楼梦学会编印的《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第二辑照原稿刊出了，我现在摘录如下，以见我当时的慎重态度：
而且，画像本身的问题其实也没有最终解决。不能因为河南省博物馆的第三次调查彻底否定了他们自己前两次调查结果，和多数专家认为画像确为乾隆时旧作，就完全不考虑史树青、冯其庸的处于少数地位的意见。例如，据施长河反映的陆润吾次子陆代营最近的意见，就与郝心佛的文章大相径庭，而于其庸的“改头”说有利。赵冠五虽然已经逝世，但如果在商丘或郑州终于找出一两幅陆润吾伪造的人物画，并经过时比鉴定确与这幅画的画风有许多相似之处的话，安知史树青“敬空”说不重占上风呢？凡是属于学术性的讨论，属于百家争鸣范畴的问题，是不能机械地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
但文章寄出不久，我就知道所谓“张鹏原件”在商丘出现并送到郑州来了，又“只限借看一天时间”云云，我想索看一下复制件也办不到。这是韩绍诗日的信告诉我的。紧接着《河南日报》1月9日就发表了程德卿致我的公开信。这封信本是程德卿日给我寄来的信，信末还有个附记，说他是11月15日因病回家，接到河博通知，叫他写篇稿，于20日寄往郑州，他写完未誊抄就寄出了，所以不能抄底稿给我看，叫我去审阅《中原文物》好了。这封信在《河南日报》发表后，我曾校对过他的原信，修改了多处，但原意无大改变。我写信问韩绍诗，韩绍诗回信说，他对此信一无所知，《河南日报》公开发表也不是他代投。而我在1月23日针对程德卿的公开信写了一篇《“曹雪芹画像”争鸣的前前后后―兼答程德卿同志》。投寄《河南日报》，《河南日报》既不答复，也不退稿，甚至连续写信询问，也终于石沉大海，不理不睬了。后来只好与投寄《北京晚报》、《光明日报》都不肯刊登的《有关“雪芹小照”公案的四首诗》一起在江苏省红楼梦学会编印的《红楼梦研究资料》第二辑上发表，才在1983年7月的南京全国红楼梦讨论会上与大家见了面。
韩绍诗在北京举行的“曹雪芹画像调查报告会”，尽管韩绍诗不通知我，我还是陆续知道了一些会上的情况。这个会是日在北京举行的，由史树青主持，《雪芹小照》和“张鹏原件”都带去了。韩绍诗在会上的报告，就是在上海那个报告的墓础上针对我的《调查札记》和周汝昌的质疑作了些弥补之后于元月份由武志远执笔定稿的。这个报告详细介绍了他们三下商丘调查的经过。武志远、陈松林和郭久理1979年n月5日至9日的第一次调查，是在史树青的“敬空”说发表以后组织的，并把这次调查的结果及时通知了史树青。因此，日史树青给我写信：“关于陆画曹像……已由河南博物馆调查清楚……河南博物馆将有文章发表，证明鄙说完全正确”。第二次调查，日至n月8日，参加的是武志远和郭久理，则是在冯其庸到郑州用放大镜仔细察看了画像之后首创“改头”说的同一个月，而结果又恰好与冯其庸的意见相符。第三次调查的时间是日至4月17日，参加人还是武志远和郭久理，却是程德卿的一封信和郝心佛的《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和程德卿的《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的经过》这两篇文章吸引去的，结果就出现了在上海会议上亮相的“突破”性的成果。没想到一出场就遭到挫折，也以不敢发表。于是，又在1982年底和1983年初就个别问题作了些补充调查，实际上是针对我和周汝昌的质问作了些弥补，才最后定稿发表出来。
这篇几经修改的《调查报告》仍然存在着许多漏洞，于是，我又写了一篇《陆厚信绘“雪芹小照的再辩护》，对《调查报告》的主要结论一一作了剖析。我指出，修改后的《调查报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坚实地站在冯其庸的“改头”说的立场上，不像韩绍诗在上海宣布时那样移不定了。但包括郝心佛和井氏在内的所有证人都说头没有改，郝心佛1980年元月4日给我的信，就是说“张鹏四首绝句”是“程德卿加上”的那封信，还特别嘲笑程德卿说：“程德卿好武断，硬说题签是我写的，硬说画像上有改动。我说实在没有改动，俞振国母子也说没有改动，今上海书画鉴定专家及裱画师傅均说头部没有改动，他还要立军令状，我看诸葛亮非杀掉马谡的头不可，他还自诩其眼界之高明，岂不是笑话吗？”后来徐邦达的《悼红影议》也就画像与尹继善题诗“都是二百年前之笔，一无可疑；对头部四周的水渍之痕，徐邦达的解释也和画家戴敦邦的解释一样，是有人用双氧水洗过的缘故。郭若愚虽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说他曾用双氧水洗过许多．旧画，大都不再留痕迹，而估计是陆润吾自作聪明在画像头部作过某种加工。可是，他也认为“画像依旧是原作，虽然经过涂改，但基本画容未变”。看来现在文物鉴赏专家是意见是比较统一的了，即画像头部未曾改动或者虽经水洗而面容未变，即从来就是这个胖呼呼的中年人模样。而如果这个结论能成立，画中人不是“长身锐头，玉立峨峨”的瘦老头子俞瀚就毫无疑问了。问题转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处，只能从《尹文端公诗集》诗题有误找出路了，而这是我早在1978年就很好地解决了的。
其次，《再辩护》关于画像在左方的五行题记也说了不少意见。我当时虽然认为题记确实与朱聘之的手迹非常相似，但仍有怀疑，还是主张用可靠的科学方法鉴定一次。后来读了徐邦达的《悼红影议》，他提出的四点看法又一次使我想起启功的“后题跋”说。我对文物鉴别是外行，我决心多听听大家的意见。恰巧这时在南京会议上又爆发了一场“印章风波”。事情是这样的：徐恭时在大会上发言，说他和郭若愚等人发现题记下面“陆厚信印”实际上是“陆厚培印”，请大家注意。当时《小照》原件正在南京，辨认是很方便的。粗粗一看，的确像个“信”字，稍微辨认，又分明是个“倍”字。因为印章的左侧印得很轻，土旁不明显，但右边作“告”是明显的。而我早就知道，据说陆润吾有个叔叔陆厚培，如果印章真的作厚培而不是厚信，那么，“后题跋”就是毫无疑问的了。但我又想陆润吾既是作伪老手，总不至于连自己叔叔的名字都搞不清吧；郝心佛说朱聘之、陆润吾、程德卿都是经常交往的商丘朋友，这五行题记是他和朱聘之、陆润吾三人合谋捏造的，由朱聘之携往陆润吾家用印，难道都不知道这个印章是谁的？正当我犹疑之际，赵国璋拿来了新出版的《古玺文编》，指着51页上的“信字古文”右侧正作“音”，一个年轻的篆刻家汪可夫也说古“培”字的右侧不能作“音”，有根有据，徐恭时不能解答，问题又搁浅了。但我倒是寻根究底的，碰巧郭若愚也与我有通讯关系，我也知道他是一位红学辨伪健将，就写信请教他。这时，同在南京开会的黄进德告诉我，按用印的常规，名章在上，字章在下，而这题记的用印却是字间“反生”在上，违反常规。等到《中原文物》1984年第四期出版，郭若愚、潘德熙都有文章详细谈“陆厚信”之确为“陆厚培”,“良”与“培”字有点联系而“良”与“信”却风马牛不相及。这一点倒真有点像程卿所说的“溃堤蚁穴”，我觉得“后题跋”说是应该承认的了。
但承认“后题跋”说，不等于画像瀚一定是俞瀚而不可能是曹雪芹。
事情还得从“后题跋”说的最初被提及时说起。对于我来说，那是启功早在日告诉的。启功当时并没见过陆绘，但他是最初向吴恩裕提供王绘照片的人，又是知名的文物鉴赏专家，见多识广，所以向他请教。他当时是从清代单幅无衬景小照惯例画面上无画家长题跋的常规说起的。他当时认为画像像主可能是俞瀚，题跋是后添的。但他并不认为题跋是凭空捏造，而认为很可能是从另一开移植、缩小、过录来的，“雪芹先生”应作“楚江先生”，是过录的人擅改以冒充雪芹画像。当时关于这幅画像争论的焦点还集中在“俞雪芹”“曹雪芹”上，“敬空”说我和启功都不赞成，“改头换面”说尚未提出，郝心佛、程德卿、俞振国母子等人物尚未出场。因此，他的“后题跋”说给我印像很深，后来在我的文章中也屡次提起。特别是在史树青发表《再论“陆厚信绘雪芹先生小照”》认为此像是苏州沧浪亭石刻张问陶小像的幕本以后，我特别想看看清代的小幅肖像究竟是怎样题跋的。1982年在上海讨论陆绘真伪是非未定之际，恰巧归途路过苏杭，我不仅到沧浪亭上觅张问陶石刻像，也到西冷印社见了大批石刻印人小照，张问陶像与陆绘画中人丰神迥异，张像拱肩缩背，神情冷漠，陆绘潇洒飘逸，奕奕有神，根本是两回事，看看也就算了。西伶印社壁间的印人小像，却切实地证实了启功确是言之有据，那些印人小像也是与陆绘相仿的无衬景小幅，确实没有一幅在画面作题记如陆绘的。题跋都在另一开上，与画像大小相同，合成一副。从那时起，我就有点相信后题跋说了，只是一时还不能判定这五行题记之是否现代人所作，所以回来写《调查札记》时还不肯贸然从原来的立场下后退。后来从朱聘之手迹与题记相似这一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徐邦达又说曾亲口对他说外界所传他说题记非现代人所作是误会他的原意。我相信徐邦达不会造谣。特别是印章的风波平息下来以后，潘德熙、徐邦达都以极有说服力的行家理手之言写了文章，证明印章确为“陆厚培”而不是“陆厚信”，五行题记之为朱聘之后添就可以不待中子激活分析法的科学手段也能证实了。人在事实面前是应该承认过去的误断的、正像史树青在日报告会上修正自己的看法，放弃“敬空”说，冯其庸也不再坚持“改头换面”说一样，我也愿意公开声明，那五行题记确系后添，陆厚信是朱聘之不识古篆造成的误会，这幅画像是乾隆时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画家画的。
但承认“后题跋”说，承认五行题记为朱聘之所书，并不等于这幅画像的像主就是俞楚江而不可能是曹雪芹。
此像之不可能是俞楚江，我过去提出过“身世不同，生平不类，年龄不合，相貌不符”四点理由，现在否定了题记非原有，“身世不同，生平不类”两点不存在了。但“年龄不合，相貌不符”两点还是很显然的。自从徐邦达的《悼红影议》刊出以后，“改头换面”说的首创者冯其庸也偃旗息鼓了，只有程德卿一个人还在他的《再辨析》中坚持“画像本身确实改过”,“不能以任何人的话为准”。他引用我给他的信，回答我说的“如郝、井确系端人，又确未被人愚弄，则自当以彼等所言为准”，而认为郝心佛、井氏的话都不可靠。他在他的文章中一再引用徐邦达的《悼红影议》，特别是在谈张鹏诗作非近代人伪作这一点上很起劲，但偏偏徐邦达谈画像头部确未改动那一长段，他又讳莫如深，一字不提了。这就是程德卿的逻辑！
我在《再辨护》一文中，曾不客气地指出过：程德卿不是局外人。这使他恼羞成怒，在他的《再辨析》中对“某学者”也就是我进行人身攻击，指斤我“自1981年n月以来，曾对郝施行了馈赠银两，联合他人为其谋求爵禄，以及嘱咐他如何动手等等小动作”，他要“保留在适当的时机与场合将其公之于世，勿谓言之不预也”！满纸红卫兵语言。对于他这种歪曲事实真相的诬蔑，前面我已经作了回答。这里我只补充几个事例，来证明此人言词的全不可靠。
第一，他在日《河南日报》致我的公开信上说及画像题签时写道：“说题签为郝氏所书者是我。1980年豫博第一次来访我，在令我看此文物前，问我认得郝的字迹否，我以认得相答。而后取出文物，我一见题签便说：‘这就是郝心佛的字。’说题签为朱聘之所书者是郝，上月初您访问他时，他亲口向您如是交待。我这次因病回家治疗，郝氏来我家相叙，介绍了您访他的事，当他提及向您说题签为朱所书时，我即反问他：‘题记既是聘之写的，题签还让他写，就不怕人家看出破绽？’他对此问无以置答，乃曰：‘已经二十多年，我现在也有点糊涂，是记错了’”。
公开说郝心佛曾向他承认“是记错了”。但事实却是我前边引用的，日郝心佛还嘲笑“他还自诩其眼界之高明，岂不是笑话”，根本没有向他认错。更妙的是，最后大家从字迹辨认上一致认为那题签确系朱聘之手书，韩绍诗也不得不改口，他程德卿也不得不认帐的时候，他又想出了新的绝招，请看他是怎样说的吧：
“1990年11月，省博物馆来人访我时，我们的谈话是以郝心佛为中心内容，当他们叫我看题签字迹时，一因这字迹很眼熟，二因当时满脑子装的是郝心佛，所以便说是郝心佛的字。”
没有办法强辨了，还要捏造出理由来掩饰，只能越抹越黑，越遮越丑。“满脑子装的是郝心佛”,“字迹很眼熟”，就可以信口开河，“就是郝心佛的字”，让韩绍诗在上海跟着乱说吗？“满脑子装的是郝心佛”就满口说的也是郝心佛；但当郝心佛当面向我说明，并指出“先”字的长撇正是朱聘之的习惯笔法，我又把这一点写进了《调查札记》，程德卿也早读到而且多次论难了，该不是还“满脑子装的是郝心佛”的时候，该脑筋清醒一点了吧？为什么在修改后的《揭发‘曹雪芹画像’之谜的经过》及给我的公开信中还一口咬定是郝心佛写的，甚至还造谣说郝心佛当面向他承认“已经二十多年，我现在也有点糊涂，是记错了”呢？
第二，我在《再辫护》中指出他不是局外人，他大动肝火，极力把自己打扮成局外人模样，说1964年郝心佛拿着张鹏诗页找他改写四个字，“改写时郝已将原字擦去，他叫我写啥我写啥，别无所知；1982年11月，郝将原诗自胡大建处取回叫我看时，才向我说清原委，我方知它与画像的关系”。“叫我写啥我写啥”，真是推得一干二净。但他自称其所以要对画像的真伪“初探”,“追踪”，不辞劳苦，是因为“自家虽感到其中有问题，但又不知实情；若袖手不前，于心不安，问心有愧”，完全不是那种“叫我写啥我写啥”的不问原委的人物，这矛盾又怎样解释呢？他那篇《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的经过》，与郝心佛的《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本来是一母孪生的姐妹篇，郝心佛在给我的信中也承认过他那篇文章“是别人的代笔”。但程德卿却只承认“为他誊清《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初稿”而不承认是他“代笔”。那所谓张鹏原件的四首诗，郝心佛在给我的信中明说是“又经程德卿加上张鹏四首绝句”，明说是他加上去的。但程德卿却只承认是他劝郝心佛加上去，“好让世人多了解些与画像有关的材料，于是他背诵着，我记录着，就这样把张诗加入稿中了”。时间在1981年8月底，大体上与河南博物馆《调查报告》中所说的1981年9月收到他一封来信，接着又收到他和郝心佛两人的文章相同。如此说来，这四首诗的原委至少在1981年8月底以前已经知道了，怎么又说一直到“1982年n月，郝将原诗自胡大建处取回叫我看时，才向我说清原委，我方知它与画像的关系”呢？
第三，在《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的经过》一文中，程德卿说郝心佛在冯玉样逐溥仪出宫时，有“一太监潜携《三希堂法帖》三希之一的《快雪时睛帖》出宫时，为之查获”。郝心佛本人也有此说，并写了篇《快雪时睛帖历险记》，在《文物天地》1983年第一期刊出，还特别写信告诉过我，信中对《编者附记》颇致不满。那本《文物天地》我也找来看了。但事实是怎样的呢？请看吴景洲的专著《故官盗宝案真相》第16页的《扣留书画放出元宝》一节：
溥仪夫妇以及两老妃的应用物品，夹带一些珍珠宝贝都运出去了。仅仅在溥仪的铺盖之内，发现了一件所谓“三希”之一的王羲之《快雪时睛帖》，同一卷仇十洲画的《汉宫春宾图》，不客气地扣留下来。
《快雪时晴帖》是“三希”之一，夹在溥仪铺盖卷内企图潜携出宫是可能的。随便落入太监之手携出宫门为下级官所截获，只能说是郝心佛或程德卿的欺人之谈。我所以把这个细节也揭举出来，也不过是要告诉包括河南博物馆调查人员在内的一切人等，程德卿们的言谈不可轻信。
现在还是回到这幅不知名画家画的无款识的乾隆时代的小照为什么仍然可能是曹雪芹这个根本问题上来。
前边提到，我发现尹继善《过忠勇公第即事》等组诗后曾写过一些文章，探索曹雪芹晚年的行踪。在《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八辑上发表了《曹雪芹与尹继善、傅恒交游考》是联系这幅画像的题记谈开去的。我因为尹集中有许多与曹西有、宋宝岩、陈光岳、娄毓青等幕友唱和的诗，而这些人在《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中均不曾留名，从而推测袁枚是有某种担心而故作“烟云模糊之笔”。曹西有可能就是曹雪芹，而宋宝岩则可能是宋荦的子侄，正因为他是贵宵子弟作幕，所以在南京能筑有私人小园林“竹深留客处”。当时曾传说这画像原是一册，刘世德在上海会议上还当众说过他见到的有八幅，画中人或坐或立，估计都是尹继善的幕僚，而郝心佛原说画像是从商丘宋荦后人手中购得，我曾猜测画像册大概就是宋宝岩的所有，是由他带到商丘来的。但后来我专门查了《商丘宋氏家乘》，宋荦子侄中没有宋宝岩其人，就没有写入了。但对于曹西有之可能是曹雪芹，我是写入了的。周汝昌的《曹雪芹小传》的附注中也有此猜测。我们当时作这样的猜测并非没有一定的依据，文章具在，这里不重复了。后来陈毓罴、刘世德从朱绪曾的《国朝金陵诗征》卷二十一中查到：“曹庚，字西有，一字亮川，上元人，乾隆庚辰举人，工绘事，有《且想斋集》。（西有能诗，兼工绘事。子含辉，亦有名。）”在他们的《五论曹雪芹画像真伪问题》中提出“曹雪芹绝非曹西有”的论断。其实，《国朝金陵诗征》的这条材料，高阳早在1978年就引用了，又被收入1981年10月出版的胡文彬、周雷编的《台湾红学论文选》。不过，高阳写文章时我和周汝昌还没有提出曹西有可能即曹雪芹的推测，高阳引用此条，是想证明尹继善很宽厚，对幕友尊礼有加，来反证曹雪芹不曾入尹幕罢了。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国朝金陵诗征》的材料只是孤证，朱绪曾又是道光间人，也可能传闻失实，总之还有讨论的余地。但即使曹西有确非曹雪芹，也不能说在那段时间里曹雪芹不可能和宋宝岩等人一起入过尹幕，不能说尹继善那两组诗和《红楼梦》之间没有蛛丝马迹，不能说傅恒家事和《红楼梦》没有关联。
仅从敦敏、敦诚、张宜泉的诗和某些脂批分析，曹雪芹乾隆二十一年以后曾出京幕游是可以肯定的。五行题记如果是从另一开移植，如启功所说，但“雪芹先生”决非改写，因为“长身锐头，玉立峨峨”的六十岁的瘦老头子决不可能是画中人这幅形像，只有曹雪芹才能是这个年龄，这副模样。而且，俞楚江与尹继善也决没有题记中所叙的那种关系，有这种关系的也只可能是曹雪芹。再者，从《过忠勇公第即事》等组诗成于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冬看，那是尹继善奉命入觑，所以题记中不曾说及离任惜别之语，也是合情合理的。按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四年来计算，丙子才四十二岁，正值盛年，所以神采奕奕。这样，尹继善那两首题诗也好解释了。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冬，尹继善奉命入觑，广大幕僚包括曹雪芹在内都留在南京，所以说“白门云树望中遥”。“久住江城别亦难，秋风送我整归鞍”，也可以解释为尹继善久客南京又得北归时的口吻。这两首诗是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冬尹继善入觑南归前在北京题的，和《过忠勇公第即事》等组诗的写作时间大体相同或稍前。此时俞瀚与尹继善还不相识，无由题俞楚江照。是这部画册辗转流入俞瀚之手，编辑尹氏遗文时，由俞瀚的家属把这两首诗抄出寄往，编辑人不明真相，见诗自俞瀚家流出，就擅自加了诗题。我过去以为这个编辑人是袁枚，现在想再作一点修正，因为袁枚编的《尹文端公诗集》是八卷，而且尹集增订为十卷出版时袁枚已经去世了，这个编辑人是庆保委的另一个人，对尹氏的幕府更加不熟悉，错拟诗题的可能性更大。
在《陆厚信绘“雪芹先生小照”的再辨护》一文中，我原稿中本来还举过两个编辑遗集时误拟题目的实例，被《中原文物》删掉了。我那是从徐邦达的《鉴古琐记》中读到的。《朱文公集》卷八十一有《题帖》一文，实为钟敏《贺捷表》题跋，只因为跋文原无题目。被编者误题为《题曹操帖》了。《勾曲外史集补遗》中的《题赵仲穆竹西图为杨元诚》，这个“杨元诚”，据徐邦达考证，是杨瑀之字，与杨竹西杨谦实为两人，毫不相干，题目是毛晋刻书时强加上去的。可见这种原无诗题的遗诗编集时被强加诗题从而致误的先例是有的，现在画像上的这两首尹继善题诗恰巧也没有题目，而尹集编者又认为必须代拟诗题，由不明真相，只根据诗自俞瀚后人抄来这一点便误题《题俞楚江照》，不是完全可能的吗？《调查报告》引用陈毓罴、刘世德的话说“《题俞楚江照》这五个字，是尹继善自己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亲笔写下来的诗题”，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尹继善根本没有写过诗题，何亲笔之有！
反对这种推测的唯一根据就是有人坚信郝心佛和井氏母子的话，认为既然他们都说是俞瀚，是“楚江公”，那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但事实并不如此，他们的话很不可信。他们的话，不但互相矛盾，而且他们自己说的也前后矛盾。比如画像的装帧，郝心佛说是全本约三十来页，内容多为俞瀚所撰之今体律、绝，后署“俞瀚书”，全本倒数第二页才是俞瀚像，末面是楚门张鹏为此像所题七绝四首。而井氏却说面像在第二面上，，再前面只有一张空白纸，画像后面也是空白纸，拖拖拉拉一长串，一个字也没有，还说夹板的封里有一个粉红色纸条，还记得纸条上有个“俞”字，又比如郝心佛原说夹板上有个题签，写的是“徐州知府俞公……”后来又说？是徐州府里小官吏，不是知府”了。我也曾写信请教过杨霁云，回信告诉我“中国的册页从来没有前是诗文后有画像的”，不知徐邦达、史树青、郭若愚根据他们的经验是否同意这意见。如果这个意见是经验之谈，那郝心佛所说，我恐怕又与他侈谈的从太监手中截留《快雪时晴帖》一样是了。至于井氏母子之言，则正像程德卿在觉得他们的意见对他的观点不利时所说：“当年一个没文化的妇女和一个稚子，对当时不曾留意而三十年后仍未觉察到的细节，能说得准确不误吗”？而且，郭若愚在他那力排众议、独创新说的《陆厚信绘“雪芹小照”目验记》中所说“此像决不是俞瀚，更不是曹雪芹”,“也许就是俞情庭的父或祖”,“尹继善的题诗是后人的摹本”云云，实际上也是以否定井氏母子的话为前提的。因为俞伶庭的父或祖，无论如何也不会唤作“楚江公”。
我特别指出这一点来，是想向红学界的朋友们提醒，这场延续了二十多年的“公案”并未了结。且不要急急忙忙就想总结经验教训，更不要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随便对我和周汝昌肆意嘲笑，这样对双百方针的贯彻，对学术空气的活跃都不利。我这样讲是有根据的。
《红楼梦研究集刊》是红学界一个有影响的刊物。它的主编、副主编就是参加画像真伪争鸣的主角。1986年10月出版的第十二辑登徐邦达的《悼红影仪》而不登周汝昌的《雪芹小照鉴定记实》；刊登河南博物馆的《调查报告》、程德卿的《画像之谜的经过》、郝心佛的《画像之谜》，而独独不登我的《画像调查札记》。在《编后记》中还说“这个曾经盛传一时的所谓曹雪芹画像，其本来面目应当说是昭然若揭了。回顾学术界的这一场历时二十年的讨论，是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值得吸取的”。但郭若愚的《目验记》最近还提出了全新的意见，怎能说画像的“本来面目”已经“昭然若揭”？问题还远没有澄清就企图作含糊的片面结论，不正是很有值得“吸取”的“教训”吗？
吴颖是红学界一个有影响的人物。近年来写了些有学术价值的论文。1986年2月，在《汕头大学学报》发表压卷第一篇的长论文《红学和群众关系的若干问题―对于“红水泛滥”批评意见的思考》，居然长段引用程德卿“勿谓言之不预也”，那些吴颖自己也知道“是不可取的”“打官司”式的语言，实在“令人浩叹”！那程德卿“不拟在此文中披露”的“种种详情”，我前面已经一一“披露”了。如此“馈赠银两”，如此“为其谋求爵禄”，如此“等等小动作”，你不要哑然失笑吗？当然这《中原文物》有责任，但你吴颖也无乃太匆忙了吧，为什么不了解一下真相然后再发言呢？
日于山西长治
这是我十一年前为出席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在大会上散发了，但一直未公开发表。那次大会后由张锦池、邹进先编选的研讨会论文选集也没有收，甚至论文选集后附的存目也未列入。
但“曹雪芹画像”之谜，事实上并没有解决。198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千古之谜一一中国文史50。疑案》一书的269页有一个辞条《“曹雪芹画像”孰假孰真？》，对此就有简单的介绍。
前几年周汝昌在山东《齐鲁学刊》又重提此案，我也在山西《晋中师专学报》重提，但都没有引起重视。倒是《河南画报》不知为什么又突然来了劲，于1995年用很大篇幅，分两期连载，“左图右史”地发表了一篇关于“曹雪芹画像”的报告文学。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很快也摘要转载了。以致引起张中行先生在1995年第8期《读书》上发表文章，说这是俞瀚画像，还称赞河南博物馆三下商丘搞调查的同志是什么“福尔摩斯”。为此我曾写过一篇《张中行谈俞瀚》，指出张先生连《河南画报》的原文都未看，只凭《文汇读书周报》的摘要就下结论做得太轻率。但文章寄《读书》却客气地退稿了，还是发不出来。这才使我又想起了这篇《曹雪芹画像争鸣亲历记》。这篇《亲历记》对争论的起因及其曲折起伏的过程有详细的叙述，今日重看，仍觉得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黄河》愿意刊登，只想补充两点。第一是职业画家的意见，戴敦邦出席了1982年上海的《红楼梦》研讨会，看了画像原件，曾对我说，这种画部傅粉带写生意味的肖像画，康雍以前是不可能有的，是受了乾隆年间画风的影响。戴敦郑认为这幅画像的艺术水平很高，不是一般仿伪者所能达到。第二是我最近与商丘胡大建取得了联系，他寄赠了一张所谓“张鹏题诗”的彩照给我，原件还在他手里。他说郝心佛在河南博物馆三次调查时说了假话，题诗中的“随园”二字根本没有挖改，程德卿的书法水平不入流。原件具在，可以覆按。其实，这幅所谓“张鹏题诗”四绝句的内容，处处与袁枚的生平身世相符，而与俞瀚这个并非尹继善门生的布衣寒士风马牛不相及。这张纸质、开本与“曹雪芹画像”完全一致的所谓“张鹏题诗”的出现，证明原册页至少还有一幅袁枚画像，而决不是如井氏所说的全册页只有俞瀚一幅画像，其余全是俞瀚的诗。何况，当“曹雪芹画像”的照片在《文物》杂志1973年第5期作为周汝昌文章的插图最初亮相时，周汝昌加了一条小注，引最初发现此画像的上海文物局长方行给王士普的信，说他在河南博物馆看到的是一本册页，画像有多幅，像主或坐或立，各有题诗，大概都是尹继善的幕友。刘世德在上海《红楼梦》研讨会上也曾在大会上当众说过，他最初在北京看到此册页时，记得是八幅。周汝昌在给我的信中说，当时黄苗子也见过，是多幅而不是一幅。但是，1982年在上海讨论时，方行不肯出来作证；周汝昌说他保留着方行寄给王士普的原信，又找不到了；而刘世德又立即否定他自己当众说过的话，说可能记错了云云，弄得扑朔迷离。现在这幅所谓“张鹏题诗”的重现，至少可以证明一点，井氏、都心佛、程德卿等人确在河南博物馆三下商丘调查的“导演”下说了假话。
这幅画像，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红楼梦之谜》也有专文介绍。文章是魏绍昌写的。他说我已经把对陆画的研究与“自己的学术观．点结成血肉关系”了（见该书第361页）。他在行文中把我与周汝昌等量齐观，说我们对陆画是“力主全真”。其实，我从1978年作为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最初介入争论时起，就与周汝昌的观点不完全一致。写《争鸣亲历记》时，更接受了启功的“后题跋”说，连画家是不是姓陆也不再坚持了，怎么还“力主全真”呢？不过，我与周汝昌在一个基本问题上还是一致的，即画像像主只可能是曹雪芹而决不可能是俞楚江俞瀚，《争鸣亲历记》原文具在，我坚持的只有这一点。
前两年，我从，94莱阳全国《红楼梦》研讨会上得知，《争鸣亲历记》中涉及的许多当事人，像吴颖、郝心佛、陆润吾都已经作古了。最近又得知，当时代表河南博物馆三下商丘的“福尔摩斯”武志远，井氏之子俞振国，也都逝世了。了解内情的人越来越少，我和周汝昌是争论中的绝对少数派，而且意见还不完全一致。现在张中行又取代了吴颖的位置，像当年徐邦达以权威的身分轻易“鉴定”所谓“张鹏题诗”的上款“随园”二字系挖改补写的一样，也轻率地出来表态，随意判定画像像主不是曹雪芹而是俞瀚。尽管他们的结论漏洞百出，互相矛盾，但成见难移，高名可畏，看来这个问题一时还难于澄清。这次把《争鸣亲历记》重新发表并补此《后记》，目的也只是希望引起红学界和文物界更多的人士来关心，继续探讨，使曹雪芹的风采重视人间。
一九九七年七月廿四日于山西长治市
【原载】《黄河》199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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