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英语阅读100篇的第27篇的翻译_百度知道
小学英语阅读100篇的第27篇的翻译
There are some boats on the river. They are Mr White,May and Jim.They have a good time,Mrs White.It is a fine dayA
Good timeToday is Sunday .the sky is blue.There are four people in his family. May is not looking at the birds in the sky.Mr White is with his family.They are walking on the bridge.Mr and Mrs White are looking at them
提问者采纳
题目和结尾是我自己改进的。怀特先生和他的家人，不用这么麻烦的 。有四个人在他的家人。他们是怀特先生。 这种翻译上网一搜索就能出来,怀特太太。怀特先生和夫人正在看这些。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时光。可能不是看的鸟儿在天空,梅和吉姆。他们正步行桥上。河上有几艘船一个美好的时光今天是星期天。这是一个晴朗的一天。天空是蓝色的
提问者评价
按照你说的，真的成功了，好开心，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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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先生和他的家人在一起，
他翻译成可能了 。他家有四口人。他们是怀特先生。 另外那个人的翻译还是错了
是人名 梅，怀特太太。怀特先生和怀特夫人正在看着他们。他们有一段美好的时光。梅没有在看天空中的小鸟，梅和吉姆。他们在桥上散步。河里有一些小船一段美好的时光今天是星期日。这是一个晴朗的白天，天空是蓝色的
一个美好的时光今天是星期日。这是一个晴朗的白天，天空是蓝色的。怀特先生和他的家人在一起。他家有四口人。他们是怀特先生，怀特太太，梅和吉姆。他们在桥上散步。在河里有一些小船。怀特先生和夫人正在看他们。可能是看不到天空中的小鸟。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时光
今天是星期天，是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天空蔚蓝。怀特先生和他的家庭一起，他的家庭有四位成员，分别是怀特先生，怀特太太，梅和吉姆。他们正走在桥上。河面上有几艘小船，怀特先生和怀特太太正看着他们，梅没有在看天空中的小鸟。他们拥有一段快乐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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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杜鲁门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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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鲁门传（下）　
（克利福德告诉伯恩斯廷）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杜鲁门正在准 备 1948 年的大选，而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我个人的感觉是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我认为整个事件都是虚 构的。我们从未对真正的忠诚问题进行过任何一次认真的讨论?? 总统并未把基本的注意力放在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恐慌上。他认为这 大都是些胡扯。不过，政治压力摆在那儿，他不得不承认它??
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不相信存在着一个真实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被虚构出来的??　　（对伯恩斯廷来说，这可是一个让人感到格外心寒的披露，因为他自己 的父母就属于忠诚计划的牺牲者之列）。从政治方面来看，第 9835 号行政命令的效果的确是明显的，至少在当时是如此。正像《时代》周刊驻国会记者弗兰克·麦克诺顿在给该杂志编者的 一份秘密报告中所言：
共和党人现正严肃地看待杜鲁门??他的关于从政府雇员中 搜寻颠覆分子的命令引起了国会的一致注意，而且还进一步地从他 的政治诋毁者的脚下抽走了地毯。关于“政府中有共产党人”以及 政府未对此采取任何措施的指责，这个反对派最得意的话题，将完 全不再能成立??共和党人开始认识到，杜鲁门绝非是个能够轻易 被击败的对手。　　杜鲁门对埃德加·胡佛的担心一直在困扰着他，这是毫无疑问的。“如 果我能够阻止（这事情），这个国家就不会有内务人民委员会（苏联秘密警 察）或盖世太保。”他在写给贝丝的私人信件中说，“埃德加·胡佛的组织 将会给一种公民间谍系统的建立开一个好头。这绝对不行??”　　多年后，当忠诚计划的有害影响清楚地显露出来时，杜鲁门在他的回忆 录中只能以站不住脚的理由辩护说，这个计划实施过程中尽可能地做到了“在 当时舆论气候下”的公正。然而，在与朋友的私下谈话中，他承认它是一个 严重的错误。“是的，它太可怕了。”他说。　　1947 年 4 月 22 日，参院以 67 票对 23 票的压倒多数同意向希腊和土耳 其提供援助。5 月 9 日，众院像参院一样，以将近 3 比 1 的票数、即 287 票比 107 票通过了这项法案。5 月 22 日，在格兰德维厄探望他母亲期间，杜鲁 门坐在她小客厅中那张教会家具式的橡木桌旁，签署了这 4 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法案。“杜鲁门主义”获得了认可。 尽管它当时似乎是这样，并且在后来的报道中也经常被说成是这样，但是，杜鲁门主义并非美国政策中的一个突然的激烈的转折，它不过是一个原 则的宣言。它是自波茨坦会议以来一项持续变化的政策的继续，其精髓可以 在凯南的“长电文”及比之更为有力的克利福德—埃尔西报告中找到。甚至 可以说，它起源于波茨坦会议以前艾夫里尔·哈里曼与杜鲁门的首次会晤。 不过，即便如此，杜鲁门主义将在一代人或更长的时间里指导美国的外 交政策，不论其效果是好是坏，也不管艾奇逊和范登堡曾做出过何种保证说这并非是它的意图。3　　克拉克·克利福德在回忆 1947 和 1948 年的事件时曾说，不可能有比这 更激动人心或更重要的时期了。“我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时期 之一。在那个时期中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哈里·杜鲁门和美国拯救了自由世 界。”　　其他人也有同感。国务院中一位年轻的经济顾问保罗·尼采在经历了长 期的重要的公共服务生涯后，也反映说没有任何事情能使他感到像当时完成 的工作所给予他的那种愉快。迪安·艾奇逊的看法代表了所有这些人，他写 道，他们“参与了创世”。他们的振奋部分地是来自当时极度紧急的状况。形势发展得很快。杜鲁门回忆说：“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做事的时间却很少。”计划必须在最短的 时间内构想并阐明，运用想象力，做出决策也是如此，而且还总是要在现实 与政策的无法估量的效果之间权衡轻重。压力始终不减。乔治·埃尔西在回 答日后的批评时说：“你无法坐下来，占用时间来仔细思考，令人作呕地辩 论所有要点。你没有时间。后来的某些人可以坐下来几天、几个星期，并讨 论出怎样能把事情做得不同。这都很好，也很有趣，但却与当时的情况相距 甚远。”由于期限的压力以及长期的紧张，人们的情绪通常总是很激动。围绕起草后来成为马歇尔计划的最初报告的斗争是乔治·凯南所遇到的最痛苦的“一 次心智上的煎熬”。凯南与同僚们的一场紧张的辩论形成了他在国务院所经 历的一个受难之夜，以至他不得不离开房间走到屋外，绕着整幢大楼踱步、 哭泣。　　此外，他们正在试图做的事情与以往所做的事情不同。他们正在开拓， 世界的形势，正如艾奇逊所说，“对于那些不得不去处理它的人的经验来说， 是全新的”。　　在 1947 年春季影响每一个人的士气的最重要的因素还有总统在观点上 的变化，至今这个问题仍吸引着很多人的注意。描写“新”杜鲁门的文章大 量出现，因为这种变化确实引人注目。《纽约时报》报道说，他“情绪高涨”， 整个“华盛顿的政治局面已经改观”。奥尔登·哈奇在《自由》杂志上写道： 总统如今已“完全不同”，“镇静而有力”。“哈里·杜鲁门最近的变化被 各种评论归因于他的新顾问们，或者政治气候的变化，或者他本人性格上的 变化。事实上，这不是变化，而是成长。”《柯里尔》杂志写道：他的声音、 他的举止有了一种“新的权威”。他不再是罗斯福的“替身”。《时代》杂　　志注意到杜鲁门的公众支持率猛增到 60％，称赞他对“他的职权的尊严所具 有的新意识”。《时代》杂志写道：总统已经有了“一种新的信心和一个新 的公式：顺其自然”。　　4 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美国报刊编辑协会的几百名成员聚集到杜鲁门的 办公室，听他发表即席讲话。杜鲁门像往常与这种团体接触一样使人印象深 刻——轻松、自信，确信能以一种惊喜来打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他说，杜 鲁门主义绝非政策上的一种“突然”转变，他回顾了从他两年前在这同一个 房间中第一次与莫洛托夫会面以来的对苏关系的历史。他确信能够找到解决 与苏联之间问题的办法，相信一个长期的和平时代必将到来。“我相信这， 就像我正站在这里一样的那么真诚。”“支持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信念”是非 常必要的，因为与苏联人的谈判极其艰苦。“他们天天都在讨价还价，昨天 达成的协议可以对今天或明天要做的事情没有任何约束。我们必须确定我们 的政策是什么。”　　他告诉他们，他刚与一位在 68 小时内做完环球飞行的飞行员谈过话“从 道义上和国际上来讲，我们必须赶上这机器的时代。我们必须??以这样一 种创造世界和平的方式来赶上它，否则它将摧毁我们以及其他每一个人。这 种后果是我们不堪设想的。”他的属下都认为这是一次令人鼓舞的演说，与一年前在记者招待会上那种笨拙的表现相比大不相同。 白宫班子的士气从未有这么高。杜鲁门骄傲地谈起他们，并深情地称之为他的“团队”。他们也献身于他，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越来越了解他，就像那些曾与他一起在陆军中服过兵役的人们一样。他们喜爱他，把 他看作是一个男子汉，并且像对待领导人一样格外尊重他，钦佩他的勇敢、 果断和那发自内心的正直。他们为之工作的总统，他们天天见到的哈里·杜 鲁门，几乎完全不同于那个刻板的哈里·杜鲁门、那个趾高气扬、满嘴脏话、 “喜欢激动的小伙子”了。他成了一个沉默寡言、性情温和、具有非同寻常 的仁慈之心的人，他对他属下的官员们的尊重，不仅使他们越来越欣赏他， 而且使他们越来越欣赏自己所担负的职责。数年后，乔治·埃尔西告诉一个记者说：“肯定你也知道，他是一个极富思想、谦恭有礼、善于体贴别人的人。为他工作是一种乐趣??他极为和 善??从未因为忙而无暇考虑自己班子里的成员??他对总统制有着一种特 殊的崇拜和尊重。他时时刻刻都要求尊重美国的总统??”威廉·霍普金斯，一位在白宫服务了近 40 年的行政雇员后来在谈到杜鲁门时说，在他的经历中还没有一位总统“创立过一种能与之相比的风气”。 他强调指出，杜鲁门“热爱人民、信任人民，而反过来他也在自己的班子中 间引起了一种绝对忠诚和献身的情感”。　　衡量杜鲁门的举止及其观点的一个尺度是他主持与白宫班子成员上午举 行的例会的方式。这是当时最重要的事务之一，这不仅是由于会议上所提供 的信息和它所具有的指导意义，而且也由于它的整个气氛。整个班子的成员有 13 人，比罗斯福时代多了 2 人，而杜鲁门是这个班子的首领。这种会议是 非正式的，但却很规范，有点像商业会议。9 点钟杜鲁门准时地打开他办公 室的门，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鱼贯而入，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他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全体成员围着他的办公桌坐成一个半圆形，当天的大多数事务都会被详细地讨论（霍普金斯回忆道）。 他通常让马特·康内利首先讲，康内利提出有关总统约会的安排， 哪些是在当天的日程上，哪些是即将要举行的约会。他也提请总统 注意全国各地要总统演讲的各种邀请，并得到总统的答复和（对某 些邀请的）同意。然后，总统再让查利·罗斯发言，看看当天与新 闻界的交往中会有什么问题。关于如何回答新闻界的问题及如何处 理某些问题等许多事情都会被讨论到。
当然，斯蒂尔曼博士也在场，还有克拉克·克利福德??他们 会提出他们负责的领域内的问题。这是一个聆听总统的哲学、并得 到他对当天事务的指示的机会。杜鲁门总统是个惊人的读者，每天晚上他都要把一个通常有 6至 8 英寸厚的公文包带回家。第二天早晨，他便读完了所有那些文 件，并采取所需要的行动。他有一个多屉的办公桌，抽屉上贴着的 标签写着每一位班子成员的名字，在这种白宫班子的会议上，他会 根据每人负责的领域，拿出有关文件给他们，或是希望他们就此提 出有关的意见或建议，或是他想要提出问题让各个部门和机构来考 虑。以这样一种方式，班子中的每一个成员基本上都能知道其他人 正在做什么，总统又交给了哪些人什么样的责任——是否需要就某 个请求作出答复，还是继续为起草一个行政命令、一份讲稿或诸如 此类的事情做准备。　　杜鲁门的办公桌就像他的衣着一样整洁。霍普金斯回忆说：“文件的流 转状况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出色的。”作为一个行政雇员，他的工作是把需要 总统注意或签字的大量文件提交给总统并做记录，这些文件包括：国会通过 的法案、各种行政命令、声明、缓刑令、条约、对各部门的指令、联邦官员 的提名、任命、给国会的咨文，外加从来信中挑选出来的“搜集物”。所有 这些文件每天两次固定地要递送到杜鲁门的办公桌上，一次是在早晨，另一 次是午餐后。霍普金斯本人就极其守时，他也由衷钦佩地提到杜鲁门：“他去吃午餐时，如果留下话说他下午 2 点回来，那么他绝不违约，回来的时间不是 2 点零 5 分，也不是 1 点 1 刻，而是正好 2 点。”他在职的时间越长，就越感到 杜鲁门的严格守时。现在，杜鲁门的办公桌上总共有 4 个时钟，外加办公室 的一个钟和他自己手腕上的一块表。　　罗斯、克利福德、埃尔西，每一个人都能讲述他自己经历过的有关杜鲁 门分外勤勉的故事，他一直长时间地工作，像他们一样勤奋，或许比他们中 的任何人更勤奋。克利福德回忆说：“许多次晚上我留在那儿（白宫），他 坐在楼上的房间里，正好是椭圆形办公室的楼上，戴着老式的绿眼罩，就像 是帐房先生戴的那种，他坐在那阅读所有这些材料??我们一起交谈，他非 常、非常看重这种谈话。那种工作是极其紧张的。”　　“他实际上花费了除睡觉之外的一切时间来从事总统的工作。”1947 年 新加入白宫班子任克利福德的助手的查尔斯·墨菲说。总统职务所要求的这 种持久的艰苦努力也传播给了总统班子中的每一个人，墨菲将这种紧张的工 作比作是每天都要死记硬背并应付一场考试，而且年复一年，从未松懈。墨菲特别佩服杜鲁门简化事务的能力。“他不仅能够简化复杂的事务，也能够使简单的事情保持其简单性。” 总统班子的成员经常对总统的有关这个国家的知识感到大为惊奇，他的这些知识得自于多年来乘汽车的旅行以及杜鲁门委员会调查时期所走过的地 区。查利·罗斯称杜鲁门在乘坐的飞机上几乎是任何时候向外看一眼，就能 够准确地说出他正在飞越的地区的名字。　　他们也喜欢他的幽默感。他告诉他们：“经济学家所佩戴的表链，一端 刻有（美国名牌大学）联谊会的标志，另一端却什么都没有。”他们所有的 人似乎都钦佩他的历史感，认为那是他所具有的最强大的性格力量之一。杜 鲁门坐在椭圆形办公室中的时候曾说过：“如果一个人了解了曾坐在这张办 公桌前的其他人所经历过的事情，那么他应付同样的经历时就要容易些。正 是忽视，导致了最大的错误。坐在这儿的人至少应该懂得他的美国的历史。” 当杜鲁门谈及过去的总统——杰克逊、波尔克、林肯时，就好像他认识他们 似的。他曾说，如果真的“与以前发生的一切彻底割断联系”，那么，结果 必将是混乱。　　那年春天，在沿波托马克河做短暂航行的“威廉斯堡”号上，杜鲁门和 通讯秘书比尔·哈西特在午餐时开始谈论起内战问题。其他人在餐桌旁静听， 谈话涉及到几次战役和数名联邦与联盟将军们的能力及缺点的评价，像以往 常有的情形那样，杜鲁门再次以他读过和记住的丰富历史知识给每一个人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杜鲁门说，他很愿意做一名历史教员。“以讲授历史来代替创造历史吗？”克利福德问道。 “对，我想是这样，”杜鲁门回答说，“这样就可能不会那么麻烦。” 克利福德对杜鲁门来说，已经越来越显得格外重要了，这很像哈里·霍普金斯对罗斯福所具有的那种重要意义。他们两人都知道：克利福德理解杜鲁门，而他正在努力从事的事情就是完成这项长期的任务，这一点是非常关 键的。杜鲁门曾说，他不想要一个罗斯福那样的行政当局。他认为，罗斯福 周围的那些人中，“古怪的人”太多。“我想要脚踏实地。除非我知道我要 走向何处，否则我不会感到舒服。我不想进行任何实验。美国人民已经经历 了许多实验，他们不想再要实验，而想要休息。”他不喜欢“进步主义”和 “自由主义”这些词，他想要的是“向前看的计划”。一个“向前看的计划”， 这就是一切。也许杜鲁门还不知道，他们都高度评价他对他们的尊重。查尔斯·墨菲是个腼腆的人，只有在别人主动与他谈话时才讲话，后来他评论说：“在许 多方面杜鲁门总统确实很粗暴，但对待他的私人班子，他却格外温和??而 他的班子也以一种超常的努力工作、自愿加班和全身心的、一心一意的奉献 来回报他的友善。”　　以后来总统班子的标准来看，这个班子并不大，不像某些后来的总统的 白宫班子，为杜鲁门服务的那些人从不参与决策。据乔治·埃尔西回忆，杜 鲁门班子中没有任何人梦想过为基本的经济或政治问题、“或任何其他问题” 制定政策或做出决定。
这一点必须要不断地强调（多年后埃尔西在一次采访中说 道）。白宫不存在对外政策的庞大机构。白宫不存在任何事务上的 庞大决策机构??（也没有任何人试图）通过僭越??通过以国务
卿无法接受的方式??通过向总统证明、或试图向总统证明他们（比 国务卿）更精明、更有才华、他们的主意更好的这类方式来建立自 己的声望??这些东西是绝对不存在的。如果白宫中有人想要以这 种方式来行事，那么在 30 秒钟之内他肯定就会被赶出去。　　杜鲁门身边的那些人的忠诚是绝对的，从未动摇过。在后来的年代中， 社鲁门白宫中的成员没有一个人尖刻地谈论过或描述过他，也没有人以任何 其他方式贬损过他。那些与他最亲密并为他工作过的人也从未写过“内幕” 著作和文章来为这位总统辩护。他们都考虑的是哈里·杜鲁门当时以及他们 后来所处的这个世界，如果有机会为总统辩护，他们是欢迎的。　　对于查利·罗斯这个班子中年纪较大、与杜鲁门相识最久——比行政当 局中任何人都久——的人来说，与他共事尽管工作紧张，并因此而意味着收 入大幅度减少，但正如罗斯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即 1947 年圣诞节写给杜鲁 门的私人信件中所说，这是他一生中的荣幸：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以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友谊更能使人心满意足了，而拥有你的友谊确实是一种少有的满足。
两年半以前，就像你所说，你“让我跳进火坑”。我很高兴你 这样做了。这是我一生中得益最多的年代。你对我的信任、你慷慨 地表示出来的友谊、与你周围那些杰出的人——你出色的“团队”——的协作，所有这些都令人鼓舞。
不过，总统先生，最令人鼓舞的是你——作为总统、作为常人 的你——的性格。也许我最想说的心里话就是告诉你，我对你的钦 佩以及对你的深深的喜爱自从你把信任给予我的那天起，就一直在 稳步增长。杜鲁门很少接到过像这样一封对他来说是如此意味深长的信。 对迪安·艾奇逊来说，杜鲁门的“活力、内在的生命力这种无价的礼物”，总是能在最黑暗、最困难的时刻成为他最强大、最能使他振奋的力量。艾奇逊写道，总统的生命力和高昂情绪的供应似乎是永不枯竭的，为了证明他的 观点，他从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中引述了描写阿金库尔战役前夜的句子：
??那些可怜虫，本来是愁眉苦脸的，一看到他，就从他那儿 得到了鼓舞??他的眼光毫不吝惜地把温暖分送给每个人?? 那一夜，在精神上与哈里有了一些接触。　　正是这“与哈里的一些接触”，“使得我们所有的人不断前进，”艾奇 逊回忆道。　　此外，还有马歇尔将军，他把信任给予了每一个人，而且提高了国务院 乃至整个行政当局的士气。马歇尔曾对那些与他共事的人说：“先生们，也 许有理由要求军人注意士气问题，但却没有理由要求文官们注意这个问题。 我希望在国务院工作的所有官员都注意自己的士气。现在就没有人在注意我　　的士气。”士气稳步地提高了。 这正如艾奇逊所强调的，他与国务院的其他人都感到，他们正被两个杰出的人、总统和国务卿领导着。在国会山，萨姆·雷伯恩在其支持杜鲁门主 义的发言中曾说道，这个国家“又一次有了要求采取某种行动的领袖们”， 他用复数来强调领袖一词并非没有引起人们注意。　　杜鲁门曾写道：“马歇尔的完整个性激发了人们的信心。”认为是人创 造了历史，这正是杜鲁门长期坚持的信念。1947 年春天，随着马歇尔计划紧 接杜鲁门主义而出台，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显然发生了，这主要是由于相对 来说很少的一小撮人，几乎完全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 在令人惊异的短时间内使得这些事情发生的。　　1947 年 4 月 26 日，星期六，从莫斯科返回华盛顿的马歇尔国务卿焦急 万分、心烦意乱。他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已经成了一种日益拖延、看不到目标 的痛苦折磨。莫洛托夫的行动始终就像是时间和西方联盟的挫折对他来说无 所谓似的。马歇尔想在有关德国的前途问题上达成一项协议。他考虑直接与 斯大林谈判也许会更有效，因此他到克里姆林宫做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然 而，斯大林却问道，如果达不成协议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下一次再达 成协议，如果下一次不行，就再下一次。”斯大林边说，边用红铅笔漫不经 心地胡乱画着狼头。斯大林的冷漠给马歇尔造成了深刻的印象。苏联人似乎很愿意看到不稳定和混乱充斥于欧洲。让事情放任自流符合他们的目标。他们尤其不希望德 国恢复秩序和稳定，更不要说在那里恢复繁荣了。马歇尔原来认为可以与俄 国人协商，但是在莫斯科，他发现自己错了。返回华盛顿之前，他接到了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威尔·克莱顿的一份紧急备忘录，警告说西欧的形势比人们一般理解的还要严重。在往返莫斯 科的途中，马歇尔在巴黎和柏林停靠时，对 他所见到和听到的一切感到震惊。 在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他谈论的话题是为拯救西欧所能做的事情，除此之 外几乎没有别的。马歇尔向杜鲁门强调说，时间是最重要的。在 4 月 28 日的一次广播讲话中，他告诉全国：“当医生还在商议时，病人却日益濒临死亡。” 第二天，马歇尔召见乔治·凯南，指示他“立即”组建一个特别班子，“毫不拖延”地就为拯救欧洲应做些什么事情的问题提出报告。凯南后来回忆说，马歇尔的建议仅有一句话：“避免繁琐。” 对欧洲进行经济援助的思想已经在杜鲁门的头脑中酝酿了一段时间。两年前，在椭圆形办公室与亨利·史汀生进行的一次谈话中，史汀生已经直截 了当地告诉他：一个经济上强大的、产品丰富的德国对欧洲未来的稳定是至 关重要的，这个看法杜鲁门很快就接受了。在 1 月份的国情咨文中，杜鲁门 已经谈到与饱受战争创伤的民族分享美国的补助金的问题，并把这作为传播 自由和民主“信仰”的一种方式。3 月 6 日，甚至在发表“杜鲁门主义”之 前，他在贝勒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道：“我们是经济世界中的巨人。不论我 们愿意与否，未来经济关系的形式依赖于我们。”　　5 月初，社鲁门派迪安·艾奇逊到密西西比州一个名叫克利夫兰的边远 小镇、即州立德尔塔师范学院的所在地去发表外交政策演讲。凯南和他的特 别班子一直在准备他们的报告，而杜鲁门根据马歇尔从莫斯科返回后所谈的 情况，已经决定必须尽快地救助欧洲。艾奇逊的演讲是杜鲁门对外界反应进　　行试探的警钟。饱受战争创伤的欧洲国家急需一切，但却买不起任何东西。 艾奇逊强调说，财政援助是绝对必要的，但目的却不是为了救济，而是为了 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复兴。欧洲自身复兴的余地如此狭窄，以至刚刚过去的 那个严酷的冬天几乎成了一场灾难。如果想要拯救欧洲，必须提供大量资金。 “这对保存我们自己的自由??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是完全必要的。这是我们 的职责和作为人类的荣幸。”　　欧洲目前成了什么？温斯顿·丘吉尔在 5 月 14 日于伦敦的一次演讲中反 问道：“它成了一堆废墟，一所停尸房，一张瘟疫和仇恨的温床。”　　5 月 25 日，凯南的报告《从美国的观点看欧洲复兴的几方面问题》提交 给马歇尔。报告称，美国对世界问题的回答必须超出对共产主义压力的防御 性反应。美国对欧援助的努力“不应因此以同共产主义的战斗为目标，而应 致力于恢复欧洲社会的经济健康及其活力”。两天后，刚刚完成了对欧巡访 的副国务卿克莱顿送上了另一份紧急备忘录。形势比任何人预料的都更糟。 数百万人正经历着慢性饥荒。欧洲的崩溃将意味着革命，也意味着美国经济 的混乱。　　国务院和总统的办公桌边相继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议。根据杜鲁门的批 准，马歇尔决定在哈佛大学发表一个演说，他应邀在 6 月 5 日、星期四去参 加那里的毕业典礼并接受荣誉学位。艾奇逊反对这个主意，理由是没有人会 去听毕业典礼演讲。当演说的时刻到来时，马歇尔登上哈佛校园中阳光照耀 下的演讲台，在 7000 名听众面前用温和的语调读起他的讲稿，他低着头，似 乎并不特别在意人们是否在听。讲稿是由波伦在大约两天前起草的，主要内容大都取自凯南的报告。社鲁门事先是否看过它的副本不得而知，不过，根据马歇尔特别注意与总统保 持联系这一点来看，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讨论过这件事。根据马歇尔的愿望，演说稿中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也没有任何刺耳的反共语言。
我们的政策不是要反对任何国家或任何主义，而是要反对饥 饿、贫穷、冒险和混乱。我们的政策的目的应该是恢复世界上行之 有效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 出现。　　演说中有两个观念是新的和特别的。他号召欧洲团结起来，在美国的帮 助下，制定出自己的计划。同时，从逻辑上看，他也为苏联及其卫星国加入 这项计划留了后路。
由美国政府承担起单方面地拟定一项给予欧洲经济自立的计 划的责任，这既不妥当也不会有效。这是欧洲人的事。我认为，创 议必须来自欧洲。美国的任务应该是在拟定一项欧洲计划时给予友 好的协助，然后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这项计划。这项计划 应是一项共同的计划，即使不能商得所有欧洲国家的同意，也应得 到许多国家的同意。接着，马歇尔直接对美国人民说：仅仅依靠阅读文章和观看照片来把握欧洲形势的真正意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整个世界的未来有赖于正 确的判断，有赖于美国人民认识到最好能做些什么，或必须做些什么。”　　这个演讲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都使得几乎每一个人大吃一惊。英国 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是最先看到马歇尔演说中所包含的重大意义的第一 人，他说：“我们用双手紧紧地抓住这条救命绳。”　　第二天在国务院举行的一次内部会议上，马歇尔问凯南和波伦，苏联是 否会接受参加这项计划的邀请。这两位俄国问题专家回答说，他们认为不会， 但建议他与苏联人“直接联系”，不要排除任何国家。这是一场预先算计出 结果的赌博——因为国会是不会支持任何包括苏联在内的援助计划的——但 却是一场马歇尔愿意参加、而杜鲁门也表示支持的赌博。　　凯南后来曾写道，这项计划的创作权问题曾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他、波 伦、艾奇逊和克莱顿不过是曾参加过它的起草的十几个人中的几个人。马歇 尔特别赞赏凯南在其中的作用。克拉克·克利福德则强调艾奇逊的影响。但 克利福德本人也参加了起草的每个阶段的工作。公正地说，它应该被称作艾 奇逊—克利福德—马歇尔计划。　　杜鲁门总是对马歇尔给予充分的信任。当克利福德极力主张把它称作杜 鲁门计划时，杜鲁门立即打消了这种念头。他说，它应被称为马歇尔计划。 在他的总统任期中，人们记得杜鲁门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人们不在意 谁获得了信任那该有多好啊，那就能完成许多的工作。不过，在这个事例中， 他坚持认为马歇尔是最应获得荣誉的人，因为马歇尔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多。 他也曾现实地评论说：“以我的名义送到参院和众院去的任何东西都将稍亮即逝。”　　但是，杜鲁门是总统，因此，马歇尔计划不论成败与否，最终将是他的 责任。他对马歇尔的信任无关宏旨，甚或会给行政当局带来尴尬和麻烦。一 项失败的马歇尔计划肯定会变成杜鲁门计划。政策计划班子的一位成员路易斯·哈利后来谈到杜鲁门的时候说，他拥有马歇尔这样一个具有最高声望的军人；有艾奇逊这样一个既能运用智谋又 具有强烈的正直个性的人，像杜鲁门一样，在关键的时刻他宁愿以自己的前 程去冒险，也不愿放弃做他相信是正确的事情；还有凯南这样一个具有莎士 比亚一样的洞察力和想象力的人。在杜鲁门本人的品质中，最突出的则是“他 评价这些人的能力，以及正如这些人支持他那样去支持他们的能力”。共和党人决心削减税收和开支，战争结束以来，在对外救济方面已经花费了 30 亿美元。在 1946 年的一次拨款中，美国就贷给了英国 32．5 亿美元 的款项，而如今，这笔款项似乎没有起什么作用。据威尔·克莱顿的估算， 在未来的二三年内欧洲人需要 60 至 70 亿美元。当阿瑟·范登堡从《纽约时 报》上詹姆斯·赖斯顿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读到这个消息时，打电话给赖斯顿 说他的消息来源肯定有误。范登堡说，国会从未批准这个数字，也不准备拯 救任何人。　　正如所有卷入了这项计划的人所意识到的，要想使人民和国会相信这项 计划，必须做出巨大的努力，并且必须同时向美国的利他主义和美国的自身 利益这两个方面发出呼吁——从一开始这两个方面就同样是促进这项计划的 两个驱动因素。当杜鲁门召萨姆·雷伯恩到白宫向他简要地通报可能的费用 问题时，雷伯恩像范登堡一样表示不相信，并坚持说这将会使国家破产。杜 鲁门说，如果事情不能防止的话，简直无法估计欧洲将会有多少人会饿死，　　这种情况绝不能发生。他说，他还确信，如果欧洲在一次危机中“破产”的 话，美国将会步其后尘。“你我都经历过一次经济危机，我们不想再经历另 一次，是不是，萨姆？”　　由英国的贝文牵头，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匆匆忙忙的会议，苏联人派去了 一个由莫洛托夫率领的庞大的代表团。捷克斯洛伐克由共产党人控制的临时 政府已表示希望被包括在这项计划中。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领袖也对这 项计划显示出兴趣。但是，会议进入第五天时，在接到了莫斯科的一份电报 后，莫洛托夫从桌旁站起来，打断了会议议程，宣布苏联将退出会议。他说， 马歇尔计划“不过是美国用美元来买通进入欧洲事务的道路的一项险恶的计 划”。　　斯大林发现美国提出的特别条件中有两项是无法接受的：一是为重建西 欧和中欧部分地区而将苏联的资金包括在内的资金联营；另一个是建立美国 资金如何使用的公开帐目制度。最后，17 个国家参加了这项计划；而在苏联 的压力下，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及其他东欧卫星国均未参加。　　由于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斯大林实际上保证了这项计划的成功。现在， 不论会有多少抱怨，国会的支持早晚都会到来。　　这项计划的正式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ERP），所需的总款额的确非 常庞大，为 170 亿美元。波伦、凯南及国务院的其他人被指派去把这项计划 “兜售”给国会，同时，由一位年轻的经济顾问保罗·尼采负责起草具体的 计划草案。阿瑟·范登堡在参院再次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马歇尔本人最终做 了一次全国性的演说旅行，以说服企业界和公民团体，使他们相信尽管这项 计划很大胆，但他提出这项计划时经过深思熟虑、绝非心血来潮，结果，他 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总的事务的压力并未减轻。当年 6 月，“为了抑制大的劳工组织的权力”，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以很大的优势通过了塔夫脱—哈特利法，该法将只雇佣工 会会员的“封闭性工厂制”宣布为非法，并要工会承担违反合同的责任，还 禁止工会的政治性捐款，要求工会提交财政报告，要求工会领袖宣誓保证自 己不是共产党人。6 月 20 日，星期五，经过两周的考虑，杜鲁门否决了这项 法案，称它是对劳工的进攻，尽管除施韦伦巴赫和汉纳根之外的所有内阁成 员，包括他在内阁中最亲密的朋友约翰·斯奈德都敦促他签署该法案。不过， 克拉克·克利福德却把这看作是表明立场的另一次机会。克利福德想要杜鲁 门在大多数事务上再向左迈进一些，就像他后来所说，“朝着一个新高地前 进”。克利福德回忆说：“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国会领袖都在敦促杜鲁门先生 缓缓地转向距保守主义更近一些的路线。他们把鲍勃·塔夫脱的形象摆在他 面前当作怪物来吓唬他。”成千上万封信件涌入白宫支持总统的否决，而杜 鲁门也确实认为那是一个坏的法案，他也知道一项否决将成功地把劳工拉回 到民主党的政治中。他女儿玛格丽特在回忆否决塔夫脱—哈特利法案时曾写 道：“他要对得起他作为总统的良心，同时我父亲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做一 个政治家。二者绝非不能共存。”　　国会投票使总统的否决无效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在众议院，投票反对 总统的民主党议员比支持他的人还要多。　　7 月 25 日，国会通过了杜鲁门的内容丰富的《国家安全法》，这项法案 是杜鲁门在 2 月份送到国会的，它意味着华盛顿整个权力结构的巨大变化。 它主要的目的是要把武装力量统一在单一的国防部和单一的国防部长的领导　　之下，这是杜鲁门上任以来一直之奋斗的一个目标。该法也建立了空军作为 一个独立的军种，并建立了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还给了中央情报局以正式 的权力。4　　杜鲁门始终支持他那可爱的女儿玛格丽特实现她的雄心壮志，尽管他感 到在作为音乐会歌手进行专业性的首场演出前她仍需要更多的训练。她的姨 妈玛丽·简也支持她；杜鲁门的妈妈是最热心的，嘱咐她“竭尽全力去干”。 不过，贝丝却不愿意；姥姥华莱士也宣称、对一位女士来说舞台是没有生命 力的。　　杜鲁门曾写信给他的母亲和妹妹说：“如果她想成为一名歌手，又有这 种天赋，并且愿意为达到她的目标而进行必要的艰苦努力，那么，我想我不 会反对。”在另一封信中他告诉她们：“她是一个好姑娘，我非常高兴她最 终没有变得像艾丽丝·罗斯福和威尔逊的那两个女儿那样。”在给玛格丽特 的信中，他写道：要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就要“工作、工作、再工作”， “就像你爸爸所证明的那样”。有一个时期她以玛格丽特·华莱士的名字来评论歌唱艺术，为的是不让人感到是在利用父亲的地位。但杜鲁门的母亲却极不高兴，她无法理解用其 他人的姓氏来替换杜鲁门的姓氏的做法。年初以来，玛格丽特一直住在俯瞰着纽约中央公园的一套小公寓房间里，与她在堪萨斯市的教师托马斯·斯特里克勒夫人一起工作，后者是作为 她的陪伴人留住在这套房间中的。杜鲁门对于她不在身边深感不安。这就像 他母亲 2 月份跌倒后所造成的那种危险状况一样，使他有一种难以面对的空 虚感。在他紧张地全神贯注于自己的职责的时候，时间在流逝，生活却被忽 视。对于他这样一个把一生中如此多的时间花费在军事和政治等男人占统治地位的职业上的人来说，在所认识和与之共事的男人中，他没有什么亲密的 朋友，也没有真正的知心人，无论是现在还是童年时期都是如此。在他的生 活中，有 4 个女人是最重要的：贝丝、母亲、玛丽·简和玛格丽特，她们的 陪伴和支持是他最可宝贵、也最需要的。如今，她们中的两个、即母亲和玛 格丽特，似乎正在抛弃他。“玛格丽特昨天去了纽约，给这儿留下了一所空房子。”1947 年 1 月他写给母亲和妹妹的信中说，“不过，我想，离别的时刻必然会降临到每一个 人的头上??”3 月初，她的首演在即，她接到了他的一封便笺：这是一点儿钱，以便你去某些意想不到的城市买火车票用。 现在，不要害怕，你能唱好！如果有人说你不行我就要狠揍他的脸。　　1947 年 3 月 16 日，玛格丽特·杜鲁门作为福特汽车公司赞助的“星期 天晚间一小时”节目的特邀花腔女高音佳宾，与卡尔·克鲁格指挥的底特律 交响乐团合作，在底特律举行了她的广播首演。正如报纸所报道的那样，历　　史上也许还从未有过任何一位声乐演员在首次出场时面临如此大的压力，面 对如此多的听众和如此多的评论。广播是由 ABC 电台向全国播发的，报道说 听众达 1500 万人，从而使之成为同类演出中广播听众人数最多的一次。《纽 约时报》评论说：“她不会不认识到，不仅是广大的听众，而且??每一个 歌唱家、每一个声乐教师和每一个走近收音机的声乐系学生都将对她的声音 和她的表演作出严格的评价。”此外，由一个交响乐团伴奏对她来说也是一 次新的经历。　　根据原来的安排，这个节目应该在一个星期以前播出，但在最后一分钟 时她不得不放弃，因为她突然感到嗓子和胸痛，华莱士·格雷厄姆的诊断是 患了支气管肺炎。　　广播播出的当天晚上，杜鲁门正在基韦斯特，他向国会发表了 3 月 12 日的演讲后仍在那里休养。他在收音机旁坐了半小时，等待着转播玛格丽特 演唱的节目来临。他后来说，这半个小时比他记忆中的任何半小时都要长。 她事后也曾写道：“他那十足的天真也许会帮我渡过难关。”她是历史上第 一位试图走上自己的专业生涯的总统千金。
我清楚地知道，父亲正盯在基韦斯特海军司令部的收音机旁； 母亲在白宫收听广播；奶奶正在格兰德维厄的病床旁收听；而华莱 士姥姥虽不太喜欢舞台，却也会在独立城边收听、边评论。我不能 让任何人感到失望。　　她演唱了 3 首选曲，第一首是西班牙民歌“塞林特·林达”，接着是选 自菲利西安·大卫的《巴西的珍珠》中的一首咏叹调，最后是“夏日最后的 玫瑰”，这是根据她父亲的要求演唱的。交响乐队获得的自发的掌声显示了其演出的成功，尽管《底特律时报》说她唱得并不比一个具有真正天赋的学生更好，但评论总的来看是好的，她 后来承认，比她应该得到的还要好。《纽约时报》的音乐评论家诺埃尔·斯 特劳斯说她的声音使人很“感兴趣”，并且说，考虑到她所受到的压力，她 显示出了惊人的镇静和自控能力。她的短句唱得很讲究，整个乐章的连接也 很平稳。这位评论家的结束断语使她的父亲极为高兴：“自始至终，杜鲁门 小姐的演唱都具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挚所带来的魅力，以及一种处理上的自 然的清纯。”在堪萨斯市老家，为了取悦于她的父亲，《明星报》赞扬了她的勇气，并称演唱会是一次“极其令人愉快的”事情。白宫的电话总机室被赞扬的电 话所淹没，以至不得不暂时关闭。　　杜鲁门对聚集在基韦斯特的记者们说，他认为她唱得“棒极了”，并且 在返回华盛顿后的几周里，显然没有任何事情比来访者提到他们在广播中听 到并欣赏玛格丽特的演唱更能使他高兴了。　　另一次演出安排在 5 月份的匹兹堡，这次是一场完整的音乐会。杜鲁门 仅仅是想让玛格丽特获得成功，而决不想让她成为一名音乐会的主要女歌 手。
我希望自己能继续前进并平静地处理所有不顺心事，然而我做 不到，在人生中，你应该学会克服障碍而不发脾气。永远要善待那
些不能与你顶嘴的人。我不能忍受一个人为了使自己的自负得到满 足而对下属大声咆哮。　　不过，匹兹堡的音乐会在最后时刻不得不延期，因为消息传来：杜鲁门 的母亲患了中风，生机无望。　　杜鲁门立即从华盛顿乘机飞回。自母亲第一次跌倒并折断髋骨以来，这 是他第五次飞回家。罗斯、华莱士·格雷厄姆和整个总统随从班子都跟随着 他，并在米勒贝克饭店的第十一层建立了指挥部。母亲的病况似乎有些好转， 知道他在身边；他在米勒贝克饭店逗留了近两个星期，每天都从堪萨斯市驱 车前往格兰德维厄。天气很糟，不仅寒冷而且总下雨，她大部分时间都在睡 觉。正如报纸所说，“全世界的眼睛”每天都在注视着院墙中的小黄房子。 杜鲁门就在客厅中的那张教会式的橡木桌旁工作（正是在那个时期，他签署 了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法案）。他告诉记者们：“她只要一醒过来，就想要 和我谈话。我要呆在那儿。”　　不过，让每一个人都感到吃惊的是，她后来竟然恢复过来，杜鲁门便返 回了华盛顿。此后，他几乎每天都给她打电话，并在 6 月中旬又回去了一次； 他也定期给玛丽·简写信，后者会把这些信大声地读给母亲听。他在信中总 是谈到政治，因为他知道她喜欢这样。他写道：“我已得出结论：塔夫脱不 好，哈特利更坏。”他也预先告诉她，他准备发表一个她不喜欢的演讲。这 是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准备的。他说，他将引用亚伯拉罕·林肯的讲话。6 月 29 日，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他向一万听众发表了这个演说，这是林肯时代以来人们从华盛顿听到的有关民权问题最强有力的声明，也是迄 今为止一位总统向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发表的第一个演说。杜鲁门说，所有 的美国人都必须得到并保证享有充分的民权和自由，此时，全国有色人种协 进会的领袖沃尔特·怀特就站在他身边。当我说所有的美国人时，我的意思是指一切美国人。 我国人民中的许多人仍在遭受着蔑视的侮辱、偏狭的威胁恐吓、以及，我很遗憾地说，人身的威胁和暴徒们暴力的威胁。这些邪恶植根于其中的成见和偏执依然存在。我们民族的道德心以及执 法机构尚不能保证每一个公民享有不受恐吓的充分自由。我们不能等待下一个 10 年或下一代再来治愈这些邪恶。我们现在就必须以前所未有的努力来医治它们。　　他呼吁州和联邦采取行动来反对私刑和人头税，结束教育和雇工制度中 的不平等，结束以种族和肤色为基础的全部等级制度。一个来自密苏里西部 的人站在“伟大的解放者”的圣殿前讲出这样的话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沃尔 特·怀特边听边想到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他后来曾写道：“我并不认为 杜鲁门的演讲具有林肯演说中的那种文学色彩。不过，从某些方面看，它更 具勇气：它具体地谴责了以种族偏见为基础的邪恶??并呼吁立即对它们采 取行动。”　　1946 年底，在怀特和其他人的敦促下，杜鲁门建立起了他自己的第一流 的民权委员会，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裁查尔斯·威尔逊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席。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步骤，怀特相信，杜鲁门己将自己的政治命运押在了这　　条战线上。怀特写道：“不论是来自南方还是来自北方的杜鲁门先生的政治 顾问们，几乎是毫无例外地确信，他授权调查民权这个爆炸性的问题简直就 是在进行政治自杀??杜鲁门先生则坚定地坚持这样做。”委员会的调查报 告到 10 月份才能准备好。　　演讲完毕，杜鲁门回到座位上对怀特说：他所讲的“每一个字都是算数 的——我打算证明我说的话的确算数”。　　对他的母亲，杜鲁门说，他宁愿没有被迫去发表这个演讲。“不过我相 信我所说的话，”他告诉她，“我希望我们能履行它。”　　他向她描述了白宫“院子里草坪上”正在开放的鲜花。他想知道在那么 潮湿的天气里，维维安的孩子们能否收获干草作物。　　他比往常更多地想到了过去的时光。7 月 26 日早晨，在给独立城的贝丝 写信时，他发现自己追忆起了哈里森叔叔和他们在高中的同班同学塔斯克·泰 勒，后者于毕业后淹死在密苏里河中。他告诉贝丝，7 月 26 日一直是密苏里 农民的“萝卜节”，即种萝卜的日子。1901 年是一个特别干旱的年份，那年 有一天，哈里森叔叔走进种子店，说他需要 6 蒲式耳的萝卜种子。别人问他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哈里森叔叔说，他知道萝卜 90％是水分，如果他把整个 农场的地都种上萝卜，也许干旱就会停止了。不过，他肯定不会沉缅于过去。“你知道，年龄不饶人。妈妈已经 94岁半了，因为她从不生活在过去。” 大约一个小时后，玛丽·简从格兰德维厄打来电话，说妈妈中风，可能活不过今天了。杜鲁门命令把他的飞机备好，但事情耽搁了他。他要签署《国家安全法》，还要在国会休会前提名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出任新的国防部长。 还有几个国会的文件也需要签署。在机场上，他推迟起飞，在飞机旁等了近 一个小时，直到法案送到。几分钟后，飞机离开了地面。大约在俄亥俄的上空，他正在机舱中的吊床上打盹儿，梦见母亲走过来说：“再见了，哈里。做个好孩子。”他后来写道：“当格雷厄姆大夫走进 我在《圣牛》号的舱房时，我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她是当天上午 11 时 30 分去世的。“啊，现在她不必再忍受任何痛苦了。”杜鲁门说。在剩下的航程中，他坐在机舱的窗户旁，望着地面上纵横交错的 图景，一言不发。马莎·埃伦·扬·杜鲁门生于 1852 年，当时米勒德·菲尔莫尔正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还是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巡回律师；她崇拜的罗伯特·李在西 点军校任督察官，负责监督来自北方和南方的年轻人的教育。她见过马拉火 车在圣菲铁路上往复行走。她经历过内战，从《第十一号令》中幸存下来， 经历过蝗灾、洪水、干旱、丈夫的失败和死亡、30 年代经济大危机以及从自 己的家中被驱逐，但都活过来了。她活着见到了电话、电灯、汽车、飞机、 收音机、电影、电视、超短裙、世界大战，以及她最宠爱的大儿子作为美国 总统坐在白宫的办公桌旁。正如几年后玛格丽特在回忆她的“家乡祖母”时 所写道的：“她周围的一切都变了，但杜鲁门奶奶却从未改变??她的哲学 很单纯。你从错误中认识到正确的东西并且按照正确的去做，你就总能尽力 地做得最好。仅此而已。”　　在格兰德维厄的家中举行的葬礼很简单，也未公开。她被埋在福雷斯特 希尔公墓的山脚下、她丈夫的墓旁。几天后在华盛顿，杜鲁门请查利·罗斯把白宫记者团带进椭圆形办公室。　　当他们到齐后，杜鲁门语气平静地说：“这周我不能举行记者招待会， 但我想私下对你们讲一二件事情，这些事用任何其他的方式都不好讲，所以 我请查利请你们来。　　“我想向你们全体，向你们的编辑和发行人就上周你们对我的好意表示 感谢。　　“我尤其想要告诉摄影记者们，他们对我、对我的家庭是多么的友善， 我不知道除了把你们召集来告诉你们这些话的这种方式外，还有什么其他的 方式能表达。　　“我没有新闻要告诉你们，也没有其他的事要说，除了刚才说的那些以 外；我觉得我好像欠了你们东西。　　“在整个事情期间你们一直对我极其友善，我希望你们相信我说的话， 相信我说这话是发自内心的。”　　在给玛格丽特的信中他写道：“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孤儿，就像你爸 爸现在这样。”后来，在她外出旅行时，他又告诉她：
每当你到达一个城市后，就应该给你妈妈和爸爸打电话??某 一天你也许（？）会明白，担心这世上值得担心的人所带来的折磨 是什么滋味儿。如今你应该知道，你爸爸只有 3 个这样的人：你妈 妈、你和你的姨妈玛丽。　　8 月 24 日，玛格丽特在好莱坞露天剧场演唱，观众达 1．9 万人。《洛 杉矶时报》说她的表演“差强人意”，但观众却要求她谢了 7 次幕。10 月 17 日，她返回匹兹堡在巨大而古老的叙利亚清真寺会堂举行了她的首次全场音 乐会演出，在听众爆满的会堂中也有她的母亲，这是她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听 她演唱。杜鲁门未出席，因为他想让玛格丽特享有观众的全部注意。对于一个如此年轻而又缺乏经验的歌手来说，她的舞台表现和与观众的交流再次获得显著的成功。观众喜爱她，她谢幕 9 次，重唱了 3 次。《匹兹 堡新闻邮报》的音乐编辑唐纳德·斯坦弗斯特写道，每一个人，甚至包括引 座员和记者们，似乎都在为她鼓劲儿。“你能感受到给予这位镇定自若地站 在舞台上聚光灯下的姑娘的友好感情的浪潮。你会觉得，这位放弃了白宫生 活的大部分享乐（如果有这些享乐的话）而选择了音乐生涯的年轻姑娘，将 会实现她的生活志向。”她身着遮脚露肩的粉红色塔夫绸长裙，金色的头发烫着软卷，像在底特律和洛杉矶时一样地演唱着，似乎每一刻都很投入。然而，这一次，评论界 却显然不那么友善：
显而易见的是（斯坦弗斯特写道），无论是从昨晚的表演来看， 还是以通常对年轻歌手及首演的标准来衡量，杜鲁门小姐都不是一 位伟大的歌唱家；事实上，在她音乐生涯的这个阶段上，甚至称不 上是一个好的歌手。她是一位颇具个人魅力的年轻女郎，具有相当 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演唱的基本功显然也还可以，但从公认的标 准来看，她称不上是一位艺术家。其他的评论说她步入歌唱生涯太早，尚未准备成熟，正如她父亲所担心的那样。《匹兹堡新闻报》的评论认为她的训练“极不完善”。 她回忆说：“那场音乐会后我给爸爸打电话，他似乎很满意。可我却不能说自己也很满意。” 巡回演出继续着。她在沃斯堡、阿马里洛、俄克拉何马市、什里夫波特和塔尔萨等地演出，并且越唱越好。“玛格丽特似乎每到一地都引起轰动。” 杜鲁门向玛丽·简报告说。在沃斯堡，演出票销售一空。在阿马里洛也是如 此。但他还是希望她回来留在家中。　　和朋友们一起休闲时，杜鲁门有时喜欢说他和他的小家已经有幸成了一 个歌剧团。玛格丽特演唱，他弹钢琴，而贝丝则当演出经理。然后他会朝贝 丝一笑，贝丝则以一种怀疑的表情作答。这已经成了一个家庭玩笑。　　熟悉贝丝的人都知道，经理的角色她是当之无愧的，尤其对她丈夫而言 更是如此。玛格丽特在谈到她母亲时称她是家庭的“中流砥柱”。杜鲁门本 人也多次说过，他很少不征询这位“老板”的意见就作出决定。　　她对在公众中露面一直不感兴趣，除了做妻子和母亲外，也不想扮演任 何其他角色。　　来自独立城的老朋友和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她的白宫内部班子的成员都热 情地谈到她的友善及其“喜欢嬉戏的幽默感”。白宫的一位侍者利莲·帕克 斯回忆说，她笑得特别厉害，浑身都会跟着颤动，“好像她发明了笑声似的”。 在记忆中，还没有一位第一夫人如此关注侍者们的福利，特别是在夏季 的那几个月中，在白宫有空调之前。她总说：“太热了，没法工作。”利莲·帕 克斯回忆说：“如果天气不热，她会说：‘你工作的时间太长了，现在停止 工作。’她是那种憎恶忙乱无序、喜欢干净整洁和把一切都放置得井然有序 的第一夫人，但是她不想让自己的侍者总是工作，而是命令，是的，命令他们休息。”　　几乎每个人都觉得她是一个“完美的女士”，这个词以前经常用来描写 她的母亲。堪萨斯市的一位朋友告诉记者说：“她是我所知道的在圣诞贺卡 中写感谢你的话的唯一女士，她写这些话用的是非常漂亮的手写体。”《圣 路易斯邮报》的马奎斯·蔡尔兹称她是完美的密苏里女士。有一次，蔡尔兹 及其夫人在他们位于华盛顿的家中为一位诗人、也是他们的老朋友举行宴 会，邀请了杜鲁门夫妇。蔡尔兹回忆说：“杜鲁门夫人来到后，为她丈夫?? 无法离开工作来出席宴会而表示深深的歉意。那位诗人的妻子酒喝得太多， 不得不被脱去外衣，放到了床上。杜鲁门夫人非常有礼貌，对此事没有丝毫 抱怨。她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女人。我认为她的全部生活就是哈里·杜鲁 门??”　　她的秘书雷切尔·奥德姆回忆说她是属于“白手套类型”的人。安详、 害羞和执拗是常用来描述她的另一些词。　　加利福尼亚州国会众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及夫人出席了他们的首次白宫 招待会，对总统和杜鲁门夫人使他们有宾至如归之感的方式印象深刻。尼克 松写道：“他们两人都具有高贵的气质却毫不摆架子。新闻界习惯于把杜鲁 门夫人描写为平易近人的人。但最使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她非常真诚。”　　人们越是了解她，就越是赞赏她那种安详的力量和本领。在最钦佩她的 人中间有罗伯特·洛维特及其夫人。洛维特于 1947 年 6 月底接替迪安·艾奇 逊出任副国务卿，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纽约投资银行家、布朗兄弟哈里曼公 司的合伙人，像哈里曼和艾奇逊一样也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洛维特认为，　　贝丝·杜鲁门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他回忆说，她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 最完美的女人”。并且“毫无疑问”，她给了杜鲁门“无数的”的帮助。“我 妻子和我都绝对地喜爱她。她简直是超级的??”　　克拉克·克利福德后来称她是“她丈夫力量的支柱”，并且赞扬她“对 他丈夫身边那些人的品质和忠诚有着比他丈夫更深刻的洞察力”。　　但是，如果说杜鲁门依赖于她，就像他本人也承认的那样，那么，她显 然也绝对地依赖于杜鲁门。多年后，当一位朋友问道她认为自己生活中最值 得回忆的方面是什么时，贝丝立即回答说：“哈里和我一直真心相爱，结婚40 多年——不论我在哪儿，只要我伸出手去，哈里的手就能在那儿抓住它。” 贝丝·杜鲁门身高 5 英尺 4 英寸，矮胖，站在那里活像行进军乐队的指 挥，头高昂着，肩宽宽的。她衣着朴素而保守。从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和装 模作样（据乔纳森·丹尼尔说，在华盛顿生活的年代里，对某些官员夫人在 公开场台表现出来的造作，她根本就不去注意）。她完全就像往常一样，看 不出有任何理由因自己成了第一夫人而去改变它。到白宫去的某些客人发现 她如此纯朴而不引人注目，以至他们不得不提醒自己注意这个正在与之谈话 的人。《时代》周刊说，她那整洁卷曲的灰发及毫不引人注目的服饰，屈就点儿说的话，可以把她与一家 A＆P 公司里的人群很合适地混同在一起。 有一次，记者们问及杜鲁门对她的衣着外表的看法时，杜鲁门答称，他认为她看上去完全就像是她那种年纪的女士应有的那种样子。　　许多人在第一次见到贝丝·杜鲁门时，都对她比照片上显得年轻得多、 也更具吸引力得多而感到惊讶，在照片上，她的表情通常很阴郁，甚至显得 不易接近。在公开场合她似乎很不自然，特别是当摄影师对准她按动快门的 时候。在迎宾队列里她总是显得不耐烦，甚至很痛苦，好像她的脚站酸了似 的——这则，她就成了与朋友们所熟悉的那个人完全不同的人了。路易斯安 那州一位国会议员的妻子林迪·博格斯还记得这位第一夫人在安排一次接待 的有关事务时是如何的轻松愉快，在幕后她是怎样的一个使人快乐的伙伴。 “然后??当门打开，所有的宾客开始进来时，她就僵住了，看起来像是尊 旧的石像。她不再是先前那个开朗、热情和可爱的女士了，人一多就使她有 点缩了回去。”埃莉诺·罗斯福曾承担了她在公众场合的角色，并与他丈夫的角色相互补充，而贝丝则坚持留在幕后。迪安·艾奇逊的夫人爱丽丝·艾奇逊回忆说： “得体对她的生活比对罗斯福夫人的生活有着更强的影响力。”许多人都知 道贝丝喜欢打牌——1946 年春天，她在独立城的桥牌俱乐部曾访问华盛顿， 并在白宫住了几天，这成为报界极为关注的一个主题——她和玛格丽特也都 是电影迷，而不像总统那样。贝丝也喜欢读侦探小说，还对棒球很”狂热”， 只要时间能安排得开，就去观看参议员们的比赛。不过，她却没有记者们感 兴趣的嗜好供他们去写，既没有招人喜爱的宠物，也没有倡导什么社会事业 或者是希望公开发表对某些问题的评论。她不愿意惹人注意是大家都明白 的，很多人很喜欢她这一点。她多次拒绝发表演讲或接受私人采访或举行记 者招待会，不论记者们如何抗议。她告诉雷瑟尔·奥德姆：”只保持微笑， 什么也不告诉‘他们’。”玛格丽特回忆说：“她不愿意议论她的生活。” 以前有两次在公共场合的露面曾使她陷入尴尬。一次是她应邀参加一种 军用飞机的命名典礼，此前尚无人因摔香槟酒瓶而遇到麻烦，因为它很容易 打碎。她把酒瓶荡起来朝这架飞机砸去，可酒瓶却没有打碎，接着她一次又一次地试着做，脸色涨得通红。人群中爆发出笑声，直到最后一位机械师走 上来帮她打碎了这只酒瓶。当报道这次典礼活动的新闻片在电影院上映时， 杜鲁门像全国公众一样被逗得大笑，但贝丝却没有笑，据说她后来对他说： 她很遗憾没能把这只酒瓶砸在他头上。　　另一件事情是关于 1945 年秋天她决定接受“美国革命女儿”组织的邀 请，赴宪法大礼堂出席茶话会，这个决定引起了脾气火爆的黑人国会议员、 纽约哈莱姆区阿比西尼亚浸礼会牧师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的强烈抗议，因 为他的妻子、钢琴家黑兹尔·斯科特曾因其种族问题而被拒绝进入宪法大礼 堂演奏。然而，贝丝却拒绝改变主意。她写给鲍威尔的信中说，这个邀请发 生在“那次不幸的争论”之前，她接受这个殷勤的邀请“与那件事情的是非 曲直无关”。她说，她对任何因种族偏见而拒绝艺术家表演的行动感到悲哀。 她不是种族隔离主义者，但也不是社会改革运动的斗士。对此，鲍威尔的答 复是公开地称她为“这块土地上的最后夫人”，这导致了杜鲁门在一次内部 会议上怒骂“这个该死的黑鬼传教士”，而且像克莱尔·布思·卢斯一样， 鲍威尔从未被邀请到白宫。　　1947 年秋，贝丝终于同意回答记者们的书面提问，她的回答独特而明 确，并使人难忘：她认为什么样的品质才是一位总统夫人的最大财富？ 好的身体和强烈的幽默感。 她认为美国会有一位女总统吗？不会。她想成为总统吗？ 不想。她想要玛格丽特成为一位第一夫人吗？不。 如果她有个儿子，她想把他培养成总统吗？ 不。如果让她自由选择，她会首先选择进入白宫吗？绝对不会。 她如何看待音乐界对玛格丽特演唱上的批评？ 无可奉告。对她扮演第一夫人的要求中，有些是否使她感到怯场？无可奉告。 当你丈夫不再是总统时，你想做什么？想让他做什么？ 回独立城。　　一位华盛顿的出租汽车司机说：“她似乎认为哈里应该去管理国家，而 不是她。”许多人认为，并且乔纳森·丹尼尔斯也这样看，杜鲁门“很愿意 与她共谋”来保护她的私生活。　　有一次她被问到是否对白宫历史上的某个特定阶段感兴趣，贝丝答称门 罗年代——这个有趣的回答被新闻界忽视了。詹姆斯·门罗的夫人、另一个 伊丽莎白——伊丽莎白·科特赖特·门罗——是继爱好社交活动的多莉·麦 迪逊后的第一夫人，而多莉·麦迪逊像埃莉诺·罗斯福一样，是她那个年代　　引人注目的中心人物。伊丽莎白·门罗是个文静的有贵族派头的人，她与一 位酷爱饮酒的政治家结婚，而且婚姻很美满。在白宫里，她坚持保持自己生 活的私人性质。　　作为家庭开销的管理人，贝丝极其节俭。她削减了白宫班子的规模。多 年来负责罗斯福餐桌上那沉闷的食品的老年女管家内斯比特被解雇，结果， 烹任和管理都得到了改进。以往最令人厌恶的食品是又冷又硬的餐卷以及一 大堆白宫日常食品，它们对于任何一个像贝丝这样吃传统的南方热饼——用 “瓦格纳一盖茨”牌的“食用面粉皇后”烤制的软饼——成长起来的人来说， 都是难以下咽的。BBC 电台的美国记者阿利斯泰尔·库克写道：“正是根据 杜鲁门总统的命令，她的食谱被转达给厨师长，杜鲁门夫妇又回到了父辈们 进餐的方式上去。”　　J·B·韦斯特写道：“杜鲁门夫人并不比前任第一夫人更罗嗦??这不 过是因为她养成了以家政为荣的观念。”韦斯特一直密切地关注着食品的开 销，在她的账簿中，“用一把细梳”把所有的第一家庭的帐单都理了一遍， 并记下了她经手的每一张支票。　　根据韦斯特和莉莲·帕克斯的说法（她们俩后来都撰写了有关她们在白 宫服务年代的书籍），白宫服务人员觉得杜鲁门夫妇比其他任何一个总统及 其夫人都更亲近，考虑到其中某些服务人员受雇的年限很长，她们的这种说 法就显得格外有份量。约翰·梅斯是一位门房，他每两周还为杜鲁门理一次 发，自从伍德罗·威尔逊时代就一直在白宫当差。韦斯特回忆说，杜鲁门在 白宫的生活方式“也许与在独立城的生活方式一样。就日常生活而言，没有 什么不同”。针对总统有关不喜欢白宫生活的所有言论，韦斯特说：“他喜 欢那儿的生活，胜于喜欢在独立城岳母家的生活。”杜鲁门在参院任职后期的薪金，加上贝丝的收入，为 14500 美元。任副总统时，薪金是 2 万美元；任总统时，薪金为 7．5 万美元。不过，这些收入 中有近半数要作为税款缴纳，虽然政府要付给白宫服务人员薪水，但贝丝则 须为他们的食品付费，还须为家庭和宾客们的餐饮付费。在罗斯福时代，有 时一个月的食品费用达 7000 美元。贝丝已成功地把它削减到约 2000 美元。 在白宫的 12 年中，罗斯福从未只靠总统薪金来生活，但杜鲁门夫妇却没有家 产可依靠。玛格丽特后来曾把母亲描写为一个情势逼迫下的长期的吝啬人。 即便如此，多年来她能够积蓄下来的钱也很有限。据报道，在 7．5 万美元的 薪金经支出和纳税后，总统剩下来的钱仅有约 4200 美元。一天，贝丝与约翰·斯奈德夫人一起去逛华盛顿的一家时髦服装店，她和颜悦色但却语气坚定地告诉售货员，让她试任何服装都没有用，因为她承 担不起这些服装的价格。　　J·B·韦斯特说，贝丝把她的隐私作为珍宝一样来保护，而在私下她所 起到的作用远远超出一般人（除了几个人外）的猜想。她确实向杜鲁门提出 决策建议。“而他也听她的。”　　玛格丽特后来曾写道，她父亲上任之初，贝丝感到被关在了他的生活之 外，“越来越成为多余的人”，特别是在得知他没有与她讨论他对原子弹的 决策之后。玛格丽特写道，这种被遗弃的感觉与贝丝最初对杜鲁门成为总统 所抱的反对态度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无异于感情隔阂的积郁的愤怒”， 这也许能解释她长期不在华盛顿的某些原因。此外，玛格丽特也强调了她母 亲对父亲的影响，说他经常与贝丝商量事情，总是按她说的去做。他“非常　　非常在意”她的看法，需要她的批准。玛格丽特曾对当时的一位记者提醒道： “当我父亲和母亲一起出现在任何公共场合时，不知你注意到父亲没有？他 总是想捕捉她的目光，看看她是否同意他所说的或所做的事情。”30 多年来，她一直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 在家庭和老友中间，他毫不隐讳“利齐小姐”给他的生活进程带来的变化。他从白宫写信给埃塞尔·诺兰，回忆着很久以前的那些旧情敌：“如果 利齐小姐与扬先生、朱利安·哈维先生或哈里斯先生结婚，结果将会怎样？ 我是指对哈里会是怎样。他也许会成为杰克逊县的一位出色的农夫，或是常 备军中的一位少将??”　　从 1947 年秋天他写给贝丝（当时她在独立城与母亲住在一起）的那些信 件来看，他的确想让她知道他的想法以及“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他所面临 的问题的详细情况。他脑子里想的都是马歇尔计划所需的巨额规划费用：
马歇尔和洛维特昨天来过，和我一起从头到尾地讨论了欧洲的 形势。如果把这些制定成计划，它将在 4 年的时间里花费我们约 160 亿美元??这 160 亿的数字正好是富兰克林执政时整个国家债务的 总额。他使这个数字增加到 400 多亿，接着战争来临，这个数字又 达到 2570 亿，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些数字。几天后，9 月 30 日，他继续告诉她更多的情况： 昨天是最乱哄哄的日子之一??我无法肯定自己一生中是否还有什么日子比这更糟。但目前的形势充满了可怕的后果。例如，假定意大利崩溃，铁托进入波河流域。那么法国的整个地中海沿岸 将无法抵御苏联的占领，铁幕就会到达波尔多、加来、安特卫普和 海牙。我们撤出希腊和土耳其，并准备战争，这种情况决不能发生。 可是在这里，我却面对着一个持激烈反对态度的国会，它的各个委 员会几乎是毫无例外地都生活在 1890 年；它根本就不是这个国家的 思想的代表。然而我却有一项工作必须要完成——或者获胜、或者 失败、或者打成平手。我已写信给泰伯、布里奇斯、范登堡和伊顿，要求他们尽快召集他们的委员会。在召集了我的食品委员会后，我将在星期天发表 一个广播讲话。今冬，养活法国和意大利将花费 5．8 亿美元，马歇 尔计划的费用为 165 亿美元。但是你知道，1945 年 10 月和 11 月间， 我取消了 630 亿美元拨款——550 亿美元是在一瞬间取消的。那一 年我们的战争费用达到 1050 亿美元。这 165 亿是用于 4 年的时间， 而且是为了和平。一次俄国人的战争将消耗我们 4000 亿美元和无数 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是平民。因此我必须尽我所能。我本不应把这 些东西写信告诉你，但你应该了解我所面对的情况??我尚未开始 我的行动，但一二天内就将开始。要看的东西太多了。布莱德雷将 军今天向我提交了一份有关他欧洲之行的报告，他提醒我必须做出 比以前任何其他总统都要多的重大决策。他是对的，我希望他们大 多数人都是对的??那年秋天，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给她写了 22 封信。他像以往一样崇拜她，也是他写这些信的原因之一。第二年 6 月，他们结婚纪念日之际，他写 道：亲爱的贝丝：29 年！它就像是 29 天。 底特律，休伦港，农场拍卖，“黑石”饭店，衬衫店。县法官，失败，玛吉，汽车俱乐部成员招募人，首席法官，国会参议员，副 总统，现在！
你就像 1890 年在立日学校的日子一样，仍然是我崇拜的偶像。 我可真是个老痴情呵！　　除了贝丝、玛格丽特以及他的秘书罗斯·康韦外，没有什么女人能够有 机会从他身边或私下来观察杜鲁门。在他的班子中，除了秘书外没有任何女 士，而女秘书中也无人能够参加内部会议，或与他一道工作，或跟随他外出 白宫。不过，在 1947 年这个重要的年代，一位名叫格里塔·肯普顿的奥地利 出生的年轻画家来到白宫西楼，在两名秘密保安人员的帮助下把她那沉重的 木制画架支在了内阁会议室中。她是应邀前来画总统肖像——即后来画出的 挂在白宫中的那幅杜鲁门的正式肖像——的第一位女士，以前从未见过这位 总统。画像过程中，杜鲁门总共去过 5 次，坐在那里供她临摹。“我对他印象深刻，”她回忆说，“他走进来，我请他坐下。他带着些文件，但我告诉他不能看文件。‘噢，不行！’我说，‘这是我工作的时间。 你应该放松。’”她不知道那两个帮她支画架的人是秘密保安人员，回过头对他们说，没有什么别的事情了，他们无须留在那儿。杜鲁门被逗乐了，冲他俩点点头， 他们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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