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章太炎&：太阿倒持&孤怀宏识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章太炎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殿堂级人物，也是真正的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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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章太炎故居提供/图）
他为人奇崛，不主故常。近代成一时风气的诸子学、新史学、六朝文章等，都发轫于他。甚至他不赞赏的新文化运动，其思想渊源也跟他有关。
他提倡“言文一致”，接王阳明、章学诚余绪，强调“六经皆史”，把孔子从“圣人”位置拉至“优秀教育家”、“历史学家”的座位上，甚至因不满康有为提倡孔教，“激而诋孔”，批评儒家“湛心利禄”，鼓励人们破除思想定势进行革命。这些都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武器储备。
章太炎的奇崛，在于其不合时流。有日本学者称他为“否定的思想家”，在他的一生中，确实有过许多的反对：反对孔孟，反对立宪，反对代议制，反对以党治国，反对袁世凯，反对孙中山，反对国民党，反对白话文……甚至反对过往的自己，天命之年致信晚辈柳诒徵，忏悔早岁的诋孔言论。
章太炎喜为新说，立论敢为天下先。诡异的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业——革命——却是“旧”的。主张立宪的康有为被视为守旧，倡导革命的章太炎则被认为新锐。但正如吕思勉所言，“革命是吾家旧物，而立宪的观念则来自西洋”。儒家理念中有深入骨髓的革命思想，汤武革命即其一例。革命时期的章太炎貌似反儒，但主要还是利用儒学资源来反清——《春秋》的“内诸夏而外夷狄”大义、《左传》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要旨，就是他拿来排击满清统治的“杀伤性武器”。
晚年章氏政治失意，又痛心于青年对典籍束阁不观，转而提倡尊孔、读经、读史。他无意设立孔教，如此这般是着眼于修身立人，不忘民族之本。他抨击以西学为尚的风气，但并不认为本民族文化先天优于西方文化，读经读史之余，他鼓励学生多读西书。
但“尊孔”是那个时代的“政治不正确”，加上他的确不“新”了。于是，人们为他戴上了“颓唐”、“落伍”的帽子。扣帽子的人或许忘了，章太炎曾经比他们更热衷援引西学，更激烈抨击传统，也比他们更希望看见民族富强。
他参与开创民国，却成了民国遗民。他热爱传统文化，却成为传统文化的“遗民”。
晚年章氏教授弟子时，拈出《孝经》、《大学》、《儒行》、《丧服》为统宗。其中《儒行》说：“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同弗与，异弗非……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至此，章氏那庞杂的思想、多变的一生，有了最佳落脚点。无论其立人、治学还是为政，都可从《儒行》这几句话里，找到全部注脚。
钱穆在《余杭章氏学别记》一文中，盛称章太炎的精神在史学，主要分为：民族主义之史学，平民主义之史学，文化主义之史学——但三者最终都归于民族文化。综考章氏一生，这个评价切中肯綮。
章太炎正是清代诗人黄仲则所说的“经书暂掩性犹孩”，他的宝贵，就在于那颗赤子之心。
那一段说不清道不尽的革命史，或许正如其孙章念驰所说，需“三百年才能说得清”。关于章太炎一生的变化，到达晚年，究竟是“渐入颓唐”还是“孤怀宏识”，大概百年之后，公论自见。
章念驰 祖父不需要刻意纪念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发自：上海、余杭、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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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念驰&（雍和/图）
“当你被划为异类时，你该付出多少的代价？当你懂得路要靠自己去走，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你要付出多少的努力？所以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信念：你没有权利休息，你没有权利不努力”
在这位七旬老人身上，能感受到久违的大家礼仪：我们在楼下按响门铃，老人即伫立电梯口，静候来客；访谈间隙，尽管坐得有数步之隔，他挪动并不轻便的身躯，走过来为我们的茶杯倒满开水，临别时坚持送到电梯口看着我们进电梯……
东亚问题研究是他的职业，也是兴趣。对于当下热门的钓鱼岛、南沙等问题，他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讲钓鱼岛问题，讲南沙问题，不是从国际法跟国际政治的角度去讲这些问题，都是从历史去讲：‘它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从这一点来捍卫这个领土，来演绎这个领土的意义。这个逻辑在西方是行不通的。”
职业工作之外，他最关心的还是近代史、祖父章太炎。
“我们生活在一个他无处不在的家庭里面。祖母很长寿，将近一百岁，在我四十多岁以后、1980年才去世。我们就是在这个家庭当中熏陶而来的。家里每间房里都是藏书，到‘文革’还维持，还有5个客厅。”
这个拥有5个客厅的家，就是章太炎在苏州锦帆路的住所。章太炎1934年从上海正式移居苏州，开办太炎国学讲习会，讲学和居住都在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在当时还有一个院子，以及一个大花园——当然，现在已经拆得差不多了。
覆巢之下无完卵
幼时，每一个到来的长辈，都跟章念驰说起他的祖父。所有话题都从章太炎展开，谈其著作、活动，一切一切。自懂事起，章念驰就意识到自己有一个了不起的祖父。这种影响并未被新的教育方式取代。在那个年代，他成了“不可以教育好的孩子”。中学毕业的时候，章念驰的毕业评语写着：“政治立场模糊，家庭影响不轻。”
特殊的身份，如此沉重的评断，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无尽困扰，荒废了读书治学宝贵的光阴。
章门弟子朱希祖的儿子朱偰也有类似经历。建国后，朱偰任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文化局局长。他是柏林大学经济学博士，但写过很多关于历史的文章。
“像《金陵历史考》这些东西，没有人超越他。”章念驰说。
“朱偰的诗词比闻一多他们都要好得多得多，但他从来没有从事过文学。道理很简单，他从小在他父亲身边长大，父亲平时灌输他的东西、诗词文学，自小耳濡目染。一个人三四岁如果经常接触这些传统的诗词的话，自然而然长大以后会念会作。”
他话音一顿：“朱偰对于保护南京的历史界做了很大贡献，不亚于梁思成。最后为了这问题他被打成右派了。后来‘文革’的时候自杀了。遗言说：我没有错。”
章念驰感慨：“这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良知。”
覆巢之下无完卵，章门弟子的后人不能幸免，章太炎的后人更不在话下。
首当其冲的还是章太炎。章太炎1936年在苏州去世后，国民政府承诺为其举行国葬，但由于日军侵华，不了了之，家人把他草草葬于苏州家中的后花园内。苏州沦陷后，日军闯进章宅，看见新墓，疑有陪葬宝物，要强行开挖。留守的老家人奋起阻止，遭到日军毒打。后来一个日本军官赶到现场，得悉是章太炎的墓后，喝退闹事士兵。
数日后，这位军官还前来祭奠一番，在墓旁立下一根木柱，上写“章太炎之墓”。从此之后，再没有日本士兵来此骚扰。
1955年，章太炎被迁葬至杭州西湖边上，与抗清名将张苍水之墓毗邻而居。“文革”期间，红卫兵一边欢呼着将章太炎封为“法家”、“最革命派”，一边将章墓夷为平地，将其遗体曝于荒野，一口楠木棺材也被劫走。
1971年，风雨飘摇，周建人路经章墓，看见满目疮痍，老泪纵横。久久伫立后，说：“我相信，我们的民族是一定会好起来的。”
父亲章导自1949年之后，就一直被进行“无休无止的劳改”。章念驰在上海求学、工作，大部分时间不能与他见面。
谈起那段经历，章念驰意寄沉慨：“‘文革’的结束，我们比别人更加懂得什么是种族歧视，什么是宗教信仰，什么叫家庭的影响，这些东西我们比任何人更懂得。当你被划为异类的时候，你该付出多少的代价。当这个时候你懂得路是靠自己去走的，你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你要付出多少的努力。所以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信念：你没有权利休息，你没有权利不努力。”
所有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章念驰都品尝过，甚至更重，因为祖父是“资产阶级革命家”。
“我们不愿意再去谈这些事。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中华民族自己翻过了这段历史。但这段历史会不会重演呢？还是会的。‘文革’重演也不奇怪，再来一次也照模照样，完全有这种条件——如果我们不记住历史的话，历史是很快重演的。”
他明确表态不愿去回忆那段历史，但多次欲言又止。他记住了历史，也记住了要往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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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章念祖与孙女章念靖&（章太炎故居提供/图）
一个陌生人研究另一个陌生人
1978年，章念驰进入上海社科院，主要从事近代史的研究。对于他来说，看近代史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那“简直不像历史”。这种痛苦延续到了今天。
“《辛亥革命》这部电影，拍到章太炎，说他因《苏报》案被关在牢里，当他听到要被释放时，高兴得唱起‘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来，表达了他无限兴奋的心情……把章太炎变成那么一个浅薄的、投机钻营的、非常在意自己得失的人。这是非常悲哀的。一百年来，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研究，下降到如此的水平。”
章念驰的悲哀不无缘由。即便是学者的研究，也把更多精力、更多赞誉放到了孙中山的同盟会上，而不是章太炎的光复会。
“毫无疑问，在如今，被肯定的是同盟会，它是正宗，是孙中山的代表，今天还有巨大的政治影响，我们还要统一战线，还要统一台湾，还要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有巨大的政治需要，有一大批人是从事这项工作的。”
在章念驰看来，对于同盟会和光复会在历史上的关系与贡献，很多人“说不清”。
“辛亥革命100周年时，稍微可以说一点陶成章是被蒋介石谋杀的，这是辛亥革命90年、80年、70年时不敢说的话。而100周年时，人家开始说，宋教仁也是被他们（陈其美）杀死的。开始把真实的历史还原。但我们搞历史的，没人不知道是陈其美杀死的。我们不至于傻到这些问题都搞不清楚。陈炯明炮轰所谓的元帅府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出现了一些文章为他平反，来纠正历史。但是声音是很微弱的。”
对于从事祖父的研究工作，他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个陌生人研究另一个陌生人”，希望做到“断感情、汰华辞”——这也是章太炎自诂经精舍时代起就建立的宗旨。谈话当中，章念驰极少称“我的祖父”，而是径直说“章太炎”。
这个“陌生人”的最大心愿，就是希望能把祖父的全集补齐。4年前他中风一次，“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就把台湾问题的研究搁在一边，全力投往祖父全集的编辑工作上。
中风之前，他朝乾夕惕，要求自己每晚工作读书的时间不少于6小时，不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就不心安。他着重提到，自己一步步通过考核成为教授，是上海市政府参事中惟一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如今身体状况不允许熬夜，他觉得“很惭愧”。
关于维新与革命，这位革命家的后裔完全不同意“君主立宪能促使中国成为第二个英国”的观点。他承认，近百年来中国人经受了各种革命的副作用，变得讨厌革命，但原因恰恰是人们对于那一段革命史并不熟悉，不清楚他们的理念，理解不了当时士人对晚晴政府的失望，无法感受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悲情。
革命与维新，并非绝对不可变易，要看其是否具备时代合理性。在章念驰看来，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行的就是维新，在当时的情形下，比采取革命手段要好，这跟晚清的革命一样，都具备历史的合理性。
“写这段历史，不容易，很难。”
没人比鲁迅更了解章太炎
“有学问的革命家”，是鲁迅晚年最后的文章里对乃师章太炎的评价。这个评价被很多人引用，成为经典。
鲁迅未必是章太炎最得意的弟子。新近出的《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辑录了章氏在讲授《说文解字》时，弟子钱玄同、朱希祖、鲁迅三人的笔记，其中记得最好的是钱玄同，其次是朱希祖。章念驰说，“记得最没有功力的就是鲁迅，因为他不是研究这个的。”
章太炎的学问植基于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仅是一部《说文解字》，他就读了72遍。在《苏报》案庭审现场，他曾利用小学素养把自己骂光绪的“小丑”二字解为“小孩子”、“小东西”，令法官瞠目。
但在章念驰看来，这并不影响鲁迅对章太炎的理解。鲁迅对老师的这一评价，有其深意。当时的国民政府，千方百计地想抹去光复会、章太炎对革命的贡献，于是强调他学术上的成就与贡献，把他定位为一个学术上的大儒，否定其革命贡献。
这种背景下，鲁迅执笔为老师辩诬。“为什么鲁迅一生很少赞颂孙中山，为什么鲁迅一辈子不原谅蒋介石，这都跟他和老师的经历有关……一部革命史变成了一党党史，这是最大的悲哀。”
自然，谈到章太炎，不能不谈到孙中山。章念驰说，“孙中山跟其他所有人拍的照片，都是坐在中间的，从来不会让在边上。但只要跟章太炎坐在一起拍照，都是章坐在中间，孙坐在旁边。孙中山一生的著作从来没有请其他人写过前言序言，但是他最重要的四篇文章都是章太炎写的序言。”
章念驰之语并非虚言。辛亥之前，章士钊曾编写《孙逸仙》一书，他说：“其时天下固懵然不知孙氏为何人也。”孙本人20世纪初期在日本，也并不受留学生、华侨的待见，其间偶然来往的人，对孙也总是“觉得奇怪，要来看古董，并没有热心救汉的意思”。因《苏报》案被囚的章太炎为此书撰写题辞。而孙中山自此“一经品题，声价百倍”。
在当时最上流的知识精英中，康、梁把孙视为陈胜、吴广般的草莽，不与同流。有了章太炎和章士钊的追捧，孙中山才得以声名鹊起。不过，正如余英时所言，在革命后期，孙中山变得更加重视会党人物，对于革命早期的知识精英，则渐渐疏远。
尽管分歧多多，孙中山病危时，深谙中医的章太炎还曾焦急地为他开了个药方，但为时已晚。孙中山逝世后，章太炎希望能为其写墓志铭，认为“其墓志铭唯我能胜，亦只有我有资格写”。这一意愿因遭到蒋介石反对而作罢。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尽管还存在，但已远逊此前。这也是上世纪20年代末国民政府没收章太炎祖屋的一个“远因”。
我们后辈都是庸才而已
日本学者河田悌一称章太炎为“否定的思想家”。这大概是除了世俗层面的“章疯子”之外，章太炎的另一著名“标签”。章太炎在那个时代的学人中显得“摇曳多姿”：反儒，反立宪，反代议，反袁世凯，反国民党，反北洋军阀，反共，反白话文……
章念驰说：“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是很可悲的。作为一个思想家就意味着他要超越一般常人，而超越一般常人首先需要看到一个新生事物一些负面的地方。所以他的特点就是早上还在歌颂新的主义的时候，晚上就已经开始反对这个主义后面一些阴影的东西。”
“往往大的思想家都是如此，没有大的思想家是一贯如一的。”
记者追问：“太炎的各种反对背后，有哪些一以贯之的理念或立场？”
章念驰承认，这是他觉得祖父有所欠缺的地方，也是那个时代的人的特点，“他们赞成一种新的主张有余，反对负面的东西也非常充分，但他们建立新东西的能力是不够的。在反对一个旧东西的时候，提供一个新的思想、一个新的逻辑和背景，他们往往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就这一点，他希望为祖父说上两句，似乎也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即便如此，章念驰还是很自信，认为章太炎是不需要刻意纪念的，因为自然会有人纪念他。在他眼中，没有人比祖父章太炎更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国家的文化，爱这个国家的人民；在学问思想上，章太炎是一座富矿，取之不尽。”
“大师以后没有大师，大树底下长不出大树。一棵大树底下，多少个时代，都再也长不出一棵大树，余荫之下不出大树。所以我们后辈都是一些庸才而已。”
在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等机构主持的“国学大师”评选中，入选的蔡元培、鲁迅等人，是否具有国学大师的能力，都有争议，惟独章太炎最无争议。章太炎殁后，最有能力继承其学问的黄侃，因为早逝，未能留下专门著作；其次是钱玄同，然而却早早“背叛师门”，成为“疑古君”（周作人语）。其余的弟子如朱希祖等，虽然在学术上成绩斐然，然而均未能在气象上逼近章太炎。
至于今人，则更是自郐而下。
曾有博士生因为要做关于章太炎的论文来拜访章念驰。对于章念驰来说，和博士生交流，显然比接待媒体朋友更舒心，媒体总问些幼稚皮毛的傻问题，更关注那些奇闻轶事。
章念驰说，这些博士生做的论文都很像样，不过，“他们最后都变成了第二个章太炎，疯疯傻傻的章太炎。”
“怎么讲？”
“他们大致上不会有什么手段去争点小权，因为章太炎的学问太深了，要他耗尽所有的精力和能力，所以他们思想是很富有的，著作是非常受人尊敬。但是呢，普遍就是穷书生。唉。”
（感谢章太炎故居的王永翔先生、费杰先生协助采访，实习记者罗杵增对本文亦有贡献）
章太炎有3个女儿、两个儿子。3个女儿为原配王氏所生，她们名字的读音都令人非常头疼：章㸚（lǐ），章叕（zhu&），章㠭（zhaň）。王氏去世后，章太炎于1913年和汤国梨结婚，生下两个儿子，长子章导，次子章奇。
章导和章奇，一个从事土木工程，一个学了化学，都与乃父名世的学问不沾边。次子章奇1948年去了美国，单身无子，目前已近百岁高龄，在美国的养老院颐养天年。长子章导与母亲迎接了新政权的到来，5个子女也在红色中国里成长，他们分别是：章念祖、章念辉（女）、章念驰、章念靖（女）、章念翔。
3个男孙只有一个儿子，已经快50岁，单身至今，并无子嗣。从传统理念上来看，太炎的直系后裔，戛然止于曾孙一辈。
章太炎孙辈5人，志业各异，只有章念驰从事的工作与祖父最接近。他出生于1942年，1978年起进入上海社科院，从事近代史研究兼《章太炎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此外还担任东亚研究所所长一职，是上海市政府参事，至今仍在工作。
章门弟子 师承与叛逆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章太炎喜欢“独行赴渊之士”，看重弟子是否有孤傲不羁的性情，像黄侃、钱玄同、鲁迅，都具有这方面的特质&
蒋介石的国民党让章太炎成了民国遗民，章太炎的弟子们则让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遗民。
早年为鼓动更多人革命，章太炎在破除国人信仰或既有观念上，下了很大功夫：反复强调六经皆史，把孔子从先圣降为优秀的历史学家、教育家，甚至“激而诋孔”，撰《新方言》主张“言文一致”。这些都发了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他时期的弟子，辛亥后纷纷占据了文化界的显要位置，并与《新青年》势力合流，鼓吹文学革命，其中得意弟子钱玄同出力至巨。胡适晚年回忆说：“钱氏（钱玄同）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钱玄同更是激烈主张废除汉字，妄诞程度令人咋舌，例如“人过了40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
弟子们“不可控”的发展，让章太炎感到“太阿倒持”的威胁迫在眉睫，开始意识到传统文化有“被颠覆的危险”。
1921年，柳诒徵在《史地学报》创刊号上发表《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批评章太炎的诋孔观点——章太炎曾在《民报》上撰文称，孔子早年问学于老子，学成后欲加害于老子，老子恐惧，于是出关，写下了《道德经》。
章太炎致公开信表示接受批评，称赞柳诒徵对胡适等人的批评为“凤鸣高冈”，还说自己诋孔是“十数年前狂妄逆诈之论”，敦请柳诒徵“提挈后进，使就朴质，毋但依据新著，恣为浮华”。
人们眼中的章太炎，变得守旧、顽固了。他开始提倡尊孔、读经，对趋新的风气提出批评，褒贬人物依旧毫不留情。
章太炎晚年寓居苏州时，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学士周劭曾和林语堂等人到苏州拜访。那时章太炎身体欠佳，不能长谈，但仍抽烟不辍，口沫横飞，不容旁人置喙。当周劭、林语堂等人提到胡适时，章太炎哈哈一笑，“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对于老师晚年的姿态，引领新风潮的弟子表达了不同意见。鲁迅说：“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鲁迅还说，“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
但主张的不同，并不妨碍弟子对他的尊敬。
1932年，章太炎到北平敦促张学良抗日，此外还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作学术演讲，盛况空前。据亲历者之一钱穆回忆，章氏演讲现场座无虚席，当时的章门弟子早已是北平名校的风云人物，在乃师讲座皆环立四侧。由于章氏口音重，须有一人“翻译”，“翻译”者为钱玄同，抄写黑板的则是新风潮另一领军人物刘半农。
钱穆慨叹，尽管当时新文化运动已臻极盛，但这些引领新潮的人，遇上章氏这种大师，都要拘守旧礼貌，足见风气转变，不是“咄嗟（霎时）间事”。
而章太炎对弟子也甚为爱护。他喜欢“独行赴渊之士”，看重弟子是否有孤傲不羁的性情，像黄侃、钱玄同、鲁迅，都具有这方面的特质。刘文典因顶撞蒋介石，也被章太炎赞赏。1932年，刘文典在北平见了老师章太炎。见面时，章太炎摸着他的头，说：“叔雅，你真好。”离别时，章太炎赠送刘文典一副对联：“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上联劝诫弟子不要再吸食鸦片，下联赞扬他敢于顶撞蒋介石。
1935年10月，与章太炎持有同样学问立场的章门大弟子黄侃，先于老师8个月去世，死前留下绝笔诗：“秋气侵怀正郁陶。兹辰倍欲却登高。应将丛菊霑双泪，漫藉清樽慰二毛。青冢霜寒驱旅雁，蓬山风急捔轺 Ｉ穹讲痪热荷颍琅遢悄椅醋愫馈！
“蓬山风急捔轺 庇魅站至瑁詈罅骄渌底约嚎沼幸簧砭姥剩匀缢构耍从秩绱宋蘖Α砟暾绿祝纬⒚挥姓庵指丛踊奈叩男木场
章太炎晚年不乏知音者。日军进逼，他感觉国之将亡。有人问，可有永久宝贵的国粹？他回答：“有之，即其国以往之历史也。”对此，钱穆沉痛写道，“（章太炎）仅此一言，足以百世矣。
革命元勋 文化遗民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发自：上海、余杭、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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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转载]章太炎&：太阿倒持&孤怀宏识" />
他是开创民国的革命元勋。一生七被追捕，三入牢狱，未有惧色。他学问深湛，在高人林立的晚清民国，被公推为大师。几经世变，这位国学巨公，从早岁的激越，渐变为晚年的苍凉，他的离去，也把世人赠予他的“颓唐”，留给了他所热爱的民国
日，苏州中央饭店花园，钱基博为三子钱锺英举办订婚仪式。其间两位客人不期而至，一位是李根源，另一位是章太炎。对章太炎的到来，钱基博很诧异，他后来在《太炎讲学记》里写道：“此诚不速之重客。余乃初见太炎先生，致二十年钦迟之意。”
这一日，章太炎约钱基博到太炎国学讲习会做一场演讲。钱基博慨然应允。
7天之后，早上8点，钱基博从上海出发，乘坐特别快车，近两小时后到达苏州，赶赴位于锦帆路的太炎国学讲习会，为章门弟子做了一场别致的演讲。这一年，钱基博48岁，章太炎66岁。
演讲以太炎国学讲习会为题。钱基博拈出大儒顾炎武为例，称顾炎武有感于明朝的灭亡，留下《日知录》及音韵训诂等相关著作，然而顾氏身后的清代学者，却以他为考据学之祖，顾氏之名由此大彰，其匡世扶衰的志向反而湮没无闻。钱基博认为，章太炎如今的境遇也与顾炎武相似，人们知道他学问大、文章好，却“未有能体伤心刻骨之意”。
章太炎全程旁听，这位年迈的民国元老，不时点头以示赞同。1小时20分后，演讲完毕，他邀钱基博入书斋单独会谈。钱基博谈起了革命的话题来——这是章太炎一生中最重要的内容。
我杀人，安知人之不杀我。始以杀僇（同戮）张威势，继以懦怯长猜忍，戈予起于石交，推诚不见腹心，民不见德，惟乱是闻……声声同志，人人离心，异己必锄，同气相残，人诋其险狠，我知其内馁也。我革人命，人亦革我命，君以此始，愳（同惧）亦以此终。
章太炎对这一番诘难，并未反驳。他沉默许久，怃然若失。钱基博也未作逗留，很快告别。
钱基博此番话，为太炎画出一幅如火如荼革命后的苍凉图景。
章钱之会54年后，钱基博的另一个儿子钱锺书，以复杂的心情，写下七律《阅世》，这是《槐聚诗存》里的最后一首诗：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垂老之际，钱锺书和章太炎一样，目睹世变，徒以支离叟的黯淡目光，留命桑田。
与钱基博这一次见面后7个多月，日，章太炎在日军步步进逼中国的忧患中离开人世，留下“设有异族入主中原，吾家世代子孙毋食其官禄”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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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汤国梨与家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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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的老师俞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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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欲作教主 之洞非英雄
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仓前镇人，儒医世家，家教甚严，有“妄自卑贱，足恭谄笑，为人类中最庸下者……尔曹当知之”的训诫。洪杨之乱期间，江南的文化与财富遭到毁灭性扫荡，章家变得“家无余财，独田一顷在耳”。
如今的余杭，工厂工地遍立，尘沙弥漫。仓前镇上还有章太炎的故居，为国家级文保单位。不新不旧的镇上，人们消费着“章太炎”这个符号，他们开办了“太炎琴行”，还有“太炎沐足”。
一百多年前，这里是个幽静的小镇。少年章太炎在此穷通经籍，外祖父朱有虔是淹通之士，来章家为其督学3年。朱有虔教以“夷夏之防”，小小年纪的章太炎，心中已经种下对满清的排斥。
1890年，章太炎依父亲遗训，来到杭州西湖畔的诂经精舍（晚清著名书院，1801年由阮元创建），师事俞樾、谭献、高学治等经学大师。这段时间，他定下6项治学要求：审名实，重左证，戒妄牵，守范例，断情感，汰华辞。他谨守这些规条，偶有逸出。
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公开讲学，在解读《史记·高祖本纪》关于刘太公见到神龙附在妻子身上后有了刘邦的记载时，他说：“记得湖北曾有一件奸杀案，奸夫和奸妇密议，得一巧法，在雷雨当中，奸妇扮成雷公怪形，从屋脊而下，活活地把本夫打杀。高祖的事，也许是如此：他母亲和人私通，奸夫饰做（作）龙怪的样儿，太公自然不敢进去了。”
这些话，非章太炎不能道出。
在诂经精舍苦学7年后，1896年，梁启超等人在沪创办《时务报》，礼聘章太炎主持笔政。章太炎不顾老师俞樾反对，决然来到上海，在《时务报》上鼓吹变法。尽管他的文章僻典过多、古奥难解，仍与梁启超的文字一起，如惊雷般炸响中国。谭嗣同致信汪康年、梁启超称：“贵馆添聘章枚叔先生，读其文，真巨子也。大致卓公似贾谊，章似司马相如。”
但章太炎很快与康梁发生分歧。康氏门徒视康为“教皇”、“南海圣人”，不容半点异议。章太炎却不认同，认为是“病狂语”，矛盾逐渐演化为斗殴，他心灰意冷地离开了。
这一切，被早已不满康有为变革政体主张的张之洞看在眼里，他于次年3月将章太炎请到武昌，主持《正学报》笔政。
张之洞写就《劝学篇》，上卷阐述名教，下卷倡导实业兴国。他持书询问章太炎意见，期待获得好评。不料热脸贴上冷屁股。章太炎冷冷回答：“下卷为佳。”对张所重视的上卷不置一词。一时惹得张之洞颇为不快。
两人矛盾很快激化。张之洞的亲信梁鼎芬以康有为来试探章太炎：“闻康祖诒欲作皇帝，有所闻乎？”章太炎答：“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实则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
一番话把梁鼎芬吓得魂不附体，驳斥道：“吾辈食毛践土二百余年，何可出此狂语？”回头即告诉张之洞，“章太炎心术不正，时有欺君犯上之语。”
于是入武昌不到一个月，章太炎就被张之洞驱逐。出鄂时他致书陈衍：“之洞非英雄也。”
“百日维新”失败后，章太炎因在《时务报》上的变法言论，也被列入通缉名单。他被迫赴彼时日据的台北避难，任《台湾日日新报》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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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与汤国梨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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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11月，爱国学社开学合影。学生主要是上海南洋公学学潮中罢课退学学生，由蔡元培任总理，吴稚晖为学监，教员中有章太炎、黄炎培等革命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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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故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邹金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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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居内景&（章太炎故居提供/图）
窃幸吾道不孤
供职《台湾日日新报》期间，章太炎还与康有为通信，对康的境遇表示同情和愤慨。此时他为中国制定了《客帝》和《分镇》两个方案。所谓“客帝”，是中国虚尊孔子为共主，降清帝为方伯；而所谓“分镇”，则是加强地方督抚的权力，使地方自治、强大，从而能御外侮。这一时期，他仍主张维新，担忧革命引起内部相争，导致列强乘虚而入。
在这家报馆，章太炎经常撰文炮轰日人治台政策，引起日本人不满。一次，报社社长被上头斥责后，气急之下遣工人传唤章太炎训话。章太炎对工人说，一定要社长亲自前来，“他不知‘士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者乎？”
社长忍无可忍，赴章太炎的寓所咆哮一场，责怪他“傲慢无礼”，最后下达逐客令。
饭碗没了，但章太炎相当平静，表示“礼貌衰，则去之，何用逐”，离开台湾，来到日本横滨，经梁启超介绍，正式结识孙中山。
早在《时务报》时，章太炎就听说了孙逸仙的覆清事迹，当时他就表示“窃幸吾道不孤”。这番相见，他更坚定了排满立场，革命思想日渐笃定。
1899年8月底，章太炎悄悄返回上海。唐才常等人在沪成立“中国议会”，章太炎出席了成立会。然而“中国议会”虽反对慈禧，但仍以扶持光绪帝重新掌权为目标。对这一点，章太炎表示强烈反对，愤然退出并剪辫明志，同时写下《解辫发说》。这篇文章获孙中山极高评价，“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
对清廷的决绝态度，使他成为江浙反清第一人。唐才常起兵失败被杀，清廷再度通缉章太炎。七躲八闪后，他来到苏州东吴大学授课，其时东吴大学由美国传教士主持，一时找到了庇护之所。
这时老师俞樾从诂经精舍退居苏州，章太炎前往拜谒。俞樾一向不满弟子的革命主张，此次见面，给了弟子一声断喝：“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章太炎狼狈而退，后来写下《谢本师》一文，宣布与俞樾断绝师生关系。但章太炎一生都对俞樾非常尊敬，由此可知，这或许是他对老师的曲为爱护，以免清廷对其加害。
“谢本师”事件也影响到了太炎的学生。上世纪20年代，周作人在《语丝》上发表《谢本师》一文，表达对章太炎与军阀过从甚密、称赞曾国藩为“人伦模范”等言行的不满，要与章脱离师生关系。不过他也跟章太炎一样，并未言行一致。1932年章太炎北上讲学，周作人前去听讲两次，还在家中设宴招待，合影留念。
1901年，章太炎写下了《正仇满论》，批驳了梁启超的《积弱溯源论》，提醒人们清廷并不可信。这是晚清士人旗帜鲜明地宣扬反清的第一篇文章，正式拉开了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
由于在东吴大学课堂上的反清言论，清廷的两个总督、3个巡抚，对这个手无寸铁的书生，下令“严捕立决”。
次年2月，章太炎再次逃亡日本。
《苏报》案虽败而胜
5个月之后，章太炎潜行回到上海。其时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开办“爱国学社”，接纳学潮中被开除的学子，邀请章太炎担任国文教师。
授课期间，章太炎继续展现他的狂狷不羁，例如让学生为他们自己写《本纪》——正史之中只有帝王才能入本纪，章太炎试图让学生明白，自己的地位与帝王一样平等。
他喜欢抽烟，尤其是讲起学来，一根一根抽个不停，往往是手上这根烟还剩一寸，就开始点燃新的一根。有一次他手头没钱了，写下借条向一个朋友借银元两枚，明确表示用来买烟。同事蒋维乔见状，笑称既然已经开口借钱，何不多借几元？章太炎答：我和此人只有两元钱的交情。
1903年，章太炎写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康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进行了系统的批驳；并采用《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义，彻底否定清室统治的正当性。
这篇文章气势磅礴，上海“人人争购”，朝野为之震动。
长期处于清廷统治之下的中国人，遽然提起反清，多被目为乱党，且当时革命活动也以暗杀居多。这时，革命阵营需要一个人为革命赋予正当性和迫切性，章太炎几乎以一人之力，将革命合法化，使革命思想成为当时最煊赫的潮流。
章士钊主政《苏报》，邀请章太炎任撰述。此时邹容的《革命军》写成，章太炎为之作序，与其《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起，成为当时革命纲领文字的双子星。
由于章太炎在《苏报》上频频发炮攻击清廷，甚至称光绪“载湉小丑”，他很快再入清廷重点缉捕名单。清廷向租界施压，巡捕房开始缉捕。这一次，他没有选择流亡，而是昂然接受拘捕，并写下纸条劝小兄弟邹容来投案。
其间，章太炎怀疑《苏报》同事吴稚晖向清廷告密，后来在报章上向吴发难，吴则矢口否认，也对章展开了攻击。两人结下一生的仇怨。吴稚晖张狂无忌，但对章太炎却毫无办法，以致后来在《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一文中宣称，假如遇上章太炎，要“用野蛮法子打他一顿”。
清廷得悉章、邹就缚，马上照会英、日、美等国公使，要求“引渡”。面对这一要求，租界各国产生分歧。俄、美、法、德等国认为，应该移交给清廷“治罪”；英、日、意等国公使则认为，同意清政府的要求，会损害公共租界的“治外法权”，坚持主张由租界审理该案。
一番争吵后，该案由上海县知县和英国陪审团在租界公审。章太炎、邹容一审被判“凌迟处死”，因碰上慈禧70大寿，遂改为永久监禁。一时舆论大哗。迫于压力，审判方改判章太炎3年监禁、邹容2年，两人俱被罚做苦工，刑满逐出租界。
清廷胜诉了，却也彻底失败。正如其时《江苏》杂志指出，即使章、邹等人激烈鼓吹革命，但毕竟能阅读他们言论的人有限，且读者也有各自的想法，然而审判引发的一系列舆论风暴，则无意中把革命思想传播得更广更深，反而更激发人们的斗志。而在“引渡”问题上，清政府的狼狈无疑也告诉人们，皇权不再凛然不可侵犯。革命派占据了理论、士气上的优势。
监禁期间，章太炎被狱卒虐待，他以绝食抗议，仍无济于事。邹容突然在狱中病死，再度招来舆论抨击。租界害怕事态扩大，责令狱方改善章太炎的待遇。章太炎出狱后，感慨地说，“余之生，威丹（邹容）之死为之也。”
狱中章太炎除读书外，革命事业也没有闲着。1904年冬，龚宝铨（后来成为章的女婿）联合蔡元培、陶成章等人，以针对满清官吏的暗杀团为基础，在上海正式成立光复会，要“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章太炎其时虽在狱中，也参与发起这一组织，“光复会”之名为其手定。
1906年6月底，章太炎刑满出狱，当晚即被同盟会同仁接上轮船，开始了第3次流亡日本之旅。出狱后的他，皮肤白净，体态发胖，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福气”。友人大为惊讶，因他一向不修边幅，且“视沐浴为畏途”。同盟会元老冯自由戏称，这是狱卒每天强迫太炎洗澡的缘故，以至体魄变得前所未有地强健。
古来成大事者必有神经病
是年7月，留学生欢迎会，章太炎在演讲中说：“独有兄弟欲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什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古怪的议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
那一夜，演讲台下，数千名在日华人前来争睹这位“神经病人”的风采。嗣后，光复会并入同盟会，章太炎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笔政，写下大量文章倡议革命，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论战且占据上风。梁启超致书康有为，称万余留学生信从革命党者过半，“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
但“死战”并未奏效。1907年1月，梁启超托徐佛苏出面向宋教仁说情：“（梁启超）向与《民报》辩驳之事，亦出于不得已。苟可以调和，则愿不如是也。《民报》动辄斥其保皇，实则卓如已改变方针，其保皇会已改为国民宪政会矣。君可与民报社相商，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可乎？”
对此“讲和”，孙中山、汪精卫等人坚持不允。
鲁迅曾盛赞章氏在《民报》上的文字“所向披靡，令人神旺”。“中华民国”一词，就发源于章太炎写的《中华民国解》。但《民报》文章语词的尖刻毒辣，也令人侧目。吴稚晖在法国办报与章太炎互相诘难，两人在《苏报》案中的恩怨也牵涉进来。双方越吵越凶，以致章氏对吴“善箝而口，勿令舐痈；善补而袴，勿令后穿”这种人身攻击，都堂而皇之地登上《民报》。
主政《民报》期间，章太炎与孙中山发生了矛盾。
孙中山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接受了日本方面17000元的赠款，留下2000元给章作为《民报》的经费，余款全部带走。彼时《民报》经营困难，章认为孙有悖革命道德，遂起不满。矛盾激化时，章激烈主张同盟会“开除孙文”，推黄兴为同盟会总理——这件事因黄反对而作罢。后来陶成章到南洋募款，遭到孙中山的抵制。光复会与同盟会的龃龉加深。
后来，章太炎在报刊上公开称同盟会从日本运到中国的军械有质量问题，同盟会的头等机密由此曝光，“组织”对章的不满愈发严重。
矛盾不能消弭，章太炎与陶成章等人宣布光复会脱离同盟会，另起炉灶搞革命。但此时，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光复会，革命运动都陷入了沉寂，国内起义不顺利，对清廷大员的暗杀并未动摇到满清统治根基。
章太炎的生活陷入窘境，于是把更多精力投到讲学中。这一时期，在亲炙章门的弟子有：黄侃、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马裕藻、钱家治（钱学森之父）、刘文典、汪东。
群盗鼠窃狗偷
赴日5年后，10月的一天，章太炎正在向弟子们用佛学印证庄子思想，外面传来报童热切叫卖号外的声音——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了。
在惊讶与疑惑中回过神来，章太炎赶紧买了多份报纸，直到傍晚看到所有的报纸所载消息都相同，这才相信母国已翻天覆地。
他随即中断讲学，伴随着欢迎的掌声，以革命元勋的身份回到上海。
在一片热切的乱糟糟中，他和孙中山的关系得到缓解。但当黄兴向他询问国策时，他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主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要求选出“无党总理”，继而发表《诛政党论》，呼吁国人警惕并反对政党政治。场面顿时十分尴尬。
重返政坛的章太炎，对政事、人事表达率直，褒贬从不留情，由此得罪了不少人。被章骂的人给他起了个“章疯子”的绰号，于是“章疯子大发其疯”的标题，屡屡出现在报章上；但当章抨击到这些人的政敌时，新闻标题又变成了“章疯子居然不疯”。
民族革命胜利了，政治革命并未真正实现。革命党内部的争斗让章太炎疲乏不已，首先受伤的还是他的光复会。
光复会和同盟会之间的角力，一直存在。光复会的核心人物，如陶成章、章太炎、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陈去病等，都是素养较高的精英。在光复会中，即使是王金发这样的悍猛杀手，也虚心向章太炎问学《礼记》，谨遵祖父遗训——“宁可穷老深山茹蔬果，不可出仕满清污名节”。这与江湖帮会气味浓郁的同盟会形成较大差别。在《自定年谱》中，章太炎就说孙中山“喜少年轻薄与江湖屯聚者，讫大总统不能悛”，不满与不屑之意旁出斜溢。
武昌举义后不久，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陈其美，与光复会要人李燮和商议攻打江南制造局。李燮和不同意，陈其美私下行动，失败被俘，部下向李叩头苦求支援。李燮和于是率军击败清军，光复上海，把陈其美解救出来。正当李燮和安抚完投降的清兵、疲倦睡下之时，陈其美利用帮会势力拥戴自己为沪军都督，生生逼走李燮和。
革命继续进展。光复会策反了江苏巡抚程德全，使之成为第一个“反正”的清廷大吏，进而控制南京。在攻克南京的战役中，光复会战士被认为“在诸军中最号称能战者矣”。拿下南京后，革命党完全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尽管江南非首义之地，但光复会在此将革命声势推到高潮。而程德全投归革命党，则为革命后新旧合作树立了一个上佳先例。
陈其美屁股还没有在沪军都督之位上坐热，又觊觎起浙江都督之位来。当时浙江派人士公推光复会的实际领袖陶成章出任该职。陶成章力辞不就，并放出狠话：“贤能者均可，惟陈其美不可。”同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加紧募集军费和士兵，同盟会在江浙地区的境况益显窘迫。
南方局势明朗，孙中山归国，“自言携兵舰四艘至，且挟多金。又言战则非吾所任，和则吾能任之。军民惑焉，遂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
光复会与同盟会，一个最能“战”，一个自称能“和”。同盟会若坐视这种尴尬局面而不顾，势必在未来的政治版图中失利。
1912年1月，陈其美指派蒋介石暗杀陶成章于上海。陶死后，光复会在江南地带的燎原之势迅速终止。事发后，孙中山、黄兴急电“保护章太炎”。无论如何，自此以后，章太炎和同盟会的隔阂更深一层。
之后，他反对孙中山定都南京的计划，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认为日俄对东北和外蒙虎视眈眈，如若定都南京，则无疑主动放弃东北和外蒙。对此，孙中山等人并不认同，章太炎成了同盟会的眼中刺。同盟会大佬中，只有宋教仁支持他。一年后，宋被刺身亡。
嫌隙愈来愈深。在南京的川籍革命烈士追悼大会上，章太炎赠送挽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盘虎踞，古人之虚言。”失望、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自此，章在政治上开始偏向于支持袁世凯，冀望袁结束无序的丛林状态。袁对这位民国开国元老也有意延揽，但同时又忌惮他，只给他“东三省筹边使”这个小官，这成了章太炎一生惟一的政府公职。
吾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
南方并不平静。
首先是同盟会内部起波澜。宋教仁领导同盟会联合共进会、统一共和党等“小组织”组成的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选举中获得大胜，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他洗脱同盟会的地下帮派气质，希望通过组阁来限制袁世凯，把中国政治推到理性健康的轨道上发展。
然而，日，又是在上海，一颗子弹结束了宋教仁的生命。尽管真相扑朔迷离，与宋利益冲突明显的袁世凯，还是成了舆论众矢之的，一夜之间变为“袁大头”。
十余年后，孙中山的亲信戴季陶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后改名为《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里说：“（宋教仁）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为这桩历史公案平添几分吊诡，耐人寻味。
章太炎得悉宋教仁遇刺消息后，迅速从长春南归，捐弃与同盟会的嫌隙，与孙中山一起反袁。是年8月，刚与汤国梨结婚不久的他，不顾劝阻，请命入京，“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继《苏报》案后，章太炎人生的光辉一幕再度上演。
章太炎来到了总统府，指名道姓要见袁世凯，与之“理论一切”。于是发生了“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鲁迅语）一幕。
但大闹总统府接待室，并未让他见到袁世凯，反而很快被软禁，先后被拘在石虎胡同、龙泉寺、钱粮胡同等多个地点。
章太炎被拘押的消息传开，举国震动。《顺天时报》突破消息封锁，连续发文报道章太炎现况，并警告袁世凯：“以民国初任之大总统，竟不能容纳一硕学异能之士，……将使当路恶名播于五洲，传于万世，永难泯灭。”
报纸杂志竞相报道章太炎被幽禁的事，袁世凯处于巨大的无形压力中。
北京名流对章多方营救、说情，但袁世凯坚持不放章太炎。绝望之中，章氏长女自杀。消息传至日本，误传为章太炎已死，上海报纸据此转载。夫人汤国梨连忙去电询问，章太炎答：“在贼中，岂能安。”
压抑之中，章太炎曾满屋书写“袁贼”，用手杖痛击解恨。又以绝食抗议。在给妻子的信里，他称：“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际，又何言哉！吾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
在袁党内部，的确有些忌惮。袁世凯的得力助手、警卫军统领陆建章说：“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东汉经学大师郑玄）。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
据陆建章回忆，袁世凯曾手书八条以保护章太炎：
1.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2.讲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至于时局文字，不得外传，设法销毁；3.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毁后再购，骂则听之；4.出入人等，严禁挑拨之徒；5.何人与彼最善，而不妨碍政府者，任其来往；6.早晚必派人巡视，恐出意外；7.求见者必持许可证；8.保护全权，完全交汝。
在龙泉寺期间，袁世凯派儿子袁克定给章太炎送来锦缎被褥，放下就走。章太炎发现袁克定在窗缝里窥探，于是进房点燃香烟，把被子烧开多个洞后抛掷出窗外，大喝道：“拿去！”
幽禁似乎没有人们想象中的严格。章太炎人身自由虽被限制，但仍拥有选择居住地点的权利。他在与女婿龚宝铨的信中透露，自己相中钱粮胡同一新寓所，但租金等费用需要各方筹措。
如同武昌起义一样突然，1916年6月，袁世凯死了。章太炎重获自由。
一士之谔谔
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章太炎被任命为秘书长，为孙撰大元帅就职宣言。之后他西行云南、四川，希望争取到唐继尧等军阀的支持，戮力对付北洋政府。军阀都对章太炎极其尊敬，但对其要求并不买账。任他唇焦舌敝，依然徒劳无功。
失望之余，他对中央政府有了新的思考，几经酝酿，与张继等人开始大力鼓吹“联省自治”——先是各省自治，然后再联省自治。在《各省自治共保全国领土说》中，章太炎说：“今所最痛心者，莫如中央集权，借款卖国，驻防贪横，浚民以生，自非各省自治，则必沦胥以尽。为此计者，内以自卫土著之人民，外以共保全国之领土，卫人民则无害于统一，保领土则且足以维持统一矣。野心侵略之人，必以此为分裂，是何谓也？岂其心不愿分权于国人，而愿分权于敌人耶？”对此，各地实力派争相响应，并在湘、川、粤各地得到实行。
由此可见，章太炎并不反对统一，只是反对中央集权。但这仍与孙中山统一中国的意愿违背。1922年，孙中山举兵北伐，由于陈炯明反对而中止。但这丝毫不改其志——次年1月，他在上海发表“和平统一宣言”，主张直系、奉系、皖系各大势力互相提携了解，暂时划疆自守，互不干涉，以企统一之成——孙中山有更大的动作。
当时主张“武力统一”的还有北方的“玉帅”吴佩孚，他是当时最有实力的军阀。就在南湖之船成为历史节点的那个夏天，他挥师南下，狠狠教训了主张“联省自治”的湘鄂川势力。与此同时，孙中山在南方成立大元帅大本营、建立黄埔军校，厉兵秣马图谋北伐。章太炎怒斥之“广东帅府之欲以武力统一西南，亦西南之吴佩孚也”。
就这样，孙与章在革命征途上的分分合合中，渐行渐远。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改组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对此，国民党右派冯自由等人极力反对，被孙中山排斥。这一年冬天，失意的冯自由等国民党右派人物，聚集章太炎的上海寓所，推出由章太炎领衔署名的《护党救国宣言》，公开反对孙中山的容共主张。翌年又组织“辛亥同志俱乐部”，试图联合光复会、共进会、同盟会的“老革命同志”，对抗改组后的国民党。
他们的反对很微弱，北伐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当北伐军节节胜利之时，章太炎所坚持的联省自治渐告破产。
1925年，孙中山逝世，章太炎赠与挽联：
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初萌，江表岂能忘袭许；南国是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
在史学上，章太炎推崇司马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曹魏为正统，孙郞三分天下、不忘袭击许昌，自然成了非法的事。上联是在暗讽孙中山的北伐，下联则更为严厉。秦一向被视为虎狼之国，“武关无故入盟秦”指孙中山联俄是引狼入室，贻害中国。
不过，尽管章太炎对孙中山多有异议，两人却又不同于一般的政见相异者。除了这副字挟风雷的挽联外，他还写了一篇典雅密栗的《祭孙公文》，称赞孙中山倡导革命，是追步刘邦、朱元璋，光复中华之功不可磨灭。
文中还说，“百夫雷同，胪句传诺。余岂异邮，好是谔谔。兰之同臭，石之攻厝。如何南枢，委命穷朔。沮公北盟，终亦不获。”透露了自己反对孙中山联俄，并非否定孙本人，而是躬行《史记》记载的赵良那句名言：“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从公不从私，坚持说出自己不同的意见与主张。
他还希望能为孙中山写墓志铭，公开表示只有自己才有资格。
蒋介石断然拒绝了他。章太炎未能执笔，其他人自然也不敢写，于是孙中山的墓碑独缺墓志铭，以“天下为公”四字代替。
与对“引狼入室”焦虑并行的，是对过往的反思。章太炎公开接受柳诒徵对自己早年诋毁孔子言论的批评，担任《华国月刊》社长，宣称要发扬“国故”、挽救“人心”。不仅如此，还在上海成立“反赤救国大联合”，亲任理事长，通电全国，明确反对“赤化”。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沪拜访了章太炎。他们见面时天气很冷，室内没有火炉，穿得暖暖的章太炎似乎并未留意到，这位穿着单薄洋服的日本客人已瑟缩一团。
尽管章太炎“长得实在称不上仪表堂堂”，芥川仍被他的眼神慑服，“那双细细的眼睛，在一副高雅的无框眼镜后面不时冷冷地微笑着，显示出他绝不是一个凡夫俗子”。章的雄辩竟令他“忘记了吸烟”。
“现代的中国，不幸在政治上已经堕落。不正的公行，或比清末还要更甚。至于学问艺术方面，尤为沉滞。”
章太炎滔滔不绝，不时挥动留着长指甲的手，言之凿凿地向芥川表达他的乐观：“中国的国民，向不趋极端的，所以要使中国赤化，殊不可能。一部分学生正欢迎着劳农主义，可是学生并非即是国民，他们虽一时赤化，不久就会抛弃其主张吧。”
1925年10月，他在上海国民大学发表《我们最后的责任》演讲：
……借着俄人的势力，压迫我们中华民族，这是一件很可耻的事……凡是借外人势力来压迫中华民族的，我们应当反对他，这便是我们最后的责任。
次年，中山舰事件爆发，蒋介石上位。7月，北伐军占领长沙，准备进军武汉。章太炎发表《讨蒋介石》全国通电：“蒋中正为赤俄之顺民，奉赤俄之政策，叛国反常。”
由于章太炎的悍然姿态，因此即使同样反共反苏，他也未成为蒋介石亲近的对象。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展开清共行动。与此同时，国民党上海当局开列了一个通缉“著名学阀”的名单，名单上有数十人，章太炎高居首位。
花甲之年，章太炎再次遭到追捕，被迫逃亡。虽躲过一劫，但老家余杭仓前镇的财产则未能幸免，被没收拍卖。满清政府没有做到的事情，国民党做到了，当局美其名曰：处置逆产。
让章太炎更为痛心的，是蒋介石废弃了民国成立以来一直使用的五色国旗（此旗为章本人手定），改为青天白日旗。在致友人的信中，章太炎说，“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也！”
政治失意，他开始自号“中华民国遗民”。1928年11月，已蛰居一年的他在上海发表公开演讲，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联外主义、党治主义、民不聊生主义”。他认为，袁世凯还只是一个人想做皇帝，而孙中山们则是一个党要做皇帝，这就是“叛国”，应该人人共击之。“今日中国之民不堪命，祸首实属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国民尚须努力，应共奋起。”
这一次，他被国民政府单独列名通缉，从一个人人尊敬的民国元老，成了国民党口中的“章逆”。
已经59岁的章太炎，心灰意冷，蛰居在上海的寓所中“自定年谱”，但只写到1922年，就不再继续了——那一年黎元洪就职总统，53岁的章太炎接受了黎颁给他的勋章，并向其宣讲“联省自治”。《年谱》全本最后一句是：“黎公始不知利害，力主统一；余数以鸟尽弓藏为戒，久之亦渐悟。”
章太炎将重心转向著书讲学，“仆老不及见河清，惟有谆诲学人，保国学于一线而已”。窗外的国土，在诸强混战之中，满目狼藉。而他曾三次流亡、为中国革命蓄留火种的东瀛，已磨刀霍霍、指向中原。
（主要参考文献：《章太炎全集》、《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章念驰《章太炎演讲集》、《面壁集》，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姜义华《章炳麟评传》、《章太炎思想研究》，陈平原主编《追忆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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