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瑾传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宣传部&汤耀垣
张瑞瑾传略
（修改稿）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宣传部
（一九八七年六月）
我国知名的教育家、水利专家张瑞瑾教授，1917年1月15日出生在湖北省巴东县罗溪坝一个“书香门第”。祖籍浙江潮州归安县。五世祖因饥馑离浙徒鄂，&贫至“一担挑”。曾祖履云，善经商，家稍富裕，修了像样的房子。祖父鸣銓为清末秀才，设塾传经，不会理财。至其父张德麟时，架子空存，家境萧条。麟善书法，喜诗赋，在《秋雨》中有“叶叶都含雨，声声尽带秋”之句。他不甘于困踞崇山之中，作井底蛙，得母吴氏春耀助以金饰，远走武昌，志在求学上进。但时值颠波，旧学已废，新学未立，前途杳然，只好还乡，从此郁郁于怀，年仅四十就逝去。那时张瑞瑾只有两岁，母亲才三十多岁。母生兄弟姐妹八人，由于当时生活条件差，婴幼死亡率高，所以只余下兄姐二人，兄又因庸医针灸致残。张瑞瑾出世时，家里十分高兴，视为掌上明珠，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
张瑞瑾四岁时，母亲吴氏作他的启蒙老师，教他识字，读《国文》从“人、手、足、刀、尺……”开头。也学背一点诗词，如“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之类。远房兄张瑞芳辅导他学算术，为上小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八岁上巴东县立第三小学（这样的完全小学在巴东当时只有三所）。校长徐竹生，兼教地理，因张能以江、淮流向判断安徽省地势倾向，流利地回答课堂提问，国文和数学又都有基础，就把他破格编入五年级（即高小一年级），这是他第一次使母高兴。更难得的是，这所小学师资整齐，有两位师范学校毕业的老师宋光钧与黄中和是共产党员（后来才知道）能教英语和汉语拼音（两位老师在大革命时期牺牲了），国文与国语是分开设课的，每星期都要交写作作业。教算术的仍然是他那位以要求严格闻名的远房哥哥。毕业前加了“公民”课，懂得“民有、民治、民享”。&从老师口中得知关于林则徐同英国人打仗，卖国的二十一条以及帝国主义的军舰老在长江来回“”示威。遇到节日群众举行反帝游行，洋人就脱下军舰上的炮衣，把炮口对准城市等情况。因此，群众对帝国主义满肚子的气，唱起“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歌子的时候，嗓门最高。这在张瑞瑾幼小的心田里播下了对侵略者极端仇恨的种子。
张瑞瑾读小学时，校址先设在罗坪（离家十五里），他在校寄宿。每餐有两、三碗包谷饭一碗不除渣的“懒豆腐”加白菜或萝卜，生活十分艰苦。后迁至罗溪下坝（离家五里），改为走读，入夏山雨说来就来，他常把鞋子脱下来搭在肩上，光着脚丫，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坚持上学，从不迟到。
1927年春，张瑞瑾小学毕业时年仅十岁，按规定十二岁方能报考初中。这样，他只得在家里呆两年。这两年，他在母亲和堂兄的辅导下，潜心攻读了《古文选本》和算术。反复阅读了200余篇从先秦到清朝的短文，不少的段落到现在他还能背诵。看来，这为他后来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在文字、文化素养上打下了基础。他读古文的兴趣和劲头也影响了弟弟张瑞璠（华东师大教授）。张瑞瑾后来考武大时，作文题目现在看来很奇特，《书传云舜之父兄悻直，尝欲置舜于死地，是舜为一不能治理其家庭感化其骨肉之人也尧何以必以天下让之后世且称舜为大孝是何故焉，其伸论之》。面对这题有些考生难以下笔。而他略加思考后，开头就背写了一段《史记》：“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功用既兴。然后授政，视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就这样，他得了高分，在1:30的选择率中。考上了武汉大学。这是他第三次使母亲高兴的。&&&&&&&
&&&第二次使母亲高兴是在1929年春天，张瑞瑾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宜昌的省立四中。母亲和姨父得知后异常高兴。左邻右舍都对母亲说，“你家出了个知书识字的小秀才了！你不枉苦了半辈子。”张瑞瑾在初中期间，学习刻苦，勤勉，门门功课成绩都名列前茅。这期间，在思想和学习方面对他影响较大的老师有：班主任、国文老师陈凤山，教学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张瑞瑾十分尊敬他。在他的教导下，张瑞瑾的语文水平提高较快，作文有时竟得100分，陈老师就在班上念。在陈老师的影响下，张瑞瑾也看红皮书——鲁迅的《呐喊》、《阿Q正传》、《狂人日记》和《纪念刘和珍君》等，是他一读再读爱不释手的。国民党反动派半夜入校抄书时，把他和同学们珍藏的鲁迅的书抄走了。他更痛恨反动派，并认为“搞政治是恶作剧”，倒不如埋头读书，洁身自好的好。这就表明他在进省立四中时以“你为什么要读书”而做的作文试卷中写的“长大要跟孙中山闹革命”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而已。后来他想读鲁迅的书，但买不到了。解放后，他特意买了精装《鲁迅全集》、线装《鲁迅手迹选本》及其二、三、四续本还加上《鲁迅日记》《鲁迅通信集》等。买得这么成套，一方面固然由于确实喜欢它，另一方面，可能是不自觉地为了“出口气”。碰事有时间，他就从书柜中取出翻阅。本来是为了“休息”得到的却常常是激动。像《为了忘却的纪念》《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等名篇，他每读一次，都感动不已，常常暗然涕下。讲数学的晏敬文老师，说话概念明晰，分析细致，对学生的作业要求严格。张瑞瑾按着要求一一去做，计算认真，算式书写整整齐齐，晏老师在他的作业本上常用英文批上“极好”、“很好”等字样；并在班上表扬张瑞瑾说：“他的作业写得工工整整，像印的一样”。教历史的胡朗生老师，讲到汉羽之争时，把项羽与刘邦的斗争表述得绘声绘色，引起了他对中国历史和古典名著《史记》的极大兴趣，认识到中国民族文化的渊源及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
这期间，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列强略侵中国，三座大山压在人民大众的头上，使他们喘不过气来。张瑞瑾对帝国主义是吸血鬼逐渐有所了解，在学校参加演讲比赛他选的题目就是《论工业革命与帝国主义发展的关系》。虽然未见得能够把问题读清楚，但讲的是真情实感，说明了他对帝国主义的憎恨。
在宜昌四中读书的三年中，他回家时，都要往返长江三峡之一的西陵峡。滚滚的大江，险峻的峡壁，群峰崛起，气象万千，使他异常神往。幼时熟读的诗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以及“.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又浮现脑际。当时回家，交通不便，民船（木船）甚少，只得乘洋人的轮船，用“递漂”上船下船，十分危险，他有三次差点溺死，这在张瑞瑾少年的心灵上怎能不留下痕迹！
师生三年朝夕相处，情谊甚深，初中毕业时，集成相册留别，班主任陈凤山就在每人的相片下边写上评语，以资鼓励。陈老师十分器重张瑞瑾，给他的评语是：“慧心慧目，有猷有为，国之材人也，幸勿独善焉！”聪颖俊秀，然不能独身自好，要为国为民。有评价也有希望。虽因过爱，难免会失之偏颇，但朝夕相处，也可能绘出了他的某一侧面。
初中毕业了，到何处读书？那时宜昌没有高中。而武昌可报考的学校有三所较好的：省一中，老校，师资质量高；武昌师范也不错，伙食不贵；省高中是新办的，条件也不算差。他就到武昌报考，这三所学校。结果都考上了（宜昌四中来武昌升学的10多人，同时考上了三所的仅他一个）。究竟上哪所呢？他权衡了半天，考虑到家庭经济困难，就进了武昌师范。
进武昌师范后，要求不一样了，强调自理、自学。这时他知识涉猎面广了。他想，师范毕业后最多当个中学教师，要不了多少“学问”，致使在课内钻研的劲头大大减弱了。而课外的东阅西看缺无边无际，他看了《进化论》、《天演论》受到“物競天择”的影响，慢慢养成了孤芳自赏的骄傲情绪。他还读了《红楼梦》，他十分钦佩曹雪芹的文采，写人入骨，能文善诗。班上几个情投意合的同学，办了个杂志《友声》（8页32开，铅印），还在母校四中和部分书店出售。内容多是感叹母亲的衰志，展示小知识分子的忧郁情怀。也写青年学生的病态心理——反映了他们当时郁郁不得志的心境。因他们几个人的文学水平和经济条件有限，这种刊物自然只能是短命的，出了四五期就停办了。这期间，他对李杜的诗，苏辛的词，连同庄周的《逍遥游》，屈原的《离骚》，白居易的《琵琶行》，诸葛亮的《出师表》等等，广泛阅读，刚健豪放，含蓄隽永熔于一炉，常称中国有几大奇书——《孙子兵法》、《史记》、《红楼梦》、《鲁迅全集》等，使他喜欢不已。中国的书法，特别是晋代王羲之的临摩本，他十分欣赏，异常佩服。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学海中受到深刻的熏陶。
在师范学校学了两年，觉得这样学下去，无济于事，就想转学，到北京？日本侵略者的势力很大，不安全，家里也不同意，就到当时认为中学教学质量较高的湖南。1934年春他考上长沙广益中学高三（插班，只取了他一个）。
广益是湖南教学质量较高的几个中学之一，要求严格，学习分量很重。他后来回忆说，这一年等于以往的两三年。校领导和教师不是多以言语而是多用行动来感染、影响学生。校长任邦柱是教三角学的。他星期天也不休息，泡一杯浓茶在办公室里大声朗读《左传》。因张瑞瑾来得较晚，任校长对他关心较多，几次找他谈话，了解家里有什么人，经济状况如何，在校饮食起居要注意什么，天冷了要及时添衣服……张瑞瑾听了觉得全身暖呼呼的，不知道是甜是苦，该哭该笑！在校添棉袄，规定了一个温度。温度不到规定数目，谁也不让穿。一次，寒风骤起，气温暴落，大家搓着手想穿棉袄，但挂在室里的温度计还差半度。这时任校长在室外走了一圈，把温度计拿到院里，度数下降了，马上发出叫学生穿棉衣的通知，张瑞瑾见此情景，深为感动，赞叹道：“真个是学生的父母。”现在他回忆当时情景仍很激动，说：“教书育人，过去就有；现在我们应该做得更好。”
这时，张瑞瑾学习勤奋，他在长沙读了一年，只去过一次八角亭（市中心），未去过岳麓山，经常秉灯夜读，月亮没落就起床。他的国文、数学、英语成绩都很好。他的作文，开始老师未看中，前两次的成绩不理想。当老师出题为《读〈刺客列传〉》时，他有古文做基础，写得很好。老师在文后批：“识见卓越，大有可为。”文中许多地方打了圈圈。老师又重看他前面的作文，重批，在一些句子下面重打圈圈。
高中毕业时，任校长关心地问张瑞瑾：“毕业了是考大学还是做什么？我有一事与你商量，你的总分算差了一分，现已报省教育厅了，如果要改的话，只麻烦一下，我写份检查就可以了。”张瑞瑾加一分就可能获奖金。当时有个规定，前三名可获大陆银行的奖金。他想，奖金是否获得是小事，但校长的一片心价值千金。他含着热泪说：“任校长不用写了，您的情我领了，我实在感激您了！”这位任校长在张瑞瑾读武大时逝世了。他惊悉噩耗，痛哭流涕，含泪写下挽联寄往长沙，挽联是这样写的：
楚南亲明教，感大德化我。一稘（年）间，直疑此身寄洙泗。&
汉上闻噩耗，痛后学失师。千里外，怎得斯泪洒湘江。
五四运动两年前出生的张瑞瑾，看来对“孔老二”仍怀崇敬之心，鲁迅之所以反对读古书是有道理的。
1935年夏，张瑞瑾考上武汉大学，读土木工程系，“一心学技术，幻想守超然”（这是他以后的反思）。大学四年，对他印象最深的教授、专家是：科学家李四光，虽不是武大的教授，但常来校作科学报告，讲他怎样打破外国人的错误论断，在江西庐山一带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国的冰川期。张瑞瑾听了报告，很受教育和启发。看到当科学家，发展科学技术对国家、对民族都有好处，又受到人民的尊敬，他十分羡慕。邵逸周教授讲地质学，他学识渊博，身教言教，张瑞瑾听了他的课受益匪浅，这使张瑞瑾向往学术的思想一天天加深。他考试严格，题目量多，一做就是10多页。教结构力学的俞忽教授他也很尊重。俞教授把结构力学讲活了，张虽偏重学水利，他也喜欢选修俞教授的课。还有电机系主任赵师梅教授，他们是同乡，张瑞瑾常到他家谈天，请教。他是辛亥革命时跟随孙中山的同盟会老人，起义军旗的设计者，立过功，但在他们交往中，他从不提这些经历。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这几位教授、专家对张瑞瑾的影响较大。大学期间，他学习同样认真，勤奋，生活艰苦，每月食3-4元钱的的伙食，由任小学老师的弟弟工资支付。
1937年冬，日本帝国主义节节入侵，迫近武汉，课不能上了，师生感到茫茫然。武汉大学决定从武昌迁往四川乐山。张瑞瑾知道后，就请假先动身，准备路过巴东看望母亲。这时恩施到巴东的公路上的桥梁被破坏，他就在恩施做了一两个月的修桥工作，筹点西迁的路费。回家不久就收到同学的来信。他就告别母亲，向四川进发，途经三峡过重庆时，张瑞瑾看到国民党节节败退，山河破碎，前途茫茫，有感于此，吟诗一首，曰：
非痴怎生爱漂泊，铢视轩冕尘玉金；
蜀道七日人渐老，峡外千峦势转平；
漫漫旅程寂寞夜，潇潇江雨破碎心；
懒向天边重回首，白云望断仍是云。
这首诗真实地描绘了作者当时忧国忧民的处境和心情。到四川乐山时，尽管学习条件很差，仍是勤勤恳恳地学，很好地完成了毕业论文《永定河治本计划与美国密亚密河防洪计划的比较研究》，这是他接触治河及泥沙问题的开始。这篇论文共八十余页（英文），全是自己动手学着打字的。
1938年夏天，四川的大学生都集中在成都搞军训，历时一月。在总结会上，传来了武汉失守的消息，张瑞瑾和同学们痛哭流涕，悲恸地共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青年学生关心着祖国的命运，国家的前途。
1939年7月，张瑞瑾大学毕业，在土木工程系的饯别会上，他写了为大家所称道的一首词，《踏莎行——留别》：
翠锁凌云，水盈大渡，眼觑得殆将飞去；
念三子，自顾平庸，破碎江山怎生补.
巴峡风腥，嘉州月苦，感君送别痛无语。
长空暗淡失归程，旧山玉宇侵獠掳。
这首词表达了作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懑，忠心报国，欲作一番事业的热切愿望。
大学毕业后何处去？当时毕业即失业。这时中央大学给武大发来通知，说毕业考试前四名的学生可不用考试就可读该校航空机械研究班。张瑞瑾刚好是第四名，他就报了名。全班共四名同学——清华、交大、南开和武大各一人。他只读了半年，该班停办了，并分往另一所航空学校中去。他们几个都不想再读了。1940年2月经武大时的校友介绍到中央水利实验处做研究工作，被分配到研究室研究黄河。同年他曾回乐山武大，到成都川大以及重庆地质调查所等单位查阅文献，收集资料，分门别类做卡片。他很想到黄河去看看，进行实地察勘。进实验处的第三年（1942年）秋天，他的愿望实现了。黄河下游花园口为了将来堵口，水利实验处派谭葆泰技正和张瑞瑾副研究员赴河南郑州附近花园口测黄河水势。这时河的对岸驻扎着日本兵和伪军，不时打炮，这一带很不安全。他们白天过交通壕，观察黄河状况；夜间借商人的船，冒着生命危险在河中测量黄河水深。经过几天的察勘测量，最后绘制了一份黄河花园口河势图，完成了察勘任务。
1943年春，母亲患病，张瑞瑾请假回巴东。顺便接受到恩施、巴东一带进行察勘的任务，准备建小型水电站。他察勘了几个地方后，日本侵略者打长沙，形势吃紧，他就疏散回巴东，在家里住了短暂时间后，又去重庆。在育才学院水利科当了半年讲师后，到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当副工程师。这时张瑞瑾被派到水电站建筑公司工作，为遂宁设计了一座水电站——遂宁水电站。这期间，他考取了公费留美。1945年5月带薪留职到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进修。他侧重研究泥沙。那时美国关于泥沙问题，还没有什么专著，他就搜集杂志上的40余篇有关论文。并到以搞水利工程很有名的垦务局考察了美国西部的高坝、大库和大型灌排工程。广泛接触有关教授、专家，包括小爱因斯坦、罗斯等，为尔后搞河流泥沙研究作准备。他觉得美国当时的水利工程搞得不错，但泥沙问题尚未解决。
1946年7月，张瑞瑾回国。他不再去水利委员会当副工程师了，而回南京中央水利实验处工作，继续研究黄河泥沙。在这期间，中央水利实验处承担编写为即将来华察勘黄河的美国顾问团参考的《黄河研究资料汇编》的任务，张瑞瑾被派参加编写工作，写了一本《黄河概论》（原为英文，后由南京水利实验处译成中文）。1947年初张瑞瑾又与谭葆泰、严恺等陪同美国顾问团查勘了黄河（乘飞机自郑州沿黄河到银川，再到兰州）。美国著名水利学家萨凡奇为顾问团成员之一。张瑞瑾设计了一条长70多米，宽1.25米的活动钢板水槽。准备研究“极限含沙量”即水流挟沙力。当时国民党政府，已濒临土崩瓦解的边缘，拿不出这笔钱来修建，1947年11月他愤然离开实验处，应他的母校武大的邀请，任该校副教授。这时，他认识了机械工程系讲师蔡心耜（地下党员），接触频。在他的影响、带动下，张瑞瑾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1949年4月参加了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党的地下外围组织）并支持进步的学生运动。195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晋升为教授。
张瑞瑾，年月至年月在武汉大学任副教授。建国后兼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副教务长、工学院副院长及水利学院院长；同时任校党组成员、校党总支委员。年提升为教授。年月武汉水利学院成立时任副院长、院党委常委。至年兼任长办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年秋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院长兼院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主任。年月起任名誉院长。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水利学分组成员。先后兼任水利电力部高等学校水利水电类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顾问，教育部高等工科力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顾问，中国水利学会理事、名誉理事、泥沙专业委员会主任、顾问，国际泥沙研究及培训中心顾问委员会成员，长江技术经济学会顾问，长江三峡工程泥沙与运航专题论证专家组顾问，湖北省水利学会副理事长、省科协顾问，省人大代表等。
张瑞瑾教授是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学院的建设中，特别是在专业设置、师资培养、教材建设、教学设备建设、教学组织建设以及科学研究的开展等方面，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办学过程中，他始终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强调教师必须教书育人，以身作则；要求学生全面发展，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他在组织教学中，一直强调理论与实际结合，坚持改革。贯彻“少而精”的原则，使学院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他十分关心学生的生活和身体健康，常深入学生宿舍、食堂，了解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及时解决问题。有时课外活动也到大操场去，看学生锻炼身体情况。
年月，为纪念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建院周年张瑞瑾教授应邀为《中国水利》撰写了题为《回顾与前瞻》。文章全面总结了学院建设年来在教学、科研诸方面取得的成绩。并对今后如何进一步搞好教学、科研、思想政治工作和如何建设师资队伍，提高科研人员水平等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文中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全面发展的高质量的建设人才。“应该把工作重点毫不犹豫地放在狠抓培养人才的质量和开展科学研究的质量上。要逐步使这个学院成为以出优秀人才和重大科研成果而著称的重点大学。”文中指出当前提高学生智育的几点：一是狠抓科学技术的基础培养；二是注意科技的迅速更新的趋向，使学生在掌握现代科技方面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三是应用外语能力的提高。在教学方法上应该百花齐放，不拘一格，主要在于能够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和同学自学的才能。他对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很有见地。
他十分重视学院的教材建设，曾多次主持教材工作会议。年他在教育部召开的一次全国性的教材编审会领导小组扩大会上提出，开一次会很重要的是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要使到会的人心目中明确我们主张怎样干，不主张怎样干，指导思想为大家所明确，会后才会产生推动工作正确前进的力量。并指出，就他的了解，那次会指导思想是要强调少而精，有特色，高质量，慎重处理教材内容的新老交替问题。条件不同的学校可以有不同的具体要求，但方向是一致的。他编著的《水力学》和《河流动力学》两本书，立论严谨，说理透彻。特别是《河流动力学》一书，为我国这方面专著的第一本，它既纳入了大量的个人研究成果，又反映了当时国际学术水平，深受科技界和教育界的好评。年他和谢鉴衡共同撰写的《中国河流泥沙研究述要》（英文本），已在国际发行。他主编的教科书《河流泥沙动力学》在年月完稿。
根据我国自然条件的特点及经济建设的需要，五十年代，张瑞瑾教授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创办了世界上唯一的河流泥沙及治河工程本科专业，并建设起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河流泥沙研究基地，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急需的专门人才和完成国家交给的科研生产任务作出了贡献。张瑞瑾教授，从五十年代末就开始培养研究生。他是国务院首批批准的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之一，已培养出一批研究生。
张瑞瑾教授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他通晓英文，俄文能看专业文献，粗解德语（大学时第二外国语），又有很好的中文功底。他在文字上的严格要求是众所周知的。他受鲁迅的影响很大，在遣辞构句，甚至使用一个标点上都肯下功夫。在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他坚定不移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以其哲学思想为指导。他在业务自传中写道：“从事业务工作，同干党的行政工作一样，指导思想如何是十分重要的。搞科学理论研究如此，解决重大技术问题也是如此。五十年代我注意以毛主席《实践论》、《矛盾论》为主，系统读了一些马、恩、列、斯的哲学著作，感到有如启蒙教育，受益匪浅，从思想深处深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事半功倍的锐利武器。但同时也深深感到贵在‘不唯明字句，而且得精神，’要真正掌握这一武器是要费毕生精力的。”他常说：“如果一辈子想为人民多做点有益的事，就要一辈子学习唯物辩证法”。所以《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论纲》、《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终结》、《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毛泽东哲学著作，有的他看过几遍，有的他看过数十遍，成百遍。注意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指导自己所负担的党政工作与教学科研活动，取得良好效果。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世界闻名的“中国之忧患”。张瑞瑾早在年就开始治黄的研究工作，立志要为求得它的根治而努力。年发表了《黄河泥沙冲积数量之分析》，最早提出了黄河下游年平均输沙总量为亿吨的科学数据。同时发表了《在三门峡修建拦洪水库泥沙淤积问题的初步探讨》，文中首次运用了现在称之为“死滩活槽”的水库淤积的基本观点（两文均见年《水利》泥沙专号）。
年月，在周总理召开的治黄会议上，张瑞瑾提出了包括改建三门峡工程、对黄河进行综合治理的《治黄十问》书面意见，当时的水利部党组书记刘澜波批示：“考虑得比较全面”。会后水利部遵循毛主席和周总理要进行治理规划的指示，调集了一批专家，组成治黄规划工作组，指定他为副组长。张瑞瑾得知后，心潮澎湃，决定从进一步认识黄河做起，把“了解实际情况，听取百家争鸣”作为自己开始阶段的工作方针。年春，他到了郑州黄河水利委员会后，就去察勘黄河下游。他白天观察黄河，看工程，晚上听取县和县以下党政负责干部介绍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及对黄河的意见。同年夏天，他趁雨多、流急、沙多的季节察勘中上游（以中游为主）。在察勘中，他不畏艰苦，除在大的车道上乘吉普车外，更多的是骑马、步行、爬山，甚至赤膊淌水横过府谷附近的黄河北干流。通过这次察勘，终于找到了黄河支流的“挟沙之王”皇甫川以及泥沙冲蚀模数最大的十万平方公里的所在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两次察勘，从对黄河的认识到对黄河的感情都受益匪浅。”当他看到黄河中上游广大地区，由于旱灾和水土流失，地瘠民贫，特别看到陕甘宁这些对革命有贡献的老苏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都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他痛心疾首。他说：“黄河一日不根治，这一地区的人民在经济上要彻底翻身是不可能的。”通过调察勘测，他认识到水土保持在治黄中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人民群众是完成治黄伟业的巨大力量。当他登上龙门，俯瞰黄河的时候，触景生情，写了一首五言律诗：
走进禹门口，攀登百步梯。
云矮疑岩断，石滑说斧犀（相传大禹用斧凿开龙门）
纵筑千丈坝，难锁一河泥。
河清自有日，关键在群力。
这表述了他反对那种不接受三门峡水库工程的沉痛教训又谋求龙门大坝仓促上马的错误主张，也表达了他在治黄中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的群众观点。
至年，张瑞瑾组织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治河专业和农水专业的师生几上黄河，上起无定河的支流大理河，下至河口，进行察勘、规划、设计和科学试验，既治黄，又育人。
十年动乱，治黄进程被耽误了。
年底，张瑞瑾教授抱病参加全国科学规划会议，他再次呼吁：“黄河安危，事关重大，必须加速研究，及早采取措施”，并在会上提出自己对治黄的基本论点：“黄河病在多沙，中游为多沙之源，擒贼先擒王。治理黄河必须突出中游，狠抓主要产沙区陕北、晋西北、陇东等十万平方公里的水土保持和支流流域治理，这是治黄的基本途径。”关于黄河下游，他认为要改变“宽河固堤”的办法，实行“宽滩窄槽，护滩定槽”的方针。在会议上，他与其他几位水利专家一起向中央建议，把“根治黄河”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去，这个建议被采纳了。张瑞瑾兴奋万分，回校后积极部署力量，亲自参加科学试验，指导黄河的科研工作，并拟组织队伍再上黄河。然而他又病倒了。
年月，张瑞瑾从上海瑞金医院出院后还未回家，就建议并参加了水电部科技司召开的治黄座谈会。会后，张瑞瑾、钱宁、谢鉴衡、龚时旸等十位知名教授、专家联名向党中央书记处报送了《关于加速根治黄河的意见》，受到领导的重视，并在《经济参考》上发表。后又在《美洲华侨日报》上转载。年月，中央秘书处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召开黄河小浪底水库论证会。张瑞瑾坦率明确地发表书面意见，由会议秘书处印成“论证会材料之一”于会前寄发到会代表。在会上，他又以《总结经验，胜利前进》为题，满腔热情地发了言。年，他又发表了《关于根治黄河的关键途径问题》，以察勘黄河中上游后撰写的两篇文章作为附录，即《对黄河中游的初步认识》与《关于采取“宽滩窄槽”的方针治理黄河下游河段的初步设想》，受到有关单位的重视。
为了根治黄河，张瑞瑾教授呕心沥血，“治黄”简直成了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年夏天，当张瑞瑾正在长阳救师口与原院党委人员在一起“斗私批修”的时候，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领导接到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打来了电话点名要张瑞瑾去宜昌参加葛洲坝工程建设。接此通知后，他心情异常激动，二话没说，拖着病弱的身体，挑起行李，踏着崎岖的小路，走向长阳县城中转站，后转坐吉普车开往宜昌。
两个月后，他作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教育革命小分队”的成员之一在葛洲坝工程指挥部的泥沙班里从事泥沙试验研究工作。他与青年老师们一起，住在简陋、潮湿、闷热的油毛毡工棚里，床下长着青草，排长队在大食堂用饭。与大家一起试验，一起劳动……这些他都在所不顾。他全力扑在解决葛洲坝工程泥沙问题这个重大技术问题上，特别是船闸引航道泥沙淤积这个关系着该项工程成败的首要技术难题上。当时对于如何解决引航道泥沙淤积问题，争论很大，基本上是两个方案，两种观点：一是“常流水”，另一是“静水不淤”。那时，张瑞瑾还属于被批判对象。开会时，还有那么一些人乐于给他冷嘲热讽，甚至施加压力。逼着他屈从不科学的技术方案。但张瑞瑾对此不加理睬，放在他心里的是周总理的嘱咐：“葛洲坝工程如果出问题，将来是要写入党史的。”他本着对党的忠诚，本着一个科学家应有的科学态度，不屈服于任何压力，不随声附和，不随风倒。他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仔细分析各家的论证。为了收集第一手资料，他三上黄柏河，踏遍南津关，查勘老虎堆。为了弄清船闸上下游水流速度和泥沙淤积问题，他率领泥沙科研组的同志调查了广东、广西、湖北、湖南等地的多座船闸。为了摸清水情沙情，他访问了祖祖辈辈住在江边的老农；他与在当地摆渡几十年的老船工沈宗典交上了朋友；他经常邀请在川江上航行几十年的老船长、老船工来看模型放水情况，比较模型与原型的异同。他带领泥沙研究组的同志们一次又一次地试验；反复分析长江所具有的“丰水中沙”的特殊条件；对国外某些船闸布置也进行比较研究。终于逐步明确存在于船闸上下游引航道通航问题的主要矛盾是流速和淤积。明确主要矛盾之后便觉得道理很简单，流速大了，船只或船队难于进出船闸易，也容易出问题；流速小了，只能把泥沙带进，却难于带出，以致必然发生淤积出现碍航，这就是矛盾。主要矛盾找着了，如何解决？鉴于长江工程关系重大，必须做到稳妥可靠。于是全面加强了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分析，模型试验，调查研究，不同意见的讨论。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年月他终于找到了解决船闸上下游引航道泥沙淤积问题的基本途径——“静水过船，动水冲沙”必要时辅以机械清淤措施。这在解决船闸引航道的泥沙淤积问题上是一个创举。
动静结合的具体措施是这样的：在船闸附近不布置电站，只布置泄量足够的若干孔冲沙闸（全部冲沙闸均可利用宣泄特大洪水所必需的泄水闸构成，不用另建）。这些冲沙闸，除了在特大洪水时期（此时不通航）开啟以外，平时关闭，使船闸上下游引航道中基本上保持静水，以利航行和船队顺利过闸。这样，引航道中势必产生淤积。等到一定时机，啟用冲沙闸，使上下游引航道中产生足够的流速，将淤积的泥沙冲走。此时船只暂停过闸。冲沙时，会有一些死角为水流所不及，可视情况辅以机械清淤措施。经过长时间的大小会的讨论（甚至争论），并进一步在模型试验中反复验证。每年冲沙所需时间一般少于至天。（其实个晚上就解决了，不影响白天的通航）。这一方案在年月召开的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后，上报国务院和周总理，并在葛洲坝枢纽工程建设实践中付诸实施。
葛洲坝三江船闸于年建成，同年月冲沙闸启动冲沙成功。两次冲沙共用了小时，就清除了由于这年大洪水淤积在引航道中的万立方米泥沙，冲沙效率达。下游航道河床平均冲深米，达到通航要求，实践结果与试验研究的结论是很一致的。这一途径对于条件与长江相似的丰水冲沙河流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作为一开始就直接参加谋求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泥沙专家张瑞瑾教授，此时此刻激动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有什么能比这更使科学家感到幸福呢！
年月，在葛洲坝工地，张体学省长与张瑞瑾等少数几个人交谈时，赞扬了他在枢纽布置问题能坚持原则的科学态度。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在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当有人又提出“常流水”方案时，明确地说：“常流水方案我看试验做够了，不能解决问题，看起来，静水过船，动水冲沙这条路子有可能走通。”在几次参加向周总理汇报的葛洲坝工程建设情况时，张瑞瑾直接聆听了总理的亲切教诲。这些都莫大地鼓舞着他以忘我精神投身于葛洲坝工程建设。
年月日下午，这是张瑞瑾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刻。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在宜昌详细听取了有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关于葛洲坝工程的汇报。汇报泥沙问题时，总理让张瑞瑾坐在自己身边的座位上，用了分钟的时间，对着有关的图觧，听张瑞瑾就泥沙问题作的详细说明。总理听得很认真，问得很仔细，对坝区的输沙量，建坝后可能发生的问题，河道变化，粗砂、卵石、汛期与非汛期的差别等一系列问题，总理都详细询问，还用铅笔把有些数字记在小本子上。后来，总理又侧过身，微笑着问：“张教授，你们学校是在东湖边吧？”
“是的，在东湖宾馆对面。”张瑞瑾教授回答。
当时，总理知道参加汇报会的一位女同志是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毕业的，便说：“应该有比较多的女同志从事水利工作”。
“我们学校，每班一般三十人，大约有五、六个女同学。”张瑞瑾说。
总理听后，满意地微笑说：“那么女的占到到，你这个院长……”接着又加一句“能达到更好。”
汇报结束的时候，总理说：“谢谢你”。
汇报会一般都安排在下午，会开晚了，就在会议室旁边的临时餐厅吃晚饭，四菜一汤。有时在午夜十二点左右加一次夜餐，方式是会议暂停就在各人的坐位上吃一点面条、红薯或油饼之类。总理也同大家一起，边吃边笑地进餐。面对此情此景，张瑞瑾的思想感情在心海像波涛翻滚，中国有这样的好总理多么幸福啊，但张瑞瑾感到总理的身体欠佳，比“文革”前瘦多了，虽然“寿眉”仍然那么长……他完全不知道，就在年月听葛洲坝工程汇报时，总理已被癌症所侵袭。
在葛洲坝工地整整四年，张瑞瑾得了难治的震颤麻痹症，右半身功能失调，病情愈来愈重，不得不住进医院。但病不能阻隔他的心脏与祖国的建设脉博同时跳动。他在病榻上继续与其他同志商量、研究葛洲坝工程泥沙问题的试验工作。他听取汇报，提出建议，参加研究。年底，他在医院病床上，用颤抖的手，以每分钟写几个字的速度写出了关于葛洲坝工程泥沙问题的万言技术意见书。年春节时，大年初一上午，同志们围坐在他的病床边，开方案讨论会。年月日，在湖北省委召开的科技工作座谈会上，张瑞瑾表示：自己虽年已，但还要继续大干，争取亲眼看到“高峡出平湖”的伟大雄姿，看到根治黄河的伟业基本实现。
年初，张瑞瑾教授在参加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科技成果交流会期间，拖着病情刚有好转的身子，来到葛洲坝，眼前是一幅壮观的“锁龙图”，在太阳光照下，第一次闪现长江最壮丽的英姿。他眺望着，心潮激荡，思绪万千。为寄胸怀，以诗言志：
大江今日喜初妆，久病新瘥来贺忙。
成城众志堪入史，放眼云天路正长。
显然，他病后的思想已入飞驰之中，从葛洲坝飞向三峡了。
年月，张瑞瑾就代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出席了三峡工程科学讨论会。年和年作为“三峡枢纽工程规划组”的成员，张瑞瑾教授几次参加了三峡规划问题的讨论，并察勘了坝址。在年国家计委召开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讨论会上，张瑞瑾在综合组以及由主席因临时决定由严凯、张瑞瑾主持召开的泥沙组上作了题为《修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有待解决的泥沙问题》的发言。会议秘书处将他的发言印发了一期简报。会议将要结束时，意见纷纭，部分同志担心泥沙问题难于解决，张瑞瑾教授写了一封信给大会主席团，颇有信心地谈到：三峡水利枢纽的泥沙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信中写道：“三峡枢纽确实存在一定难度的泥沙问题需要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但只要认真对待，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会成为兴建三峡工程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解决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回水变动区淤积可能影响通航的问题就采取水库调度与航道整治相结合的办法解决，必要时还可辅以疏通。这封信在主席团深受大家的欣赏。”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在大会总结报告中，谈到泥沙问题时引述了张瑞瑾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宋平还说：水电部（后来加上交通部）委托张瑞瑾教授，在会议结束后，主持三峡工程泥沙试验研究的协调工作（长办陈济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谢鉴衡协同）。在会议结束后，张瑞瑾立即召开协调会议，使三峡枢纽泥沙问题的试验研究工作，迅速顺利地开展起来，获得较好的效果。在年设立评审专家组时。他是泥沙专家组的顾问。年月上旬，在泥沙组第二次会议上，他发表了重要意见：从试验研究结果来看，泥沙问题是三峡工程的重大技术问题，但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移民和国力。因此，他认为：分两步走，势在必行。坝高须一气呵成，正常蓄水位则分为两级，先低后高。他很清楚，水位问题，坝高问题，是影响重大的。既关系到三峡工程能否早点上马，又关系到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为此，他为了这次发言，费了接近两个月的时间，阅读有关资料，弄清有关问题。
张瑞瑾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水利科学家，其泥沙方面的研究成就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他从事高等教育四十年，对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作出了贡献。四十多年来，他一直从事河流动力学及河流治理方面的研究，对泥沙运动基本规律的系统研究，在泥沙的沉速、起动、推移质输沙率、悬移质含沙量沿垂线分布以及水流挟沙力等方面都有独到见解。他年秋季发表的《悬移泥沙在二度等速明流中的平衡情况是怎样分布的》和年月发表的《论重力理论兼论悬移质运动过程》等论文，改进了紊动扩散理论，并对重力理论作出了系统的评价。六十年代，他提出著名的水流挟沙力公式：<img HEIGHT="58" WIDTH="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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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张瑞瑾传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宣传部&汤耀垣" />（后称为张瑞瑾公式），此公式适用于多种不同的水流泥沙条件，在生产上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运用，曾获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他被评为“在科学技术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先进工作者”。七十年代，他在大量的模型试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关河道水流模型相似律以及模型变态问题的论文，丰富和发展了河流动力学模型相似理论，获到水电部科学大会奖，并授予“科学技术先进工作者”奖状。
张瑞瑾教授曾多次率领我国代表团出国协助建设和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在国外有一定影响。
年夏，张瑞瑾以中国教育工作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去越南介绍建设高等水利学校和研究机构的经验。年夏，他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去罗马尼亚参加水利科学国际学术会议，在全体大会上作了历时一小时的《论水流挟沙力》的报告。年月以中国水文代表团团长身份，去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国际水文十年成果总结”会议。除在大会发言外，还向大会散发了《中国水文十年》。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发现会议文献中有两处涉及有两个中国问题，张瑞瑾及时在大会作临时发言指出，教科文组织水局负责人当场表示负责纠正。年月以中国国际水文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去巴黎出席国际水文理事国会议，在会上多次发言。年月第一次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议在北京召开。张瑞瑾担任组织委员会副主席兼论文评审委员会主席。会上发表了他的《蜿蜒性河段演变规律探讨》，被收入会议论文集。年月第二次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我国南京召开，他担任组织委员会副主席兼论文评审委员会主席，并发表《论河道水流比尺模型变态问题》，被收入论文集。年起任国际泥沙研究与培养中心雇问委员会成员。
张瑞瑾在外事活动中，认真执行党的外交政策，严格遵守外事纪律，注意团结，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同时在活动中注意为国家节省开支，受到外交机关和驻外使馆的好评。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四日初稿
一九八七年六月五日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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