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最后的工农兵大学生：用麻袋装知识(图)
　　最后的工农兵大学生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一群特殊的高校学生，他们的名字叫工农兵学员。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持续七年的工农兵学员招生成为历史。而1976年的那一届，也就成为了最后的工农兵大学生。本文记述复旦大学中文系7611班的故事，他们当中有插队多年的老红卫兵，有少不更事的小知青，有从部队来的宣传干事，也有高干子弟和工厂的技术骨干。他们承载着那个特殊年代的光荣与骄傲，也背负着因形势变迁带来的种种心理包袱。无论如何，他们是不该被遗忘的终结者与先行者之一。记者 谢海涛 上海报道上篇 在路上多年以后，西藏大学的教师丹巴次仁还记得，30年前他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情景：四号宿舍楼，五角场的小饭馆，话剧《于无声处》……遥远的1976年，22岁的丹巴是西藏师范学院的中文教师。当时，上海和西藏教育系统协商后，确定每年为西藏培养20名少数民族教师。那一年，丹巴在45名选拔同学里，成绩排名第三。12月22日，他和19个藏族老乡一起，从拉萨乘汽车赶往青海，经过三天三夜的跋涉，终于在大雪封山之前，到达格尔木下面的柳原火车站。“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在开往上海的火车上，丹巴迎来了1977年的元旦，广播里放着郭兰英唱的《绣金匾》，唱着唱着，声音里出现了哭腔，带着打倒“四人帮”以后的激动。到上海的那天，是凌晨一点左右，一出车站，看到大街上车水马龙，亮如白昼，丹巴惊奇得不得了。很快有复旦的车子来接，在丹巴感觉既新鲜又疲倦的时候，车子进了校园，四周黑乎乎的，像梦境一样。第二天，在复旦大学和上海市民族委的安排下，丹巴和他的老乡参观了外滩、上海大厦、豫园、国际饭店，一个新世界在他眼里打开了。这是1977年1月。中国刚刚送走了一个特殊年代：在一场“天体崩溃，巨星陨落，大地开裂，苍生离散”的旷古悲剧之后，又忽然走在复生的边缘；几个月前还在“狠批‘三项指示为纲’”的大上海，又忽然是“浦江两岸卷巨澜，万众一心除四害。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上海在前进，形势一片大好。”丹巴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中住进了复旦，等待着他的汉族同学们前来报到。他就要入读的这所大学，这个“林彪、四人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重灾区”(苏步青语)，几个月前“还是硝烟四起的战场，两度炮打张春桥的怒涛卷起，曾使“四人帮”及其余党心惊肉跳，后来，刽子手的鞭打，鹰犬的狂吠，革命的声音暂时沉寂了”。忽然之间，校园里又贴满揭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宣传画，师生们聚会愤怒声讨背叛毛泽东思想篡党夺权的人。由于形势变动，76级的大学生报到一再推迟。一个多月后，丹巴终于等来了第一个汉族同学。很多年以后，他们有个名字：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农场生活1977年1月的一天，在丹巴盼望着他的汉族同学的时候，在江苏生产建设兵团苏北某农场，天还没有亮，某连副指导员林锡琦就上了团部的车，踏上了回家之路。汽车驶过空荡荡的农场，林锡琦忽然觉得心里也空了起来，回头望望黑蒙蒙的天和地，不由得一阵惆怅：大好的青春都留在这里了。1969年3月，16岁的林锡琦和她满怀革命激情的同学们，从江南小城的省重点中学，来到这个荒凉的苏北平原。一到农场，林锡琦就觉得心里也荒了起来。看惯了江南青山绿水的她，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平原，除了麦子的点点绿意，旷野里似乎没有多少生命的气息。所谓连队，就是田野中散布着的一些土坯房。所谓农场，解放前不过是一片芦苇荡，后来劳改犯来到这里，才有了人烟。农场的生活非常艰苦。夏天顶着烈日给棉花打药，给稻田除草；深秋时节，洪水泄掉，在河滩上围起堤坝种麦子，女生用麻袋扛土，男生挖土装土。收工时，常常是一身汗，一身泥。农闲时，知青们自娱自乐，举行诗歌比赛、朗诵会，学毛选，办学习园地。书很少，家里寄来一本高玉宝的小说，还没有看，就被同学拿去，书还回来的时候，已被翻烂了。很多同学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偷偷把家藏的书带来农场，《欧也妮·葛朗台》、《战争与和平》等世界名著开始慢慢地流传。很多书白天不敢看，晚上打着电筒，躲在被窝里看；林锡琦业余生活里看完了范文澜的四本《中国通史》。生活就这样年复一年。那些日子，林锡琦常常想起母校，那个非常好的中学。又想起有一次开班排干部会时，知青们在下面说笑：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人可能都上大学了，都是北大清华的。在林锡琦憧憬大学梦的时候，中国的大学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巨变。早在1966年，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大学的殿堂砸得七零八落。经历了造反、武斗、清查“五·一六”、以及军宣队、工宣队进驻的热闹场面，全中国所有的大专院校沉寂得几乎被人遗忘了。1970年初，全中国的新闻媒体上开始回顾起毛主席日的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这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具体规定：学制为2至3年。学习内容包括“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学生条件为选拔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于是，作为文明与野蛮在那个特殊时期斗争与妥协的产物，“工农兵学员”应运而生。10月15日，国务院向各地发出电报：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这一年，全国首批招收工农兵学员4万余人。肩负着“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神圣使命的工农兵学员，成了时代的宠儿。推荐上大学1973年，推荐上大学已经进行到第四年了。 这一年，国务院批转《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指出：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考试的消息传到农场，有志青年看到了希望。这一年推荐上大学时，林锡琦和三四个排级干部都被推荐上去。这时，连队里召集排级干部开会，说农场的广阔天地需要骨干，干部应该带头留下来。那是一个思想单纯的年代，为了广阔天地，林锡琦放弃了考试。这一年又出了个张铁生，以“白卷英雄”的形象掀起了反考试的潮流。农场里考试成绩最好的人，却没有上成大学。上大学的梦破灭了，生活还是年复一年，农场一直在亏损。似乎知青干活干得越多，亏损就越厉害，林锡琦特别不理解，忽然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怀疑的情绪也在知青中蔓延，辩论像地下的野火一样被点燃：究竟知青下乡是权宜之计，还是做长远打算来培养接班人呢？1976年1月的一天早上，林锡琦正在地里干活，就听到大喇叭里播哀乐，“哎呀，谁去世了呀？”听说是周总理逝世，林锡琦心里慌得不得了：我们国家以后会怎样呢？这一年，农场里的知青已经走了很多，有参军的，有上学的，也有招工回家的。林锡琦在农场已经呆了8年了，她不想参军，也不想进工厂，最想的就是有机会能上大学。这一年的推荐上大学，先是班排推荐，然后是连队推荐，农场组织了相对严格的考试。考试结束以后，团政治部一个知青出身的副主任对林锡琦说，如果没有考试，你可能就比较吃亏。团里有一些本地干部的孩子也大了，到了上学的年龄了……听她一讲，林锡琦心里有了把握：只要考试成绩比他们好，我就能上大学。这年冬天，林锡琦终于拿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话剧的诱惑1977年1月到2月，在林锡琦踏上回乡之路的前后，从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从天津的文化馆，从二炮部队，从安徽的公社，从昆明的文化局，从江西的农场，正有一些青年像林锡琦一样，一路赶车，赶船，从四面八方赶往上海方向，他们身上同样带着一份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入学通知书。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也许林锡琦和她后来的很多同学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坐上的是“工农兵学员”的最后一班车。而在车轮滚滚之间，他们或有着对于过往蹉跎岁月的些许惆怅，而更多的则是身为时代骄子的兴奋，在荒芜年代对知识的渴望，以及终于看到施展抱负机会的豪情。2月的一天，在火车上，宝鸡话剧团团支部书记戴伟激动得一夜没睡。1976年四五月间，听说剧团有推荐上大学的名额时，戴伟高兴坏了。当时他刚从团省委借调回来没几个月，读书的兴头正浓，天天睡在他分管的图书室里，大看特看泰戈尔、西方美学……1970年，戴伟作为中学的文艺骨干，被选拔进了话剧团。由于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戴伟从上学时就尝尽辛苦，对于能进剧团，有碗饭吃，他觉得真是太好了。那个年头，他精神愉快，干劲也足，上午训练，下午排戏，晚上演出，10点的时候，还要到工地去干活，一般都要忙到凌晨一两点。他从做演员开始，很快做到演员队长，并入了党。剧团里讲究又红又专，一专多能，戴伟经常给学员讲课，讲形体，讲表演，讲朗诵，又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谈话剧体会。那时的戴伟很喜欢读书。一进话剧团，他跟着老大哥悄悄背《古文观止》、《孙中山传》，背《共产党宣言》：“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他在练习台词中学习着知识，在读书中获得了乐趣，对书中的美好世界很是向往。但这个世界到底在哪里呢？他又说不清楚。1976年推荐上大学的消息，让戴伟依稀看到那个世界的影子。当时剧团只有一个名额，竞争者有十几个，最后只剩下了他和一个编剧。那一天，复旦的老师到剧团来要人，剧团领导通知戴伟去，他非常高兴。30年后，他还记得当时的场景：也不知深浅，去了就谈东谈西，还说自己年轻，以后还有机会，把名额让给别人吧。当时来招生的复旦老师说：你怎么能放弃了呢？复旦有个话剧团，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演出过《雷雨》、《日出》等多部名剧，洪深、马彦祥等人都和它结过缘分，你去了正好可以发挥特长。最终是话剧打动了戴伟，其后的日子就是等待通知书。1976年底，戴伟既兴奋又有些提心吊胆：“四人帮”都粉碎了，会不会恢复高考？推荐上大学还算不算呢？在望眼欲穿里，通知书来了，戴伟看了又看，还在担心：这到底算不算数啊？那一天，在赶往上海的火车上，兴奋的戴伟把剧团给买的卧铺让给了一个女孩子，自己跑到硬座车厢，和同到上海报到的老乡聊天，天刚亮的时候到了上海。报到的日子虽然一夜没睡，戴伟进校时仍是精神亢奋。接新生的车子刚停下来，就听到敲锣打鼓声，哗啦啦围上来一群人帮助拿行李，一张张热情的脸。校园里到处是接新生的红色横幅，到处是穿蓝灰卡其布中山装的男生，剪着齐耳短发、拖着两条麻花辫的女生。那是上海粉碎“四人帮”的第一个春天。当时的《文汇报》说，“那是一个战斗的，胜利的春天，上海已经成为埋葬“四人帮”的汪洋大海，各条战线热气腾腾，人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新人新事新思想如雨后春笋。一幅走向大治的景象。”春天同样来到了饱经劫难的复旦大学。戴伟到中文系去报到。中文系在一个青砖红窗黑瓦的两层小楼上，八角飞檐，在树阴中若隐若现，面前是一个大草坪，与一座红瓦白墙、庄严肃穆的礼堂遥遥相望。后来，戴伟知道中文系所在小楼名弈柱堂，曾留下过陈望道、郭绍虞、朱东润的足迹，也留下过刘大杰、贾植芳、蒋孔阳、王水照、王运熙的背影……中文系宿舍所在的四号楼是一栋灰白色的四层楼，靠着校园东侧围墙。戴伟到宿舍的时候，房间里已经来了几个同学，大家忙着互相介绍。这时，进来一个人，很是老成和善，一进来就嘘寒问暖。戴伟心想这个老师真是平易近人，后来才知道是上海同学黄有土，他们临时的班长。激动的心情很快变得乱哄哄，很快老乡找上门来，戴伟就跟着到处去转。先是来到了毛主席像前，只见老人家背手遥望，目光深邃；又来到物理系楼前，只见红砖房子，沉稳气派。又来到一条主干道，只见两边都是大纸报，揭批红卫兵组织“孙悟空”的大纸报，挨着批判张春桥女儿的大纸报。很多人围在那里指指点点。戴伟后来知道那条路历史不凡，因为“无产阶级曾在这里开展革命大批判，卷起革命的波澜；资产阶级也曾在这里挂黑板，贴墙报，点起右派复辟的鬼火。在这条路上，斗争是如此尖锐，所以人称‘南京路’”。就在几个月前，“南京路上还在进行着生与死的搏斗，人如潮涌，每个人紧握拳头，瞪着愤怒的双眼，历数走资派的罪行。路旁千万张大纸报，铺天盖地，像一枚枚重磅炸弹，轰炸着资产阶级世袭领地。“(日《文汇报》)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春天已经来了，政治斗争的阴影还没有最后散去。戴伟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只想着如何学习和演戏。他是因为话剧来到了复旦，他不知道他的同学们又为何而来。是属于无心插柳，还是水到渠成？是为了镀金以脱胎换骨，还是因为满怀抱负而叩响求知之门？在那个混乱而又荒唐，人们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年头，不同的人来到复旦，有着不同的机缘；不同的机缘，则折射出了那个年代的种种世相人生。黄浦区图书馆的团支部书记姚国雄，是在放弃了在同龄人中相对较高的工资之后，来上大学的。那一天，全图书馆的三十几个同事，开着一辆大卡车，敲锣打鼓地把她送到了复旦。那是一个属于光荣与梦想的时刻，当年复旦在黄浦区文化局系统只有一个名额。柳州群众艺术馆来的古亦忠坐在宿舍里，还是感觉像做梦一样。1972年高中毕业以后，他一直想着有一天能上大学。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利用起来学习，晚上写诗，用毛笔抄书：唐诗、宋词、莎士比亚全集。1976年，复旦在柳州只有一个招生名额，而文化系统的竞争者有十几个人，本单位里一位实力比他强的老师，柳州歌舞团一个名演员，以及柳州市文化局一些年轻人，都梦想机会能降临在自己头上。古亦忠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当时没有笔试，也没有面试，古亦忠把自己的诗歌给招生的老师看了看，复旦最终选择了他。安徽定远县来的上海知青陈晓东，既激动又有点失望。这个上海向明中学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起在黑龙江插队4年，后来转到安徽。1976年，她已经是大队副书记了。她从小读书好，在农村的时候，不想招工，就是非常想读书。因为母亲是上海医科大学的教授，她非常希望能学医。这一年，公社里已经定下来她到上海二医大去读书。录取通知书到了县里时，她还在大队里忙碌，同宿舍的合肥知青帮她拿了回来，一看却是复旦的。一直到现在，陈晓东还是搞不清楚，当年的一幕到底是怎么回事。命运就这样给她开了个玩笑。很多年后，陈晓东还在想，如果当时有高考，肯定要去考个医科大学。江苏生产建设兵团24团某连指导员范计春，是最后一天才来报到的。他差点与复旦失之交臂。1976年，范计春是个激进的青年，作为连队指导员，他把纪念周总理的活动搞得“登峰造极”。农场查处收缴纪念周总理的诗歌时，他把所有的诗歌保留了下来；支部开大会时，他带头发表反对江青的言论；“四人帮”批判“三项指示为纲”，他在支部会议上表态：“三项指示为纲”就是好。从切身体验出发，他感到“文革”是没有希望的。而在落实“三项指示为纲”精神促进生产的当年，他们连队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丰收，很多知青也是第一次拿到了奖金。范计春的激进行为，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有人向上级做了反映，范计春被领导找去谈话，最后是农场的党委书记才把他保了下来。由于种种原因，1976年推荐上大学时，农场否决了他。“否决就否决吧，我也没有太在意”。30年后的范计春还记得：1977年1月的一天，大雪纷飞，突然团部派人通知他去参加考试。原来是一个被推荐的常州知青，在参加完考试以后，突然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范计春就这样赶上了末班车。那年冬天，在农场两个老师的监考下，他一个人参加了补考，对当时的作文题目至今记忆犹新：从张铁生交白卷谈起。2月，范计春才拿到了通知书。2月25日下午，他和弟弟从南通坐船到了上海。一出十六铺码头，他长出了一口气：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一天，兄弟俩坐公交车到了复旦，找到四号楼宿舍，等安顿下来，天基本上就黑了。来自五湖四海日晚上，四号楼灯火通明，热闹起来，那个后来被称为中文系7611班的76级文学评论专业，55个同学基本上到齐了。55个同学，可谓来自五湖四海。江苏南通江心沙农场来的陈尚君，说话时喜欢引经据典：这个看过吧，那个看过吧，很快就以其旁征博引，得名“老夫子”。这个插队8年，当过四五年生产排长，曾经管过六七十人、六七百亩地，感觉自己像个大地主的老知青，到了复旦很久，还跟人说：农活第一，学问第二。1976年推荐上大学时，他用了5天时间，居然把没有学过的高中数理化课程突击了下来，在农场的考试中名列前茅，因而得以幸运地进了复旦。25岁的庄昌泰是个有着8年工龄，带着43元工资上学的老工人。在上海自行车四厂，他从学徒做到车间生产组长、理论小组的副组长、厂团总支委员、基干民兵排的排长、写作组骨干。他最红的时候，厂里公开写了表扬信：号召全厂青年学习庄昌泰的精神。这个1000多人的中型工厂，从1966年到1976年，符合入学条件的青年多达四五百个，但十年中上大学的，只有他一个。江西省机关出身的李同学，披一件军大衣，一举手一投足，干部的姿态流露无遗，一说话，“这个，那个，嗯”，不久以后，人人都叫他“老干部”。“二炮”来的王同学，穿着军装，两面“红旗”挂着，他是部队的文化干事，又是个诗人，后来在校刊上发表很多诗。贵州省军区文工团的曹顺庆，是背着小提琴来报到的，后来他成为学界名人，学生多得数不过来。一个姓金的女同学，来自意大利。一个姓朱的同学，是某军区副司令的儿子，口气很大，经常有意无意地提起很多人名，又喜欢讨论问题。30年后，班主任袁震宇、王继权、指导员杨竟人回忆7611班时，还是如数家珍：有插队多年的老知青，有具备丰富工作经验的基层干部，有高干子弟，有工厂的技术骨干，有部队的宣传干事，有真正落实推荐精神、经过相对严格入学考试进来的，也有组织指派进来的，开后门进来的。和往届工农兵学员一样，他们的政治面貌较好：全班55人，党员就占24人，团员有26人；文化程度则参差不齐：高中毕业生27人，初中毕业生28人；年龄上也有较大差别：最小的20岁，最大的27岁。比往届工农兵学员幸运的是，他们在长期的知识饥渴之后，赶上了一个好的学习机会，成了那野蛮的年代里有幸接触文明之光的幸运儿，开启了“文革”之后大学的读书风气，虽然在其后的日子里，这种光荣一再被77级的光芒掩盖，被厚重的历史烟尘遮蔽。中篇 我的大学如今，丹巴已经记不清入学典礼、迎新晚会是什么样子，却对第一堂课记忆犹新。那是在老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第一次坐在大学课堂里，同学们都有一种崭新的感觉，丹巴却是紧张得不得了。那天，是一个老师讲写作，丹巴听着听着，手里的笔停下了。一堂课下来，同学们的笔记大多记得密密麻麻，丹巴的笔记本上，只有老师在黑板上的板书。跟不上老师的思路，他心里急得不得了。在丹巴的印象里，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那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前夜，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十年“文革”，复旦大学“700多人受到非法审查，36人非正常死亡，6人被逼疯，还有多人被打成严重伤残”(见《文汇报》日)，作为“四人帮”兴风作浪的重灾区，复旦就在那时开始了艰难的拨乱反正。“用麻袋装知识”副班长陈晓东还能记起那个特殊的年代：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还在继续，大批冤假错案一个一个地平反，文学史上好多作家一个一个被平反，老舍的作品可以讲了，艾青的诗可以讲了。很多在“四人帮”时期被打成毒草的文艺作品，一个一个地恢复原来面貌了。虽然还是工农兵学员，7611班已基本没有了开门办学，没有了学工学农，没有了“批林批孔”，没有了评《红楼梦》、《水浒》，没有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了“三大革命做课堂”。中文系比较系统的课程一一开出来了：现代文学、现代汉语、作家作品、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外国文学，每一门课都要进行正规的考试。好多老师也出来上课了，王水照教《唐代文学史》，陈允吉教选修课《杜甫》，秘燕生教《文学概论》，吴德润教写作，任秀兰教《现代文学》，逐渐恢复的教学让这些有事业心的老师非常兴奋，上课时，热情洋溢，口若悬河。“我到复旦来，就是要用麻袋来装知识的”。7611班的同学人人都憋着一股劲，争分夺秒，誓把被“四人帮”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他们的学习热情比后来的77级有过之而无不及。早晨六点不到，就有人起床去读外语；晚上熄灯以后，还有人在厕所里看书。每天，除了上课，同学们就去图书馆、资料室。图书馆的座位很抢手，图书馆早晨8点开门，不少同学8点5分就坐进去了。30年后的姚国雄还记得，那次去图书馆排队，门一开，人就涌进去了，“哗啦”一下门上的玻璃被挤碎了，把她的脚都扎破了。夏天，教室里没有风扇，为了防蚊子，人人穿着很厚的裤子，汗流浃背了还在埋头苦读。开学没多久，班里举行了文化摸底考试。这个考试把大伙的文化底子都考出来了，部分同学学习很吃力，有人只得了25分，王和平等“老三届”则显示出了不错的学问功底。推荐生中也不乏高手。学习委员陈尚君显示出了他过目不忘的天才。在南通江心沙农场，他碰到了几位喜爱读书的朋友，在繁重的农活之余，居然从外语读到马列，从生物分类读到鲁迅、孔子。到复旦后，他对历史地理、中外作家的熟悉程度，颇使一些老师感到意外。糜雄在农场的时候，除了处理公文、管理档案以外，就是看书；第一次考文学概论，他考了第一名。范计春1969年下农场的时候，背了一箱子哲学书，包括艾思奇的哲学，老版本的辨证唯物主义等，阅读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较好的底子。摸底考试以后，班上读书的风气更浓了。成绩好的同学扬眉吐气，成绩差的则非常自卑。班上有个同学学习困难，一度动过自杀的念头。有一次，她在考试中作弊，班主任找她时，她很痛苦，就说了实话：“自己根本就不能读书！”原来她的姐夫是县教育局局长，姐姐生孩子时候是她帮忙照顾的，作为奖励，姐夫就给了她一个上大学的名额。丹巴还是乐呵呵的，似乎走路时都要翻着跟头，看不出有学习压力。一天早晨，班主任来找丹巴，说隔壁汉语班一个藏族同学夜里跳楼了。丹巴赶到跳楼地点，人已经被抬走了，只看到墙边的花坛里，草木青青。30年后的丹巴回忆说，死者是他在西藏师范学院的老师，1976年跟他一起来复旦学习。她到上海以后，生活不适应，性格也不开朗，学习也跟不上，就一时没有想开。来自77级的冲击1977年下半年的一天，一个消息传到7611班，顿时起了不小的震动。这一年8月12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宣布：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胜利结束。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及《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恢复了。这消息像原子弹爆炸一样，震撼了整个中国大地，立即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似乎是一夜之间，7611班的同学如梦一样被惊醒了：原来他们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了。消息四处流传，压力随之而来。班上有人想退学参加高考，用实力来证明自己；有人思想起了波动：混到哪一天算哪一天吧；有人疑虑重重：我们是不是要作废了？有人百感交集，喜的是国家终于重视教育了，再不会出现白卷书生了，悲的是自己已经不能再去参加高考了。见惯了大风大浪的老知青们倒是泰然自若，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恢复高考，等于是挽救了民族和国家，这是大势所趋。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借助上大学的机会，把该学的学到手。高考终于来了。当年的《文汇报》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12月11日早晨，这是一个多么不寻常的早晨啊，全市人民关注的高校招生将在今天举行，晨曦里，各个试区彩旗招展，人们汇集在试区的门口，急切地盼望着：啊，祖国啊，我们来了，您的儿女们接受您的挑选来了……”这一天，全国570万考生走进关闭10年的高考考场，创下共和国教育史上近30年的最高纪录。转眼就是日，77级入学了。报纸同样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报道：“在热烈庆祝五届人大胜利召开的大喜日子里，本市高校在粉碎“四人帮”后招收的第一届万名新生，肩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重任，满怀豪情地跨进各大学。”又是敲锣打鼓，复旦大学迎来了新同学。那一天，古亦忠陪伴77级广西老乡转校园，看着他们意气风发的样子，他像是看到了分水岭，感觉到了横在面前的两个时代：77级都是通过高考挑选出来的，可谓百里挑一，甚至是千里挑一；而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学员，是在不公平的环境中上大学的。囊括了老三届至新三届，集十年动乱期间的人才于一炉的77级，很快成为时代的宠儿。一入学，他们的教学大纲就变了，76级没有开过的文艺理论、语言学概论等课程，系统地开出来了……整个社会的聚光灯似乎都打在他们身上：77级汉语专业的祝敏申在校庆科学报告会上作学术报告；77级文学专业的董阳声、周惟波、叶小楠创作了历史话剧《诸葛亮》，受到好评……种种的变化让7611班的同学感到有些底气不足，有些自卑，又有些愤愤不平，他们学习比以前更努力了。研究生考试9月，陈尚君考上了研究生，给班上的同学又一次带来震动。还在这一年的1月1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将年的招收研究生工作合并进行，统称为1978级研究生。这是“文革”后第一次招收研究生。消息传开后，学校让各班指导员发现人才，鼓励同学去考研究生。当时讲“不拘一格降人才”，不管什么身份都可以报考，在校生不管几年级都可以报名。指导员杨竟人老师与班级干部分析后，觉得陈尚君知识面很宽，对于学术问题有研究的兴趣，任课老师对他的评价，认为实际水平在“文革”前正规大学生之上，应该可以动员他参加考试。和陈尚君谈后，他很犹豫，觉得自己欠缺的东西很多，没有信心。杨老师和同学们再三鼓励，特别请古代文学教研室的王运熙老师和陈允吉老师推荐，终于让他下定了决心。28年后，当陈尚君已经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唐代文学学者时，还再三谈到往事，觉得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是老师和同学们发现了自己的能力，也改变了人生的道路。从报名到研究生考试，只有两个月时间，时间太紧了。陈尚君至今还记得，当时虽然看过许多书，但古代文学史的专业课还刚开始讲，要讲一年多，考试的内容只有自己突击自学了。在这两个月中，他既要上课，还要准备外语、政治，同时通读了当时能找到的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凡是涉及文学史上的事件、人物、作品、文体等，他都仔细对比各种教材的同异，居然以他的努力，突击弄了个大致清楚。到了考研的现场，他还是非常的紧张，初试是在大礼堂里，上千人考试，仅报考朱东润先生的考生就有90个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文革”期间毕业的老五届大学生，当然也有不知研究生为何事，高考落榜再考研究生的奋发青年。陈尚君说到当时的情景，考卷发下来，他感到蒙了，不是题目难得答不出来，而是简单到他觉得无法发挥应有的水平。大约经过了“文革”动荡，出题的老师对于考生的水平也没有把握，不敢出太深的题目。而他的准备远远超过了要求。怎么办？他选择了小题大做，浅题深做，问题是《秋兴八首》作者是谁，回答杜甫就够了，他却回答了何年在何处杜甫为何作此诗，后人又如何评价。每一道题目都如此，使阅卷的老师大为惊叹。成绩出来，专业第一，总分第二，顺利进入复试。失分在政治题，问长征意义，居然把当时天天讲的新长征忘了。复试时只剩下了六个人，面试在中文系的资料室举行的，由王运熙老师主考，王水照老师记录叫号。轮到他，运熙老师问了许多问题，陈尚君现在只记得一个问题。运熙老师问：“你读了什么中国哲学史？”陈尚君说：“我读了任继愈的三本，第四本没有看过。”运熙老师说：“第四本还没有出来。”这一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6.35万人报考研究生，录取10708人。整个复旦大学，在校生仅有三人考上了研究生，物理、历史、中文各一人。陈尚君因此而被评为当年的上海市三好学生，照片挂到校门口的陈列窗。他的成功，在中文系引起很大的震动，7611班的同学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工农兵大学生也不是没有好样的，陈尚君非常了不起，他为我们班级争了光。”不久，陈尚君搬进了研究生楼，开始跟随朱东润先生研究唐宋文学。他的成功让7611班看到了奋斗的希望。感受文化之光1978年，戴伟很忙，每天一睁开眼睛就离开了宿舍。除了上课，他还在广播台做播音员，在话剧团做学生团长。这一年，历经劫难的中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不同价值观念引起的思想在激荡，在争鸣。7611班的同学在令人振奋的时代里，吸收着思想解放带来的精神营养，也参与创造着丰富的校园文化。初冬的一天，校园里的树叶落了，相辉堂里却是热气腾腾，座无虚席，不时爆发出一阵愤慨声。复旦话剧团正在这里演出“文革”后第一个大戏《于无声处》。舞台上，戴伟扮演玩世不恭的医生何为。只见他衣衫下摆半边塞在裤子里，半边吊在外头，一手捧书本，一手摇着把大蒲扇，穿着拖鞋晃了出来。“我正在研究我们伟大的文艺旗手推荐的世界名著《飘》，这可是最正经，最最正经，最最最正经的大事”。演出结束了，大幕落下，同学们却还是坐在那里，直到演员出来谢幕时，人们才如梦初醒：哦，原来演完了，随后，掌声雷动，掌声中有泪珠闪亮。戴伟卸装回到宿舍，早已看戏回来的丹巴还在嚷嚷着：打死何是非(剧中一个极左分子)，打死何是非。《于无声处》在校园里引起了轰动。多年后的戴伟回忆：这部戏以一景四幕六个人物，生动展现了1976年清明后，10月前的中国社会动荡的历史画面，揭示出“文革”中两代人的命运，显示出民心不可侮，真理一定胜利的发展规律，使人流泪，使人感奋。同学们不仅看戏，还出板报，在“南京路上”一期一期地讨论。一连几天，话剧团的演员和同学们举行座谈，谈戏，谈思想，谈人生。由于在校内的公演大获成功，复旦话剧团被推荐至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剧场公演，一连七场，场场爆满。在戴伟的印象里，1978年的校园，文化讨论就是那样活跃。讲座多了起来，导演、演员、作家纷纷来到学校。校园活动更丰富了。演讲协会每周都有活动，时髦的吉他协会也在招兵买马。很多小说都解禁了。姚国雄是班上的借书员，每次去图书馆都借回二三十本书，再分借给同学。电影也放开了，很多被打成毒草的片子恢复放映，四号楼的二楼有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有好节目时，大家把板凳搬到走廊里看，有时凳子上都站满了人。校园里辩论的气氛很浓，有时一顿午饭足足吃了个把小时，饭凉了，菜冷了，吃饭的人仍在争论不休。早在8月的一天，四号楼的二楼墙报上，贴出了77级中文系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女知青王晓华，在“文革”中受极左思潮的毒害，与被打成“叛徒”的母亲断绝关系9年，待到“文革”结束，母亲的冤案得到平反，自己意识到对不起母亲时，母亲却已永远离开了人世。这篇小说在同学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人大声叫好，也有人批评。于是，围绕着歌颂与暴露问题，搞起了论战，7611班也卷入其中。最后，中文系索性举行了讨论会。那天晚上，在一个容纳四五百人的大教室里，赞美派发言，“哗”，一片掌声；反对派发言，“哗”，又一片掌声。一些老师看着热血沸腾的场面，不仅感慨：已经十多年没有见过这样畅所欲言、自由讨论的景象了。毕业在1980年1979年的冬天到了，7611班即将走完充实而努力的三年。三年前入学时，他们意气风发，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他们承担了那个特殊年代的光荣与骄傲，却没有料到这一份光荣与骄傲，有一天因为风云变幻变成自卑和包袱。这种自卑在部分同学的心里投下了阴影，并在以后的岁月里，成为一种纠缠不休的心结。这种情绪在毕业之际，则引发了一场签名运动。自从77级同学进校以后，部分同学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是有点抬不起头，二是有点不服气。难道工农兵学员真是处理品？我们这些人入学时大多通过了考试，在教学计划之内完成了学习任务，能不能晚毕业一年或半年，把学得不好的课程再学习一下呢？毕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班上的几个同学决定给教育部长蒋南翔写信，给邓小平写信，反映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希望多读一年的心声。他们写好信，挨个宿舍找人签名，又油印后发给上海的其他高校。30年后，一位同学还记得那封信的片段：我们是工农兵学员的最后一班船，也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最早一班车，我们上学，一直认真读书，有些事情是时代的因素……很快，学校领导一级级找同学谈话，指导员马上召集全班同学开会，后来有人听说中央给教育部、各大学都打了电话，要求做好稳定工作。那是一个个性被淹没的时代，又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头，似乎国家要处理的问题太多了，来不及处理一届大学生的历史遗留问题。写信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而更多的同学则早早看出了于事无补，只有到社会的广阔天地里才能证明自己。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一年，历史的列车在高速地奔驰，八十年代就要开始了。11月底，考试结束了，全班同学被召集到一个会议室里，指导员杨竟人宣布了每个人的分配去向。在那个带着计划经济时代特点的分配方案中，全班同学一部分属于“社来社去”，入学前从单位选派出来的，要回原单位；一部分是为文化部代培的，要到文化部；其余同学则要根据各省要人情况进行分配。毕业前一晚，班上举行了盛大的舞会。晚上十点，舞会结束，很多人回到宿舍，继续喝酒，话别。同学三年，难分难解。这一夜，很多人都没有睡好。很多人归心似箭，想到了校园外面广阔的天地。庄昌泰要回自行车四厂，姚国雄要回图书馆。曹顺庆考取了四川大学的研究生，他即将在那里开始后来辉煌的学术生涯。戴伟本来要回陕西，那里有他联系好的西安电影制片厂，最后在学校的挽留下，他留在了复旦，继续着他排戏、组织讲座的生活。四年没回西藏的丹巴也走了，和他的18个老乡一起，那个可怜的跳楼老乡永远留在了上海。在火车上，看着那个叫上海的城市一点一点后退，丹巴突然觉得有点舍不得。来上海之前，他觉得自己很傻，而经过几年的学习，感觉自己就像换了一个人。他回到西藏师范学院继续教书，并很快成为当地有名的青年教师。山西来的老姜也要走了。在一个下着小雨，让人伤感的日子，他去跟贾植芳先生告别。两年前的冬天，他有幸认识了这位渊博、正直，为追求真理不惜付出沉重代价的长者。那年，老姜一有空就泡在系资料室里。中文系的那幢老楼，地板踩上去，咯吱咯吱作响，系资料室外面是阅览室，里面是图书，一排排书架，光线昏暗。冬天的一天，老姜一进资料室的门，就看到一个矮小精瘦的老人在替人找书，说话声音很高，一口汾阳腔。老姜一听就自报家门，说自己也是山西人。后来才知道，老先生就是贾植芳，刚从复旦印刷厂“解放”(摘掉反革命帽子)，回到中文系资料室管理图书。贾植芳先生很喜欢这个学习刻苦的小老乡，两年来，经常让他到家里玩，指点他做人的道理，做学问的方法。7611班快毕业了，老先生又让他考自己的研究生，老姜说自己的外语不好。30年后，老姜还记得老先生当时急切的神情：你考吧，你先考吧。那时，老先生还没有摘掉“胡风分子”的帽子，但已有了彻底平反的兆头。老姜却终于没有考研究生。他分到了山西日报社，后来成为一名好记者，1983年，他凭《一曲反弹琵琶，奏出林茂粮丰》，获得山西第一个“全国好新闻奖”。告别的那一天，老姜从贾家出来，老先生让外甥女打着伞，一直把他送到汽车站。那是一段很长很长的路，冷雨飘飞着，身后熟悉的教工宿舍、远处的复旦校园，似乎都有些模糊了，老姜心里忽然生出无限的留恋，有着淡淡的惆怅，但随即心里又涌起一种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渴望。这是1980年的1月。报纸上说：在伟大的80年代里，我们必将迎来一个工业大放异彩的春天，农业硕果累累的春天，科学百家争鸣的春天，文艺百花齐放的春天。这一年，车轮滚滚，7611班的同学们被一列时代的火车拉向了四面八方，那个以工农兵学员为代表上大学的特殊时期一去不返，一个不再以政治为先导原则的教育模式在他们身后打开，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则向他们迎面撞来。很多年后，班上的一位同学回忆毕业时的心情时，想起了后来的一首歌：“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那时的山噢，那时的水，那时祖国一定很美，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下篇 再相逢很多年过去了。这一天下午，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和夫人走出家门，前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去参加他的新书《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全唐文补编》的发布会。平时乐憨、威猛的陈尚君，今天与往常有点不一样，系着领带，站在嘉宾签到处旁，与前来的专家一一握手，到会的同学形容他像略带羞涩的新郎。先是专家发言。向以善于挑刺而少假青眼著称的学者朱维铮，从史家的专业角度谈道，陈尚君敢用《册府元龟》，首称大胆，而辨析考证不乏精微，又足见其小心。《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此后不但是研治五代十国者首选参考书，亦为史家必备书目。王水照先生讲到《旧五代史新辑会证》700万字，无一字无来历。孙猛教授说，《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应该成为我们的第“二十六史”。专家发言之后，陈尚君讲了五句话：感谢学校，感谢出版社，感谢老师，感谢朋友，感谢家人。他的眼睛湿润了。两部书，二十年板凳，二十年勤苦，二十年心血。也许，那一刻，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陈尚君的心情。中国人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而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镜面”是模糊不清的。陈尚君奋战11年，终于完成了“擦镜”工作，他重辑《旧五代史》，篇幅浩帙，让数百年来一直残缺遗漏的五代史首次露出全貌。11年时间里他在海内外收集、梳理各类古籍，引用到的古籍达400多种，而在重辑《旧五代史》之前，他已整理出120万字的《全唐诗补编》、400余万字的《全唐文补编》。很多年来，他在那个连窗台上都堆满了书的工作间里，“一边听着音乐，一边整理古籍”，旁边是垒成一垛垛铺开的资料。在整个八十年代初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整个学术风气中重理论、轻考据，很少人愿意做枯燥乏味而又辛苦异常的文献工作。他敢于坚持学术信念，勇敢地承担他人认为凭一己之力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能几乎完美地完成。为了专心学术，2001年，他辞掉担任了近4年的中文系主任职务，基本不参加学术活动，不回复朋友来信，专心于五代史的研究。他说，五代近100年时间里，他可以排出每天发生的事情。1977年入学时，仅有初中一年级文化水平的老夫子，已经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1986年洛阳唐代文学讨论会上，学界前辈程千帆先生凌晨到他的房间专门去看他，认为他研究杜甫的论文说清楚了自己早年曾做过的课题，前途无量；网络上则有称他为辑佚学“乾嘉之后第一人”的评价。据说朱东润先生晚年曾对中文系老师谈到陈尚君：“他今后一定会给复旦带来光荣！”在复旦百年盛典前夕，这句话得到了印证。工农兵学员的荣光在陈尚君学术声望如日中天以前，他远在四川的同学——当年贵州省军区文工团乐队的曹顺庆——也已经著作等身，成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国家级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带头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论学会副会长，美国康乃尔大学、哈佛大学、台湾南华大学的访问学者、客座教授。曾有作家概括“工农兵学员性格”：一般都能吃苦，工作卖力，上进心强，总是自强不息。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对政治比较感兴趣，这些人搞科研、搞业务很难成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而在7611班，一个工农兵学员班里，却同时出现了两位学术达到国内顶尖水平的人物，不能不令人惊奇。25年过去，那些当初在野蛮的年代里有幸接触文明之光的幸运儿，在毕业之后，知不足而后学，靠拼搏精神与强烈的上进心，用事实和成就来证实了自己的存在价值。在陈尚君为新书落泪的这一天——日，复旦已在准备后天的百年庆典。“八千里路云和月，一百年间风兼雨”，光华楼里，高朋满座；相辉堂前，胜友如云。庆典之际，似乎正是学子来归的好时候。这一天，像25年前一样，从广西，从湖北，从江西，正有一些人赶往上海，就像那首歌里唱的那样：“来不及等待来不及沉醉，年轻的心迎着太阳，一同把那希望去追，我们和心愿心愿再一次约会，让光阴见证让岁月体会，我们是否无怨无悔，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他们各自的路日这一天，人民日报记者古亦忠带着送给同学的石玩和酒，坐上了柳州开往上海的火车。他还是老样子，脸宽宽的，头发卷卷的，岁月似乎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工农兵学员”的身份曾让他郁闷。毕业后，他回到柳州群众艺术馆做文学编辑，很想沉下心来从事文学创作。有一阵子，他想考研，一举摘掉“工农兵学员”这顶帽子。后来，他冷静想了一下：我是问心无愧啊，推荐上大学，第一是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信任我，我也没有走后门；我能上大学，是因为存在那样一个政策环境啊。第二，那是一段历史，我也用不着回避，也无法回避，一个连历史都不能正视的人，又会有谁看得起呢，又凭什么看得起呢？第三，一个人在世上，最重要的不是大学文凭，只要你能做出成绩就行了。1984年，广西日报在柳州招一个记者，当时竞争的人很多，古亦忠是唯一的工农兵学员，但最后就是他被选中了。这让古亦忠非常感动，他觉得：只要你努力工作，别人就会接纳你。在广西日报，古亦忠干活从来不谈条件，从不讨价还价。1986年4月，他结婚的前几天，还在中越边境采访，结婚后，在家里呆了几天就又走了。在中越边境，他白天采访，晚上在战壕里，打着手电筒采写稿子，旁边跟着保护他的部队战士……1997年，他调入人民日报华南分社。日，他从柳州驱车直奔南丹，临走时，他跟几个朋友托孤：万一我出了事情，关心一下我的孩子——那时，他的孩子不到14岁(他儿子今年考取了复旦大学，父子成为校友)。他与人民日报几位记者一起参与了震惊全国的南丹矿难的报道，及时把南丹矿难的真相报告给党中央国务院，揭开了南丹矿难黑暗的一幕。当时，古亦忠是人民日报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记者，一夜之间成了“名记”。回首往事，古亦忠非常感慨：事实上，无论在柳州市群众艺术馆，还是在广西日报，以及现在的人民日报华南分社，报社一直都非常赞赏他，作为骨干来使用，同事羡慕地说：“复旦毕业的”，而且每次工作调动，原来的单位都极力挽留，。像古亦忠一样，当年“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来哪去”的分配方针，曾让一些同学别无选择，只能回到原来的文化馆、工厂，而曾经的工作环境和渴望的用武之地，又总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偏差。他们中一些人不甘沉沦，不断在社会上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也改变着世人对于“工农兵学员”的看法。日这一天，庄昌泰还在民进上海市委宣传部处理着日常事务。毕业后，他怀着 “我能上大学，确实是党和人民给的”感恩之心，又回到自行车四厂，在厂工会搞宣传等工作，一干5年，却发现在工厂里似乎只需要技术攻关，不需要唐诗宋词。他决定要出来。这时厂里新造的住宅楼已经封顶了，他的工龄已满18年了。庄昌泰还是决定要走。1985年9月的一天，庄昌泰在《新民晚报》看到一则招聘广告，不禁眼睛一亮：呵，八个党派市委机关联合招聘！嘿，民进市委！当年，社会招聘还是个新事物，庄昌泰却从这个饱受争议的字眼里，看到了机会。1986年，他来到民进上海市委上班。与古亦忠、庄昌泰们不停地寻找人生位置不同的是，那些当初分配到合适岗位的同学，则牢牢抓住了机遇，在那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潮里，发挥着自己的知识优势。日这一天，南通江海晚报总编辑范计春还在报社值班。1980年，范计春分到了文化部党校，在理论教研室搞文艺理论。当时的党校校长王乔是中共党史、军事党史的权威，副校长方诗是当时中国的四大军事记者之一，都对他非常赏识。范计春那时胆子大，很快就编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当前文艺理论和美术理论的争鸣现状》，梳理了拨乱反正时期美学理论及流派争论的问题。在一个暑期研讨会上，他和余秋雨等人决定编一套艺术理论丛书，首先从艺术特征论开始，然后是流派论，风格论等。作为整套书的总筹划，范计春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工作。1982年，40万字的《艺术特征论》正式出版，该书第一次系统全面地将雕塑、绘画、戏剧各门类的艺术特点，进行了点评似的串连，对于“文革”后人们重新认识艺术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快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正当范计春踌躇满志，准备操作这套丛书的其余四本时，一件偶然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老家南通，他刚出生的孩子被查出患有重病。在爱人调京未果之后，范计春决定回南通。尽管文化部党校校长一再挽留，1982年底，他还是回到南通，进了南通日报社工作，后来参与江海晚报社创刊，从记者一直干到总编辑……乐莫乐兮旧同窗日，上海航天宾馆从上午起就热闹起来。一个又一个的同学先后赶来，老同学相见，似乎有片刻的陌生，但随即叫出他(她)的名字。“名字叫得出来吧？”“猜猜我是谁？”房间里不时爆发出一阵笑声。这是1980年毕业以来，7611班的第一次大规模聚会。复旦复旦兮，廿年已逝。上海同学姚国雄、陈晓东在大厅里接待各路同学。大家握手，寒暄，读书的日子好像还在昨天。喜欢摄影的姚国雄，后来从黄浦区图书馆调至华东政法学院，负责起了电教工作，拍过电视剧、记录片。陈晓东毕业分配到了复旦分校中文系当老师，一直到1988年，她想换一种生活。因为父亲解放前就是地下党、老报人，她非常喜欢报纸这个行当，就调到一家报社做国际副刊的编辑。1990年她出了国，1991年8月回国，就到了一家大学出版社工作。古亦忠带着他的石玩和酒来了。戴伟也来了。戴伟不做话剧已经很多年。毕业留校以后，他在复旦宣传部负责话剧团、广播台工作。1995年，他去了美国，到索罗门文化公司去做访问学者，后来去了好莱坞帝国娱乐公司，做华语片的编导工作。2001年底，他回国加盟一家文化公司，如今在长城脚下筹建亚洲最大的蜡像馆。“老干部”举手投足还是和当年一样，他成了南方某省直属工委的领导，可谓实至名归。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任向阳，如今成了上海松江区的副区长，因为出国考察没能赶来聚会。指导员杨竟人老师也来了，陈尚君也来了，带着一车的校庆礼品。这一天，上海航天局宣传部部长承经中，作为东道主，安排同学们参观了航天科技展览。与当年相比，他头发少多了，同学都说他为航天事业费尽心血。过去的岁月里，他作为上海航天局火箭卫星等型号实验队负责思想保障工作的人员，多次带队奔赴西昌、太原、酒泉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了近几十年来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参与了“神五”、“神六”等飞船发射的宣传报道工作。当天晚上，宴开五桌。那一晚，在范计春的印象里，大伙一开始似乎有些拘谨。似乎25年生活的重量，在一瞬间压在了饭桌上。环顾四周，有的白了发，有的秃了头，岁月无情，毕业时还是风华正茂，再回首已是中年之身。而随着酒杯的举起，拘谨很快被打破，“老干部”还是老干部，“阿泰”还是阿泰，同学之间的原始本色很快展现出来。范计春似乎永远是聚会的活跃人物，脱口秀层出不穷。平时不喝酒的戴伟，看到每一个老师、同学时都很激动，酒过三巡就把自己喝醉了。那一晚，同学之间没有了大小、高低，没有了局长、书记与职员、商人的身份差别，只有友情！只有思念，只有对往事的追忆。“旦复旦兮，东方奇葩，桃李芬芳，香飘天下。”日，复旦百岁。这一天，校园里到处是鲜花彩旗，欢声笑语，到处是身着校名衫的校友重温旧时足迹。7611班的三十几个同学走在校园里，复旦的角角落落似乎都在诉说着当年。又见老图书馆、相辉堂，时过境迁，那些楼都显得老了；又见四号楼，楼道里堆着杂物，旁边是新盖的三星级卿云楼，愈显其荒凉。这一天，在相机此起彼伏的“咔嚓”声里，7611班的同学人人活在记忆里，又活在欢乐的现实中。25年过去了，“工农兵学员”这个词似乎在世间消失了很久，它当初加之于同学身上的痕迹，随着时代的大潮不断冲刷，也似乎已荡然无存。这一班的同学，也像任何一群从一个宏大符号下解放出来的个体一样，仅仅作为鲜活的个体，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以自身的道德、能力证明着自己。其中有辉煌，有洒脱，也有艰辛。而在若有若无之间，“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还是在一些人的心里，留下了不能承受之重，依然有人困扰于“工农兵学员”的心结，在时代的浪潮里起起伏伏，或自甘隐匿，或自甘随俗。这一天，班上一位没有赴会的南方同学，看着报上复旦校庆的消息，心潮起伏起来：谈起复旦，我有一种很激动的感觉。但我们这些人，这些年是尽量把自己藏起来，工农兵大学生这个帽子，到现在还在心里留下阴影，时不时刺激你一下。当年选拔干部，很多地方都有限制使用的规定，很多人对我说，搞个研究生学历也不难，交点钱就行了。我说算了吧。现在我们年纪大了，就拼命想在人生价值上实现一些，其他很多事情就认命了。这一天，北方某省也有一位同学因为会务缠身，无奈退掉了飞往上海的机票。多年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也让他感触颇多。1980年，他毕业后去了省城一家党报，做了两年编辑、两年记者。这一年，某地级市一位领导看中了他，要调他去当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报社不想放他走，两个副总找他谈话：你不想做记者可以做编辑，报社对你不薄，而且发展势头很好，希望你能留下工作。但宣传部副部长的诱惑实在太大，26岁就给你个处级干部，到了那样的岗位上，可能对社会对国家做出的贡献更大。那一年，他这样想。由于报社迟迟不放人，半年后他的档案才到那个地级市。不料当时机构改革刚刚结束，该市职位全部安排完了，他被安排到临近的地区做对台办副主任。这是1984年。在对台办这个岗位上，他负责对外宣传工作，呆了整整八年。这期间，他连续几年受省委宣传部、省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表彰，立过三等功，出过《扇子史话》、《东方瑰宝——悬空寺》两本书。一直到1992年，他调任行署副秘书长，分管科教文卫工作。1997年，他从副秘书长岗位，到了下属县做正处级的副书记。1998年，他反省自己走过的路：这么多年，自己兢兢业业，辛辛苦苦，有基层工作经验，也有机关工作经验，立功、受奖的证书一大摞，为什么升迁这么难？那一年，他想到了自己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这个身份让他产生了原罪感：以往职务升迁的时候，领导一听是复旦毕业的，非常感兴趣，但一听是工农兵学员，就打了折扣。他想到了考研究生，来脱掉那层皮，就参加了中科院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班。当时，市里参加“脱皮”班的人很多，包括当地的市委副书记、县委书记等。2002年，他回到市里的一个局做局长。到现在快50岁了，也还是个处级干部，他感慨命运的安排，但心态又很平和：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回顾多年的路，他想：工农兵学员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这些人是无罪的。他们本来应该发展得更好，也可以发展得更好。先行者和终结者25年过去了，世间大浪淘沙，百舸争流，世人关于“工农兵学员”话题的感慨，似乎一直是若隐若现。也许诚如那位当年的同学所言，这一代人本来可以发展得更好。他们先是在十年浩劫中错过了最好的读书机会，又在拨乱反正之后错过了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虽然和“批林批孔”时代的工农兵学员不同，他们在校时经过了较为正规的学习，毕业后却被一视同仁，背上了历史造成的不大不小的包袱。他们做出的成绩很少被提及，他们存在的意义总是被忽略，他们的“大普”学历一再被放大，他们曾经被有意无意地和“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张铁生式人物画上等号。而历史是不该忘记的，工农兵学员做出的成绩同样不容抹杀。在那个改革开放的20世纪八十年代，各项事业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之时，“文革”前“十七年”培养的老大学生已远远不敷需要，而“文革”后的新大学生还需要在实践中磨炼，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和先后毕业的百万工农兵大学生，在科研生产等岗位的第一线，顽强地胜任了自己的岗位。光荣的八十年代同样属于他们。历史，永远是一笔财富，不管是令人心酸的还是带来荣耀的，而要得到这笔财富，其前提之一就是正视它。劫难需要记住，生活则需要感恩。对于一个时代来说是这样，对于具体的个人同样如此。“唯文凭论”和“唯血统论”，注定要被时代的潮流涤荡，“工农兵学员”的心理阴影也终归要烟消云散，一个个当初或宏大或渺小的词语标签，注定要被活在当下的一个个有血有肉，用奋斗来证明自我的个人所取代。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生活方式的多元化，这个社会也正在提供着越来越丰富的价值评判体系。班上一个张姓女生的人生道路，似乎对此做出了注解：毕业以后，她在北京、美国来回走，朋友圈子里不知道她有没有上过大学，她说，从前写小说，现在写电视剧，做的都是白纸黑字的工作，不需要评什么职称；在国外时，也是自由撰稿，凭手艺挣钱，从不曾意识到自己是“工农兵学员”。这个社会是公平的，一个人该放在什么位置，就会在什么位置。25年只是一瞬间，7611班的同学如今已是人到中年；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他们的子女已逐渐走上了生活的舞台。在这个价值开放、文化多元的时代，“工农兵学员”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也许只是有如天方夜谭。或许，有一天，他们会问起自己的父母年轻时的事，会问起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是什么意思？这一代人的存在价值何在？也许，这个问题会让古亦忠回首往事：他们代表一个时代的终结。他们成长在两个时代的交替过程，鲜明地烙印着两个时代的特征。前一个时代的光荣与骄傲，成为后一个时代的自卑与包袱。后一个时代的自卑与包袱，让一部分人隐匿，一部分人自甘随俗，一部分人知不足而后学，在最初的屈辱中奋起，在各自领域里闯出一方天地。也许，这个问题会让范计春想起30年前，那个百废待兴的早晨：他坐在台阶上念英语，80多岁的中文系主任朱东润先生看到了，非常激动，拿起拐杖往地上一敲，啧啧称赞：好啊，好啊。也许会让他想起老师从前说的话：76级是最幸运的一届，承上启下的一届，从这一届开始，教育制度对以前工农兵学员的做法做了彻底的否定。76级的意义也许就在于，他们是中国恢复“文革”以前教育制度的先行者。也许，这个问题会让人们感慨：在历史厚重的烟云之下，他们原来是那个拨乱反正的年代里，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先行者和终结者。（实习生王帅对该稿也有贡献）鸣谢：复旦大学袁震宇、王继权、杨竟人、骆玉明、陈尚君诸位先生，华东政法学院姚国雄女士、江海晚报社范计春先生那些工农兵学员们李银河1952年生于北京，1968年插队内蒙兵团，后转插于山西沁县。1974年根据各方面综合表现，李银河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山西大学历史系读书。毕业后，分配进《光明日报》社。1980年，在偶然接触霍尔斯曼和社会学之后，发现兴趣所在，先后取得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和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成为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9年曾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五十位最有影响的人之一”。贾平凹贾平凹，当代作家，陕西丹凤人。1972年，初恋情人将上大学的名额让给了他，贾平凹得以从水利工地被推荐进西北大学中文系，成为工农兵学员。“如果没有那次机会，我可能现在还是农民。”1975年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陕西省出版社文艺编辑、《长安》文学月刊编辑。1982年后从事专业创作。任中国作协理事、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等职。他的每部作品都会掀起一股浪潮，从最初的《废都》到《高老庄》，再到《病相报告》，都是火热至极。梁晓声梁晓声，著名“知青作家”。祖籍山东省荣城县。初中毕业后，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被推荐上复旦大学中文系，成为工农兵学员。并据此写出自传体小说《我的大学》。1977年毕业之后，被分配至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任编辑。十年中曾任编辑、编剧；1988年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2002年调至北京语言大学任中文系教授。自1984年以来，其名字一直被收在美、英、澳三国《世界名人录》中。王石1951年王石出生于广西柳州一军人世家。1973年从部队复员。为了能上大学，王石选择做一名辛苦的锅炉大修工，终于在1974年被推荐到兰州铁道学院给水排水专业。大学三年期间，他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和英语，培养了跟别人不一样的思维方式。正因如此，在分配到广州之后，毅然下海到深圳，打造了中国第一房地产品牌万科。如今，王石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家的个性化代表，地产业大亨，中国人登顶珠峰的最大年龄纪录创造者。敬一丹1955年生于哈尔滨，初中毕业后在小兴安岭度过了5年的知青生活，1976年入北京广播学院学习，成为末代工农兵学员，原本喜欢法律的她阴差阳错地读了播音专业。毕业后，任黑龙江电台播音员，后回母校读研究生并留校任教。现任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东方时空》节目主持人。连续获得3届“全国十佳电视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现任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主持人节目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广播学院兼职教授，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孙玉玺1951年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初一时赶上“文革”，在黑河地区的长水河农场下乡5年。1973年，作为知青生产连队连长的孙玉玺成了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英语，1978年毕业后，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继续学习国际关系。1979年学成归来进入外交部。先后在法国、韩国等大使馆担任重要职务，后于1998年任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副司长，在2002年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期间，出版有关阿富汗战后情况——《山国采风》一书。从2005年开始担任中国驻印度大使至今。马德马德，齐齐哈尔市人，原绥化市委书记。1970年10月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同年12月入党。毕业后，他相继担任黑龙江省革委会工交办秘书处秘书、省纪委办公室秘书、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等工作。2000年2月任绥化市委书记。经查，马德在任职期间，卖官鬻爵，索贿受贿，数额高达603万元。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卖官案。2005年北京市二中院最终以受贿罪一审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心理包袱张铁生1973年，因为一封写给“尊敬的领导”的信，张铁生成了“文革”时期家喻户晓的“白卷英雄”，也因此赢得了“四人帮”的称赞，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人大常委。1975年8月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日，法院公审张铁生反革命案件，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91年，41岁的张铁生刑满获释，1995年跟合伙人成立公司，目前净资产过亿元、拥有17家子公司。（来源：南都周刊）
来自：&&&《》
更多精彩，关注微信号：360doc
馆友评论（0）
您好，请&&或者&&后再进行评论
合作登录：
(window.slotbydup = window.slotbydup || []).push({
container: s,
id: 'u1442766',
scale: '20.3',
display: 'inlay-f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