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长恨水流东—王安忆《长恨歌》品读&欧娟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讲诉的是一个旧日上海小姐王琦瑶的生活故事。王琦瑶的传奇一生重复的是一个关于女人红颜薄命的古老寓言，这一女性的悲剧命运正是作者极力阐释的主题深意：女人的一生是一首绵远的悲曲，充满着“错错错”式的长恨。王安忆以王琦瑶的情感人生为书写线索，在三个层面上展开叙述，展现了女性隐秘的内心情感世界。由此，女人命运的永恒悲剧在王琦瑶落败荒谬的人世经历中得到了彰显与体现。
&&&&&&&&&&&&&&&&&　　&&&&&&&&&&&&&&&&&&&&&&
一、上海弄堂的永恒爱痛
流言，闺阁，鸽子等组成了上海弄堂最为日常的情景，发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弄堂里的故事富有传奇色彩，而对于王琦瑶来说，那故事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满足好奇心的一次片厂参观后，王琦瑶一生的命运在此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正处于少女时期的她对此是懵懂而无意识的，也就是那次偶然上镜头的经历使她结识了她生命中的第一个男性程先生。为她拍照的程先生看到了她身上美的潜质，并力举她成为了风光一时的“上海小姐”，这一荣誉也为她日后得到政治要人李主任的青睐作下铺垫。依照世俗的观念，王琦瑶在深情的程先生与代表权力的李主任之间！择了后者，这一！择是现实而实惠的，因为李主任更能给她带来安逸的生活，而程先生却只能给她情感的慰藉。尚属少女的王琦瑶第一次做出成人式的！择，她更愿意过一种世俗而实际的生活，因为这来得更安稳更舒适。也正是这一！择决定了她此后的悲剧性命运的开始，自此她像一只金丝鸟一样被李主任关闭在笼中，爱丽丝公寓就是一个奢华的鸟笼，王琦瑶在里面享受富贵的同时也丧失了自由。李主任倏忽即来，瞬间即去，他的光顾成了王琦瑶每日的等待。青春的韶华在寂寞的守候中一日日逝去，女人的生命也在对男人的依附中失去意义。如果没有政治的重大变故，王琦瑶最终也可能会落得一个红颜薄命的悲剧结局，但那样的悲剧重复的是中国最古老的故事传统，而现在她的李先生因为面临巨大的政治事故而在匆忙的奔波中殒命于一场空难，她也就匆匆地结束了自己的少女时代和爱丽丝公寓的外室生涯，成为了革命时代局促窘迫的避难者。这一爱痛交加的深刻体验是王琦瑶一生永恒的眷恋。上海弄堂的末世繁华给予了王琦瑶少女时期的辉煌与幸福，尽管这一繁华终究逃不脱衰败的结局，但它毕竟是显赫一时的，王琦瑶达到了生命辉煌的顶点。经历了生离死别的爱痛，当上海结束了它的末世繁华时，王琦瑶也就注定了是一个生错了时代的美人，像一个走错了房间或坐错了车的过客，她的一生注定要在“错过”的尴尬中度过。
&&&&&&&&&&&&&&&&&&&　　&&&&&&&&&&&&&&&&&&&
二、邬桥乡下的短暂温馨
　　宁静优美的邬桥乡下是抚慰心灵创伤的好地方，深入骨髓的爱与痛使王琦瑶必须依靠这淳美的自然来平息她心中的风暴。在江南水乡，她遇见了书生阿二，这是一个有着炽热之心的纯真少年，他对上海的向往使他对从上海来的王琦瑶充满了幻想，他觉得他找到了他生命中的理想，这代表着上海精魂的城市姑娘使阿二激情勃发，王琦瑶也第一次感觉到了纯真的感情。他们经历了一场更像恋爱的恋爱，炽热的阿二的心唤起了王琦瑶城市的旧梦与新梦。但是她的内心从来没有忘记和离开过城市这个地方，邬桥乡下只是她躲避战乱与恢复内心的居所，她终有一日还是要离开乡下回归城市的。已经不是少女时代“上海三小姐”的王琦瑶有着太复杂的人生经历，而涉世未深的阿二注定不会真正了解她，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而只是在风雨的间隙里共处屋檐下的路人，短暂相识，风雨过后很快便匆匆告别，他们要分别寻找各自的梦，回到旧梦或追逐新梦。那邬桥乡下的短暂温馨更像一支梦里水乡的温情挽歌抚慰着两颗落寞的心灵，哀叹着一个无奈的事实。
　　&&&&&&&&&&&&&&&&&&&&&&&&&&&&&&&&&&&&&&&&&&&&&
&三、平安里内的荒诞浪漫
修复了内心的王琦瑶又回到了她的原点，平安里的生活使这个曾经惊诧一时的美女注定只有“蛰居”于地下了。然而这市民的上海仍然能够容纳下她，靠着给人打针的微薄收入，她居然还能够隐姓埋名地生存下来，并经营出自己的那个小小的地下沙龙。浮着热气的下午茶，熟客和牌友的围炉夜话使他们只管紧紧抓着这片刻的平安与欢愉，哪管平安里外的天翻地覆。在这个阶段，她经历了和旧人物康明逊还有混血儿萨沙之间不无荒唐的“爱情”。康明逊带有上海典型的小开精神，中看不中用。在新的社会里，王琦瑶与“遗少”康明逊的恋情是一种无望的爱情。两个“旧人”为了快要逝去的青春在尚可苟且的环境里做着情爱的挣扎，却最终因康明逊的怯弱而草草收场。他们生下的私生女使康明逊暴露了他逃避责任的卑微心态，被抓来当替罪羊的萨沙也是不值得信任的，王琦瑶独自一人承担着名誉的毁损带着渐渐长大的女儿进入了她的晚年生活时期。
　　“老克腊”的出现给王琦瑶的晚年生活带来了迟到的夕阳恋情。老克腊是怀旧的新人，王琦瑶却是新时代的遗老，旧上海的风情成了两个人共同的心理幻象。在这场错位的忘年恋中，有怀旧癖的老克腊爱的是虚拟的王琦瑶，他把王琦瑶当成上海滩一件特别的古董老货来对待，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虚拟情爱”，双方都爱的不真实。阅历丰富的王琦瑶识破了老克腊的叶公好龙式的错位爱情，但她仍然像一个老情人迁就一个年轻的情人那样迁就老克腊，这其实是一个真实的旧人迁就一个虚幻的唯美的怀旧崇拜者，即使这种迁就也引发了主人公的破釜沉舟。王琦瑶最后拿出的那一匣连女儿也从未能得享的金条去讨小情人的欢心，却使得老克腊仓惶地夺门而逃。这个象征着失去历史时代的病态自觉的人物在和王琦瑶这个衰老的女人的交欢过程中感到了沮丧和恶心，失去审美距离的深切接触使他看到了回归历史之路的肮脏可怖，他也以逃避的方式终结了这场荒诞的浪漫。
　　回顾王琦瑶的情感经历，可以看到这位上海小姐的一生是与各种男性结下了不解之缘的。她因程先生而辉煌，因李主任而安逸，因阿二而激情重唤，因康明逊而度过了平淡中有乐趣的中年生活，到了晚年，则因老克腊而排遣了一些寂寞，但这些男性无一给她终生的安稳，都只是她生命中的过客，她与他们的爱恋是虚幻的，随波逐流的和毫无意义的，即使是老克腊这个貌似坚定的怀旧恋爱分子出场，他的行动的脆弱，无聊，敏感和无法克服的错位欲望不过再次证实了这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爱情和荒诞的浪漫。过了一生，到最后王琦瑶才明白所有的男人都是靠不住的，他们一个个在关键的时候背弃而去，落荒而逃，虽不是道德上的背信弃义，但也是责任上的临阵脱逃，他们缺乏强大的力量和勇气来承担他们应负的责任。他们虽有些自觉理亏，但最终又能心安理得地甩手而去，留给王琦瑶的只是无奈与失望。这就是成千上万个王琦瑶们共同的悲剧命运，她们把一生的幸福与希望寄托到男性身上，但孱弱的男人们并不具备她们可以依赖的精神力量，对旧式生活的惯性依恋使她们重复着女人红颜薄命的一生。所谓美的本身就是一场错误。幻想美丽更是一场无法躲过的悲剧。这是人世的败落，也是美的败落。还是小说中饱经世故的外婆有着独特的见解：“长得好其实是骗人的，又骗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长得好，自己要不知道还好，几年一过，也就蒙混过去了。可偏偏是在上海那地方，都是争着抢着告诉你，唯恐你不知道，所以不仅是自己骗自己，还是齐打伙地骗你，让你以为花好月圆，长聚不散。”
　　王琦瑶的一生记载和书写了一个女人落败和荒谬的人生悲剧，人生长恨水流东，女性的悲剧命运在《长恨歌》里得到了最好的注解.
&&&&&&&&&&&&&&&&&&&&&&&&&&&&&&&&&&&&&&&&&&&&&&&&&&&
上穷碧落下黄泉& 两处茫茫皆不见
&&&&&&&&&&&&&&&&&&&&&&&&&&&&&&&&&&&&&&&&&&&&&&&&&&&&&&&&&&&&&&&&&&&&&&&&&&&&&&&&&&&&&&
——《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悲剧探索
[摘要]王安忆在《长恨歌》中通过“日常化”的感情视角，絮絮叨叨地展现了滚滚红尘中王琦瑶琐碎悲惨的一生。她沉浸在旧上海繁华梦中不愿醒，一生坎坎坷坷，理想与现实充满了落差，感情世界更是患得患失，五花八门的男人一一网织了这位上海末代小姐的悲剧命运。同时强烈的宿命感和对人物在命运面前无可奈何的悲悯，显示了作者对生命深切的感悟和人生痛苦和悲凉的深谙，同时也体现出了作者对现代社会普遍人群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历史的反思。
在当代的女作家群中，王安忆是被认为视野开阔，能够驾驭多种生活经验和文学题材的作家之一。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历了《富萍》、《小鲍庄》、《乌托邦诗篇》之后，王安忆自觉在形而上的“精神之塔”中漂浮得太久了，便降落到了最最行而下的都市滚滚红尘，并选择了辗转沉浮于人情世故中的上海女性心灵作为她人生探索之旅的出发点。于是，一出“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长恨歌》上演了：王琦瑶作为接受过新思想的小资产阶级新女性，却选择了一条古老惯性的旧女性道路——心甘情愿地被男人包养、玩弄、遗弃，死心塌地地重复了一个“红颜薄命”的悲剧故事。
&&&&&&&&&&&&&&&&&&&&&&&&&&&&&&&&&&&&&&&&&&&&&&&&&&&&&&&&&&
一、悲剧的眼光
王安忆曾说：“我觉得好的作品就像一座房子，里边房间再多，线索却是简单的，我们只要找到了一扇主要的门，这房门一旦打开，我们就会顺利地走遍了所有的房间，并且发现所有的房间其实是连成一体的”。在《长恨歌》中，我们不难发现王琦瑶悲剧的一生正是这样一扇能走向所有房间的“门”，也是开启所有房间“门”的钥匙。作者透过“日常化”的感情视角，不厌其烦地叙述了王琦瑶——十里洋场上一个典型的弄堂女儿冗长琐碎的一生悲剧：由美丽纯情的学生到风光无限的“沪上淑媛”、三小姐，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旧社会遗老；由阴涩萌动的弄堂到奢华艳极的爱丽丝公寓，再到平淡质朴的平安里；由叱咤一时的国民党要员外室到不能负责的康明逊情人，再到与老克腊的畸形黄昏恋……最终碧落在长脚那双看似阔绰却肮脏的手上，落得个凄凉的晚景。虽然如此的结局早在作品开头片厂里的那一幕预演了，但它真的来临时，我还是感到了震惊产生了怜悯，领悟了“强烈的宿命感是王安忆笔下无一例外的精神物质”。
综观王琦瑶悲欢起落饱经沧桑的一生，其大多是漂泊在“世俗化”的日常琐碎中，除了一时的“沪上淑媛”风光，短暂的“三小姐”光环和转瞬的李主任外室。因为在王安忆看来：“我是个写小说的，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我不想在小说里描绘重大的历史事件，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当表现日常生活”。所以喋喋不休的下午茶，漫无边际的围炉夜话，无休无止的舞会，流言，鸽子等等充斥全篇。我们耳染目渲了滚滚红尘里极尽繁华背后的阴暗角落里城市女性的身影。当虚荣逝去，繁华不再，我们看到百孔千疮的城市里，这个女人仍在都市情欲堆中打滚。她一生在命运的巨手中挣扎浮沉，忙忙碌碌，作为“类”的代表她是一个城市女性的影子和代言人，她的故事实际上是一座城市的故事，她的悲剧实际上是整座城市的悲剧。因为“城市使女性再生，女性又对城市进行新的阐释，城市与女性是水乳交融的，合而为一的”。一个城市的“边缘人”能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地看世事的云起云舒，却客观上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出悲剧的主角，相信作者是有意为之的。作为一个表现现代人命运的悲剧，作者将眼光投向了普通人，并将对人生悲剧性的认识落实到日常“小故事”、“小历史”中，为时代提供了不可代替的历史记忆。“悲剧眼光的根本或要义首先在于从深处提出一切问题中最初（最后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关于生存的问题。生存的意义在那里？悲剧的眼光将人看作寻根问底的探索者，赤裸裸的，无依无靠。孤零零的面对着他自己天性中和来自外界的种种神秘和恶魔的势力，还面对着受难和死亡这些无可避免的事实。”这种眼光，无疑使得人物更加的丰满，悲剧更加震撼和具有感染力。
&&&&&&&&&&&&&&&&&&&&&&&&&&&&&&&&&&&&&&&&&&&&&&&&&&&&&&&&&&&&&&&
二、悲剧的凸现
王琦瑶坎坷的一生，跨越了40年代到80年代，理想与现实充满了落差，理智与情感冲突激烈。其差强人意的情感经历，验证了乌那穆诺的那句名言：“在世界上，最富有悲剧性格的是爱。爱是幻想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她与各色各样男人之间的情感纠葛，贯穿其终生。她的悲剧也是通过这些男人凸现出来的，国民党政要李主任、矢志不渝的程先生，懦弱无能的康明逊，追忆怀旧的老克腊……一一网织了这位上海末代小姐的悲剧命运。
&&&&&&&&&&&&&&&&&&&
&&&&&&&&&&&&&&&&&&&&&&&&&&&&&&&&&&&&&&&&&&&&&&&
李主任这个身居各路要津的国民党政要一登场，就把小说推向了一个高潮，并由此改变了王琦瑶的一生。然而其短暂的客串，留给王琦瑶更多的是一生“绵绵无绝期”悲剧的开始。他一手将闺阁中骚动的少女，力捧为上海滩的“三小姐”，风靡一时；将一颗弄堂里不安分的心，迁入了穷奢极侈的爱丽丝公寓并冠冕堂皇地成为他的外室。命运的改变总是来得那么的不露声色，从人间一下到了天堂，从默默无闻到名声大燥，从冷冷清清的闺阁到众星捧月般的爱丽丝“金丝雀”。王琦瑶应该是欣然的，也是乐此不彼的。因为“上海的小姐们就是与众不同的，她们和她们的父兄一样，渴望出人头地，有着名利心，而且行动积极”，她骨子里就充满了那种不安分守己，向往大上海繁华的虚荣心。
金屋藏娇的王琦瑶如果说在爱丽丝公寓有什么乐趣的话那就是“等”了，除了等李主任她别无它干。她就好象是李主任的一份“公文”，随时随地地准备着李主任来盖章签收。虽然李主任是行踪缥缈，来去无定，但她还是愿意为他守侯。毕竟，在她看来李主任是“大世界”里的人，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终身的，只有李主任才能对“小世界”里的她负责。然而“李主任这样的风云生涯，外人只知道李主任身居要职，却不知高处不胜寒。各种矛盾的焦点都在他的身上，层层叠叠。最外一层有国与国间；里一层是党与党间；再一层派与派系；芯子里，还有个人与个人的。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牵一发动千钧。外人只知道李主任重要，却不知道就是这样重要，把他变成了活靶子来瞄准。李主任是在舞台上生活的人，是政治的舞台，反复无常，明的暗的，台上台下的都要防”。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局里，李主任是连自己的命运都负责不了的，自己都要小心翼翼地躲躲闪闪于乱世中，他又怎么可能为别人的命运负责呢？“他明白再怎么的不可一世，人都是握在一个巨手中，随时可成齑粉，这只手就叫命运”，在这“巨手”面前，他也是有心无力爱莫能助的。不久，国民党的失败，一场空难就让他落下帷幕了。从此，王琦瑶开始了她飘零落泊的下半生。
王琦瑶把自己的一生心甘情愿地交给一台政治机器——李主任，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素来不关心政治的闺阁少女，与政治应该是绝缘的至少是保持一定距离的，在弄堂里茶余饭后当作流言传播一下就算了，那是不能涉足的，更不能把身家性命都押上。因为女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且是都不能回头的，但王琦瑶却践踏了这条潜规则，想用政治上的优势来互补自己，实现自己，那注定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虽然她曾经是风光过，可留下的更多是无尽的蹉跎，无限的悲歌。王琦瑶与李主任相爱本来就是政治使然，是一出政治上的悲剧。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来自大小两个不同的世界，是不可能在一起的。况且李主任只是为了释放政治上的压力而已，对王琦瑶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真爱。在他眼里“女人是一点政治都没有的，即使是勾心斗角，也是游戏式的，带着孩童气的，是人生的娱乐。……女人是那么的不重要，给人轻松的心情，与生死无关，是人生的风景”。但王琦瑶却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紧紧不放，对李主任充满了幻想，根本抵抗不了繁荣都市的诱惑。倘若不是旧上海的解放，国民党政治势力的消退，或许她的“三小姐”梦还能长久些，然而政治的转瞬无常又岂会为你一位末代小姐驻足停留呢？以至于像李主任这么重要的政客，都得隐姓埋名求得苟存，直到寿终正寝时，作者才勉强给了他一个张秉良的名分。何况弄堂里不知轻重的一个王琦瑶！
&&&&&&&&&&&&&&&&&&&&&&&&&&&&&&&&&&&&&&&&&&&&&&&&&&&&&&&&&&&&&&&&&&&&&&&&&&
如果说王琦瑶能够成为爱丽丝公寓里的“金丝雀”得益于李主任的宠爱，那么追根朔源，其能一翅冲天走出幽怨的弄堂，程先生其实是最功不可末的。他用娴熟的摄影技术，独到的审美眼光，使王琦瑶在上海小姐决赛中力压群芳，惊艳全场。他一生默默地爱着王琦瑶，并且不要求任何的回报。可悲的是他如此坚贞的爱情换来的甚至是到死都没有牵过王琦瑶的手。
“一个先生两个小姐是一九四六年最通常的恋爱团体，悲剧喜剧就都从中诞生，真理和谬误也是从中诞生”。程先生的几次出场都是处于这样一种尴尬的“三角局面”。首先，作为王琦瑶的好朋友，蒋丽莉她主动出击，大胆直露的行动成为了他们之间的第一道阑珊。其次，李主任的粉墨登场，更是一下子聚焦了王琦瑶所有的眼光,使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冷淡。事隔十二年后，当他再度出现在身怀六甲的王琦瑶面前时，让我们记起了原来“还有一个程先生”，也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旧情复发的端倪。然而当他与风流倜傥，油腔滑嘴的康明逊相比时，自己都觉得自惭形秽，底气不足，认为自己已经是落伍的旧人，再也没有能力为王琦瑶的幸福负责了。为了保留王琦瑶在其心目中的完美形象，他们的再度相遇几乎是以吃为主的，他已不敢有什么想法了，在一起也只是只谈风月不谈情，琐碎地聊着街头的风景和弄堂里的传闻，享受着闺阁里的麻将和瓜子，消磨着闷闷的午后和白炽灯的夜晚，全是消磨时光。程先生虽然频频出入平安里，但从来没有在王琦瑶那里过夜，坐得再晚也是一个回家，以致那晚喝醉了面对着几乎是等了大半辈子的“第一步”，可他怎么也跨不出来，觉得虽是近在咫尺却好象远在天涯，许多事情是强求不得的。
在1960年这个最饥荒的年代，程先生陪王琦瑶“吃”了过来；在她未婚先孕的浪尖上，程先生惯看弄堂非议，坦然面对世俗的城墙，让她分娩……这样一个只顾给予，不计回报的男人，却始终进不了她的心。在她心中程先生永远是整匹布里的边角料，“退一万步，最后还有个程先生；万事无成，最后也还有个程先生。总之，程先生是个垫底的”。究竟是有缘无份还是人为的无可奈何呢？王琦瑶踏着程先生这个“底”，高瞻远瞩，寻寻觅觅，以为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殊不知，飘零辗转于弄堂里，穿梭流连于舞会上，她要找的幸福却缥缈不知所踪。其实她要找的幸福就在脚下，而她却视而不见不予珍惜。程先生与王琦瑶多像“五四”文学中启蒙者和他的启蒙对象之间的关系，结果是启蒙对象离开了启蒙者，真的是悲哀！在程先生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所处的尴尬局面和迷惘处境，他们是为时代所遗弃的，爱情、事业都处于一种双重失意的地位。或许是为了报服王琦瑶的狂傲自大，又或许是为了程先生的早日解脱吧！程先生成为1966年那场“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批自杀的人。程先生的死与屈原一样：“屈原悲剧的文化性不在于死，而在于通过死的面临把我的在世的情感提高到一个空前深刻的高度”。程先生的死不在于自己，而是以此来加深王琦瑶的悲剧，真正可怜的是王琦瑶。因为她的“底”彻底破了，她的人生注定只能在深渊泥泞里挣扎，悲剧还要继续下去。
&&&&&&&&&&&&&&&&&&&&&&&&&&&&&&&&&&&&&&&&&&&&&&&&&&&&&&&&&&&&&&&&&&&&&&&&&&&&&&&
李主任的灰飞云散，使王琦瑶这只“金丝雀”挣脱了樊笼，飞入了平安里三十九号这条寻常陌巷做起了护士的生计，过着寒素避世的生活。然而不甘寂寞的她，对上海繁华生活的追慕始终没有停止，并很快与富家公子康明逊传出了不明不白的风流韵事。然而作为家庭正宗的花花公子与上个时代的“寡妇”是永远没有机缘结合在一起的。他们都“不幸生在一个缺口上，那是无望看到满起来的日子”。王琦瑶与康明逊因对旧梦的怀念而同病相怜地走在一起,当这个旧社会的遗老由最初的牌友到“捉迷藏”似的谈心，再到卿卿我我的同居时，我们似乎看到了王琦瑶终于找到停泊的港湾了，然而“悲剧命运就是悲剧人物的全部可能性的充分实现在戏剧的发展过程中人的可能性的实现逐渐展现出来，而终于落得一场空”。结果，康明逊知道了王琦瑶的前尘旧事，并在王琦瑶怀孕的关头上不负责任地跑了，让王琦瑶背负了未婚有女的沉重包袱。
尽管王琦瑶与康明逊在一起不再去想将来那些渺茫的事，尽管“他们也不再想夫妻名分的事，夫妻名分说到底是为了别人，他们都是为了自己”，可到头来终究一切还是成了泡影。他们鸯梦难圆的爱情悲剧，已经不是先前认识不足造成的失误了，而是由于社会习俗及其人物的软弱性格造成的社会悲剧。因为康明逊是二房所生，平日在家都要战战兢兢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来回周旋在大房与二房之间。这样一个连自己的亲妈都要叫二妈的人，我们能指望他什么呢？怪不得他会说：“什么事情我都没有办法。”作为家庭的正宗代表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他在家里根本没有地位与能力可以允许他娶王琦瑶为妻，想当薇薇的父亲那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而跨入新中国的王琦瑶，此时其头上那顶“三小姐”冠环已经使她成为旧时代的标签，为现代社会所遗弃，同时也是老派代表康家老头子反对的焦点。她幻想康明逊会把事情闹得不可收场，希望事情有个转机能够维持这段暧昧的关系。然而他根本没有挣扎的底气和力量，他性格上的软弱和不负责正是缺乏经济上的独立和支持。王安忆在此巧妙地将中国的社会悲剧和西方的性格悲剧糅合在一起，深深地撼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王琦瑶一次次与幸福擦肩而过，屡屡受到命运之神的捉弄，怒其不争的同时也充满了哀其不幸。
&&&&&&&&&&&&&&&&&&&&&&&&&&&&&&&&&&&&&&&&&&&&&&&&&&&&&&&&&&&&&&&&&&&&&&&&&&&
老年的王琦瑶恰逢碰上了改革开放的早班车，旧上海的繁华梦又焕发出诱惑力，她大有卷土重来之势，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频频出入各种舞会，旧衣新穿追赶着时尚的潮流，俨然当起了年轻一代的人生导师。结果吸引了一批粗鄙腐烂的三教九流之徒，更与老克腊演绎了一段畸形的“黄昏恋”。老克腊与王琦瑶的悲剧因缘而起，因缘而散。对上海四十年代的繁华与锦绣的向往是两人结合的基础，他们的关系开始就潜藏着一些悲剧因素：“王琦瑶再是美丽，终是美人迟暮；老克腊再是崇尚四十年前，心还是一颗现在的心”，他承受不起真实，他是新时代的人虽然怀念过去，却永远不可能回到过去，终究还是要向前看的。
王琦瑶晚年将感情破釜沉舟，不能自拔地沉湎于与老克腊走钢丝般的调情中，以至于后来面对着失去老克腊的危险，她最后拿出一匣连女儿都未能得享的“西班牙雕花的桃花木盒”，甚至要亮出里面的货色，哭诉着哀求老克腊再陪她几年，想以此来换取老克腊的回心转意，但她如此倾其所有非但不能留住老克腊，反使他仓皇地夺门而逃。一贯谨慎聪敏的王琦瑶对感情很少主动出击，这次竟然失态到如此的地步，究其原因如果不是受到时间的逼迫，无法直视晚景的凄凉，她决不会有如此反常的举动。或许她已经觉察漂泊的无奈了，或许她已经从前面几个男人身上吸取到教训了，又或许她早已是疲惫不堪了。岁月无情的变迁，她已经是满脸沧桑，加上女儿的离开更是使她无依无靠了。所以在行将老去的时光威胁下，她不得不铤而走险，在上海旧梦无可挽回的破碎中下意识地进行自我的拯救和奋力的挣扎。王安忆在一份访谈录中提到《荒山之恋》时说：“我觉得，爱情其实不是两个人决定的，是由两个人的命运决定的，关键不在甲和乙，而在于今天的甲和乙相遇可能相爱，我特别强调促成爱情的时间性和地点性”。王琦瑶与老克腊相距有四分之一个世纪，完全是错了时辰乱了节拍的，缺乏“爱情的时间性和地点性”，所以他们只能是在错误时间和错误地点（新上海）发生的一场错误认识罢了。在这里，命运的悲剧冲突的形式之一：人与自然力量之间的冲突，可以理解为时间的无情。无情的时间，加上年龄的差异注定了他们是有缘相聚无缘厮守。
&&&&&&&&&&&&&&&&&&&&
三、悲剧的意义
王琦瑶在情与爱的泥淖中结束了一生，在与男人的感情漩涡中凋零消逝。王安忆甚至不吝笔墨渲染了大量宿命色彩，让她一生注定要在错过与尴尬中度过。王琦瑶情感跌宕凄惨落泊的一生，似乎是失败的，但我们不应该以成败定人。因为“亚里士多德坚持说，悲剧人物既不应该是坏人，也不应当是圣人，而是有过失的好人”，毕竟王琦瑶这个“有过失的好人”本身就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悲剧意义。
首先，表现了王安忆对现代社会普遍人群的人文关怀。王琦瑶作为远离时代主潮，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妇女成为作者的主笔，本身就说明了作者对下层平民的普遍关注和深切的同情。在《长恨歌》里也透露出了作者对王琦瑶的赞赏，作为处于命运砧板上的“鱼肉”她一直没有放弃,一直在阐释着生命的真谛：活着。她把生活的细末琐事处理得游刃有余，随遇而安，甚至表现出了一些比男人更加有韧性的态度，坚守住了自己心灵的家园。例如：康明逊得知王琦瑶怀孕，竟然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而她则一个人勇敢坚强地承担下来，独自抚养大了女儿薇薇；“文革”中程先生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杀，可王琦瑶则一个人凭着她女性的坚忍，保护了自己和女儿……因此，有人说《长恨歌》通过质询女性身份的迷失，演绎女性悲剧宿命轮回，从而思考女性的性别境界和生命体现，是在为女性的性别本位恢复而呐喊，是一本“女性主义文学”。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因为王安忆曾在《我是女性主义者吗？》一文中已经很明确否认了这个问题，她一直都不满意世人给她贴上的“女性主义和上海”这两个标签,认为那是人们对她作品的狭隘理解。尽管在作品中几乎所有的男性都遭遇到了流放的厄运，遇难的遇难，自杀的自杀，逃脱的逃脱，但作者并没有对他们进行鞭挞或指责，反而对他们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不能自我表示了无可奈何和怜悯。之所以构建这样一个女性世界王安忆说：“就是因为审美，因为女性比男性更有审美价值。因为对我们写小说的来说，决定写这个不写那个，就看他们哪一个更能进入小说。男性走上社会舞台比较早，他们简单。女性可能是情感的动物，更丰富，有内涵”。王琦瑶是一个“类”，代言着整座城市甚至所有平民，在这里其实体现了作者那种对现代社会里普遍人群的人文关怀，包括男人和女人，表达了王安忆对生命存在的思考。没有对生命价值的虔诚与关怀，她决不会有如此深刻的悲剧体验，也不会做到“用心理学家的眼光、科学家的耐性、宗教的热诚，依照严密的逻辑推索下去，忘记了自我，化为故事中的角色，陪他们笑，陪他们哭”，化为生命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
其次，体现了王安忆对社会历史的反思。90年代当许多作家津津有味地在重写波澜壮阔的文学史文学时，王安忆独辟蹊径谱写了《长恨歌》这出“后伤痕文学”，无疑把黄浦江边沉浸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都市男女当头一棒。作者苦心经营的王琦瑶一生悲惨的情感纠缠，无非是想通过“悲剧快感”来唤起人们对社会历史的反思。在《长恨歌》中作者有意淡化了历史背景，只是隐隐的偶尔提到了几个年月，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反“右倾”……都是轻描淡写。然而虽是轻轻带过的一笔，却每一次都深深地触动了王琦瑶的命运，可见她的悲剧根源其实与社会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王琦瑶只是那个时代受戕害的千千万万中的一个，王安忆重现这段历史，是因为她明白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正视，也应该给那一代人一个应有的说法，而不应该像一些人那样想方设法地掩盖那段历史，并且还要从中吸取教训，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王安忆作为亲身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青，深深体悟了那个时代在她们身上留给下的烙印。所以她以此来呼吁更多的人来反思那段心伤的历史，关心在那段历史中受苦受难的人们。进入了90年代改革开放后，作者目睹了在西方商品经济冲击下，人们已经迷失了自我沉醉在享乐中，对社会历史早已经抛却脑后了。所以王安忆不得不以历史的形式来时时提醒人们进行反思。
&&&&&&&&&&&&&&&&&&&&&&&&&&&&&&&&&&&&&&&&&&&&&&&&&&&&&&&&&&&&&&&&&&&&&&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说：“悲剧用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的和充满欢乐的”。王安忆因对生命的深切感悟，深谙人生的痛苦和悲凉而对同类产生了悲悯情怀，从而浓墨塑造了王琦瑶的悲剧一生。它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悲剧本身经由人的反思和超越就有可能进入新的可能，这就是王琦瑶悲剧所蕴涵的根本意义。王安忆想牺牲一个王琦瑶来换取所有人的幸福，充分显示了作者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价值关怀也是她对人生和命运的悲剧性的感受和沉思。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