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生态种植奇迹--慈悲的对待土地&&&&转载
农民不叫农民，应叫农民工，在盖房，在修路，在工厂。那么我们的粮食谁来保障。
记中国的生态种植农民---安金磊
　　为了“养”麻雀而种谷子？周围的农民们没人会这么干，但他们早就习惯了安金磊的“另类”——7年前，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包下村子边缘常年无人问津的一块土地，开始了自己的有机农业试验。比起7年前，比起周围的田野，安金磊的四十亩农地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
棉花的神话
　　安家的棉花对乡亲们来说，几乎就是一个神话。
　　在河北省枣强县马屯镇东紫龙村，大部分人家遵循着同样的生存模式———青年人进城打工，但除了供养自己在城市里的生活，很少有更多余钱拿回村里；父母带着孙子们在家耕作，小麦是全年的口粮，而主要的经济作物棉花，就是老人看病、孩子上学、一家老小买日用品的来源。
　　2006年入秋，马屯镇几乎所有的棉农都皱着眉头。收获季节开始了，但连续两个月的伏旱让棉株干渴不已，严重的已经成片死亡。
　　黄昏时分，安金磊经过金顺(化名)的棉田。金顺正在向经过的乡亲打听棉花的行情：“咋样啊？有消息没？”
　　“有说是两块七八的。没人来收咱也不知道啊！”
　　棉花的行情，是整个收获季节最重要的话题。
　　金顺望着自家的棉田——棉株只有半人高，在干旱中挣扎了两个多月后，不断显出枯萎的红褐色。而在安金磊的棉田里，一片油绿的棉株，直长到人的胸膛那么高，不但看不到一棵病株，还开着大朵的花儿，不断生出新的棉朵。
　　马屯镇的人们已经习惯了———2004年的大面积枯黄萎病中，这片棉田也是如此。那一年绝收的棉农不在少数，病株占到三四成已经幸运。可安家的棉花保持着最适宜的含水量(9％潮度)，亩产达到400斤，每天都有十几个人来看新鲜。
　　2006年已经没人来看热闹了，金顺对安金磊匆匆点点头，便忙着继续打听棉花行情去了———他2005年就已经放弃了向安金磊取经的想法。
　　2005年，金顺和其他乡亲们一起，得到了安金磊分赠的自育棉种。他喜滋滋地种下去，长势却跟往年差不多。
　　再问，他就觉得安金磊的做法“不靠谱”了。
　　在金顺眼里，一个好农民是不应该让土地闲着的，“岂不耽误了收成？一家人就靠这几亩地，能多种就多种几茬。”可每年，安家的土地都轮流休耕至少三个月。休耕期间，他专门让土壤长草，涵养地力。安金磊说，“土地跟人一样，不能总干活不休息啊。”
　　金顺家每年都用买来的种子，“那是专家研究出来的，能抗病虫害，收得还多”，但安金磊宁愿相信土生土长的、“经风雨多年”的种子：“本地的种子就像土生土长的人，肯定最适应这地方。”
　　金顺在收获期来临之前打杀虫剂，每亩成本几十元，但安金磊从来不打。他的棉田边上，玉米和芝麻像卫兵一样排成直线。“蛾子更喜欢玉米，有了玉米就不往棉花上去了；蚜虫不喜欢芝麻的味道，会远远地躲开，棉花也就沾光了。”原来是一个诱引、一个驱避。
　　金顺觉得，自从有了农药，“蚯蚓那东西就不打紧了，有没有也不耽误多打庄稼”。但蚯蚓是安金磊最看重的朋友之一，蚯蚓能松土啊，他趴在地上细看土壤，脸几乎要挨到地面。
　　于是，金顺和更多的乡亲们，继续他们十余年来的种植方式。买杂交种子、转基因种子，加化肥加农药加除草剂，再加大型机械化，用安金磊理解的话说：“农民受到压榨，只好再去压榨土地”。
　　2006年，金顺家用于棉田的杀虫剂和除草剂成本，比起三年前高了10％左右，但伏旱后依然大面积减产，而安金磊的棉田稳产了8000斤，能给他带来近
4万元收入——同村里即便是两个儿子出去打工的人家，也不过是这个数字的一半左右。他的棉花，在绒长、抗拉的性能方面是明显优于其它棉花的。今年，他的棉花已经被一家纺织厂商全部订走，准备做成内衣出售，收购价是每斤4.5元。而市价是每斤“两块七八的样子”。
小院里的循环
　　在东紫龙村，平均每家操持着十余亩土地，春天撒种秋天收获，中间打几次药，其余时间就可以就近打零工了。在工地包点活儿、做装修、跑运输，甚至搬运、烧砖，46岁的张国富说：“田里的活不耽误，额外还有一两百块钱的收入，干吗不挣？”
　　安金磊的力气，全部花在土地上。天刚亮，5点钟，安金磊夫妇起床。6点之前，安金磊一定会赶到几里外的田里，去听虫子的叫声。早晨昆虫活跃，他一听就知道土层里的生物是否丰富。“一定要有虫剌蛄(一种昆虫)，它们是帮你间苗的，可以保证七八成的出苗率。”而其他农户的田里，早已听不到任何虫子的鸣叫。同样赶早下田，只是为了更多地趁着天光干活。
40亩土地，只有夫妻两个人，春天一人一把锹，撒粪肥，一个从南头撒起，一个从北头撒起；秋天腰间绑个纤维袋，摘棉花，一个从南头摘起，一个从北头摘起。偶尔擦身而过，说上一半句话。更多的时候，头也顾不上抬。晚上，人们吃过饭、开始看电视的时候，实在是黑得什么看不清了，夫妻俩才走在回家的路上。安家的晚饭，经常在八九点钟。
　　他们的小院在一条土巷子深处。三间砖房大屋，一个月洞门，和一棵大枣树笼罩下的后院。房子是十年前盖的，在村里属于中上水平。
　　表面上，安家和别的农家院并没什么不同。住上一天，就知差别———
　　洗碗用丝瓜瓤，烧水用玉米棒，洗头用碱面，每天进门，顺手从藤蔓上摘下新鲜薄荷叶，放进新沏的茶壶；饭后的碗筷用玉米面粉擦一遍，油污便干干净净，清水一冲即可。用后的玉米面粉拌上瓜果菜皮，就成了狗的美餐。玉米、芝麻、棉花等的秸秆全部留下，成为来年的堆肥原料。
　　安金磊床下住着一只蟋蟀，每晚“唱歌”。房顶上的容器专门用于接雨水喂鸟。女主人在厨房忙碌的时候，灯绳上趴着一只蝉。安金磊进门洗手，脸盆从来是斜着放的———他只舀一瓢水。
　　存款在一天天增多，但他搞不清楚有多少，这数字对他也没有什么意义。除了电话费和孩子上学的费用，这个家庭很少有生活消费。“钱在大自然里完全用不上嘛！”他的屋子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老式单人沙发，木头方桌，木板床。有电视，但十几天都不开一次。二十年前的金星电视机，只能手动切换8个频道。一般的农舍里常挂着电信或移动公司赠送的年画，安金磊家的墙上是两幅字：“持身同铁汉，慎语学金人。”
　　着急起来，安金磊在人前会打嗑巴。但面对土地时，总能听到他在喃喃自语。
　　收芝麻时念叨的是：“(芝麻)这东西真有意思———”
　　蟋蟀声起，又听到他的喃喃自语：“这多好，不用电就能听到音乐。”
　　“傻蛋出来了”
　　“磊子？那可是个犟种。”同村的张大爷这样评价安金磊。
　　十五年前，安金磊走出农校，在国营农场当技术员，开始种植西瓜。初次打开除草剂瓶子的感受，在多年后依然记忆犹新：“太难闻，开了一瓶，就再也受不了了。”
　　他凭本能觉得：这样的东西用下去，“土地肯定很难受，植物肯定很难受。人们常常把大地比作母亲，往土壤里施除草剂，不就好比往母亲身上投毒吗？”
　　接着，一个买瓜者的话吓了他一跳：“孩子中考，买了几个西瓜吃，就高烧不退趴下了。到医院一查——呋喃丹中毒。”(呋喃丹：最常见的农药之一，用于杀虫。)
　　安金磊开始偷偷改用鸡粪、叶面肥和营养液。
　　1997年农场改制解体，他回到村里。村子边缘的40亩，因为路远地薄，近乎废弃，往年一般都包不出去。那一年竞标，有人出十几元(每亩土地的承包款)，有人出6元，还有出2元的。安金磊开口出了50元。
　　当时就有人说：“傻蛋出来了。”
　　当同村人按照习惯、撒种前开着拖拉机施化肥时，他用的肥料袋子上却写着“有机肥”。从买有机肥开始，他一小步一小步地试起来。
　　两三年过后，他开始自己堆粪肥了，拉着板车，到别的村去收羊粪、鸡粪。
　　但那个时候，他的棉花不比别人家的强到哪里去。
　　不爱说话的安金磊，几乎天天读书入夜——《中国棉花景气报告》、《中国生态农业》、《濒临失衡的地球》、《自然不可改良》……，还有老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一。”这些书让他想到：“到底农业的功能在哪儿？她不仅是一个生产的功能，更有生态的功能。”
　　2002年前后，安金磊开始求助于专家。他坐火车到北京，找到农业大学，教授们说我们现在只有有机农业的理论，实践还很少，临别送给他一本书；又找到农科院，还是送给他一本书，推荐去找国内的有机农业认证中心，结果又是给了一本书。“谁都说这是好事”，但紧接着好几个人都诚心诚意地说：“这不是你个人能搞的事，太累不说，也搞不成，没有效益。”
　　从北京回来，他依然沉默。他的棉花，每年都比别人家产量低，但他知道：这片薄田的土壤在一天天健康起来。“脚踩上去你能感觉出是有弹性的，虫剌蛄、蚯蚓都回来了，地里生出小草了！”
　　在国际有机农业的通行标准中，化学耕种的土壤至少要经过3－5年无毒无害的恢复期。六七年平静地过去了，2004年，罕见的灾年让安金磊的棉田成了明星，他将村边的薄田涵养成了一块宝地。那一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栽培研究室主任毛树春亲自驱车而来，在他的田地里“咔嚓咔嚓”地拍着照片。
　　那一年他很忙，把自己育出的棉种分赠村里的乡亲们。安静的小院有人上门来攀谈，话里话外的，只是想得到一些种子。
　　如前文所述，人们种下种子，却很难做到一整套的自然农法、精耕细作。于是，安金磊依然是个独行者。
“全县麻雀大会”
　　高高的玉米秆后面，只看到一条黑影，尖啸声划过小米地———人声惊动了一只鹰燕，它从谷子地边缘腾起来，沿着玉米秆一线飞走了。
　　鹰燕飞起的地方，安金磊咧着嘴在笑———鹰燕是鹰的一种，专爱吃麻雀。它来了，证明这里麻雀多，而麻雀多，是足以让他喜上眉梢的事情。
　　不久前的一个场景让安金磊不忍回忆：“我在拉羊粪的路上看到两亩谷子，田里面纵横交错地拉着很多网，用竹竿撑着，显然是防止麻雀等鸟类来吃谷子的。让人痛心的是：上面沾着很多麻雀和燕子，燕子是不吃草的，它们吃谷地里的蛾子。它们都已经死去了，经过了很多挣扎，最后绝望地累死，在上面吊着，翅膀被卡着，实在是惨不忍睹……”
　　三年前的另一个场景，留给夫妇俩的记忆同样新鲜如昨：
　　安家田里的积水渗到田边的车轮印里，形成一个浅浅的水洼，几千只燕子围在边上抢着喝水！它们挤挤挨挨，喝饱了的还不肯离开，有的蘸着水梳洗羽毛，有的跳闹嬉戏。这水，并无其他特殊之处——除了无毒。鸟儿们的欢乐，是因为它们终于喝到了不含化肥溶解物的水。
　　从2006年开始，安金磊为鸟儿们播下了谷子。鸟儿们不但是安家的客人，更是棉田里椿象、蚜虫们的天敌。它们帮了安金磊，使得这片从不施用杀虫剂的棉田，基本不闹虫灾。　
每天早晨，四亩谷子地的上空，成百上千的麻雀、燕子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远远看去，刚刚展露金黄色的谷子地，会因大批鸟儿的停驻变成灰褐色。一旦受惊飞起，“扑棱棱”的翅膀声连成密密一片。安金磊一边收获旁边的棉花地，一边和妻子说笑：“全县的麻雀在开会呢。”
　　而一个月前，四亩谷子地里开的，还只是“全镇的麻雀大会”。
　　2004年，这个从未离开田地的农民，成为着力推广有机农业的香港公益机构———社区伙伴———的座上宾，之后，他受邀出访泰国，还在云南、四川登上了“农民生计与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讲台。2006年12月，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农村报、天涯社区和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联合主办的“2006最具行动能力三农人物”评选中，安金磊成为32名入围者之一。
　　安金磊可以没有社交，只与自然共存，这也是他的理想。所以他对于外部世界来说，实在是一个沉默的存在，活得非常自在。
。但他是一个挑战，挑战着一些普遍的带有社会性的理念，挑战着每个人心底习以为常的一些思维套路。农药化肥就等同于科学吗？更多地付出辛劳就等同于落后吗？轻而易举地杀光田里的虫子就等同于人定胜天吗？视草类为仇敌就等同于以人为本吗？他给出的回答，是每一个人每天都在遇到的问题：我们与自然、与世界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取舍得失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安金磊夫妇是农民中的异类，他们自己的50多亩土地不施化肥，不洒农药，为的是保护土地的生命力，他们对土地的收成并不关心，觉得只要能吃饱就可以了，他们甚至还种了片专门给麻雀吃的稷子。谁还在地里下那个力气
　　入冬了，没有遮拦的华北平原的大片农田上基本上已经没有人在干农活，可是安金磊还在他的地里，小心翼翼地用铁镐将田间的塑料地膜翻捡出来，然后再用手拾净，手上满是泥污和裂开的口子———
已经很少有农人像他这样，在田里出笨力气了。一般最简单的做法是：开春时用拖拉机直接耕地，将地膜碾碎，埋在土里。农活机械化，已经是多少年的“铁的事实”。
　　周围的空无一人，并没有打消他的兴致，“我觉得老天厚待我，让我有地种，既有吃的，又能活动身体”。他不习惯像邻人们一样过冬憋在家里，村子里都是土黄色大平房，依稀响起了哗啦啦的麻将牌声，“我们家没人会打麻将”。
　“那样过10年，地里就将有1厘米的塑料，还怎么种地？”安金磊对农活机械化的某些做法很不以为然，皱眉说道。
　　安金磊的家在河北衡水的东紫龙村，从1993年承包土地开始，安金磊和妻子就开始用最传统的农业耕作法来打理他们承包的50多亩土地，不用化肥，不用农药，经常让土地轮流“休息”，分割成各种小块，种上各种庄稼。“什么品种都有”———
华北农田一直是传统规定的棉粮产区，大块土地一般都被规定种植这两种主要经济作物，他偏偏对着干。
　　他不是那种鼓吹型的人，“开始就盼着我们能用行动给周围的人做个榜样，让土地能恢复本来面目，可是，这么多年了，没影响到任何人”。即使是习惯于干农活的老人，也觉得像他那样太累，“谁还在地里下那个力气啊”。
　　安金磊很难归类，有人说他是环保主义者，可是他却很讨厌那些游山玩水、不干实事的一些环境保护协会。有人说他是快乐农夫，他却整天焦虑农村自然资源的破坏。有人说他复古，他却每天使用电脑上网，关心巴西环保部长所说的小农庄试验进行状况如何。
他那50亩土地
　　1993年，村里的土地开始新的承包，离开村子最远的，灌溉不便的40多亩地没人要，安金磊出了最高的价钱把它要了下来。妻子小张说：“其实那时候，我们已经做好了不用化肥，不用农药，按老法子种地的打算”。可是村民们都觉得他们傻。
　　安金磊那时候还不太会种地，他一直读书到高中毕业，毕业后上了农校，家里就只有几亩地，根本不用他下田，“也许就是从小没干过农活，对农田毫不厌倦，反而充满新鲜感”。
　　可是如何用老法种地？他们两个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人毫无经验，开始时去请教老农民，人人都知道用化肥，粮食和菜都不好吃，老农民也这样说，可是让他们不用化肥，他们“咦”地拖长了声音表示怀疑。“老农民都被饥荒吓坏了，他们想的是如何高产，化肥是高产量的最好保证。”
　　安金磊不仅不用化肥，也不想用农药，“用了农药，庄稼是保住了，可是田里别的虫子都死光了，那个系统就破坏了”。接触土地后，上了农校的他对自己的整个学习成果开始怀疑起来———
“整天都是说高产，可是高产就是一切吗？”
　　除了这偏远的40亩地，村里还有他们承包的10多亩菜地，既然没有既定的法子可遵循，那就按照自己的办法去耕作吧。他们不除草，只是简单用一些杂草堆肥料；不用化肥，而是积攒一些粪肥，要不就泡些杂草当肥料，付出的劳动力明显高于其他人，“也没觉得那么辛苦。”安金磊觉得自己始终处于自自然然的状态，干累了，就在地头睡一觉，“正好蚯蚓会帮我松田，鸟会帮我吃虫”。
　　刚开始产量不高，可是几年下来，他地里的庄稼明显长得比周围地里都好，土地恢复了自己的生命力。他在田里顺手摘了个小玉米，虽然小，可所有的颗粒都饱满而坚硬———用化肥的土地里长的玉米颗粒里都是一泡水，晒干就很瘪。他田里的棉花也是这样，虽然个头不大，可是纤维明显比别家的长。
在报纸上看到关于安金磊的报道以后，心里一惊，他竟跟老公是同乡。离我们这么近呢。今年暑假如果有时间一定去他那里走一遭。其实我的老家跟他的环境是一样的。有大片的棉田和土地。（一个人10几亩）可是农民的生活并没有好到哪里去，跟文中所提到的一样。
枣强——健康土地上的健康人
　　枣强县位于河北东南部的华北平原上，地势平坦，视野辽阔，一年之中四季分明，阳光充沛，年降雨量在500毫米左右，大都集中在夏秋三月，属于典型的温带季风性气候。温暖湿润的黄土地丰腴肥沃，利于耕种，当地农民多以小麦、玉米为主要的粮食作物，棉花为主要的经济作物。在这里，枣强与其它南部各县一起成为国内最大的产棉基地，素有“冀南棉海”之称。
　　对此，各方农业专家也都提出过不少改良的意见，然而建立在“人智、人为、人定胜天”思想基础上的解决之道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而且有时也不怎么贴合普通农民与土地的实际情形。
　　困境背后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在进行有机农业案例调查之初，我就一心盼望着能够找到一位双脚真正站在土地上，并且对于农村、对于自然本身的规律有着深刻理解的老师，帮助我们来寻找答案。就在枣强县的种棉人中，我终于遇到了这样一位良师益友——流常乡东紫农村的农民安金磊。
　　在与安金磊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除了困扰已久的病虫害以外，从水源到土地，从播种到收获，从生产到生活，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当我们在一个具体的村子里谈论着具体的可持续农业时，这个话题并不轻松。然而另一方面，在安金磊这里，我们没有感受到太多的沉重与无奈，反而有一种发自心底的喜悦与希望。他十几年来身体力行走过的可持续耕作之路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如何在发现种种问题时，溯流源始，从根本上入手，一点一滴真诚地探索着解决之道。他的实践也让我们更加坚信：农业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恢复土地与心灵的健康。
国营农场到自然田园
　　总会有某些机缘让这些隐藏的热情迸发出来吧。就像安金磊，虽然在生命的前二十个年头里从没干过农活，在农校中所学的也不过是常规农业的思想与方法，然而一旦拿起锄头，卷起裤腿，开始了自己的农耕生涯，他对于土地的深情也就好像在一夜之间被唤醒了。很难说清最初的那粒火种是如何种到心里去的。或许是来自于从高中时代起就一直在阅读的那些内质丰厚的文字吧：徐霞客的游记、秦牧的杂文以及各种对于人与自然、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的论述。又或许是来自于深入细致的观察吧：对称排列的叶片、植物自己的身体语言、生命的循环往复……一切无不展示着自然造化之神奇。又或许，对于从小就善良易感的安金磊来说，这些东西原本就在他心中。
　　从农校毕业以后，安金磊就来到县里一家国营农场当起了农业技术员。就是在这里，他敏感地注意到滥用化学制品对土地所造成的伤害——尽管化肥用量在逐年提高，地力却在不断下降。安金磊向村里的老人请教。一向坚信“人懒地薄、人勤地厚”的老人们打心眼里看不惯现在的人种地——喷完农药、除草剂，大家就没什么可干的了，整天游手好闲。农家肥也不用了，秸秆也不还田了，如此胡闹下去，对土地哪会有什么好呢？
就这样，通过读书、通过自己的观察、通过与村里的老人交谈，安金磊越来越觉得现代农作方式绝非长久之计，而对于人与自然应该怎样和谐共处，传统的农作法却能给予人们良多启示。大地是有生命的，杂草、虫子也是生命。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养育我们的土地？杂草和庄稼，虫子和作物真得不能和平共处吗？人在自然之中，在耕作之时究竟应该站在什么位置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安金磊开始越来越深入地思考起这些问题，而一直以来喷洒农药、除草剂所引起的内心的挣扎渐渐变成一种良心上的煎熬。于是，他开始和几个同事摸索着在农场中进行土壤改良的实验——对果树施用绿肥、不再使用除草剂、减少农药的用量……然而这些探索并没有得到农场领导的支持，反而被视为是荒诞不经的“胡闹”。毕竟，在90年代初，包括安金磊在内，国内大多数人连“有机”这个词都还没有听说过。
　　95年农场中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安金磊便多了一些自由可以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做各种实验。从那时起，他就摒弃了各种有毒的化学物质，开始用对环境、健康完全无害的方法进行种植。他培育出的西瓜还因为品质优异，含有大量的抗癌元素，获得了农业部的品质检测奖。然而，“抗癌西瓜”并不会因为获了奖就能卖出一个更好的价钱，更看重产量和经济效益的农场并不鼓励这一类对增产无益的研究与实验。安金磊深深感到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与农场的发展目标实在是相去甚远。
　　2000年安金磊辞去了国营农场的工作，回到村里承包了50亩地，对于究竟怎样才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农作法开始了独自探索的旅程。在这条路上，始终陪伴他一起学习研究、日复一日劳作的还有他的妻子张秀双——一个同样朴实善良的女性。
　　为了找到真正利于棉花生长的种植方法，替一方乡里解决病虫害肆虐的问题，安金磊将大部分土地分出来栽种上棉树，一小部分种上了小麦、玉米、西瓜和大豆。他和妻子就在这里建设着他们心目中真正的自然田园。耕田、播种、堆肥、割草、养护、收获、还田……一切都是靠双手来完成。安金磊就像照顾朋友一样照顾着他的作物，每天即使没有活也要到田里看一看、转一转。一天不见，心里就像没了着落一样，一日不跟泥土打交道，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出远门的时候，他心里记挂着地里的庄稼，院子里的小花小草，往往是还没离开，就想回去了。他说：“植物们也是有感情的，她们也会想念我”。这样念叨着，同行的人心里也渐渐柔软起来。
　　的确，与大部分普通农民相比，安金磊多少是有些特别的，我不知道这些想法与行为究竟给他带来过多少不理解的目光、妄加揣度的议论，以至于每每在和我们聊天时，他会突然停下来，用极诚恳的语气问我们：“你们会不会觉得我的脑子有毛病？”在村里，有人说他是神经病，放着好好的农场不去，非要回家来受苦。也有人说他们夫妇这样勤勉，怕是想钱想疯了。然而，他的棉花长得好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方圆几百里地内都是很有名气的。因此，附近的农民也有不少人找到安金磊，想听他“讲课”。一是自家的棉花虫害太严重，病得太厉害，想来这里取取经；二来也觉得他说的东西挺有意思，从传统农作法讲到人与土地的关系，从农民的困境与出路讲到农业的功能，说的都是实情实理，却又透着新鲜。我们在与安金磊的交谈过程中也都获益良多——他的学问不仅仅是做在书本上，更来自于亲身的实践与体验。
　　十年以来，为了学习，安金磊到过农业局了解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情况，去过气象站搜集气象资料，参加过县里科协举办的培训活动，拜访过县级、省级、市级各类与农业有关的科研院所，并与中国农大、中国农科院、山东农科院的一些老师建立起长期联系。节水灌溉、土壤改良、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免耕法、无土栽培……只要是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农业新技术、新研究成果的消息，安金磊都会打电话去询问甚至亲自登门拜访，踏踏实实地把这些东西弄明白。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安金磊的眼界拓宽了。他所关注的不再仅仅是自己所在地区的状况，也不再仅仅是农作物的品种和耕作技术本身。整个华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都面对着现代农业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苦思着相应的对策。安金磊看到了一个更大的背景，同时也看到更多现代科技的局限性。
　　为了学习，安金磊也走访过附近的县乡以及山东、河南、北京周边的农村。他经常是坐上一列火车，看着车窗外沿途经过的村庄，就临时决定在中途某站下车，然后直奔附近的某个村子。他在不同的村子中与不同的人聊天，了解当地农业的现状，向老人们学习传统的农作方法，收集未经污染的原生作物的种子。这些经历让安金磊了解到更多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其他农民的现状。在行走中，他对于现实的把握越来越多，对于农村、农民与农业问题的思考也渐渐趋于成熟。
　　安金磊说，这类的研究不是从整体上去看事物之间的联系，没有抓住根本，正是按下葫芦抬起了瓢。况且农民在种植上的困境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仅仅是技术问题导致的，其背后有着更深更复杂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背景。如果只是着眼于技术改良，并且什么都是用金钱、产量、效率来衡量，其结果就是生产地膜的厂家得到了效益，科研人员得到了效益，种子公司得到了效益，而被牵着鼻子团团转的农民却什么也得不到。
　　安金磊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培育自己的棉花。他告诉我们，以这里的环境、气候和地理条件，只需要15亩大小的土地，加上间隔带，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地上生态区，形成生态区内的小气候。尽管我们无法改变周围环境、降雨情况和大的气候，但是却可以恢复小范围内的生态循环，如果再配以合理的农田设计，就会事半功倍。到这一点，回归到原本自然的方式中来。
　　我知道他走的路是对的，但一定也是艰难的。更感兴趣的是他对待儿子的态度，8年没有买一粒糖果。这对我们教育孩子绝对有指导性意义。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我们到底需要什么。这个国家怎样去达到城市与农村，土地和现代工业发展的和谐？
健康土地上的健康人
　　安金磊曾经说过，作为农民，他很反感“有机”这个词汇。当这两个字开始成为时髦的用语时，也就渐渐失去了灵魂。城市里的有钱人可以开着车到超市中去购买“有机食品”，或是到高档酒店中消费“有机菜”，他们关心的只是一己之健康。而他们过度消耗资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却让整个世界更不健康。事实上，农村的种种疾病正是与城市发展的不健康息息相关。城市人把农村的钱都掏走了，农民只是不断向城市输血，负担日益沉重。结果就是农民被生活压弯了腰，不再有敬畏，对金钱、外部环境不再有抵抗力。城市人则每天都呼吸着被污染的空气，吃着有毒的东西，连最基本的生活问题都解决不了。而这一切最终都会反馈到土地上，变成土地的压力。因此，如果每一个人都只是从这种狭义的健康上来理解“有机”，没有从根本上来反省自己的生活，那么这种“有机”带来的仍然只是虚伪的绿色，反映出来的仍然是人心的贪婪。
　　“有机耕作”不一定不破坏生态环境。商人从其中看到商机，可以任意破坏东北的黑质土壤，挖起几百年来形成的草炭土制成有机肥料出售。吃“有机食品”也不一定能带来健康，如果我们总是处于焦虑之中，总是远离自然、昼夜颠倒的生活着，金丹玉液也不能使我们远离身体日益衰败的境地。
　　安金磊无疑是我从学习中医以后遇到的最健康的人。我知道他的健康绝不仅仅是因为每天都能吃到没有污染的食品。他生活得就像个古人：平常没有事很少外出，生活规律，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种地和读书上；很少看电视，远离声色的诱惑；素食、生活简朴——为了减少过度包装的污染，八年来，他没给自己的儿子买过一粒糖果……
　　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这样的生活是我无论怎样努力，至今也还无法做到的。也只有这样健康的人，拥有健康的身心，才能种出真正健康的作物，保养出真正健康的土地吧。
　　我们一直期望着品尝到富有营养的食品，无奈，化肥，农药，添加剂等始终使我们不安地面对着我们的餐桌。慢慢地，我们几乎尝不出食品原来的味道了。
　　前年，我们结识了中国河北省衡水（中国优质小麦主产区）的一位农友，他自发地进行环保农耕已经有七年了，他对周围的农药，化肥，地膜已经痛心疾首，整日记笔记，在报纸上投稿，向有关专家写信，呼吁我们的生活不要以破坏大自然为代价。但是他遇到的是周围人的冷眼观望，远方人的摇旗呐喊。实际上的进展十分缓慢。
　　去年，他为了让我们品尝到有机面粉的真正味道，将自家留的3000多斤麦子精心清洗，又联系了周围的一家加工厂，说服了工厂主人，能够专门为他加工一批没有添加剂的面粉，并且将周围的环境打扫干净，自己亲自将磨面机里外彻底地进行了清理，又特地买回了纯棉布料，和他的夫人共同为我们缝制了75个袋子，每个袋子里装入40斤面粉，为防止短斤少两，又特地在每个袋子里多装入200克面粉。去年，我们很多人品尝到了面粉的实际味道！
　算起来，我做记者 8
个年头了，这些年，我见证过许多轰动全国甚至世界的事件，走近过许多的人，他们中间有慈善家、改革者，有平民、高官巨富，有文化大师、传奇英雄……
一个个面目鲜明，每个人都可以写一本精彩的书。想来我能与如此之多不同凡响的人士结缘，实是三生有幸。
　如果检点一下，哪个人最触动我的心灵，令我仰慕赞叹？当心头浮现出枣强农民“安金磊”的名字时，连我自己都有些惊奇。
　　认识了安金磊后，我把这个比我小 4 岁的农民称为安先生。
柏林禅寺的方丈明海大和尚曾在讲法中向大家推介安先生，《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国内主流媒体都报道过安先生，一个农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于是今年夏天的一天，我到他居住的偏僻小村庄走了一趟。真是不虚此行， 安 先生的生活思想对于我真如醍醐灌顶。
　以下是我从安先生生活经历中采撷的几个片段，放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安金磊今年 36 岁，曾是他的家乡枣强县 马屯镇 东紫龙 村不多的几个考上大中专院校的年轻人。 14
年前，他从衡水农校毕业，分配到当地一家国营农场当技术员，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在此之前，他一直上学，父母是小商人，家里只有三亩地，没让他干过农活。
　　第一次下地，是到果园里喷除草剂和农药，拧开农药瓶，一股刺鼻的农药味扑面而来，熏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心想，这么大的气味，这得有多大的毒性？果树能受得了？残余在果子上，人吃了会怎样？
这时他又听到附近一家农民遭遇不幸的消息：一个孩子中毒，原因是大人给他弄了块西瓜吃，没想到中了毒。最后化验出原因，西瓜地里使用了过量的呋喃丹（一种杀虫农药）……
　　安金磊经常爱找农场附近村庄的老人们聊天，而老人们说，几十年前，地里有虫子，但很少形成虫害，使用了农药后虫子越来越多，好多虫子都有了抗药性，于是农药越来越毒；使用了化肥和转基因种子，产量是提高了，但粮食和蔬菜越来越没有味道……他们说，现在种地图省事，除草剂、农药一喷，化肥一撒，就等着收庄稼，闲着打麻将、玩，世界上哪有全好的事？全好的事就有大问题！安金磊了解到，农民们使用除草剂和农药、化肥和转基因种子已非常普遍，这些化学产品的确使农产品一时增加了产量。但他注意到滥用化肥农药对土地所造成的伤害——尽管化肥用量在逐年提高，地力却在不断下降。他分析，很大程度上，增产是由于现在有了机井等灌溉设施的结果，是以大量抽取地下水为代价。
从第二年起，安金磊就在自己负责的地块上开始“有机农业”实验，他用鸡粪代替化肥，用翻耕和手拔代替除草剂。当年他的地块上西瓜的品质明显优于使用化肥农药的地块，而且产量也不低，只是他付出的汗水比别人多些。
　　在农场工作了 7 、 8 年，他坚持着有机农业的尝试，但总因为农场是国有的放不开手脚。到 2000
年，机会来了，他的家乡东紫龙村有 40
多亩贫瘠的土地，过去每亩每年只有几元钱还没有人愿意承包，安金磊和妻子张秀双商量好，他们双双辞去了农场的职务，回村包地，他们出的价格是每亩每年
50 元，这让人们认为他们犯了傻。
　　安先生埋头地里的活，很少与村民接触，串门聊天等事情根本谈不上。没有外人来，他和妻子、儿子以及田里的庄稼鸟虫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他平时说话很少，但与远道而来拜访他的专家学者谈论天地人生却辩才无碍。我问他，与村人相处可有矛盾？比如他们见你的土地现在成了良田，有无反悔之意？安先生答，我与虫子都能和谐相处，何况乡亲。如果村里反悔，收回便是，但现在村民们还没有这样的意思。
　　这是题外话，让我们继续看他的故事：
　　中专的同学们许多进城当了干部，对安金磊的举动更不理解，他们认为，安金磊应该想办法进城才是。但安金磊认为，只有自然的、田园的生活才是最健康的生活。
　　早在上高中时，他偶然买到一本庄子的书，喜欢得不得了，充满了和谐思想的传统文化经典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后来他又读到了《齐民要术》、《本草纲目》等中国传统的农业经典，了解了神农、伏羲。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大智慧，那就是尊重、顺应自然规律。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他和妻子张秀双每天 4
点多起床，傍晚看不到手指时收工，村人惊叹着他们的勤劳，也在惊异着他们的做法。
不使用方便省力的化肥，他却从附近藁城等地的养鸡场买来鸡粪；不使用除草剂， 40
多亩地全部用人工除草，而且要留一些以涵养水分；不种整齐化一的单一作物，而是棉花和玉米、芝麻间作；不使用转基因的种子，而是自己筛选培育……
　　农田里的活计因为现代农业技术而变得越来越省力，但安金磊反其道而为之，整日在田里劳作，村人问他累不累，他说，其实我很闲，心闲，和土地在一起，我几乎什么心思都不动。
　　安金磊认为，土地本有一个天然和谐的系统，包括植物、昆虫、鸟类、微生物等等，这个系统越丰富就越稳定。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使用农药，表面上一时除去了虫害，但把一些对庄稼有益的虫也杀死了，比如蚯蚓，在使用农药和除草剂的土地里就很少见，土地就板结了，而机械的深耕也不能使土地恢复原本的松软。不使用除草剂、农药，大量的蚯蚓繁殖起来，它们就成了耕田的帮手。而对昆虫是“害虫”、“益虫”的定义本来就是片面的，比如认为是“害虫”的蝼蛄，它可以起到间苗作用；各种蚂蚁，在深秋时会把草籽收藏起来，作为过冬的食物，而第二年地里就不会闹草荒；一种所谓的“害虫”，恰恰是另一种“害虫”的天敌，只要种类足够繁多，它们相生相克，哪一种都不会形成虫害……
地里间种了芝麻，多种棉虫就会躲避芝麻的气味，旁边种几株玉米，又使它们有了比棉花更好的食物；豆类有固氮菌，会在地里保留天然的氮肥，下一季正好可以种玉米；保留适当的杂草，可以涵养水分……
　　每天凌晨或者夜晚，
安金磊经常在地里，倾听庄稼地里的响动：几十种昆虫，蛐蛐、七星瓢虫、蚂蚱……它们的叫声都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声部；还有庄稼拔节、抽穗的声音，露水的声音，在安金磊听来，都是无比美妙的天籁。另外，每个昆虫的声部都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哪个声部多了或少了，就意味着田里的种植结构该进行适当的调整了。
个秋天过去了，不使用丁点的农药，他的农田里一次也没有像乡人们的地里一样发生严重的虫害。近日，记者来到他的地里观察，看到一片茂盛的庄稼地里，各种熟悉或不熟悉的昆虫都在地里自由地出没，品种繁多，但数量都不是太多。
　　他在这片土地上种植的都是传统的棉花与五谷，他没有种能带来较大经济效益的大棚，他认为大棚是有问题的，一方面病菌会在大棚里大量繁殖，一方面反季节的蔬菜也只有其形，没有其神；另外，最要紧的是，这样的生产方式一刻不停在压榨着土地，而土地，也是需要休息的。在他的眼里，土地也和人一样需要尊重、需要“养、藏”，
每年他用轮作休耕的方式让疲劳的土地休息。
　　他坚持不在地里打手机，怕手机的辐射伤害了禾苗和昆虫。
　　如今，安金磊的田里不但可以见到 60 多种昆虫，还可以见到燕子、老鹰、喜鹊等 16
种鸟，有时还可以见到平原上稀罕的野鸡呢。
　　当地是棉乡，很少有人种植谷子。让乡亲们感觉安金磊怪异的是，每年他都会种一大片谷子，用来招待麻雀，头一年他种了 5
亩谷子，看到有大量的麻雀赶来啄食，他就不收割，等着麻雀们吃，几千只的麻雀都赶到了他的田里，他妻子惊奇地喊，“全镇的麻雀都来了！”整整喂了
17 天，忽然，麻雀们发现了旁边棉田里的虫子，于是开始散落开捉虫，捉了几天虫，都没影了，他最后把麻雀吃剩的谷子收回来，还打了 400
　　今年他种植了 13 亩谷子养麻雀，在谷子 7
分熟时麻雀们就该来了，将有上万只，“全县的麻雀来开会”。他说现在每年秋天看到这么多麻雀赶来也不欢喜了，“他们为了这么一口食物，得飞多远的路，得多辛苦？想想看，它们平日生活的环境该是多么艰难啊！”
　站在他的农田里，他用手拔起一根粗大的野草，几乎有点伤感地对我说：你看，为了打粮食滋养这个身体我们还得伤害这些草，我总在想，人能不能仅依靠喝露水生活啊。
　　我笑了：“餐风饮露，那你就成了神仙了。”
安先生家的伙食很简单，因为我新到，是客人，做了三个菜，一个是土豆用水焯了，加盐，一个是茄子泥，放盐，一个是黄瓜切断，都是他地里的出产。焯菜的水留下来做粥。他说，知道你是居士，好招待。我平常菜里经常不放盐就生吃，也吃不多，我教育孩子吃饭喝水要想着天下还有众多的人和生灵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七分饱就够了。“你们城里人不健康，一个是运动少，劳动是人健康的基本需求；二是你们吃的那些食物没有营养，能量不够，那些大棚蔬菜、转基因食品对人有害。”
饭后，他请我吃院子里的葡萄，很清香，他自己连皮和核一起嚼了吃，他说吃东西这样最好，吃东西最好吃本地的、正常季节出产的，那些远方的水果不要吃它，它运过来，需要多少能源的浪费？
　　后来说起土地上的收益，他说，过去外人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许多记者也是，认为绿色农业带来经济效益是他这里的一个新闻点，不能真正理解他，所以后来不想见媒体。
纯粹有机的生产方式，使他田地里出产的产量略比使用化肥农药的乡民们低一些，但他的棉花粮食品质好，又能获得更好的价格，比如棉花，每斤能比使用农药化肥的多卖一元三四。没有购买农药化肥的成本，计算下来，倒是他的地效益好一些。
但他说，经济效益是最末节的东西。谁能计算出污染一滴水的代价？地里的地力在一年一年恢复，生态系统在好转，这其中的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计算，更重要的是，自然的田园给了人最健康的生活。
　　每年秋天，他会把田里出产的这些最健康的粮食的一部分供养到柏林寺，一部分分寄给各地的朋友，冬天他和妻子要做大量的被套，那些没有农药的干净的被套，他分寄给各地的有自然之心的朋友分享。
　　各地的来访者大多会在他这里住上一段时间，跟他一起下地一起吃饭，临行他都会给他们带一点地里的出产，当然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他常年素食，他认为素食是最健康的，而且一个肉食者对自然的消耗是素食者的10
倍。他没给儿子买过一粒糖果或者冰糕，他认为，即使是糖果冰糕这种非自然的很小的工业产品，也意味着能源和环境的消耗。他认为现代农业一味追求产量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粮食的一大部分都是用来当了生产肉制品和奶的饲料、做了酒、甚至燃料。而这些都是追求产量而使用化肥和农药、需要抽取大量地下水的一个原因，不仅粮食的品质下降，更严重的是，在化肥、农药的使用过程以及生产环节中，对环境和能源的破坏不可估量。追求产业化、市场化的农业意味着品种的整齐化一，意味着对土地更多的压榨，把田园变成车间，使土地丧失了通过轮作休养、多样化耕作的机会，获利的可能仅是商人，对农民、土地则都是一个陷阱。
　　“三口之家，三亩地就可以过上自足的生活，但如果像城里人那样买轿车、楼房，无休止地追求奢华消费，三百亩地也不够。”他认为，改善生活质量和环境的根本是减少欲望。
　　家里没有电视、没有网络，他说这些现代的东西染污心灵。他把 12
岁的儿子送到南方一个朋友那里读国学，计划让他长大了再回来种地。他本人每晚读的书籍也都是古圣先贤的著作。家里不用洗涤剂，使用雨水，废水冲厕所，然后进入沼气池，用沼气做燃料，沼气的废料又成为田里的肥料。很少使用现代的农机，去年
1 万斤棉花，都是他用小车一车车推回来的。
　　村里人也潜移默化地受着他的影响，现在有一些人的瓜果上开始不使用化肥农药，开始使用有机肥，开始拣棉地里的塑料膜。
　　有人偶然把他的生活方式传到了网上，引来了媒体的关注，更多的网友关注他，许多人到东紫龙这个偏僻的村庄来看他，其中知识分子居多，有来考察他有机农业的教授专家，更多的则是出于对他独特生活的好奇。
　　近两年，经常有人来住上一段时间，跟着他一起下地干活。北京大学一名 40
多岁的教授，在他家住了一段时间后，回去就把工作辞了，回老家种地去了。记者在采访安金磊时遇到来自北京的高
先生，高先生带了妻子和儿子来这里住了一段日子了，他今年 39
岁，过去是一家外企的工程师，他说认识了安金磊后才认识到自己过去的工作对自然、对环境是无益的，自己活得也很累，去年回去就把工作辞了，每年带家人来这里住一段，感觉人真的不需要太多，生活是应该用减法的，放慢下来就能看到更美的风景，安先生的思想吸引着我，我们视他为老师。
　　高先生讲，对他触动最大的是，安先生几年前外出坐过一次飞机，当听说飞机起飞得需要几十吨汽油后就再也不坐飞机了，也很少出门了。“我过去每周都要坐飞机出差，住宾馆，后来我住宾馆时，里面的一次性设施一点都不动，保持得还和入住时一样，但这样还感觉不行，我住进去了，脏不脏床单都要洗，对资源环境也是破坏，在这里，我找到了想要的生活。”“这个世界可以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这是甘地的话，与安先生的思想不谋而合。
　　布袋和尚说，手把青秧插满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也许回归本源，才是真正的发展啊，向外的、无休止的所谓“进取、发展”的结局可想而知。
　　肮脏的河流、残破的青山、被染污的心灵和世风，哪一件不是怵目惊心的教材？
这个世界需要安先生，需要这样的生活，这样的表率。
　　从安先生那里回来，我也在思考，我们这些以文字为职业的人，我们是否知道哪些是应该写的，哪些文字会对这个世界产生破坏和脏乱？执笔为文者，可不慎乎？
在安金磊眼里，天地间充满了活泼的生命色彩，他走进棉花田，都要提前和棉花“打招呼”，以免打搅了棉花的安静生活；他尊重事物的本性，他不认为靠化肥农药打造出的高产田就是农业的标准，在这里我想展开一下，在西方世界，“现代化”是一个中性词语；在我们这里，“现代化”几乎就是绝对正确。“现代化”就没有更大的问题吗？“现代化”就是衡量一切的准绳吗？
　　安金磊一家谦逊地面对土地，当都市人为了更多的钱、更大的房子、更好的汽车追逐不已时，安金磊一家想的是：吃饱穿暖就行了，我们需要那么多的“身外之物”吗？难道“身外之物”不正是我们的负担吗？蜗牛天生背着一个外壳，正如人们需要穿衣避寒，蜗牛的外壳是它的庇护所，但是，假如再为蜗牛增加一个庇护所，它弱小的身体还背负得动吗？
　　镜头前的安金磊在面对记者的“知道鸟巢吗”、“知道易中天吗”等问题时，“孤陋寡闻”的他显露出一丝小小的紧张，但是依然掩饰不住他从容平和的生活态度，这时候我想起老子说过的“从容中道”，安金磊显露出了些许此等风范。　　　
　　安金磊依旧讨厌农药的味道，致力于让土地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骄傲的现代人，依旧乘坐在“进步”的快车上，将自然远远地抛在脑后。耗费大量的石油、煤炭和用化肥农药催熟剂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后，再把一车又一车的垃圾填埋进城外的土地，源源不断地将恶臭甚至巨毒的污水排进河流或海洋。
　　也许在更多的现代人看来，安金磊不过是碌碌世俗里的一道闲散风景。他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都和现代生活的“常态”格格不入。到底那一个才是“常态”呢，现代生活“知常”吗？
拜访安金磊
　　国庆前去拜访了一下安金磊，可能是受其感染，回来后就不怎么爱说话了。
　　安金磊家所在的枣强县马屯镇东紫龙村，是一个人口不满200人的小村庄。村子在一条乡间公路的旁边，但是公路并不通到村子里去，所以安静的很。
　　安金磊一家人，包括从外地来的住在他家里的人，说话都轻声慢语。有一个北京来的高老师，以前是“空中飞人”，现在天天和安金磊一起下地摘棉花，摘得很高兴。
　“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里的人都不爱怎么说话”，安金磊说。我说是的。他说，其实，用心感悟就够了。
　　安金磊一家真是非常踏实的人，这是有信仰作为坚持基础的，看得出他对佛学有相当浓厚的兴趣，我没有问他，是否已经皈依了？
　　虽然只在安金磊家待了一天，还是感觉很有收获。“永远不要和别人辩论”，这是我从安金磊那里学到一句话。辩是没有力量的，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
　　有人总结安金磊：“他这个人做的最好的地方就是特别能‘反求诸己’”。“反求诸己”出自〈孟子〉，意思是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会从自己身上找出原因来，并且从自己开始把事情做好。
安金磊：倾注在土地上的行与思(选摘)
　　小安建议他们多种肥料混合使用。他坚信这些没有受到过化学物污染的土地本质上是健康的，很容易恢复地力，提高产量。
　　安金磊不主张搞温室大棚，认为高温高湿的大棚内部环境下细菌会超常繁殖，得不偿失。他认为一年多熟、反季节上市这类做法仅仅从商业盈利出发，虽可得一时之利，却违背了作物的生长规律，对土地，对作物，对消费者，都将构成危害。
　　安金磊注意观察土质，尤其注意虫子活动的痕迹，认为虫子是土壤健康与活力的表征。但在大量施用化肥农药的田里，蚯蚓一类的益虫渐渐绝迹了，加速了土壤的板结。地里适当数量的喇喇蛄可以保证七八成的出苗率，等于帮助农家间苗。蚜虫病害实际上与大量使用化肥有关，含氮量过多的植株蛋白含量高，杆脆，更适合蚜虫的口味。此时再采用过去的草木灰办法对付蚜虫为时已晚。锄草总比喷洒除草剂艰苦，施农家肥总比施化肥劳累。全社会性的浮躁病感染到农民身上，就表现为不愿花力气，得过且过。安金磊路过别人的地时，每次都能看见多年积攒的残留农膜白花花地散落在泥土里，像是沾满痰迹的地面，难看极了。抓起一把土闻闻，是一股呛人的化学药剂的味道。种子稚嫩的幼芽和根系怎能够冲破这样恶劣环境的包围与刺激？即便长大了，又怎能够回报给人类健康的果实？
　　一天，安金磊和妻子手持钢叉正在为鸡粪堆做翻倒腐熟。干得满头大汗的当口，一位骑车路过的老农骗腿下了车，径直走过来，脸上既有不解和新鲜，又透着几分爱怜和赞赏。不过说出话来却是反着的：
　 “化肥多省事，年纪轻轻的卖这份傻力气？”
　 “累是累点儿，可是用着踏实，上到瓜地结的瓜也好吃。”
　　老农听了眼睛里一亮：“种地三分种七分养，这话没人听得进去了。天下没有白吃的馍，化肥‘又省事又高产’，那祸害还在后头呢！你们记住，全好的好事，准不是好事！”好不容易找到一位知音，老人越说越激愤：“他们光说高产了，怎么不说打了多少深井，抽了多少地下水！”
2004年，一场棉花枯黄萎病在这一带大面积发生，多数棉田发病率都在七八成左右，个别的几乎绝产，有人归结为气候原因。但是安金磊的
40多亩棉花地里，总共只出现了几棵病株。以9%的潮度（最低含水量），亩产达到400斤。鲜明的对比还反映在秋白菜地里。这两年有些人家地里的白菜几乎绝收，一棵棵地烂掉。小安家的白菜却是风景这边独好。事到如今，有的来打听从哪里买农家肥，价钱如何。有的问他们这一季浇了几遍水。有的暗中盯着安金磊什么时候浇地才敢浇。据小安观察，近一年来村里开始清理农膜和到藁城买鸡粪的人家各增加了近十户。有机农业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产业化浪潮。从“石油革命”开始以后的数十年来，化肥已经使得土壤板结，通透性差，地力下降，有机成分低，抗病能力弱。产业化对农业的危害远不仅仅表现在化肥与除草剂上。就说种子吧——种子的产业化运行，使得农家购买种子的成本越来越高，经济作物棉花的种子最高一斤能卖到40元之多。听说有的人还在打算通过科学手段把种子搞成不育系，杜绝农家自己育种的任何可能。
　　实际上，只要不是做杂交培育，一般性的提纯、筛选和留种很容易掌握。所以安金磊主张农民学会自己留种，以免受种子商的假种子欺骗和价格压榨。商人压榨农民，农民们只好压榨土地。化肥施用量一加再加，但收成却在下滑！农药使用量一加再加，植物病害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用水量一加再加，水井越打越深。华北地区不可补给的深层地下水已经被采用一半，形成一个巨大的漏斗！普遍的干旱与超深的机井相互助长，恶性循环！
　　农民由于其行业的特殊性，经济危机会直接衍生出生态危机，二者形成更严重的恶性循环。在严酷的经济压力之下，新一代农民普遍视土地为摇钱树。孩子上学，老人看病，给儿子盖房取媳妇，买摩托，全指望着它。日子越紧，“摇”得越狠。
着“摇”着，很多人想到了真正的树——砍树现象严重起来。大道两旁过去茂密的树木几乎已被砍光。远望邻近村落，已经不见了那种绿树掩映的画面，被取而代之的是黄色的房舍。安金磊认为，树木是最涵养水分的，鼓励农民栽种果树有利于减轻干旱，阻止地下水的减少。但是这又涉及国家的粮食生产大计，安金磊的想法难有实现的可能。过去，地头和房前屋后总是要留一些杂草的。现在统统种满了作物。农民也许为此多少缓解了生活的压力，可知却断绝了多少鸟儿的生路！
　　2003年大旱。6月，小安夫妻给棉花地浇水时，忽然发现在棉花地南头，那片旧车辙形成的长条形低洼地里，几千只燕子在抢着喝周边地里渗过来的积水，满满当当地落了一大片！喝饱了的燕子仍不肯离开，有的蘸着水梳洗自己的羽毛，有的在浅水边兴奋地嬉戏。这场景令他们永远难忘。
　　古人说：“质子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安金磊对这件事作了一番设身处地的分析。近年来北方干旱少雨，河湖干涸；农村普遍建起了机井和水塔，农家多数通了“自来水”，旧时的井台已经少见；农民浇地的水里常常溶进了追施的化肥。这就使得鸟类很难寻到喝水的地方。食物来源同样困难。除草剂已经消灭了田间的大部分野草，使得草籽难觅。谷物在这一带少有种植。当地人都发现过去常见的鸟类已经减少了六、七种。燕子的数量也明显减少。为此小安决定每年在地头种些专门用于“赈灾”、不打算收获的谷物。地头保留适量杂草。房顶上、树杈上放一些接雨水喂鸟儿的容器。
　　　倡导这样一种生态伦理观意义重大，因为一个安金磊也许能够为村边的鸟儿减轻饥渴的折磨，但可能挽救这些物种的消失吗？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在全球气温变暖、人口急速增长和自然环境恶化三大趋势作用下，地球上的生物正在经历有史以来第六次大灭绝。在过去的100年里，全世界已有超过1000个品种的家养动物灭绝。如果不采取措施，20年内人类还将失去2000个家畜和家禽品种。目前全球有超过15000种物种濒临灭绝，灭绝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陷阱与希望
　　安金磊明确表示了对现在的产业化、市场化农业前景的担忧。他说，目前的大城市超市中各种商品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但是有哪位消费者想到过自己为此付出的代价呢？超市的运作机制决定了它们必须极力增加商品种类、规格，必须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组织货源，签订供货协议。货品供应必须有长期和稳定的保障，对违反协议者施以重罚。散户农民显然无法适应这样的要求。而大范围的货物调动，势必造成大量的能源消耗，以及包装、仓储、防腐措施等方面的浪费与污染。相比之下，陶渊明式的“田园经济”会让我们的地球保持更长时间的生存条件，为我们的后代保留更多的自然资源。现代人只须舍弃一些高消费和过度的舒适生活，克制一下品尝异地风味食品的欲望，就功在千秋了！
　　产业化主张地区性的单一种植。但是我们古老的农谚说“倒倒茬，顶茬粪”。适当变换种植种类可以减轻土壤养分的片面消耗。间作、轮作则有利于对地力、阳光、二氧化碳的全面利用，也有助于减轻天灾对农民的打击。多样化种植还有利于阻断某种病虫害的大面积扩散。有时即便在自家棉花地里间种几行玉米或芝麻，都可以有效阻止蚜虫的蔓延。安金磊和妻子对此体会很深。与土壤中的复杂体系一样，农业经济的多样化同样是农民不可或缺的法宝。
　　但是，枣强的农民却在年复一年地种棉花，包括安金磊自己。为什么呢？干旱。种粮用水量大，只有棉花可以在不加大用水成本的情况下保证收益。
　　生态问题、经济问题搅在一起，积重难返。事实已经证明，产业化只能使财富加速向少数人集中，让农民和其他弱势群体陷入穷困，让土地变得贫瘠，让资源加速消耗，让地球蒙上阴影。产业化起码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个陷阱！
然而，安金磊的棉花种得虽好，村里却没有人能像他一样去实行。为什么呢？
我们问安金磊，一般来说用可持续的方式来耕作，产量会不会降低呢？
安金磊：产量的高低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味追求高产，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们需要的是能得到一个合理的产量，而合理的标准则应视乎当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条件而订。以这里的小麦为例，华北地区是优质小麦区，但存在着严重缺水的问题。一是本身水资源不太丰富，气候条件又决定降雨多在夏秋两季，春天往往比较干旱。二是人为污染严重，造成流域内有水不能用的尴尬局面。而城市与重工业的发展更加剧了缺水危机，地下水严重超采，不可补给的深层地下水资源被采空了一半以上，形成世界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区。面对这种情况，节水就成为生产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因此小麦每亩700斤的产量就较为合理，而一旦上升到每亩1000斤，需要的投入就会急剧上升，用水量就会大大增加。再有，像种植棉花。理论上可持续耕作是要比常规种植的产量低一些，但是比较稳定。常规种植很容易发生大面积的病虫害，一旦控制不住，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产量可言了。其实最为合理安排是进行多样化种植，既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增加效益，又能防止大面积的病虫害发生，还能让农民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
　　问：但是也有人说，为了解决中国十三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九亿农民不可能全部用可持续的方式来生产，因为比较而言，可持续耕作投入高，效率低，产量少。
　　安金磊：总说中国人地关系紧张，但是耕地还是在各种名目下被不断占用，修路、盖房、搞经济开发区……现有耕地中，28.5%左右的土地都种上了牧草，大量农业种植是去支持养殖业的。据统计，一块可以供养30名素食者的土地，仅能维持1名肉食者的生活。肉类消费不断扩大正在迅速消耗着自然资源。再看看餐厅、食堂、饭店里被倒掉的食物，东西不是不够吃，而是太多了，都被浪费掉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怎样能达到高产，而是怎样能减少浪费，减轻土地的压力，恢复被破坏生态环境，否则总有一天，我们的土地将会寸草不生。可持续耕作才是长远之计，土地越肥沃，她给我们的回馈也会越丰厚。至于相应的投入，在开始阶段是比较多的。像我的这块地原来比较贫瘠，为了改善土质，在有机肥上的花费就比较高，需要的人工也要多出好几倍。但是，一旦生态环境恢复了，基本上就不需要有太多外界的投入，人的参与也会越来越少，那时候，成本反而会降下来，综合来看，比常规耕作的效益还要高。农民的健康、产品的质量也会有所改善。
问：既然如此，为什么村里没有人愿意像你一样用可持续的方式来耕作呢？
安金磊笑了：他们不是不愿意，他们也不想用那么多农药，对于农药、除草剂的危害农民是体会最深刻的人。但是没有办法呀，他们要等钱用。这里人均占有土地面积比较大，平均每户有15到20亩左右，如果用可持续的方式来耕作，肯定种不过来那么多地，会形成草荒。农民左右不了棉花的价格，只能靠多种来维持自己的生活。靠这十几亩地的棉花，每户每年的净收入大概在八千到一万左右，这些钱要用在医疗、教育、房屋修缮和日常的生活中。家里一旦有人得重病，或是有孩子考上大学，那点种地的钱根本就不够用。而且，每年春天，用上一年的余款买了种子、农药、化肥、地膜和除草剂以后，每一家手里剩的现金也就不多了，在收割之前总要靠借钱度日。没有外界的支持，让农民自己一下子转变成可持续耕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想了想，也的确是这样。棉花本来就不是入口的食品，不可能像吃的一样，因为不撒农药，就能多卖出好几倍的价格。更何况国家鼓励的有机农业其实是大规模、高投入型的有机产业，一家一户的农民根本不可能得到有机认证，即便是真用可持续的方式来生产，也得不到承认。不靠多种，还能怎样呢？
　　但是另一方面，安金磊也说，虽然感觉上总是种越多、赚越多，但是产量上来的同时消费能力却变化不大。增产的结果反而导致棉花的收购价格下降了。农民的实际收入其实并没有提高太多。但是，这些都不是农民能够左右的事情，在现有的市场系统中，他们永远都是被动的，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
　　安金磊曾经跟很多农民探讨过这些问题，大部分人都觉得如果能不使用有毒的化学制品种地又能免受病虫害的困扰，同时收入还能满足生活的需求，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但是他们想农民的声音实在太微弱了，自己一个人更是沧海一粟，即使要改变也没有这个能力。
于是，我问安金磊怎么看待有机农业产业化的道路。很多人认为，产业化是有机农业的发展方向，能够将分散的农民集中起，形成规模，而通过产业链也能解决单纯的生产领域内效益低下的问题。
安金磊：农民是应该自己联合起来，面对生活。但是我对现在总说的产业化很反感，这种产业化的最终目的仍然是尽可能创造最大的经济价值，并不是站在农民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产业化发展很可能会使土地集中在拥有权力和金钱的集团或个人手中，农民则成为失去土地的产业工人，对土地没有一点自主权。他们的生存与发展也会过度依赖于市场。产业化道路上，真正得到好处的绝不是农民，也不是消费者，而是控制生产、加工、流通过程的大集团，而农民更是承担着最大的风险。但是，如果农民自己相互合作，运用自己的智慧在单纯的生产领域外去发展一些产业，这样我是赞成的。比如，冬天不一定要种大棚，大家可以利用冬闲的时间发展特色手工艺来贴补家用，农村的妇女们在这上面都是很有天赋的。
　　就像安金磊说的，城市人与农民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农产品，还有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农耕文化，有我们所有人都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农业不仅仅有它的经济功能，更应该有传承文化的功能，有保护自然生态的功能。农民与城市消费者正应该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一起携手来面对问题。
－－－－麻雀做麻雀该做的，小草做小草该做的，青蛙做青蛙该做的，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
－－－－有虫很正常，就让它吃吧，庄稼只要能收个八成就行了。
－－－－不要担心鸭子会吃稻谷，它们吃也有个量。
－－－－蛾子更喜欢玉米，有了玉米就不往棉花上去了；蚜虫不喜欢芝麻的味道，会远远地躲开，棉花也就沾光了。
－－－－钱在大自然里完全用不上。
－－－－种地出汗，是在享受日光浴。
－－－－田间的一切都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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