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语文一百年
泸州语文一百年
——《泸州语文一百年纪念专刊》导言
语文是人类最古老的学科之一。春秋时期孔子分科（专业）授徒，便有言语、文学二科之设。作为基础教育学科，语文是语言学和文学（文字、文章、文化）有机结合的整体。为了抒情达意，人类创造了语言，为了记言记事，人类创造了文字，从而有了书册，世代相传，成为经典。为了后人能够读懂这些经典，有人出来加以诠释。这样，就产生了语、文之学。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王朝废八股，兴学堂。下川南永宁道道尹黄兆鏊委托绍兴周孝怀先生牵头，商地方士绅移原川南书院经费创办川南学堂，招收道属川南二十五县学生就读，礼聘当时在乡翰林学士、近代蜀中第一宿学、荣县赵熙尧生先生出任监督（校长）。这是泸州第一所新式学堂，也是全国首批开办的为数不多的新式学堂之一。踵旋其后，泸州学堂、永宁中学堂、泸州官立高等小学堂、体仁蒙养小学堂和合江官立初等小学校等次第兴办起来。一些乡村，也办起了新式学校。
三十年（公元2004年，癸卯）一月，清廷公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小学开设“读经讲经”、“中国文字”；中学开设“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课，泸州语文从此揭开了的新的一页。
“癸卯学制”规定，京师设大学堂，地方分设中、小学堂。学堂的立学宗旨是“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文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技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
泸州早期学堂的学制、课程和教材，都从西方国家引进。唯有语文一科，只是取消原来的八股制艺教学，而代之以“国文”与“读经”课，研读儒家五经，讲授古典文学。“读经”和“国文”课同属语文学科的范畴。课时设置上，泸州官立高等小学堂开设修身、经学、国文、史学、地理、算术、格致、图画、体操、日文、通译11门课程；泸州中学堂开设修身、读经、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体操14门课程。其中读经课每周9课时，占总课时数的四分之一；高小的读经课，更分别达到和超过总课时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读经课和国文课作为学堂里最主要的学科，教师都是科甲及第的进士、举人，以及士绅公认的耆老宿学。当时，川南学堂的经学课，由举人罗顺蕃主讲。泸州官立小学堂的读经课，先后有举人程元龙、高觐光和龙志清、王家修主讲；国文课先后有举人温翰桢（筱泉）、高觐光、熊焘（沅生）和余廷芳、车云湘主讲。永宁中学堂的经学课，则由进士李维汉主讲。
为了教学需要，清廷主管全国教育的学部设立图书局，有计划地编写成套的教科书。当时使用的“国文”课本，泸州至今未有发现，只在泸州高中教师刘治中先生身后遗存的藏书中，找到光绪三十年版的《英语》语法书1册。
1912年1月，以孙中山先生为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1912年（壬子）9月，又颁发关于学校体制系统的规定，并附9条说明。这两个文件，合称“壬子学制”。加上从这时到1913年（癸丑）8月陆续颁布的各种学校规程，总合成为一个更完整的系统，这就是“壬子癸丑学制”。按照壬子学制，泸州中小学的“读经”课被取消，改在国文课里讲授儒家经典。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和在此之前就已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运动”，推动北洋政府于1922年（壬戌）11月以中华民国大总统令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施行新的学制（即壬戌学制），规定“小学修业年限为6年。前4年为初级，得单设。中学修业年限为6年，分初、高两级，各为3年。初级中学施行普通教育，得单设。高级中学分为普通、农、工、商、师范、家事等科。其中师范学校修业年限为6年，得单设后2年或后3年。后者得酌行分组选修制。”在此基础之上，1923年，又颁行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规定中小学开设国语课（包括语言、读文、作文和写字）。每周讲授课文6个课时，作文2课时。小学还另有“说话”和“写字”课各1个课时。在此学制之下，作为高级中学后3年单设的川南师范学校，分为文史、数理和艺体3组。“文史组学生进校之后，外语要学英文、日文、法文。3年之内，学习科目多达28种。‘文选’类就有学术、美学、韵文、国语、应用文等6种。‘概论’之类的学科，也有文学、国学……等5种，以及中国文学史……甚至还有《马氏文通》……恐怕（现在）一些师范大学文科的科目，也不一定有如此繁多。”&&&&&
1935年蒋介石入川，划全川为18个行政督察区，泸县成为第七区专员公署驻在地。1940年，为推行乡镇“政教合一”的“新县制”培训干部，黄炎培先生襄赞第七专员公署专员刘幼甫，在方山举办了两期地方行政干部训练班。按照这种新县制规定，乡（镇）设中心小学（完全小学），保设国民学校（初级小学）。校长分别由当地乡（镇）长和保长兼任。一批在方山地方行政干部训练班受训的青年，毕业后被发表为副乡长兼该乡中心小学副校长，实际主持学校工作。
1949年12月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泸州。1950年，全区中学国文和小学的国语课，统一正名为“语文”。
作为中小学的主修课。1950年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区中学教学科目及周课时数表》规定：“初级中学语文课每周7课时，占总课时数的23.33%;高级中学一年级语文课每周6课时，二、三年级每周5课时，占总课时数的17.78%。1952年教育部颁行的《普通中学教学计划表》，对语文课时数进一步作了提高，初中一年级每周8课时，二年级每周7课时，三年级和高中阶段，每周各6个课时。”从那以来，中学语文课的课时，基本上保持在每周6个课时左右。
语文学科教学，主要包括识字、书法、阅读、作文和文学史等5大板块。其具体内容和方法，取决于语言、文字的特点；社会制度、教育政策、文化和社会背景以及语言科学、教育科学与其它相关科学的发展水平。不同历史时期的语文课程目标（宗旨），分别体现着不同的教育目的和语文课程目标的价值取向。回顾这些课程目标，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到100年来泸州语文走过的轨迹：
癸卯学制的“中国文学”课，“其要义在使（学生）通（士农工商）四民常用之理，解四民常用之词句，以备应世达意之用。并使（学）习通行之官话（普通话），期于语言统一，民志因之团结。”
为了实现这种目标，语文教材的内容，只是把一些儒家经典和古文（文言文）文章（主要是铭、箴、策、论等旧式应用文）分类，集中编在教科书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所谓“文选系统型教材”。在当时这种学校学习，用川南学堂首届学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同志的话讲，就是挂着新式学堂的招牌，口头说维新，所学仍是旧的一套。
当时的文学教师，率皆翰林、进士、举人。李赦虎、罗顺蕃、陈铸、高觐光、李维汉、宋曙等，并是地方名宿；同盟会党人向楚、杨庶堪和诗人吴芳吉、万慎（斐成）等硕学通儒，也任永宁中学堂教席。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学习和推广普通话的目标，早在一百年前就已提出来了。
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中国大地，语文教学受到冲击，教材教法随之而产生了大的变化。反映在1923年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标准纲要》上，小学国语课的课程目标被规定为“指导儿童练习运用国语，养成其正确的听力和发表力”，“学习平易的语体文，并欣赏儿童文学，以培养其阅读的能力和兴趣”，“练习写字，以培养其正确敏捷的书写能力
”，“练习作文，以养成其发表情意的能力”；初级中学国语课的目标规定为“使学生有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能看平易的古书，引起学生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
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进一步规定：国语课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的文化，以培养其民族精神”，“养成用语体文及语言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巧”，“养成了解平易的文言文之能力”，“养成阅读书籍之习惯与欣赏文艺之兴趣”。
按照这种新的课程标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局、学生书局和正中书局，分别邀请叶圣陶、夏丐尊、吕叔湘等名家，编写出版了多种国文、国语教科书，供全国各中小学校选用。这时的国文、国语教科书，仍然是以文选系统型的为主：
小学国语课本，主要是语体文（白话文）。儿童入学就学简短的白话句子以至短小的文章，如儿歌、故事，等等。识字教学和阅读教学被融为一体，一边识字一边阅读，并从阅读中逐步识字。教材内容与儿童生活和学习兴趣比较接近，逐步增加了文学性，选用了一些当时的文学作品，以及使用白话翻译的外国儿童文学和中国古代寓言故事。吴芳吉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在泸州写成的《护国岩词》和《婉容词》，也入选小学《国语》课本。
初中国文教材，内容以文言文为主，但白话文的比例有所增加，而且大都是“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学作品。起初，是蔡元培、鲁迅、叶圣陶、冰心、郭沫若、徐志摩，其后，茅盾、巴金、朱自清、老舍等人的作品，也逐渐入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镜花缘》和《老残游记》等早期白话小说的节录，也被列作选读内容。
高中国文，仍然全是文言文，但是那些艰深古奥、诘曲聱牙的古代经典已经大为减少，清浅优美的唐宋古文以及史传、传奇小说、笔记小说有所增多。
无论初中高中，教授文言文大多要教吟诵。顿挫抑扬，声调铿锵，一唱三叠。曲尽其妙，声入心通。城乡校园，书声琅琅。
国民政府对教科书实行审定制，各校选用何种课本，不作统一规定。泸州地区学校，使用的课本各不相同。要而言之，私立学校选用中华、开明和商务印书馆本者居多，只有部分公立中学选用陈立夫创办的正中书局本。这些国文教科书，篇目一般较多，教师可以自主决定教授哪些内容，并不要求每篇都学。具体选教哪些篇目，校方也不作规定，完全由教师自主选择。除了课本，教师还可以自主选择另外一些文章进行教学。其时，中华书局选编、不定期出版的《中华活叶文选》和开明书局出版的《开明文言读本》中的文章，就往往被泸州中学国文教师选用。有些教师，还从《古文观止》、《文选》、《全唐诗》乃至孔尚任的剧本《桃花扇》等书中选文章开讲。
在这种教学体系下，语文被视为“载道”的工具（亦即所谓“文以载道”），语文知识教学只是揉合在串讲之中，语法基本不讲，最多稍稍带过。串讲和作文成为中小学语文教学最主要的内容，每周都有两节连堂的作文课，学生用白话文体当堂作文，教师则在课后逐本进行批改。私立泸县江阳中学《教师延聘规约》规定，专任教师，高中每周授课20—22[课]（小）时；“初中每周授课22—25[课]（小）时。如授课超出规定，月终照超出数目标明奉送薪俸（薪俸钟点按照校长座谈会决定）……国文教师除所授钟点外，每周应（部置学生）作文一次，全学期应作文16次。如遇作文时间放假，亦须提前作文。初中作文修改如超出40本，每5本作1[课]（小）时计算。”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泸县中学的《教师延聘规约》载明：“国文专任教员，每周授课16[课]（小）时，（另）周作文1次，每次改作文（本）120册。多者，每本高中以100元、初中以90元照算。缺席者核扣薪津。”其它公、私中学，同样也是如此。这种学生每周作文、教师逐册订正错、别字，改正病句甚至润色文字，下评语并且判分的作法，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
这一时期，注音字母的发明和使用，推动了识字教学的开展。在文字检索上，四角号码检字法也得到使用。其时，已有一些简化字在民间出现，但不规范统一，不为国家认可。中小学课本，概用繁体字印刷。学生书写简化字，就是别字，要被纠正，考试也不能得分。但是，这些不规范的简化字，仍在学生中间流行，不能制止。
作为语文教学重要内容之一的说话教育和书法教育，泸州地区在小学阶段列入课程表，中学只在课外组织演讲比赛，也不开书法课。小学毕业，学生一般都已会写一手较好的毛笔字。
泸州是入声字保留得较多的地区。合江、叙永、古蔺等地乡音，各各不同。特凌场（今龙马潭区特兴乡）距离泸州城不过20华里，语音就与城中迥异。普通话教学，解放前在泸州地区基本没有进行，语文教师在课堂上也只说地方话。个别语文教师讲普通话，还要遭到讥笑，这就严重阻碍了普通话的推广。老一辈泸州人不会普通话，实乃当年语文教育的失败！
泸州一些中学，为学生指定了若干著作作为课外自主阅读之书，诸如《胡适文存》和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等等。其时出版的《新青年》、《知识即力量》、《小说月报》、《新中华》、《东方杂志》和《生活周刊》等名家编辑出版的期刊，以及专为儿童和初中学生编印的《儿童世界》、《中学生》和《学生杂志》，也是中小学生喜爱的课外书。这种课外阅读之所以能够收到较好成效，一是当时学生文学水平较高，更主要的是，各科课外作业远比现在为少，学生有时间读书，而且，国文教师也在课外对他们无偿进行辅导。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1998年新编《泸州教育志》记载：“1935年四川省政府规定，中学教员应是高等师范大学或大学本、专科毕业，并有实际教学能力者，小学教员应为专科学校毕业或师范学校毕业，高级中学或旧制中学毕业，简易师范毕业，人格高尚，学识丰富，无不良嗜好，经县检定合格者。”检定合格，才能取得教师资格。对于小学教师检定的办法和标准，1940年泸县县政府颁发的《四川省泸县国民教师登记办法》进一步作了明确的规定。这部《教育志》还说：“教师资格虽有要求，但公立或私立中、小学校长和教师，假冒资历，冒充合格，滥竽充数的颇不乏其人。”事实上，这种滥竽充数现象，主要是在小学里出现，中学国文教师，多有真才实学。究其出身，则有所谓京、海、川三派，亦即分别毕业于北平（今北京市）、上海、四川三地之高等学校，最是颜心斋、王少溪、陈炜谟、阴懋德、曹慕樊、沈佛愚、曾介愍、邓均吾等志行高洁，博学多才，多有诗文、艺作传世。社会鼎敬，名重一方。
解放前，泸州地区以教识字写字和文学为主的私塾大量存在，教学方法沿用宋明以来先集中识字，再读书、开讲，然后发笔作文的传统模式。限于篇幅，其间的详况和得失，我们将另文记述和探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月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泸州。1950年，全国中小学的国文课和国语课，统一改称“语文”课。从那以来，教育部（国家教委）多次颁发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以代替旧的《课程标准》。这些《大纲》，要皆明确指出要通过语文教学“开拓学生视野，发展学生的智力，激发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培养社会主义思想品质和爱国主义精神”，语文教学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学生学习课文和必要的语文知识，进行严格的读写训练，使学生在思想上受到教育，不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在读写能力上得到提高，能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具有现代语文的读写能力和浅易文言文的阅读能力，逐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文风”。并对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听话能力、说话能力与基础知识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规定。遵循这些随着政治形势变化而不断修订的《教学大纲》，语文课本多次改编。泸州中小学的语文教学，也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20世纪50年代开始，泸州各级各类中小学校与全国各地一样，统一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课本。语文课本的选文，白话文大幅度增加。1950年代初期的中学语文课本，充分考虑了政治思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的需要，许多优秀青年学生，就是在《董存瑞》、《新时代的花木兰郭俊卿》和《谁是最可爱的人》等课文的感召和鼓舞下，踊跃参军进藏，抗美援朝，报国上战场的。当时的教材教法，全面学习苏联，高尔基、西蒙诺夫、法捷耶夫和普希金、A·托尔斯泰、契可夫等沙皇时代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大量被选作课文，《最后一课》等优秀外国文章，也获入选。
当时，巫显渊、胡宇担、王德宗、杜宇笙、王哲修、谢守清、曾宪思、毛任秋、刘彦沧、刘德辉、刘公宪、周孔思、陈从六、官学文等众多文学俊彦，汇集泸州语文教坛，辛勤耕耘，教书育人，循循善诱。师表堂堂，社会尊崇，学生爱戴。以后，又有杨壮伯、文伯伦、曹树等荣获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特级语文教师称号。
50年来，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通过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全体语文教师不懈努力，泸州语文教学成绩显著：汉语拼音、简化字和普通话全面普及。汉语语法教学从无到有开展起来，并迅速普及；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全面改进，泸州市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和泸州市语言学会次第建立，推动全市语文学术与教学研究蓬勃开展，科研成果迭相涌现。毛任秋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论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长起中学语文教师郑洪乔的文章，入选了全国统编语文课本。青少年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和汉语言文学水平的提高，泸州中小学语文教师功不可没！
1955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级报刊上发表《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把其中的261个字分3批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50多种报刊上使用。1956年1月，修改后的《简化字方案》经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由《人民日报》公布施行，成为中国的法定文字。简化字从此进入泸州中、小学语文课堂，有效地加快了学生识字和学习写字的进程，提高了他们的学习效率，增强了学习汉语言文学的信心。
1958年2月，《汉语拼音方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全面进入泸州课堂，泸州识字教学的方法根本改变，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小学生入学，很快就能掌握一定数量的汉字，而且会用汉语拼音标音的《新华字典》识字、查字。1980年代以后到处兴起的学前班，也对幼童进行拼音教学。
1958年中苏交恶，语文教学中的苏联模式退出课堂，代之而起的，是语法修辞教学日趋强化。汉语语法作为语文科学基础知识之一，长期以来不受重视。1951年，毛泽东主席亲自过问，《人民日报》连载了吕叔湘的《语法修辞讲话》，并于次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汉语语法修辞教学的重要性，开始为泸州中学语文教师所认识，但在课堂上，依旧只是零星地结合课文进行讲授。以张海萍在泸州二中初四班（初中二年级下期）讲授《白洋淀》课文为例，讲到“垛起垛来”时，说“前一个垛是动词，后一个垛，是名词。课文这句话的意思是：垛起一个垛来。”这就是在讲修辞和语法了。
1956年，教育部颁发新的《教学大纲》，把中学语文分设为“汉语”和“文学”两科，分别进行系统的文学教学和汉语知识教学。文学科，在叶圣陶、吴伯肖指导下，由张毕来主编出了初中、高中全套文学教材：初中教材按照文学体裁分为故事、散文、小说等几个部分，每部分主要是选文，并有介绍这类文学体裁知识的课文；高中前两年按照文学史的顺序教中国文学，选文全是文言，选文之外，有介绍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发展史和重要作家、作品的课文，第三年讲授外国文学。汉语科，在吕淑湘指导下，由张志公主编出了汉语课本，主要用于初中阶段，按照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的顺序，系统地介绍这些知识，并附了大量的练习和作业。其语音、词汇部分，类似前人研习训诂文字的“小学”之学而较为浅显。鉴于当时各种语法著作中所用语法体系很不一致，又特别草拟了一个《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作为汉语教材语法部分的依据。这套“文学”教材，在泸州受到欢迎，而用于初中的“汉语”教材，则因太过于专门和生涩，教师态度冷漠，学生也不感兴趣。边远县里，甚至没有投入使用。1958年，文学和汉语不再分科，重新统一为语文课，这两套教材停止使用。语文课恢复以后，《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继续使用，并对部分高等学校的语法教学和语法研究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根据多年使用的经验，吸收教师们反映的意见，1984年重新拟定了《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取代《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
经过这次改革，特别是出自升学考试的需要，以语法为主要内容的“汉语基础知识”教学力度日益加大，内容也不断增加。1977年重新恢复高考后，为了应考，语法教学的意义和作用被人为地错误夸大，占用了大量的课堂教学时间，课外，又布置许多语法作业。伟大的列宁说过：“真理多往前迈一小步就成为谬误。”在这种轻阅读，轻作文，轻思想教育，轻审美意识与能力培养的本末倒置的教材教法之下，语文课几乎成了语法课。教出来的学生读写听说能力不高，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思想品德教育，更受到影响。广大家长和社会公众颇有微词。然而，在“高考指挥棒”下，语文教师无可奈何。纳溪县十四中退休高级教师贾鼎先痛心疾首地说：“教一辈子语文，半辈子误人子弟。”
中国古代文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不曾系统研治汉语语法。汉语语法研究，源于清代学者马建忠“模仿西方传统语法”编写的《文通》。汉语语法当然有规律，但是每条规律都有许多例外。可以说，汉语语法系统是缺乏严整规则的。比如张志公和王力各自构建的语法系统，就迥不相同。巢宗祺在他受教育部委托主编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解读》里中肯地指出：“如果说学习某些语种语言需要从语言的知识、规则和条例入手，那么汉语一定不在其中。为了认识一些语言现象，辨别语词表达的正误，是需要懂一点语法。然而，按照已经建立起来的语法系统框架，排出若干个知识点进行反复操练，让已经获得相当程度汉语语感的学生用这样的方法来学习汉语文，其结果必定是事倍而功半。”
20世纪90年代，推进素质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2001年6月，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调整和改革包括语文学科在内的基础课程体系、结构、内容，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大力推进基础课程改革。接着，又颁布《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组织编写出版了新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并在泸州市陆续投入使用。这个新的《纲要》和《语文课程标准》，重新明确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及其在审美教育上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突出强调素质教育，倡导自主、合作、探究性的学习方式，着重于学生读、写、听、说能力的培养，作文和阅读教学得到了应有的加强。新编的课本，选文着重文学性和艺术性，文言文在课本选文中所占的比例增加。前些年过分强调语法修辞教学的倾向，得到了纠正。与此同时，电化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等先进手段，在中小学语文课堂上被普遍使用，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各科教师讲课都用普通话。泸州语文步入了又一个良好的发展时期。
回首一百年来走过的道路，泸州语文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记取。
新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指出：语文课程性质的核心，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语文是人文学科，语文不属于自然现象，它是文化之物。与自然之物不同，语文学科含有人的情感、意志、态度和思想观念成分是必然的。语文课程具有极其丰富的人文内涵，它对学生的情感意志、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作为教师，应该充分重视语文课程的熏陶、感染和潜移默化作用，既教书，又育人。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诗是形象思维（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更偏重逻辑思维）。宋人不懂形象思维，所以读宋诗如同嚼蜡。”从这样的考虑出发，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科学的定理、规则和方法简单地搬用到语文教学与成绩测试中来，近年高考判卷中的那些排中、单一的所谓“标准答案”，其实未必都是标准。人文科学搞得如此标准，还谈得上什么创造性？背离语文自身的特点，刻意追求所谓的科学化，追求客观性、确定性、抽象性的目标，过度地进行数量化和标准化的理性分析，既降低了语文教育的效率，也伤害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创新意识和兴趣。
语文又是一门工具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功能，着眼于培养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但在中小学阶段，这种能力的培养，不是要教会学生掌握由若干概念、规则和原理构成的理论系统，也不是要向他们系统地传授关于语言、文字、文章、文学和文化的知识。中小学的语文教育，应该是让学生在不断地读写听说的实践中，受到语言和文学的感染与熏陶。
汉语是我们的母语。儿童学习母语，重在感性把握，与外语的学习在方法上应当有所不同。身处使用汉语言的社会环境之中，有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大量的实践机会，原是不需要像学习外国语那样必须从学习语音语法知识和规则入手，围绕这些知识和规则，反复进行带有一定机械性质的训练，以强化对于这些知识和规则的记忆，从而形成口语和书面语言语感的。
从这诸多方面考虑出发，我们在中小学阶段，毋须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把语文学科设计成一个由语言、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原理，再加上一些例子和练习题所构成的系统：例子用来说明知识和原理；练习题用来巩固知识和提高运用原理的能力。前些年过分强调语文的实践性和工具性，把语文知识系统分解为若干个知识点，分配写进各个学期的课本，再由教师在上课时逐一落实的教法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对于语法修辞和文章作法的知识非常熟识，考试回答得头头是道，但是语言贫乏，也写不好文章。新颁《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规定“不必进行系统的语法、修辞知识教学”，“语法修辞知识不作为考试内容”。既符合当前课程改革理念，也有利于语文课程目标的展开与实施。社会期望和呼唤语文学科实现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实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只强调人文性或者只强调工具性，都不可取。
“高考指挥棒”对泸州的语文教育，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学生想上大学，就得通过高考，要想顺利通过高考，除了熟练掌握各学科的基础知识和技能，还须学会种种应考诀窍。高考考什么，高中就教什么。不考的，就不教。高考怎样考，高中也怎样考。考题方向、题型及其难度，乃至考试的组织和判卷方法等等，无不亦步亦趋。高中这样做，初中、小学就跟着学，把语文高考的模式照搬到各个年级的语文教学之中。一些应有的教学内容被砍掉，安排进了一些不该有的项目和方法，比如过多的语法修辞知识和投机取巧的应试、作题方法等等。该学的没有学好，不一定要学的东西，反而掌握得相当娴熟，从而造就大批“高分低能”的学生，误人子弟。现在，《课程纲要》既已修改，高等学校又已大幅度扩招，再以“高考指挥棒”为词，理由已不复存在，如何按照语文学科自身的规律教好学生，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一个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主要是靠文化来维系。经济越是发达的国家，对本民族的文化越是珍惜。一个民族积贫积弱之际，往往以虚无主义的态度看待自己的文化，并且往往从妄自尊大走向妄自菲薄。文言文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作为人民教师，没有理由不把文言文教好。“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与优秀外国文化，被目为“封资修”彻底扫荡，语文教师横遭迫害，大学10年不招生，学术传承出现断层。而今中小学里，学术气氛不浓，一些教师，特别是年青教师，古文基础不扎实，文字训诂之学不精，所读之书甚少，缺少学术研究能力，主要依靠“教参书”课授生徒。要改变这种状况，教师培训和继续学习就需要加强。国家规定教师每年参加培训和继续学习的时间不得少于50小时。但是，由于经费和时间的制约，这一规定难以完全落实。这种状况，应当引起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足够的重视，抓好教师继续学习，进一步组织开展好中小学语文学术研究和探讨，营造浓厚的校园学术文化氛围，提高语文教师学术水准。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是“教书匠”。老一辈泸州语文教师之所以受到社会尊崇，就因为他们确有真才实学，是学者，既教书育人，又做学问，写文章，参加社会活动，有学术研究成果。什么是名师？学有专长，教学有方，声名远扬，社会公认。主管机关发文认定的“名师”，社会并不一定知名，公众也不一定认可。要想成为名师，就要脚踏实地，认真学习和钻研业务，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教学、学术探讨与研究活动，不断提高自己思想道德修养与学术水平，做出实实在的成绩。学海无边。青年教师是如此，已经成名的教师，同样也应如此。
泸州一些学校，连年组织学生参加“全国中学生屈原魂诗词大赛”，获得良好成绩。对于学生的成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要向他们看齐，就必须加大课本知识的外延，不能只是以所谓“忠实教材”而只抱住“本本”。
文言文教学，历来是个难题。现在中小学课堂上，课文既不吟诵，古音字一律按现代音读。用普通话念古文，既无抑扬顿挫，难以“声入心通”，也不利于记忆。其次，教参书对于文言文，一般只要求背诵个别段落，甚至只要求背诵个别句子。这种断章取义的作法，让学生“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最后还是莫明其妙。青少年是人一生中记忆能力最强的时期，这个时期记住的东西，大多终生不会忘记。为学生成才和他们的发展计，应该少让他们背诵（死读硬背）那些除了应考并无多少实际意义的东西，留出时间，多背一点古诗文。能教他们吟诵，就更好。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不是一点道理没有。
学生进了大学，学汉语言文学，学历史，学哲学，学考古，学图书馆，学古文献，学中医等诸多专业，无不需要识得繁体字。识字课大学不开，中学里，又没学过繁体字，这就造致学生进大学后学习困难。高中阶段，是否可以课内不讲，也不考试，只把《简化字总表》印发学生，让他们根据自身实际，课外自主去熟悉，这样，他们进大学以后，面对繁体字不至于无所措手足。
作文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近年以来，多数中小学都只间周作文一次，批改也不如当年认真。泸州语文教师，正在着力改变这种状况。假以时日，相信能够抓出成效。
20世纪80年代，国家教委就发文要求各地编写地方教材。1992年以来，四川省教育厅师范处先后编辑出版了《巴蜀古诗选解》和《巴蜀古文选解》，作为中学教师进修教材。其中，后两种都有“泸州”专卷。泸州市编写了中学《泸州乡土历史》和《泸州乡土地理》教科书，但还没有自己的中、小学地方文学课本，开发地方文学教材，是摆在泸州语文教师面前的又一任务。这种课本，学后毋须考试，编写上也应有自己的特色。要靠质量吸引教师和学生，让他们接受和喜爱。体例和材料选择，不宜跟随全国统编课本亦步亦趋，毋须安排练习和习题，更不能以行政命令或以“升学考试必考”之类的手段强制发行，引起学生和家长反感。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组织下，新一轮课程改革正在蓬勃开展，语文学科大发展的机遇就在我们面前。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新一代的泸州语文教师们，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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