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能几何，三十已一世——写给我的道口8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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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厉放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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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口81级”是对当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第一届研究生的“简称”，现在这个学校已被称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但“道口81级”的称谓却没有改，至少在我们的心里和同学们的口中没有改。他，是这个学校历史的开始，是这个家族的长子（虽然82级只比我们晚入校半年，但他们却成了永远的师妹和师弟，这无关他们的实际年龄也）。
　　家族之长子，“他”从被冠名的那天起，就是历史的开端，无论这个家族如何的世代繁衍，经历怎么样的血统更变；他，注定会被赋予极大的关注，重负和期待。33年过去了，江山静好，岁月无恙。我的81级同学们，大家可都安好？且听我从头说起。
　　这个班1982年春节后入学，不知何故仍被称为“81级”（可能为了与半年后入校的82级区别），毕业时共16位同学。我们班有三老（三个文革前的老高中生）三小（三个文革前老幼儿园学龄前儿童），中间的十位是老初中和老小学（均以文革划界）。难怪在后人眼里，81级以至后来的82和83级都是占尽一个“老”，统称“道口老三届”（所幸，我们是个尊老民族，“老”无贬意）。同学们年龄跨度大、家庭背景、社会经验、人生阅历、甚至学术根底均大相径庭，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都因文革耽误了正常的学业，都经历过生活底层的洗礼（当知青下乡插队，或当兵或当工人），对重返校园、重获知识有久逢甘露的期盼和终于获得的珍惜。因为经历和渴望的相同，扯平了所有的不同，让这伙老中青学生，有了对话的基础和共同语言，站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且莫小看我们的经历，也会让人嫉妒呐。那时学校偶尔有劳动，我和晓炼（班里的两小）当着82级同学的面说“咱们插过队，重活还得靠咱们”。82级的阿培很是不服，高声抗议“我们要平等对待，我们要'经历'平等”！“谁让你是在校生（从学校直接考入大学然后上研究生），你太年轻了”，我们倚老卖老地回应。就是在后来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讨论中，81级同学所表现出的强烈使命感，勇于突破又兼顾国家现实的责任感，我想都与我们当年接触过社会底层的体验有关。
　　这个班成熟，稳重之人居多，知道怎么管理自己及与人相处。同学间关系和睦，人际关系也基本简单。虽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更注重实际能力，老三届的人生阅历、工作经验均比“三小”丰富，即便你是“学霸”又如何？遇事还得找大哥、大姐们拿主意；班里有外地和本地同学之分，但即使是“北京人”也去外地劳动改造过，因为上学才回到北京，大家又扯平了，北京人也多少收起了那份优越感。不过，还是发生了外地同学被“忽略”事件。
　　第一年的中秋，北京同学都基本回家了，我因为家离学校近，吃完晚饭就回到了学校。谁知道那个晚上，几个外地同学触景生情，在宿舍里哭成一片，搅得我也心烦意乱，跟着她们一起哭。后来，丁鹄先生（我的硕士导师）专门把我叫去问那天晚上的事，他非常严肃地说“要多关心这些外地的同学”。我虽是班上老小，此刻亦感到有份责任，“也能做些什么”。不久，外地同学不是男朋友进京了，就是和“北京人”交了朋友。周末、节假日都赛着忙，顾不上“享受”我对他们的“满腔热情”了。这也算是一段插曲吧。
　　同学中有一如既往的“好学生”，也有一进校就积极靠拢组织的，还有到毕业时还在“群众”队伍中（如本人），大家也欣然接受，从未把谁视为“异类”。这种基于生活阅历、人生经验、宽阔胸襟和多元视野、提炼、积淀出的理解和包容，信任和尊重，使这个班级温暖，令人怀念。也让这个班级33年来，无论当年的同学人生发生了什么改变，生活起了那些变化，职业生涯遭遇了何等变故，也无论今天那位依然是领导，还是成了名流、老板或是学者，都没有一个人是同学的“拒绝往来户”，也没有一个人“拒绝”与同学往来。大家对所有发生的人和事都是理解和接受，宽容和善待，都是能帮则帮。
　　我是班里三小中的老幺，当年简单、率性，还有没有脱净的“愤世嫉俗”和“不识时务”，但却占尽了与“老大，老二，老三们”为伍的便利。班长刘锐对我最严厉的批评（或告诫）也不过是“社会很复杂，你年轻气盛，有些事不能太固执，太冲动”，一次劝不成，他就多劝几次，直到我都不好意思。因为大家的理解和包容，宽厚和善意，让我在这个群体中倍受关爱和照顾，能够很“本色”地和大家在一起，并且结识了对我一生影响至深，皆可信赖的朋友们。
　　晓灵，老高中之一老，我相信她从幼儿园起就开始当“干部”，在班里自然是我们的领导。第一年，除了上课应付学业压力，看不出她有多“活跃”。我只知道晓灵家住劲松，上有老下有小，相比我们几个“快乐的单身”她的时间少、事情杂，比我们忙很多。但自从“金融体制改革”的大讨论在研究生部开始后，晓灵“犹如'下山猛虎'从劲松直冲回来，领导全局”（据说这是我当年的原话）。我后来才发现，这是晓灵的“常态”，她永远有比我们更大的责任，更多的事情，更忙碌的行程。
　　其实，在我心里晓灵的非同寻常在于：身为书记，但对我这样“不积极靠拢组织”的人毫无歧视，她希望帮助我进步，但却尊重我的本性和选择，无论是在学校还是毕业后和她在同一单位（她仍是领导），她对我从来都是一视同仁，给予同样的信任和关心。即使我去了国外，有一年还收到晓灵的来信（在此多说两句，那时的信是在“信纸”上一笔一划写出来，放进航空信封远渡重洋飞到我手上的。如果留到今天，这“信”也该有“文物价值”了吧？），她知道我成家刚有了孩子，很为我开心。信里面说“我现在特别羡慕在公园里牵着孩子手的年轻父母，你一定要珍惜”。她甚至还把给一个国内代表团做翻译的工作推介给我，对我这个当时靠打工贴补家用的留学生，真是好事一桩。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是尊重、理解、信任，坦诚相待。她知道我还是那个有话对她直说的老同学，我知道她依旧是一个胸怀远志，拥有家国情怀，要为国家做事情的晓灵。
　　老刘，在五道口时已成家，毕业时家人户口无法进京，老刘选择南下。老刘走前和我们聚餐，大家一个劲的喝酒，郁闷的不说话。只有老刘笑咪咪地说：“小厉放，干吗不开心？我还会回来的。”第二天早上，老魏，老张几个穿着棉大衣的男生带了一瓶白酒送老刘去北京火车站，我想那场面一定很“悲壮”。没想到仅隔半年，我参加一个特区项目去深圳又见到老刘。他已住上让北京人羡慕的三室一厅，我们在他家里吃火锅，放声高歌，似是要补偿他离开北京时我们的沉默。更没有想到的是几年之后，新中国第一家股票上市的金融机构-深圳发展银行的第一张股票是老刘签的，至今我们都感到与有荣焉。
　　又过了两年多，我又住在老刘家，那是我出国前的落脚地。那天一大早，大姐给我做了早饭，坐在桌边看着我一口一口地吃完，老刘把我送到罗湖口岸，挥挥手对我说“不能再送了，到了外面你好自为之”。那天我一个人拖着大箱子，磕磕绊绊（当时的旅行箱轮子小，箱子又过重），一直往前走不敢回头看……
　　暑假楼道里静悄悄的，我在宿舍里看书。忽然门缝底下钻进来一个白信封，我走过去弯腰拾起，开门看见一个穿连衣裙的小姑娘，白乎乎的小胖脸瞪着我。她是老魏和陈老师的小佳佳，还没上小学，跟着陈老师来学校“上班”。
　　老魏和陈老师都从内蒙插队回京，老魏也是我们班的三老之一，陈老师参与了学校的筹建。一进校陈老师就对我说：“这班里你年纪最小，分宿舍我挑了个'门当户对'的给你。”从此，无论是思想还是生活，我受到陈老师和老魏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
　　陈老师的工作是学校图书馆馆长。那20平米的房间，只有五个简易书架，其规模只能算是“资料室”，但却像是陈老师的“又一个家”，她能一天到晚宅在那，像“伺候宠物”似的，守着它、整理它、清洁它、装饰它、发展它。两、三年的功夫，图书馆就颇具规模了。这里也是我们最喜欢“聚”的地方。夏天，我们在这里一边吃饭，一边看报纸，同时享受仅有的一台电风扇。报纸上有“好玩”的东西，看到的人就念出来，我们立刻大发议论，忘记了碗里的饭菜，个个就像时事评论员一样的自信和自得其乐。冬天，阳光从明亮几净的窗外射入，捧上一本心爱的杂志，先把作业、考试、专业书放在一边，找个角落独自享受一下心灵的放松。陈老师悄悄地走过来，看一眼我的“闲书”，会意地一笑：“厉放还是有功夫，年轻就是好。”我也不敢久留，因为这个班的同学没有一个是“混”的。
　　我的宿舍在图书馆旁边，也是陈老师最方便来的地方。每天我都有几次机会和陈老师碰面，聊一下学习，八卦一下生活。图书馆进了什么好书，她要去哪里取书，这些好消息陈老师都很乐意和我分享。陈老师说：“只要是买书，总行领导都不卡。”我亲眼看见在图书馆，陈老师递给刘行长一个几页纸的外文书单，请领导批准要买这些书。我以为刘行长会放进皮包，“研究”后再说。结果刘行长当即拿出笔就问：“往哪儿签？”“签在前面，后面还可以再增加。”我在旁边起哄。刘行长笑而不语，陈老师说：“您签最后。厉放，你可真够'捣乱'的。我们哪能干那事儿？”
　　空闲的时候，比如暑假我们有很多时间聊天。她给我讲在内蒙的插队生活，讲她个人的成长之路，她的“敖包相会”，我们分享生活的追求和情感，有幸成为跨越年龄的相知。
　　陈老师深明我的本性，怕我涉世不深，遇事冲动，得罪领导，总是为我着急，为我着想，好几次预先提醒我、告诫我，让我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冲突。我遇有不公平的事找陈老师诉说，她会说“这要是老魏，他就会劝我……”或是，“老魏心特宽，你跟老魏说说”。
　　和老魏我没有那么多“家长里短”的话头，但是遇事他会帮我出主意，谈朋友、工作、出国，这些大事我都找老魏给意见，他让我觉得心里有底，是一个扎实，稳健的老大哥。写毕业论文，我做计量经济模型，学校没有计算机，无奈，只好联系去北大那里上机。这样时间性、灵活性、方便性都很难把握。我正发愁，老魏说：“我找同学帮你”。结果老魏和陈老师的大学同学自己花时间帮我计算了所有模型。
　　当时那个同学来学校和我一起讨论，我所能做的最盛情款待就是把食堂的饭菜买回来，用“热得快”加工，往菜里加几个鸡蛋（这鸡蛋倒是真正的农家菜，是我们在五道口农民的地摊上用粮票换来的），和老魏，陈老师一起，四人吃得热热闹闹。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觉得没有好好招待人家。老魏却谈定地说“都是同学，没关系”。
　　老魏对我的帮助实在又具体。英文课文不会念，找老魏辅导；写英文信，先请老魏看一遍，改错把关；读不懂的文章，请老魏释义。不管他多忙，不管我问的事多么琐碎，老魏都是淡定地、认真地给我解答。后来出国留学，第一次英文的paper得了A，真有心打个越洋电话给老魏，感谢他曾经那么耐心、细心、用心的照顾和帮助。
　　除了陈老师和老魏，我和佳佳也成了朋友，曾被她认为“天下奶奶第一好，厉阿姨第二好”。佳佳在学校自己玩，一点都不磨人。三年的寒暑秋冬，我看着她一点一点长大，这个和我们81级一起“入校”，一起在食堂吃饭，一起在那间总是窗明几净的图书馆里看书、画画、写字，一起去五道口商场买冰棍的小女孩，现在也已为人之母了，不知她是否还记得那个她度过童年里每一个假期的“五道口”。
　　毕业后，老魏先后去过亚行，IMF任执董。陈老师没有忘记我，托人带话希望我也有机会去聚一下。可惜，我没去。2013年老魏在新加坡出任“东盟中日韩（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主任，即首任代表即将届满之时，我终于去见他和陈老师了。这是我和陈老师离校近30年后第一次彻夜长谈，恨不得把三生三世的话都说完。
　　“没变，厉放你没变！”陈老师看着我悠悠地说，那关注的眼神，那平缓的语气，那祥和的神态，都是我那么熟悉的。
　　“陈老师，您也没变。”我由衷地说。
　　其实，任谁也知道历经30年的岁月激荡，那有不变？但真有不变--我们当年结下的那份友情没变。
　　陈老师分配给我的室友现在已被尊称为“万老”。大家别误会，万老不老，实际年龄就是“姐”，但当年在学校“姐”或“哥”这类称呼无人被冠之名后，包括晓灵，我们也是直呼其名，从不冠“姐”。现荣升为“老”，是指江湖地位。为还原历史且尊重“姐”的至高尊位，本文以“万老”称之。
　　我和万老相识于开学第一天。那天她收拾完东西，问了一句“你没事吧？”就回家了，留下我一人在房间感觉多少有些寂寞。最初一段，都是我一个人的时间居多。我开始希望她能留下来，晚上有个人说话。渐渐地，学习负担重了，她留在学校的时间也越来越多，我们开始了真正的“道口夜话”，亦开始了今生都不会褪色的室友之谊。如果让我定义到底是什么？大概是：无话不谈，换位思考，全盘接受，终生关怀。
　　了解，从沟通开始。了解了，就无话不谈，了解深了，无话不能谈。从家庭到恋爱，从过去的经历到未来的打算，有一个能够理解，能够分享的室友，岂不乐哉。
　　“这事只告诉了你，别瞎说。”她不嘱咐，我也知道，所谓信任不就是这么建立的吗？
　　“这个忙你必须得帮。”
　　“那好吧。”
　　我俩就这么直来直去，所谓友谊不就是这么建立的吗？
　　“没想到，你岁数不大，看问题还挺厉害”。万老也很实事求是，该夸赞的时候也不“口软”。
　　“那是。”我也当仁不让。
　　“哎呦，你看她美的。”万老知道怎么哄一把又打一下。
　　室友，朝夕相处，同吃同住。我们把食堂的饭菜打回来，用“热的快”加工--从五道口商场买回豆制品和农家鸡蛋加进大白菜里。特别是冬天，本来清汤寡水的大白菜，被我们“重煮”后热气腾腾，香气弥漫。去五道口地摊“换鸡蛋”（粮食定量，女生一般吃不完，就有了多余的粮票），我们一起去，讲价时要配合，一个红脸一个白脸。“看似淑女，地摊上砍价一点也不含糊啊”。“你别不好意思，这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我们凯旋而归。
　　万老当年是“文青”（现在大概还是），和我一样，也是坚信生活中一定要有些诗意的人，这也是我们谈得来的地方。专业，其实很少谈，更多是分享文学作品和电影，其深层即是理想和人生。旅行，还没有进入普通人的生活，但却是我们无限向往的。万老，已经有一台自己的照相机，而且照过“彩色”照片，把我羡慕的呀，恨不得“钻”到万老的照片里。我有不少“青春”黑白照，是和朋友们关在黑房间里冲洗出来的，拿给万老点评，请她给照片“题句”。万老善解人意，情感丰沛，文笔细腻，很合我当年的调调。我一直相信万老如果不是整天签支票，批文件而拿出点时间写人生、写故事，不成琼瑶，也是亦舒，定能把少男少女们看得泪水滔滔。
　　“哎呦，幸亏没写。要不得害死多少人啊？”万老看了我的评语谦逊地说。
　　“嘿，连我这么聪明的人都没害成，还能害谁呀？”我毫不谦逊地说。
　　“哈哈哈……”笑声穿越了时光，穿透了30年岁月的迷雾，像一坛酝酿经年的好酒，涥和绵长，滴滴入口，经久不忘。
　　30年后我出版了两本旅行散文，万老承认她当年“看走了眼”。“她的奔放在30年前已有苗头，但没想到发展升腾到这种令人羡慕和游刃有余的境地。在作者的笔下，我发现了一种充满生机的生活方式和一个我不曾认识的厉放，很有味道。我是30年前厉放立志追求'奔放地'行万里路的'目击者'，今天她的理想已超越了当年设定的边界，我为她骄傲！”不愧是万老，把我的后30年也看出来了。
　　万老母亲家住劲松和丁鹄先生同一小区，因此她常去看看丁先生。每次临别，用她自己的话说“大脑小脑全面发动，为的是记住丁老师让我带给厉放的一一嘱咐，生怕漏了一字半句”。因为有丁鹄先生给她的“口喻”：厉放相比你们，还是年轻，缺乏社会经验，希望你多关心她，帮助她。万老对我格外地严加管束。
　　“别在外面胡说八道啊”，这是她对我最经常的关照。
　　“'心得体会'（但凡中央开完什么'大'，政治辅导员就要求我们写心得）你还不快写，明天就该交了。”她知道我对“政治作业”最不在乎。万老替我着急，把晓灵和她自己写好的“作业”拿给我“参考”，结果，这门“作业”我得了“优”，她得“良+”，晓灵只得“良”。
　　“你也太会抄了，比'原创'的还棒。”万老是不是“嫉妒”了？
　　“不是啦，辅导员对我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我不得不谦虚点，否则下次我便无材料“参考”。
　　午休后的课，去还是不去？准时还是迟到？永远都在思想斗争。万老是不容我有丝毫借口的。“我先走了，你快点。”我知道，她一去就在前面把我的座位占好了，晚去或不去都目标过大，如果再被敬业的黄老师“查岗”撞见更是后果自负。我只好紧随其后。
　　其实，不是我不敢和万老叫板，是不想招惹黄老师。岂止是我，谁敢惹？黄老师查岗，就是抓“逃课”生，在道口可是留下了段段佳话。
　　“咚咚咚”，上课时间已过，黄老师在敲男生宿舍的门。
　　没有任何动静。
　　“噔噔噔”黄老师渐渐远去了……
　　“走了？”“嗯，以为没人，走了。”缩在墙角大气不敢出的同学如释重负。
　　“啪啪啪”窗户地动山摇。
　　“还躲什么？在宿舍里逃课！”一声怒吼从天而降。
　　“我的天！！！”黄老师的脸在玻璃窗后面，屋里的一切被看个正着。这就是“黄老师蹬凳趴窗抓逃课生”之桥段。
　　因为有上述案例，有人就自作聪明睡眼惺忪地按时去上课，然后在教室最后一排落座，开始在课堂睡觉。如果室温过低（当年的板房，冬冷夏闷），还披了棉大衣裹着。他倒是美梦黄梁的睡，也无风雨也无愁。下课时还得被人搀扶着离开，以舒缓麻木了的四肢。可是这些招怎么能瞒得过黄老师的慧眼？
　　“叫家长。”黄老师要见家长，无论你家在哪里，无论你爸是不是“李刚”，没有敢说不来的，就是在黑龙江也得赶过来。今天，已在道口江湖上被戏称“老大”的志平，只要听见这三个字，小腿肚照样打颤。不信，你就试试。后来课堂睡觉有了续集，据说04级的同学抱上了棉被在教室睡，黄老师在感叹“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同时，怕是要叫该同学“家长的家长”了。你说，我怎么能撞黄老师的铁板？
　　我和万老的分工是她主外——打开水，我主内——室内卫生，加养花、美化环境。也许当年我们对“环境问题”不如现在重视，我的付出常被忽略，而她提着四个暖瓶从宿舍到锅炉房去打水，却赢得不少同情分。试举一例：
　　“有什么大事吗？”因为我在学校呆的时间比她多，大道新闻，小道八卦都是我告诉她。那天她从家里回来问的第一句话。
　　“有，打完开水再告诉你。”我实行“有奖新闻”。
　　“你先说一条我再去。”从“换鸡蛋”到“打开水”她很会讨价还价。
　　“那就告诉你吧……”我一下没忍住漏出了一条“爆炸新闻”。
　　“真的！！！”轰然炸得她一脸惊讶。
　　“你可不能上外面胡说八道去，听见了吗？”还没等我欣赏完她的“七情上面”，万老已是一副“三娘教子”的表情对我告诫起来。
　　“我——知——道—呀！”看我一脸漫不经心的样子她又噗嗤一声笑了，乖乖地提上四个暖瓶出门了。
　　“哎呀，罚作苦役吗？！”一听就是对门的志平在趁火打劫。
　　“苦果（当时一部电影名）啊，我把她惯坏了。”万老借机大吐苦水，博取同情。我在屋里偷着乐，准备对万老实施一段时间的“新闻封锁”。
　　“你今天回家吗？”我问。
　　“怎么，让我给你腾地方呀？”直到今天万老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她当年怎么“助我为乐”、“想我所想”，为我谈恋爱创造条件。
　　“这不也是给你机会让你多回家吗？”我反守为攻。
　　“拉倒吧你。”万老以过来人的眼光笑里藏“讥”。
　　“你们俩的事没人能说得清”，听着我俩一来一往，金琦以“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果断给出了结论。
　　话说回来，为这事，万老确实没少为我费心，就是所花之时间和口舌-事件讲述、细节分析、对策研究、行动指南、心理安慰、好言相劝，足够写篇论文了。多少年后，万老收到一张我的结婚照，她放在办公桌上，见到同学就给人家看。“真漂亮，多幸福呀。”她来信这么说。
　　毕业后我们在不同的单位，但不妨碍我常去她家。一去，小胜就说：“还没吃饭吧？你等着，我去给你煎两个鸡蛋”，（这时的鸡蛋已经不用粮票换了）或是“你们俩聊，我去泡茶”。他知道我俩一聊就没完。几年后我出国，又进学校，又住过学生宿舍。但是，再也没有了这样的室友，一个和我无话不谈，和我同乐、同喜、同忧、同悲，在困惑时鼓励我；在得意时提醒我；在艰难时帮助我；在心里祝福我的室友。“朋友之乐，贵在那份踏实的信赖（三毛）”。信也！
　　老夏，当年其实并不老，这么叫他，是81级的特权，我混在其中享此殊荣。
　　“我去过你们家的呀，如果你在，该叫我'叔叔'”，老夏在北大读过书，来道口后笑嘻嘻地和我说。
　　“老——夏。”Full stop！我眼睛一瞪，提高了嗓门，从此，在称呼上我俩相安无事。但82级的师妹就不行了。“咱们也不老。”老夏一脸认真地更正人家，这个在北大荒被改造的几乎不像“上海人”的老夏，说的是北方话。
　　当年的老夏，周六洗尿布，周日回道口读书；现在的老夏，在外是国务院参事，在家是小外孙的“孙子”，无他，哄小外孙开心呗。30年校庆见到他，乱哄哄的大厅里老夏接个电话：
　　“对，我的观点已经讲清楚了。”……“你们不能乱写呀……”看着我一脸不耐烦的样子，老夏匆匆收线。
　　“媒体又来问我……”老夏笑着有点不好意思。
　　“我没兴趣。你的血糖指标控制住了吗？”我单刀直入地问。这位深圳交易所首位总经理，27个月的职业生涯留给他一个永久的纪念-糖尿病。
　　“每天都要吃药。”说着他掏出了一小包药片，放在餐桌上。“还必须按时吃，没办法的呀。”他早已习惯了。
　　“那你还拼命？”我指着厚如石砖的《中国金融战略2020》。他送我两本，一本给我一本带给万老。这些年来，我早已远离学术研究，更没有“做学问”了，看到老夏有这样的产出，真是不得不佩服。
　　“干吗那么严肃？咱们这种人你还不知道，不就是想做点事情吗？”在我罕有的肃穆面前，老夏又开始嘻嘻哈哈。当年不认老，始终不服老的老夏，到底也被称“爷儿”了。现在和他见面，总要看看他手机里的“御照”--那个小外孙，作为我不依不饶折磨他，追问人家血糖指标的补偿。
　　班里有“老魏”和“小卫”，都带个“WEI”，都戴眼镜，都不高不矮，都不肥不瘦，都勤奋好学，都整天往图书馆跑。这下麻烦了，晓炼过来找我，分不清“此魏”和“彼卫”了。“好办，穿棉裤的是老魏，耍单的是小卫。”根据是老魏在内蒙古生活了17年，穿暖过冬的习惯一时难改，小卫是北京小青年，只要风度不要温度的前卫。
　　“厉放，你再想想，是我吗？”30多年后旧事重提，晓炼扑闪着一对大眼睛直求我。
　　说晓炼这么“眼拙”也确实有点冤枉。我刚从澳洲搬家到香港落户时，孩子是81级二代中最小的（后来被人取替了）。晓炼买了一套衣服专门托人送来给我儿子。结果是他的最爱，一直到穿不下为止。但我还是公私分明，该含糊的不含糊。
　　“你谈朋友时我给你当'灯泡'那么多次，这回就栽个赃给你吧。”我以眼还眼，只是没她的眼大。
　　“认了吧，没地方讲理去。”唯恐天下不乱的志平又在兴风作浪。
　　“有证人吗？这哪儿说的清。”一辈子学究的波涛棉里藏针。
　　大眼睛不扑闪了，弄不好背过气了？
　　“当年咱俩搭长途车去北戴河，睡在30多人一间的大通铺，一大早起来等待黎明看日出，也是你日后行万里路的开始嘛。”晓炼打出温情牌，说的是第一年暑假我俩结伴出游。
　　“还真是。那时我们20出头，多有精力啊。”我和晓炼相视一望，都笑了。
　　“来，大家干一杯！”小卫起个头，“干！”起哄架秧子的，看热闹看出彩的，乘机贪杯的，祝“三老”永远年轻的，祝“三小”永远快乐的，祝大家身体健康的，祝81级一年一聚的，都干了……
　　时间凝固了，世间的一切静止了，一张张面孔又回到了33年前的那一刻……
　　我的道口81级啊，岂是一个“老”字了得？
　　人过中年以后恨不得能忘记自己的年龄，可是我们班同学就偏不让我忘。万老一早就给在香港的81级同学打招呼：“咱们班最小的同学马上要XX岁了，得给她过生日。”于是乎，40岁生日是范棣作东，50岁生日是志平设宴，前来参加的是在香港的道口老三届同学。与其说是给我过生日，其实更是开心的同学团聚。念及此，也算是我“牺牲年龄”做出的一次又一次贡献吧。陈老师说“你永远是大家的老幺！”多美啊！“何当同剪西窗烛，却话巴山雨夜时”。与大家同窗共读是缘分，也是福气。后来出现了一句话“厉放都50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每每说出这话的人，都多少有点“惊醒梦中人”的感觉。其实这个惊叹号，与其说是在宣告我们“81级”的人生己全部跨越了半个世纪，更是对流失岁月的感叹，对近1/3世纪同学之谊的追忆，对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个时代的怀念！
　　追忆和怀念，除了我们共同的学习，还有共同的娱乐。
　　娱乐之一，大会餐。逢年过节学校食堂会改善伙食（现在的同学也许不明何意？当年学校食堂菜单上就是老三样——白菜，萝卜，土豆换着方的组合。所以，我们每人都有一个“热得快”，自己在房间往里加料，重新'煮'合），每逢这时，我们喜孜孜地把菜买回来，全班同学聚在一个教室，课桌拼成长长的餐台，五颜六色的搪瓷碗盘盛着平日里吃不到的“横（四声）儿菜”，有时还有几瓶红酒。陈老师是我们的“班级之友”，也把她那份添在里面。兴致一起，我们会求她给我们唱一段“敖包相会”。
　　如果有时间我先回家拿来一大罐自家腌制的泡菜。这种用封口坛子秘制出来的私房菜，清脆爽口，是解酒和开胃的好菜。不起眼的大白菜帮咸中有酸，水晶晶的萝卜亦酸亦辣，墨绿的生豇豆酸苦夹杂，肥厚的大柿子椒脆里带甜。如果是冬天，泡一个心里美萝卜，满潭子的水就变成了玫瑰色，泡出来的东西象涂上了胭脂一样抢眼。无论是哪一样，都是青脆爽口，嚼在嘴里嘎吧嘎吧地。细嚼下我们咂出了阳光味、田野味和自家泡菜那股特有的香味。这是我的保留菜目。
　　毕业前夕的一天，大家兴起“自筹”聚餐，当时叫“凑份子”。每出现一个人入“份子”，我们就派人去五道口商场买一份食物回来，一个下午把班里的同学都纳入了份子，在老魏的房间摆了满满一桌，有吃有喝。那天刘行长刚好来学校，硬被我们扣下一起喝。看着即将离校的81级，不知怎么说起了成家立业的话题。“在家里，男同志要小事不管，大事放手……”，刘行长说到这儿，女同学正心里美，“…心里有数！”突然他说出了关键一句，引得我们一阵大笑。小穆当即敬酒：“您这最后一句太有用了。”老夏站起来附议：“哎，对的。我在家就差不多这个样子。”“不会吧，老夏。你们上海男人……”我们高声起哄，群起攻之。
　　娱乐之二，影视节目。其实很单调，虽然有五道口剧场，但我们并没有给予多少关注。一来学习任务重；二来同学中除了有家有孩子的，有空就回家，再就是正在谈朋友的，小单元的忙，剩下了小卫、晓炼和我。三小倒是结伴（我和晓炼吵着让小卫请我们）看过电影、芭蕾舞折子戏。现在想起来，看似有点欺负小卫同学之嫌。
　　学校有一台电视，放在公共房间。我们聚在一起看过马拉多纳的比赛，不管懂不懂足球，不管是真还是假的喜欢，反正我们一起叫喊，一起叹息，一起熬夜，一起早起，一起盯着那个小屏幕狂欢。这是迄今我唯一的看足球记录。没想到，2014年世界杯期间我和几个年轻人说起这一段，竞被他们羡慕的快让我汗颜：“幸福啊，您看的是'真'足球啊！”
　　在这台电视上，我们还看到中英领导人签署香港回归中国的《中英联合声明》。那时道口已进入三届同堂时代，大家簇拥到二楼一小块公共空间，一台电视高架在那里，我们全都站着伸长脖子往前看。这一时刻早已载入历史，这一时刻也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娱乐之三，体育活动。学校没有运动场，男生以老魏为代表清晨去跑马路。那时的五道口，出了学校三分钟就是东升公社的田地。他们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奔跑在“希望的田野”上，今天想起来都让人神往。再扯远一点，我们有时去北大上课由我带路，自行车队在工字楼前整装待发。结果我“率性”使然，蹬上车一路狂奔，直向西行，后面的车队呼啸紧随。为此受到波涛的批评，说我：骑的太快，不照顾其他同学的骑车速度，让人家追你。这就是当年的五道口呀，那路况竞准许我们一路飙车——自行车。
　　老少皆宜的活动在晚饭后，一进校门有块空地，我们在这里围成一圈传排球（没有场地打不了比赛）。当年大家都看过中国女排的6联冠比赛，即使没有运动细胞，那点传球动作还是能比划出来的，因此成了我们每天饭后的群众运动。即使这样也得有人张罗，通常是我先叫上班里最魁伟的老张，再在楼道里吆喝。
　　“老张，快走啊！”我大声喊。
　　“饭后马上运动会得盲肠炎。”老张在他的宿舍门前被我截获感到无奈。
　　“不会，顶多是胃下坠。”我眼睛一瞪，冲着老张理直气壮的说。
　　“那好吧。”拗不过我的老张只好同意。30年后和老张说起当年的事，他笑而不语，拿起斟满的杯子，一饮而尽。
　　对我们的围圈传球，有一个人是不屑参与的，他是志平。志平一进校就在车棚（放自行车的地方）里挂了一个沙袋，有空就冲着它砰砰砰地打。后来沙袋挂在一楼的亭子间，那里刚好有一小块三角地。看他比划几拳的架势，显然是受过训练的（本文不作剧透，供欲探秘的同学去寻宝吧）。在我们眼里他俨然一个“准运动员”。
　　拳击手可是吸引了不少眼球，特别是83级少林班进校后，要给他当徒弟的人趋之若鹜。他练拳，砰砰砰，传到我们宿舍，放在桌子上的茶杯盖子都上下跳动（万老的发现）。即使现在，我与志平相视而坐，眼前不时还会晃动着一个上下跳动，左躲右闪，双臂一伸一缩，一拳一拳击向目标的灵活身影。“好汉不提当年勇”，他现在打出的早已不是拳头，而是思想和智慧。
　　娱乐之四，春游和秋游。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圆明园。我们和82级一些同学骑车去的，晓灵和老魏的孩子也来了。在一片草坪上，大家聚拢一起，有坐有站，自行车就放在一边。当年的圆明园极具历史感，残败中透着往昔的壮美，沉默中包含着诉说不尽的屈辱与沧桑。我们的情绪和心情都被包围在一股浩大的气魄中，那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在周身沸腾。那天的主题是什么已不记得，只记得大家都很激动，自由发表演说，颇有一番指点江山的气概。“聊发少年狂”的同学们从国内说到国外，一直说到去拿几个诺贝尔奖。小卫还当即要我回答“诺贝尔奖为什么没有数学”？
　　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黑白照片留下了一张张年轻坚毅的脸，透视着充满希望的目光，憧憬未来的遐想和那藏于我们内心的使命和情怀。毕业留言小穆写的是“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我正好在他旁边连声叫好，“我们孕育着未来”金琦的一语双关被评为最佳留言。不久一个道口第二代诞生了。
　　其实，我们当年说了什么，今天已不重要，30年来我们已经用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岁月中最丰沛的时光，生命中最旺盛的精力，用身体力行的投入去践行了我们的理想和志向。
　　81级，无论作为整体，还是其中每位个人，回首往事，最值得骄傲和回味的莫过于我们亲历了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发展，我们不仅是这场伟大实践的目击者，更是参与者和弄潮儿。
　　1984年春，81级已在撰写论文。此时中国正在孕育一轮新的改革，人民银行刚从财政部分离出来，中央银行制度开始建立。但是，中国银行体制的改革才刚刚破题，刘行长分管金融体制改革，要“研究生部出一个方案”。一时间，小小的道口，楼上（82级）楼下（81级）串成一片，顿时热闹非凡。我们激动地听晓灵转达总行精神，大家整天聚在一起，观点交锋，思想碰撞。且不说晓灵，李弘，老蔡等人要带着观点，拿着方案去总行参加讨论，回来又是一番精神转达、要点整理、方案重整，就是刘行长都是下了班就直奔五道口，直接听取报告，与同学面对面讨论。范棣，波涛，李弘当年都是辩论高手。像我这种，入校前对“金融”所知寥寥，一下子直接参与到了对中国未来金融体制的蓝图绘制，真是兴奋莫名，激情万丈。
　　“赶上了一个大时代”，这就是命运之神对我们的眷顾吧。当时的社会氛围极其活跃，“四君子”中之两君子都来过道口，演讲之后与我们一起讨论，憧憬中国之未来。81级、82级本来就是“打断骨头连着筋”（82级王令芬语），这下更是一个整体，一起开会，一起起草代表研究生部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方案”。我们的宿舍门庭若。一来位置在一楼，图书馆旁边，人潮最旺之地；二来，万老已成为刘行长带的研究生，她义不容辞地成为“半个联络员”，来敝室见万老“请示报告”的也不在少数。我们的房间成了讨论场所，许多次的碰撞会、思想交锋都在这里发生，有人坐在椅子上，有人依靠在床沿，更多的人只能站着。听到的是故事，走过的才是经历。这间普通的宿舍，曾经回荡过一群年轻人试图改变中国的思想撞击，曾经产生过重构一个新金融体系的探索和努力。
　　1984年5月第二届“中国金融学会年会”将在合肥召开。大家跃跃欲试准备了一个方案《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提出中国金融改革的突破口：建立金融市场。所幸我们是人民银行的研究生部，没有障碍地有十几个同学得到导师同意去合肥参会，我和万老都在其中。那天我还在教室里上课，82级老蔡神神秘秘地把我叫出来：“学校同意这次算'总行干部'待遇，可以坐卧铺，你快点想办法给大家买十几张卧铺票。”接到任务，我一刻也不敢耽误，跨上自行车直奔万老家（她那天不在学校），为大家解决车票。
　　当我们一行人都稳稳当当地坐在卧铺车厢，大家兴奋的哪里能休息？无不憧憬着“金融市场”的美好蓝图。车厢里还有其他乘客，被我们咋呼的有了兴趣，直打听“金融市场”是什么？“你可以有股票，你还可以买卖股票。”“那不成《子夜》（茅盾描述资本市场黑暗的作品）了吗？”他的担忧，丝毫无损我们的热情和对未来的期望。其实，和我一样，我们大多数人连“股票”长的什么样也没见过呢。
　　带着事先油印出来的“蓝皮书”来到合肥。把我们的稿子油印成“蓝皮书”，多亏小卫找到北京一所中学花了100多元印了200多份。黄老师知道后，还把油印费给报销了。
　　研究生们来参会，但是并没有安排发言，住处也和总行领导们分开。大家开始琢磨怎么能把这个方案提到会上去？至此，一切看似顺利，我们充满期待但也忐忑不安，甚至急不可耐。晓灵和老蔡去找会议主席黄达老师沟通，万老的任务是去见刘行长，摸底探试，看他对我们“方案”的态度，我们则在行领导住的稻香园（省政府的迎宾馆）宾馆的院子里等。后来，刘行长和万老一起走过来了，基本态度是“他不反对”。于是有了刘行长与研究生们在宾馆院子里的合影留念，彼时彼刻仿佛就在眼前。
　　会议开了几天，晚上我们去“科技大学”夜游。明月当空，徐风和缓，82级的老齐忽然诗性大发：“科技大，真TM的大。”轰然狂笑，惊动了学校保安，把我们驱离出了科技大校园。走笔至此，想到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的老齐，忍不住要说两句：天堂里的老齐，你听到了吗？你曾经带给我们那么畅怀的欢笑。
　　周末休会。会议组织去包公祠，我们觉得不够“酷”，搭乘郊区的公共汽车去了巢湖。刘利（82级）至今还记得一路上看见大片郁郁葱葱的稻田。到了湖边，除了闲置的木船什么都没有。我和万老不甘心，找到生产队负责人，告诉人家：外边这些人比你们信用社的人还管用，村里要借钱就找他们。软磨硬泡让人家出了两条船，让大家泛舟在浩渺的湖水上。
　　当年到底是比较“简朴”，傍晚，紧赶慢赶地跑回到稻香园，风卷残云地吃光了残羹剩宴的会议餐。其他与会“领导”看着我们这群特立独行的研究生们，仁慈的“no comment”。30年后我去合肥，接待人员听说了我当年的“巢湖情结”，第二天好心地带我去看湖。这次出了市区20分钟就到了。现在这里已是游人站在栈桥上看景散步之地，一汪湖水，长满蒿草，微风起，水中发出嚓嚓的草声。“走吧。”，我对陪同的朋友说。我知道30年前的事早已成为了“故事”，它该留在我们的记忆里而不是在现实中寻找了。
　　话说会议临近结束，我们决定最后一天一定要出声。大家派出三个代表——波涛（81级）、老蔡和老齐（82级）在大会发言。经协商，得到了机会。那天一早，大家就在会场内外散发“蓝皮书”。当研究生部代表上台时，我们感到一个“历史时刻”的来临。波涛条理清晰，不徐不缓；老齐，激情肆意，慷慨激扬；老蔡，沉稳内敛，观点鲜明-我们可以找到金融改革的突破口，这就是改组金融（不仅指银行）制度，开放金融市场。发言在掌声和疑惑的目光中结束。会后，蓝皮书“洛阳纸贵”一下就发完了。紧接着我去了黄山，等我爬山观景玩了一圈回到学校，才知道美国之音、《中国日报》都做了详细报道（据当时在日本的老夏和刘锐说，日本《经济新闻》也有报告，他们一看是自己的同学，兴奋得不行），我的同学们已在忙着应对媒体，谈论更大的问题了。
　　合肥会议后，刘行长要研究生部多研究些理论问题。于是由李弘牵头，王巍（82级）和张岗（83级）负责组稿，串通上下三届同学，编写了一本《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可算是道口老三届第一个合作成果。30年过去了，参与此书编写的同学们谈起来，那股自豪感、成就感迄今犹在。
　　同年10月国务院成立了“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刘行长任组长。从国务院，到财政部，到人民银行都在讨论“改革”。于是乎，以晓灵为首的一干同学加入研究小组，他们上传下达，继续引领讨论。当时的感觉整天都有一些人特别忙，从他们的口中我们会听到“去国务院报告”，“去总行开会”，整个道口在“改革”声中热火朝天。
　　其实，从后来的实践看，金融改革并没有按照“蓝皮书”的步奏走，以刘行长的说法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学生们在我国金融界第一次系统地提出要建立金融市场的思想，写出了这样一篇系统的、高质量的文章，既对当时金融体制运行中的矛盾有深刻的洞察，又对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提出了详细的方案，是难能可贵的。从改革的趋势和发展方向而言，建立金融市场思路是正确的。但从当时的条件而言，还不具备。但是，对于我们，这里是一个出发点，是一次历史无法复制的“摸高跳”，我们的人生从此不同，我们的舞台从此更加宽广，我们的命运从此与中国的金融改革紧紧相连。
　　毕业后的第一次同学聚会，在老张家。一阵寒暄，我以为就是吃喝玩乐，侃大山。忽然晓灵说：“大家都分在不同的银行（央、农、中、工商和体改办），正好谈谈你们那里金融体制改革的情况。”老天，同学聚会变成了中央银行（晓灵在央行）牵头的体改讨论会？在我还没有从万分惊讶中缓过神来，分到农行的小卫已开始发言……。许多年后，在晓灵给我寄到国外的那封信里她还说“现在同学聚会我不再谈工作了，我更关心大家的生活，关心他们的孩子……”，我莞尔笑了……
　　今天，这个班级的人有从高位退休的干部，电视上才能看见的领导，媒体上大谈观点的“名嘴”，公司里被人仰视的老板，和随心所欲打球、旅行、读书、上学、收藏的自由人。他们扎在同学堆里是什么样？亲切、随和、低调、平实、宽厚、谦卑，没有“长”，没有“总”，他们依旧是当年的那个老魏、老张、老刘、老夏，依旧是当年的那个小穆、小卫、晓灵、晓炼、剩下的人就是直呼其名；他们本性难移，沉稳、儒雅的依旧淡定如初，只在关键时刻表态；率真、活泼的，依旧话题不断；喜高谈阔论者，仍是宏论滔滔。揭短、爆料、打趣、调侃、玩笑、幽默，一切都可上台面，说者乐之，被说者笑之，闻者随喜之。“百年能几何，三十已一世”。他们高高地举杯，为他们自己干一杯，他们都健康且自由，且做着自己选择的事情，仅此就值得好好庆贺，不是吗？这就是日我们81级30周年返校之日的实况。
　　要说什么有变，那就是过往贪杯之人，现在多会犹豫一下自己的三高指标；女同学会交流用什么材料染去日渐增多的白发；男同学会议论一下谁的腰围更达标。“爷字辈”的已好几位，和老夏一样，他们的手机里都装着个活灵活现的“小可心人！”看到此，你也许会觉得他们也不过就是一群坐五望六，甚至奔七的大妈、大叔吧？那么还请听依然活跃在第一线的吴晓灵所言：“咱们班同学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是我莫大的安慰和精神力量。学校要继续办好，离不开大家。”刘行长说：“我们的'金融黄埔'是学生们创造出来的，81级校友在发扬和传承五道口精神上作出了贡献和表率。”晓灵，正出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志平，被推举为首任校友会会长；老魏担任“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其他同学也不时出现在学校的论坛、讲座和课堂上，更有多位是研究生导师。在我看来，他们承担的不仅是个任职，他们是代表81级在履行职务中向培育了我们的学校和老师致敬，向那些敬仰、爱戴我们的师弟、师妹们的尽一份责任和义务。
　　道口81级，作为一个整体，他，给我们带来荣誉也伴随着责任；他，令我们骄傲也让我们谦卑；这是一个注定要承受时代和历史赋予了重负和使命的“长子”。让时间再过10年、20年、30年，希望我们还能自豪地说：“我们未辱使命，未辱道口给予我们的荣耀。”
　　后记：本文获得刘鸿儒老师，81级同学以及82级王大伟，王令芬，刘利等同学的鼓励和建设性意见及建议。作者亦参考了下列文献：《当代金融家》，2011年9月；《五道口论坛》-30周年校庆特刊；《资本交易》2011年9月。在此一并致谢。谨以此文纪念我们共同的“五道口”，亦呼吁各班级同学写出更多精彩的“五道口故事”。
　　日香港
　　终稿日香港
说点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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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还没学好呢！
都是英文的呀，有语言障碍，要不废除中文呀，或双官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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