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鹰”－５００为中国通用航空带来了什么_兴趣爱好-牛bb文章网您的位置：&>&&>&“小鹰”－５００为中国通用航空带来了什么“小鹰”－５００为中国通用航空带来了什么（原作者：杜　菲　崔斌峰）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６日上午１０时２６分，我国首次按国家民航适航条例ＣＣＡＲ－２３部进行设计和适航取证，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通用飞机――“小鹰”－５００，在石家庄飞机工业有限公司机场成功进行了首次升空飞行。整个空中飞行时间共２２分钟，担任该机首飞指挥员的是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副院长、空军试飞英雄黄炳新大校，首席试飞员是中国试飞员学院副院长赵鹏，首飞员是石家庄飞机工业有限公司试飞员孔翔。“小鹰”－５００的首飞成功，填补了我国通用航空４～５座轻型多用途飞机的空白，标志着我国从此有了自己的活塞式中、高档私人商务机。经考评?该机的综合性能已达到国外同类机型先进水平，可完全替代进口机型。目前，“小鹰”－５００购机意向已超过２００架。 首飞成功后，笔者有幸采访了该机的总设计师――中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的龚国政研究员，西安通用飞机研究所所长李大明及参与该机研制的有关人员，就我国在通用航空领域方面的现状、“小鹰”－５００研制成功的背景及意义、中国发展通用飞机的前景和趋势等问题与专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中国通用航空产业的链条&&终于被广阔的市场前景展开国际民航组织将执行航班客、货运输以外的所有民用航空称为通用航空。《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法》定义通用航空，是指使用民用航空器从事公共航空运输以外的民用航空活动，包括从事工业、农业、林业、渔业和建筑业的作业飞行，以及医疗卫生、抢险救灾、气象监测、科学试验、教育培训、文化体育等方面的飞行活动。在世界上，通用飞机种类繁多、数量庞大。据统计，目前全世界约有通用飞机３３．６万架，从事通用航空活动的飞行员达７０多万人。通用飞机多是轻小型的商务飞机，它以其经济的造价，宽松的适航能力，在公务飞行、空中救护、商业运输、旅游观光、海疆执法、环境保护、邮件运输和特种飞行方面有着大型飞机无法替代的作用。美国是世界通用航空的第一大国，早在１９２６年，美国就制定了《空中商务条例》，使通用航空在法律的保护下健康发展。１９９４年，克林顿政府颁布了《通用航空振兴法案》，再次用立法手段调整通用航空与其它行业的利益关系，迅速扭转了当时美国通用航空下滑的趋势，目前，美国拥有各型通用飞机２０．５万架，占世界总数的６１％。其他发达国家也均拥有万余架通用型飞机。据业内人士称，“小鹰”－５００的研制成功，是我国通用航空领域一个重要里程碑。长期以来，我国的通用航空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加上过去实行严格的空管制度，导致了我国在通用航空领域发展缓慢，相对于每年２０％高速发展的航空运输业而言，中国的通用航空几乎陷入了停滞徘徊的境地，我国的通用航空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也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据统计，美国在１９９９年利用通用飞机制造业创造产值为４５０亿美元，２０００年达到５１０亿美元。并带动相关产业创造产值６４０亿美元，可以说，通用航空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朝阳产业。据日本通产省分析，按产品单位重量创造的价值计算，如果船舶为１，汽车为９，家电为５０，电子计算机为３００，那么航空产业可以达到１４００，可见航空工业是制造业中附加值最高的产业，也是产业链条最长的工业。作为以轻小型多用途商务机为主体的通用类飞机，更具有投入少、见效快的特点，受到了世界各大航空产业集团的青睐。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空域管制的逐步放开、降低准入门槛、加快我国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的呼声愈来愈高，许多长期制约我国通用航空发展的瓶颈问题，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重视。１９９８年，全国首届通用航空发展政策研讨会在佳木斯市召开，并成立了全国性的通用航空组织。２００３年５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正式实施，中国的天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据预测，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未来５年中国通用飞机市场至少需要６００架以上。这样一个前景广阔，回报丰厚的市场，当然引起了世界各大通用飞机厂家的关注，美国的赛斯纳公司来了，法国的索哈托公司来了，更多的世界通用航空大公司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对于中国民族航空工业者来说，是放弃市场，还是应对挑战，抉择，就摆在面前。依托市场自主开发&&中国通用飞机研制者迈出了艰难而关键的一步对于从事航空产品开发研制的有志之士而言，广袤深邃的天空既是一个不断探索与追求的领域，更是一座有待开发创造价值的金矿。当然，闯天空与闯变幻莫测的市场一样，绝不会是风平浪静一帆风顺的，只有具有超前的意识、宏大的气魄、过硬的实力才能驰骋蓝天搏击市场。我国在研制通用飞机方面已有过不少教训。早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作为国家定点的大中型军、民用飞机的设计研究机构――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中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前身）就曾进行过四座多用途通用型飞机的开发，并已完成了部分发图，却因体制原因难以找到合适的生产厂家，使设计工作不得不“搁浅”。此外，我国也有航空厂家进行过轻型通用飞机的研制，但都因为技术和工艺的不足而“夭折”了。我国航空科研人员很清楚，作为一个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都很高的产品，中国人要么放弃市场，完全依赖别人；要么与国外合作，由别人研制开发，我们做打工仔；要么背水一战，靠自己独立研制开发抢滩市场。然而，多年飞机研制的艰难历程使他们深深懂得，参与激烈的航空市场竞争，光有勇气是不够的，盲目地加入“游戏”甚至是很危险的。如果中国自主开发通用飞机将会遇到许多困难，有些困难甚至是致命的。首先是没有研制经费；其次是没有相关技术和经验；三是对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把握不准；四是还没有找到一条令人满意的知识转化为商品的有效途径。２０００年底，石家庄飞机工业有限公司向中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发出邀请，希望能合作开发一种４～５座的轻型多用途商务机。中航第一飞机设计院的决策层通过认真细致地市场调研分析后认为：中国通用飞机市场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尚处于刚刚起步发展阶段，市场潜力十分巨大，国内各通用航空公司、航空俱乐部和民航飞行学院对４～５座轻型多用途飞机的需求，一直依赖于国外进口，但存在着高昂的购机费用，繁琐的购机手续，以及备件和维护等诸多困难因素，而国外厂商的这些劣势正可以成为发展中国通用飞机的优势。同时，设计院多年来始终没有放弃对世界轻小型飞机发展进行技术跟踪，加之几十年来，该院有研制国产轰六、运七系列、中国“飞豹”等飞机的成功经验，并先后参与过ＭＰＣ－７５和 ＡＥ－１００飞机项目的国际合作，具备了独立研究设计通用飞机的软、硬件条件。通过充分的技术与市场的论证分析，２００１年３月，两家单位在石家庄正式签署了项目合作协议，这也是中国航空产业首次依托市场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在综合市场分析的基础上，双方确立了“小鹰”－５００飞机的研制指导思想：一是要突出安全性、舒适性和经济性，使中国人买得起、用得起；二是要便于操作，为用户提供优质和快捷的服务；三是树立精品意识，建立适航审查责任制，实施质量一票否决权；四是积极采用国际成熟的技术和工艺，减少研制成本，最大限度地降低研制风险，提高市场竞争力；五是以市场为导向，严格控制整机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强化管理，实现商业化运作。参与市场的搏弈，机遇与风险时刻并存。“小鹰”－５００在研制开发中，中国的航空工作者时时都在承受着巨大的风险与考验。作为我国首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机种，“小鹰”－５００的研制成功可以说是非常不易的。该机不但是我国首架严格按照中国民航适航条例ＣＣＡＲ－２３部进行适航取证的轻型多用途通用飞机，更重要的是“小鹰”－５００的研制成功，打造了中国自己的通用飞机品牌，通过该机的设计研制，中国航空工业者摸索出一条自主运作、自筹资金、强强联合的通用飞机开发研制道路。 就像一只展翅高飞的凤凰一样，“小鹰”－５００飞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从方案确定到设计出图，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不光在国内，就在世界飞机设计史上也是一个奇迹。对中国民机的研制开发来说，更是带来了一种将设计理念和知识转化为产品的崭新模式。中国通用航空领域因市场孕育出新的观念和机制２００３年７月，国防科工委在全面考察了“小鹰”－５００飞机的研制过程后指出：“‘小鹰’－５００飞机开拓出一条国产民用飞机发展的新路子，创建起一种以市场为导向，以产品为纽带，以利益为目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飞机研制的崭新模式，实践证明，这个模式很成功，合作各方的 优势都得到了充分发挥，这对今后 研 制大飞机也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西方有句俗话叫：“市场能创造出任何奇迹”。现代中国航空市场也是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将不断孕育出新的机制和观念。以前，中国民用飞机的设计、生产和使用各方是相对独立的，各自只对本系统的工作负责，缺乏整体观念，常常是各自为战，遇到问题不是静下心来积极寻求解决方案，而经常是相互推委扯皮，严重制约了飞机的研制进程。中国民机发展何去何从，是中国航空业内人士时常思考和关注的问题。西方在民机研制中采用的是一厂负责制，即飞机的设计、制造和销售都是由一个厂家完成的。中国既不能沿用老的模式也不能采用西方的研制机制，我们必须寻找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机研制道路。“小鹰”－５００飞机在研制中首次把设计、生产和使用三个环节紧密地联系起来。合作各方对技术可行性、运作模式到适航销售等各个环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研分析，并于２００１年初完成了可行性的科研报告。在合作中，如何把知识产品转化为商品，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实现双赢是双方共同关注的焦点，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两家最终确定了股份合作的模式，解决了资产不易划分，运作不便，产权不清的矛盾，作为设计单位，设计院在合作中充分实现了知识的价值。２００１年３月，合作协议正式签署后，“小鹰”－５００飞机的研制工作全面启动。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是我国最大的飞行学院，它下属中国民航总局，有几百架通用飞机，每年需要改进和新增飞机的数量都很大。在对重点客户进行调查时，中国民航学院对“小鹰”－５００飞机抱有极大的兴趣，并提出不愿成为被动的销售对象和旁观者，希望成为该机的研制合作者。同时，该院从使用方出发对飞机的研制提出了八百多条意见，对飞机的开发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考虑民航学院作为客户有丰富的飞机使用经验和市场经验，最终三方以股份的形式形成联合。２００１年６月，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正式参与飞机的研制开发，三方在飞机城闫良签署了合作协议，同时民航学院签署了意向订购２０架飞机的合同。至此，设计、生产、使用三方共同研制开发通用飞机的战略格局正式形成了。三方的结合在我国首次实现了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合作模式，合作没有任何的行政命令和人为干预，是完全以市场为导向，以产品为纽带，以利益为目标的新的联合模式，三方在研制中实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真正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飞机研制道路。三方都是自筹资金、自主运作。由于技术共享、利益一致，三方在研制中都是鼎立合作，极大地提高了研制的效率。“小鹰”-500的研制成功&&极大地提升了我国通用飞机的研制效能“小鹰”－５００飞机是我国首次严格按照国家民航总局适航条例ＣＣＡＲ－２３部进行适航取证的国产通用型飞机，条例对设计和生产提出的要求之严、项目之细、标准之高，无论对设计单位和生产单位而言都是空前严峻的挑战。国内在以往的飞机研制中缺乏适航的概念，但中国民机要想迈向市场就必须进行适航取证，要经受适航局代表国家和用户的严格筛选。作为一种完全依托市场为生存和发展的航空产品来说，它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市场讲究的是效率。早一天进入市场就早一天获得利润。“小鹰”－５００的研制者认为：传统的设计理念已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必须面向市场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最大限度地提高研制效能。（原作者：杜　菲　崔斌峰）中航第一飞机研究院院长黄强在该机的研制中多次强调：“要把‘小鹰’－５００飞机的设计工作提高到战略地位，要集中院里各专业的精兵强将，要大胆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体制的创新，使我们的整体设计水平不断实现新跨越”。全局的战略思想形成后，必须靠正确运用战术来实现。为保证“小鹰”－５００顺利研制，设计院成立了系统的项目组织管理机构，设立了科研管理、质量管理、适航管理、标准化管理、计量管理、技术状态管理等部门，形成了完整的责任体系。建立了以型号总师为主要责任人的总师负责制，由该院民机设计工作经验丰富的研究员龚国政担任“小鹰”－５００的总设计师，全面负责飞机的研制工作。设计院为进一步保证设计工作的高效顺利，还委托科技部派专人进行计划管理，并建立了ＶＰＭ系统（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型号总师可利用网络实现系统监控和垂直管理，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现和解决问题。为缩短“小鹰”－５００飞机的研制周期，最大限度地控制成本，设计院果断采用了自行研究开发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三维数字电子协调样机技术，并在设计中进行三维数字发图，极大地提高了设计效率。飞机从方案确定到系统发图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创造了中国飞机设计史上的奇迹。利用电子样机，还有效地解决了结构、系统、总体布置等专业以往必须在实物协调样机上才能解决的问题。在该机的设计中，起落架的设计是一个重点和难点。设计院的科研人员通过应用计算机三维设计，成功开发出空间转轴摇臂式起落架结构，并在落震试验中完成了主起落架的充填和结构形式的选择，进一步提高了飞机的舒适程度。对起落架这种具有复杂的空间运动关系部件的设计，实现了一次设计成功，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小鹰”－５００飞机安装的是美国莱康明公司的发动机。全机静强度试验是每架飞机在研制过程中必须进行的一个环节，通过试验可以验证飞机的设计强度工艺，检验飞机的综合性能，这对飞机的安全性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由于每个试验都要对机体进行固定，而飞机机体较轻，且蒙皮很薄，使固定工作非常复杂。设计院的科研人员在试验中设计成功了机身卡箍支撑固定、薄胶轻干等科学的工艺方法和手段，并成功开发了全机有限元计算机模型技术进行应力分析，为我国通用类轻小型飞机全机静强度试验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全机静强度试验是在今年９月４日开始的，全部项目共有１８种状态，９月２８日全部完成，共２４天，以前一架飞机完成同类试验最少也需要１年以上的时间，中国航空科研人员又一次创造了奇迹。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只有经过市场竞争与挑选，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中国通用飞机的发展才刚刚拉开帷幕，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作为中国首架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通用飞机，“小鹰”－５００如一种飞机新秀已昂首进入中国通用航空领域。它的研制成功，不仅为中国的通用航空产业带来一阵清新的发展创新之风，也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一种新的模式，更带动了国内一批相关行业的科技更新，国内机载设备厂家因“小鹰”－５００飞机已获得了１４种产品的适航证书。“小鹰”－５００飞机已飞入祖国的万里长空，但愿它飞得更高、更远。欢迎您转载分享：热门兴趣爱好好评兴趣爱好我是80后，大学前生活在三线城市，现在北京工作，自己身边的小伙伴也有20%左右来到北京。深感由于国内资源和机会的分布不均，近10年来北上广聚集着越来越多的人，地产价值也在疯狂增长中。所以想问问各位，在可预计的未来15年中，我国的人口还是像近10年来一样继续涌向北上广，还是相对合理的分布在2,3线城市中呢。国外肯定也有这样的迁移史，虽然在国外留过学，但是我也并不了解，感知的现实是至少欧洲各国人口相对于国内而言还是分布较为平均的，当然人家的人口也没咱们这么多。。。所以各位熟悉的也可以介绍下，也好为我们提供个参考的依据，谢谢。
大家都说天朝的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不明智。蛤蛤，我是来【唱反调】的---------------------------------------我不大习惯演绎法来阐明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先罗列观点再给出论据的套路。还是玩我拿手的归纳法吧。先查数据，再归纳出规律，最后放出立论假说，毕竟没那精力去严谨的做学问，就当抛砖引玉吧。堆砌数据。A纽约，B北京A纽约，B北京北京常驻人口北京常驻人口东京都市圈中心城区东京都市圈中心城区东京都市圈总人口东京都市圈总人口孟买人口统计孟买人口统计合成后可知在以上城市的人口统计可知，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向最近北京这样疯狂，十几年里增长了近1倍。对于相对落后的天朝政府，应付如此巨大的变化，真是难为他了，但他也不傻，他也知道如果放任不管，让人口大量涌入，带来的结果就是孟买式的平民窟，里约热内卢式的平民窟。好在天朝政府虽然能力弱一点，但是眼光还是蛮高的，对于天朝的建设目标怎么也不至于此，平民窟式的繁荣是坚决不要的，我们要学习新加坡，学习东京，学习纽约。那好吧，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北京就像个大黑洞，贫穷的人们都被吸引过来，但是按照效率低下的北京政府的工作能力，北京不可能保质保量的消化掉这么多新增外来人口，穷光蛋就想到北京安家，那你只能住集装箱了，到时候北京半个城区都是集装箱怎么行。不能让你安家落户，租房子吧。于是政府继续拿起政策的大棒，高喊着”大家不要急，不要挤，一个个来，让有实力的先进来，总会排到你的“。然后呢，高房价，户籍政策，红头文件等等措施落地。咱北京还是先缓一缓，外面的就先不要进来了，咱先解决里面这堆人的生活问题先。至于为啥会造成井喷式的人口增长：简单说还是以下几点1，GDP_KPI考核，大家都要GDP，大搞工商业，外来人口赶紧来，来的人越多GDP越高，要了数量忘了质量，现在在补以前的城市建设的漏缺。2，登峰造极的剪刀差制度，贫富差距加大，造成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人口富集，3,4线城市的人口向1,2线城市加速富集。3，住房制度的放开，使得大城市能容纳更多的外来人口在没有解决政府效率低，城市基础建设落后以及城乡贫富差距大的问题前，放开大城市人口限制，无异于走上了从城市化到逆城市化的邪路，限制了城市的活力，什么，欧美都是这样过来的啊，你怎么能说他是邪路，个人认为，城市使得人口富集，富集的人口由于空间的缩小，导致了各种沟通流动的成本缩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说白了就是给人节省了时间，所以应该把居住城市的机会留给单位时间效率产出高的人群，这样才能最大化整个城市的生产效率。
一，城市人口分布有何规律？Zipf法则就是这么一个规律，它横跨众多学科，而且还能够很好地描述城市间的人口分布情况。在区域经济学中，Zipf法则描述的是在一个国家，其人口数量排名第二的城市，是排名第一的城市人口的二分之一；排名第三的城市，是排名第一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用数学公式表示如下：在一个国家内，表示城市的城镇人口占该国家总城镇人口的比例，那么对于任意一个城市，其比例大于一个给定的概率为：其中是一个常数。也就是说，如果规模在以上的城市有1个，那么规模在以上的城市就应该有两个，以此类推。再进一步地，可以理解为一个城市的人口排名和该城市的人口总数的成绩应该等于一个固定值。于是，各个城市人口排名的对数就应当与人口规模的对数成严格的负相关关系，即：将美国的城市人口排序和每城市人口画成散点图，可以发现，Zipf法则拟合的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上图来自文献，横坐标指每个城市的人口对数，纵坐标指的是人口的排序，在图中共有135个散点，他们几乎落在一条直线上，拟合优度达到0.986。只有美国是这样吗？不。城市人口分布的Zipf法则在历史上就已经出现，比如下图显示了十九世纪的中国和日本，来自事实上，在，作者对1970年代的44个国家做了类似的检验，结果显示Zipf法则全部成立——用城市人口对数来拟合城市排名对数，绝大部分国家的拟合优度都大于0.98，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拟合优度低于0.95。二，为什么Zipf法则会自发产生？如果所有国家的城市人口分布最后都符合Zipf法则，那么我们要问的下一个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导致了Zipf法则的自发产生？Xavier在他的论文中给出了一种简单而又美妙的答案：不需要任何条件，只要所有城市人口都以一个同分布的随机速度增长，那么最后的城市人口就会符合Zipf法则。这个简单的条件也是Zipf分布横跨语言、经济、地理数界的原因之一。如果答案果真如此，那么所有国家都适用Zipf分布的事实便向我们揭示了另一个真相：在一个经济体内，不管城市多大，他的随机增长速度都来自同一个分布。也就是说，一个1000万人的大城市，和一个50万人的小城镇，由于规模效应完全补偿了边际成本递增，大城市的增长速度并不会比小城市慢。反过来，我们同样能说大城市的增长速度不会比小城市快。这也为一种常见的判断「放开户籍，全国人民都要来北上广」给出了反诘：如果没有人口流动的限制，大城市的增长速度只是回到和小城镇一样的水平而已。全国人民都要来北上广？吃饱了。三，Zipf法则能描述中国吗？我们将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拿来，计算每一个地级市市辖区的城镇人口数量，并且排序，可得下图：如果用一条回归线来拟合中国的300多个地级市的市辖区人口，我们不难发现在人口数量小于300万的城市中，Zipf法则严格成立，但对于3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来说，人口比预测线要少很多。用这条线来拟合对数人口和对数排序，拟合优度也仅有0.94，低于之前列出的所有研究。上图来自，它显示了同样有着严格人口迁徙限制的苏联的情况，竟然也与2010年的中国如此相似。而且，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中国对Zipf法则的偏离更严重。苏联较大的几个城市虽然在预测线下方，但在最大前两个城市的散点又回到了预测线附近；而中国在300万以上大城市的散点则是越偏越远。四，为什么Zipf法则不能像拟合其他国家那样拟合中国？中国越大的城市会更多地偏离Zipf法则的预测，其根源就在于中国越大的城市增长得越慢。而回到Zipf法则的成立条件：世界各国之所以能用Zipf法则拟合，是因为其国内所有的城市人口都以一个同分布的随机速度增长。中国大城市增长速度更慢的原因一般来说有以下几条：1，户籍制度，以及捆绑在户籍制度上的福利，阻碍了劳动力迁徙。2，土地供给在全国层面下进行统筹，大城市反而无法得到足够的建设用地。3，其他各种阻碍人口增加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比如最近的。五，限制城市规模，我们为此付出了什么？一些答案提到了特大城市人口增加带来的资源、环境、交通拥堵等代价。我在这里则想谈谈，限制特大城市人口增长，我们会为此付出什么代价？1，更无效率的生产Au和Henderson的研究发现，中国的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和城市规模间存在一条倒U型曲线，即每个城市按照其禀赋，存在一个“最优规模”。以每个城市的最优规模计算，中国有51%到62%的城市都规模过小，其结果是损失了平均产出的17%。有四分之一的城市损失了25%到70%的平均产出。2，更多失业陆铭等的研究发现，城市规模每扩大1%，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提高0.039—0.041个百分点。较高技能和较低技能组别的劳动力均从城市规模的扩大中得到了好处，其中较低技能组别劳动力的受益程度最高。限制低技能劳动力来到大城市，将他们留在农村或者小城镇，会造成更多失业。3，更多污染由于大城市有条件设置更发达的公共交通，经济学人的文章提到了这幅图即人口密度越高的城市，人均通勤造成的污染越低。这篇文章也发现，城市人口密度与出租车碳排放、公共汽车碳排放都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平均每平方千米增加1000人会减少全年平均每户家庭出租车碳排放0.424吨，减少公共汽车碳排放0.837吨。城市增大，看似该城市的总污染增加，但由于人均污染减少，对于全国来说总污染反而减少了。限制大城市规模，还有数不胜数的代价。大城市的教育回报率比小城市更高，限制大城市的规模，等于限制了一部分的教育发挥其效用；大城市的服务业发展更快，从而能够代替工业来进一步减少污染；大城市的人口集聚不仅减少了移民的收入不平等，还降低了全国的收入不平等……六，未来会如何？限制大城市人口增长的努力存在了几十年，从最近的一些政策来看，可能还会继续存在几年。这种努力成功了吗？也许算成功了，毕竟中国的大城市的增长速度显著变慢了，他们成功地偏离了Zipf法则，且越大的城市偏离越远；也许不算成功——许多人仍然在抱怨城市规模扩大给他们带来的各种不便，他们认为流动人口让大城市变成了大农村，或者抒发这样那样的情感「我的城市和小时候不一样了」。阻止大城市的人口增长，最好的手段就是阻止人口向大城市流动。什么时候人口才会停止向大城市流动？当迁移到大城市的收益，和自身要为此付出的成本相同时，迁移便停止。而当前的许多政策，正在人为地为迁移增加政策成本。如果人口流动在这种情况下均衡，由于在人口迁移与否的决策中存在着政策成本的鸿沟，其结果就是大城市居民的福利远高于小城镇。政策成本越高，均衡时的福利差距越大。所以，我们的问题可以归结到这一个选择上：是继续提高迁移成本，保护大城市居民的福利；还是在全国层面上通盘考虑，减少大城市在人口增长方面的限制，享受大城市在经济发展、就业和减少人均污染上带来的好处？道理全部说完了，该做出选择了。
一、大者恒大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大城市本身并不代表错误和罪恶大者恒大的马太效应是客观世界中一个非常普遍的规律，例如，鹰一窝可以生数个小鹰，那么其中强壮的抢食能力强，强壮的小鹰得到食物更多，那么它将更加强壮，更加强壮的小鸟抢食能力进一步增强，由此，一个正反馈形成。到最后，强壮的小鹰展翅高飞，而其它弱小的小鹰将会饿死和淘汰。这看上去是一个悲哀的故事，但是我们分析一下，强壮的小鹰是否是罪恶的？弱小的小鹰是否是应该得到照顾呢？真实答案是：一群不够强壮的小鹰可能都无法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而马太效应则保证一只或几只强壮的小鹰能在自然的考验下生存延续下去。我举这个例子也许不是很恰当，这个故事太残酷了。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套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发展的上，情景是这样的：大城市就是已经强壮的小鹰，而中小城市就是弱小的小鹰，大城市本身由于人口众多，经济和社会自然更加发达，所以吸引力强，而中小城市人口少，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所以吸引力低，不断的被大城市抢走它的食物：人口和其它资源。这反过来导致中小城市进一步萎缩，吸引力进一步下降的负反馈。最后的结局是大城市展翅高飞，中小城市被淘汰。这个故事的结局比小鹰成长的故事容易接受多了，因为这个故事中，最后人们都快乐幸福的居住在大城市，中小城市衰退和被淘汰并非是一件真正值得悲哀的事情。我们来看看真实世界高度发展的大城市的真实情况：————日本东京都市圈（面积1.34万平方公里），人口3700万，占全国人口的28%俄国首都莫斯科，1200万，占全国人口的8%法国首都巴黎都会区（面积1.7万平方公里），人口1200万，占全国人口18%英国首都伦敦都市区（面积8400平方公里），人口1400万，占全国人口22%美国纽约都市圈（面积3万平方公里），人口2000万，占全国人口6%，广义纽约都市圈人口6500万，占美国人口的20%德国鲁尔城市群（面积1万平方公里），人口1100万，占全国人口13%我们看到，几个充分发展的国际发达城市中，马太效应非常明显，像日本有超过四分之一都人口都住在东京都市圈，美国纽约也占了至少6%的全国人口比例。我们再看看北上广：北京（面积1.6万平方公里）人口2000万，占全国的1.5%上海（面积6340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占全国人口的1.7%广州（面积7400平方公里）人口1300万，占全国人口的1%，广佛两城总计人口21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从城市人口聚居比例来看，中国的特大城市与国外差距相当明显，这表示中国的城市发展水平还不高，与充分发展的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差距。二、 大有大的好处，大城市劳动生产率平均比小城市高30%I、有研究表明，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比小城市高30%，这意味着什么？同样的劳动力数量，如果合理居住在大城市，其产值将增加30%，这是非常惊人的效益。我们拿快递业举例，如果大部分人口都聚居在少数几个大城市，那么将显著的降低物流成本，电信、工商业、文体等产业同样如此。II、大城市增加了民众生活的品质，因为许多城市设施没有足够的人口基数是无法实现的，比如说国际机场、大型体育馆和体验设施、剧院、大型购物商城等等。III、大城市增加了就业机会。大城市人口众多，所以消费需求更大，需要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在大城市，人们可以更容易的找到自己需要的工作。IV、大城市更利于企业发展。大城市更容易找到企业发展需要的工人和雇员，科技企业扎堆北京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此。大城市消费需求庞大，更利于企业行销和推广产品。V、大城市生活更丰富多彩。大城市人口足够多，文娱需求庞大，所以有更多的文化娱乐场所和设施，我们在大城市能有机会认识更多的人，生活比小城市会更丰富多彩。三、中国北上广大城市病严重，罪魁祸首是城市规模太大了吗？谈到大城市的优势，有人会反驳，中国的北上广已经人满为患，污染严重，城市拥挤不堪，你还鼓吹发展大城市，你是不是有病？我来解释这个问题：I、中国大城市确实人满为患、污染严重、拥挤不堪，城市超负荷运行，那么罪魁祸首是城市人口太多，规模太大了吗？我们先对比下国外的大城市：我们拿日本首都东京和中国首都北京来对比，日本东京都市圈人口3700万，北京2000万，东京人口比北京多85%；日本东京都市圈面积面积1.34万平方公里，北京面积1.6万平方公里，东京面积只有北京的83%；东京人口密度2761人平方公里，北京人口密度1250人平方公里，北京人口密度只相当于东京的45%。但是日本东京的污染和城市拥挤问题相对北京而言要好很多。为什么北京人口密度小，反而城市更加拥挤，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个数字，北京虽然有1.6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土地，但是北京市区建成区面积只有1400平方公里左右。东京核心区面积2188平方公里，居住了1300万人，密度5900平方公里人，而北京则是1400公里的城区居住了2000万人，密度1.42万人平方公里，其居住密度是东京的2.4倍！这能不拥挤吗？能不污染严重吗？能不塞车吗？地铁能不挤破头吗？（何况北京的城市轨道交通规模远小于东京）如果拿北京和台南第一大城市高雄比，北京建成市区面积是高雄的两倍，但是人口却是高雄的7倍，城建差距可想而知。而且台湾总体的人口密度是大陆的4~5倍之间。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城市拥挤的根本原因不是城市规模和人口太多，而是城市建设严重滞后于人口的城市化进程发展。四、是什么原因妨碍了大城市的正常扩展，造成城市拥挤不堪？我们知道，在我国目前的体制下，城市建设主导权是自上而下有政府来实施的，无论是城市设施建设和规划，以及土地的供应和土地规划也都是政府来决定的，而且在土地供应上，还必须经过中央批准，地方城市的政府对土地也没有完全的所有权。当经济快速发展，人口从农村和中小城市移居到大城市居住的时候，这层层的、自上而下的官僚机制效率跟不上快速变化的城市发展状况也是可以想象的。所以，城市建设速度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上而下的土地审批机制，很难满足地方城市的实际需求。其次，城市建设缓慢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内心对城市规模的恐惧和错误认识。五、我们为何对大城市规模的如此恐惧？这说起来甚至有些荒唐，我们为何要对城市人口和规模如此恐惧？我们为何要限制大城市、特大城市、超级城市的发展？总结起来，无非是下面几个论调：1、城市人口爆炸论。到处都很拥挤了，再允许全国各地的人来到这里，我们这里房价要上天、公交、学校要挤爆了。2、环境崩溃论。大城市人口太多，“超过了环境承载的极限”；3、均衡发展论，中小城市持续衰落，所以要把资源向中小城市倾斜，保持“均衡发展”。4、耕地保护论。城市发展占用了“大量的耕地”，必须加以阻止，否则我们就闹饥荒。我们来逐条分析造成大城市恐惧症的这几个流行论调。I、城市人口爆炸论。近10年来，大城市房价飞涨、公交拥挤、堵车、小孩入学难、就医难、城市污染严重这些问题严重困扰着我们，我们轻而易举的将这些问题归罪与人口太多，城市规模太大，因为我们从小就接受了这样的教育：人口是负担，是消耗资源的消费者。我们又亲身经历了种种令我们生活品质严重受到影响的大城市病，对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上限这种论调我们坚信不疑。但是事实如此吗？我们仍然以北京举例，我们假设如果北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面积只有1400平方公里，人口2000万，那么你确实有理由对城市拥挤感到忧虑，但是实际上北京只是一个城市，市区辖区面积达1.6万平方公里，而且只要我们愿意，把北京辖区扩展到16万平方公里都没有问题，一条法律和决议就可以了，即使如此这也不及中国国土的一个零头。我们1400平方公里市区里住了2000万人，这太拥挤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市区扩大？为什么不把市区周围的农田和空地买来下用来扩大市区，我们可以把市区面积扩大3倍，这样我们的居住密度就跟东京差不多了，如果我们把市区面积扩大4倍，那么我们的居住密度就跟美国低密度城市洛杉矶差不多了，那么北京人民大部分都可以住别墅了。即使把北京市区面积扩大4倍到5600平方公里，也不及北京现在辖区面积的零头。是什么理由阻止了城市的大面积扩展？你猜对了“耕地保护”，也就是所谓18亿亩耕地红线。针对这个理由，在这里我提出两个问题：1、为什么要坚持18亿亩耕地红线，耕地不够用了吗？耕地红线是一个伪命题，但是在中国却很有市场，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农业国，饥荒的噩梦离开我们并没有多久，归根结缔我们还是小农思想。我们忽略了经过50~70年代的人类大发展，粮食问题已经不再是人类的主要问题—在发达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已经仅有5%左右，也就是说只要5%的人从事农业劳动，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就能满足全国国民的粮食需求。我们看一下粮食亩产量和人口数量直接的关系：1900年小麦亩产50公斤，人口16.5亿，2010年小麦亩产已突破500公斤，人口70亿。百年中小麦亩产增加了10倍，而人口仅增加了4.2倍。虽然现在70亿人，但对耕地需求反而比百年前更少。这说明一个规律：人口增长带来的生产力增强，生产力增长带来了粮食产品的提高，远远比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人类永远不会因为人口过多而造成粮食短期，因为更多人将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大。2、哪里种地不可以？大城市郊区的耕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吗？可以看到，一边是大城市市民在拥挤的城市里艰难的生活着，一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城市郊区土地种植玉米和小米，另一边是大量的中小城市衰退，农村、乡村大量的土地由于城市化和计生导致的人口骤减，土地无人耕种在抛荒野草从生，这难道不是人为原因造成的荒唐困境吗？中国每年消失6万个自然村，这些人很多是移居到城市里居住了，这本是一件好事：在农村散落居住不仅生活水平差，而且资源利用率低，土地利用率也低。但是人已经移居到城市里了，为何不允许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自由扩展到附近的农村？！我们为何要制定政策把我们自己城市关在笼子里？ii、子女入学难和就医难问题许多人把子女入学难和就医难归咎于城市人口太多，抢了孩子的学位和医院的床位，那么，难道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多，城市不应该同步的扩大学校和医院的规模吗？对于教育和医疗来说，它是服务于城市的附属服务机构，如果用脚和鞋子的比喻来说，脚是人口，教育和医疗等服务是鞋子，只有鞋子来适应脚的道理，绝对没有让脚来适应鞋子的道理，把教育与医疗的投入不足造成的困难归咎于是城市人口太多是削足适履的荒唐道理。退一步说，我们诚然可以把新市民都赶跑，但是我们的教育和医疗状况并不会因此而得到改善，因为我们赶走了人口也就是人力资源、劳动力，劳动力减少直接导致城市能获得的产品和服务的减少，从而使得城市生活水平的下降。iii、城市环境崩溃论。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某某城市已经达到了环境承载的极限，不能再允许更多的人进入了，听上去似乎冠冕堂皇，但是我们分析下这样的论调里面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1. 如果城市市区的面积是定死的，假设北京只有1400公里面积，无法做任何扩展，那么随着人口密度的增长，居住密度超过1万人平方公里之后，在现在中国的科技条件和城市建设管理水平下，堵车、汽车尾气污染、高房价等大城市病将会显得较为严重。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中国是一个国土辽阔的大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其中宜居土地500万平方公里，高居世界第二。如果按照5000人平方公里的现代城市宽松居住密度，13亿人全部居住在城市，那么城市占用土地的面积为28万平方公里左右，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3%，宜居面积的5% 。而北京上海实际的居住密度达到了1.4~2万人/平方公里，如果全国13亿人按照北京上海居住密度居住，仅仅需要9.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能住完，仅仅比重庆市大一点的面积，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宜居面积的2%，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拥挤的居住。北京如果把其中1万平方公里辖区全部建设成市区，按照5000人平方公里的宽松居住密度可以住5000万人。2.所谓资源不足论。除了空气、水、土地，其它任何资源都是可以人来创造的，土地的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们绝对不缺，空气是无限循环的，水也是无限循环的。水危机是近年来炒作最严重的话题，但是实际上水资源也是无限循环的，只是我们污染了太多的水资源，以至于能利用的水资源减少了，即使如此，水仍然不是一个问题。目前海水淡化成本已经降低到6~7元左右，加上运输及污水处理成本，送到城市手中，售价也不会超过超20元人民币，按照城市人均年用水50吨计算，每人的水费支出为1000元，所以水资源问题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其他还有什么资源问题？难道地壳承受不了太多人的重量会崩溃吗？3. 辖区面积小，人口密度真的不低了，这种状况并不常见，比如说深圳，深圳面积只有2000平方公里，而常驻人口达到了1200万，加上有大量的工厂，所以深圳人口密度高居中国第一，为6000人平方公里，为北京上海的4倍以上，即使如此，深圳的大城市病并不比北京上海更糟糕，因为深圳的土地利用和开发程度较高，真正的市区面积甚至超过了北京。综上所述，如果限定城市的面积，不允许城市扩展，那么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大城市病将变得严重，现有科技和城市管理水平下，市民的生活品质确实可能下降，但是如果允许城市按需自由的扩展和建设，那么将不会存在什么问题，城市规模将得到发展，城市生活水平将会提高。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允许大城市不受耕地保护、土地审批的制约，给城市扩展自由的空间。六、除去我们的心魔：我们为何以不和逻辑和常理方式敌视城市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发展原本应该是我们乐于见到的景象，但是我们的心魔引发的政策限制了城市跟随人口扩张同步扩张，由此引发的城市拥挤问题和大城市病，进一步坚定了城市人口太多规模过大是灾难的想法，由此我们在限制大城市发展的错误上有去无回，越陷越深。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这样不合常理的思考问题？究其根源，我们从小从教科书上就接受了计划生育的宣传的影响，这些思想反复灌输到我们的脑海中，深入了我们的内心，以至于我们无需思考就能得出下面的结论：“人多底子薄” — 意思是，人多是一个问题。“人均资源少” — 意思是，资源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而不是人的劳动成果。“少生快富” — 人少会更富裕 —实际上这完全违反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人口是负担” —好像人就是只会吃，而不会生产劳动的废物，即使会劳动，也无法补偿他所消耗的资源 —这实在匪夷所思，难道现在高度发展的人类社会是天上掉下来的？以上这些思想，都是教科书上反复强调的，我们对上述理论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完全失去了再反思的能力，如果谁提出与此相反的意见，我们肯定会先反驳，而不是反思，因为人类从来都是习惯主导理性的动物。近些年来，欧洲极左环保思想的兴起以及被左翼控制的美国好莱坞，也不断的通过各种媒体向我们传输类似的思想，就如同《黑客帝国》里的台词：人类是病毒，他们在不断的蚕食地球母体，直到毁灭。这些极左思想产生的根源在于传统宗教信仰在西方和东亚地区的衰落，西方和东亚都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自己无知的理解，自我膨胀的结果—他们开始以上帝的角度来判断这个世界，他们自认为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来决定地球的未来。对于这个问题，我简单讲到这里，如果深入讨论下去，那将是另外一个庞大的话题。中国城市若想自然而然的发展下去，我们首先要除去自己的心魔，除去城市规模增加是灾难的错误想法，这很困难，但是我们必须反思，否则我们就是自我设限的跳蚤，我们自己会伤害我们自己，我们如果内心是侏儒，那么我们不可能变成巨人。//----------------------------------------------------------------------------------------------------------后记：1. 有人批评说这个回答有点答非所问的嫌疑。我这里解释一下，我之所以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常识。但是在中国却有那么多人迷失在这个问题上，所以问题不一定是好问题，但是问题的背后却反映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中国太多人对大城市存在着不正常的误解，从普通市民到决策者都被一些流行在中国的观点所绊倒了，反大城市的风力很足，从民间的逃离北上广，到官方的限制5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发展。以至于我们彼此之间互相伤害。所以我在这里把中国大城市问题的本质、问题和起因的思考一并写成这篇文章作为答案放在这里，我很高兴有人支持我的观点，我对此非常感谢。2 .我注意到有人批评我文章缺乏“辩证观点”，我是这样理解的，事物固然具有两面性，但是我们认清两面性的目的是为了更加明了的认识到黑白对错，而不是说什么事情都有对有错，那就没法说清，就是捣糨糊了。在此我重申：大城市是顺其自然的发展结果，大城市无罪。3. 在大城市问题上我们都是我们错误观念的受害者，城市管理者制定各种政策限制人的流入，结果就是城市发展停滞到衰退，东莞就是最好的例子。保守的城市发展规划让我们空有世界最广袤的国土，却不得不挤用毕生的积蓄买个鸽子笼生活在里面，忍受着过度拥挤的居住环境带来的困扰，并且认为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有户籍的市民用厌恶的心态对待新加入城市的兄弟姐妹，认为他们的到来让城市更糟糕了。没有户籍的市民有些最终不得不离开繁华的都市，他们受到了伤害；留下来的，也不得不忍受各种不公平的待遇，他们失去了应该有的幸福。在这个问题上，只要我们还没有从我们的误区中醒来，那么我们都是受害者，没有谁会是赢家。4.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思维定势是极难改变的，我的这一篇小小的文章本来么有报太多希望，但是有人说颠覆他之前的观念，让他看清楚了一些问题，这让我很欣慰，我觉得哪怕只是积极影响了一个人，这篇文章也是值得的了。我知道这篇文章改变不了任何东西，但是我们的思想能改变这个世界，只要有足够的人从错误的城市观念中走出来，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停止支持和实行那些彼此伤害的政策，和睦幸福的居住在我们喜欢的地方，彼此相爱。我祈祷这一天快点到来。5. 结合chenqin君的回答，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就很清楚了。
我不为了点赞，我就是较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