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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解放初期的恢复性发展与计划经济时期的探索
第一节革故鼎新 成果初现
一、战乱扰民& 历史包袱沉重
杭州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城市化”是20世纪初才开始起步。可惜杭州“近代城市化”的脚步为战争所淹没，在社会动荡中一蹶不振，给接管城市的新政权留下一大堆历史包袱。
日杭州解放，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古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重新焕发了生机。杭州解放后，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物资供应奇缺，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1949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仅4.79亿元（当年价）；粮食产量45.75万吨。解放军进驻杭州时，粮食缺口达2250万市斤。杭州解放那天大米的售价，150市斤为4银元，一星期后飞涨一倍半，到10银元。煤也紧缺，电灯厂的储煤量只能维持40天，火车燃料存量只能运行7天。通过全面清理仓库物资，发现金银财物极少存留；接收物品报单中仅药品、器材、布料数量略多，生活必需品储存不足。&
百业凋零。不少工厂在半年前陆续停工，有的处于半停工或怠工状态。杭州本来是个商业城市，据1937年统计市区有各类商铺14611家。但经战事摧残后，未能恢复元气，至解放时也只有9200家，比1937年减少了5400多家，下降50%以上，且店的规模大多缩小。工厂的生产结构也有待调整，过去高档商品、迷信商品、旅游用品，都已不能适销；加以海外市场被封锁，产品出口出不去，进口原料进不来，市场萎缩，投机性行业受到更大打击，于是工厂、商店纷纷倒闭。织锦、杭扇、杭伞、剪刀之类杭州名品，也很不景气。
户籍混乱。城市大批闲散人员急需疏散，工人失业状况不断加剧。杭城五十多万人口中，生产者及与生产有关的人口不及成年人的半数，面对这座消费城市，要在短期内把全城半数以上的人员，来安排工作，或疏散他们离开城市，下乡劳动，无疑是复杂而艰巨的任务。由于大批企业关闭，市区总人口1/3的劳动者失业，超出了城市的承受力。
工业水平过于低下，工业结构比例失调。1949年市区工厂规模满百人以上的仅33家，大部分为个人经营的小厂、手工场和手工作坊，生产设备原始简陋，机械化水平很低。固定资产全市工业企业原值仅3030万元，1949年全年工业总产值为1.23亿元（当年价），占工农业总产值仅25.67%，远低于农业产值。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全市除电厂和几家从事简单设备维修的小厂外，基本上没有重工业。
物价波动，投机活跃，对市场运营起破坏作用。物价狂涨是抗战时期爆发的普遍现象，抗战胜利后曾间歇平疲，内战后期重又发生长久狂涨。杭城的物价波动与投机的活跃密切联系，这种状况，延续到杭州解放。解放初期，连续发生三次涨风。第一次由银元买卖推动涨风；第二次由米价波动引发全面涨风；第三次由纱布行业为主，涨风持续最久。人民币进入市场受到严重阻碍，而金银投机又助长了物价的涨势，对财经起破坏作用。地下钱庄、私营行庄经营非法的放款业务。解放后，这些市场表面停顿了，实则改变形式，还在进行场外交易，起着投机交易控制产业的作用，不利于生产的稳定和市场的完善。&
治安状况不好，文教卫生基础薄弱，不能满足城市发展需要。新政权接管的医疗机构有省立医院、省卫生实验所、省防疫大队、市民医院、传染病院、浙江病院及4个区级诊疗所。全市卫生技术人员只有3500人，缺医少药问题突出。国民教育远未普及，成年人中多文盲，学龄儿童失学现象普遍。新政权接管的公立高等学校只有浙江大学、医专和艺专3所，中等学校和高级职业学校(即中专)12所以及公立小学68所。另有一些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规模都不大。较上规模的图书馆只有浙江图书馆一家。
园林城市的美丽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令人神往的西湖，长年失于疏浚，湖水污塞，水深仅0.55米，游船过处，泛起阵阵泥浆。周围建筑破败，满目疮痍。环湖则多洼塘低地，葑草丛生，湖岸坍塌，一遇干旱，大部干涸，大片湖底暴露；苏、白两堤堤基坍陷，一遇汛期，湖水漫至堤上。青山遭乱砍滥伐，群山变成荒山秃岭。名胜古迹湮没，寺庙园林失修，许多古建筑濒临倒塌。
城市破烂不堪，一片衰败景象。劳动人民喝的是井水、河水，烧的是柴禾，住的是低矮、潮湿、阴暗的“棚”，行的是坑坑洼洼的砂石泥路。城区民居，五木荷地，泥墙板壁，小瓦屋面，街市陈旧破败。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仅4.15平方米。全市最高建筑是座落在解放路和浣沙路交叉口的西华大楼，也仅7层，高20米。市区道路307.8公里，其中沥青路面32.68公里，水泥路面0.1公里，而旧式小街小巷占了近一半。这些碎石和弹石路面，年久失修，路面破损，石板折断，破坏严重。杭城几乎没有一条完整的能贯通市区东西或南北的干线，城内原有9条公交线都已停驶。城市形象破烂，“地上天宫”无颜失色。
二、改天换地& 整顿社会秩序
人民的杭州诞生于20世纪上下两半期转折的关键时期――40年代末。这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的变化，而是社会性质的根本变革。也不是一般的历史时期，而是世界性的“当代城市化”启动之时。日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5月24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成立，谭震林任军管会主任兼市长。新杭州首要历史使命是通过顺利接管，保持社会稳定，从而实现城市的改造、恢复和发展。接管工作有条不紊，完整接收，使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旧政权的重要资料、电厂水厂、基础设施、交通器材以及部分库存物资等，都较完好地保全下来，有利于接收后开展正常工作。
新政权诞生后，首先是建立政治秩序，迅速解除国民党残留的非法武装。收缴隐藏的武器，下乡剿灭匪特，打通城乡交流的障碍，破获各种潜伏特务组织，明令一切反动党团组织停止活动，进行登记，加以控制。取缔反动道会门，逮捕首恶，解散组织，对其骨干进行登记；宣传发动群众，使民众免受欺骗；对于黑社会势力，组织党政军民集中行动，打击要犯，摧毁组织，为社会安宁创造条件。
大力整顿城市社会秩序，明令禁毒赌偷嫖，禁聚众斗殴。接收救济院、感化传习所。建立人民保育院、劳动教育院、人民劳动院，对流入社会街头的各类人员进行收容改造，加强教育。对滋生腐败场所，勒令停业。对娱乐、旧货、茶馆、旅店、照相、游船等一些社会服务行业，加强管理。公安与工商部门联合改组旧公会，对各类违法行为进行举报查处。经过收容教育、特种管理，综合治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丑恶现象，基本上得到了禁绝，起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加强社会基层组织的改造和建设，取消保甲制度，新创居民委员会，健全社区治保，做好户口登记与编查工作。加强社会治安与交通秩序管理，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到变革民俗、保障治安、安定社会，其效率之高，是以往所无法想象的。
整顿经济秩序极为复杂艰巨。物价的飞涨，对新生的政权构成严重威胁。为此中央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公布《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决定》，杭州坚决执行：一是精简节约，平衡收支。经过定编机构，把裁减下来的人员，动员组织去下乡开展农村工作，帮助发展生产，给城市提供更多的粮食和原料，也节约了城市开支。同时从上到下，提倡艰苦朴素，节衣缩食，克服奢侈，反对浪费。一时俭朴成为时尚，浮华成为可耻，铺张浪费受到纪律制裁。这是克服经济困难的有效法宝。二是城乡互助，区域交流。组织城乡物资交流会，活跃市场。组织工商界供、产、销联营，重视原料收购，供应工业生产。结合土地改革大力发展供销合作社，解决农产品的出路。对城市的紧缺物资，采取上级调拨、加强区域物资交流，以缓解矛盾。三是全面清查库存，做好清理资财工作。清理有用资产十亿余元，充实了财政收入，且物尽其用，减少了浪费。四是接管官僚资本的工厂40家，加以整顿，成为国营企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充实力量、谋求发展、安排就业，增强经济实力。五是健全财务制度和严格财务管理。通过清理资财，增加了财政收入；通过建立财务管理、严格会计审计、统一票证管理等项制度，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通过收入及时缴库，节省财政支出，财政收支得到平衡，保证了行政经费的供给。加上物资调剂交流趋于顺畅，加大打击力度，终于遏止住投机之风，稳住了物价，稳定了金融市场。经过两三年努力，杭州这座城市终于经受住了经济困难的严峻考验，结束了通货膨胀的局面，解除了长期积累的最大历史包袱。
三、恢复经济& 发展全市生产
中共杭州市委、市政府在巩固人民政权，使社会秩序好转的同时，明确城市的中心工作，是依靠工人阶级，努力恢复和发展城市经济建设，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城市工作方针，要把消费城市建设成为生产城市。政府千方百计救助失业工人，组织以工代赈，吸收他们参加一些市政建设项目，还发动生产自救。暂时没有出路的，给予必要的救济或动员还乡生产；积极创造条件，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以便让更多的人得以就业。市政府还积极调整税收、调整允许企业经营范围、实施劳资两利政策，让私营工商业者有利可图，促使各工厂开工、商店开业。
为了引导企业改变旧的经营方针与经营方法，市政府组织私营工商业自我改造，改变经营方式，改进生产技术；发动工人树立新的劳动态度，主动团结资方，共同面向生产。不少企业的资方纷纷提出企业改造方案，整顿生产秩序，通过劳资协商获得工人支持，合理组织生产。有的资方增加资金投入，改进机器设备。商业部门也有改进，如经营高贵绸缎的绸布业，大多改为售卖大路货的棉布，以适应民众需要。一些产销高级消费品、迷信品及投机性的工商企业纷纷转业，工业转业的有丝织业53家、锡箔业2家；商业转业的有菜馆、土烛、卷烟、糖果等47家。32个机构870个厂家实行联营。联营后由于资金集中、信用提高，各公私银行纷纷贷款支持。各联营单位密切往来、分工合作，扩展了经营范围，减少了互相倾轧、恶性竞争的现象。如丝织产销联营公司的产品远销北京、天津、汉口、济南、西安、重庆等地，粮食联营公司向长沙、南昌、鹰潭等地远购粮食供应杭州，充实货源。部分中小工厂联营后，精简机构、节省开支，减少了孤军作战的风险。
1950年夏，朝鲜战争爆发，全市人民纷纷投入伟大的抗美援朝行列。在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的三大活动中，全市人民踊跃参加，有80%以上的人制定了爱国公约，参加了捐献活动。其中华丰造纸厂工人捐献了“华丰工人号”战斗机；青年学生捐献了“杭州青年号”飞机；全市工商界人士纷纷行动起来，捐款数可购战斗机10架，充分表达了杭州人民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抗美援朝期间，许多企业开展了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职工积极性明显提高，很有成效。交通公司、闸口发电厂、开源丝厂、第一纱厂、杭江纱厂、新华印刷厂等公私企业，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杭江纱厂、第一纱厂、长安纱厂组织了突击生产，职工们克服种种困难，超额完成任务，产量质量普遍提高。工人与职员还加强团结，改善了劳资关系。
经济形势的好转，止住了解放初期的大批企业关厂歇业现象，开工复业的企业逐渐增多。在进一步恢复过程中，杭州工业通过接管、改造和新建，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国营工业基础，又通过供应原料、加工定货、推销成品、发放贷款、发展公私合营企业，大力改造和扶持私营工业。经过3年努力，杭州工业渐有起色，全市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1.23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2.85亿元(均当年价)，年均递增20%。
杭州解放之初，解放军和地方干部大多集中在城市和交通要道，残匪盘据周边农村，四处骚扰，造成城乡交通受阻，城市粮食供应发生困难，引发物价暴涨。1949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控制城市恢复生产的同时，将工作中心暂时由接管城市转向农村，开展剿匪、反霸、生产自救和征粮斗争。杭州将大部分力量转入农村，开展农村工作，解放农民。9月以后，农村形势得到明显改善，促进城市趋于安定。农村经过反霸斗争和土地改革，农民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拥有自主耕地，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产品产量增长。加上得到政府扶持，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兴修农田水利建设，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增强，农业生产发展有了保障。
为了建设新城市，广大工人发扬了主人翁精神，对市区一百九十多条小街小巷进行整修，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基本改变了这些路面破损等现象，还进行路面排水设施的修建工作；翻修柏油路、碎石路、弹石路面192718平方米，修补柏油路、碎石路路面688524平方米，新建柏油路、碎石路路面208869平方米，同时开辟公交线路，更新营运车辆，初步改善了城市交通状况；拓宽、改建了贯通城站与江干南星桥、闸口地区的江城路和复兴街，以及自武林门的武拱路（今湖墅路），为便利城乡物资交流、恢复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城市水利建设，首先注意到市区环境卫生和郊区农田灌溉问题，提出了水利环境实行“三保”：一保西湖水源；二保自来水水厂水源，三保蔬菜灌溉水源。虽然国家当时经济非常困难，但对城市河道致力于较大规模的治理，拓浚了余杭塘河，疏浚了浣沙河。全线疏通了中河、东河、贴沙河，并将闸口电厂大量的冷却回水（取自钱塘江）引入中河，冲洗河道的引水工程。这三条城市内河得到大量水源的冲洗，使死水变为活水，不仅改善了沿线十万居民的环境卫生，净化了城市，而且便利了当时十分需要的水上运输，同时也初步解决了城市自来水水源问题，改善了自来水的质量。
经过三年奋战，杭州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市工农业总产值1952年比1949年增长了105.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11.1%。公私营企业比重发生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工业由1949年的8.47%上升到1952年的38.96%。国营经济力量壮大，巩固了领导地位。农业总产值增长50.6%，主要农业作物除棉花因种植面积减少而有所下降外，粮食、络麻、茶叶、蚕茧、蔬菜都得到较多增长。商业迅速发展，以国营商业为主导、合作商业为辅助的全市商业网已经建立。物价稳定，生产发展，人民购买力提高，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逐年增长，其中国营和合作商业零售总额1952年比1950年增长6倍多。国合商业的比重也由1950年的22.5%上升到70.19%。财政情况明显好转，1952年实现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杭州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总体目标是保证国民经济有比较高的发展速度，使杭州从一个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大力发展工业建设、交通运输、文教卫生事业，改善人民生活。“一五”期间（1953年～1957年），杭州市国民经济比例安排比较适当，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健康发展。杭州向工业化方向推进，兴建扩建了37家骨干企业，实行私营工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并推进经济改组和技术改造。全市工业总产值翻了一番，年均递增15.2%。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扩大了轻工业生产规模，生活用品供应充足。
全市农业产值有了很大发展，从1949年的1.84亿元增长到1957年的3.22亿元（均当年价），年均递增4.3%。农村在实现温饱之余，提高了农产品的商品化率，城市居民的菜篮子丰富起来，鸡、肉、蛋、禽的供应不限量，粮食可以供人们吃饱，城乡人民初步尝到新社会安定的幸福生活。
解放初期杭州商业经大力整治，商贸兴旺，国有、集体、个体商业保持协调发展。到1957年全市零售商业网点共有12731个，商业从业人员26479人；社会商品零售额3.99亿元，比1950年翻了一番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市场供应良好，城市居民生活显著改善。
& 从城市化角度考察，这个时期的恢复发展是比较健康的。一是表现在城市人口从1949年的47.38万增至1957年的65.74万，增长率为38.75%，接近于北伐后时期（年增长40%）；二是表现在1957年市区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79.37%，比1949年提高了3个多百分点，原因是一些逃亡在下乡的城里人纷纷返城；三是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都较高，由于社会安定，国家又提倡生育，出生率普遍较高，短期内尚未暴露出严重的社会矛盾；四是农业经济好转，农民得到了满足，不肯轻易离开家园，当时城乡生活差距不大，城乡又来往自由，因而弃乡进城的不多。就杭城来说，劳动力供需基本平衡，城乡人口都呈现持续增长之势，并未出现大起大落情况。
四、城乡改制& 经济结构变革
封建土地制度是广大农民贫困落后的重要原因，也是城乡发展生产力的障碍，杭州经济结构的变革首先从土地改革入手。从1950年冬到1951年冬，杭州市郊和各县全面进行土地改革，宣传土改法令，发动农民群众与地主进行斗争。同时按政策划分阶级成份，没收地主的土地、农具等及征收其他半封建性资产，在农会主持下，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困苦农民。土地在原耕基础上抽补调整，进行分配。
土改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年，全市农林牧渔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1%，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有的农民缺少农具，有的苦于劳力不足，农忙季节应付不了。根据农民之间一向有伴工、换工的习惯，政府引导农民自愿组织小型互助组。并由临时互助组发展为土地入组、包工保产、统一经营的常年互助组。1952年一些常年互助组增产显著，其抗旱增产的成就吸引更多的农民组织起来，到1954年互助合作的农民已占总农户的98.2%。
在互助组发展过程中，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孕育。1952年冬，西湖区古荡乡试办了全市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蒋思海农业合作社。1953年市郊各区陆续试办初级社共13个。1955年上半年市郊初级社发展到182个。同年7月，伴随着全国农业合作化的新高潮，杭州市郊初级社很快增加至330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70%。中共杭州市委于1956年1月作出“关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提前进入社会主义的决议”，郊区随即兴起办高级社的热潮，并在升级的同时进行并社扩社，扩大规模。月中，全郊区成立高级社170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数的95%，平均每社130户(地主、富农不准入社)。到1956年底，高级社基本普及。
从土改到互助组，农民积极性很高，农村面貌变化很快；尔后的合作化运动，尤其是过快发展的高级社，对农民的积极性有所损伤，这从各时期农林牧渔生产平均增长速度中，可以反映出来。年全市农林牧渔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1%；年为4.4%；而年平均每年负增长0.5%，生产力非常敏感地反映出生产关系是否与之相适应的问题。
新中国诞生不久，杭州就开始着手对资本主义工业企业进行改造。根据中共中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总政策和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要求，“一五”期间，杭州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全市性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第一批通过清理公股公产对12户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月，华丰造纸厂等6家厂实行公私合营。到1955年底，市区陆续实行公私合营的工厂94家，合并为41家。改造形式主要是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从1953年开始，私营零售商供应的商品多数由国营批发部门计划分配，批发商业转为计划市场。1955年市区23个行业中的249户批发商，其业务全部由国营和合作社商业替代。1956年1月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水到渠成，市区有131个行业、2533家私营商业实行了公私合营。
杭州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也全面展开。杭州第一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于日，由下城区失业工人马浩明首先发起，同行响应，组成制钉生产合作社。1953年后，全市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有计划的发展阶段。年底市区内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3家，1954年底有109家，1955年底有172家。1956年1月成立杭州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 422个合作社19457人，人员占应组织数的98.7%，至此全市基本上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
&&& 小商小贩，也组成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走上了合作化道路。1957年，市区零售商业(包括饮食服务)网点共有2731个，从业人员26479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1961万元。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力向前推进，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已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地位。
“三大改造”虽非十全十美，但毕竟是空前的创举，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五”期间杭州工业建设成绩显著，同时基本上消除了失业现象，尤为一大业绩。
五、整治西湖& 恢复秀美景象
杭州解放，西湖开始了新生。市委市政府针对西湖十景荒秃凋零的状况，提出“先保护后逐步改造”的方针，对西湖风景区精心保护和布置，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造。谭震林指出，西湖一定会通过我们共产党人把它建设好，要建成“东方的日内瓦”，建成山清水秀，世界文明的西湖。杭州开辟了九里松、虎跑苗圃和西湖林场，为绿化西湖荒山荒地作准备。市有关部门制订了西湖山区造林和西湖风景五年计划草案，开始了声势浩大、成果显著的西湖整治和风景区恢复工作。
严格保护西湖风景区是整治西湖的基础。杭州颁布了《西湖风景区管理条例》，统一了西湖风景区的管理权限，对湖水清洁、游船、建筑、古迹、树木、土地开垦等多方面作了严格规定。要求景区内所有单位建立负责制度，积极采取各项保护措施，纠正破坏行为，确保住处一切的完整。强调对风景区严禁采伐挖掘。景区内不得设立传染病院，推行公墓制度，在风景区划出禁葬区域等；组建名胜古迹管理委员会，对名胜古迹实行严格的保护，各单位必须严格遵守，切实保护好风景区。
西湖风景，湖山傍倚，湖光山色，湖光源于湖水清澈，山色生于千林碧翠。省市政府历来重视对环湖群山的建设，拨出专款用于山林绿化，一直到“一五”计划的完成。发动群众在西湖周围山区义务造林， 1950年全市植树1130多万株。实行封山育林，成立区、乡护林组织，实行封山面积达13373亩。杭州还丰富造林方式，加大育林力度，尝试公私合作造林，风景林及特用或经济林大幅度增加。
杭州还贯彻“投资小，收效大”、“以恢复原来面貌为主，适当改建扩建为次”的原则，对各景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整治，修复了平湖秋月、三潭印月、曲院风荷、放鹤亭，重建了巢居阁和修建了湖心亭、玉泉、黄龙洞、岳坟、西泠印社、中山公园、湖滨公园等景点。1952年西湖风景建设投入占全市建筑工程投入的24%，疏浚西湖投入占19%，造林400余万株，面积7100余亩。对主要风景点和名胜古迹进行修葺整理，各景点及名胜古迹配植了观赏花木、铺设草皮、陈列名贵金鱼品种等，新辟了灵隐的飞来峰岩石洞、柳浪闻莺等景点。
为了对西湖风景区建设实行更为科学的计划，杭州于1952年首次提出五年规划思想：“拟争取逐步把西湖风景建设起来”，“利用整个西湖以及沿湖的山区地带，造成具有统一性的大规模的天然公园”。在具体设计的原则和风格方面“采取民族形式为主，同时在色彩上力求明丽愉快，在布置上力求广大开朗”，“管理上力求整洁卫生”。在建设中，“首先在风景区内建立道路系统，然后就西湖附近四周，按原有风景点，加以重点整理和扩大建设”。规划“在西湖东北开辟人民体育公园；湖东南辟为革命烈士纪念区；湖西南和湖西分别开辟休养区公园和休养区；玉泉附近开辟植物园；湖中以孤山为主，建立综合性公园，修整苏堤和重点整理三潭印月。”
1953年起杭州循序渐进，对西湖风景进行了保护和有选择地建设，重点整建孤山、三潭印月、花港观鱼、柳浪闻莺等景点，并修建灵隐、净慈、六和塔、苏堤和白堤道路。合计整理风景点及修建名胜古迹10处，风景点驳岸5494米，铺设草皮绿地13288平方米，植树15万株，新辟苗圃面积440亩，整治效果十分明显。
杭州重点加强了环湖及风景区的绿化与整治。一方面加强对群众进行造林护林宣传教育工作；一方面严格控制环湖西边至茅家埠一带的土地，禁止建立休疗养院，以防分割沿湖风景地带，还着手建设杭州植物园。特别是对环湖地区进行了规划，为西湖整治和风景区管理打下了基础。为了改造沿湖一带风景，将位于孤山、西泠桥一带的坟墓迁移。在迁墓中，对名人坟墓及古墓，分别采取保留重建、建亭立碑和再地迁葬等形式加强保护。此外开始森林的疏伐、林相的整理和风景林的经营管理方式的调整，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加速了西湖山区绿化林、经济林及风景林的建设。
年期间，杭州对灵隐、岳坟、六和塔、虎跑、西泠印社、三潭印月、湖心亭等著名风景点进行了整修，对西湖进行了全面彻底的疏浚，把8000多亩面积的西湖湖底平均加深到1.8米，初步改善了长期荒芜的环境面貌；扩建改建了“花港观鱼”、“柳浪闻莺”等公园，开辟了杭州植物园、花圃等。实施大规模造林和封山育林，1957年基本消灭了西湖周围荒山，园林绿地面积达282.58公顷。开放游览的公园景点达30余个，游览面积达到101.81公顷，比解放前增长85.57%。另外还建筑环湖马路及山区交通道路，开辟了13条交通线等。西湖整治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恢复了西湖秀美景象。
杭州被列为全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游览观光城市。不少外宾来到中国后，常被安排来杭州游览，杭州成为了政府接待型的观光城市。但这一时期很少有人来杭旅游，1957年总共接待外国游客(含国际高级使团贵宾)仅5807人，港澳同胞2635人，国内游人(含外地来杭的各种流动人口)也不过500万人次。旅游业的冷落，虽有多种因素，而规划定位的导向性偏差是其中原因之一。
六、学习苏联& 探讨发展得失
解放以后，历届市委、市政府一直都在努力寻求杭州城市的正确定位。
1952年6月，市政府拟定的《西湖风景名胜区建设计划大纲》，提出西湖风景区的范围与建设目标。由于西湖风景名胜区紧邻杭州市区，故其规划的性质与杭州城市的性质难以分割。1953年结合“一五”计划的实施，前苏联专家应邀来杭州，帮助作城市规划。杭州市成为全国解放后第一批编制了城市总体规划的城市之一。在《杭州市初步规划示意图》中，确定“杭州是以风景休闲疗养为主、适当发展轻工业的风景城市”，城市规模定为60万人口。这是首次编制杭州城市总体规划，又是苏联专家亲临现场作具体指导，对以后相当一段时期产生很大影响。这个规划的基本点是以西湖为中心。对环湖路到湖边的五千多亩地，拟建成一个‘环湖大公园’，明确规定在这个区域内的原有建筑只拆不建，对那些可以保留的建筑物，要逐步改造游览服务设施。这一规划在严格保护西湖自然风景的基础上，成为指导西湖风景区建设的重要依据。
但是，苏联专家并不十分了解杭州的历史文化、人文精神、城市特征，因而该规划也存在不足。把杭州定性为“休疗养城市”，并不恰当。所谓“休疗养城市”，大面积的风景区只供少数人用。这里封闭园区，警卫森严，普通市民很难进入。当时一些有识人士疾呼：“整个西湖风景区的建设应该是向着全国人民的大公园这一目标努力，不应被任何人独占或圈占”。
自1953年按照苏联模式规划制定后，环西湖的不少秀美地段，被圈占，开辟为休疗养区，或把著名景点改变为别墅。一批休疗养院在景区内拔地而起、筑墙圈地，分割了沿湖风景地带。长期以来这些单位占去大片土地，难以搬迁，影响了彻底的“还景于民”。苏联模式偏重于自然景观的利用，是可以理解的。而杭州城市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历史遗产异常珍贵，这些恰恰被苏联专家所忽视了。当时西溪没有列入规划，鼓楼没有受到保护，杨公堤筑为西山路，千年古城墙一扫而光，市区内不少名人故居、旧居均被漠视，一些名人古墓尤被视为封建迷信……致使后来不少历史遗产遭到破坏。
在工业化建设方面，杭州相继建成了浙江麻纺厂、浙江印染厂、杭州丝绸印染厂、杭州棉纺厂、杭州纺织机械厂和杭州炼油厂等一批骨干企业，初步改变了杭州工业底子薄、“骨头软”的状况，为国有工业打下了基础。如浙江麻纺厂，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建造起来的远东地区最大的黄麻纺织基地，也是全省解放后建造的第一家大型企业。杭州在工业布局方面考虑以轻工业为主，符合杭州实际。但在工厂位置方面欠合理，如丝绸印染厂设在市中心庆春街六克巷附近，烟雾噪声大，污水处理也有问题。电镀厂地处居民密集点，三废污染严重。浙江麻纺厂、杭州棉纺厂、浙江纸浆厂、浙江印染厂虽离闹市稍远，但紧挨运河。杭州炼油厂，逼近市中心，造成城市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由于当时未从国际风景旅游城市的角度出发合理安排工业区，其后遗症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的发展越来越明显，直到近几年才得以解决。
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对于小店小商小贩及农贸市场的改造，似乎速度过快。杭城商贸虽保障了群众基本生活用品，但所有制趋于单一、经营方式趋于单一、商品趋于单一、规格式样也趋于单一，官商气息过重，经营方式死板，淡化了商业的服务性与多样性。天堂的繁华气息淡薄了，市民生活显得单调，衣着清一色的灰布列宁装。饭店里摆着的也只有寥寥几种菜，皮鞋全是军用式的。没有了市场竞争，没有了旅游商品，缺少了花色品种，没有了广告促销，没有了讨价还价，没有了夜市，更没有了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和店面装饰……街市不再有“钱塘自古繁华”的氛围。零售商业作为城市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力度大大削弱了。
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有不少经验教训。譬如学校里一律学习俄语，教其他语种的教师被迫改行。为了学习苏联单科大学的模式，50年代初实行“高校院系调整”，浙江大学被拆散，只保留一个工学院。各院分割独立成校，还把物理系等科系撤销，不少院士级的著名教授如苏步青、陈建功、白正国、何增禄、谷超豪、王淦昌等被调整去了外省。不少学校还学苏联实行“六时一贯制”，上午吃一餐，连续上6节课，才吃上第二餐。苏联昼短夜长，日吃两餐。可杭州向来吃惯一日三餐，学苏联减食就得挨饿。还有学习苏联提倡业余时间学跳交谊舞。而喜闻乐见的杭州民间艺人杂耍、评弹、说唱之类大众化娱乐节目一时很少见到，连作为民众消遣场所的五百多家茶馆店也陆续被取消了。
当然，学习苏联经验成绩也是巨大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较好的物质基础。学习苏联最大的收获，是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使杭州产业结构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工业比重明显提高。以1957年底与解放初的1949年作比较，工业产值所占份额由29.4%上升到48.7%；农业比重由70.6%下降为51.3%。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一、二、三产业趋于平衡。五大物质生产部门中，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的比重上升，农业、商业的比重下降。
从1953年到1957年，杭州城市建设贯彻“为生产服务，为劳动服务”的方针，实施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基本建设和城市公用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一五”期间是杭州城市建设较好的发展时期之一。五年内，经济和文教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1.63亿元，建成了古荡和华家池两个文教区，浙江大学、浙江农学院、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团校、杭州幼儿师范学校、杭州师范学校、水力发电学校等10所大、中专学校拔地而起；建成了西山路、九溪休养疗养区；初步形成了拱宸桥、江干、艮山门三个工业区，计划扩建的50多个企业，绝大部分已竣工并投入了生产。重视城市住宅建设，改善群众生活，1952年杭州第一批1000间工人宿舍建成使用。‘一五’期间，辟建了“五一”新村、邮电新村、劳动新村、闸口新村等8个住宅区。杭城公共设施建设虽不多，但不乏精品，如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是杭州解放后兴建的第一幢公共建筑，建筑面积7200平方米，占地1.38万平方米，观众席1949座，寓意解放和建设之意，整幢建筑显得华丽气派，又朴素大方，并可作会议和演出两用，是杭州的标志性建筑。它是浙江省的会议中心，省市党代会、人代会等重要会议均于此召开。
1956年6月，中共杭州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主持工作的王平夷同志宣布：杭州市已从一个消费性城市转变为生产性城市，他指出：要把全市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新杭州，消灭贫困、落后，还要作长期的巨大的努力。
总起来说，从1949年到1957年的八年恢复期，医治了战争创伤，人民当家作主，失业现象基本消灭，城市生活日益好转，社会秩序有了进步。杭州显露出朝气，成绩是主要的。“一五”计划各项主要指标均超额完成。1957年的经济水平，杭州与同时期的汉城、台北、新加坡等城市相接近，彼此都从战后开始复苏。至于城市化虽未正式启动，而已蓄势待发，如按正常发展，前途未可限量。
第二节& 大跃大进& 大起大落
一、扬短避长& 工业单向突进
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确定今后的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年，毛泽东主席发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提出发展沿海工业。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杭州市开始了以工业为中心的全面的大规模建设。同年，杭州市制订了《关于年的城市建设规划》，这是杭州市编制的第二轮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该规划以发展工业为中心，提出：“奋斗三五年完全可能把杭州建设成中等的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综合性工业城市”。工农业同时开展生产大跃进，以工业为重点，尤以重工业为中心。城市规模控制在80万人以内，部署了半山、拱宸、江干、闲林埠、上泗、良渚、回龙山、富阳、萧山、上城和下城共10个工业区（增辖萧山、富阳两县）。由于资金的积累有限，只好压缩其他方面的投资，集中资金投向工业，基本建设中的76%，用于发展工业，特别是“以钢为纲”的重工业。“二五”前3年(年)投入工业建设的金额为“一五”(年)5年投资总和的2.5倍。其中1958年一年全市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超过解放后8年投资总和，全市新建了70多个项目。
城市以钢为纲，全民大办钢铁、大办工业，其中由国家投资新建、扩建和续建了四十多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冶金工业，如浙江钢铁厂、闲林埠钢铁厂、横山钢铁厂、富春江铜厂；机械工业，如半山重型机械厂、轴承厂、汽轮机厂、齿轮箱厂、汽车发动机厂；电力工业，如电缆厂、萧山电机厂、新安江电厂、半山电厂、两个大型超高压变电所等，还扩建了闸口电厂、玻璃厂、水泥厂、电子管厂、仪表厂、龙山化工厂、硫酸厂、兽药厂、化学纤维厂、萧山棉纺织厂、桃源岭啤酒厂、望江食品厂、海潮橡胶厂、热水瓶厂、灯泡厂、自行车厂、钟表厂、缝纫机厂、扬伦造纸厂等。扩建续建了锅炉厂、制氧机厂、机床厂、农药厂、民生药厂、丝绸印染联合厂等，基本形成了从艮山门到半山的重工业区、望江门的食品工业区、拱宸桥的轻纺工业区、古荡和留下的电子仪表工业区、龙山的化学工业区，使杭州工业布局渐趋合理。
杭州第二轮城市建设规划，虽然认识到了城市的生产功能，但由于只注意学习苏联的经验，忽视了对其他国家城市规划发展的了解，也没有认真总结本国本地实践经验，因此脱离了杭州缺少能源、矿产的实际情况，也忽略了对西湖风景区和城市环境的保护，这一轮规划对杭州而言显然是“扬短避长”。尽管从城市建设的角度看，杭州已注意到工业区对西湖风景区景观的破坏和对核心城区的影响和污染，在工业区选择方面，有意识地选择集中在城市东北部的半山地区，与杭州城区有比较合理的距离。但从目前看，在风景区和居民稠密区甚至在运河两岸仍然兴建了不少工厂，造成了对城市大气和河水的严重污染。
在大跃进中，杭州结束了从未生产过一吨钢、一吨铁、一吨煤的工业发展历史。一批重化工业产品，如金属切削机床、动力机械、农业机械、化肥和农药等都从无到有生产出来；纺织、轻工产品也大幅度增长，扩大了生产规模。就主要行业门类而言，初步建立起钢铁工业、采掘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基本化学工业等，杭州正向发展综合性的工业城市迈进。三年中，工业生产平均每年递增率高达44.8%，其中重工业每年递增88.6%。
工业大发展过程中，工业职工人数猛增，仅1958年一年中就增加工人18万人。这对于当时仅有65万人口的城市来说，是很难想象的。新增的工人来自各行各业，特别从郊区农业生产第一线抽调的劳动力甚多。
城市内连街道也组织了大办钢铁，毫无生产经验的居民妇女也被动员到炼钢队伍中来，小土高炉所烧铁块，大多成为废料，白白浪费原材料和燃料，造成巨大损失。
由于追求工业发展高速度，盲目扩大基建规模，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出现了困难的局面，大批基建项目不得不停建缓建，城市经济秩序呈现紊乱，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道路发生严重的曲折。1961年中央强调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大型骨干企业相继归中央各部和省厅管理。同时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杭州市按照农轻重发展次序，调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适当缩短工业和文教战线，延长农业战线特别是粮食战线；适当缩短重工业战线，延长手工业和某些轻工业战线；适当缩短加工工业战线，延长原材料工业战线。经过调整，工农业比例从1960年的7.83∶1缩小到1961年的5.18∶1。市区内关、停、并、转了134个企业，精简职工9万多人，其中5.1万人动员回农村。到1962年末，全市有中央属工业企业78个，省属企业64个，市属企业646个。尽管部分骨干企业在整顿中保留下来，但这种单向独进的工业化，付出的代价毕竟太大，特别是对农业和商业生产造成很大的损失，也违反城市现代化综合集聚的基本原则。
年，全市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完成投资额为14.5亿元，是解放后前七年总投资的7倍。到1965年底，杭州市主要轻工业产品有棉纱、棉布、麻袋、化学纤维、卷烟、电风扇等15种；主要重工业有发电、钢、钢材、水泥、原油加工、硫酸、农药、汽车、内燃机、手扶拖拉机等15种。十年工业建设大大增加了全民所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使全民所有制经济占了绝对优势。同时，也为杭州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人才。
这一时期，杭州坚持以发展轻纺工业为主的方针，特别是在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以后的三年调整中，把大跃进中上马的不符合杭州实际的项目调下来，把符合城市特点、国家和人民生活需要、杭州具有优势的项目，尤其是轻纺工业、电子工业、精密机械仪表工业等保存下来，并加以充实提高，使杭州工业得到健康的发展。其中从1961年起对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进行压缩，由1960年的1.11亿元压缩到1961年的3416万元，1962年再压缩到1650万元。加强轻工业生产，自行车、缝纫机、塑料制品等工厂先后投产。小商品的生产，经过扶植，逐步恢复。这与同期全国对轻工业投资比重仅占总投资的3.9%相比，杭州对轻工业扶持工作做得比较好。
尽管进行了调整，但损伤的元气未能完全恢复。以全市工业总产值的具体数字作比较：1960年为18.4808亿元；1961年降为12.6478亿元；1962年降至10.3026亿元；8亿元；7亿元；2亿元；3亿元；未能恢复到1960年的水平。1966年“文革”爆发，1967年和1968年工业生产又连续出现负增长。
二、园林建设& 继续得到加强
1958年杭州对西湖风景区的建设，由于受“首先保证工业发展需要”规划的制约，带着“大跃进”的痕迹，西湖治理工作受到一定影响。但是对西湖风景区发展方向，还是作了明确规定：西湖四周辟为环湖公园，西南面山区辟为森林公园，植物园设在玉泉一带，动物园设在石屋洞一带；休疗养区设在六和塔到栖一带钱塘江边。自环湖公园、森林公园，连接到休疗养区组成一个整体的风景游览休疗养区。为此，杭州一方面加强了西湖疏浚、林相改造及西山路、灵隐路、虎跑路两侧的绿化工作，一面颁布禁令，对风景区和铁路公路两旁的护路林严禁砍伐。
杭州以环湖为重点，加大了投入，整理和充实环湖绿地和景点。经过整治，环湖三十多里内，除圣塘路、北山路、南山路一段因建筑物较多尚待改建外，沿湖破旧、零乱之处均已拆修整理，西湖风景园林焕然一新。如占地231.6公顷的植物园，是一个集种质保存、科普教育、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多功能植物园，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杭州还适时调整种植计划，在西湖周围减少粮食种植面积，增加茶叶和果树花草面积种植。6.5万多亩荒山荒地，都种上了观赏植物和经济作物，使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季节，出现不同的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色。
杭州因绿化突出、历史文物古迹和著名风景点整修一新，获得了全国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会议的赞扬。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根据各个风景点的特点，结合考虑植物的生长条件，孤山以梅花为主，曲院风荷以荷花为主，夕照山以红叶为主，花港观鱼以牡丹为主等，各个风景点各具特色，景景不同。美化西湖的这一经验在全国进行了推广。
疏浚西湖工程从1952年试挖，到1959年竣工，投资454万元，历时8载，挖出湖泥722.88万立方米。挖泥量之多，时间之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是一件惊人之举。疏浚后西湖平均水深1.808米，比浚前增加1.258米，最深处2.6米，蓄水量由浚前的413. 2万立方米增至1027.19万立方米，增加1.5倍。
十年间，杭州先后对39处名胜古迹进行了整理。兴建和改建了游览区道路24公里，将环湖风景点连接成一片；发动群众大规模植树造林，重点是营造风景林；精心改造园林风景，不断开辟新的风景点。在美化西湖、装扮西湖、展现西湖秀丽面貌的同时，市区公园绿地建设也有了较快的发展，相继建成了8个市区公园。
为使杭州既美丽又清洁，市委市政府对以除四害、讲卫生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抓得很紧。日，毛泽东主席亲自视察小营巷的卫生工作，充分肯定了小营巷的经验，极大地鼓舞了全市人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热情。
1961年11月，为把杭州建设成为更加美丽的城市，杭州制定了1961年至1969年园林规划，提出“观赏作用与经济作用相结合、重点绿化与外围绿化相结合、园林绿化与整修道路、清理水面相结合、园林建设事业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强调了“全市公园建设应以西湖和附近山区为中心，扩大风景区，包括天目山、钱塘江、富春江、青山水库、安溪水库、超山、半山等山水名胜，并全面进行绿化”。现在看来，在当时旅游事业特别是国际旅游事业尚未被人们所重视的情况下，这样的构想是颇有远见的。
年，杭州对西湖园林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坟墓、碑石、纪念塔等作清理工作。采取或拆平、或深埋整平、或迁移等方法，先后三次对风景点及主要游览道路沿线的牌楼、石碑、匾额和坟墓等进行清理，共清除和迁移西湖风景区内的大小坟墓五百余座。其中有一批纪念性牌坊、碑塔、雕像等近代文物古迹被清理，一些名人志士的坟墓被拆除，不少楼台亭馆的楹联匾额被毁。虽然西湖风景区的面貌大为改观，但同时也破坏了许多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
工业生产的建设发展，极大地刺激了城市的建设。城市人口激增，道路和房屋日益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也一度有了较快的发展。城市第一污水干管工程建成运行，环湖污水截流北干线工程实施等。完善城区的道路网，以加强道路养护和改造主要道路及街巷的路面结构为主，拓宽解放路，延伸延龄路（后改为延安路），将市区“孝女路”、“菩提寺路”等23条旧路名更改为14条新路名等。修筑钱塘江南北各海塘，提高城市抗洪涝灾害的能力。新建祥符水厂、扩建清泰水厂，扩大城市供水能力。改造艮山电厂、闸口发电厂，建设新安江水电站、富春江水电站，为杭州城市提供更多的电力。建立立体形的城市交通，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杭州公交无轨电车的建成运行，杭州市自己装配国产公共汽车，武林门站建成杭州长途汽车客运中心，开通萧山至宁波的铁路，中国民航杭州站成立，笕桥机场扩建和军民合用，首开解放后第一条航空线，先后拆除杭州城墙遗址，在其基地上建成了环城东路、环城西路、环城北路，还建成了杭州市最早的群众集会广场昭庆寺广场。
三、国营商业&& 独家计划管理
1957年末，国营商业虽已处于主导地位，但尚未构成一家独大。1958年5月至1961年9月，国、合商业第一次合并，基层供销合作社、公私合营商业、合作商店，在购销上全部纳入国营商业的计划管理，形成了国营商业独家经营局面，这是为了适应工农业大跃进形势的需要。在大跃进中，农业减产，市场供求矛盾突出，城乡商品供应紧张。而且商业部门也追求高速度，高指标，搞“大购大销”，使国家财产遭受大量浪费和损失，加剧了商品供应的紧张状况。到1962年底，市区商业部门因商品报废的损失总值高达185万元；积压不能适销，等待处理的商品有467种，价值220万元。由于急于取消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就把供销合作社由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把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升为国营；压缩和裁并了许多网点。国营商业主管的商品和批发机构，可以下伸到县以下集镇。
1961年冬，合作社商业重新从全民所有制中分出来，回归集体所有制。至1962年全市供销社零售额仅11674万元，占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21.71%；此后几年的经营比重在26%左右。
公私合营企业原规定按“赎买”政策每年给资方年息5%，与企业经营成果分离。1958年市区143户小商贩实行公私合营，至1960年公私合营商业经过撤并保留433家。1966年全部改为国营商业，资本家定息取消；在公司和商店的原私营工商业者的职务也全部撤销。至此，对私营工商业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公私合营企业的“赎买”政策结束。
合作商店，由小商从业人员联合组成。在业务上按行业或地域，由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加以管理。1958年小商贩6356户、8173人组成了合作商店。部分小商贩直接转为国、合商业。部分人则转向工业生产、建筑工地或参加农业生产。1961年国民经济开始调整，大批待业人员参加到小商贩行列里来，至1962年末小商贩又增至1人。
集市贸易几经关闭，几经恢复。1956年随着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以个人产品交换为主的集市贸易市场逐步关闭，但由于对农副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不便，下半年又恢复起来。1957年，市区恢复和建立了18个由政府指导管理的自由市场，不久对其经营范围又加以限制，只许自产自销的农副产品进场交易。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村取消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城镇个体工商业大多组织合作小组，集贸市场因失去存在基础而相继关闭。
1959年，杭州市允许农民留有少量自留地，对农村集市贸易实行活而不乱，管而不死。市区先后设置拱宸桥、卖鱼桥、三廊庙、松木场、艮山门等7个市场，经售蔬菜、禽蛋、水果等农副产品。1961年在龙翔桥、刀茅巷、望江门、清泰门、米市巷等25个地方设置农副产品市场，上市商品100余种。1962年集市贸易有所发展，成交金额约1717万元，占市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5.9%。1963年杭州加强了对集市贸易的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市场减少到20个，控制上市商品，不准生产队和农民个人出售多余的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制品。凡上市的自产自销商品，凭农副产品自产自销证，在指定集市或毗邻地区集市交易。同年7月，建立工业品小商品市场，引进小商贩164户进场设摊。1964年8月撤销龙翔桥市场，并禁止生产队和农民将多余的农副产品上市交易。至1966年，集市贸易被视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被采取强制措施全部加以取消。
年，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始终伴随一起，时起时伏，而“左”的趋向逐渐占了上风。国民经济中的第三产业受压抑，与一、二产业间的比例失衡。市场经济的削弱，影响杭州城市化的正常进程。
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时期，全市人民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表现了高度的建设社会主义热情，尤其是通过全党全民学习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英雄模范人物，大大净化了社会风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助人为乐的风格得到发扬，从而焕发出巨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
四、农民进城&& 一度掀起高潮
中国自1958年起开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加快步子超英（国）赶美（国）”、“全民大炼钢铁”，基本建设工程项目齐头并进，大批上马。处在宏观的大跃进形势下，杭州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高峰期很快就到来了。
杭州的农民涌入城市，三年间非正常的膨胀连续跨越三个台阶。按照“城市规划”原定控制城市规模为60万至80万人，而从1958年起的三年高增长为：1958年达到108.15万；1959年达117.85万；1960年达126.55万人。计三年涌进杭城27.06万人，增长率达到27.2%，为历来所罕见。
实际涌进杭州的农民还远不止这些，当时工业战线的大兵团作战，成千上万来自农村的临时工，一批批应召而至，未计在内。那些平时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农民群众，更无法统计。加上当时农村办公社，城市也办公社，亦工亦农，工农不分，城乡不分，产生了城市和农村互相竞争劳动力的紧张局面。为了解决工农两条战线之间争夺劳动力的问题，采取的权宜之计是在公社里组织后备劳力，需要时便调到工业战线。于是农闲时大约有40%的农业劳力支援工业战线；农忙时组织城市力量到农村抢收抢运，城市机关干部、营业员、学生纷纷下乡，昼夜不停地进行。为了便提供更多的劳力，连一些非重点工程也停下来，即使这样，很多地方的庄稼还是没有全收起来。
第三节& “文革”干扰& 灾难降临
“文革”十年浩劫，造成了杭州社会的大动荡，严重影响了杭州的工农业生产和城市化进程。
一、企业紊乱& 规章制度尽废
政治秩序发生大混乱，经济秩序相应受到冲击。正常的规章制度遭受破坏。代之而起的是无政府状态和“革命委员会”的瞎指挥，劳民伤财，多数企业的产品质量和工作效率呈下降趋势。其损害类似“大跃进”，而更甚之。
自“文革”开始至1969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逐年下降。随着党的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开展批林整风以后，批判了“左”的思潮，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全市加速发展基础工业、积极加强农业和国防建设。工业以夺煤为重点，实现两突破（钢铁、机床），促进三发展（农机、军工、电子管），农业实现两学（大寨、南堡）、三超（超纲要、超历史、超计划），工农业总产值呈现较大幅度增长，上升趋势一直保持到1973年。但是由于“左”的影响，经济工作中的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扭转“北煤南运”而开展的“夺煤大会战”，耗时数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而收效甚微，造成极大浪费。
就工业产值而论，杭州在“文革”前10年工业年平均递增率为16%，而“文革”开始后10年平均递增仅为3.9%，疲软乏力。以传统产业丝绸业总产值为例，“文革”10年中有5个年头比上一年下降，1976年的产值竟低于10年前“文革”刚开始时的1966年。尤其是两年，丝绸全行业亏损，达185.7万元。一份关于老字号都锦生丝织厂的调查报告称：“都锦生丝织厂在‘文革’期间，由于受社会浊流的严重影响，正常的合理的规章制度都被当作‘不该管、不该卡、不该压’的资本主义枷锁，一刀砍掉；在一切‘对着干’的幌子下，一些受蒙蔽的职工在个别坏人的煽动下，放弃生产，去干所谓‘革命’，党政干部和无辜群众遭受迫害，工厂的生产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许多老字号企业被当作“四旧”清除，有的被撤销，有的被砸掉老牌子，有的被勒令更名，有的被迫改组。譬如：“杭产一绝”的王星记扇厂，老字号牌子被砸，迫令改名为“东风扇厂”，作为传统工艺美术品的拳头产品，概被斥为“封、资、修”的毒草；一把把凝聚着制扇艺人智慧和心血的精美工艺品均被付之一炬。
享誉百年的万隆火腿庄，几经更名，数度归并，先入方裕和，继改杭州腌腊店，一会儿上收，一会儿下放，几无安身之所。
富有特色、品牌响亮的采芝斋，也数度易名，先改称“工农兵食品店”，而后是“东方红食品店”，再后又叫“益民食品店”，无形资产的品牌任意践踏。遭同样厄运的企业，比比皆是。知味观被改成“东风馆”；景阳观为全国四大著名酱菜专业商店，也被改名为“东方红”酱酒店；高义泰是驰名全省的布庄，被改称为“时新”布店。
张小泉剪刀厂也无辜地被列入“四旧”而被革命除名，改为“杭州剪刀厂”，生产秩序遭严重破坏，产品也不能出口，产量剧降……可是高音喇叭还整日叫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封资修的苗!”
对有些老字号企业来说 ，更惨的是被以“文革”的名义加以撤销，斩尽杀绝不准留下生产的活路。如世传四代，产品曾在国内外重大赛事中连获金牌、一等奖和优等奖的邵芝岩笔庄，被无理定为“四旧”而撤销。连流传千古的文房四宝都成为禁品，令人痛心。
最可惜的是，仁术膏丹济世四百余年的朱养心药室也遭灭顶之灾。数百年积累起来的祖传秘方、实物资料全被焚毁；朱养心的招牌当众砸毁，不准启用。
更多的企业是生产秩序被打乱、周密的管理制度被破坏、产品的产量质量失去保证，后果不堪设想。
总之，“文革”时期杭州工业遭受严重损失，幸而多数职工能自觉坚持生产，维持着城市的生命力。部分企业并能在艰苦的条件下有所发展，其中最有生气的要数化工工业、二轻工业、电子仪表工业和轻工业等，在困境中创造出可喜的成绩。化工工业的硫酸、烧碱、电石、化肥等产量成倍增长；二轻工业的发展，保持高速的有塑料制品等产品；电子仪表工业成绩最为显著，1965年时只有10家厂、1878名职工，到1976年发展到70家厂、12900名职工；轻工业兴建了手表、自行车等工厂。这是杭州工人阶级自强不息精神的表现。
企业是城市的基石，成群企业的紊乱必致影响城市功能结构的损坏。赖企业职工的奋发图强，杭州城市命脉才得以延续。
二、一大二公& 农业偏离方向
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盲目急求“一大二公”，使杭州农村深受其害。以粮食产量为例，解放后连年上升，1956年达836915吨。提倡科学种田的1958年，因“左”的思潮开始抬头，粮食产量虽略低于1956年，总产量仍达833610吨。但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后几年粮食连年减产，吨，吨，吨，造成城市居民和乡村农民普遍口粮不足，被迫实行“瓜菜代”，基本生活受到威胁。1961年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强调“以粮为纲”，国民经济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加强农业生产放在重中之重，才使农业产量得到恢复,农业总产值保持每年递增4.4%。但“文革”开始，全市农业生产很快受到影响，形成了又一个产量低谷期。
1968年7月，杭州召开了农业学大寨会议，把学大寨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使学大寨走偏方向。原先的评工计分、定额包工被作为“工分挂帅”批判，推广不分劳动好坏、按底分死记的“大寨式政治评分”。社员的自留地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开展三献一并(献出自留地、献出宅边地、献出零星果木称为三献割尾巴，同时并队升级)。全市有1900多个大队从生产队核算并为大队核算，大跃进中出现的“一平二调”之风复燃，又一次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71年2月，杭州贯彻国务院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号召纠正“三献一并”。但全市只有1040个大队(占总数的60%)恢复生产队核算。1972年市委派工作组分赴郊区和各县调查研究，发现“一大二公”的风气仍流行，大寨式政治评分依旧不分劳动好坏，干部利用职权乱支、透支、垫支的“三乱”严重，社队企业任意平调生产队劳动力，粮食生产单打一，忽视林牧副渔多种经营的状况极为普遍。群众反映强烈，生产效果自然受到影响。
总起来看，“文革”期间的农业经济是新中国诞生以来发展最慢的时期之一，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冲击，但杭州农村种植业还是继续发展的。“三五”期间（年），杭州粮食年平均增产2.1%；“四五”期间（年），增幅减低而仍有少量发展。但是由于公社的劳动形式过于集中，经营方式又过于单一，生产带来的收益难以合理分配，群众对此有改革要求，有些地方自发地试行包工到户、包产到户等各种形式，结果都被公社革委会压制下去。种植业为主的单打一生产方式也限制了农民的经济收入。10年间除了牧业的产值稍微有点上升以外，林业、副业、渔业、多种经营等方面的收益均明显下降。农、林、牧、渔的总产值平均年递增仅为0.9%；而且各年度的产值不稳定，如1967年后连续3年农业总产值低于1966年；1972年后又连续6年减产。1972年在“棉农不吃商品粮”的口号下，棉农思想波动，棉花在年连续6年减产，由60年代的亩产皮棉50公斤降至70年代的40公斤，单位产量下降达20%。苎麻生产很多是利用房前屋后、零星杂地种植，全市苎麻种植面积最多时达3900亩，产量最高时达323吨；1958年公社化和1968年“割资本主义尾巴”后，全年的总产量降至21吨。可观的财富无形中流失了。
“文革”对商业工作同样有严重干扰。在轻视流通的思想影响下，商业、交通运输部门的发展明显滞后。1966年商业工作几乎陷于瘫痪，计划一度中断。由于广大消费者的客观需求和商业、交通运输职工的敬业精神，维持着市场的缓慢运作，10年间社会商品零售额年均增长仅4%左右。
事实证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势必遏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三、文物被毁& 城建停滞不前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错误思潮影响下，1964年下半年，杭州开始对西湖风景区的清理坟墓碑塔运动，主要表现为对景区内大量存在着的坟墓进行集中清理。截止当年底，杭州各区共进行集中拆墓6次，有654座坟墓被拆，其中迁墓的仅28座，大多数被平毁。这些墓葬虽以普通的坟墓居多，但也有不少是名人墓葬。其中在一个晚上就拆迁了孤山和西泠桥一带的名人墓葬30个。这种拆迁墓葬的“大扫除”，虽然对景区的环境整治和改变千百年来风景区的乱埋乱葬之风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辛亥革命先烈和久已存在于人们脑海中的历史文化名人墓葬的轻率处理，不仅极大地破坏了风景名胜古迹和文化遗存，而且在国内外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恶劣影响，也为此后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破旧立新”运动开了一个坏的先河。
“文革”之初，杭州出现了“破旧立新”运动，将带有“封、资、修”色彩的路牌、店牌、厂牌实行打砸，并冲击西湖风景区。市区内和西湖沿岸大小佛像、古人石像以及各种墓、碑、牌、匾等被一扫而光，在各风景点增加所谓“样板戏”、“英雄人物形象”之类的内容，改造成所谓“进行阶级教育的阵地”。公园风景点的文物古迹被视为封建迷信受到大量破坏，其中最典型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坟墓、庙宇、塑像、匾额、对联及有关纪念文物，均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污损。女英雄秋瑾等辛亥革命烈士坟墓也遭挖掘。推进杭州城市化的先驱人物钱H，其故园遗址所建古迹钱王祠，被改建为动物园，祠内文物损耗殆尽。分布于环湖诸山的许多珍贵石窟艺术，如烟霞洞石窟造像、石屋洞岩壁上的罗汉石雕、紫云洞的石刻佛像等不少被敲坏甚至砸烂。虎跑五百罗汉亭的罗汉全部被毁。西湖十景石碑多数被砸，有的被丢入湖中，名木遭砍伐。一些有价值的名人故居，被安排进居民，住户拥挤，炊烟四起，墙壁乱涂，杂物纷呈。天堂形象、西湖风采被野蛮地抹黑了。
“文革”期间，西湖园林绿化遭受了一场严重的浩劫。花木、盆景被当作修正主义遭到摧残。苦心经营多年的花圃成为破坏的重点，损失极为严重。花圃变成了药圃，公园成了加工厂。植物园内植物品种大量减少，园地荒芜；风景区树木遭到乱砍滥伐，加上病虫害，使已绿化成林的西湖群山，又出现了疏林地区和荒山一万三千余亩；毁绿建房、办厂愈演愈烈，严重破坏西湖景观。许多文物古迹景点和大片绿地被长期占用，据1981年调查，西湖风景区内有工厂企业、机关部队、招待所、疗养院等单位144家，占地359公顷，其中大多数是“文革”期间占用或扩大占用的，不仅大大缩小了风景区的游览范围，而且影响了西湖园林建设和旅游事业的发展。一些单位还在景区内大规模挖井取水，黄龙洞的白沙泉断流，泉景顿失，玉泉等名泉水流流量减少。
“文革”初期还出现“毁寺驱僧”现象，上、中、下天竺及净慈、昭庆、招贤、永福、虎跑、六通、法相、玉泉、龙井、云栖、滔光、开化、真际等寺庙，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净慈寺、天竺等名扬中外的名刹以及昭庆寺、招贤寺、虎跑定慧寺、云栖寺、龙井寺、六和塔开化寺、真际寺等不少寺庵被长期占用。值得欣慰的是，千年古刹灵隐禅寺得到了有效的保护。1966年8月，在净慈寺被捣毁后，一部分人向灵隐寺冲击，
灵隐寺危在旦夕。省市委、政府坚决贯彻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对这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暂加封闭，才使灵隐寺转危为安，免遭破坏。灵隐寺是当时杭州市唯一没被破坏的宗教场所，至1971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来杭访问时，灵隐寺才重新对外开放。
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政治形势和国际交往的需要，西湖园林绿化工作有了转机。针对各风景点内遭严重破坏的情况和杭州作为一个开放城市、承担接待中央领导和国内外一些重要贵宾的实际，杭州提出了建设成为“革命化风景城市”的口号和园林革命化建设的计划，加强了对西湖风景区的建设和管理。1973年，国务院确定杭州为全国四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之一，杭州提出全市环境保护工作的近期目标和西湖园林建设问题，作出相应部署：针对西湖污染日趋严重问题，尽快迁移环湖地区22家工厂，向西湖排泄污水管道改道，加强西湖管理和疏浚工作，严禁在西湖洗涤、洗澡、游泳；西湖机动游船逐步改为电瓶动力船；加快解决环湖周围少数工厂、单位烟囱污染问题；加快西湖重点风景点和名胜古迹的恢复整修，积极开辟和扩大新的风景点；抓紧整理环湖公园绿地建设，充实植物品种，提高养护水平；结合备战，增辟山林道路，便利风景区的山林生产管理和游览。针对风景区内的部分工厂、农村生产队砍伐经济和观赏林木、破坏风景山林的情况，进行了严肃查处。随后，杭州提出西湖风景区和名胜古迹附近不再设立有碍环境的工厂企业，抓好工业“三废”治理，西湖要整修湖|，完成驳|工程，清除淤泥，沿湖埋设污水截流管道，逐步改变环湖居民的燃料构成，净化空气，提高西湖园林水平。
&“文革”期间，杭州城市公用、基础设施等建设大多无所作为，市内乱搭乱建成风，众多违章建筑拔地而起，严重破坏了城市面貌。值得一提的是，以延安路中心线为轴线，兴建了“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后改称浙江展览馆），大瞻口、高廊柱、玻璃瓦，不中不西的样式，代表特定时期的提倡“民族主义”的唯一标本，成为城市标志性建筑物之一。该馆和馆前广场（即现在的武林广场），当年杭州人称之为“红太阳”，广场略呈方形，面积4.73公顷。同时在延安路北段、广场900米处兴建了一座检阅台，作为广场的配套设施。
“文革”十年中，为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要准备打仗”“深挖洞”等号召，掀起了群众性的挖洞备战高潮。杭州被确定为全国人防建设重点城市，人防战备工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市区增加各种类型的人防工事34万平方米，占当时工事累计总面积的90.3%，其中比较大的有浣纱河道改造工程和开山坑道工程建设。浣纱河从涌金门与西湖相接，蜿蜒曲折北上，至环城北路南武林闸，连通运河，一直起着排泄西湖水量和沿线城市生活污水和地面雨水的作用。1970年浣沙河工程开工，各企事业单位群众纷纷参加义务劳动，仅第一年义务劳动11万余个工日。整个工程费时7年，至1977年竣工，全长3850米，面积1.17万平方米，出入口20个，成为市区连通地道的主干道和连接南、北两线坑道主干线的纽带，使人口稠密地区内，基本上形成了地道通干道，干道通南、北两线中坑道的疏散掩蔽网。该工程还有利于城市交通，形成与延安路平行的南、北向市区主干道之一。但从保持江南水乡特色和西湖旅游发展角度看，减少了城市的水面面积，破坏了城市原有小桥流水的景观，充满生机的古河道一去不复返，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此外由于工程是在临战状态下进行的应急建设，大搞群众运动，缺乏科学的全面规划及必要的勘探设计，强调数量，忽视质量，因而存在着工程布局不尽合理、施工战线过长、难以有效管理等问题。
四、超常发展& 无法稳定持久
世界著名城市地理学家贝利曾断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的进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彼此之间需要协调发展。倘若破坏这种内在联系，就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并产生逆城市化。
中国在年的城市化速度，超过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破坏了两者的内在联系。城市化水平由1957年的15.4%跃升到1960年的19.7%，这种宛如在沙滩上建起的摩天大厦，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撞击。经济陷入全面萎缩，城市化在这场危机中遭受挫折。1961年国家为缓解饥荒，开始大规模地压缩城市人口，动员城市工人及其他劳动力参加农业生产，全国压缩城镇人口三千多万，精简职工两千万左右，出现了第一次逆城市化现象。1964年全国城市化水平猛跌到14%。“文革” 十年，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社会动荡，大批城市里的干部、职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被分配到农村上山下乡。加上国际局势恶化，领导层提出了要准备打仗和三线建设的主张，组织更多的人力物力撤离城市，转向偏远山区，这样便出现了第二次逆城市化现象。其中下放呼声最高的两年，城市化水平骤降到12.2%，相当于倒退回%的水平。“文革”结束时还维持着这种低水平徘徊的局面。
《杭州50年?统计资料》显示，杭州非农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从“大跃进”到“文革”前后连续下降20年，从1959年的33.66%，降至1978年的22.95%。基本情况与全国大同小异，仅仅是比例略高。杭州1959年达到高峰，以后直线下沉，这是宏观经济形势所决定了的。
《杭州50年》载：杭州市年非农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连年下降情况(每年年底统计数)：
全市总人口(万人)
非农业人口(万人)
农业人口(万人)
非农所占比例
1979年基本上遏制了下滑的趋势，但城市化的回升劲头并未立即释放出来。直到上世纪末放开城市的户口控制数，1997年杭州城市化率达到33.60%，逼近于1959年的33.66%。不过1959年的33.66%属于建筑在沙滩上的，而%，属于基础扎实的城市化率，具有强劲的发展后劲。
由于“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折腾，整整消耗了长达38年的城市化历程，才回归于50年代末的起点。
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很多，其中根本问题在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限制了城市的经济循环。高度集权的政治挂帅支配着经济计划与城市规划，排斥了城市结构的多元化与经济功能的多样化，削弱了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辐射功能。商业、交通、金融、旅游、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项事业无法协调发展，民间潜在的市场运作力量受到遏制，以致城市不仅难以吸收农村广大剩余劳动力，甚至连城市本身的就业问题，也不易解决。加上人口自然增长率高出于速度减缓的工业所能提供的就业份额，落后的“三产”和僵化了的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城市化发展的阻力。尤其是当时一面严格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一面宣传农村是青年发展的广阔天地，不断推动“上山下乡”等城市人口向乡村流动，这种反城市化潮流，持续蔓延，长时期抑制了城市化的正常发展。
中共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主办&&&
&市委、市政府办公信息处理中心建设管理&&&
&备案证编号：浙ICP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