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歌剧中国魂 旅美著名女高音演唱家邓桂萍的故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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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纪事]
西洋歌剧中国魂 旅美著名女高音演唱家邓桂萍的故事(上)
记者：王宏辰
2 滇池湖畔 |
3 边疆文工团员 |
4 赴中央音乐学院 |
5 与西洋歌剧结缘 | 6 舞台角色好演，生活角色难堪 |
飞越太平洋 |
难忘的BU生活 |
龙年一月，雪后初晴的下午，我开车从波士顿驶往北郊的萨莫维尔。路上的积雪正在融化，车轮碾着雪水唰唰作响。新英格兰的冬天并没因第三个千禧年的到来而有任何改变－落雪依然美丽，化雪一片泥泞。我调大车内音响的声量，欣赏着由邓桂萍去年参加录制的中国歌剧《原野》的CD唱碟，正是女主角“金子”于困境里思念情人的咏叹调：“我想有一天，太阳亮得耀眼，云高高，天蓝蓝，我变成一只小鸟，想飞飞得自在，想落，落在树尖…”。这几句歌词优美，抒情的曲调回肠荡气，邓桂萍的声音更是亮丽辉煌，把爱情和思念表现得那样深切动人。美妙的音乐和歌声总能给人营造一种另样的心境，使人沉浸在“夺人”的艺术气氛里，那一刻，常常会忘掉“人间烟火”。而我此行，恰是去探讨邓桂萍如何在“人间烟火”里唱出这夺人心魄的歌声。
我把车停在泥泞的路边，踏着化雪迈进了新开张不久的“侃爷居”餐厅。出来寒暄的是邓桂萍的铁汉丈夫何志远。称何志远为“铁汉”，一是因为他长得体魄结实，像座小山；二是因为他对邓桂萍感情深笃，夫妻相伴二十多年；三是因为他的男中音威力摧人，其歌声也曾震撼过无数听众。正与何志远说话间，一回头，见邓桂萍从门外进来：她身穿一件皮夹克，既有艺术家的风度，又显示出职业妇女的端庄。她脸上挂着亲切而漫不经心的微笑，那是因为她走过的地方太多，接触过的人太多，微笑已经成了一种职业习惯。只有当她亮开清脆的嗓门说：“你好！”，才让人感到一种不同常人的热情和诚恳。
我们三人落座闲聊，何志远给我端来一杯咖啡。我小口泯着咖啡，心里琢磨如何打开此行的话题。邓桂萍在声乐和歌剧演唱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闻名遐迩，而她只是从中国云南的一个艺校里起步的。她的音乐表演天赋之高，艺术道路之艰辛，人生阅历之丰富，一定充满了戏剧色彩。那一幕一幕的往事，就像一摞沉睡在箱底的照片，只要把它们找出来，一页一页整理好，装订在一起，就是一本精彩的画册－拿出来，可共朋友们观赏；收起来，便是珍藏的留念……。我正要开口再次向邓桂萍申明此番“大义”，只见她从皮夹克口袋里摸出了两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写满了小字，递给我说：“这是我在演出途中写的，算是开头儿，你看行不行？” 我忙接过那两张纸，心想，这也许就是那本“画册”的首页，于是赶快敷衍几句，然后告辞回家，坐下来细读那皱纸上的故事。
旅美著名女高音演唱家邓桂萍的故事
2 滇池湖畔
六十年代初，一列火车驶在山西平原，车窗外是茫茫的黄土地，车厢内挤满了乘客。在这列火车上，坐着邓桂萍一家三口。邓桂萍的父亲是军人，戎旅生涯，身无定处，邓桂萍从小就和母亲一起跟着父亲辗转南北，火车是小桂萍熟悉的环境。车轮碾着铁轨铿锵作响，车厢有节奏地微微晃动，对小小的邓桂萍来说这就是美妙的音乐，她便放声唱了起来：“小小花蝴蝶，我轻轻走过去，想要抓住她，她却不害怕，噢！原来是朵美丽的蝴蝶花…”。甜美的童音像一股清风穿过污浊的空气，在车厢里扩展着。小桂萍的歌声立刻引来周围乘客们的夸奖。这一夸，她却不唱了。妈妈鼓励她再唱，她答：“我唱歌的时候不喜欢有人说话”。周围的乘客们哈哈大笑，连声说：“好，好，我们不说话了，你再唱吧”。小桂萍才又接着唱下去，而且越唱越入神。邓桂萍在童年时已经会唱很多歌，这是得益于她当幼儿园教师的母亲，母亲不仅给了她一付好嗓子，还教会她唱很多歌，是她的第一任“声乐老师”。 邓桂萍祖籍山西，出生在桂林，成长在云南－北风的黄土地和南方的绿林同时“进驻”了她的生命，使她的感情和经历丰富多采。
因为邓桂萍有会唱歌的“童子功”，她一上学就被选为班里的文体委员，带领同学们唱歌。那时是“突出政治”的年代，到处大唱革命歌曲，有一天，她所住的云南省政府一个机关大院里，军队大兵组织“忆苦思甜”会，进行“阶级教育”，从家属区找来了会唱歌的小同学邓桂萍，请她唱当时最流行的“忆苦歌”－《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十岁的邓桂萍先是自己唱出了眼泪，接着满院子的大兵都跟着她的歌声哭起来，有的大兵抑制不住“正义冲动”，站起来挥拳大喊革命口号……。那是邓桂萍第一次“演出成功”，尽管她还不理解歌里唱的“思想意义”，但音乐的动人力量使她自己都吃惊。
在昆明中学时，邓桂萍的歌唱才华更加显露，成为学校文艺宣传队的“台柱子”，老师同学都爱听她唱歌。但由于她重感情，爱幻想，这在当时的学校里很容易被看成 “不良倾向”、 “思想复杂”，还有的同学向老师诬告她唱“黄色歌曲”。其实她那时非常单纯，竟然幻想长大后住到乡下，建个庄园，嫁一个农民，因为只有农民才有土地。后来学校组织“学农”劳动，才使她对农民生活有了切身体验。
那是当年“中央”号召“填海造田”，昆明市西郊的滇池也在被填之列。从昆明市到滇池，来回步行要走六个小时。邓桂萍那年十一岁，和同学们跟着大人一起，每天背着冷饭，浩浩荡荡去参加“填海”劳动，一片人海大战滇池。古人云：“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形容滇池丰盈浩瀚的气魄，而一群孩子却被一群大人们带领着要去填掉它，其疯狂之举，或许真的使孩子们的思想 “复杂”起来了－ 起码邓桂萍的“庄园与农夫”之梦被运土填湖的劳动口号声震醒了。
虽然邓桂萍未曾立志长大当歌唱家，可命运之手却把她从众多同学中挑选出来，拉她走上了做歌唱家的道路。1974年，邓桂萍高中二年级，一天放学后，她在教室里做功课，一群同学跑进来，拉起她就走，说：“云南艺校来咱们学校招生了，你快去试试。”邓桂萍当时已是闻名全校的歌手，同学们都羡慕她的好嗓子。考场设在一个教室里，围满了看热闹的同学。邓桂萍被同学们推进教室，站到几位主考老师面前。老师问她会唱什么歌？她想了想，当时自己唱得最好的是《唱支山歌给党听》。那首歌节拍悠缓，曲调热情，她把那首歌唱得特别动听。歌声一落，围观的同学里一阵高兴的躁动，主考老师满意地点着头，然后递给她一张简谱，考她识唱。那时邓桂萍还不太会识简谱，数着手指头唱出几个音节，心想这下完了。主考老师却耐心听她唱完，然后告诉她可以到艺校去参加复试了。
云南艺校在昆明郊区的西山，座落在风景如画的滇池湖畔。也许是美丽景色激发了邓桂萍的情绪，复试那天她唱得更好，忘掉了周围的听众和面前的主考老师们，表演自然，声音流畅。复试后她和另一个来复试的同学一起走出艺校，俩人被艺校附近的美景吸引，坐在一处稻田边上畅想起来：要是被录取了该多好，能在这么美的环境里学习，还可以天天在滇池里游泳，能经常去爬山……。
一个多月后，邓桂萍就接到了艺校的录取通知，家人、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都为她高兴。邓桂萍自己也很兴奋，那是她生活中一个全新的开始。当时正是文革后期，这批学生是云南艺校声乐班的首批新生，他们的声音条件都很好，是全云南省无数考生中选出的最优秀的十名。邓桂萍的主课老师是阳亚洛女士－原云南歌舞团著名女高音独唱演员。阳老师看出邓桂萍是个好苗子，对她要求非常严格，训练她唱云南拉祜族、傣族等许多少数民族歌曲，还教她跳少数民族舞蹈，培养她在艺术上全面发展，为她日后成为能唱会演的歌剧演员打下了坚实基础。
邓桂萍在艺校的日子从第二年开始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因为遇到了她日后的丈夫何志远。何志远是四川重庆人，上中学时也是学校文艺宣传队骨干，到云南兵团插队后又被选入宣传队，比邓桂萍晚一年考进云南艺校。何志远长得身体结实，性格豪爽，进校头一天就因打篮球不服老生欺负新生，和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发生争执，打了一架。这是艺校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敢打学生会主席，于是何志远被勒令检查，观察表现三个月，差一点被送回兵团。邓桂萍对这个男同学印象很深，这和她当时自己的处境很有关系。她当时是艺校的尖子，常有机会被派去独唱，又是团员干部，便引起了一些同学的嫉妒，故意不离她，还经常散发侮辱性的风言风语，使她感到孤独 ，于是对也处在“孤独”中的何志远感到同情。何志远注意到邓桂萍，是因为邓桂萍的朴实。他见邓桂萍虽是艺校的优秀生，却从不像别的女孩子那么好出风头爱打扮，而且居然还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尤其当他知道邓桂萍因为被别的同学嫉妒而常感寂寞，他的“侠盗”脾气使他对邓桂萍生起了一种 “保护意识”，处处关心她，时时想着她。有一次他从重庆探家回来，给邓桂萍买回来一双皮鞋，当时皮鞋非常贵重，价钱相当于一般人的半月工资，这件事对邓桂萍触动非常大。何志远的关心和照顾温暖着邓桂萍的心，终于点染了她的爱情，两人很快陷入了热恋。学生恋爱在当时的学校是绝对禁止的，属于“严重思想问题”，更何况邓桂萍是“好学生”，何志远是“坏学生”，这种关系要坚决制止。老师严厉批评了何志远，规定不许邓桂萍与何志远说话，把他们强行分开。
这期间，艺校组织学生到西双版纳“学农”，为了防止邓桂萍与何志远接触，阳亚洛老师像位母亲那样将邓桂萍安排和自己住在一起，以便“管理”，把何志远分配到很远的老乡家去住。可何志远和邓桂萍的关系不但没有断，反而在压力下彼此感到更亲近了。一天傍晚劳动收工后，何志远约邓桂萍偷偷到芭蕉林里去约会，他们并肩坐在一个池塘边，不远处的傣家竹楼上闪出微光，夜色中传来巴乌笛的旋律，陶醉在爱情里的两颗心飘逸在西双版纳的绿色里……。那天晚上他们回来得很晚。第二天上声乐课，邓桂萍因睡眠不足声音沙哑无光。有同学打小报告给老师，揭发了他们的“秘密”。这下可激怒了学校和老师，要严肃处理他们，罚邓桂萍停课一个月，并归定她三个月不准跟何志远说话。对何志远处理更严，要他在全班做深刻书面检查，停课三个月，留校查看。
之后不久，邓桂萍生了一场大病，有一段时间休息在家，不能到学校上课。一些嫉妒她的同学就造谣说她跟何志远“出事了”。何志远不管那一套，对邓桂萍更加关心倍至，有些同学就背后开他的玩笑说：“何志远的粮票都拿去和老乡换鸡蛋，给邓桂萍补养身体了”。何志远瞪起大眼骂到：他娘的！老子就是爱邓桂萍，关你们屁事？
艺校三年，邓桂萍的歌唱水平是伴着她不平静的爱情一起成熟起来的。毕业前夕，艺校为了“挽救”她，政治委员找她谈话，许诺她，只要与何志远断绝关系，保证分配她到当时最好的去处－云南歌舞团，然后再帮她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可是“感情用事”的邓桂萍“不识趣”，没有听从领导的话。分配的时候，学校以“优秀毕业生要担起建设边疆重任”的名义，把邓桂萍分到中缅边界的宝山地区，去协助组建宝山文工团，而“捣蛋鬼”何志远却被戏剧性地分到最好的单位－云南歌舞团。 邓桂萍打起行李，准备奔赴边疆。
旅美著名女高音演唱家邓桂萍的故事
3,边疆文工团员
天刚蒙蒙亮，全家已经起床，送邓桂萍上路－她要到保山地区文工团报到。她换上母亲为她准备的新衣服，却感到很不自在，她平日穿惯了那条带补丁的裤子，那块补丁和《红灯记》里“铁梅”裤子上的补丁一样，使她感到一种自信。母亲不放心女儿单身旅行，坚持送她到保山，弟弟妹妹在家由父亲照看。动身的时候，父亲提着箱子送她们出门，邓桂萍回头见七岁的小弟弟站在门边呆呆地望着她，她冲他做了个笑脸，却不知对他说什么，喉头有点哽咽。这次离家不是下乡劳动，而是到遥远的边疆去开始自己的生活，她感到既兴奋，又茫然。
母女俩抬着大箱子来到昆明西站，那里是各县来的运货卡车食宿的地方。她们找到一辆去保山的卡车，司机听说是母亲送女儿到他们县的文工团报到，热情得像接待亲戚，让她们母女坐进了驾驶室。 从昆明到保山四百多公里，卡车要走三天，白天赶路，晚上住宿山村小店。一路山峦起伏，林木茂密，景致变换。但长途旅行总是令人困顿的，第二天下午卡车又抛了锚，司机修车，母女俩坐在路边等候。忽见一辆军车从山坡后拐上来，邓桂萍突然看到车上一个战士的脸非常熟悉，啊！原来是中学宣传队的“小戴”，她跳起来挥手大喊 “小戴”。军车嘎地一声停在路边，“小戴”也看到了邓桂萍，跳下车，跑过来，两个老同学兴奋地寒暄着。原来“小戴”已经参军，在十四军文工团，正去部队驻地演出。他听说邓桂萍正去保山文工团报到，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觉得凭邓桂萍的好嗓子一定会留在昆明的文艺团体。 “小戴”和邓桂萍在中学宣传队时很少说话，十四、五岁正是男女同学“疏离”的年龄。他们多年后偶遇在陌生的山路上却高兴得像老友重逢－少年友谊，真是人生永不枯萎的花朵！两青年在山路上擦肩而过，又奔上各自征程。
保山地区在云南西端，距中缅边境几十公理。保山县城座落在山间坪坝上，风景秀丽，但很贫穷。县城就是一条街，几座砖瓦房的院落便是政府机关。邓桂萍在政府办公室报到后，才知道当时根本还没组建文工团，她被留在办公室临时做勤杂工作。过了几天，县文化馆举办毛泽东逝世周年纪念活动，邓桂萍被派去当解说员。偏远的山镇突然冒出个年轻漂亮的解说员，嗓音明亮，表情生动，立刻引起轰动，邓桂萍一下成了县里“大明星”。
又过了些日子，组建文工团的工作终于开始，邓桂萍协助新调任的文工团团长到下面宣传队去招人。从唱歌、跳舞、到乐器演奏，各种人才被招来一大批，很快组织起一个三十多人的专业文工团。邓桂萍更忙了：给唱歌的演员们上声乐课，给舞蹈演员们弹琴练舞，自己还要练声练体型，每天过得紧张充实，也不觉得想家。文工团很快排练出一批节目，到各县去演出，邓桂萍“领衔主演”的《兄妹开荒》是她第一个舞台角色。
时间过得虽快，对于相爱的人却度日如年。邓桂萍与何志远经常通信，却很难见面。饱尝思念的甜蜜与无奈，大概就是常说的“苦恋”吧！何志远是不甘寂寞的人，他搭车翻山越岭，到保山来看桂萍。半路在一个山村停车吃完饭，那个司机谎称上厕所，却开车跑了，把何志远独自甩在荒山野岭。他当时经历了怎样的风险才又搭上另一辆车，始终没对邓桂萍说过。在他心里，爱是不计得失的，没必要把扫兴的故事讲给爱人听。有这样的“赤胆”男人相伴，女人的生活中还有什么事能称得上 “不幸”？那次相间，两人很开心，还有个小风险：在山林里游玩，见一个大池塘哗哗泉响，何志远一高兴，脱掉外衣，一头扎进泉池，却半天不见上来。这可急坏了邓桂萍，她正不知所措，见何志远哗的一声从水里冲出头来，气喘吁吁。邓桂萍急得大喊：“我以为你被水冲走了”。何志远回喊：“池底有洞，一股水流往里吸，我差点被它吸进去”。据说生死线上最能锤炼爱情，那种 “失去”的瞬间惊慌，能百倍使人懂得对“拥有”的珍惜。两人当年在山林池畔的对喊，或许是她们一生最动人的情话。
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邓桂萍最喜欢去“采风”，收集民间音乐舞蹈素材。一次，她和几位演员乘手扶拖拉机去附近的腾冲县，路边闪过芭蕉林、芒果林，她心情激动，伴着突突山响的拖拉机声迎风大唱：“我们像双翼的神马，奔驰在草原上，啊哈嘿……”。她的歌声立刻感染了其他演员，大家随声附合，变成了全体大合唱。那首歌是电影《草原晨曲》主题歌，表达东北青年到内蒙古创建“包钢”的豪情，却被南疆“文艺战士”引昂高歌，歌词虽然“南辕北辙”，激情却灵犀一通，唱出了那个时代“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的理想。歌声忽然停止，眼前出现一条小河，一群傣族姑娘正站在清浅的河水里沐浴。她们身材婀娜，长发飘在水里，像神话中仙女。邓桂萍初见此景，立刻联想起中学时偷看傣族民间爱情故事《娥并与桑洛》的入迷情形，为看那本书，她被班里批判有“黄色思想”。多亏邓桂萍易于沉浸在那种“黄色思想”里，要是她满脑子一片“铁灰”，如何成为能理解把握角色内心的歌剧演员？
另一次去“采风”，在那里住了七天，白天在稻田里插秧劳动，晚上睡在傣家竹楼上，听窗外一片蛙叫虫鸣。那家竹楼下养着猪、牛，还要饱闻着粪臭，伴着猪哼哼声入梦。有个傍晚，火红的攀枝花树在晚霞里艳如红云，水牛在稻田里缓缓拉犁，邓桂萍和几个文工团员围坐在竹楼旁，听民间老艺人唱民谣、民调，演奏民族器乐。口弦琴最神奇，小小的叶片放在嘴上，吹出的旋律却音域宽广，曲调优美。天黑下来以后，邓桂萍和女文工团员们又穿上苗族姑娘的婚服，挂上铁制的脖环和脚链，和苗族姑娘们一起走十几里山路，去一个军队驻地看阿尔巴尼亚电影《山鹰之歌》。半夜回来路上，邓桂萍已经会唱里面的插曲了：“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第二天早晨起床却情况不妙，浑身像散了架，再一看，脚都磨破了，还得坚持去插秧劳动。大家在水田里干得满头大汗，忽然有人喊：“邓桂萍，给我们唱支歌吧！”邓桂萍就亮开嗓子唱了起来，“阳春三月插秧忙…”，“景颇山上丰收乐…”，一首接一首，把脚疼和疲劳全忘了。晚上回到驻地吃饭，十几个人围着一盆水煮韭菜，无油无盐，扒一口碗里粗糙的米饭，皱着眉头往下吞咽
那次“采风”回来，一进门邓桂萍就晕到了，旁边只有一位男同事，他不敢乱动，跑出去叫来人，一起把邓桂萍抬到床上，喂了些温水，才见她慢慢醒过来。人们走后，邓桂萍休息了一会儿，开始拆看堆在床头的来信。何志远的信使她兴奋得从床上跳了起来－信里告诉她一个重要消息：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到云南联合招生，叫她赶快回昆明参加考试。邓桂萍当天请了假，搭车赶回昆明。
那是“文革”十年后高等院校第一次面向全国招生，三个音乐学院联合招生的考场设在云南艺术学院，报考者众多。邓桂萍初试时，唱了一段京剧《红灯记》李铁梅选段《听罢奶奶说红灯》，和一首歌曲《西沙，我美丽的家乡》。“铁梅”本来就是邓桂萍心中的“青春偶像”，她唱得声情并茂，还“进戏”表演；《西沙，我美丽的家乡》里有许多大幅度的抒情旋律，边疆生活为邓桂萍酝酿了足够的激情唱好“美丽的家乡”。主考老师对她非常满意，当时告诉她可以参加复试。考小品是她最没有把握的，她紧张地隔窗看里面考生表演，一下来了“灵感”－既然爱看电影，就演一个“打电话”请示妈妈允许自己去看电影。因为演的是自己生活“实情”，她的“小品”格外成功。考试最后一项是到电台录音，邓桂萍那时已经一点都不紧张了，她觉得有这么多演唱机会，唱得真过瘾。
考试持续了一个星期，然后她就赶回保山，生活又一如既往，每天忙忙碌碌，几乎忘了考试的事。 过了两个月，一天傍晚她和一群同伴去看电影，边走边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忽见何志远出现在面前，他剃了一个大光头，像劫道的莽汉。邓桂萍惊讶地问：“你怎么来了？”何志远大笑着说：“我来接你回昆明！” 原来中央音乐学院主考老师姜家锵（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正在云南艺术学院讲学，和邓桂萍艺校老师阳亚洛女士是朋友，告诉她中央音乐学院在云南只录取了一个考生，是邓桂萍，录取通知已经发出好多天了。消息被何志远听到后，他立刻翻山越岭来“解救”邓桂萍。
第二天邓桂萍去问团长是否有中央音乐学院来信？团长说没有，并要她准备出发到瑞丽去“采风”。何志远在一旁急了，和团长大吵：“全昆明市都知道中央音乐学院录取了邓桂萍，你还撒什么慌？”他不由分说，拿起电话打长途到昆明的阳亚洛老师家，然后把电话递给邓桂萍。邓桂萍接过电话，听到阳亚洛老师激动的声音：“桂萍，你哪里也不要去，赶快跟志远回昆明，姜家锵老师正在我家，你听他对你说”。话筒那边传来姜家锵的声音：“邓桂萍，你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了…”。 团长终于瞒不住，从抽屉里拿出中央音乐学院寄给邓桂萍的录取通知书。邓桂萍接过通知书，激动得心跳如狂，从办公室跑回宿舍，告诉同宿舍的女伴们。大家拥抱着她欢跳起来，兴奋得大喊大叫。 第二天文工团为邓桂萍开欢送大会，团长沉重地说：“不是我不放邓桂萍，而是边疆太需要她这样的人才了，实在舍不得她走…”，说着眼圈发红，流下眼泪。
邓桂萍与何志远离开保山那天，是日，离母亲送她来保山报到那一天，不多不少，整整一年。她俩到运输站去搭回昆明的卡车，何志远特地在县城商店买了几挂鞭炮。卡车驶出保山，过丽江时正是黄昏，日落霞飞，暮色满天。何志远站在奔驰的卡车上掏出那几挂鞭炮，点燃后迎风高举。鞭炮溅着火花噼啪脆响，惊破了寂静的江水、云天……。（下期待续）
旅美著名女高音演唱家邓桂萍的故事:
4)赴中央音乐学院
几只小船飘在昆明市大观楼公园的湖心，一群青年荡着船浆说说笑笑，这是老同学们相约，告别邓桂萍要启程去北京。青春总是以歌为伴，热爱音乐的青年更离不开歌声助兴，她们大声唱了起来：“让我们荡起双浆，小船儿随风漂荡…”，满船的欢笑与歌声又把她们带回了“红领巾”的年龄。可是就在前几天，邓桂萍还跟何志远颠簸在遥远的山路上，中途因卡车不走，俩人又辗转去找火车赶回昆明。困境与窘境都能在歌声里淡逝，只要一唱歌，邓桂萍就感到生活的一切又那么美好。
那天她跟何志远从保山回到昆明，累得精疲力竭，放下行李便倒头大睡，醒来时，母亲已做好了一桌香喷喷的饭菜。全家坐在一起吃饭，邓桂萍这才掏出录取通知书，告诉爸爸、妈妈中央音乐学院已经录取了她。爸爸看完通知书，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激动得直擦眼泪。妈妈说：“哭什么，这是去北京，大好事”。爸爸说：“刚回来，又要走了，走得更远了”。邓桂萍听爸爸这样说，也有点心酸。她扭头看看只顾吃饭的何志远，更觉得难过，心想：志远为我奔忙了这么多天，却是为了我能去一个更远的地方，这次一走，两人见面就更难了，他真不愧叫 “志－远”！
邓桂萍又上路了，那是1978年初冬，从昆明到北京火车走了三天三夜。那时的邓桂萍个子瘦小，穿着素花棉袄，戴着毛线围脖，夹在拥挤的旅客中，行李架上放着她的大旅行包，没人会相信她是“文革”后中央音乐学院从全国几千名歌手中筛选出的首届新生。邓桂萍自己也没意识到她有多出色，她就认为自己是去学唱歌的，而且是唱“民歌”的，她认定了自己是民歌的嗓子。那时她对“西洋唱法”没有任何概念，觉得那种大粗嗓门儿的巨吼，还带颤音，一点也不好听。
火车在河南洛阳停车的时候，她随其他乘客一起下车，到站台上买了一只当地的特产“烧鸡”，回到车厢里大嚼起来，长途旅行使她感到又累又饿。漫长的旅行，和临坐乘客聊天是打发时间的好办法，然后看看窗外，再打一会儿瞌睡，就这样熬着终于到了旅程终点－北京。旅客们争先恐后地急着下车，邓桂萍也赶忙穿上何志远临行给她买的“棉猴”（一种带帽子的棉大衣），吃力拖下自己的大行李包，几乎是最后一个出了车厢。
北京的冬天毕竟不同于昆明，冷风刺骨。她到出租汽车站排队要了车，坐进出租车，驶在长安街上，像是在梦里。虽然小时候曾随父亲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但对北京的记忆早已模糊，眼前的北京只能和平日看过的电影或图片中的画面一一“对号”：路过天安门，她想起来了电影里毛主席当年检阅“红卫兵”的人海场面，她不敢相信自己已身在天安门广场。她立刻想到天安门后面就是故宫的层层金殿，再往后就是北海的白塔和景山的万春亭，她又想到西郊动物园，和再远处的颐和园、香山…。长安街一路车流人海，邓桂萍一路兴奋和想象。她毕竟要在首都北京生活学习，心里非常激动。那时候，报纸、广播天天宣传“北京是祖国的心脏”，“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北京在人们心中已被注入了比它的城貌更多的意义，它不仅是一座具有景观特色的古城，它还意味着生活在这里的一些“骄傲与特殊”。
年轻朴实的邓桂萍初到北京，虽然激动，却一点也没感到“骄傲与特殊”，反而觉得有些自卑。当出租车停在“恭王府”门前（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所在地），她拖着行李迈进红漆大门，感觉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她被领到后院，进了一间大屋，里面有六张上下铺的单人床，是她们十二个女生的宿舍（其他八位男生住另一间大屋）。一切都显得奇怪陌生，她楞在那里好久。她人小体轻，睡在上铺，高大漂亮的郑盛莉睡在下铺，因为俩人都来自南方，脾气相投，很快成了好朋友。几天之内，十二个姑娘到齐了，她们是：陈素娥、王鲜平、郭影儿（郭兰英女儿）、陈小琴、孙影、李青、贺敏、程贵仙、吴小露、姜咏、郑盛莉和邓桂萍（如今她们大部分在中国的歌剧院工作，有人在中央电视台和文化部门任职，邓桂萍和陈素娥活跃在美国和欧洲的歌剧舞台）。这群姑娘是经过几度筛选，从全国挑来的二十个尖子里的十二位女生，作为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首届新生，她们将系统学习西洋歌剧演唱，接受许多相关科目的专业训练。她们不但要彻底“崇洋”，还要把许多“洋”概念认真地具体化，从语言、历史、文化，到举止、气质、风度－不培养出很好的“洋”素质，如何唱好“西洋歌剧”？！可是要在一群中国姑娘身上注入“洋味儿”，在那个时代还是个艰巨的工作。
第一个周末，姑娘们就唧唧喳喳凑钱买肉买菜包饺子，高兴得像过大年。她们应该去吃意大利馅儿饼－Pizza 才对，不过那时中国还没Pizza，既使有她们也未必吃得进去。别说Pizza，就连北京的馒头面条邓桂萍都受不了，老觉得没吃饱，肚子叫饿。她写信告诉父母，父母就经常寄给她一些粮票，她再用粮票到“自由市场”去换回大米，周末和郑盛莉到琴房用电炉子烧米饭吃。两人吃过米饭才觉得精神大振，声音洪亮。初到北京的同学们常外出观光，饱览古城风采，欣赏著名的建筑和公园，那都是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她们曾在北海划船，以五龙亭为背景照像，就是没机会到意大利去看古罗马建筑和米兰的歌剧院。她们的眼里和心中都是“可爱的祖国”。带着如此深厚的“民族”感情开始接触“西洋歌剧”，她们将如何理解学习“西洋歌剧”？
这个问题对于邓桂萍更突出。当这批学生进校不久分配老师的时候，邓桂萍被分给当时的讲师李崇华做学生，沈湘教授（中国著名声乐教育家、邓桂萍的主课老师）因身体欠佳每周只能给邓桂萍上一次课。邓桂萍觉得有点委屈，以往自己一直是“尖子”，这次却好像被“冷落”了，是不是因为自己个子小，声音窄，长得也不出众？她心里赌气，马上找到沈湘教授，说：“我不会唱洋歌，也没有洋嗓子，我本来就是唱民歌的，还是让我跟姜家锵老师学习民族唱法吧”。沈先生一生从事西洋唱法的教学与研究，他知道要邓桂萍立刻接受喜爱西洋唱法是不可能的，因为她还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西洋唱法，更不懂西洋歌剧，只能让她从对西洋唱法先有尝试和了解开始，这之前，说别的都没用。于是沈教授以父辈的口气鼓励邓桂萍说：“你的民歌唱得很好，可是要学了西洋唱法，你就能唱两种歌了，不是更好吗？”邓桂萍一想，沈先生说得有道理，勉强接受了，不过她心里还有些嘀咕，生怕和自己喜爱的“民歌”从此告别。
邓桂萍对中国民歌一往情深，因为她是唱着民歌长大的，民歌里有她对生活的全部理解和情感。她出生在军人家庭，属于“劳动人民”，从小跟父亲到河沟里抓过鱼，在学校和同学们分享过糖果；长大后在西双版纳领略过原始森林，和少数民族同睡过一架竹楼，在边疆做文工团员尝遍边远地区的落后与贫穷－普通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滋养了她的情感，她自然对 “劳动人民”创作的“民歌”体会至深，咏唱含情，既能抒发自己的心声，也能引起一般听众的共鸣。民歌所表现的内容，总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事情，比如：爱情、思念、和劳动场面。当年著名电影《五朵金花》的主唱杜丽华曾指导过邓桂萍，从《五朵金花》里的插曲，可以一窥民歌的风格－（男唱）：“阳雀飞过高山顶，留下一串响玲声，阿妹送我金荷包哟，妹是有情人”；（女唱）“燕子衔泥为做窝，有情无情口难说，相交要学长流水哟，朝露哥莫学”。对唱中精彩的比喻，睿智与风趣，怎能不让聪明多情的邓桂萍着迷？加之民歌曲调的悠长婉转，感情丰沛，更利于邓桂萍清亮细润的女高音声音来表现。尽管各地方的民歌都有自己的味道，但其“朴素、抒情”的特点都是一致的。难怪生长在南方的邓桂萍对陕北民歌也痴迷，听听这些陕北民歌的歌名，里面浓郁的生活感情已经不扬自溢了：《兰花花》、《三十里铺》、《九里里山疙瘩十里里沟》……，每一首都曾被邓桂萍唱得情动心醉，听众过耳难忘。顺便插个小故事：最近一位女士从多伦多把电话打到“侃爷居餐厅”，说：“总算又找到你们了，我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听过一次邓桂萍唱的民歌，至今难忘，遗憾找不到那些歌的录音，想问问你们到哪里可以买到邓桂萍的民歌唱盘？邓桂萍立刻找出自己留做纪念的三张CD，让何志远给老先生寄了过去，希望他能一饱乡情。
邓桂萍爱唱“民歌”，也是因为她在进中央音乐学院之前，一直是顺着“民歌”道路发展的。她当年唱“白毛女”最拿手，后来唱京剧《红灯计》 “李铁梅”选段最动人（戏曲和民歌有密切关系），进云南艺校后和阳亚洛老师学的是民歌唱法，考中央音乐学院是以一首“民族唱法”的抒情歌曲－《西沙，我美丽的家乡》征服主考老师。邓桂萍一直认为自己就是天生的民歌嗓子，要做一个优秀的民歌演员是她学唱的最高理想，就在沈湘老师说服她学西洋唱法之后，她还在怀疑自己：“我个子不高，体型不壮，声音细嫩，怎么能唱得了西洋歌剧？”
对中国民歌有深厚感情和优秀唱艺的邓桂萍，如何在音乐学院学好“西洋唱法”，在艺术道路上转向，步入西洋歌剧的殿堂？这不仅考验着她自己，也考验着沈湘教授，还启发人思考：一个自认为已经“定型”的人，是否身上还留有很大潜能，有待发掘？
〈乐坛特讯〉威尔第合唱巨作《安魂曲》将上演
邓桂萍担纲女高音
2000年 五月十三日（星期六）晚八点，“波士顿大师作品合唱团”（MASTERWORKS CHORALE）将在哈佛桑德斯剧场（SANDERS THEATER）上演意大利歌剧大师威尔第的《安魂曲》（REQUIEM），特邀邓桂萍担任女高音领唱。
威尔第的《安魂曲》是著名的合唱经典巨作，它本是当年（1873年）为纪念前辈歌剧大师罗西尼，由威尔第提议与其他八位意大利作曲家相约合创，但因其他作曲家未能完成各自作曲部分，威尔第便将自己完成的部分修改独立成篇，献给他去世不久的好友、意大利著名诗人及作家曼佐尼，作为对他的逝世周年纪念。《安魂曲》于1874年在米兰圣马克大教堂首演，由威尔第亲自指挥。《安魂曲》共分七个乐章：1）安魂曲与慈悲经。行板，四位独唱与合唱。2）最后的审判。激动的快板，乐队表现最后审判日的恐怖。3）主耶酥基督。激动的行板，四重唱。4）圣哉经。快板，双重合唱。5）上帝的羔羊。行板，女高音、女低音、与合唱队。6）永恒的光芒。中庸的快板，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7）拯救我。中速，女高音与合唱。
《安魂曲》主题庄严，气氛宏伟，演唱难度高，是西洋古典音乐爱好者和声音爱好者不可错过的精品欣赏。（售票：哈佛广场HOLYOKE CENTER 内，或开演前半小时在桑德斯剧场门口售票处）
5)与西洋歌剧结缘
“歌剧死了－歌剧万岁”这是著名作家卡尔－舒曼在他《歌剧史》中的名言。 “不知生，焉知死”，又如何知道死后永生？ 歌剧这个“洋玩意儿”对于中国人本来就 陌生 ，加上十年“文革”的文化扫荡，更少有人了解西洋歌剧。邓桂萍初入中央音乐学院，对西洋歌剧全然无知,而且还是带着一点儿不情愿的心里与她结缘的。入校不久，繁多的课程排山倒海而来，从理论学习到演唱训练每天塞得满满。无知的一面是为吸收知识备下空间，邓桂萍的求知欲很快被激发起来，像海绵吸水一样填补自己的知识空白。“西方音乐史”、“歌剧艺术”、 “歌曲文学艺术”这三门课相当于电脑的“指令软件”，决定着对西洋音乐的理解和把握。邓桂萍天性敏感多情，直觉能力很强，接受新事物快，音乐理论的抽象概念在她脑子里都化为形象性的感受和领悟。她很着迷歌剧史，里面讲到西洋歌剧的产生和发展，使她开始对歌剧慢慢生出感情。
十七世纪初，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一天，一群青年音乐家、诗人、科学家（其中有天文学之父伽利略）在贵族沙龙聚会，饮酒欢歌，写诗配曲，再加进情节，产生了歌剧的雏形。那以前，西洋音乐多是匀称平稳的“复调音乐”，奏于教堂。歌剧的出现是对“复调音乐”的反抗，它要用配乐的语言展开对话和情节，直接表现人的命运和心态情感。早期歌剧情节取材于希腊神话，后来发展为历史传说故事，再后来是改编文学名著和歌剧剧本创作。随着歌剧的发展，不仅有故事情节、有好听的独唱，又逐渐配上了合唱，舞蹈，布景，灯光，音响，等等，成了一种综合艺术，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歌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早期多为喜剧，如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理发师》，中、后期的悲剧和神剧多以表现爱情和人与神的关系为题材，戏剧冲突强烈，音乐抒情丰富，最著名的如：威尔第的《阿依达》、《奥赛罗》，普契尼的《蝴蝶夫人》、《托斯卡》、《图兰多特》，瓦格纳的《莱茵的黄金》和《女武神》。西洋歌剧诞生400年来，把人生的喜怒哀乐浓
缩进一幕幕音乐戏剧，几百部歌剧构成了一个色彩斑斓的艺术殿堂，使歌剧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一朵艳丽的奇葩。邓桂萍对西洋歌剧渐渐开窍儿了，当沈湘老师给她上课时再提醒她：“用你的心去唱，用你的全部身体去唱”，邓桂萍理解了沈老师在强调歌剧不单单是唱，更是表演－用声音、表情、体态去表现塑造人物，如是才能打开声音，进入状态。表演人物，要 “钻”进人物心里。西洋歌剧里是西方人的故事，中国人要“钻”进西方人心里很难，只能通过学习西方历史、掌握西方语言，熟悉西方生活，加深自己的西方文化修养来“达标”。歌剧系给学生们开了五门外语课：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英语。因为歌剧发源意大利，然后传入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一些西洋艺术歌曲是西班牙语，
所以这五种语言对于学习西洋声乐非常重要。学生们还要大量听歌剧经典录音，那些录音都是由世界著名声乐大师灌唱的。邓桂萍成了唱片室里的常客，她慢慢能从录音中欣赏到西洋音乐的“味道”，在乐声里与声乐大师们有了“神交”。邓桂萍最崇拜的声乐大师是和帕瓦罗迪一样辉煌的前辈声乐家：CARUSO，GILY，FREBALDI，FRENI，CABALLLE，等。那些大师成了邓桂萍的崇拜偶像，她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唱得像他们一样POWERFUL。
八十年代初中国开放国门，与西方文化交流逐渐频繁，中央音乐学院开始邀请世界著名音乐大师来校讲学。那期间到访的声乐家有：BEVERLYY SILLS， ROBERT BARBARA， GINO BEGGY，毛爱莉，等等。邓桂萍在这些大师课上受益很大，从西方同行的教授中领会歌剧艺术和西洋唱法，更直接，更有启发。那时，西方乐团到北京演出也较多。中央音乐学院离北京音乐厅很近，邓桂萍几乎场场不落。她曾观摩过苏联芭蕾舞团的《天鹅湖》、卡拉扬的《柏林交响乐团》音乐会、帕瓦罗迪出演的歌剧《绣花女》、还有小泽征尔指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演出。邓桂萍在音乐上正走向成熟，多门课程打开了她的知识眼界，严格的训练培养出她良好的艺术素质，如果用春蕾初绽来比喻西洋音乐在她艺术感觉中的状态，欣赏那些世界高水平的演出便像根吸甘露、叶捧朝阳，她的全身心被沁润得如四月春泥，滋养着她心中的艺术之花悄然盛开。知识的积累使邓桂萍对音乐的领悟性更高。她在沈湘教授的帮助下掌握了同时看三行谱的能力：唱谱、钢琴伴奏的左手、右手谱，体会到和声进行的美妙和室内乐的魅力。
除了歌剧，邓桂萍还要学唱西洋艺术歌曲，她跟沈湘教授学会的第一首西洋歌曲，就是德语歌曲《至音乐》。德国是西方音乐的“重镇”，很多伟大的作曲家都自德国：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海顿、韦伯、舒勃特、舒曼、勃拉姆斯、亨德尔、门德尔松、斯特劳斯、瓦格纳、马勒。罗列他们的名字，一位都舍不得省略，因为每一位在西方音乐史上都举足轻重，开一代乐风，不是他人可以替代的。德语的《至音乐》作为邓桂萍学唱的第一支西洋歌曲，莫非显示了她和西洋音乐早有神缘，从唱民歌转为西洋歌剧并非偶然！那些西洋艺术歌曲还有法文的、意大利文的、西班牙文的，它们都旋律优美、和弦丰富、配上诗一样漂亮的歌词，美妙绝伦。邓桂萍总是学会了一首，又迫不及待地再学下一首，西洋音乐中有那么多唱不完的歌曲，使她感到学无止境。那些“洋玩意儿”并没使邓桂萍遗忘中国民歌，反而使她对中国民歌的理解和表现有了更自由的把握，她感到古今中外的艺术都是相通的。中央音乐学院也常有著名民歌演唱家来讲课。邓桂萍最难忘陕北民歌手白秉权女士对她的启迪，白老师说：“在你的上额中间有一个‘小洞洞’，要把声音唱在‘小洞洞’里”，并教给她把声音“拉直甩高”的技术。这在当时大家都在“走洋路”的中央音乐学院，是新鲜事，很有些人对民歌不屑一顾。邓桂萍却在那些民歌唱法中获得了演唱西洋歌剧的珍贵原素－如今，她之所以能在世界歌剧舞台上主演《蝴蝶夫人》和《图蓝多特》，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在演唱“巧巧桑” 和“柳儿”时的声音处理上，都揉进了中国民歌的唱法技术，使角色韵味别致，在艺术上有独到的突破。
“一个艺术家有多丰富的想象力，就有多大的深造发展余地”，这条从艺规律是邓桂萍在许多课中总结出来了。比如上钢琴课时，老师李鸣鸥见她经常紧张，就对她说：“弹琴的时候，你脑子里没有别的，只有一幅画：蓝天、白云、海洋，你在沙滩上漫步……，手指就会自然流畅地弹出你的曲子”。李老师启发她分析乐句，学会从中听出大自然的声音：流水，涛涌，雷鸣，把音乐处理得有声有色。优秀的老师往往是学生一生的生活向导。邓桂萍至今非常喜欢弹钢琴，指下的琴就像画家的笔，用声音来描绘一幅景色，景色中必流动着感人的心绪情感。有一次，合唱指挥杨鸿年教授上合唱课，排练贝多芬的“月光合唱曲”，要求女高音要音调很高，但音量极弱。邓桂萍已经学会了调动自己的想象，她脑子里立刻出现了当时一幅著名的摄影：月夜哨兵。在茂密的树林里， 哨兵目视远方，夜空舒朗宁静，一轮明月正穿云徐行……。想象着那幅静美的画面，“以情带声”，声音的色彩立时神秘轻盈起来，正好符合杨老师的要求。想象力的提高丰富着邓桂萍的乐感，使她对什么课都发生兴趣，她已经看到了各门艺术之间的共通点。她甚至喜欢去听管弦乐的课，听作曲老师的乐曲分析课。最后她从宿舍里飘动的窗帘上都听出了音乐。
歌剧是演唱，歌剧系的学生们还要学表演，练体型。
邓桂萍喜欢表演，并有表演天才，如果当年她进的是电影学院，很可能会成为电影明星。她的入学考试小品“打电话”，直到她入校后那位主考老师见到她还赞不绝口。她喜欢上“小品课”，经常和同学到车站、公园、或商场去“观察”人物，琢磨不同人物的特点，选择表演对象，然后回来练习。跟韵大培老师上表演课最有趣。有一次排演《白毛女》中“扎红头绳””的一场戏，邓桂萍演“喜儿”却怎么也找不到扎红头绳的感觉。老师说：“你想象后腰上有个辫子来回甩”。为了找这个感觉，邓桂萍用一根粗绳子拴在头上，没事就来回甩几遍。后来演出的时候，她的感觉和表演非常出色。说起舞蹈课，对于邓桂萍那批学生很不容易，因为她们当时都是二十出头的人了，胳膊腿儿已经不那么“听话”，被强迫着压腿伸腰摆弄舞姿，一天下来浑身酸痛，骨头像散了架。当时给她们上舞蹈课的是中央芭蕾舞团的白秀峰老师，他看着这群“老学生”的狼狈样子又笑又摇头，但绝不放松要求。功夫不负苦心人，一段时间下来，这群“老学生”都发现自己有焕然一新的感觉，再上台表演时，步态轻盈，精神抖擞，亭亭玉立，像回到了少年。
1981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上三年级的时候，邓桂萍被选为中国代表，到法国巴黎参加国际声乐比赛。这个消息让全院的人咂嘴吃惊，邓桂萍自己都觉得意外－原来是唱民歌的，在同学们中声音又属于“小号”，怎么有资格参加那么重要的国际比赛？这要感谢有见地的老师的锐利眼光，那眼光能穿透璞石，看到里面的宝玉。沈湘教授一直格外关怀邓桂萍，虽然她并不出众，但在沈教授眼里，她是最优秀之一。果不其然，邓桂萍不负老师厚望，获得巴黎国际声乐比赛荣誉奖。这在当时中国声乐界是很了不起的成绩，邓桂萍得奖使很多人又一次咂嘴吃惊。
那段时间是邓桂萍最幸福的时光，她不但在学业上成绩卓越，生活也欢欣鼓舞，因为何志远已于1981年考进中国音乐学院（培养唱中国歌曲的人才）进修班，与邓桂萍一起在北京学习、生活。中国音乐学院在北京什刹海附近，中央音乐学院在复兴门，俩人位置一南一北，学业一中一西，可是两颗心却总在一起。每个周末他们都约会，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跑，把北京的那些大街和胡同串得倍儿熟。他们在北京有一大群同学、朋友，很多人后来都成了著名歌唱家：程志，殷秀梅，关贵敏，彭丽媛，郑丽，迪迪拜尔……。学校放假的时候，他们俩人一起参加演出队到全国各地去演出。何志远的台风活泼，声音厚亮，总能博得观众的热烈反响，经常下不了台，几次返场。邓桂萍声音优美，气质优雅，动人在内，不像何志远那么能鼓动观众的热闹情绪，她就以为自己唱得没有何志远好，心理不服，两人展开了一种暗暗的“竞争”。当然他们的“竞争”不是争名夺利、争风吃醋，而是鸳鸯戏水、比翼高飞。
爱情之美好，就在于它使相爱的人感到拥有一切。有什么能比拥有一切更让人自信？那种感觉可以把人变成鸽字，无论天晴天阴，都飞得高傲、潇洒。不过，在邓桂萍毕业前夕，却真的袭来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雨－生活中严酷的一面要考验这
对儿幸福的“鸽字”。（待续）
旅美著名女高音演唱家邓桂萍的故事
6)舞台角色好演 生活角色难堪
邓桂萍曾在一次“小品”课上演《擦皮鞋的小男孩》，和他配戏的是刘东（现为广州音乐学院声乐教授）。邓桂萍扮成小男孩，用煤球儿把脸涂得又黑又赃，戴顶破帽子，身背擦鞋箱，来到街头擦皮鞋，很像《雾都孤儿》里那种流浪小孩。她俩的表演令老师同学连声叫好。实际生活中当然不会有人忍心为“擦皮鞋的小男孩”叫好，那种凄苦处境已把孩子的心灵咬啮得千窗百孔，同情还怕来不及。舞台表演就是如此“无情”－以其“假扮”的成功博得喝彩，却往往忘了“角色”在实际生活里的难堪。《擦皮鞋的小男孩》对邓桂萍的生活也有寓意－在舞台形象和掌声中她光彩照人，卸妆后面对生活里的种种不幸，她也同样在劫难逃。
从巴黎国际声乐比赛载誉而归不久，邓桂萍上沈湘夫人李老师的声乐课，因理解不对，嗓子出了毛病，一个多月不能唱歌。这可把她吓坏了，顿时惊悟：我要是没了声音就像运动员没了腿，将失去一切。一个警钟把她从得意里敲醒－也许一夜之间我的命运会发生突变，完全由不得自己！还好，嗓子终于恢复如常了，感谢冥冥之中那位主宰。 “天灾”之后还有“人祸”，既使你有个金嗓子，“人祸”也可以使黄金失色、美声骤哑。故事是这样的：
在歌剧系四年级的时候，开始排演毕业剧目《费加罗的婚礼》 。该剧是莫扎特作曲的著名喜歌剧，描写青年费加罗将与伯爵夫人的女仆苏珊娜成婚，但那位伯爵喜新厌旧，也有意于苏珊娜。费加罗与苏珊娜为了保护自己的婚姻，巧设种种圈套作弄伯爵。伯爵夫人发现丈夫对苏珊娜有意后，授意苏珊娜写信给伯爵，邀他晚上到花园来约会。晚上，伯爵夫人和苏珊娜互换了衣服，来到花园。伯爵到来后，对夫人假扮的苏珊娜大献殷勤，这时突然灯光齐明，伯爵夫人与苏珊娜同时卸掉伪妆。伯爵惊羞交加，跪下向夫人求情。费加罗与苏珊娜趁机举行了婚礼。在排演这个歌剧时，学生们被分为两个组，邓桂萍在其中一组主演苏珊娜。可是这场喜剧背后却有两幕观众没看到的 “丑剧”：一幕是，在临近演出之即，一位“能干”的学生非要从一个组换到另一个组，跑到系主任那里哭闹，结果逼着学校改印了节目单，重新安排她的名次。另一幕还是这位学生，为了自己成名，靠“社会能量”逼着电视台修改计划，取消邓桂萍那一组，改为她这一组去电视台录音、录象。邓桂萍愤愤不平，非要论出个道理不可。可在那个“走后门”光荣的年代哪有道理可论，小小邓桂萍岂能扳平一个靠权势和欺诈拼搏较量的世界？台下的“丑剧”并没影响到台上的“喜剧”效果，只是“喜剧”演员丑陋的一面实在令人失望。 沈湘教授劝邓桂萍说：“桂萍，不必在乎这一件小事。人生的路还长，你以后有很多演唱歌剧的机会，何必为这么一件小事伤神呢？”老师的一席话抚平了邓桂萍的心潮。
沈湘教授的为人使邓桂萍对他心悦诚服。最难忘有一次沈教授和她们一起到外地演出，在火车上给她们讲音乐家的故事，激厉她们的事业心。到了福建泉州，沈教授和她们一起去逛街，在小摊上买了一块布料。回到住处一看，布料小了许多，原来是小贩做了手脚，把布料换了一块小的。沈教授摇头笑笑，幽默地说：“这块布正好可以给迪里拜尔了”。（迪里拜尔是当年著名歌手，沈教授学生之一，个子较小）。老师为人处事的大度给邓桂萍留下了深刻印象。沈湘教授是中国著名声音教育家，桃李满天下，学生中名家辈出，凭他的鼎鼎大名和社会关系，他可以发脾气掀起一个“布料风波”，让泉州市长来给他道歉。然而他却对此一笑了之，可见心思并非在此，体现出一个艺术家高尚的修养。用沈湘教授人格的光辉照射今天的“大腕儿”，那些在钱眼儿里闹腾的“明星”们不过是雀噪一时，扬尘即落，没人真正尊重他们。
毕业前夕，邓桂萍知道自己很可能被分回云南，一是因为她来自云南，二是因为成绩突出，招人嫉妒，很有几个人想把她送回云南。沈湘教授非常关心邓桂萍的前途，希望她能留在北京继续深造，于是不顾年迈病磨，亲自带邓桂萍到中央广播艺术团团长的家里，把邓桂萍的情况介绍给团长。那位团长一听是沈教授的第子，当即同意收下邓桂萍做广播艺术团独唱演员，请沈教授放心。沈教授何止是邓桂萍的恩师，还在她身上倾注了一位父辈的关怀。这不是因为他“偏爱”邓桂萍？而是因为他从邓桂萍的声音里听出了一个“超强音”－她将是中国声乐艺术火炬的一个出色的“接棒人”，她能把这只火炬的光芒燃得更加灿烂！沈教授是“伯乐相马”，在尽自己的职守呵！他虽然没有邓桂萍得到的掌声和鲜花多，但世界歌剧舞台上能出现一个中国人主演的《蝴蝶夫人》，那一场场成功的演出就是献给他的最美好的掌声和鲜花！邓桂萍对恩师感激不尽，她曾怀着拳拳之心于1996年专程回国，先到昆明，为云南艺校成立45周年和阳亚洛老师教学25周年出席专场音乐会的演出。然后，又赶往北京八宝山公墓，拜谒已经过世的沈湘教授的灵位。她心里喃喃地重复着：“沈教授，您没有死，您活在我心里！活在我的歌声里！活在我所演唱过的世界上每一个歌剧舞台上！”邓桂萍暗下决心，一定不负老师们的载培，翘待时机成熟，要在家乡云南创建一个声乐基地，从事教学和演出，做中西声乐艺术交往的桥梁，培养新人，把老师们传给自己的艺术火炬再传到下一代人手里！
那场《费加罗的婚礼》排演完毕后，曾对外公演，连演八场，场场满座，最后不得不加演一场，获得意外成功。之后不久，邓桂萍获得中央音乐学院毕业证书，然后与何志远一起参加了一个演出队，奔赴南方巡回演出。这次旅行演出两人非常开心，因为邓桂萍将留在北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前途已定、演出顺路回重庆和昆明探望了双方家人，一激动，他们决定索性结婚，一了终生大事。“终生大事”原来很简单－到市政府领回了一纸“结婚证”。“喜事”也不复杂－请同学们来吃了一顿饭。不过，那种淳朴的新婚之喜可是不掺假的，不像现在的许多婚姻明码标价或暗藏私心。那次巡回演出，成了他们的蜜月旅行；一路唱过的歌里，蕴含着这对儿“艺术伴侣”终生的回味。
回到北京以后，邓桂萍忙着到广播艺术团报道，搬家。别看她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歌唱家，她的全部家当仅是一个提箱和两纸箱子书及杂物。她住进了艺术团宿舍筒子楼，三人合住一间。（不是一个Apartment,而是一间房子）。中午晚上大家都在楼道里做饭，“百家饭”味熏全楼，要是谁家炒辣椒，定能招回一片咳嗽声。没事大家串门聊天，张家长，李家短，像电影《七十二家房客》的情景一样。台下的艺术家也真是活得俗不可耐。
上了十几年的音乐学校，一下不读书了，邓桂萍感到轻松自由，可以骑自行车逛大街、冬天自己做酸菜粉丝汤、夏天到门外市场买个西瓜。何志远完成了中国音乐学院进修班以后，又转入中央音乐学院进修班，四年下来，他得了两个文凭。但要留在北京还不是容易的事，他先寄宿在中央民族学院一位同学那里，每天骑车从郊区到城里，往返一小时，冬天顶风冒雪，苦不堪言。几经周折后，终于调入中国铁路文工团任独唱演员，还分到一间小宿舍，能放下一桌一床。虽然离邓桂萍近了，可两个人各有演出，常常你来我走，邓桂萍刚随“古乐小组”访日演出回来，何志远又随团出访朝鲜了，生活很没有规律。虽然他们生活中的处境尴尬，但两个人一上台总是精神抖擞，声情饱满，春风佛面，给观众带来娱乐，至于那些掌声背后的苦果，他们只有暗自独吞。也许这就是人生艰辛之所在吧－只要有所追求，就会面对一番得失取舍的考验；当你下定决心去拥抱自己的理想，便从此身不由己、无暇顾及其它许多了！
广播艺术团是名演员集聚的地方，常有大型演出、或到外景地拍摄风光音乐片。邓桂萍的生活范围和演唱经历比学生期间宽多了，她的歌声和她的人生一起迈进了一个更辽阔的天地。
旅美著名女高音演唱家邓桂萍的故事（连载七）
7 )飞越太平洋
地球上的水都是流动的，小溪流进江河，江河流进海洋，海浪海流激荡交汇。地球上的人也像地球上的水，总是要融入一种人群的河流或海洋，随着时代脉搏变迁着生存空间，其差别只是变动的大小远近不同而已。八十年代中国人的“出国热”是最具规模的人群的流动，生存空间的转移，其势汹涌如海，形象地被叫做 “出国潮”。那股“出国潮”也掀动了邓桂萍，虽然那时她正在中国南海的鼓浪屿上歌唱“日光岩”。
邓桂萍分到中国广播艺术团做独唱演员后，已经数次南下厦门鼓浪屿，随中央电视台摄制组拍摄风光音乐片。那是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第一高峰阶段，文化娱乐方面尤其活跃，电视节目开始丰富起来。音乐风光片在当时还算较新的节目品种，从选景到配乐、演唱都追求一流水平。鼓浪屿其美堪称中国第一美岛，与厦门一水之隔，乘渡轮只几分钟。邓桂萍一行住在岛上条件最好的“海军招待所”，而且被安排的房间都是临窗面海。每天早上起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大海，听到的就是海浪声，对于天生富于幻想的邓桂萍来说，感觉像活在童话世界里。每天她跟摄制组的同行们在鼓浪屿上选外景，拍镜头，几乎走遍了岛屿上每一处海滩和礁岩。她知道了鼓浪屿名字的来历：原来岛上有几块面海的礁石，形成了一种特殊“阵势”，涨潮时海浪冲击到这组礁岩上，声音巨大像万鼓齐鸣。鼓浪屿的名字真是太形象了。她还登上了鼓浪屿最高点－日光岩。凌晨，站在日光岩上看日出，先看大海一片殷红，然后突见海的尽头有一颗亮珠跳上海面，亮珠渐渐扩大。邓桂萍大惊，原来太阳不是升起来的，是跳出来的！鼓浪屿的月夜更美，好像是陆地上最接近星月的地方，赶上阴历十五，硕大的圆月近在眼前，好像出手可摸。都说人杰地灵，其实真是地灵人杰，这样美的地方怎能不出优秀人才。出生在鼓浪屿的名人不少，最著名的有妇科专家林巧稚、钢琴家殷承宗……。邓桂萍外出拍片很长见识，更加深了她对自己工作生活的热爱。摄制组在岛上拍了许多美景，那部风光片的主题歌是由邓桂萍独唱的《故乡的月亮》，富有弹性的声音里注入了她全部的情感，其歌声与大海和岛屿美韵天成。谁曾想那首《故乡的月亮》却成了她日后不久留给故乡的“绝唱”。
不久后，有一次邓桂萍刚从上海演出回来，星期日休息，她骑着心爱的自行车奔驰在长安街上。何志远到外地演出不在时，她常常去老师或朋友家度周末。在王府井路口等红灯时，突然遇见一位搞作曲的同学。那位同学看到她，惊讶地大喊：“邓桂萍，你怎么还在国内呢？”把邓桂萍喊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两人来到路边攀谈起来。原来那位同学已经联系好到澳大利亚留学，一星期后启程，而且告诉邓桂萍某某同学去了美国，某某同学去了欧洲，问邓桂萍为什么没联系出国留学？邓桂萍说，我没有任何“海外关系”，而且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那位同学口气里流露出遗憾，说，出国深造吗！搞艺术的不去留学怎么有提高发展？然后告诉邓桂萍怎样到图书馆查阅国外大学的资料、怎样写申请信等办理程序。邓桂萍的艺术细胞被这位同学给激发起了，她想像着出国留学的情景，而且她想到什么就恨不得立刻去实现它。
第二天，邓桂萍迫不及待地去实现“出国梦”，她想，既然出国深造能提高艺术水平，没“海外关系”也能自己办理申请，为什么不试试？她起了一个大早，骑车出门，直奔北京图书馆去查阅外国大学的资料。时置夏日，那天闷热，不知老天要给邓桂萍消暑还是要给她出国泼冷水，半路上突然乌云密布骤雨倾盆，一时街上的人几乎都跑光，只剩下邓桂萍自己弓身骑车冒雨而行。旁边偶然驶过一辆大卡车，上面的工人开玩笑对她大喊：“嘿，姐妹儿，够勇的啊！”她想，这场大雨是老天在考验我，看我有多大决心，于是坚持冒雨骑到图书馆。进了图书观全身已湿得像落汤鸡，她顾不得自己的样子，立刻开始按照那位同学的指点，很快查抄出十五所外国大学的联系地址。回到广播艺术团，请翻译室的人帮忙填表、写申请、准备了十五份材料，再放进在中央音乐学院毕业音乐会上的演唱录音各一盘，然后寄往十五所大学。她办完这些事，心里踏实了，又每天忙于演出，没对那些申请抱太大希望。过了一个多月，居然收到几所大学回信，其中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学院不考英文和乐理，她就给波士顿大学回了信。又过了一个多月，她便收到录取通知。从开始申请到被通知录取只用了三个月，事情顺利得让她都有点不敢相信。当时正好波士顿大学艺术学院的教授Mr.Hillyer在中央音乐学院讲学，邓桂萍跑回母校，找到这位教授，通过朋友做翻译告诉他自己被BU录取了，获 “院长讲学金”，读“艺术家”学位。Mr.Hillyer看着眼前这位朴素的中国女青年很惊喜，因为他知道那种“待遇”和“学位”在当时的BU艺术学院是很少的，只颁给非常优秀的申请者。Mr.Hillyer表示高兴认识邓桂萍，希望不久与她相见在波士顿。
人的命运真像有一只手在做安排。邓桂萍拿到赴美签证后，恰巧父亲正要送刚参加工作的弟弟到山东油田，路过北京，正好为邓桂萍出国送行。父亲自幼偏爱邓桂萍，父女情深。当时邓桂萍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歌唱家，经常在电视上露面，父亲心里很欣慰。这次女儿却要孤身飞往遥远陌生的美国，做父亲的心里总有股隐隐的疼爱。父亲带邓桂萍出去吃了顿“告别饭”，然后坚持送她一件礼物。当父女俩路过复兴门附近一家厨具店时，邓桂萍心想，我到了美国一定想吃中国饭，自己做，就对父亲说，您就送我一把菜刀吧。父亲笑着说，买菜刀干啥，到了美国还没饭吃？邓桂萍坚持父亲给她买了一把不锈钢的菜刀。（没想到一把菜刀创美国，日后开了‘侃爷居餐厅’）。为了减轻离别难过，邓桂萍没让爸爸送她到机场，而是让他和弟弟先离开北京。她送爸爸到北京站，看着他进了车厢，没等开车，她忍住眼泪快速离开。当走到地下通道口时，她忍不住回头一看，见爸爸又下了车，正站在月台上注视她的背景。她的眼泪刷刷而下，向爸爸挥了挥手，赶快扭头走进通道。没想到那次告别竟是和父亲的永别！
古诗云：“一曲离歌两行泪，不知何地再相逢”，况且骨肉分离，更是人生难堪时。对于邓桂萍赴美，何志远虽然一直积极支持，但分手的一刻，心里也不是好滋味，他们毕竟还是不到三年的新婚夫妇。 “丈夫非无泪，不洒离别间”，何志远是硬汉子，他帮邓桂萍用攒着买钢琴的钱买回飞美国的机票，又和朋友借了二百美元给妻子随身备用。送到机场，两人正“心里有话口难说”，天降机缘，沈湘教授戏剧般猛然出现在眼前，他也正要登机去外地讲学。当邓桂萍告诉沈教授她被波士顿艺术学院录取，正动身赴美，沈教授很激动，这说明自己的学生能得到国际水平艺术院校的承任。沈教授叮嘱邓桂萍到了美国好好学习，注重多唱艺术歌曲，他一直对邓桂萍寄予厚望。没想到，那次邓桂萍和沈湘教授的分别，竞成了他们师生的永别。沈教授于1994年去世。
飞机起飞后不久，邓桂萍就开始打瞌睡，几天的出国准备弄得她身心疲劳。现在好了，一切都安静了，只有飞机巨大的轰鸣声像男中音在哼唱。在出国兴奋之余，邓桂萍独自也有一丝犹豫：我为什么要告别自己满意的工作生活，非要走这条充满挑战的出国路？她想起了和姜昆、马季、冯巩、等同团相声演员到广州深圳演出的愉快日子；想起了上海万人体育场里唱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欢乐颂》的轰动场面；想起了在南京与外国指挥家合作演出马勒第四交响曲，领唱最后一章女高音与合唱团时的艺术享受；想起了赴日本古乐小组，青岛夏季音乐会……，这一切还都在眼前，但也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她飞在太平洋上空，陪伴她的是满机舱昏睡的旅客和“男中音”固永的哼声。她说不清楚美国对她的事业和人生究竟有多重要。她突然想起了 “在水一方”那首歌，心里轻轻哼起来：“我愿逆流而上，道路又远又长，寻找她的方向，却见依稀仿佛，她在水的中央……”。邓桂萍此时是在太平洋中央，而她的心已被分成了两半，一半留在熟捻的东方，一半正飘往陌生的西方。
（由邓桂萍最近录唱的民歌专辑《在那遥远的地方》已在北美发行。）
著名女高音演唱家邓桂萍的故事
8） 难忘的BU生活
1986年8月的一天，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像往日一样忙碌。有三个到波士顿大学的中国学生在此中转，他们是邓桂萍、熊晓鸽、和蔡金勇。三个人刚刚熬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走在机场大厅里，四肢肌肉终于可以活动开了，感到身心舒解。但邓桂萍立刻又进入紧张状态－因为飞机晚点，她要转乘的去波士顿的那班飞机已经起飞了，她被甩在了纽约机场。望着周围忙忙碌碌的旅客，全是陌生的“洋人”，甚至连一句话都和他们讲不通，她感到自己像被抛到了外星球，紧张的心情里裹着几丝惊恐。多亏了熊晓鸽，那时他已来美一年，他怕第一次到美国的邓桂萍在纽约机场走丢，便放弃了去乘“灰狗”到波士顿的计划，陪邓桂萍在纽约机场熬一夜，等第二天飞波士顿的班机。邓桂萍和熊晓鸽刚刚在飞机上结识，没想到一下飞机，两人便要同熬一个机场之夜，人生的幸遇和尴尬发生在远离家乡的这个角落。
到波士顿机场接邓桂萍的是BU艺术学院教授MR MILLYER，真像他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和邓桂萍说过的：“希望很快在波士顿见到你”。MR MILLYER把邓桂萍接到他家，让她寄宿在他家，邓桂萍便开始了在BU艺术学院的学习生活。课程很多：钢琴课、歌剧表演课、体型课、音乐理论课等等。由于语言障碍，学习压力相当大，邓桂萍早起晚归，笔不离手，曲不离口，背单词、念功课，埋头学习还要自己做饭，心里和脑子都被填得满满的，每天累得精疲力竭。上理论课时，好心的美国同学在课后帮她复印英文笔记，她带回家，边查字典边理解记忆。MR MILLYER和他的女友BINA对邓桂萍帮助很大，他们帮她把带回来的笔记翻译讲解，每天在饭桌上给她“上英语课”。由于邓桂萍声音的功底厚，她又唱得勤奋，声乐课分很高，以此来提高总分水平。
半年后，邓桂萍考进了TANGLEWOOD夏季音乐节的FELLOWSHIP，她兴奋地来到麻州最西边的美景音乐镇TANGLEWOOD。TANGLEWOOD镇是波士顿交响乐团夏季演出地，本是纽约爱乐乐团始建于年由波士顿交响乐团接任，逐渐发展成为美国最著名的音乐节。音乐节每年都聘世界著名音乐家来表演，每年有三十多万音乐爱好者到这里欣赏音乐。能获资格参加如此盛大的音乐聚会的演出，对于邓桂萍来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学习机会。她在TANGLEWOOD期间和另外两位女高音同住一室，每天说说笑笑，英语大大长进。每周都有音乐会，学习了很多艺术歌曲。最荣幸的是参与了和小泽征尔、LEONTIN PRICE、JERSEY NOMAN、JOHN OLIVER等国际大师的合作演出，并得到了和波士顿交响乐团在波士顿SYMPYONY HALL演出的机会。那以后，邓桂萍结束了“聋哑”生活，英语和学业齐头并进。年底时她在纽约见到师妹梁宁（著名女中音，现旅居法国），老同学对邓桂萍英语进步之快感到吃惊。
邓桂萍在BU艺术学院的指导老师是院长PHYLLIS CURTIN女士，同班同学有傅海静、高曼华、和另两个美国同学。他们是当时BU最出色的声乐学生，每当上课都会招引来过路的人停在窗外听。BU的校长JOHN SILBER 常请邓桂萍和傅海静、高曼华到他家去唱FUND RAISING演唱会，一时引起美国同学发牢骚，说老师偏心眼儿向着中国学生。
1987年春天，邓桂萍来美九个月，何志远终于办好探亲签证，与邓桂萍重逢在波士顿，他们一起住进了著名的14 BUSSWELL ST－ BU的国际留学生宿舍，结婚四年多的夫妻总算能天天生活在一起了。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不少中国同学，如：严啸、朱兵夫妇，李志坚、李莉夫妇，张云飞夫妇等。在那栋大楼里出生了很多早期来美同学们的“ABC”，邓桂萍、何志远的女儿EMILY就是其中之一。同学们虽然学业繁忙，生活拮据，但却充满人情味，周末常有PARTY，夏天到海滨游泳，在CHARLES河边野餐，打羽毛球。邓桂萍感到日子安定生活幸福，学业上也捷报频传，经常有出头露面的演唱机会。在学院组织排演的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中，傅海静演男主角唐璜，邓桂萍演女主角艾微拉，演出后效果轰动，得到报刊佳评，使BU艺术学院的名称大放光彩。自从有了这几位中国来的出色学生，BU来自华人的资助显著增多，著名的“蔡氏中心”就是那个时期的产物。艺术学院接收的中国学生也越来越多，中国学生的专业水平都比较高，同学们开玩笑说：“这里快变成中国音乐学院了”。那时期，邓桂萍参加不少声乐比赛，曾两次在大都会歌剧院新英格兰地区比赛中获奖。她还得到了来美后第一个正式专业工作，在KANSAS抒情歌剧院的一场歌剧中出任角色。邓桂萍开始迈向事业的成功，感受到在鲜花与喝彩声中的兴奋与满足，那是听众对她歌声的赞美，对她三年来勤奋学习的承认。
一天晚上演出结束后，何志远把邓桂萍接回家，等女儿睡着后，何志远让邓桂萍坐下，掏出一封信递给她，说：“你千万要冷静，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先冷静”。邓桂萍觉得奇怪，因为何志远从来没这么严肃过，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打开信，原来里面是她父亲去世的消息。她一看日期，已经是六个月以前的事情了。何志远说，怕影响你学业，再说女儿刚出世，你的签证身份又不方便回去，所以我们商量当时先不告诉你。邓桂萍顿时泪如潮涌，悲痛得哭出了声。她悔恨自己没能回去见爸爸一面，无论学业多么成功、多么得意，可再也不能与爸爸分享，她感到那些成功都不重要了。她恨不得能立刻飞到父亲坟前，把一肚子话说给他听，但除了悲痛欲绝，她什么都没法做，什么都来不及了。她脑子里闪过在北京火车站和父亲分手时的情景，父亲注视她的目光是那么温暖慈祥。多少次，是那双目光送她离家上路：去艺校、去边疆文工团、去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去美国。今后自己的人生路还长，却再也没有父亲送行的目光，亲人的生死别离竞发生得这样不可预测，这样的无情。
据说，丧母是男儿成熟的开始，丧父是女儿成熟的开始。父亲过世使邓桂萍感到心里有了一块空缺，这块空缺很快被一种做人的责任填补了，她又成熟了一层，更加珍惜家庭生活。1988年，当她第二次参加TANGLEWOOD音乐节时，她们一家三口都去了，住在美国朋友的大房子里。每天，当她从排练厅回来，看到何志远带着自己的女儿和房东的孩子在草坪上追跑嬉戏，房东的大狗围着他们汪汪叫着撒欢，明亮的池塘里浮游着野鸭，西天上挂满霞云，邓桂萍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那是一种比鲜花喝彩更深沉实在的满足。邓桂萍开始走向成熟 － 一位成熟的演员、成熟的妻子、成熟的母亲。
那个夏秋，邓桂萍的生活真是“硕果”累累。当她在BU艺术学院完成三年学业，得到“艺术学位”后，一天，她的指导老师PHILIS CURTIN交给她一封信。她打开信一看，是鼓励她继续留在BU深造的奖学金，由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和PHILIS CURTIN（BU艺术学院院长）共同推荐的。于是邓桂萍又继续在BU歌剧中心学习。同时，ST LOUIS歌剧院聘她去参加夏季演出，时逢她母亲来美探亲，于是母女三人一同赴ST LOUIS，在那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夏天。回到BU后就参加“艺术学位”的毕业演出比赛，幸运地获得一万五千元的奖金，那笔钱在当时对于一个学艺术的学生来说，真是一笔“巨款”。接着她受聘于新英格兰歌剧院，出演《水晶鞋》中的主角。
就在邓桂萍的生活事业一帆风顺之时，有个横祸突然飞来，险些要了她性命。一天晚上演出后她走出剧院，去乘地铁，没行出几步，便被一黑色跑车撞起老高，然后又落到地上，顿时失去知觉。醒来时见四周都是围观的人，闪光灯、救护车、警车乱成一片。她被台上担架，身体和脖子都被牢牢固定住。到了医院一检查，老天保佑，没什么大问题，只有些外伤。她赶忙给家里打电话，没人接电话，她忽然想起来家里人都到地铁站去接她了。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果不其然，出院回家的第二天她就接到一个通知，邀她到纽约去参加“试听”（AUDITION），ST LOUIS歌剧院有意聘她做独唱演员。这是难得的好机会，她立刻打点行装，让何志远把她送到火车站，然后瘸着腿一拐一拐地自己奔赴纽约。在“试听”中唱完后，主考人问她会不会唱“蝴蝶夫人”？她说只会唱其中的“咏叹调”，而且要去买谱子。主考人答应她当天下午回来试唱“蝴蝶夫人”。邓桂萍出门后就在纽约大街上寻书店，终于买到“蝴蝶夫人”的谱子，熟悉一番后，下午返回去再唱。主考人听完表示满意，建议邓桂萍回去多练多唱，等待通知。一个月后，那位主考人、指挥STEVEN LORD即将在WILMINGTON DE指挥《蝴蝶夫人》，通知邓桂萍再来“试听”唱《蝴蝶夫人》。邓桂萍赶到WILMINGTON，被那位指挥领进一个大排练厅，然后听她演唱了《蝴蝶夫人》的“入场曲”。歌声一落，指挥非常满意，起身过去握着邓桂萍的手说“YOU GOT THE JOB。CONGRADULATIONS！”邓桂萍兴奋得跳了起来，因为那是要出演《蝴蝶夫人》中的主角啊，任何一个女高音梦寐以求的角色。邓桂萍立刻回想起意大利著名男中音歌唱家CARLO BELGANZI曾对她说：“你必需要到45岁以后才可能唱《蝴蝶夫人》”，自己却几乎提前十年达到了歌剧事业上的这个高标，她怎能不兴奋异常。从此，邓桂萍以《蝴蝶夫人》主角的形象步入世界歌剧舞台。（待续）
王宏辰,记者，联系电话：617-236-8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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