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原四川省自贡市政协副主席）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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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日—日），四川（今市县）人，李喜夫、李平叔，许子美、王浩然、王逸民、吕森；1928年加入，任梁山县委组织委员；在革命战争年代，担任四川三路游击队三大队政委、河东中心县委书记、城南区区委书记、川东（康）特委秘书长、川北工委书记、专署文教科副科长、十八军民运部副部长等职务；成立后，任四川省市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省临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省轻工业厅干部学校校长等职务；“”时期遭遇，1969年被下放，中共后，恢复，担任四川省、自贡市政协副等职，1983年12月去世，享年80岁。[1]别&&&&名曾用名李喜夫，化名许子美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汉族出生地四川梁山县（今重庆梁平县）逝世日期日职&&&&业原四川省志编委委员毕业院校国立武昌大学信&&&&仰共产主义
李维（），清二十九年（1903年）10月出生于（今重庆）。
曾在、国立武汉中山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就读；民国16年（1927年）参加革命，民国17年5月在梁山县加入，先后担任支委会宣教委员，梁山县西南区委书记；民国18年任梁山县委组织部长；民国19年在梁山和部分地区组织武装斗争，成立四川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参加前敌委员会，任第三大队政委。
民国20年，李维转移至北平市，秘密从事党的工作。先后担任私立民国大学支部书记，北平师范大学学生支部书记；民国21年，在山西运城第二师范学校任教，不久担任河东中心县委书记；民国22年又先后担任北平西城区委宣教委员、北平委书记；民国26年9月，李维赴陕北解放区，任安吴堡青训班主任、大队指导员；年底赴延安学习；民国27年3月，李维被派回四川梁山县；同年10月，担任特委秘书长。
民国28年4月，李维调任中心县委书记。他将中心县委的主要工作摆在巩固组织上，以开展党员训练班的方式培训党员骨干；先后建立了县委、特支、支部；同年9月，李维到长宁城厢、梅硐等地，清理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旧部，改组长宁支部为中共长宁特支；李维在宜工作时期，使宜宾中心县委的党员人数达到550人；民国29年5月，李维调任川康特委秘书长；民国30年夏，李维担任川北工委书记；民国31年3月，南方局撤销了川北工委，让李维以南方局特派员名义继续负责；民国35年1月，李维再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同年10月，被派往；民国36年至民国38年，李维先后担任边区八专署文教科副科长、中共昆吾县委副书记兼县长、赣东北军事政治干部学校鄱阳分校主任、十八军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李维担任中共自贡市市委委员、组织部长；1954年5月任四川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分党组代理副书记（次年改为，仍任办公室主任）；1956年至1957年在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学习。1959年任省轻工厅干部学校校长；1960年，任四川省志编辑委员会委员和“四川省近百年大事记述”编辑组副组长；1969年被下放，1972年回；1973年6月“省志资料保管组”成立，并入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李维负责组内工作并任委员。
1975年4月，1983年12月因病。[2]李维，四川省梁山县人，祖辈以农耕为业，节俭，家庭经济较宽裕。1910年上年，李维刚7岁，父母为他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他天资聪颖，从小十分酷爱学习，五年私塾通读了《三字经》、《三字幼仪》、《四书》等书籍，很受父母宠爱和老师的器重。平日里他常常利用休息时间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琐事。1916年，因他父亲身患肺结核病，经多方医治无效，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李维与其兄和母亲三人相依为命，家庭经济也逐步衰退，无钱再聘请家庭教师了。从此，李维便到离家五里路远的玉合咀—家私塾搭学，从此以后，他学习更加刻苦用功，他常常人不离几，卷不失手，如饥似渴地通读了《五经》、《幼学》、《增广》等书籍。
经过他刻苦努力，191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了龙沙乡立小学。在高小学习期间，由于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在他那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个为“光耀门庭”，将来要好好干—番事业的宏愿。他更加发愤读书。1920年秋，在亲友的关心和资助下，由龙沙乡立小学转学到了梁山县立小学，李维在县立小学读书阶段，学习成绩一直居于同年级之首。
次年秋，他考入了梁山县立初级中学校，初中学习阶段，他仍然勤学好问，成绩优异。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慢慢地成熟起来，在该校进步师生影响下，思想逐步倾于革命，同进步师生—道，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在—次驱逐反动教师的斗争中，组织全校进步学生，向学校当局提出了不少问题，并要求学校认真进行处理。在抵制日货的群众斗争中，李维积极发动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并组织成立了“梁山青年互助社”，积极组织社员开展进步活动，对梁山地方的思想、文化、经济等方面以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为粱山地方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3]1924年夏，李维中学肄业后离开家乡去武汉求学，在同乡同学的帮助下，主要进行复习应考。他先后参加了国立武昌商科大学和湖北省立文科大学的考试，结果均被录取。因李维有几位同乡同学在文科大学读书，他便进了文科大学预科班学习，—年后，因嫌该校条件不好，便于1925年夏，另去报考国立武昌大学和南京大学，但均未考上，仍在文科大学继续学习。在此期间他对新文化兴趣很浓，阅读了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等人的作品，同时还读了《语丝》、《中国青年》、《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大量进步书籍。在“五卅”惨案爆发后，他便积极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之中。这年冬，李维与同乡
王一贯(觉民)借休假，一同回到家乡。他们便去县教育局追问留学贷款一事，因梁山县教育局长蒋成九故意为难，不及时拨给留学贷款，激起广大学生的公愤，这次他们追问结果仍未
得到具体的答复，于是他们即返武昌，发动“梁山旅鄂学会”会员，开展驱蒋(成九)斗争。同时，“梁山旅京学会”也积极响应支持和声援他们的行动。1926年下半年终于迫使地方政府同意了学生提出的合理的要求，即时解决了留学贷款问题。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到达武汉，汉口、汉阳先后被攻克，武昌在吴佩孚的亲信陈业谟、刘玉春等部的顽固把守下，持续了一月左右才被攻破。因当时战火纷纷，学校无法行课。是年冬，李维与王一贯同返梁山，并积极宣传革命思想，组织进步青年广泛开展革命斗争，经多方筹措，于1927年1月，发起创立了“一六”剧社(即为民国十六年成立的意思)。从此后，他们便利用剧社演戏的机会，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并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和政治形势，自编自演民间喜闻乐见，群众容易接受的新剧，还将蒋光慈的小说《鸭绿江山》改编为“文明戏”，先后到附近的沙河铺、栗树场等乡场演出，深受群众欢迎。在宣传、教育、组织、武装群众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27年春，他悟出了中国要富强，必须要大力发展科学文化事业，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于是李维欣然辞别亲人，远离故土，重返武汉继续深造。当时武汉的几所省立大学合并为“国立武昌大学”，(后改为武汉大学)。李维就读于“国立武昌大学”中文系，与他同去的王炎离也转入中文系预科班，平日里他们情同手足，学习中互相帮助，生活上彼此照料，常在一起研究学习中的疑难问题，阅读进步书籍。在进步教师沈雁冰(任文学概论教学)等老师的教育和帮助下，学到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二”反革命政变，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肖楚女、熊雄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牺牲。紧接着，汪精卫在武汉发起“分共”政变，整个武汉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学校无法正常行课，加之李维又无接济，便在同乡同学的接济下，单身一人从武汉返乡，从此结束了他那金色的学生生活，开始步入社会。1928年3月下旬，李维弃学归乡后，决心在农村扎下根基，团结和依靠广大群众积极开展农运工作。他与李次华、李光华、王一贯等同志一道在太平、龙沙一带广泛宣传革命思想，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并利用各种关系，借太平和龙沙地方组织民团之机，经多方活动，将王一贯推选为龙沙乡团总要职，李光华当时是梁山县团务委员，太平乡民团的实权均掌握在他的手中。太平、龙沙两乡的民团的建立，实际上就成了中共梁山地方党组织所领导的两支农民武装。他们以民团的名义，为民除奸，惩恶去邪，强令富绅捐款、筹粮装备民团，开征“三升捐”济贫度荒，开展贫民教育等活动，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赞誉。
是年夏，他们为了唤起民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向反动统治者作斗争，李维与熊修五、熊伯洪等发起并组织成立了梁山“青年协进社”，总社设梁山县城内，同时在龙沙、屏锦成立了分社，龙沙分社人数为最多。他们以合法的方式，集会的名义，进行宣传活动。李维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经许彬、范纪曼介绍，于同年5月在曾国元家里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并安排他与曾又新在龙沙附近开展农运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龙沙一带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先后发展了百余名会员，经常利用夜间在野外秘密集会，组织学习，宣传革命思想，吸收了部分积极分子入党，不断发展壮大组织。
下半年，李维担任了龙沙乡立小学校长，同王逐萍(西南师范学院副院长)等人一个支部，李维任宣传委员。不久，梁山县西南四乡联合成立了西南区区委，李维任书记。此地土匪猖獗，经李维等同志提议办团剿匪，成立了龙沙乡团务委员会，李维被选为团务委员兼文书，乡团防成立后不久，就杀了几个横行乡间，作恶多端的匪首头子，深受群众欢迎。
是年冬，李维积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在县教育局和实业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以“京派”(由梁山旅京学生)创办了“梁山公学”，这个学校一切权力均由我党所控制，便成了中共梁山地方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之一。
1929年春，由党组织派李维去县立小学任校长，王炎离、熊修五等人任教员，他们一面加强青年工作，宣传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活动，一面加强教育和教学管理工作，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一次，全县集中了四个学校的高年级学生汇考，结果前十名中就有七名是县立小学的学生。从此，该校荣声大振，深受群众好评，并获得上级部门的表扬。
5月30日，在李维、王炎离等同志的筹措下，以学联名义邀请了各校师生参加举行“五卅”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当时由县指委会出面阻止学生，不许学生参加大会，同时进行百般刁难。但大会仍按原计划进行，会上．李次华对县指委这种行为进行揭露，激起了群众的忿怒，会后，游行队伍集聚于县党部大门前，向县指委提出质问，最后回答：“六一”孙中山奉安纪念会(即孙中山的灵柩安葬日)作答复。待到“六三”禁烟日仍无回音，学联便组织学生前往县指委会提出强烈抗议。但县指委一个个龟缩室内，避而不见。学生们在极端气愤之下，砸烂了指委会机关的门窗，该会即借此诬蔑学生搞暴动，是犯上作乱，便派军警将李次华等七同志逮捕扣留。于是李维同志与其他同志研究决定，立即发动县城各校举行罢课，在师生们罢课示威的强大压力下，迫使当局政府释放了被“扣留”的所有人员，并满足了学联提出的所有要求，使这次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同年下期，李维被推选为中共梁平县委委员，分管组织工作，由于他的频繁活动，而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县教育局革了他的校长职务，改任训育主任兼公民课，后因他在学校公开翻印高语军编的“公民读物”，因高是中共早期党员，反动政府以此为借口，“诬蔑李维有通共行为”，1930年暑期李维、王炎离等同志解聘，李维便参加了新成立的“四川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担任了第三大队政委，8月上旬，游击队在石柱县西乐坪与国民党军阀陈兰亭部队的张晓平团及地方团防接上了火，因敌众我寡，游击队伤亡惨重，不少同志被俘，部分经当地“八德会”(群众组织)接应。突出重围，避免遇难。李维突围后，应同乡之邀，经武汉到了北平与中共北平党组织接上了联系。1931年1月，在私立国学院任支部书记、区委宣传委员，同年暑期，他以转学为名进入了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读书。不久“九·一八”事变突发，他参加了“学生自治会”和“抗日救国会”，任抗日救国会宣传部长。他组织成立了“长途宣传队”，并自任队长，先后到保定、石家庄等地进行抗日宣传，经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胜利返回学校，引起校方不满，便借李维的转学证是假的为由将他辞退。这年冬，他便到“私立黎明中学”和“四川中学”任钟点课。同时还参加了梁山旅京学会创办的《梁燕》会刊编辑工作。
1932年春，经同学介绍到了山西省运城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是年冬，李维担任了中共河东中心县委书记。不久，因身份暴露，便离开河东返北平，在“四川中学”担任钟点课，先后担任了中共北平西城区区委委员，南区区委书记等职。
1933年5月下旬，李维经宣武门进城，被叛徒指认，不幸被捕，解送警察局临时看守所监禁了10余天，便将李维、金元镐（朝鲜族）、马致迁（安徽人）、余愈（贵州人）、王世明、王述虞、李维善（均系东北人）等七人，送往宪兵第三团拘禁了约一个礼拜，又将他们解送到宪兵司令部，李维被判刑十年。先被监禁于国民党中央监狱，1934年春，解送到江苏省军人监狱，李维和王世明监禁在一起，他们并与李季俊（杨超）、陆锦恒（后化名王致中，1956年曾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等同志取得联系，李维和其他同志一道，一面组织学习，并利用看守人员无知，从外面弄了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和报刊杂志等，互相传递消息。一次，在李维等同志的领导下，要求改善生活，举行了一次绝食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日，在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国民党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各项条件，李维于8月底被释出狱。李维深深懂得这是党给了他的第二次生命。李维出狱后，在南京经同志介绍，与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取得联系，由组织派往延安，先在西安办事处学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政策文件。随后去三原安吴堡，经中央组织部审查。一月后，组织安排到“青训班”任事务主任。后又派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不久，因李维疟疾复发，被送进了修养所医治疗养，病愈后，经组织研究决定派他回四川。
1938年3月，李维回到了四川梁山县，不久，受聘去县中任教。此间，他仍然坚持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在该校组织成立了“抗日读书会”，发展了会员达四、五十人，李维担任主任干事，并办了一个“抗日救亡运动干部训练班”，组织并发动学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当时并与中共四川省工委组织部长程子健取得了联系，因程子健对他的情况很了解，便把李维的问题提交省工委讨论。同年7月，正式恢复了他的党组织关系，随即便参加了中共梁山特支，任特支委员。10月，李维代表梁山特支，参加了在成都召开的省工委扩大会议。会议结束后，李维被调往川东特委工作，并担任特委秘书长、候补委员。1939年1月，李维代表川东特委先后到万县、荣阳、江津、綦江等地巡视工作。并按照上级指示，根据当地实际，组织成立了中共万县中心县委，为各地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同年4月，李维调中共宜宾中心县委任书记，他到宜宾后，按照省工委的指示精神，重点对地方党组织进行了整顿，使该地组织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下半年他还通过“抗日晨呼队”、“东路学生宣传队”、“抗战剧团”等社团进行革命宣传，同时还利用国民党宜宾办的《金泯日报》为我党宣传服务，对当地抗日宣传活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40年5月，经组织决定调李维任川西特委秘书长。在此期间李维代表川西特委，先后到三台、阆中、遂宁等地巡视，进一步指导了各地的工作，推动了地方党组织的不断发展。1941年2月上旬，李维代表川康特委在成都与黄友凡见了面，因皖南事变后，成都形势紧张，敌特监视严密，便借跑警报的机会，与黄友凡接头，李维听取了黄友凡对三台情况的汇报，同时分析了当前形势，关于如何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对三台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因成都形势危急，汇报结束后，黄友凡便赓即离蓉返回三台。1941年2月中旬，川康特委派李维、张文轩一道来三台，正值三台地方党组织遭破坏。在交通联络点李淑君处得知黄友凡已去中江的消息，他们便立即上路去中江，途中于三台境内的上新桥附近，巧与黄友凡从中江派来探听三台情况的艾文相遇，问明情况后，便随艾文一道去中江，在县城一家旅馆内会到了黄友凡。李维听了黄友凡的汇报，得知三台党组织破坏严重，黄友凡的处境也十分危险。经过认真研究，决定调黄友凡去江油中坝，领导那里的工作。此后，李维、张文轩同志便去三台，对三台地方党组织进行了清理整顿，将个别同志作了疏散隐蔽，并对一些具体问题作了认真分析研究，决定由张文轩负责三台的工作，并将李剑虹、伍集同志转移去重庆。李维安排处理好三台的工作后，便去阆(中)、苍(溪)一带巡视，结束后便立即返回成都。当时，成都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进步人土，一遍恐怖的硝烟。川康特委大部分负责同志及机关已转移隐蔽，在成都会到了川康特委负责统战工作的陈于彤，陈便告诉李维必须立即离开成都去南方局，并给了去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暗号，他便顺利地到达重庆，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住在招待所内，由潜龙同事具体与他联系。他首先将三台、阆中、苍溪等地的情况写了—份详细的书面汇报材料，并向有关负责同志交换了意见，在回川北之前，南方局组织部长孔原专门找李维谈了话，传达了中央和南方局关于“在国统区贯彻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并指出：“在国民党部队的党组织停止过组织生活，党籍保留，与他们保持政治上的联系，一般党员转地不转关系，仍由原地和他们联系的党员与之联系。停止发展党员，在集体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的情况下，我们的同志可以参加。”同时，决定划小党的领导机关，撤销川康、川东两特委，成立川东、川西、川北、川南四个工委，直属南方局领导，并指示将一些在本地搞“红”了的同志调换一下地域，以有利于开展工作。
3月下旬，他由重庆经成都返回三台，到川北各地传达了南方局有关指示精神，并对整个川北的工作进行了研究，组织成立了中共川北工委，由李维、杜桴生二同志组成工委，李维任书记，杜桴生任委员。工委成立后，对川北工委所辖区域的干部作了部分调整。决定王叙五同志去广元，后又去巴中化城小学任教，继续开展党的秘密活动，朱光璧负责阆(中)、南(部)一带工作，张文轩负责三台一带工作，不久黄友凡被派至乐至工作，后来因遂宁无人，工委派黄友凡负责联系遂宁师范、县男中、县女中等地的党员。杜桴生住遂宁，具体分管遂宁中心县委和南充、岳池等地党组织。李维在三台具体分管三台、阆中等地党组织，李维在三台常住在北坝龚家拐，经常在县城方家街60号李淑君处落脚，作为中共川北工委的通信联络点，在此，他无社会职业，经常到川北各地巡视工作，并与当地李淑君、刘竹溪、罗白水、周永栋、赵承模、廖琼英等，还有东北大学的学生党员经常联系，同时与谭荣茂(党外人士，县三青团负责人。解放后任三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交往很深，为当地发展上层统战工作奠定了基础。
暑期李维曾到阆中、南部等地巡视工作。9月，他化名王浩然去蓬溪县钱家井乡立小学任教，与钱宗藩、朱竹隐、全泽修、何炽昌、郭海涛等直接联系，积极贯彻执行“荫蔽精干”的方针。
1942年春，三台联络处发现一陌生人来打听张光昭的情况，并称：“上级带来书信，要亲手交给姓张的本人。”但无接头暗号，被联络处同志—概否定此地无姓张的居住，把此人打发走了。事后，便即刻向川北工委李维和三台县党组织负责人张光昭等同志作了汇报，李维同志根据当时情况分析，生疑党内出现叛徒，为了防止联络处遭破坏和李淑君同志的安全，经研究决定将李淑君同志转移去遂宁隐蔽。
3月初，李维同志速去南方局汇报请示工作，仍住招待所内，先由同志接待并听取了他的汇报。并由钱瑛同志主持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荣高棠、等同志，会上钱瑛同志传达了中央有关精神，并要求继续贯彻执行“隐蔽精干”的方针，同时提出了每个共产党员必须执行“三勤”任务的指示，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勤学、勤业、勤交友，强调要“社会化”、“职业化”。不搞公开活动，会议决定撤销川北工委，李维同志以南方局特派员身份继续负责原川北工委所辖区域的工作。杜桴生同志调《新华日报》社工作，后因杜接替李维同志在钱家井乡立小学的工作，不便中途离开，故于下半年才去报社工作，当晚会议圆满结束，荣高棠同志便将李维安排在办事处二楼上休息。当晚因误把四点看成五点，天还没亮，他便告辞了同志们，乘车到了磁器口，下车后，准备在磁器口再搭车回川北。此刻，他提着包袱，径直朝斜对面的一条小街走去，刚走不远，便路过警察派出所门前，被站岗的哨兵叫住，盘问道：“干啥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因李维一身商人打扮，便应声答道：“我到北碚去进货，要赶路。”警察怀疑他是小偷，便叫他等到天亮才走。这时，李维灵机一动，故意把空旅行袋留下，借口要解大便，警察只得应允了他去厕所，李维便趁此机会便逃出了险境，顺利到达了遂宁县城，住在遂宁北坝农民党员张平文(张文彬)家里。此间，他先后到遂宁、蓬溪、潼南、岳池、南充、阆中、三台、绵阳、中坝等地与部分党员直接联系，并听取了各地党员同志的思想及工作汇报，并着重传达了执行“三勤”任务的指示精神。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并将部分同志作了适当调整，朱光璧同志去南充，向仁同志去南部，从而使“隐蔽精干”的方针在整个川北得到顺利的贯彻执行。
同年9月，经川北工委研究决定派王朴庵同志去蓬溪县天福乡立小学任教，以此职业为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同时，通过潼南县政府钟祥根的关系，李维同志化名李培基去潼南县立城关镇中心小学任教，他经常利用假期时间常与遂宁的、李俊烈、(重庆民盟负责人)、傅茂青、衡平、朱竹隐、徐平，蓬溪的全泽修、钱宗藩、郭海祷、何炽昌等同志直接联系。年底，调派张文轩同志去潼南加强地方党组织领导。次年9月，为加强巴中地方党组织领导，决定派王朴安同志去巴中，王去巴中县后以化城小学教师为社会职业，在当地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1944年7月，李维同志借暑假休息机会去南方局汇报请示工作，住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二楼—间小屋内，受到于江震同志的热情接待。李维同志写了—份详细的汇报材料，然后由王若飞主持，在李维同志的小屋内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张明(即)等同志参加了会议。会上，同志讲了当前形势，传达了南方局有关指示，同时肯定了川北工作的成绩，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强调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注意策略，认真贯彻“隐蔽精干”的十六字方针。会议结束后，李维同志带着南方局的指示，即时返回了川北。是年下半学期，李维同志去了潼南古溪乡小学任教，在潼南县前后任教达两年之久，他出没于遂宁、潼南两地，常在双江镇杨尚淑同志处落脚，为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和执行“三勤”任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市川北党组织免遭破坏，有力地保存了实力。
1945年2月寒假期间，李维同志去蓬溪县常乐寺巡视工作，并指示全泽修(党支部书记)设法搞一个小学，建立根据地，以便更好地开展革命斗争。次年暑假期间，全泽修、李炽昌、任裕业等同志一面发动保长、保民代表、保校教师和有声望的学生家长，以加强领导，办好教育为由，向乡、县有关部门及领导反映，要求更换校长，并事前做好乡长胡文卿的工作，请他出面支持民愿，并推荐李炽昌为常乐寺小学校长。他们利用各种关系上下勾通，经过—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在下学期李炽昌被正式委任为常乐寺小学校长，随后，、陈朝汇、全理炎、黄寿廷等党员同志相继到了常乐寺小学任教，从此他们会聚一起，团结一致、积极工作，以提高教学质量为宗旨，很快改变了学校面貌，得到当地群众和社会上的信赖与好评，从此，常乐寺小学成了该地党组织的活动据点，为地方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年上期，为了有利于开展工作，李维同志去遂宁县吉祥寺小学任教，为当地党组织的建设与巩固做了大量工作。8月，上级通知李维回梁平县老家，准备竞选国大代表，并派王叙五同志接替李维的工作。
李维同志在川北工作近五年，正是我党工作重心转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执行“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任务阶段。中共中央并指示“各地停止发展组织，现有党员保持联系”。当时川北除个别地方有少数组织存在外，一般都是采取单线联系。
因各地负责同志和党员都有社会职业，而且大部分都在学校任教，平时无法脱身，鉴于这种情况，李维同志便利用节假日进行党的秘密工作。他不辞辛劳，无论是酷热的盛夏，还是寒冷的严冬，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奔忙不息，风里来雨里去，足迹遍布川北的山山水水，为中共川北地方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45年8月下旬，李维回到梁平老家，住在一个失掉关系的党员家中。“”后，南方局组织部通知李维同志回南方局。他到重庆，安排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主要是学习有关文件及党的一系列政策。
1946年1月，经南方局研究决定，派李维同志去延安学习。10月，被派往晋冀鲁豫边区工作。1947年3月至1949年3月，他先后任冀鲁豫第八专署文教科副科长，昆吾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等职务。1949年5月，任赣东北军事政治干部学校鄱阳分校主任，后随进军西南，任十八军民运部副部长。[3]1949年12月，任中共四川省自贡市委委员、组织部长。1952年5月至1954年4月，先后在重庆、成都疗养。1954年5月，任四川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分党组代理副书记。1956年至1957年，在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学习。1958年初回川在省监察厅工作，1959年3月任四川省轻工业厅干部学校校长。1960年任省志编委委员、《四川近百年大事纪述》编辑组副组长。
“文革”期间，1969年在弯丘“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973年6月，在省志资料管理小组负责并任党支部委员。
1975年4月，经组织批准离职回休养；日，因患，医治无效，在逝世，享年80岁。[3]李维同志一生为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付出了自己毕生精力，为四川地方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我们今人与后世树立了光辉榜样，他那普通而又闪光的名字将，他那崇高的革命品质和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鞭策我们乘胜前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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