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孩的故事&&王显凤的故事&&从猪孩到人的过程&传奇故事
&& 13.7(3)
6003-43-410
39(3)68(70)
&& 122314!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日本的一档节目：让36名儿童共同饲养两只猪仔，全程跟踪孩子们从最初惧怕讨厌小猪、逐渐喜爱小猪视如弟妹、为小猪取名“彩奈”和“户松”、历时5个月终于把小猪养大、最终挥泪送别的感人历程，然后节目组把彩奈剁成了猪排，特意送回来给孩子们吃......　　这不算什么，鬼子用来教育小鬼子还有更狠更血腥得方式呢——日本和歌山县太地町,日本渔民残忍屠杀宽吻海豚---学校组织学生参观 　　日本类似的节目是，学校里有个不合群的同学，然后找个转校生去接近这个同学，成为好朋友，等两个同学交心后，故意让转校生在其他同学面前把那个不合群同学私下说的交心话说出来，大家一起嘲笑他，然后摄制组去采访那个不合群的同学有什么感想！　　解析人性到了摧残人性的高度，真不愧是变态民族呀。　　想不明白这帮日本节目导演出于一种什么心理会干这种事情　　如果联想到抗战时期日军的变态暴行，倒隐隐能察觉某些关联　　世界上恐怕没有节目会有这样奇葩的场景，虽然某些人会说这是个例。但这样的节目会出现，会被播放。说明在这个地方，这种东西还是有相当多的人认同。政府的监管部门也是允许的，这说明这种变态的思想已经是一种风气了。　　回复　　55楼 无小咸 发消息 只看他 　　 13:26　　岛民没有资源，四边不靠，危机感深重，只能从小提升自己的荷尔蒙水平、自我流放到另一个危机四伏的精神位面生存下去，长大以后惹是生非四处劫掠，等迟早一天老了孤苦伶仃自生自灭
楼主发言：2次 发图：0张
　　这才是正常的吧，和一只畜生称兄道弟，才是悲剧吧　　
　　心狠啊
　　哎呀，不要说了。老子养一只了一年的兔子杀了吃了，以前自家养了一只山羊也是到12月23号左右杀了吃了，这样残忍，我是变态？　　
　　体制问题。
　　一看就是楼主自己编的故事，阴暗的中国人
　　@看你的AV
19:11:46　　哎呀，不要说了。老子养一只了一年的兔子杀了吃了，以前自家养了一只山羊也是到12月23号左右杀了吃了，这样残忍，我是变态？　　-----------------------------　　哪能一样，咱农村里不也养鸡养鸭，可是有特别一只只起名字吗，都特别说明了培养感情再剁了吃，小孩子怎么想的，这是在宣扬暴力，日本变态就是朝夕接触到这样的思想，还上纲上线上节目，反思人性有必要拿小孩做试验吗，变态就从娃娃抓起了，政府还不管制，这是什么问题？
　　@空下这个座
18:52:00　　这才是正常的吧，和一只畜生称兄道弟，才是悲剧吧　　—————————————————　　更悲剧的是把兄弟吃了　　
　　怕怕　　
　　@看你的AV
19:11:46.0　　哎呀，不要说了。老子养一只了一年的兔子杀了吃了，以前自家养了一只山羊也是到12月23号左右杀了吃了，这样残忍，我是变态？ 　　—————————————　　你跟你的兔子有感情了？先看懂问题，智商也来类比　　
　　日本做法很对啊。就是要告诉国民，大和民族就是猪，美国人就是人。　　美国人养大日本人就是为了杀掉。希望国民当好猪，不要反对美国的屠杀。
　　@空下这个座
18:52:27　　这才是正常的吧，和一只畜生称兄道弟，才是悲剧吧　　-----------------------------　　+1
　　太变态了，洗地的更变态　　
　　这帮孩子泪流满面，痛不欲生地说：这猪肉真TMD好吃！
　　猪肉那有狗肉好吃，所以养猪不如养狗。
　　变态的世界 你们不懂的
　　@空下这个座
18:52:27　　这才是正常的吧，和一只畜生称兄道弟，才是悲剧吧　　-----------------------------　　@dhl74a
13:50:15　　+1　　-----------------------------　　+2　　某些脑残把狗当儿女当老公才是变态
　　《永远的零》：中国人的费解 日本人的纠结　　作者：哈尔滨冰锋剑道 共识网 　　摘要：否认了“核心神话”，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无异于“挥刀自宫”。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首相会一次又一次地参拜靖国神社;这就是日本的政治家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地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也是为什么像《永远的零》、《男人的大和号》、《吾为君亡》、《啊!海军》这些“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问我“何所云”。《永远的零》是一部让日本极其纠结，更让中国人深感费解的电影。　　　　一年前的12月3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电影让他深受感动;一年后的今天，安倍晋三成功连任。中国人在情感上无法接受，为什么安倍晋三会连任?中国人更好奇，《永远的零》到底讲了什么?　　在过去的一年中，《永远的零》早已通过互联网潜入中国。但令人奇怪的是，与一年前主流媒体的“骂声如潮”相比，一年来网友的反应却是出奇地平静。在网上，你几乎找不到一篇像样的评论。　　一是因为时间已久，“憎日派”骂人的激情已冷;二是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对这部电影根本没有看懂。不仅那些逢日必反的“憎日派”看不懂，就连我身边这些练习日本剑道的“知日派”也是一头雾水。日本剑道进入中国已有17年。如今全国有大大小小的剑道馆40多家，近两万人常年练习剑道。在今天的中国，这两万人可能是中国民间最为“知日”的一群。可即便是他们，也莫明其妙。它让中国人产生了一连串的费解：　　费解一：这是一部军国主义电影吗?不太像。影片描写了战后日本的凄惨，城市被夷为平地，到处是断壁残垣;军人的遗孀遭人拐卖，母女俩饥寒交迫;影片描写了战争的惨酷，军人内心的恐惧和焦虑……　　费解二：主角宫部久藏是一名军国主义分子吗?好像也不是。他从一开始就反对战争。每当有空战，他就开着飞机躲在云层里。他的家庭梦想就是“活下去，陪在妻女的身旁”。　　费解三，也是中国人最最想不明白的。宫部久藏明明不想死，为什么最后还是开着飞机撞向了美国的航母。这个巨大的转变是如何完成的?电影没说，中国人更加费解。　　费解四，宫部久藏死之前，把妻女托付给了一位青年的飞行员。所谓的“托付”就是让对方娶自己的妻子，代替他“陪在妻女的身旁”。力所能及的事情自己不去做，反而让别人“代劳”，这样的托付中国人可能一万年也做不出来。　　最后，透过这部电影，最最让中国人费解的就是：日本为什么死不认错?!　　在大多数中国人心里，如果日本诚恳地道个歉，首相不再去参拜靖国神社，那么这一页就算翻过去了——记住教训，放弃仇恨，中日两国还可以继续做好邻居。　　但以我个人对日本的了解，我认为这纯粹是一厢情愿。日本政府永远会用“遗憾”、“反省”的字眼来含糊其辞。对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731部队、万人坑这些累累罪行，他们要么沉默，要么否认。像《永远的零》这样的电影他们会一部接一部地拍下去，日本的政治家也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参拜靖国神社。　　这与日本右翼无关。这是日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所达成的“潜在共识”，更是日本独特文化所形成的独特思维。这种独特思维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纠结”：　　一、纠结的才是英雄　　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说：在美国人看来，日本的军国主义电影是他们看过的最好的“反战电影”。无论是描写日俄战争，还是“七七事变”，镜头里展现的都是泥泞里的行军，鏖战的困苦，你看不到胜利的场景和“万岁冲锋”……一家三代，历经三次战争幸存的代表，他们成了瘸子、瞎子、残废人……　　外国人从这些电影中看到的是“反战”，而日本人自己看到的却是“英雄主义”。日本人对英雄的定义与我们截然不同。中国人评伦英雄，首先要看他在“政治上是否正确”。孟子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毛泽东说：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就比鸿毛还轻。　　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立场错了，还十分拼命，那就不是英雄，而是“倒行逆施”。但日本人不这么看。日本人认为英雄与立场无关，而在于他是否“卖力”。如果这个人刚好又身陷“小情义”和“大情义”的矛盾之中，最后他舍却“小情”，成全“大义”，那么这个人就是大大的英雄。日本人对“情义”的定义大体分为以下几个等级：　　1、忠：对天皇、国家、法律的义务;　　2、孝：对父母双亲、子孙后代的义务;　　3、诚：对工作敬业的义务。　　电影《啊，海军》的主人公平田一郎纠结于“是上东京大学，成就个人的梦想;还是留在海军，为天皇尽忠”;　　电影《男人的大和号》的主人公纠结于“亲情”和“忠诚”之间。明明知道出海就是死，但是他们为了“向天皇尽忠”，毅然选择了死亡。　　电影《山本五十六》的主人公纠结于“理智”还是“忠诚”之间。从理智上讲，山本五十六坚决反对和美国开战(不是质疑战争的正义与否，而是质疑能否打赢)，但只要天皇一声下令，他就死磕到底。　　……　　在日本人看来，经历了“痛苦的纠结”，最后拼尽全力尽到了自己的本分，这样的人就是英雄。他们既不会质疑战争是否正义，也不会质疑天皇的对错。　　《永远的零》中的主人公宫部久藏是天皇的军人。做为臣子，他有为天皇尽忠的义务;做为教官，他有率先垂范的义务;做为军人，他有爱岗敬业的义务;做为战友，他有共同进退的义务。他一直身处纠结之中。这种反复的纠结，让他最终选择了为天皇尽忠。对此，日本人心领神会，可中国人却如云里雾里。　　没有“痛苦的纠纷”就没有戏剧性，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就算不上是英雄。有时候为了衬托英雄，文学作品会把这种“痛苦”搞到在外人看来“极其变态”的地步。日本的民族史诗《四十七浪人》中，有的武士为了给主公复仇，竟把妻子卖到妓院里，筹集经费;有的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竟要杀掉亲妹妹;有的杀掉自己的岳父;有的为了刺探情报，竟把妹妹送给敌人做小妾……　　鲁思-本尼迪克特说：日本人认为真正的强者应该能够抛弃个人幸福而履行义务……近代以来，日本试图建立某种可以凌驾于一切领域的道德标准时，他们常常选择“诚”。　　“诚”在日语是“卖力”、“全力以赴”的意思。站在日本人的角度，所有“为天皇抛弃个人幸福”并“卖力”的人都是“英雄”，无论他是卖力地侵略，卖力地屠杀，还是卖力地搞活人解剖。甚至那些自愿到前线“卖力“地为士兵提供性服的日本慰安妇也是“英雄”。　　日本是一个患有“强迫症”的民族，事事都力求完美。“小情小义”可以舍取，但必须要有一个交待。所以，能做到“两全其美“的英雄才算完美。
　　二、纠结中的两全其美　　在《四十七浪人》的故事里，将军禁止武士私相复仇。浪人们虽然手刃仇人，却同时违反了将军的命令。为了给将军一个交待，四十七人全部切腹自尽。日本的小学课本中对此的评论是“这真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永远的零》中男主人公宫部久藏也面临这样的困境，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自己去死，而让学生大石少尉娶自己妻子。中国人觉着不可思议，日本人却认为这是人世间最完美的安排。　　可问题是大石也很纠结：老师的托付是“小情小义”，为天皇去死却是“大情大义”。这时候，解药来了——天皇的《终战诏书》。这是影片里中国人最容易忽视的一幕。日本人深得《终战诏书》的真义，片中所引用的恰恰是“精华”所在：朕欲忍所难忍，耐所难耐，以为万世之太平……　　天皇在的《终战诏书》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忏悔。他想告诉国民的恰恰就是《永远的零》中那句反复被提及的台词“不管前路多艰辛，都要努力活下去!”　　活下去!这是一个纠结了日本几千年的难题。　　三、活下去——永远的纠结　　日本是一个被火山、地震、海啸、战争、贫穷、饥饿反复折磨的民族。“生存危机”像一把高悬在日本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一方面让日本民族养成了坚韧不拔的个性和一丝不苟的做事态度，但另一方面也令他变得行事偏激。　　“活下去”成了这个民族的终极目标，成了他判断一切的根本准绳，更成了他后来胡作非为的最好借口。尊王攘夷是为了“活下去”，明治维新是为了“活下去”，后来的“日清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据说都是为了“活下去”。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都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归咎于美国对日本钢铁和石油的禁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山本五十六曾经让参谋制定了一个进攻印度的计划，据说是为了保护已经到手的新加坡。这就是典型的日本思维：若要保住日本，必先征服朝鲜;若要保住朝鲜，必须征服“满洲”;若要保住“满洲”，必须征服中国本部;若要保住中国，必须将英美赶出太平洋……　　有人说：如果有一天日本要征服火星，那一定是为了保护地球。　　实际上“活下去”已经成为当时日本最高的价值判断和一切行为的借口。为了“活下去”，他可以策划阴谋，编造谎言，突然袭击，出尔反尔;为了“活下去”，在战败之后他可以委屈求全，拨出5000万日元作经费设立“特殊慰安设施协会”，并在报纸上打广告公开招募了6万名日本妇女为美军提供性服务。　　“不管前路多艰辛，都要努力活下去!”在这样的价值观的统领之下，这个民族不会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追求生存”本无可厚非，可当“活下去”成为最高价值观时，一个民族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他就不会去追求“公理、良知、正义、理想”这些抽象的与生存本身无关的东西。这种现实主义，让日本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和超越技术层面的价值判断。　　在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吾为君亡》、《男人的大和号》、《永远的零》中，日本所有的“反思”都停留在细节之上。诸如：对美国的断交书送晚了;应该优先发展海军航空兵;不应该虐待体罚士兵;中途岛之战不应该在鱼雷和炸弹之间换来换去……日本的反思从来也没有上升到正义的高度和哲学的层面。他认为自己所有的错误都是“技术上的失误”。　　做为局外人，纵观日本。黄海海战、对马海战、九一八事变、偷袭珍珠港，每一步棋都走得精彩绝伦，可连在一起却是一盘臭棋。　　没有哲学，就没有理性;没有抽象，就没有战略。麦克阿瑟说：日本人的精神年龄只有12岁。　　理性缺如，自然神话横行。实际上，二战期间日本可能是所有参战国家中最为迷信的一个。
　　四、纠结的“神族”　　日本是一个桃太郎和圣斗士星矢的民族，身形矮小却心雄万夫。历史上，日本曾两次挑战中国的地区“霸权”。一次是公元663年，日本曾和唐帝国为争夺朝鲜半岛进行白江口之战。公元1542年，丰臣秀吉为吞并朝鲜与明朝军队进行了长达六年的战争。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发动日清战争、日俄战争、太平洋战争。每一次它都主动挑战比他大几倍、十几倍，甚至是几十倍的国家。为什么日本会如此疯狂?为什么小小的日本会有如此大的野心?而这一切都必须从日本独有的神道教说起。　　神道教认为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孙，是“万世一系”的“现人神”。日本民族是神统御之下的“神族”。　　万斯白是一位中国籍的意大利人。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被哈尔滨的日本特务机关强征并招募为间谍。后来他在《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一书中，披露了一位皇族的日本特务机关长对他的训话：　　“日本民族是唯一神圣的民族，我们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日本是地球上最神圣的民族，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大和民族从来不与其他民族混血。我们的文化是神圣的，我们没有精力将我们的文明灌输给被我们征服的民族，他们应该直接被消灭。朝鲜人将败于恶行，中国人将成为鸦片和其它毒品的牺牲者，俄国人将为伏特加所灭……你切莫发笑，天神是不撒谎的……”　　如果你觉得这仅仅是个别疯子的胡诌的话。那么下面这些例子则会向你证明日本人是多么在意自己的“神话”。万斯白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日本宪兵被一名白俄酒鬼痛打了一顿，昏倒在街头。刑事科的副巡斐陀罗夫(伪满中的白俄雇员)捉到了打人者，并如实上报。结果，日本宪兵司令气急败坏：“你怎么敢说一个酒醉的俄国人夺去了日本宪兵的武装并痛打了他?你已经构成了侮辱日军、侮辱神圣天皇的罪行。”　　可怜的斐陀罗夫不得不在一名日本律师的“指导”之下重新写报告，这在哈尔滨警界闹出一个大笑话：　　日晚22：00，日本宪兵贺本太君遇上一队20人以上的青年共产党员。他们叫嚣着，殴打过路的公民。贺本太君勇敢地挺身上前，凭借武士道精神英勇自卫，与共产党员们进行了殊死的搏斗，虽然受了重伤，但还是击退了共产党，捉住了他们的领袖。我身居“满洲国”警察局的副巡，把贺本的英勇行为呈报给日本当局。他是光荣日军的代表，真正的武士，他的英雄行为让我们充满着敬仰和惊奇。　　如果你觉着这荒谬至极，那么更离谱的还在后面。据万斯白回忆：1932年4月，义勇军在横道河子(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境内)突袭日军，击毙143人。可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却说阵亡了4个人。　　1932年，哈尔滨师团长多门中将上报“5月18日，1200名皇军在松浦镇(今哈尔滨松北区)与悍匪(东北义勇军)遭遇，对方8000人……我军损失14人，毙敌1214人。”可万斯白说：真实的情况是，日军趁夜强渡松花江，3500人只有1676人顺利登陆。6天之后，在江上捞起日军907具尸体。15天后，又在江上捞起531具尸体。　　在后来的平型关战役中，日军更是将阵亡人数上报为60人。　　许多人中国人都有一个错觉，那就是日本人做事精益求精，认真严谨，所以他是一个不会说谎的民族。可这种诚实仅仅体现在生活中。一旦涉及到他的“核心神话”，他什么样的谎言都说得出口。这里面的逻辑很简单：　　既然天皇是神，神就永远不会错;　　既然日本是神统御下的“神族”，皇军就必须以一当十，以一当百;　　既然日本是“神族”，那么高贵的“神族”怎么可能犯下像“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死亡行军”那么卑鄙的罪行?!　　……　　审判天皇，就等于告诉世人在“神”的指挥之下，日本犯了一个又一个愚蠢的错误。在东京审判中，甲级犯们争先恐后地把战争的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一是尽臣子的本分，二是为了维护这不破的神话。(从1931年“九一八”——1945年战败，日本14年中换了15任首相。如果没有天皇这样的超然于各党派、各军种、各财阀之上的领袖，日本怎么可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所谓“下克上”的军官，本质上都是天皇派出督战的钦差。)　　承认自己伤亡惨重，就等于承认自己不是百战百胜的“神族”，那么土地贫瘠，资源匮乏的日本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　　如果日本不是神族，不是天生高人一等的话，他凭什么统治中国人、朝鲜人、马来人、缅甸人、俄国人、英国人?　　承认了“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慰安妇”等一系列侵略罪行，那么“神族”何以自立于世界?!　　日本不是中国。中国可以把错误推到奸臣的身上;德国可以把错误推到纳粹身上;英国可以把错误推到绥靖派身上;俄国可以把错误推到沙皇身上;美国可以推到总统身上……但日本不行!天皇是神，神要是错了，那整个日本民族的存在就是一个错误;甲级战犯也是天皇统御下的神族，如果他们是卑鄙残忍的，那整个“神族”有何颜面再次成为“政治大国”?!　　神道教创造出来的“神话”让日本进退失据，在历史面前毫无回旋的余地。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核心神话”，每个民族的行为都被它驱使：　　犹太人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如果没有这“神话”，他就不可能在2000年的迫害、驱逐、杀剹中生存下来;　　俄罗斯人坚信自己是“弥赛亚的民族”，坚信自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就其精神而言，负有解放各个民族的使命，却往往成了它们的压迫者，因而，总是招致敌意和猜忌，迄今还有待于我们克服。　　美国人坚信自己是“自由的灯塔”，就像自由女神像下的诗中写道：把你，那劳瘁贫贱的流民;那向往自由呼吸，又被无情抛弃，那拥挤于彼岸悲惨哀吟，那骤雨暴风中翻覆的惊魂全都给我!我高举灯盏，伫立金门!在美国人看来，自己大战小战，都是为自由而战。　　中国人坚信自己曾经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必将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心;　　……　　“核心神话”是一个民族的“精气神”。否认了“核心神话”，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无异于“挥刀自宫”。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首相会一次又一次地参拜靖国神社;这就是日本的政治家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地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也是为什么像《永远的零》、《男人的大和号》、《吾为君亡》、《啊!海军》这些“内容如此雷同，面目如此相似”的电影会接二连三地被人搬上大屏幕。日本的政治精英、商界精英、知识精英所做所想就是把这块蒙上历史污垢的“核心神话”重新擦亮。　　一定会有人说我言过其实。有人会说，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毕竟是个别的，不代表大多数日本国民。可是我请大家梳理一下，战后凡是参拜过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其任期都不短：　　三木武夫在位2年(日——日);　　福田赳夫在位2年(日——日);　　中曾根康弘在位5年(日——日);　　桥本龙太郎在位2年6个月(日——日);　　小泉纯一郎在位5年5个月(20014月26日——年日);　　安倍晋三从日至今，在位两年。和那些如同“走马灯”一样频繁更换的首相相比，这些“拜鬼”的首相简直就是“长期执政”。你能说他们的行为不是迎合了日本的民意吗?!　　有人会说，日本右翼是少数。不少旅日作家说，日本民众是热爱和平的。对此，我完全承认。可是你翻看日本历史就会发现，大多数的民众在历史上不是懵懂的看客，就是狂热的追随者。日本的历史从来都是由少数精英(武士、财阀、政客)主导的。这些精英通过哄骗、收买、煽动、威胁，最终让沉默的大多数和他们一起维新，一起变革;一起疯狂，一起奔向死亡。《永远的零》中的公人主，最终还不是开着飞机撞向了美国的航母吗?!　　有人会说，现在在日本人的心中，天皇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没有人把他当成神。对此，我完全承认。历史上，天皇的地位也曾经被将军取代过;今天则被驻日美军取代。但是，一旦有一天美国撤出，日本的领土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和信仰真空，天皇一定会再次被迎上“神位”。　　法国哲学家勒庞说过：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不是由理性决定的，而是由它的性格决定的。制度尚且如此，行为何尝不是?!梦已碎，心未死，这就是日本眼下最大的纠结。一心想成为政治大国的日本需要唤起国民心中的武士道精神，更需要让“核心神话”重新萌动。　　笔者痴迷日本剑道，酷爱日本文化，在与日本剑道前辈的交往中受益良多，他们的知识和人格魅力令人折服。笔者绝没有挑唆中日关系的意思，只想通过自己有限的知识，告诉大家一个我心中“真实”的日本。《永远的零》纠结着日本，也提醒着中国：我们没有办法选择邻居，就像乌克兰没有办法“远离”俄罗斯一样，面对这样一个“神族”，除了壮大自己我们别无选择。　　来源：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ulture/wenyi/83_all.html
　　日本人真是畜牲　　
　　日本和中国的差距是怎么在一百年拉开的？看了日本人如何狠批中国儒学就清楚了。　　福泽谕吉（）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是向日本民族灌输近代西方思想的先驱者。　　福泽谕吉1834年出生在一个下层武士家庭。武士家庭的尚武精神和阳刚之气深深影响着福泽。他在回忆录中提到，他的家中甚至没有一件乐器，因为乐器被认为不符合武士精神的。福泽从小受到儒家典籍训练，但中国仕人中盛行的写诗作赋是不受鼓励的。福泽从小就善于动手制作和改善器物，使用工具，他从不耻于做学士文人通常认为低贱的杂事和体力活，这和四体不勤的传统中国儒生完全不同，而更多表现出日本武士文化务实的特点。在随同日本政府考察团赴欧洲的时候，福泽也将研究重点放在日常生活细节和管理制度上。例如，福泽对于欧洲医院的管理很感兴趣，专门查问运转成本的来源，以及了解银行的存取款制度。　　福泽谕吉19岁开始学兰学，24岁改学英学。福泽喻吉一生都秉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纯粹的非功利的欲望。相比之下，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缺少对具体事务、工具的兴趣，一方面又缺少真正的终极价值追求，热衷于追求介于二者之间的权势和家族荣耀。福泽宣称，他决心坚持自己，如果因为理想而变得贫困，那就在贫穷中生活，如果因此而变得更富有，那就把钱随心所欲地花掉。他还宣称他只按自己的原则做事，其余则笑骂由人，自己不喜不悲。　　福泽的回忆录中也专门提到他自己对中国士大夫的看法，他说他最不喜欢的就是中国文人的虚伪。“他们宣讲四德：忠、孝、仁、义，然而一旦危机来临，就变成了胆小鬼。他们中有的人过着荒淫的生活，酗酒，作诗，热衷于书法。”福泽不作诗，也不钻研书法。　　日本在江户时代国学运动掀起后，兰学大盛，许多日本中心主义的国学家同时也是兰学家，对西方充满敬意。他们还对被禁的基督教充满了热情，偷偷地弄到中译的传教士的著作，甚至借用利玛窦关于基督教优于儒教的理论，来论证他所鼓吹的神道优于儒教的学说，并公开主张日本要向各种文化传统广泛学习。日本的国学派逐渐建立了这样一种文化精神：我们是日出之国，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世界的学术文化都涌向日本。中国则只知道固守自己的传统，难以包容天下的学问，所以是文化的边缘。　　正因为如此，面临西方的挑战，日本要比中国有准备得多。1854年佩里送给日本人一些体现西方工业化成就的礼物，如火车模型等等，意在炫耀自己的实力，吓唬一下日本人。但美国人发现，日本人拿到这些礼物后，如获至宝，并不断提问，显示他们对这些新技术早从书上读到，而且研究过，如今真有机会看实物模型，激发了他们进一步的兴趣。　　福泽谕吉说，日本人从第一次看到蒸汽机船后，只用7年就掌握了驾驶技术，并独立远航跨越太平洋。　　1860年福泽谕吉25岁随幕府使节赴美，到美国惊奇地发现美国居然有“女尊男卑”的现象；美国总统的子女居然和普通人民一样生活。他觉得社会文化给了他巨大震撼，但工业技术和科学方面，并没有什么超出他的想象，因为他来之前作了家庭作业，对这些内容了如指掌。　　27岁再随幕府使节赴欧，32岁又随幕府使节团赴美，这三次出国使他亲自体验欧美文明。福氏于年间，出版了三卷《西洋情事》，在日本首次介绍西洋文明（如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日本巨大轰动。　　年间，又出版17卷的《劝学篇》，亦造成全国轰动，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书中讨论“人与人平等”、“国与国平等”、“尊重国法”、“国民责任”、“论怀疑精神”、“论思想和行动一致”、“论诚信”……等新思想。1874年，他的《文明论之概略》系统地反映了1870年代日本思想界在“文明开化”口号下的整个学术思想气候和世界观。他极力批判日本传统文明，主张全力引进西洋文明，使日本早日成为文明国家。　　福氏大力提倡西方文明，著书百余种。他认为，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不在于获取先进的技术，而在于改变政治形态，使全体人民获得精神和思想上的解放。福泽谕吉认为，把人从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主要意味着两点：　　一是人心的解放，即人的“智德”的进步。这“智德”的进步，实际上便是文明开化。他在《自传》中写道：“将东洋的儒教主义和西洋的文明主义比较一下来看，东洋缺乏的东西有二，在有形的方面是数理学，在无形的方面是独立心。”“智”就是指“数理学”，“德”则是指“独立心”，这两点构成西方文明的本质——科学理性和人道主义。　　二是人欲的解放，以人欲的扩张为文明发展的动力。他说：“只有人欲才是文明开化的元素，其欲愈多，心之动亦愈多；其欲愈大，其志亦愈大。”这种人欲就是浮士德式的不断追求的精神，不可遏止的生命意志的冲动。人心和人欲都获得解放，谓之“一身独立”，“一身独立”是“一国独立”的必要前提；大学教育应让人有独立精神，独立是不能靠政府命令得到的。在公私关系上，他强调了“私益是公益的基础”，这就把国家主义的理想放在了个人主义的基础上。　　在日本兴起的排外民族主义热潮从来没有影响过他，没有改变他对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认同。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福泽喻吉对任何以爱国为名的群体狂热都抱有本能的警惕。福泽喻吉终其一生拒绝担任任何官方职务，一直是以报人和教育家的社会身份出现。他所选择的是以独立和中立的方式作贡献，而不必把自己卷入到纷争之中。福泽坚持认为一个学者应该独立地从事研究而不是效命于政府。他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在日本新旧政权转换时期，他既不尊崇德川幕府，又不特别亲近新的维新政权。个人的独立，是福泽喻吉非常强调的品格，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独立源于公民个体的独立，这是一个非常清醒而难得的见地，也是中国文人群体在国家面临内外危机的时候最容易失去的立场。　　福泽说，“我不特别地急于证明我的原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如果它证明有效，很好，如果无效，那就很不幸。我无意对我的立场在遥远的将来可能产生的结果负责。”正是这份平和的心态使得福泽一生都在平静和自我满足中通过教育和新闻传播坚定地进行自己的启蒙工作。他避免了中国知识分子惯有的从亢奋到消极颓废，譬如：严复晚年转向佛道，吸鸦片,刘师培从无政府主义变成保皇派，周作人由早期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变成晚年自闭于苦雨斋的知堂老人，鲁迅则陷入了文人之间的相互攻讦。　　福泽的论述内容也主要关注的是关于文明型态的问题，宏观介绍西方文明和日本的目标和发展原则，既不象康有为那样设想一个乌托邦大同社会，甚至构建包含宇宙本体论和认识论在内的哲学体系，也不象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对很多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频频发表意见。康梁不主张实行自由婚姻等，很快就成为保守过时的象征。严复在袁世凯复辟闹剧中的参与，也成为他为后人诟病的理由。福泽的思想更具有连惯性和超越性，不容易为不断发展的时代所抛弃。福泽谕吉在明治维新前就创办了庆应义塾，这所学校中不再传授汉学经典，主要教授英语，经济学和商科，培养新型实用人才，许多毕业生被三菱公司聘用，为日本早期现代化起了极大作用。　　他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分为野蛮社会、半开化社会、文明社会三个阶段。福泽认为：“支那人思想贫乏，而日本人思想丰富”，日本经由明治维新，已脱离半开化社会，逐渐接近文明社会。福泽在他的《脱亚论》一文中写道：“日本国虽在亚细亚之东，但国民之精神已脱亚细亚之固陋，移至西洋文明。”他的思想使促使了日本举国上下同心学习西洋文明，让日本人放弃了“东洋道德，西洋技术”的错误观点，使日本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　　脱亚论者声称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是未开化的野蛮国家，日本人和这些野蛮人在一起就会“近墨者黑”，就难免染上东亚人的坏毛病。日本要专心和欧洲的“好朋友”交往，把日本人改造成像黄皮白心的香蕉那样、具有白种人灵魂的黄种人。　　1875年清政府邀日本和中国联合起来抗击西方列强，被日本拒绝。1893年日本对日本人传统上的排外、无知、自我陶醉、偏执等“岛国根性”进行了尖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学习西方构成了日本学者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加藤周一干脆把日本文化称为“杂种文化”。　　福泽的在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在于为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日本指出了新的方向。福泽承认，在漫长的幕府时代，儒家文化对日本摆脱蒙昧和迷信，提升日本的文明水准起了重要作用，但站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下，福泽又对儒家文化持一种严厉而鲜明的批判态度。　　他坚持认为，日本人的虚假落后的一面也正是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日本要实现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就必须摆脱儒家文明，学习西方文明。他本人的责任正在于挺身而出，肃清儒家文化对于日本现代化的束缚，传播西方现代文明，从根本上改革日本人民的精神。他尖锐地批判孔子孟子思想的局限性，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学就是“事君。”
　　福泽指出，治与被治的，三纲五常的关系模式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偶然形成的，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它甚至不能与父母子女的关系相类比。孔子完全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结果他的学说虽然代代相传，但永远只能基于治与被治的固定模式上，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文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类知识的进步其实是独立于儒学而发展的。儒生除了死读书、做官，退休后发牢骚外一无所成。　　福泽在1870年代对儒家文化文化的鲜明批判迟到1910年代才由胡适和陈独秀在中国进行，而这40年，恰恰是中国经历了最多的苦难和屈辱的40年。或许，也正是在对待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态度上，我们可以找出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康有为与福泽喻吉，中国文化心态与日本文化心态的根本分野，甚至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真正障碍。日本的现代化改革一开始就对儒教进行了全面清算，最终落脚于对西方价值观的全面认同，而中国的改革却始于对传统的拼死捍卫，经历了一个从技术变革，（洋务运动），制度改良（戊戌变法），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到文化批判（新文化运动）的不断试验，失望，再试验的深入过程，才艰难地走到挑战儒学的道路上，思想领域的革命不幸落在所有改革的最后面。　　作为1890年代知识分子代表的康有为虽然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进行西方式的社会改革，但在思想武器上上仍然需要回到儒学去寻找答案，需要首先证明孔子是改革者，并试图把历史发展放进一治一乱的旧有框子里去，认为乱世始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在行动上，康有为则完全怀抱着传统的“为帝王师”的思想，积极介入现实政治。康有为晚年曾写道，“追思戊戌时，鄙人创议立宪，实鄙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严复指出了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但是并没有说明中国究竟应当以何种状态作为终极归宿。　　与晚清中国知识界中西二元对立和中国本位思想不同，福泽喻吉从根本上否认了这种对立的根基。他从全球范围文明史发展的角度出发，明确指出欧洲和美国是最高阶的文明，中国、日本、土耳其并列算是半开化国家，而非洲和澳洲土著为不开化民族。欧洲文明是日本的未来前进方向。从而，欧美开发国家与亚洲半开发国家的冲突并不是地缘上的、平行和对等的冲突，而是历史的、垂直的、先进与落后的冲突。　　福泽的进化观点不但没有使他陷入民族自卑和悲观，也没有把冲突看成绝对存在的，他相信，只要假以时日，所有文明形态都会逐步趋向较高阶段，只要进行有效的多元吸收和转化。既然所有民族的根本目标都是趋向同一个更高的文明，那么日本人所感到的民族矛盾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恐慌，失落和焦灼感也就不如中国人那样巨大，因为对“文明”这一目标的追求最终超越了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和自大心理。然而，对于有着巨大的文化优越感同时又迷信二元对立的中国人来说，要承认自己是“半开化民族”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从梁启超一直到今天的知识分子，中国人对待西方文明始终持一种对立的、半信半疑的态度，随时准备挑对方的毛病，这一点与日本的态度非常不相同。　　福泽进一步指出，文明进步的意义在于加强和增加人类的各种行为和需求，为人类欲望找到更多的出口，刺激人类精神和行动。福泽一直把实现文明和人类进步看作至为重要的。福泽由于着眼于全人类，早已超越了对日本文化本体的顽固坚持，也不热衷于东西文化之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话语。福泽并不认为西方和日本在文化和利益上是对立的，而是认为双方在趋向同一个目标，只是一先一后而已。　　作为“文明”的政治内容，民权、平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制衡，也就是今天的学界反复论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成为福泽关注的中心内容。福泽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应当知道究竟是政府为人民存在还是人民为政府存在。”而正是这个根本问题困扰了中国人几千年之久，似乎至今也没有得到清晰的回答。在论述西方文明史的时候，福泽着重强调了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容许人类精神自由上的意义，福泽还强调欧洲的文明进步是王权、教权、贵族三方角力和制衡的结果，民权由于和王权结合与贵族斗争，因而获得较大发展。　　福泽认为民主价值观是西方人民几百年来不断斗争来的。他主张实施议会制度、实行普及教育、重视妇女权利和文字改革。　　福泽以理性和务实的态度指出，我们固然也不满意西方文明目前所达到的水准，但如果我们拒绝它的话，还能找到其它的标准吗？文明是动态的发展的，即便西方也只能说是达到了人类智慧在当前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针对伴随西方文明而来的傲慢和残酷的征服，福泽没有从道德主义的角度进行谴责，仍是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指出，傲慢和残酷不过是富强的副产品，最终可以通过人类理性来克服。在这一点上，福泽的思想再次与中国思想家形成对比。在中国，不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李大钊，都没有将西方文明发展中出现的负面问题如贫困和剥削、殖民主义看成是人类文明可能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是无一例外地看成西方文明特有的罪恶。很多中国思想家都从道德主义和完美主义的角度出发，在中国的资本主义文明远未充分发展的时候，就急于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提出道义上的批判，大喊西方物质文明破产，幻想中国可以以某种途径一举超越这些弊病。　　福泽又认为，文明虽然是人类的唯一目标，但其路径可以是多元化的，因此具体到政治制度的选择上，福泽的原则是必须保障民权和社会相对于国家的独立和制衡，而对具体的政体形式，他并没有非常明确的主张。他说，“假如有利于国家的文明，政府的形式可以是君主的，也可以是共和的。”“美国的民主政府比中国的君主制更好，但墨西哥的共和制却比不上英国的君主制。”　　他于1899年初版的《自传》中批判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荒唐主张；儒家的体制就是个宗法家族体制，只会造成裙带政治，没有制衡体系，结果就是专制；如果不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那么把中国导向文明开化是一场空话。他认为，中国要走向文明，必须推翻清政府，否则，再来壹佰个李鸿章也无济于事，这预言了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在中国的环境下的合理性。他超越了中国社会自身对在君主制和共和制问题上的激烈论辩。　　由于文明阶段论，福泽首先从理智上认为先进文明征服落后文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这显然违背中国人通常的道德观）并且完全承认日本自身的相对落后性，这样，他对于日本被西方控制的事实并没有太强烈的屈辱情绪，也不认为排外是解决民族独立问题的方式。福泽关注的是，如何调动日本国内的积极然而非暴力的力量来争取独立，例如，宗教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凝聚力量；政府如果鼓励工商业发展，国内就可以实现富强。福泽高度评价商业和贸易的价值。福泽不再仅仅抽象谈论文明发展规律，而是深入具体地探讨了日本在现代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位置问题。他指出，西方国家的财富来源于大规模机器生产和商品出口，殖民活动和海外投资，而日本必须面对现实，加入到与西方国家争夺利润的角逐中。　　福泽坚决反对不负责任的排外思潮和行为。他认为，日本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独立，但实现国家独立的唯一途径就是全民族达到现代文明。由此，福泽喻吉将日本的民族独立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普世价值结合在一起，指明了日本既要独立又要走向现代的方向，并且指明二者是不可分隔的整体。福泽喻吉没有象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把启蒙（追求文明）和救亡（民族战争）人为地分割开来，并最终以“救亡”为名牺牲了对民主人权和文明的追求。　　福泽指出中国在秦始皇统一之前思维活跃，充满自由精神和多元表达。但是，大一统之后中国的专制制度使得政权与意识形态的阐释权集中于一体，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单一的神权统治；而在日本，政治权力和神权并没有结合在一起，掌握政权的幕府将军并不象中国皇帝一样代表道德的最高典范，不需要人们在精神上顶礼膜拜。在分离的军政权力和神学权力的相互制衡中，日本人自然生发出第三种力量，即独立的理性和自由精神，日本人在政治思想领域原本比中国人来的丰富活泼，因而也比中国人更易于接受西方文明。正因为日本政府并不执掌意识形态的大权，所以并不会在意一个学者把日本说成是不开化国家。如果不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五四的文化干将也绝不可能大肆攻击孔家店。　　日本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现代化转化已经结束，步入了世界最先进国家的行列。现在的中国却仍然处在现代化转型的漫长过程中，对西方文明仍然欲迎还拒。在坚持独立的个人主义立场方面，福泽喻吉在一百多年前已经做到的，中国知识分子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完全做到。
　　日本利用宗教侵华之剖析　　原载：民国档案(南京)1996年01期,第99-107页　　孟国祥　　宗教是群众性、民族性和国际性的现象。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对支配自己命运的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观点，但却发挥着深远的影响。作为和某些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情感密切相关的宗教，它不仅涉及到其民族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和心理状态，而且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力量。特别在遭受异族入侵与内部压迫时，宗教往往成为团结抗敌的神圣旗帜。正因为此。在抗日战争中，日本除使用军事手段外，还千方百计地利用宗教从事对外扩张、毒化殖民地的活动，对中国抗战造成严重的危害。　　一、输入日本宗教，效力侵华战争　　日本有本土的神道、扶桑教，以及外来的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历史上，佛教在日本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当局始终沉湎于对中国侵略的迷梦之中。为了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日本政府有意识地强化和规范宗教的社会功能。特别在九·一八事变后，为纳日本国民意识于一致对外扩张之中，日本当局便把神话天皇和崇尚“武运长久”的国家神道抬高到各宗教之首。1940年，日本“宗教团体法”再次确认国家神道的国教地位，并规定各宗教完全划归政府管辖，公然提出日本宗教教义要以适应军国主义的思想为前提，“侵略战争是圣战，所谓八纮一宇的思想成了国体教义的根本”(1)。　　因此，战时日本的宗教就不能不为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而不少教徒不惜抛弃教旨，为之圆梦。如日本东本愿寺教化研究院主持河本显了述居然引经据典，撰写《佛教经典战争观》，把侵略杀人说成是“圣战”。诚如日本著名佛学家道端良秀所言，“战时日本佛教，简直好象发了疯一般。”(2)。　　移植宗教，对华传教，是配合军事侵略的政治图谋。早在日俄战争后，日本就开始在中国东北建立宗教寺院。继日本在《二十一条》中提出对华布教自由后，不少日僧就更加积极鼓吹。如1924年日本《中央佛教》第七号，就有数篇文章强调日本佛教必须对外扩张，广植寺院。到1933年，日本佛教真言宗、净土宗等佛教宗派在旅大就建立了寺院和布教所20多座。到七·七事变时，上海租界已有九所日本佛教寺院，天津租界有五座日本寺庙。据日本方面1936年11月调查，仅哈尔滨一地，就有日本多种宗教的布教场所24处，其中佛寺九座。(3)全面侵华后，日本宗教更是渗透华北与东南各省。仅日本东本愿寺就在中国各地设立近40处布教所。日本神道除在东北伪都搞“建国神庙”外，还在我国东北各地搞了不少日本“神社”。据1945年统计，东北城乡的大小日本神社就有295座。(4)日本侵略军上海军特务部，为了日本在华各派教徒能通力合作，于1939年2月，在虹口虬江路624号成立“中支宗教大同盟”。1943年6月，又在延安东路77弄1号成立“大东亚佛教总会”。　　日本殖民主义者力图通过日本宗教迷信，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如日军在长春建立的“建国神庙”，供奉日本“天照大神”。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带头，天天向建国神庙行礼。强迫中国群众也向它行礼，承认它的权威。伪“保安法”还规定，如对“建国神庙”有“不敬罪”者，要判处一至七年徒刑。把“天照大神”作为“建国神”供奉，表示伪满的开始不是起始于清始祖，而是和日本一样，始于“天照大神”，因此，东北人民要与日本“精神如一体”、“一心一德”。这也为将东北分裂出去找到了宗教的依据。日本在华佛教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软化中国人民的斗志，使“日、满、华亲善”。哈尔滨极乐寺的日本佛教徒的这一活动，因其成绩显著而受到日本方面赞扬，并鼓励“日本佛教各派都必须融合到满人中去”，(5)“要提倡日本佛教徒超越职业意识，竭力向满洲扩张。”　　在华日本寺院成了日军侵华的前哨据点。不少日僧为对华心理战出谋划策，为军方传令，或充当间谍，直接为侵华战争效力。如为日军进攻上海寻找借口，日，日本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和女特务川岛芳子唆使日莲宗和尚无崎启升、水上秀雄等五人，以举行“寒中修行”为名，到上海双阳路三友实业社门前挑衅，酿成流血事件，嫁祸中方。而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特务间谍活动之事，更是屡见不鲜。早在1903年日俄战争前夕，为侦察沙俄军队在东北情况，日本特工江木少佐、土井大尉就是化名觉然、悟省，获得北京禅宗本山的度谍而潜入东北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青海的塔尔寺和佑宁寺，就有几个化装成喇嘛的日本人潜伏在那里，指使汉奸阮志贤化装成商民，在西宁活动。18岁的福田隆化装成朝圣者于日抵达塔尔寺，返回张家口后向参谋本部提交详细报告。1940年11月，“华北交通”(日特机关)的牧野秀之进，装扮成喇嘛，经百灵庙、中公旗，穿越腾格里沙漠，到达青海的夏宗寺，后返北平。战时，未经允许，外国人严禁入藏，但对蒙古族朝圣者却不加禁止。为插足西藏，野本甚藏、木村肥佐生与西川一三等人，化装成“地道的”蒙古族喇嘛教僧人而混入西藏(6)。　　二、充当宗教扒手　阻挠国际援华　　抗日战争爆发后，与我相邻的东南亚友好国家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由于佛教、回教在东南亚诸国流传甚广，缅甸还将佛教定为国教。为遏制东南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日本便大造舆论，说“中国赤祸蔓延，共产党毁灭宗教”，日本对华战争是“弘扬佛教的圣战”。日本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信念，战争似乎只存在信教与非信教之分，而没有侵略与非侵略之分。　　众所周知，中国佛教历史悠久，东汉起取经印度，梁朝后传日本，影响甚远。东南亚人民自然不会轻易受骗。于是，日本又把自己打扮成佛教事业的代表者。老牌特务造谣专家土肥原在《为创造新文化而战争》一文中大言不惭地吹嘘，“东洋文化之代表佛教，支那文化代表儒教，十分维持实行于国民生活中者，不在印度，不在支那，实在我日本帝国。”为了表示日本尊重“东方文化”，1934年在东京连忙拚凑了“东亚佛教会”、“佛教兴亚会”、“国际佛教协会”等组织。“东亚佛教会”的宗旨也定为“发扬佛教真理，团结佛教信徒，铲除共产邪说，恢复东方文化”(7)。“大亚细亚主义”的制造者矶部美氏还向东亚一切佛教民族侈谈对华战争可以建立“新摩揭陀帝国”。他们说“佛教发源印度，而残存于锡兰、缅甸、泰国、越南、爪哇、中国，最后东渐日本，今日惟缅甸、泰越、日本保有余荣，如缅、泰、越加入形成一联邦国，构成亚洲南部之一防堤，则亚洲佛教兴旺置于磐石之上”，并许以“泰国为这一联邦的盟主”。与此同时，日本广派特务到各国游说，以引起东南亚人民对中国的恶感。尤其在广州沦陷后，中国只有西南滇缅公路保持对外交通，这时日本特务加紧了在缅甸的造谣，竭力宣传诬诋中国政府摧残佛教、逐僧毁寺，日本“为保中国佛教，故与中国作战”，煽动以佛教为国教的缅甸反对开放滇缅公路。(8)而当时泰国居然有一小部分自名为“激进派”的人物，羡慕当“新摩揭陀帝国的盟主”，也跟在日本后面鼓噪。　　日本早已注意到世界伊斯兰教，为拉拢亚洲和中近东阿拉伯各国，日本原本没有一个回教徒。1937年前，日本连一座清真寺也没有。为扶持亲日势力，日本赶忙修建清真寺，翻译《古兰经》，集合东方各国回教徒。日，在东京建成清真寺时，日本特意组织44回教国代表去参加，成立“伊斯兰文化协会”，搞了“大东亚回教圈展览”，伪称日本有回教徒50万，好象日本是回教的发祥地一样，并把大会拍成电影，向世界广为宣传。(9)这时，日本又成了回教的代表者，以复兴回教自居。宇垣一成在东京发表“皇风万里”的文章，内载:“现在亚细亚有二万万伊斯兰教徒，据最近的传闻，他们眼看着亚细亚的更生，也奋起企图与日本提携，以从事亚细亚成为我等之亚细亚”。日本对我国历史上存在的一些民族隔阂和矛盾，以及个别有辱回教的言论肆意夸大，广为宣传，恶意中伤。如1938年，日本派4人冒充中国回民代表，到麦加向朝觐的十余万各国回教徒作蛊惑性宣传，旨在阻止各国对华的援助。　　为揭破日本的欺骗行径，1939年10月，中国政府授意太虚法师组织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对越南、缅甸、南洋群岛等国进行历时7个月的访问。为同样的目的，以乐观法师为首的“中国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于1940年10月赴缅甸作长期宣传。该队把日军轰炸中国各地寺院以及对中国佛教徒施暴的证据收集汇编，用中、英、缅文对照，印了一本特刊，沿途散发，用参与战地救护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日军暴行，从而缅甸僧俗断然拒绝了日本诱其参加战时举行的东亚佛教大会之邀。中国回教救国会也组织了两次近东访问和一次南洋访问。1940年南洋回教访问团的代表马达五在归国后的报告中指出。“此行最大成功，在使马来亚人一反以前信任暴日之错误观念，而重视中国消息”。(10)出访近东各国的中国回教代表团，也在伊拉克报纸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外交机关在各回教国家施行的反华诡计。由此可见，日本的确一度蒙蔽了不少人，对中国抗战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运作信仰差异　图谋分裂中国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宗教信仰不一。利用民族宗教差异，分裂中国，分而治之，也是日本侵华的惯用伎俩。　　日方图谋蒙古由来已久。辛亥革命后，为粉碎日本借佛教拉拢蒙古王公的阴谋，中国僧俗太虚、胡瑞霖等筹建中国五旗佛教联合会，沟通汉藏文化，弘扬藏传密法以对抗日本密宗僧人在华布教。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无力侵略全蒙，遂将蒙古分成东蒙、西蒙两部分，在东蒙建立特务机关。九·一八后，西侵东蒙，改称“兴安省”，统辖于伪满洲国内。紧接着，又策动西蒙亲日派“自治”，并以东蒙、西蒙合并“大元帝国”、“大蒙古国”为诱饵，分化我民族团结。(11)　　在蒙古，寺院、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很大，“没有一所寺院不对社会发生影响”。对此，日，关东军制定的《对内蒙措施要领(绝密)》指出，“关东军首先设法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而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在实现上述方针，“为收揽内蒙人心起见，努力笼络王侯和人民，特别是力求通过有势力的喇嘛，贯彻日满两国政策的本意，进行各种工作”，“重视尊重喇嘛教的习惯，借此努力收揽人心。为此，进行以下工作:修复必要的喇嘛庙，或使有势力的喇嘛的生活安定下来。对于喇嘛教，逐渐加以改良，不使人心发生激烈的冲动”(12)。基于内蒙古战略地位的重要，以及喇嘛教对蒙古王公政治的特殊影响，日本在拉紧和喇嘛教的关系、培植亲日势力方面，扎扎实实地做了几件事:不断邀请喇嘛和蒙古佛教团访问日本，增强日本佛教对蒙古佛教的影响；日本东京的本愿寺和京都的知恩寺都专门设立蒙古青年喇嘛讲习班；向蒙古寺院派遣许多所谓的“日本喇嘛”充当各种“顾问”，他们“白天很规矩地参加各种法仪经会，一到晚间，他们总是很忙的写东西，可能全心全意在作谍报工作”。这些“日本喇嘛”许多是日本军人充任。如“喇嘛印务处”的幽径，他是一名日本和尚，又是一名日本军人。这些“顾问”因操揽事务，干涉内政，而被称之为“过问”(13)。　　图谋建立“会教国”，扰乱我抗战后方。中国西北五省，地位重要，是抗战的后方基地，信奉回教的近四千万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它灭亡中国的目的，久已穿着提倡回教的伪装，捧出‘大回回国’的旗帜，在回族间进行挑拨分立的活动。化装成回教徒的日本奸细，从民国三年即已深入甘、宁、青各地”(14)。远在1900年，日本黑龙会与浪人会就策划搞所谓的回教运动。1914年，日人涛秀雄即化名马成龙在甘肃组织“黑龙会”，从事挑拨回汉关系的活动。1917年，川村乙麻假入教为名，在宁夏实行诱惑工作，当时被马福祥逮送张家口日领署。川村乙麻又改名川村狂堂，在东北、平津做回民特务工作。佐元间贞，化名左东山，于1923年在上海办了《回光》杂志，用笔名发表文章，以倡导回民取得政权为主旨，进行舆论煽动。“九·一八”日寇强占东北，川村狂堂率领回奸张子文、张子岐等组织伪“伊斯兰学会”。而村田则率兵强占沈阳清真寺，自为阿訇，派人到西北活动(15)。沈阳回教中文校长张子文，曾奉命前往西北对回族军阀马鸿奎执行拉拢任务，奉天市小西区区长兼回教协会支部长的杨进文，也曾到西北对回族军阀进行拉拢策反。华北事变后，阿桂善、额济纳、宁夏、武威、西宁等地，均有以回教信徒名义掩护的日本特务机关。　　抗战爆发后，日本高举“回回国”的旗帜，大肆散布和策动“回民自治、成立回回国”。为分化西北，1938年5月，日本有计划地在东京召开伊斯兰大会，成立“回教圈研究会”。强迫中国沦陷区阿訇赴会，声言中国西北回教国家业已成立(16)。伪“回教总会”的刊物《回教》，在日本授意下，发表了《回族与西北》等煽动分裂的文章，称西北五省(陕、甘、宁、青、新)，“是回教民族的根据地”，在描述清朝几次所谓“平回乱”之后，赤裸裸地提出“准备一切，在信赖友邦(即日本)支援下，援例满蒙建立回族政权”(17)。战时，伪“回联”的夏某等人被指派到西北等地游说，企图拉拢西北地区有一定影响的回族上层人物，为侵略我国西北铺平道路。对中国最边远的省份新疆，日本也不放过。早在1931年，日本驻阿富汗公使北田正平，就与大土耳其主义者频繁接触，介绍他们去日本研究文化与宗教。东京出版的《新日本通讯》大量刊载蛊惑新疆人民背叛祖国的通讯和文章。1932年，日本培养的军官马仲英带军队进入新疆，企图建立一个所谓的“会教国”，与英国争夺新疆。日本“回教政策”的发明家，自称穆斯林的若林半，一语道出日本上述活动的实质，“日本的回教政策，是皇家经略亚细亚的根干，于膨胀日本的发展上，在政治与经济方面有着不便明言的重要性”(18)。　　四、扶植伪化宗教　蓄意“以华制华”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便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佛教总会、伊斯兰学会等伪宗教组织。全面侵华以后，中国有正义感的宗教领袖和组织耻与日寇为伍，纷纷转入内地。日寇为实现“以华制华”的阴谋，便拉拢和胁迫宗教界少数上层分子和失意政客，在沦陷区成立各种伪宗教组织。　　1937年8月和10月，天津和北平相继成立了以马良和王瑞兰为首的“天津回教会”和“北京回教会”。1938年2月，又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成立了所谓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满洲陆军少将”刘锦标任“咨议”，主要负责者原为喜多诚一少将，后为茂川秀和大佐。另有小池与三谷亨任“顾问”。“回教总会”名为宗教团体，实为日本特务机关控制动用的外围群众组织。该地还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各地广设分会。　　佛教在我国流传很广，汉、蒙古、藏、傣等民族广泛信仰佛教。为利用佛教为侵华服务，1934年7月，日本东京成立了日华佛教研究会。1938年，日本以弘扬佛教为借口，策动一些汉奸在天津组织“中华佛教会”，以代替我国原有的中国佛教会，并在沦陷区各地设立分支机构。靳云鹏、高凌蔚、王揖唐、陆宗舆等19人为执行委员，古井芳纯、王克敏、汤尔和、齐燮元等出任最高顾问。他们并不是受过三皈五戒的佛教徒，而只是攀附权贵、跳梁求荣。　　为使中日佛教一体化，1938年11月，中国沦陷区建立日华佛教研究会分会。在日本佛教界某些人的策划下，在中国还建立了日本佛教协会，由中国僧界败类铁禅任会长，成为臭名昭著的伪佛教组织。在北京，1938年12月由王揖唐等出面成立了同愿会。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等机构也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予以支援，认为这对日本侵略国策有很大贡献。在上海，闻兰亭等也参与创立得到日本支持的佛教团体。“日华佛教联盟南京总会”设于南京利济巷知恩别院内，日本佛教净土宗僧胜田圆成等任理事长。扬州、镇江、上海、无锡、常熟、南通、九江、芜湖、蚌埠、合肥皆有分会。伪南京佛教会作为日华佛教协会的支柱，其恶劣影响则更大。日本在进占杭州的第三天，就组织了“日华佛教会”，1938年开办日语讲经研究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东亚佛教联合会”又在中国沦陷区广设分会。1943年秋，“大东亚佛教联合会杭州分会”应运而生，日本和尚阿部法绳任副会长。　　日本对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道教也绝不放过利用的机会。1941年，由日本兴亚院命令成立“华北道教总会”。日本原拟由老牌汉奸下台官僚陆宗舆任会长，临开会时陆病住院，只好改由前国务总理靳云鹏充任。“华北道教总会”要接受东京道教组织“大学院”的指导。1942年由“大学院”指令，以“大东亚共荣”为名在天津等地设立分会，并无耻要求中国道教徒学习日本的“王道”(19)。
　　为了更好地体会日本宗教的“真谛”，在兴亚院的授意下，战时日本不断组织中国沦陷区宗教团体访问日本，到东京等地参观寺庙。仅北平的“佛教同愿会”就组织了4次华北佛教代表访日。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1943年春，华北、华中、华南、伪满洲国等地的佛教团同时访日。领队中头衔最高的是内蒙喇嘛甘珠尔瓦·呼图克图(呼图克图意即活佛)。“回教访问团”、“道教访问团”也都光顾过日本。在日本除开办“佛教青年讲经训练班”外，1941年，又让伪“回教总会”派“回教青年团”去日本“留学”。　　日本利用这些组织，干了许多破坏中国抗战的罪恶勾当。如1937年冬季，日寇用“北京回教会”的名义，先后向冀中各清真寺投寄劝降信和宣传品，邮袋装有日本旗帜和《告伊斯兰同胞书》，挑拨回汉关系，说什么“抗战是为了汉人”，日本要“维护回教”，实现“回民自决独立”。日本的劝降信还诡称:“皇军到了，回民都到清真寺去，打上日本国旗，皇军一定给予保护”。日本侵略者企图通过分化政策让广大穆斯林群众当温顺的亡国奴。战时伪回教总会除散布所谓“中日满提携”、“日华亲善”、“团结拥教”、“拥护新政府(即伪政权)”及“反对共产党”的汉奸言论外，还要各清真寺以行动支持日军的活动，为日本“献铜献铁”、“增产粮食”。1941年左右，日本为搜刮中国财富，要从华北大肆招收劳工，去东北“勤劳奉仕”，于是，“回教总会”在日本顾问的建议和监督之下，组织回教青年去东北服劳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使日本侵略者伤透脑筋。对此，日，日本制定了“适应时局的对华谋略”，其中规定“推进回教工作，在西北地区建立回教组成的防共地带”(20)。伪“回联”不断派人到西北进行拉拢策反活动。日本侵略行径也遭到中国回族同胞的奋勇抗击。如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令敌人闻风丧胆。于是侵华日军又玩弄“以回制回”的把戏，在1938年组织“中国回教青年团”，建立“回教军”，由日本军官训练，充当日本的炮灰(21)。为扑灭沦陷区人民反抗侵略的怒火，日本也通过佛教组织劝导中国老百姓:“观音菩萨是慈善的，是我们东方固有的道德”，在中国人民对敌人慈爱、忍让，心甘情愿地接受日本的殖民统治。为煽惑人心和争取佛教徒的支持，日本侵略者一会儿谎称青海佛教圣地塔尔寺大禅师阿嘉活佛到北平祝贺伪临时政府的成立，一会儿又强迫五台山的和尚到电台讲经。各地庙会，也是日伪利用的场所。如1942年，敌人又抬出了五台山的“六月庙会”，山西伪省长也多次表示要亲自“朝台”。为吸引附近民众前往，日军还指示伪区公所贱价抛卖掠来的粮食衣服。日本通过这些活动，以向中国佛教徒表示，日本是一个极虔诚的佛教国家，日本对华战争，是为了“弘扬佛教的圣战”，要中国佛教徒“保教不保国”，为日军侵华出力。于是，杭州灵隐寺的和尚被迫使为到庙中求佛保佑的日本士兵书写“武运长久”的条幅。关东军也利用佛教在长白山区开展“宣抚”活动。　　由于东北抗日联军以长白山为根据地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顽强的斗争，1938年夏，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当局共同策划，把长白、抚松等地方弄成一片没有人迹的“真空地带”，来切断人民群众对东北抗联的支援。于是决定在出动几十架飞机掷投大量烧夷弹，把长白山林海地带和全部居民区化为焦土的同时，组织“宣抚班”，动员当地居民搬迁。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规定佛教总会、道德总会、大同佛教会、红万字会等团体，选派效忠日本、身强力壮、“灵敏机警”的佛教徒共60人受训。佛教总会选定戒空和印空“布教师”前往参加，他们以“宗教”、“慈悲”为幌子，甜言蜜语的说什么“这是皇军的政策，非这不可。迁到其它地方拨给好地，发给安家费”。戒空还刺探东北抗联的情况，然后向日本关东军汇报。因其有功，日军后来还发给戒空一枚银盾，以资“奖励”(22)。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开辟根据地，使日本侵略者伤透脑筋。为配合军事扫荡，日军除利用佛教、道教、回教等伪化组织反共外，还十分注意创造和利用封建道会门或秘密宗教组织，培植汉奸，破坏中共敌后抗战。战时敌后沦陷区被日寇利用的宗教会的组织很多。仅举几例，如在山东，敌人创造，由汉奸掌握的会门道德会、协合会、大同会、新生会有十数种之多，改造的会门一贯道、提篮会等有20多种，被利用的会门如铁板道、归一道、天主教、红枪会计20余种。据统计，山东共有70余种道会门，只有十余种未为敌所用。当中共组织民众抗日团体时，这些会徒造谣说“推背图”(天书)上写着:“单看龙蛇跨马，五洋大闹中华；西方佛子回去，胡儿对对还家”，意思说五洋各国进攻中华是天命，是“气数”，非得等到“西方”的“佛子”回去以后，鬼子自然就出去了。那么，当然也无须什么抗日了(23)。华北敌占区的长毛道，请日本顾问“朝记”专驻天津指导，所谓“白阳世界”、“上登佛天”等等，都是他们反对抗战，进行汉奸活动的护身符，还说什么“日本过去是中国人，现在是回家送印来了”，“它保咱，咱保它，暂叫日本人替咱打天下”。在沁县被枪决的道徒王明川，还受命打进铜川游击队进行刺探和分化工作。总部设北平的万国道德会，是日伪操纵下的汉奸外围组织，居然在淮北，苏北地区都有市场。它们散布谣言，扰乱民心，暗杀投毒，从事间谍活动，反对减租减息。太行地区的“离卦道”和“六离会”，还聚众进行反对中共敌后抗日政权的反革命暴乱。在陕甘宁边区，1937年至1939年，边区就破获过两起宗教团体进行汉奸活动的案件。当时有称“佛教会”、“一心会”的团体，假神教名义，宣扬“加入一心会、佛教会，日本来了能保障安居乐业；给日本当兵每月可得饷银30元”，叫人们不要参加抗战(24)。凡此种种，对中共敌后抗战造成很大威胁。因此，战时各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政府，都发布告示，采取行动，严厉取缔和打击反动道会门及秘密宗教团体腼颜事敌、助纣为虐的汉奸活动。　　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统制宗教、压迫中国人民方面，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以东北为例，伪满洲国民生部掌管的宗教事务，由日人佐藤一手操揽。日伪方面组织礼教科和警务厅特高科，定期对东北全境的宗教团体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或典型局部抽查。从1937年、1944年满洲情报所编制的《宗教调查报告》、《满洲的宗教》等报告书可见，调查几乎涉及了东北所有教派团体、及它们的规模、性质、习惯、布教场所(寺院)、政治倾向，并提出具体的对付办法。如报告指出，九台县的普济佛教会“实际上则假宗教的名义策划反日活动，被探知抱有反满抗日的密谋后”，被勒令解散。“之所以能探知这些情况，是因为当局警察化名打入教会而侦察到的”；在哈尔滨地区，“这里属于旧军阀马占山的地盘，与东部一带的救国军一样，他们都在通过这种宗教团体来进行反满抗日的活动，企图收复东北失地，有必要提高警惕”。在分析秘密结社家里教后，报告建议“我们希望对家里教或是采取断然的镇压政策，或是让其成为合法团体，将其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妥善地由国家引导”。拥有数十万教徒的家里教、万国道德会最终被改造利用了。调查报告还指出，有193位日本人参加，每年日伪出资50万—80万元组织的协和会，其工作重心要对民众强化宗教信仰教育。“在满洲这样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地方，要把教育和宗教完全分割开来是不可能的，有必要把二者结合起来。若想获得治安秩序上的好转，也必须从这一点出发”。对欧美在东北的宗教，也一一详加研究，认为天主教是日本的朋友。报告还提出了考察宗教的两个标准，即“(1)要符合满洲国的建国精神；(2)从日满不可分的原则看，和日本思想融合、有联系”。日本统制宗教之用心，由此昭然若揭。据1940年12月统计，除日本的宗教之外，伪满有佛教寺庙3912座，喇嘛教寺庙1009个，道教寺院2329个，回教寺庙243个。日本竭力藉此来控制和麻痹中国人。
　　五、驱逐西方教会势力　炮制东洋宗教　　日本侵华期间，在华的基督教等西洋宗教，均为英美控制，且影响很大。由于英美等国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所以日本就千方百计攫取对基督教的领导权。九·一八事变时，担任日本东京基督教长老会长老的日匹信亮就叫喊，“从来，大陆的基督教都是欧美化的，有依存欧美的思想，这是有害无益的。日本人必须将欧美化的势力驱逐出去，以日本化的日本基督教代替之”。于是，在“东洋人掌着东洋人的宗教”的口号下，驱逐英美势力，制造日本式的基督教、天主教。　　日军占领沈阳后，利用东北军粮秣厂的大量饼干，成立了“中日基督徒救济会”，以收揽人心。1933年9月，日本用军刀和宗教特务活动，成立了“满洲基督教会”。1935年秋，以“反满抗日”罪名，大肆逮捕亲西方的基督教上层人士。西方教会机构凡“不服从满洲建国精神，勒令停办”。某些西方教会，为求得生存，保住一角阵地，也与日本势力相勾结。1936年，由日本特工山下一手包办，在沈阳成立“满洲基督教联合会”(25)。七·七事变后，日本想控制关内基督教会的努力遭到英美等国的抵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将东北的传教士悉数关进沈阳的集中营，用武力把华北、华中、华南的英美传教士分别送进山东潍县、上海海防路和广州的集中营。教堂被封闭，残杀西方传教士的血案不断发生。如山西长治荷兰籍传教士2人被杀，屯留境内的传教士被杀十余人，在望都、蚌埠等地的丹麦、挪威传教士也惨遭杀害。日本特务机关、伪政府和日本教团不断向中国教会施加压力，结果于1942年10月在北平成立“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日本牧师村正治、绍田金雄为特邀委员。1942年在上海成立“华中基督教同盟”，日本的阿部义宗任会长。1943年，诱逼杭州、苏州等地的中国教会分别与日本教会联合组织“中日基督教协议会”。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雨宫在成立会上明确表示，此举“为求民心安定及反共起见，在宗教立场上，向大东亚共荣圈之确立迈进”。1944年，日本派出以贺川彦等“大布道家”组成宣抚团来华，到日本占领区讲演，要求中日信徒“彼此相爱、和睦共处”(27)。在日本的指使下，各地教团胁迫会众为日本的节日或侵华头目的生辰庆祝，搞“和平祈祷”，参加“献铜献铁”、“增产保国”、“储蓄报国”、“必胜防空体制确立”运动，以支援“大东亚战争”。　　自然，外国在华宗教中的亲日势力，日本也是愿意利用的。抗战期间，中国各地的一些反苏反共的白俄分子和日寇勾结，以东正教为掩护，破坏中国抗战。北平东正教府为日军组织“华北铁道护路队”，布列德等人替日军刺探情报。1943年驻华东正教代表团将教堂供日本作集中营，于是北平东正教总会内出现教徒与解押抗日志士的日本宪兵同出一门的讽刺场面。主教也因助日有功，而被日本特务机关授予一等“东亚圈勋章”一枚。天主教与日伪的关系较侧重于合作，在有抗日活动的地区，天主教士指使教徒从事反共间谍活动。天津教区的法国主教文贵廷禁止教徒参加抗日活动，散发反动宣传品，说日本侵华是“受到共产党威胁的防御战争”，鼓吹日本侵华“符合公教教义和道德原则”。南斯拉夫籍的传教士叶利普还胁迫教徒列队欢迎日军占领盐山县城，为日本侵华大唱颂歌。　　由上可见，日本在华的宗教活动，已远远超出了文化侵略的范畴，宗教只是日本侵华活动的补充。日本并不真心要保护宗教，中国宗教也无须日本来保护。日本只是利用宗教作为侵华战争的掩饰和配合。特别当他们利用宗教侵华的企图破产时，就撕下伪装，公然血腥屠杀富于反抗精神的教民，拆焚毁劫寺庙教堂，上演了一出出毁灭中国宗教文化的丑剧。　　注释:　　(1)[日]村上重良:《国家神道》第71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2)[日]道端良秀:《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第166页，转引邓子美著《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5)(22)(25)[日]大谷湖峰:《宗教调查报告书》，参见《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　　(4)姜念东等著:《伪满洲国史》第468页，大连出版社1991年版。　　(6)《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　第124页。　　(7)(18)肖鲁:《日本对东方道德宗教的扒手行为》，《新华日报》日。/(8)《民国佛教篇》第258页，转引自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　　(9)朱德:《日本法西斯的贪欲及其侵略方法》，《解放日报》日。　　(10)《回教访问团报告南洋访问经过》，《新华日报》日。　　(11)于鸣:《巩固西北民族团结　增强抗日力量》，《群众周刊》第2卷第17期。　　(12)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组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13)《一位活佛的传记》(台北)1986年版。　　(14)《关于回民族问题的提纲》1940年4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　　(15)《回回族问题》第84页，延安民族问题研究会编1941年4月。　　(16)《西北同胞的吼声》《新华日报》日。　　(17)《北京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07页。　　(19)张修华:《我和天后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　　(20)[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1)《日伪统治下的北平》第299页，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　　(22)山东省档案馆等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八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24)贾瑞梅等主编:《陕甘宁边区民族宗教史料选编》第23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26)《辽宁文史资料》第7辑第112页。　　(27)杭州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史料:《杭州沦陷时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活动》
　　挑拨中俄矛盾，　　宣传中日友好，　　煽动中缅战争，　　美日当前战略。　　日本“友人”要求中国提倡儒学，恢复国学，和西方文明划清界限，大搞中日友好，不念日本之恶，打击抵制日货的行为……　　中国很听话。　　　　《国学大师——辜鸿铭："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　　.cn/excerpt/sz/rw//.shtml　　儒家出汉奸，如果不是美国的原子弹，苏联的进攻和共产党的坚持抗日，　　国民党政府早就投降了。　　日本的核心文化是武士道，日本的强国秘诀是脱亚入欧。　　现在日本鬼子忽悠中国人复兴儒家文化，就是因为日本核危机后，日本本土不适合生存了。打受到西化的中国又打不过。于是就忽悠中国复古法祖，提倡儒家文化，恢复传统的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文化和道德体系。　　以便于日本人侵略、屠杀和征服中国。　　而儒家一直就是侵略者的化功大法。　　中国有儒家，美国有麦克阿瑟，　　结果麦克阿瑟是日本天皇的主子，　　而中国海量的儒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把日本鬼子当做主子。　　为什么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儒家中遵从王阳明的，更容易成为汉奸？　　因为日本人用王阳明来作为神化日本人，培养中国汉奸的重要工具。
　　变态，要从娃娃抓起。
　　日杂的爹本性如此　　
　　有料的好贴.顶楼主　　
　　日本人极端变态、让小学生养猪，然后培养感情，然后杀猪给小孩吃。楼主：　　-　　小国、岛国、地震海啸多发国都这样
　　日本综艺出变态新招：把虫子喷进美少女嘴里！　　文章来源: 微在 于 　　日本深夜综艺节目 AKBINGO 最近捣鼓出了一款新的现场真人游戏。　　　　名字叫“息相扑”，简单来说就是用吹气的方法来较量。
　　名字叫“息相扑”，简单来说就是用吹气的方法来较量。　　
　　请两个美少女上台，一人含着一根管子的一端，对着吹气，输的那方就会被迫吞下管子里的东西。　　
　　讲解很正经，真的不邪恶。只不过按照 11 区人的脑洞，肯定不会放过虐美少女的机会。所以管子里放的是……　　
　　蝉！　　
　　来看看两个美少女的殊死对决：　　
　　直接吹到嗓子里了！　　
　　其实直接吹进肚子是好事，如果没有直接下肚，结果就是……（转贴注：不同意作者观点，吹到气管里有生命危险。）　　
　　要咬碎吃掉！ #还有人问你味道怎么样　　
　　我不信一个没有怜悯之心和恻隐之心的人能会对自己的同胞产生爱心，不过是制造一群牲畜而已，比如信某教的已经不具备起码人性了
　　尼轰人到底长着什么形状的脑洞啊！　　
　　你到是不变态-----看你这熊样，
　　屎都能吃，何况猪乎？
请遵守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