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与甲午海战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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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汝昌与甲午海战
丁​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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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午战争中，中日海军共有三次交锋，其中丰岛海战揭开了战争的序幕，黄海海战成为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威海卫之战则最终铸成了中国在整个战争中的败局。因此，从军事角度研究这场堪称海军制胜的战争，在中国方面就不能不考察北洋海军的表现，进而又必然要涉及到对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评价。事实上，后世关于甲午战争的论著，几乎都对丁汝昌有或多或少的评论，可谓众说纷纭，褒贬互见。观点的歧异，既是由于史料取舍、研究视角乃至评价标准的差异所致，也多少与论者有意无意地以后世之观念和标准加以臧否有关。
从丁汝昌前半生的经历来看，他后来能够成为海军统帅实属机缘巧合。他18岁投入太平军，后降湘军，旋即转隶淮军，统领过马队，官至总兵加提督衔，1874年因朝廷裁兵节饷而解职回籍。在家赋闲数年后复出谋职，恰值李鸿章筹建北洋海军并物色海军统帅，遂于1879年被委为督操北洋水师炮船，从此开始了他的海军生涯。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丁汝昌被正式任命为海军提督。其实在他统领北洋海军时，国内受过海军专业培训的福州船政学堂驾驶班前几届学生已先后毕业，其中赴英国深造的海军留学生也已相继归国。但在李鸿章看来，这些学生官未经战阵，军旅资历尚浅，毕业不久就让他们管带战舰已属重用，遑论海军将才之选（注：详见苏小东：《北洋海军管带群体与甲午海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此外，李鸿章选择丁汝昌，显然也是为了更好地直接控制海军。
毫无疑问，丁汝昌并不是海军统帅的合适人选，而且他统领海军时已经43岁，这个年龄对于没有受过专业和专业基础培训的人来说，要在实践中精通近代海军这个技术性很高的专业军种显然是极为困难的。但因此就认定他始终是一个外行海军提督，未免有失公允。丁汝昌虽行伍出身，仅读过3年私塾，却晓畅文墨，能自己起草文函。细读其公私信函电稿，就会发现，他对舰队的日常管理、训练以及协调维修保障等海军业务已相当熟悉，且无不亲力亲为。惟因受自身条件所限，丁汝昌没有也不可能精通海军业务，对海军战略战术更是无从窥其堂奥。另一方面，丁汝昌为人随和，不拘形迹，故与部下的关系较为融洽；但这种性格与其专业素质缺陷相结合，又使他难以在受过专业培训特别是留过洋的部下面前树立应有的权威。了解内情的时人指出：“提督丁汝昌本陆将，且淮人，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注：《张謇致翁同和密信》（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以下简称《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6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49—450页。）在战争爆发前夕，新科状元、翰林院修撰张謇在写给户部尚书翁同和的密信中说：“丁常与将士共博，士卒习玩之，亦不能进退一士卒”，故“丁须即拔”（注：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以下简称《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页。丁汝昌是安徽人，而北洋海军军官绝大多数为福建人，如主要军舰的管带除“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和“平远”号管带李和是广东人，其余均为闽籍。）。张謇在1882年参与处理朝鲜壬午事变时曾与北洋海军有过较密切的接触，此时他与翁同和讨论撤换丁汝昌或有改变淮系集团控制海军的意图，但其对丁汝昌的评论还是言之有据的。
战前的这次关于撤换北洋海军提督的密议，虽未立即付诸行动，却预示着丁汝昌将是战争中朝野共同“高度关注”的对象。换言之，甲午战争对丁汝昌来说，将是他一生中最大也是最严峻的考验。但时人因自身的局限性，往往带着某种感情（或情绪）论人论事，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因此，后世论者在据时议评说丁汝昌时，还应注意了解甚至重建当时的语境；不但要研究丁汝昌在战争中的具体表现，更要考察其周围各种因素对他的影响。
一、不利的开局
从理论上讲，北洋海军这支近代化的舰队，起码应是担负北洋区域作战任务的战役战术集团。而作为这支舰队的统帅，丁汝昌的战时职责应是根据上级的战略意图、作战方针和原则，适时定下作战决心，或根据上级指令指挥舰队实施攻防作战。关于丁汝昌在甲午海战中的实际表现，需要考察的问题应包含两个层面，即首先中国最高当局是否有明确的包括指导海军行动在内的作战方略和计划，然后才能谈到丁汝昌的具体执行情况。
实际上，当时中国还没有建立起适应近代战争需要的军事指挥体制。光绪皇帝无疑是最高的决策者，为其决策提供咨询的是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或译署），具体负责指挥战事的则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参战兵力也主要是他控制下的淮系陆、海军。军机大臣和总署大臣都是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文人，常常是议而不决，苦无对策。年仅23岁的皇帝也不懂近代军事，但他一开始就极力主战。此外，慈禧太后虽已撤帘归政，却仍具有高于皇帝的权威，而她又是主和的（因为1894年是她60大寿庆典）。至于李鸿章，他一方面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不敌日本，一方面又对日本冒险发动战争估计过低，因此希望通过外交努力来化解危机。清廷虽主战，但一开始也曾对外交活动抱有幻想，希望既能避免与日本的军事冲突，又能保持朝鲜以及中朝关系的现状。于是，自1894年6月上中旬开始，李鸿章即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主要是请求俄、英两国出面调停，同时与日本进行多方交涉，总理衙门也与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进行了多轮谈判。但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有的努力均未奏效。
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应朝鲜国王的乞援请求，由李鸿章调直隶提督叶志超等率淮军1500人赴朝协助镇压起义，又派北洋海军“平远”、“济远”、“扬威”、“操江”等舰先后进抵仁川护商。不料，6月12日叶志超部在朝鲜西海岸南部的牙山一线登陆，6月16日不请自来的日军7000人即在仁川登陆，并有多艘日舰聚泊于仁川港。面对日本的军事挑衅和政治讹诈，李鸿章幻想以外交上的折冲樽俎来保全和局，惟恐局势恶化而不再增兵朝鲜，也未进行必要的战争准备和军事部署。
在北洋海军的使用上，李鸿章最初亦无通盘考虑，只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被动地做些临时调度。6月18日，清政府派驻朝鲜总理通商事宜的袁世凯致电李鸿章，谓仁川日舰现增至7艘，中国军舰仅“操江”一船，“济远”、“平远”、“扬威”3舰已先后转赴牙山，应请电商丁汝昌加派数舰前来，壮我军胆。李鸿章遂令丁汝昌在刘步蟾、林泰曾两总兵中酌派一人，统带数舰，速赴仁川防护（注：李鸿章：《寄刘公岛丁军门》（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五日午刻），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7页。）。6月25日，林泰曾自仁川来电，说风闻有5000日军即将到达仁川，请后路速备海军大队，并请调南洋军舰来北洋（注：《林镇来电》（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725页。）。丁汝昌本不赞成分散使用海军，故提出将“镇远”等舰调回威海基地，厚集兵力以图大举。李鸿章当即回电训示：“日虽添军，谣言四起，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林镇等胆怯张皇，应令静守，相机进止，岂可遽调回威示弱？”（注：李鸿章：《复刘公岛丁军门》（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戌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727页。）第二天，林泰曾又电李鸿章，说军舰在仁川战守均不宜，拟留一二舰在仁川探信，余舰转赴牙山备战守，并请速派3艘鱼雷艇来牙山防护（注：李鸿章：《复刘公岛丁军门》（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六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733页。）。李鸿章调舰赴朝既是一种象征性行动，也有相机应变的考虑，但当他听到日本将派鱼雷艇攻击中国在朝军舰的传闻后，对军舰继续留驻仁川或移牙山是否妥当，也有些犹豫难断，遂又转询丁汝昌意见。
丁汝昌认为，北洋海军根本不是日本海军的对手，只有集中兵力尚有与其周旋或拼死一战的可能。他的这一对中日海军实力对比的认识，其实也是北洋海军内部的一个基本共识。“经远”舰驾驶二副陈京莹在战前写给父亲的信中说：“海战只操三成之权，盖日本战舰较多，中国只有北洋数舰可供海战，而南洋及各省差船，不特无操练，且船如玻璃也。”所以舰队官兵的普遍心态是“明知时势，且想马江前车，均战战兢兢”（注：转引自王记华：《甲午英烈，家国情长——北洋海军“经远”舰驾驶二副陈京莹及其甲午遗书所见》，《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2002年第1期，第27页。陈京莹信中所言“马江前车”，指的是日福建水师与法国海军在福州马江之战中全军覆没。）。正因为对己方力量缺乏信心，丁汝昌与李鸿章一样认为应避免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不同的是他反对分散使用有限的海军兵力以应对日益恶化的局势。
6月30日，丁汝昌复电李鸿章，明确表示：“‘镇（远）’、‘济（远）’等牢住牙山，纵备艇雷，万一失和，日必要截，音信、煤粮中阻，必被所困，兵分力单，两难济事。前请调‘镇’、‘济’、‘（广）丙’回防，奉谕恐示弱，故未敢渎请，只得照林（泰曾）议筹备。愚见，水陆添兵必须大举，若零星调往，有损无益。现拟仍申前请，将三船调回，与在威各舰齐作整备，候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直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注：《丁军门来电》（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七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735页。）李鸿章终于同意调“镇远”、“济远”、“广丙”3舰暂回威海整备。因电报不通，丁汝昌与袁世凯和林泰曾都联系不上，特派“康济”号练习舰于次日前往仁川，并带去他写给袁世凯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韩事风波，半由未能慎始所致。然既势成骑虎，遏氛首重海军。能战之舰数本无多，若萃群力以待战命，临时齐申伐挞，庶有以展效用之微长。若以有限之精英，各踞一隅，一经事起，彼族必图要截。彼时外军不足为战，内军不足为援，两力均单，岂能济事？现奉相帅（李鸿章）电饬，将‘镇’、‘济’、‘丙’暂调回防，齐作整缮，以备大举。留‘超（勇）’、‘扬（威）’、‘平（远）’、‘操（江）’分驻牙（山）、仁（川），似此彼族在仁水军，既无可生心，转足以滋其后路之恐。”（注：《丁汝昌海军函稿·致袁慰廷》（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七日），谢忠岳编：《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上册，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版，第490—492页。）按此部署，“镇远”、“济远”、“广丙”随即返回威海基地，以“超勇”、“扬威”驻牙山，留“平远”、“操江”在仁川。
李鸿章虽同意调回“镇远”等舰，但在调动军舰的过程中，似乎对丁汝昌等海军将领的作战勇气产生了怀疑。所以当丁汝昌7月4日请示拟于数日内率8艘军舰和2艘鱼雷艇探巡朝鲜汉江、大同江一带时，李鸿章毫不客气地回电指出：你“带八船操巡汉讧、大同江一带，五六日即回，此不过摆架子耳……大同江是我将来进兵要口，既往巡，即须在彼妥酌布置。备护陆军同去同回，有何益处？人皆谓我海军弱，汝自问不弱否？”（注：李鸿章：《复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二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748—749页。）这里所说的“海军弱”，显然不是指海军实力弱，而是指海军士气弱。李鸿章认为海军出巡五六日即回没有意义，必须与陆军增兵朝鲜协同行动，确保海上通道及登陆地点的安全。
早在6月25日，光绪皇帝即密谕李鸿章，谓“据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著即妥筹办法，迅速具奏”（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年五月戊戌（二十二日），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366—367页。）。李鸿章当时仍在积极运动列强出面干涉，且怀有乐观的期待，尚未认真考虑军事行动方案。在随后的几天里，皇帝又连发数谕，却一直未见李鸿章奏复，因此大为不满。7月2日再谕追问：李鸿章练办海军有年，究竟海军所练之兵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绿营兵丁可备战守者若干，著即逐一详细复奏（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年五月乙巳（二十九日），第371页。）。李鸿章这才上奏报称：北洋沿海现有防军2万人，绿营兵丁疲弱已久，断难抽调远役，但北洋防务尚属完密；海军就现有铁甲、巡洋8舰，助以炮船、雷艇，与炮台相依辅，似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即不增加一兵一饷，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注：《李鸿章复陈海陆兵数折》（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二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071），卷14，第5页，故宫博物院1932年铅印本。）。李鸿章虽信誓旦旦，其实内心即使仅就防守北洋门户而言亦无多大把握，明知北洋海陆军普遍畏敌怯战，却又不能也不敢说出真相。
然而，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增兵朝鲜并解孤悬牙山的叶志超军之危已迫在眉睫。7月9日，李鸿章得到俄国无意出面干涉日本的确信，意识到调停已无望，终于决定用兵。时寓李鸿章督署参与幕事的张佩纶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然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殊可虑也。”（注：张佩纶：《涧于日记》，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七日，《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6册，第482页。）
7月14日，军机处密寄上谕：现在事机紧迫，著李鸿章速筹进兵（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年六月丁巳（十二日），第381页。）。李鸿章计划派一军6000余人进平壤，派一军2000人进义州，均由海路至中朝边界大东沟登陆；牙山叶志超部由商船转运至大同江登陆亦赴平壤，并令丁汝昌酌带海军战舰前往朝鲜海面巡护，以资策应。后又改变计划，决定叶志超军留牙山不动，另调一军2000人由海路前往增援。7月19日，李鸿章电告丁汝昌：增援牙山的部队租英国商船“爱仁”、“高升”、“飞鲸”运送，无须军舰护航，但届时需派数舰往牙山海口外游巡，俟各船人马下清后再巡洋而回（注：李鸿章：《寄丁军门》（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七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790—791页。）。21日下午6时，“爱仁”号运兵船驶离天津大沽。22日上午9时，丁汝昌根据李鸿章的指令，派“济远”、“广乙”、“威远”3舰自威海前往牙山。
差不多在“济远”等舰出发的同时，李鸿章收到一个情报，说佐世保的11艘日舰20日出港，去向不明。其实这个情报并不准确，但李鸿章却信以为真，当即电令丁汝昌带海军大队前往牙山一带巡护，以保障运兵船的安全。他还叮嘱丁汝昌：“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祈相机酌办。”（注：李鸿章：《寄刘公岛丁军门》（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800页。）是日傍晚，第二艘运兵船“飞鲸”号驶离大沽。快到半夜时，李鸿章等来了丁汝昌的回电，内称：拟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广甲”、“广丙”9艘及2艘鱼雷艇赴牙山巡护，“惟船少力单，彼先开炮，必致吃亏，昌惟有相机而行。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而已。”并说：“牙山在汉江内口，无可游巡。大队到彼，倭必开仗，白日惟有力拼，倘夜间暗算，猝不及防，只听天意，希速训示。汤气备便，候电即开。”（注：《丁提督来电》（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日亥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804页。）李鸿章看了这封电报后非常生气，因为丁汝昌表示如日舰来势凶猛便将抢先发起攻击，完全违背了他的遭到日舰攻击后才能还击的指示精神，而且他在丁汝昌不计后果决一死战的言辞背后看出的是胆怯。
恰在这一天，俄国驻华公使曾派参赞面见李鸿章，说已电请俄政府派兵驱逐在朝日军，使他感到形势又有了新的转机。因此，他于次日上午去电痛斥丁汝昌：“牙山并不在汉江内口，汝地图未看明。大队到彼，倭未必即开仗，夜间若不酣睡，彼未必即能暗算，所谓‘人有七分怕鬼’也。叶号电，尚能自固，暂用不着汝大队去。将来俄拟派兵船，届时或令汝随同观战，稍壮胆气。”（注：李鸿章：《复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805页。）就这样，北洋海军主力前往牙山巡护的计划取消了。
丁汝昌发出的请示电报的确令人费解。一是他的话既可以理解为请战，也可以如李鸿章一样从中感觉到畏战，即以孤注一掷的决战态度，来迫使力主保全和局、保全战舰的李鸿章放弃这次出海行动。二是丁汝昌以前曾多次率舰队巡游朝鲜西海岸，此次接到出巡牙山的命令后还要查看地图进行部署，却竟然出现了“牙山在汉江内口”这样的低级错误。尤为奇怪的是，李鸿章在回电中已将取消海军主力出海计划的原因说得清清楚楚，而丁汝昌似乎还不明就里。他在当天写给旅顺水陆营务处道员龚照玙的信中抱怨说：“海军进止，帅（李鸿章）意日一变迁，殊令在下莫计所从也。昨者之电，意在令昌亲带大队赴牙；今日之电，复又迳庭。只有将应需所未备逐事通筹至足，以待调遣之明命耳”（注：《丁汝昌海军函稿·致龚鲁卿》（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上册，第528页。）。
一位海军军官后来这样记述当时的经过：“念二日下午三点钟，大队在威海已升火将启行矣。丁提督电爵相（李鸿章）告行期，右翼总兵刘步蟾惮行，揣时方议和，当轴必不轻启衅，竟将丁电私加‘遇倭必战’四字。爵相得电，果为所悚，复电令缓行，是以船已起锚，忽然不开。后爵相电丁，有云‘我用汝不着，候日俄启衅，令汝观战，以长胆识’等语，盖旋觉其怯也。丁不知刘私添电文，接电竟不解其何意。”（注：《冤海述闻·牙山战事纪实》，《中日战争》丛刊，第6册，第85页。）此说大意与前述李、丁往来电文及其反应基本吻合，惟丁电中虽有遇倭必战之意，却并无“遇倭必战”四字，也看不出有另外加字以改变原意的痕迹。
23日上午，“高升”号运兵船驶离大沽，日本联合舰队也是在这一天才真的离开佐世保港驶向朝鲜西海岸。已抵达牙山的“济远”等舰24日晨开始掩护并帮助“爱仁”号卸船，下午获悉日军已攻占朝鲜王宫、日舰大队即将开到，管带方伯谦决定在协助已到达的“飞鲸”号卸载后即返航回国，并令弱舰“威远”号先行离开。25日凌晨，“济远”、“广乙”出牙山口，在行驶到丰岛一带时与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吉野”、“秋津洲”、“浪速”3舰遭遇。日舰首先发炮攻击，不宣而战，挑起了丰岛海战。“济远”、“广乙”两舰经过短暂的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分头退避。“广乙”退至朝鲜海岸附近搁浅，幸存官兵登岸逸去，“济远”则在摆脱日舰的追击后返回威海。当日舰追击“济远”时，前往牙山的“高升”号运兵船和“操江”号运输舰相继驶入作战海域，结果“操江”被日舰掳走，“高升”被日舰击沉，船上清军官兵葬身海底者达800余名。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海战，不支而退固无可厚非，但需要指出的是，“济远”撤退时恰与迎面驶来的“高升”、“操江”相遇，作为战舰本应竭尽全力保护这两艘毫无抵抗能力的舰船，而它为了保全自己竟然没有为解救两船做出任何努力。北洋海军中存在畏敌怯战情绪在海战中得到了证实。李鸿章战前取消海军大队出巡牙山的计划，无疑主要是他对形势的失算，但海军暴露出的胆怯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其结果是失去了一次北洋海军可能以多打少的机会，以致首战失利
三、绝望的选择
平壤陆战和黄海海战之后，中国开始面临日军侵入本土的严重威胁，其中尤以海路入侵的威胁最大。因此，朝廷要求北洋海军赶紧修复受伤各舰，以备再战。李鸿章则希望丁汝昌能早日伤愈复职，即在养伤期间仍能继续过问舰队事务，督催修理各舰早竣，以后专在北洋各要口巡击，使日军的海路入侵有所忌惮。此后他向北洋海军下达命令，仍是致电丁汝昌，可见他对代理提督的刘步蟾并不放心。
9月23日晨，日舰“浪速”、“秋津洲”驶至威海附近侦察，被炮台发现后击退。李鸿章闻报，即电旅顺基地，指示丁汝昌“须设法预备支持，即不能远出，须傍口外游巡，使彼知我非束手也”（注：李鸿章：《寄旅顺丁提督龚道》（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四午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1026页。）。次日，日舰又窜至大连湾、旅顺一带。李鸿章再电丁汝昌、龚照玙，明确要求务必于10日内修好伤势较轻的“平远”、“广丙”、“济远”、“靖远”4舰，在威、旅附近游巡，无伤之4艘炮船同大鱼雷艇在口外附近巡探，略壮声势。“不然，日知我无船，随意派数船深入，到处窥伺，若再护运兵船长驱直入，大局遂不可问”（注：李鸿章：《寄旅顺丁提督并龚道》（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巳刻），《李鸿章全集2》，电稿，第2册，第1033页。）。丁汝昌认为，北洋海军的整体实力本较日本舰队相差悬殊，经黄海一战又折损近三分之一，现伤舰尚未修竣，全队出动固不可能，即部分舰艇出巡亦属冒险。但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他没有直接向李鸿章说明自己的想法，而是致函负责后路转运事宜的盛宣怀，请其转达解释。他在信中说：“查此四舰，固在日夜赶修，但‘靖’、‘济’两艘备炮钢底钢圈皆已破损，无能复用，‘平远’请领之炸弹迄未接到，‘广丙’速射炮弹现在只有六十发。钳制敌军，本为吾侪素责，倘遭遇敌队，速力难及，不惟夺我士气，抑且增彼声威，殊非计之得也。军器不完不备，岂可滥事交绥哉？我海军力原较敌方单薄，鹿岛（黄海）之役复失四舰、废一舰，现在勉强差堪战斗者，仅‘定’、‘镇’、‘济’、‘靖’、‘来’、‘平’六艘而已。‘平远’速力迟钝，修理工程非至十月（西历11月）中旬不能完竣，各舰炮身多被破损，军器弹药何时可到尚不能预知，心中焦灼之至。苟以补充不足，再失一、二舰，不其更损国威耶。再四思维，拟俟全舰修理完成之后，无论舰数多寡，强弱如何，一举力战，以身许国，至舰人俱亡，昌尽其责而后已。此昌之决心也。”（注：转引自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甘七八年海战史》，上卷，第346—347页；归与：《中日威海战役纪略》，《海事》第10卷第9期（1937年3月）。在国内已出版的相关资料中，《丁汝昌海军函稿》无此函，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中亦未见收录。）
两天后，即27日，李鸿章又电丁汝昌、龚照玙，严令立即报闻轻伤4舰何日修好，并说局势日紧，皇帝催修甚急，切勿任员匠疲玩（注：李鸿章：《复旅顺丁提督并龚道》（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未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页。）。从这一电令看，李鸿章并不知道丁汝昌所致盛宣怀函及其内容。
按规定，北洋海军的伤舰应由旅顺船坞总办龚照玙负责主持修理，海军则有督修之责。在此之前，龚照玙鉴于伤舰较多，船坞工匠人手不足，曾向李鸿章提出，“事机在急，必得添匠齐同赶修”（注：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1006页。）。而据汉纳根估计，旅顺船坞须添工匠200名方可敷用。盛宣怀即向大沽船坞及唐山矿务、铁路两局选调工匠，先后选出锅炉匠、铜匠、机匠等数十名。但因工匠要求增加薪水，又因搭乘的船只变化不定，他们直到9月底才陆续到达旅顺，且不数日即纷纷辞去。
丁汝昌和龚照玙原来估计，伤舰“必须九月（西历10月）中下旬始能修齐”。朝廷认为“为期太迟，著饬催加工赶办”（注：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1032页；《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年八月庚午（二十六日），第465页。）。但因缺少修船工匠，又督修不力，不要说提前修竣，就是按原定之期亦很难完成。丁汝昌甚至认为，要完全修好受伤最重的“来远”舰，时间还须推迟一个月。此外，丁汝昌请领之“靖远”、“济远”两舰大炮钢底钢圈及“平远”舰所需260毫米口径炮弹国内均不能生产，需向国外订购，何时乃至能否买到还是未知数；“广丙”舰原属广东，其速射炮所需炮弹经李鸿章电询粤省有无存储，久无回信（注：李鸿章：《寄旅顺丁提督龚道》（光绪二十年九月初六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29日，李鸿章获悉日本将派大队北犯旅顺，当即电令丁汝昌，将可用之舰经常派出口外，在近岸处巡查，略张声势。朝廷担心威海、旅顺各口安全，谕令海军修补之舰亦“须赶紧准备护口迎敌”（注：李鸿章：《寄旅顺黄张姜程各统领并丁提督》（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一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2页；《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年九月甲戌（初一日），第470页。）。日军从海上入侵的消息不断传来，北洋海军依然毫无动静，李鸿章越来越怀疑是刘步蟾等人在消极抵制。他在10月2日致电丁汝昌指出：汉纳根等洋员都说“定远”、“镇远”择要修理，数日内便能出海。此二舰如往来威、旅之间，日本运兵船必不敢深入，关系北洋全局甚大。并警告说：“若刘步蟾等借修理为宕缓，误我大计，定行严参。禹廷（丁汝昌字）虽病，当认真督催，勿为若辈把持摇惑”（注：李鸿章：《寄旅顺丁提督龚道》（光绪二十年九月初四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10页。）。
在李鸿章的严令下，丁汝昌终于复电表示，海军各舰10月中旬即可出海。还说：刘步蟾在舰日夜督催工程，他并无专擅之权，何敢托故迁延时日？所可虑者，大炮钢底钢圈及开花弹皆不敷用，“似此出海遇敌，将如之何，不胜忧闷之至”（注：转引自日本海军军令部编：《廿七八年海战史》，上卷，第350—351页；归与：《中日威海战役纪略》，《海事》第10卷第9期（1937年3月）。此电《李鸿章全集》（电稿）未见收录。）。丁汝昌在极力为刘步蟾辩解，同时也隐瞒了北洋海军士气低落的实情。调赴旅顺船坞的工匠回去后说：“船坞修工均不上紧，非得傅相（李鸿章）严行派人督催，海军不能计日出海。”（注：《张翼致盛宣怀函（二）》（光绪二十年九月初八日），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262页。）又据当时在“定远”舰差遣的原“广甲”管轮卢毓英记述，北洋海军在旅顺基地修舰期间，“诸君皆以虎口余生，每以公余日驰逐于酒阵歌场，红飞绿舞，虽陶情荡魄，亦触目惊心。谁无父母，孰无妻子，寄身炮弹之中，判生死于呼吸，人孰无情，谁能遣此，所以作醉生梦死之态者，亦知身非金石，何可日困愁城？不得不假借外物，庶有以遏制此方寸地也”（注：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手稿复印件），第32页。）。如此醉生梦死的放纵，正是悲观绝望的表现。
李鸿章虽不知道北洋海军的士气究竟低落到了什么程度，却已明显感觉到海军将领们比黄海海战前更加畏敌惧战。但他并未要求北洋海军出海寻战，只是希望舰队能以象征性的行动来实现他的威慑意图。10月4日他又向丁汝昌通报敌情，说日本26艘运兵船即将内犯，不日直奉必有大警，因此在修的6艘主力舰必须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他怕丁汝昌不明白，又进一步说明：出海游弋只是略张声势，“使彼知我船尚能行驶，其运兵船或不敢放胆横行，不必与彼寻战，彼亦虑我蹑其后。现船全数伏匿，将欲何为？用兵虚虚实实，汝等当善体此意”（注：李鸿章：《寄旅顺丁提督龚道》（光绪二十年九月初六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16页。）。
丁汝昌不可能体会不到李鸿章的意图，只是在他看来，现在伤舰尚未完全修复，武器弹药也不完备，士气又已低落至谷底，以这样一直残破不全的舰队出海游巡，一旦遭遇日本舰队，后果将不堪设想。尤其是舰队士气不振，他比李鸿章更清楚这才是影响下一步行动的关键。刘步蟾代理提督后，朝廷和李鸿章不断催促尽快修舰和早日出海，舰队却连一艘舰艇也未能派出去。尽管他也曾为此进行辩解，但内心深知，整个舰队已完全丧失了继续作战的信心。他在写给朋僚的信中说：“或搜或剿，非身亲督队，别无作气之术。”（注：《丁汝昌海军函稿·复吴瑞生》（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八日），《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上册，第554页。）悲观之情已是溢于言表。
外界不知内情，对海军畏缩不前的不满，自然又集中指向丁汝昌。就在这时，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的“战绩”终于真相大白，所谓击沉日舰3艘原来是子虚乌有。前已无功，后又不振，丁汝昌遂再次成为众矢之的。有人奏称：丁汝昌在黄海海战中“臂受板伤，因流黄水，并非伤重难期速痊者比，而请假调理，竟可置身事外，请旨饬查”。10月9日皇帝有旨：“著吴大澄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徇隐”（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年九月甲申（十一日），第484页。）。
在强大的压力下，丁汝昌表示要力疾上舰，订期出海。李鸿章当即去电温词慰勉，告之“近日尚无日船内驶，我海军出巡威、湾、旅一带，彼或稍有避忌，勿先自馁”（注：李鸿章：《寄旅顺丁提督》（光绪二十年九月十五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43—44页。）。14日，李鸿章向丁汝昌转达皇帝谕旨，询问舰队究竟何日出巡。丁汝昌报称，他“足伤稍愈，仍不能步履；各船伤重且多，星夜加工修理，都未完备”。尽管如此，仍拟一二日先带6舰到威海补充弹药，再巡大连湾到旅顺，安配“定远”、“镇远”起锚机器（注：李鸿章：《寄旅顺丁提督》、《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九月十六日戌刻、十七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48、49—50页。）。18日傍晚，丁汝昌率“定远”等6艘主力舰及2艘鱼雷艇离开旅顺，前往威海。此时距黄海海战已整整一个月。而此后的所谓出巡，就是往来于旅顺、威海两个基地之间，实际上已自动放弃了制海权。
北洋海军避战不出，日军已毫无顾忌，开始实施入侵辽东半岛作战计划。李鸿章虽早已获得这一情况，但无从实时掌握日军的登陆时间和地点，也没有组织抗登陆作战的设想和准备。10月24日，日本第二军在联合舰队的掩护下抵达辽东半岛南岸的花园口开始登陆。李鸿章直到26日晚才接到报告，而他随即下达给旅顺守军统领的命令竟是确探严守，以散队在日军来路设伏，不得轻易出击。结果，日军持续达半个月的登陆行动，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日军在花园口登陆的第五天，李鸿章又接到大连守将一个并不确实的报告，说有日本运兵船百余艘正向大孤山一带驶来。他当即电令在威海基地的丁汝昌“酌带数船驰往游巡，探明贼踪，以壮陆军声援”（注：李鸿章：《寄威海丁提督》（光绪二十年九月三十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88页。）。丁汝昌在出发前复电李鸿章，告知当晚即率6舰2艇赴旅顺、大连湾，再探剿大孤山一带。又说，据英船探称，日军带有10余艘鱼雷艇，必以此拼我铁、快各舰。所以他表示：“此行遇敌，惟有督率将士尽力死拼，第船少械亏，胜负非所敢计，伏乞鉴谅。”（注：《丁提督来电》（光绪二十年九月三十日戌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91页。）李鸿章似又听出弦外之音，遂回电说：“相机探进，不必言死拼。”（注：李鸿章：《复旅顺丁提督》（光绪二十年九月三十日戌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91页。）次日上午，丁汝昌率领8艘舰艇抵达旅顺，下午出巡，但未敢前往大孤山和日军登陆的花园口，仅行至大连湾东北河即折回，说是实力单薄，前去吃亏无益，故先回旅顺赶配两铁甲舰的起锚机。
皇帝对海军的表现十分不满，以丁汝昌统带战舰不能得力，于11月2日著将交部议叙之案撤销。次日又谕：“现在倭氛逼近金州，旅顺后路危急，船坞要地，亟应尽力保护”，令李鸿章悉心筹画（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年十月戊申（初五日）、己酉（初六日），第525、526页。）。日军正抄袭旅顺后路，李鸿章却担心日军还会在旅顺登陆，故指示丁汝昌：“如贼水陆来逼，兵船应驶出口，依傍炮台外，互相攻击，使彼运船不得登岸”（注：李鸿章：《寄旅顺龚道等》（光绪二十年十年十月初六日亥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118页。）此时，旅顺已是人心惶惶，各局衙官员走避一空，船坞工匠亦纷纷告去，几近停工状态。6日，丁汝昌致电李鸿章，提出舰队在旅顺有三难：一是大连湾若失守，敌必扑旅顺后路，而我舰停泊口内，不能施展，无能为力；二是敌舰来攻，旅顺基地口门窄小，我舰不能整队而出，且“定远”、“镇远”须俟涨潮才能出口，遇有紧急情况，冲出不易；三是旅顺口外敌鱼雷艇过多，夜间来攻，我舰缺少快炮，实难防备（注：《丁提台来电》（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九日丑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129页。）。丁汝昌此前曾说过威海基地南口太敞，易被敌鱼雷艇潜入偷袭，现在又说旅顺基地口门太窄，亦恐敌鱼雷艇夜间来攻，似此岂非无基地可用了？其实，他强调客观困难，无非是对陆军在旅顺后路的防守没有信心，而海军又不敢出击，所以想要撤离旅顺。
李鸿章明白丁汝昌的想法，回电表示：“旅本水师口岸，若船坞有失，船断不可全毁。口外有无敌船，须探明再定进止，汝自妥酌，勿得张皇胆怯，致干大戾。”（注：李鸿章：《复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九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129页。）李鸿章为了保船，准予丁汝昌便宜行事，但必须是在旅顺确实守不住时，舰队方可撤离。同一天，皇帝发出的谕令却是：“现在贼逼金州，旅防万分危急，其登岸处在皮（貔）子窝，必有贼舰湾泊及来往接济，著李鸿章即饬丁汝昌、刘步蟾等统率海军各舰前往游弋截击，阻其后路。”（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年十月壬子（初九日），第531页。）但李鸿章没有命令海军出击。他电告新设立的督办军务处：貔子窝一带有日本军舰14艘和鱼雷艇7艘往来梭巡，而北洋海军现仅6舰2艇可出海，力量太单，未便轻进（注：李鸿章：《寄督办军务处》（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134页。）。实际上，此时日军的登陆行动已基本结束。在日军7日轻取大连湾的当晚，丁汝昌带舰匆匆离开旅顺，返回威海。
李鸿章对丁汝昌如此仓皇地撤离旅顺颇为气恼，8日去电斥责说：“昨电旨方令汝与刘步蟾带船往皮（貔）子窝设法雕剿，断其后路接济，力固不能，然如此仓皇出走，恐干重咎。”（注：李鸿章：《复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一日未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138页。）由于旅顺告急，朝旨严催派兵往援，李鸿章当晚电令丁汝昌立即带舰来天津面商机宜。他说：“寇在门庭，汝岂能避处威海，坐视溃裂？速带六船来沽，面商往旅拼战、渡兵运粮械接济，成败利钝，姑不暇计，尽力为之而已。刻即启碇，勿迟误。”（注：李鸿章：《寄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一日亥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140页。）李鸿章知道“来远”舰只修一半，担心该舰还留在旅顺，故在前一封电报中责问丁汝昌何以未禀明带出。皇帝甚至以为尚未修好起锚机的“定远”、“镇远”两舰与“来远”同在旅顺船坞未出，于10日发出一道极为严厉的上谕：“‘定远’各船，前奏三十五日修好，嗣又称起碇机器未全，已久逾前限，不意今日来电仍云尚未配妥，‘来远’亦只修一半。不知两月以来，丁汝昌所司何事，殊堪痛恨！‘定远’为该军制胜利器，今据称水道狭隘，不能展动，似与‘来远’均尚在坞中未出，倘被堵口，直不啻拱手赍盗矣！著丁汝昌即日前往旅坞，将两船带出。倘两船有失，即将丁汝昌军前正法！李鸿章当懔遵谕旨办理，谅亦无从再为捏饰。旅顺援兵仍著设法运送，不得因来往冒险，漠视不救也。”（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年十月丙辰（十三日），第537页。）
是日，丁汝昌率6舰（包括“定远”、“镇远”和“来远”）赶到天津，商讨护送山东章高元所部嵩武军去旅顺增援。会商的结果，据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报告，汉纳根认为旅顺有日舰游弋，以军舰护送运兵船前往适以资敌，运兵船必不可保，语甚激切。丁汝昌也是这个意见。因此决定，依丁汝昌之议，由其率舰赴旅顺口外巡徼，遇敌即击，相机进退；章高元部改运营口登陆（注：李鸿章：《复译署》、《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三日戌刻、十四日亥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148、152—153页。）。于是，丁汝昌12日下午率舰队离开大沽，次日上午到达旅顺口外。但舰队既没有巡徼，也没有进入基地，而是以羊头洼、小平岛两处日军鱼雷艇太多、恐遭其夜袭为由，当晚即撤往威海（注：李鸿章：《寄译署督办军务处》（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七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162页。）。
皇帝以旅顺告急，丁汝昌统带海军不能得力，于16日下令革去他的尚书衔并摘去顶戴。或者还有以此促使他为救援旅顺作出努力之意，谕旨说这只是“薄惩”，仍著带罪立功，以观后效（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年十月壬戌（十八日），第548页。）。但皇帝此时还不知道，北洋舰队在14日晨返回威海进港时发生了“镇远”舰触礁事故，因伤势严重，管带林泰曾愧惧自杀。这样一来，北洋舰队更加不敢出海作战了。李鸿章为加强舰队领导，于15日札派英人马格禄（J.Mclure）接替在黄海海战中受伤的汉纳根帮办北洋海军提督。马格禄此前任拖船船长，并非海军出身，甚至没有军旅经历。不仅如此，据帮办“定远”副管驾英人戴乐尔（W.F.Tyler）说：“彼已过中年，且以沉湎于酒著名。此老迈之耍手殆视此役为莫大之机会而跃赴之无疑。然以斯人而当斯任，实为至残酷、至愚蠢之事；对于丁提督，此事尤为残酷。”（注：《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日战争》丛刊，第6册，第52页。按Tyler时译戴乐尔，后张荫麟译其《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1931年3月发表于《东方杂志》28卷6期）时又作泰莱，此后论者遂多用此译名，然以历史研究的角度论，应以当时的译名戴乐尔为准。）李鸿章仓促之间选择他作舰队顾问，无非是想借洋人的胆气以带动士气，并帮助丁汝昌从严治军。后来的事实证明，马格禄的任职毫无可取之处。
在皇帝处分丁汝昌的第二天，日军开始从后路进攻旅顺口。仅过了6天，即22日，旅顺口这一重要的海军基地、也是北洋的半面门户便告落入日军之手。失败后又是新一轮的指责和惩罚，海军自然仍是千夫所指的重点对象。27日，御史安维峻等60余名言官联衔上奏请诛丁汝昌。他们说：“顷闻旅顺失守，固由陆军不能力战，亦缘海军不肯救援，致敌水陆夹攻，得逞其志耳。丁汝昌一切罪状，屡经言官弹劾，早在圣明洞鉴之中。”该提督“自谓内有奥援，纵白简盈廷，绝不能损其毫发。而军中舆论，则谓其外通强敌，万一事机危急，不难借海外为逋逃薮。”“今旅顺既失，海面皆为敌有，彼若直扑威海，丁汝昌非逃即降，我之铁甲等船，窃恐尽为倭贼所得。事机至此，不堪设想！”因此请旨另简海军提督，再将丁汝昌锁拿进京，交刑部治罪，以申公愤而警效尤（注：安维峻等：《请诛海军提督丁汝昌疏》（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6册，第533—534页。）。随后，新任山东巡抚李秉衡也奏请以贻误军机罪将丁汝昌明正典刑，“以慑将弁畏葸之心，作士卒敢死之气”（注：详见李秉衡：《奏旅顺失守如和惩办将士请训示片》（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二日）、《奏请将贻误军机之将领明正典刑折》（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戚其章辑校：《李秉衡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67—168、176—177页。）。在他们激烈的言辞中，除流露出的情绪是真实的反映，其指责则多为不实之词，所有建议亦不切实际。
帮办北洋军务的宋庆此前奉旨查办统将被参各情，于12月11日复奏查力，结果，其中提到丁汝昌在黄海海战中腿及左脸受伤甚重，为其亲眼所见，确属实情，且早已力疾销假，尚非置身事外。“惟统领兵船多年，未能得力，奉旨撤销议叙、革去尚书衔，咎实难辞”（注：《帮办北洋军务四川提督宋庆复奏查办卫汝贵等被参各情折》（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十五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221），卷26，第7—8页。）。但在安维峻、李秉衡等的参奏下，皇帝决定进一步严惩丁汝昌，于17日传谕将丁汝昌拿交刑部治罪，18日又谕令李鸿章遴选保奏新的海军统帅，还直接提出李和、杨用霖、徐建寅三个人选供其考虑（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年十一月癸巳、甲午（二十一、二十二日），第600、601—602页。）。但李鸿章20日复电指出：李和现任小舰“平远”号管带，才具稍短：杨用霖刚以大副代理“镇远”管驾，虽尚得力，未便超升；徐建寅系文员，未经战阵，三人均不合适（注：李鸿章：《寄译署督办军务处》（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284页。）。皇帝见李鸿章仍以无人接统海军进行抵制，即明确谕示：丁汝昌既经拿问，海军提督即著刘步蟾暂行署理，仍著李鸿章遴员保奏。丁汝昌俟经手事件交替清楚，速即起解（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丁酉（二十五日），第606页。）。
拿问丁汝昌的圣旨一下，威海炮台统将戴宗骞、张文宣、刘超佩和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暨各舰管带即纷纷发出公电，认为当此威海防务吃紧之际逮治丁提督，不独水师失所秉承，即陆营亦乏人联络，军民不免失望，故恳吁收回成命。经李鸿章转奏，皇帝于23日再谕：“丁汝昌著仍遵前旨，俟经手事件完竣，即行起解，不得再行渎请。”从“俟经手事件交替清楚后速即起解”，到“俟经手事件完竣即行起解”，前后谕旨虽仅数字之差，但含义已有微妙变化。李鸿章在向威海陆海军将领转达谕旨时特别说明：“查经手事件所包甚广，防务亦在其内，应令丁提督照常尽心办理，勿急交卸。”（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己亥（二十七日），第610页；李鸿章：《寄威海戴道张镇刘镇等》（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戌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299页。）由于当时确实找不到合适的海军提督人选，皇帝此后没有再提拿问丁汝昌一事，但也只是暂缓将其解京治罪而已。除非他能在以后的战事中保住军舰和威海，否则仍是死罪难逃。
保住军舰和守住威海也是李鸿章的最后希望。旅顺失守后，李鸿章已意识到“旅失威益吃紧，湾、旅敌船必来窥扑”。因担心威海重蹈旅顺覆辙，他致电威海的陆海军守将，痛心疾首地说：“半载以来，淮系守台守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即败，败即逃走，实天下后世大耻辱事。汝等稍有天良，须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焉！”他要求守台者“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海军在“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注：李鸿章：《寄威海丁提督戴道刘镇张镇》（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219页。）。
然而，丁汝昌对即将发生的最后决战，如同对自己的处境一样感到悲观绝望。他曾这样对人表露自己的复杂心情：“汝昌以负罪至重之身，提战余单疲之舰，责备丛集，计非浪战轻生，不足以赎罪。自顾衰朽，岂惜此躯……惟目前军情有顷刻之变，言官逞论，列曲直如一，身际艰危，尤多莫测。迨事吃紧，不出要击，固罪；即出而防或有危，不足回顾，尤罪。若自为图，使非要击，依旧蒙羞，利钝成败之机，彼时亦不暇过计也。”（注：丁汝昌：《致戴宗骞书》（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二日），戚俊杰、王记华编：《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
自12月24日起，即不断有日舰在山东半岛荣成湾龙须岛出没的报告。中国方面已预料到日军的下一步行动必是进攻威海，也惟恐其再施进攻旅顺时的后路包抄之故伎，但在已有迹象表明龙须岛一带可能就是日军登陆地点的情况下，却仍然没有想到并准备集中有限的兵力实施抗登陆作战。当时在威海后路有山东巡抚李秉衡节制的部队加营约一万人，主要驻扎在烟台至威海的180里防线上，其中多半为未经训练的新募之兵；而荣成至威海百余里之遥却几乎无兵驻守。威海基地则有直辖于李鸿章的部队近万人，其中道员戴宗骞统领的绥字军驻守北岸炮台，总兵刘超佩统领的巩字军驻守南岸炮台，总兵张文宣统领的北洋护军驻守刘公岛。总兵力本就不多，加之基地炮台守军又非游击之师，一旦日军登陆抄袭威海后路，势将比旅顺更难防御。李秉衡表示可抽调2营1哨驰扎荣成，同时希望威海守军能拨助两营，联络扼扎。但加在一起也不过区区两千余兵，根本不可能抵挡日军的后路进攻。此外，威海基地的海陆两军因互不统属，在基地防御和协同作战等问题上各执己见，聚讼不休。李鸿章在天津遥控指挥，不了解具体情况，往往难辨是非，无法进行有效的协调。这种状况后来对威海保卫战也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1895年初，日军进攻威海的消息终于得到证实。皇帝于1月12日发出谕令：“旅顺既为倭踞，现又图犯威海。意在毁我战舰，占我船坞，彼之水师可往来无忌，其谋甚狡。敌兵扑犯，必乘我空隙之处，威海左右附近数十里内尤为吃紧。著李鸿章、李秉衡飞饬各防军昼夜梭巡，实力严防，不得稍有疏懈”。13日又谕：“海军战舰数已无多，岂可稍有疏失，若遇敌船逼近，株守口内，转致进退不能自由，应如何设法调度，相机迎击，以免坐困。著李鸿章悉心筹酌，饬令海军诸将妥慎办理，并先行复奏。”李鸿章据此电告丁汝昌：“倭如犯威，必以陆队由后路上岸抄截，而以兵船游弋口外，牵制我师。彼时兵轮当如何布置迎击，水陆相依，庶无疏失，望与洋弁等悉心妥筹，详细电复”（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己未、庚申（十七、十八日），第634、636—637页；李鸿章：《寄刘公岛丁提督刘镇》（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戌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345页。）。
丁汝昌经与马格禄、刘步蟾等反复研究，提出了一个以军舰依辅基地炮台的港口防御作战方案。他们认为：“若远出接战，我力太单，彼船艇快而多，顾此失彼，即伤敌数船，倘彼以大队急驶，封阻威口，则我船在外，进退无路，不免全失，威口亦危。若在口内株守，如两岸炮台有失，我船亦束手待毙，均未妥慎。窃谓水师力强，无难远近迎剿；今则战舰无多，惟有依辅炮台，以收夹击之效……倘倭只令数船犯威，我军船艇可出口迎击；如彼船大队全来，则我军船艇均令起锚出港，分布东西两口，在炮台炮线水雷之界，与炮台合力抵御，相机雕剿，俾免敌舰闯进口内。即使陆路包抄南北两岸，师船尚可支撑攻击彼船。若两岸全失，台上之炮为敌用，则我军师船与刘公岛陆军惟有誓死拼战，船沉人尽而已。”（注：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亥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347页。）这一作战方案完全是按照李鸿章的“水陆相依”指示精神制定的，但也反映出海军将领已不敢出海作战的消极心态，所以没有也不可能主动提出必要时袭击日本运兵船的问题。李鸿章认为“海军所拟水陆相依办法，筹虑似尚周到”，但对他们作出的海军在两岸炮台失守后惟有战至“船沉人尽”这一束手待毙的决定深感忧虑。
1月20日，日本山东作战军3万余人在联合舰队的掩护下开始在荣成湾登陆，至24日晚登陆结束。当地为数不多的中国守军早在日军登陆的当天凌晨就已被日舰炮火击溃，驻守荣成的河防营亦不堪一击，很快弃城逃走。李秉衡和戴宗骞派往荣成迎击的数营兵力寡不敌众，稍战即退，日军抄袭威海的后路就此畅通无阻。在日军登陆期间，日本舰队昼夜游弋于荣成湾至威海之间，以防北洋舰队来袭或离港他去。
李鸿章对威海后路的防守没有把握，遂于21日请示朝廷：“如事到万难，计惟保全‘定’、‘镇’。乞俯察。”当天接到谕令：“海军战舰，必须设法保全。”（注：李鸿章：《寄译署》、《寄东抚李丁提督戴道等》（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申刻、亥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361、363页。）虽然他们都强调保船，但具体要求却有所不同。朝廷要求保船与保威海并重，即于次日又谕：“闻敌人载兵皆系商船，而以兵船护之。若将‘定远’等船齐出冲击，必可毁其多船，断其退路，此亦救急之一策。”而李鸿章认为“海军船少，恐难远处冲击，只能在口门与炮台夹击”，所以没有命令舰队前去袭击正在登陆的日军（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己巳（二十七日），第650页；李鸿章：《寄东抚李威海将领》（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亥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367页。），23日皇帝有旨：“现在贼踪逼近南岸，其兵船多只难保不闯入口内，冀逞水陆夹击之诡谋。我海舰虽少，而铁甲坚利，则为彼所无，与其坐守待敌，莫若乘间出击，断贼归路。威海一口，关系海军甚重，在事将弁兵勇倘能奋力保全，将登岸之贼迅速击退，朝廷破格酬功，即丁汝昌身婴重罪，亦可立予开释。”（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庚午（二十八日），第651页。）但李鸿章同日指示丁汝昌：“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拼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往烟台。希与中外将弁相机酌办为要。”（注：李鸿章：《寄刘公岛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369页。）李鸿章虽也要求海军必要时出海拼战，目的却是预留退路，在威海失守时能保住战舰。
在丁汝昌看来，以北洋海军现有的实力、士气及海陆军协防威海的现状，朝廷和李鸿章的命令均无法执行。他在24日给李鸿章的电报中说：“海军如败，万无退烟（台）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注：《丁提督来电》（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374页。）在他认为单纯保船并不可能而同时保存军舰与基地尚有可能的情况下，他最终选择了后者，亦即株守军港以坐待援兵。李鸿章远在后方，不知如何是好，回电表示，“汝既定见，只有相机妥办”，但仍强调能设法保全铁甲舰最好（注：李鸿章：《复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374—375页。）。
丁汝昌将希望全部寄托于威海后路，主要是幻想能有大批陆上援军及时前来协防。这只不过是他的主观愿望。在日军登陆前的18、19日，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曾驰往登州（今蓬莱）海面连续向岸上炮击，故作疑兵，然后由西向东一路经烟台、威海驶至荣成湾归队。李秉衡不明日军真实意图，即在日军于荣成湾登陆后，仍始终不敢果断地集中兵力直趋威海东面后路阻击日军。此外还有朝廷批准调往威海的25营万余名外省援军，且不论其战斗力如何，仅就其迟缓的行进速度亦难解燃眉之急。
日军在全部登陆后，25日开始兵分两路向威海进犯，30日即攻至威海南岸。丁汝昌指挥各舰协同海岸炮台炮击日军，但根本不能阻挡日军的进攻。仅3天时间，至2月2日，威海及南北两岸即全部失守。港内的北洋海军陷入日军的水陆合围之中，与外界的电信联系断绝，刘公岛成了一座孤岛。在此前的1月31日下午，天气骤变，风雪交加，日本舰队被迫放弃了是日派鱼雷艇进港偷袭及占领刘公岛与南岸之间的日岛的计划，并于2月1日上午自威海口外撤往荣成湾避风。因丁汝昌已决心在港内死守到底，当然不可能发现并抓住这一将舰队带离威海的机会。
被日军包围之后，丁汝昌与威海营务处候选道牛昶昞、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共同起草一份告急文书，派人携往烟台送交登莱青道刘含芳上报，内称：“昌等现惟力等死守，粮食虽可敷衍一月，惟子药未充，断难持久。求速将以上情形飞电各帅，切恳速饬各路援兵星夜前来解此危困，以救水陆百姓千万人生命，匪特昌等感大德云。”（注：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二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3册，第415页。）此信直到2月5日才交到刘含芳手上。也正是在这一天，日本舰队因从海上正面进攻难以奏效，特派鱼雷艇进行偷袭，于凌晨终于潜入港内，发射鱼雷将北洋海军旗舰“定远”号击成重伤。次日凌晨，日军鱼雷艇的偷袭再次得逞，又将港内的“来远”等3艘舰船击沉。
在日本鱼雷艇的偷袭连连得逞之际，港内中国鱼雷艇的管带们也在暗中策划一个惊人的行动。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后人多有不知，北洋海军的大小13艘鱼雷艇实际上并不隶属于舰队，而是由旅顺鱼雷营管理，归旅顺船坞总办节制。丁汝昌战时调用鱼雷艇，都是先与旅顺船坞总办协商，并上报李鸿章。直到旅顺失守后，这些鱼雷艇才全部划归丁汝昌统一指挥。这种关系必然会给丁汝昌使用鱼雷艇带来不利影响。事实上，中国的鱼雷艇在战争中一直没有发挥作用，当然也没有受到任何损伤。尤其令中日两军都感到震惊的是，当日本舰队于7日晨在威海港东西两口外向刘公岛发起总攻时，港内的13艘鱼雷艇和2艘汽艇突然冲出西口，全速向西逃走。结果可想而知，在日舰的追击下，这些鱼雷艇不是自己搁浅就是被击毁，无一幸免。10日，李鸿章接到刘含芳转来的丁汝昌最后一封告急文书：“自雷艇逃后，水陆兵心散乱，如十六七日（2月10、11日）援军不到，则船岛万难保全。”（注：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七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第3册，第432页。）
但李鸿章很清楚，外省援军已不可能及时赶到威海解围。在鱼雷艇逃跑的同一天，他致电刘含芳：“水师苦战无援，昼夜焦系，前拟觅人往探，有回报否？如能通密信，令丁同马格禄等带船乘黑夜冲出，向南往吴淞，但可保铁舰，余船或损或沉，不致赍盗，正合上意，必不致干咎。望速图之。”（注：李鸿章：《寄烟台刘道》（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第3册，第417页。）朝廷给李鸿章的密谕确有此意，即：“贼若并力来攻，难以久支，如能相机力战，冲击敌船，乘势连樯结队，出险就夷，则水师不致尽为所毁。”（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乙酉（十三日），第672页。）刘含芳前已派人分三路往刘公岛送信未回，“现奉冲出密谕，即抄作密码，雇人再送”（注：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册，第418页。）。
然而，即使上述密谕和电令能够及时送至刘公岛，丁汝昌也很难率舰冲出。自从被日本海陆军包围后，颓丧绝望的情绪即在刘公岛上蔓延开来，秩序日渐混乱。2月6日，数千岛民麇集码头，哀求生路，经抚慰后散去。7日，发生鱼雷艇逃跑事件后，海陆军士气开始崩溃，“兵勇水手乃纠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匄生路，岛中大扰”。当晚，水兵不欲出战者违令上岸，陆兵惟恐海军出走而登舰。8日，岛民与各舰水兵又复哀求放其生路，丁汝昌晓以大义，勉慰固守，并许诺“若十七日（2月11日）救兵不至，届时自有生路”。9日，丁汝昌亲乘“靖远”舰指挥防战，期间一直坚持站在舰桥上，以求阵亡保住名节而尽早解脱。后“靖远”被南岸日军占据的皂埠嘴炮台大炮击中下沉，毫发未损的丁汝昌又欲与舰共沉，却被水兵救起登岛。10日，陆军兵勇挟统领张文宣往见丁汝昌，水兵亦随之，要求投降。牛永昞和各舰管带踵至，只是相对无言而泣。丁汝昌说：“我知事必出此，然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他命会说华语的炮兵教习德人瑞乃尔（T.H.Schnell）出外安抚士兵，但众人仍喧噪不止。瑞乃尔回报说：“兵心已变，势不可为，不若沉船毁台，徒手降敌较得计。”丁汝昌沉思良久，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舰。但诸将不应，因恐沉舰投降会触怒日本人（注：以上参见《牛（昶昞）刘（含芳）马（复恒）三道会陈海军覆亡禀》，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337—339页；《署理北洋大臣王文韶复奏查明丁汝昌等死事情形折》（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008），卷35，第27页；李秉衡：《奏遵旨详查丁汝昌等死事情形折》（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三日），《李秉衡集》，第219页；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71页。）。结果，只有搁浅的“定远”、“靖远”两舰得以炸毁，刘步蟾于是夜吞鸦片自尽。
2月11日是丁汝昌许诺救兵不来“自有生路”的最后期限。当晚，他接到刘含芳派人送来的李鸿章催令冲出的电报，知援兵无期。直到这时，他才想要尝试最后一搏，遂召集海军将领商量突围，但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各舰皆受重伤，弹药将尽，港外又布满日军舰艇，无法冲出。而此时岛上的混乱局面已无法控制，水兵陆勇以到期相求，最后发展到兵民万余人哀求活命。丁汝昌几次下令用鱼雷将“镇远”铁甲舰轰沉，以免资敌，但始终无人动手（注：《牛刘马三道会陈海军覆亡禀》，《清末海军史料》，第338页。）。他知军心大势已去，除了兑现放兵民“生路”的诺言，已别无选择。丁汝昌的所谓“生路”，所有人都明白是指投降，但他本人早已表示决不投降，也决不会活着目睹此事。12日上午，“广丙”舰管带程璧光乘“镇北”号炮船将投降书送至日舰“松岛”号。丁汝昌已服鸦片自尽，结束了他59岁的生命，同时也结束了北洋海军成军仅6年多的历史（注：丁汝昌自杀和北洋海军向日军接洽投降的第四天，即2月15日，李鸿章电告朝廷，谓据刘含芳电称，有德国军舰自威海来烟台，传言丁汝昌等皆尽难。朝廷为详细了解情况，于2月18日谕令新署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确切查复。王即转饬刘含芳详查具复。刘直接向了解内情的威海营务处候选道牛昶昞和北洋海军营务处候选道马复恒作了调查，随后3人联名向王文韶递交一份《会陈海军覆亡禀》，内称：“丁提督见事无转机，对职道牛昶昞等言，只得一身报国，未能拖累万人。乃与马格禄面商，不得已函告倭水师提督伊东云，本意决以死战，至船尽人没而后止。因不忍贻害军民万人之性命。贵军入岛后，中外官兵民人等，不得伤害，应放回乡里等语。派‘广丙’管驾程璧光送往倭提督船。程璧光开船之时，丁提督已与张镇文宣先后仰药，至晚而死。”见《清末海军史料》，第338—339页。王文韶根据他们的报告，于3月9日复奏朝廷。在此之前，有人奏称丁汝昌等死事“情节支离，未敢深信，请旨饬查”，朝廷又令山东巡抚李秉衡就近调查。见《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壬子（初十日），第709—710页。但李秉衡并未另行调查，仍完全根据牛昶昞等3人的报告，于3月28日复奏朝廷。也就是说，丁汝昌在作了乞降安排后自杀的说法，均来自牛、刘、马3人的报告。而朝廷又是根据李秉衡的奏报，于4月9日发布上谕：“已革海军提督丁汝昌，总统海军始终偾事，前经降旨拿问，获咎甚重，虽此次战败死绥，仍著毋庸议恤。”见《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丙戌（十五日），第751页。牛昶昞、马复恒为事件的当事人，其报告应属直接证据，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利害关系人，为推卸对投降的责任，又有作伪的可能。另据“广甲”舰管轮卢毓英回忆，丁汝昌在事无转机时曾问计于海军军械委员陈恩涛，陈曰外国兵败有情愿输服之例，遂引某国某人有行之者，丁意遂决”，乃于十八日（2月12日）命陈作降书，令“广丙”管带程璧光乘“镇北”炮船送往日舰，丁于是日夜服毒而亡。见《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第47—48页。卢毓英为亲历者，且无需承担投降责任，其回忆又非有目的之作，所述应该比较客观。惟其并非北洋海军核心圈中人，所记事件经过究系目击还是耳闻，直接关系到准确性问题，故在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只能作为旁证。至于说法全相反的记述，即说投降书为丁汝昌自杀后别人伪托他的名义所作者，亦为数不少，但均属来自传闻的间接证据，仅此不足以立论。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北洋海军投降是经丁汝昌同意的，但丁本人没有投降。）。随着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甲午战争也以中国的全面失败而告终。
如果没有甲午战争，大清王朝还会继续沉醉在“同光中兴”的幻梦之中，北洋海军依然是国人心目中的一支强大舰队，丁汝昌也一定会在海军提督任上有个圆满的结局。但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虚幻的“中兴王朝”在无情的战争中漏洞百出，各种弊病暴露无遗，最引以为骄傲的北洋海军连遭败绩直至最后覆灭，竟然连一艘日舰都未击沉。时人纷纷指责丁汝昌怯懦无能，却不能理解他所受到的种种制约，更没有认识到当时的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胜任海军统帅的人才。历史让一个并不称职的海军提督担起了他无法承受的重任，最终被彻底压垮，以自杀结束了他的军人生涯。但这绝不仅仅是丁汝昌的个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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