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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年是属于什么生肖？
子表示老鼠，所以甲子年就是数老鼠的。
）、寅（虎）、卯（兔）、 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 戌（狗）、亥（猪）。
只有&地支&与生肖是一一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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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2011-5《收获》&&李辉《绝响谁听》之五《甲子年冬日》（节选）
2011年第5期《收获》杂志
“绝响谁听”之五
甲子年冬日（节选）
这一个甲子年，闰十月，冬日很长。自一九八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五年一月之间，诸多人与事，可记，可忆。
十一月二十八日，丁玲在京召开《中国》杂志创刊招待会。文坛老明星赫然亮相，场面风光无限，可是，从一开始，这个刊物却潜伏着夭折的危机。她雄心勃勃，试图走一条类似于“同人办刊”的新路，结果在体制、人际、倾向、个性等错综复杂的诸多制约下，纵然使尽浑身解数，她也只落得身心憔悴，荒原寂寞。《中国》创刊仅一年，她便病重不起，于一九八六年三月去世，而随着她的远去，《中国》于一九八六年年底停刊，仅出刊两年，可谓来去匆匆。不妨说，丁玲晚年全身心投入的最后拼搏，既是她的生命绝唱，也是送她远逝的一曲挽歌。
十二月二十九日，第四次中国作协会员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九天里，热点此起彼伏：“创作自由”口号响亮一时；曾受诟病的“伤痕文学”终获肯定；作协理事会实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一些著名人士落选，《人民日报》则破天荒地公开选举票数……前所未有的轰动、热闹，甚至惊世骇俗，一时间，把新年之际的冬日烧得滚烫，滚烫。
（第四次作代会上，胡风分子集体列队进场）
也在同一时间、同一场合，我所熟悉的贾植芳、曾卓等前辈，与出席作代会的一批“胡风分子”友人私下相约，开幕式那天列队走进会场。一九七九年召开第三次作代会时，“胡风反革命集团”尚未平反，吴奚如、聂绀弩二人曾准备在大会上提出胡风问题，被周扬约谈后而取消。五年过去，时代天翻地覆，此次前来参加四次作代会的“胡风分子”达十余人。如今，他们把头高昂，以亮相的方式高调表明一个群体的归来。实际上，其他代表未必能够注意到他们的这一特别入场方式，也不会琢磨其良苦用心，但对这些重新绽放的“白色花”（牛汉将编选“七月”诗派作品集时起名为《白色花》），这一举动却有着特殊的历史况味。
周扬因病未能与会，但他依然成为主角之一。一年前，一九八三年，周扬因提出“人道主义异化”问题而受到猛烈批判，随之重病不起。如今，风波暂息，他的缺席引发代表热议。于是，几位年轻作家起草一封致周扬的致敬信，张贴在驻所京西宾馆的走廊上。代表们阅后纷纷在上面自发签名，不同年龄，不同群体，在这一个冬日，拿起了同一支笔。
被烧得滚烫的甲子年冬日往事，大大小小，都已成为记忆中的一块块砖石。可是，一旦拾起，猛然发现，竟还是那么烫手。
一，穿红毛衣的身影
甲子年九月（一九八四年十月），丁玲迎来八十大寿。半年之前，甲子年春天（一九八四年四月底）她决定创办一个文学刊物，她哪里知道，距一九八六年四月去世，她的生命行程只剩下最后两年时间。
八十的丁玲，一点儿不服老，倔强，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而劲儿的背后，又让人感到她的心底，总在与什么人、什么事憋着气，暗暗地与之较劲。其性情，其冲动，其忙碌，哪里像一位年届八十的老太太，倒更像早年创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一九三一年左联时期主编《北斗》的那个年轻丁玲！
甲子年冬日，丁玲总爱穿红毛衣外套。《中国》创刊招待会上，第四次作代会的开幕式与选举时，她穿的都是红毛衣。红得醒目，远看，近看，都是一团火。
萌发创办《中国》的念头，是在一次座谈会上。时任丁玲秘书的王增如女士在《丁玲办&中国&》一书的记叙，作为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主任的丁玲，提议召开一个小说创作座谈会，座谈荣获一九八三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品。讨论会在四月二十七、二十八日举行，邀请二十多位老中青作家，但受邀的几位中青年作家无人前来，结果，讨论会成了名副其实的老作家聚会，其中大多与丁玲关系良好，如草明、舒群、魏巍、雷加、骆宾基、姚雪垠、李纳、曾克等。就在第一天的会议上，有老作家开玩笑地说，索性创办一个刊物，就叫《老作家文学》。次日，魏巍将这一戏言变为具体建议，并提出由丁玲出面主编这一刊物，但决不能叫《老作家文学》。谁都没有想到，一群老作家的一次偶然热议，真的将丁玲推到了前台。而丁玲，也居然兴致勃勃地用自己的手，拿起了即便是年轻人也不敢轻易触摸的一个烫手山芋。
这个烫手山芋，最初起名为《中国文学》，后在刊物登记时，因与外文局的英文刊物《中国文学》重名而临时更名为《中国》。
按照王增如的说法，丁玲之所以下决心创办一个刊物，除了全国经济改革的大形势，让她深受感染放开胆量这一原因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丁玲萦绕心中几十年的“历史污点”被澄清。一九八四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中央组织部拟定的《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其中这样谈到丁玲三十年代被捕后在南京遭软禁一事：“丁玲同志在被捕期间，敌人曾对她进行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其做事，但她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没有做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事。而且后来辗转京沪，想方设法终于找到党组织，并在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到达陕北。”这一表述，丁玲期盼已久。她早已融入政治风雨之中，她早把政治身份与政治名誉看得高于文学，高于一切，对她而言，在与周扬等人多年的冲突、博弈过程中，最令她心痛的这一“伤口”终获愈合，怎能不让她欣喜若狂？王增如颇为详细地描述了丁玲在这一时刻的反应：
中组部这个文件拟定时，丁玲正住在医院里。7月6日，陈明把文件的征求意见稿带到医院。那天下午，我刚走进病房，丁玲便迫不及待地对我说：“小王，这下我可以死了！”我心里一惊，以为她的病情严重了，却又见她面露喜色，扬了扬手中的两张纸：“你看看这个，就明白了。”那就是中组部《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的征求意见稿，和林默涵、刘白羽等当事人的意见。丁玲写下自己的意见后，长出一口气说：“40年沉冤，终于大白了。”她把这份材料小心翼翼地放进写字台抽屉里，把身上穿的蓝白条病员服抻平，又理理花白的双鬓，动作敏捷，好像一下子年轻了许多，然后坐到沙发上说：……我觉得现在再没有我担心的事情了，我轻松了。我死了之后，不再会有什么东西留在那里，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儿女身上，压在我的亲人身上，压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所以，我可以死了。
（《丁玲办&中国&》，一九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一一年）
不妨这样理解，觉得自己“可以死了”的丁玲，当她决定创办一个文学刊物时，可能真的将之作为一生中的最后一件大事。不久前，在“清污运动”中她积极表态，赞同在文学界进行“清污”，如今，风波暂息，她已经感到来自不同方面、特别是中青年作家的议论与疏远。政治名誉恢复，热情再度燃烧，她还不想被文坛边缘化，作为一个作家，她更不想失去与文学之间存在已久的根深蒂固的、无法摆脱的联系——她虽然曾经过度政治化，性情与根底上，依然是位作家。
中国新闻社记者甄庆如，率先报道了丁玲将以“民办公助”方式创办一个刊物的消息：
丁玲说：“目前，中国各行各业出现了许多个体户，文艺界也有人倡议自费办杂志，我想朝这方面试一试。打破铁饭碗，把工作搞得更加活跃，创作更加繁荣。现在我已经向有关部门打了报告提出申请。”
问起具体计划，丁玲说：“开办费大约需要二十万元，我自己拿不出这么多钱，但我想争取民办公助，同时还要靠各界人士资助或国家贷款。将来可以采取入股分红的办法，争取能有盈余按股分红给大家。”
（《丁玲的壮心》，《中国新闻》，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中国》创刊会上，王蒙和达理夫妇交谈）
这番谈话，即便在今天，仍不失为振聋发聩之声。民办公助、国家贷款、入股分红，这些都与旧有出版体制大相径庭，很难相信它们出自一个曾被认为是文坛“左王”的丁玲之口。其实，丁玲的刊物从酝酿到筹办，一开始就颇具民间性。兴趣相同者，自己确定刊名，自己推荐主编、副主编人选，自己选择编辑成员，名义上虽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但同人办刊的色彩颇为强烈应是不争事实。许多年里，“同人办刊”从来就是禁区，胡风在著名的“三十万言书”中提出作家应该同人办刊、一九五七年也曾有人尝试创办“同人刊物”，都曾视为异端而受到批判。如今，谁能料到，年届八十的丁玲却剑走偏锋，与历史找到一种衔接。不仅同人办刊，经费也主要从民间募集。丁玲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曾流放北大荒劳动，这一次，她所熟悉的农垦局领导伸出援助之手，一次性借给她一百万元经费，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这一数目可谓巨大。在这一自我转型之际，她将自己与一些政界高层人物的良好个人关系、她的社会影响与感召力，均用到了极致——为争取《中国》获准问世，为甲子年冬日一次耀眼的亮相。
身穿红毛衣的丁玲，携《中国》之梦与大家见面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国》招待会在北京新侨饭店举行。此时，刊物的名称还叫《中国文学》，会场醒目地悬挂着刊物徽标，一页白色稿纸飘动在一个鲜红的大圆圈之。有意思的是，当丁玲举办这一招待会时，刊物既未拿到刊号，也没有出版。大约一个月之后，文化部才向中国作协发来《同意创办中国文学双月刊》的批文，获准办理期刊登记。当年，这的确是一个特例。《中国》正式出版时，主编为丁玲、舒群；副主编为魏巍、雷加、牛汉、刘绍棠。另有十五名编委，最年轻者是贾平凹，其余均为老作家。
王增如女士回忆当天情景说道：“两点半钟，丁玲和刘绍棠同乘一辆汽车，来到新侨饭店。她穿了一件大红毛衣，戴了一副茶色眼镜，一走进大厅，就被一群性急的记者围住了。”我即在“一群性急的记者”之列。我的《北京晚报》同事张棣兄，参与《中国》的编务，并负责组织此次招待会，是他邀请我前来采访。
在岁末第四次作代会召开之前，《中国》创刊招待会堪称甲子年间文坛的一次盛会。老中青几代作家三百多人，不同关联、不同倾向、不同心境，出现在同一场合，热闹，轻松，自由组合入座，真正成了一次作家的大派对。我的印象中，自“清污运动”以来，这一盛况在北京还是第一次。
这一聚会，对丁玲有着特殊历史意味。一九九四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过现场印象，至今再读，仍觉新鲜：
胡风在夫人梅志和女儿搀扶下来到大厅。不到一年，他就将离开人间，离去时，孤傲的灵魂仍然担负着无法卸掉的历史重负。爽朗的萧军，依然爽朗的大笑着，几年后他也将离去……萧乾弯着腰与曹禺热烈握手。曹禺当然还记得当年自己的《雷雨》，在萧乾主办的《大公报》评奖中获奖的往事。那一片刻，他们谈得十分开心。站在他们一旁的是吴祖光——
一个似乎是永远在不断惹来麻烦也始终引人注目的人物。……
丁玲自然是十年前那个聚会的中心。
几代文人，除了官场必要的应酬之外，许多人可以说是为她而来。已是八十高龄，但她依然拥有别的老人所缺少的雄心与抱负，或者说，年轻人一般的活力。她不愿意被人遗忘，更不愿意让人永远打入冷宫。一旦机会降临，她会用各种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人们如何看待她的举动，有一点是不能否定的，那就是一如半个世纪之前，她还是洋溢着一种创造精神。其中，也带着几分执拗、自负。
她来得很早，在记者们簇拥下微笑着侃侃而谈。我想，环顾四周，她一定感到满足。不知她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一面旗帜（或许这正是她所向往的），在她的周围，在《中国文学》的周围，汇集了鲁迅的儿子、冯雪峰的儿子、“胡风集团”的受害者、“右派分子”……特殊的历史演进，给予她这样的机会。特殊的环境与需要，使她把可能变为了现实。
（《往事已然苍老》，原载《收获》一九九四年第五期）
&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随后出版的《中国》杂志上，不同时期受到过批判或批评的作家，在其作者队伍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我略作统计如下——“胡风分子”：如绿原、冀汸、路翎、曾卓、罗洛、彭燕郊、林希，及受牵连者骆宾基、黄树则、邹荻帆等；“右派分子”：萧乾、陈涌、王蒙、严秀（曾彦修）、秦兆阳、流沙河、汪曾祺、李又然、姚雪垠；“新时期文学”初期受到批判或批评者：遇罗锦、白桦，朦胧诗的代表人物顾城、北岛等，积极支持朦胧诗的蔡其矫……
如果将这份名单，特别是最后一部分作者，与近几年丁玲所做的一次次政治表态相对照，其强烈反差，显而易见。
风起云飞，峰回路转，丁玲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年代初独自主编《北斗》的时代。出现在人们视野里的，不再是在“清污”时高度政治化的丁玲，而是早年个性鲜明、富有闯劲的丁玲。为何会有如此大的、脱胎换骨般的转变？或许可以这样解读——在甲子年，压在心底四十年的政治重负一旦解除，丁玲无须再刻意地以强烈的政治行为来证明自己的革命性，兴奋之中，文学细胞重新活跃起来。“五四”时代那个“莎菲女士”的叛逆个性、自由精神，压抑多年之后，随之迸发。当她说出“我可以死了”这句话时，想必有一种潜意识：作为一个作家，她到了可以拥抱自我，以文学活动的方式来告别世界的时候了。
创刊招待会结束后的第三天，丁玲很快给巴金写去一信，谈自己的苦衷：
但《中国文学》的产生，还是经过一些困难，像一些人形容的，有一段时间处在风雨飘摇中。我不愿使你分心担忧，一直克制着不写信，等有较好的消息再说。……多少年了，我们吃了多么大的苦。我们都不愿看见子孙后代还要遭到我们那样的不幸。可惜我们受客观生活条件的限制，不能更多接近谈心。我们是作家，我们喜欢大家在一起谈生活，谈文学，谈创作，谈心里话。我们不能再忍受那些“左”的或“右”的棍子、鞭子、框框、枷锁，我们也不甘忍受那些庸俗的流言蜚语。唉！可惜，现在我们都老了。（丁玲致巴金，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日，载《丁玲全集》，十二卷，二五六页，河北人民出版社）
由信而看，丁玲是想摆脱“左”或“右”的困扰，减少自己身上的政治色彩，她向巴金强调的是“我们是作家”。如果这些话真实可信，那么，甲子年冬日的丁玲，或许真的回到了作家身份的原点。几天后，她又给一九八○年“《苦恋》风波”中受到批判的主角白桦致信，明确谈到自己的办刊理念：
&&来稿收到。只因晚了几天（我二十五日收到，二十号就已发稿了）排不上第一期，将发在第二期。谢谢你。
……我还希望你源源不断的寄文章来，并且替我留心有没有别人的，你的朋友的，或辗转来的好稿子。我这里是不以人划线的。请大家放心。也会展开讨论或批评，但决不准抡棍子，也不准瞎捧。要搞大团结，不搞小圈子，广交朋友，不搞关系。我已经八十岁了，没有什么争头，名利于我如浮云，好恶也不在乎，我只一条心，要为党做点事，尽管知道困难，甚至困难重重，但只要真真无私心，坦率诚恳，我相信愿意帮助我的人还是会多的。我们之间虽然过去没有十分接近，中间甚至有些流言蜚语，但我总觉得我们还是会很容易了解的。
（丁玲致白桦，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五日，《丁玲全集》，十二卷，二五七页）
如丁玲所言，白桦的小说《秋天回旋曲》随后在《中国》第二期上发表。颇值得关注和耐人寻味的是，同期杂志上还发表了黄钢的散文《延河的流水是清亮的》。“《苦恋》风波”时，黄钢撰长文批判白桦，并以专号形式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时代的报告》杂志上。四年过去，丁玲显然特意安排两人在同一个平台上一起亮相。不偏不倚，沟通双方，她欲以此证明致白桦信中所说的“大团结”。
然而，丁玲最后的文学身份回归实在来得太迟，留给她的时间已然不多。她所面临的最大困惑最大难题，恐怕还不是时间，而是她近几年来自己塑造出的“向左走”形象，在不少人、特别是中青年作家心中难以轻易消去。哪怕可以出席她的招待会，哪怕可以当面对她表现出客气的尊敬，但对她的疏远甚至排斥，始终存在。当时我曾听到过一个说法，认为她在第四次作代会开幕之前，率先举办招待会，是想改变“清污运动”时的形象，为自己“拉选票”。后来，在四次作代会选举理事会时，更有代表私下议论如何不给丁玲投票。选举结果，出人意料，在当选的理事中，丁玲只名列第三十九，而在五年前召开的第三次作代会上，她的票数仅次于巴金，与茅盾并列第二。短短五年，大起大落，丁玲为她的政治色彩和走向选择，付出了代价。
不妨设想，如果从一九七九年开始丁玲就进入到创办《中国》的状态，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与巴金等同龄人一样，扮演“新时期文学”的推动者，那么，人们一定会以另外一种目光注视她。当然，没有“如果”。在政治色彩浓厚的年代，在文坛派别情绪波动的环境中，许多人来不及、或者说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来理解丁玲突兀而来的、试图摆脱政治身份的努力。
丁玲一九八四年四月举行过一次家宴，特意邀请几位她所欣赏的年轻作家来家做客，她期冀能借此与文学新人们有所沟通，建立联系。王增如回忆说：
于是，她提了一个名单，让我去联系，有几位不在北京，只找到了邓刚、史铁生、唐栋三人。
日下午，从全聚德买到烤鸭。丁玲、陈明、舒群、雷加、李纳、曾克、张凤珠，七位老作家心怀喜悦，早早等候在客厅里。……落座后，老作家们十分亲热，年轻人却有些拘谨……
那天下午谈了三个多小时，老作家说的多，尤其丁玲说话多，舒群次之。三位青年人始终比较拘谨，问一句答一句，很少主动发问，也决不多言。丁玲期待的那种无拘无束的热烈交流，没有实现。两代人之间隔着一层无形的“幕”，双方面都有些失望。
走出丁玲家，青年人大概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觉。
&&（《丁玲办&中国&》，一七二——一七六页）
不能得到年轻作家们的理解与接纳，失望便这样一直困扰着丁玲。不仅如此，一些老朋友的渐渐疏远，更令她感到孤独。一九八五年九月六日，她对王增如说过这样一句话：“你感觉到没有，这两年我们越来越孤立，许多原来常来的朋友也不来了，他们害怕。”
伤感无限，甚或悲凉。
甲子年冬日，那个红毛衣的身影，似乎一时风光，可有谁知晓，这个人的内心深处，深藏着莫大的失落感，无法驱散。
翅膀一旦被自己折断，焉能再次飞翔？她注定要在深深的孤独与困惑中，忧郁地走到生命终点。峰回路转之后，她依旧没有攀上期待那一座高峰。
（1985年，丁玲在延安向老乡推荐《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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