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皇帝性格与帝国命运心理学大师荣格说过：性格决定命运。这是就一个人的生活而言的，然而，在我们回顾明代两百多年的历史时，可以发现，皇帝的性格和帝国的命运是捆绑在一起的，因为皇帝的享乐与荒唐，使明朝逐渐堕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是谁让明朝一路滑坡如果说，有的王朝走的是历史的上坡路，那么，明朝走的一定是历史的下坡路。虽然朱元璋和朱棣父子在开国和二次创业阶段称得上兢兢业业，但此后却一代不如一代，所以鲁迅先生把明朝的皇帝统称为“无赖儿郎”。“多动症患者”朱厚照明朝的皇帝血统本来就不好，基因里面有朱元璋和朱棣的残暴性格，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种暴君血统发生了突变，造就了正德皇帝这样一个怪胎。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是孝宗皇帝朱佑樘的长子，生母张皇后。孝宗一生只宠爱张皇后，而张皇后只为孝宗皇帝生了两个儿子，次子又早夭，因此朱厚照自小被视为掌上明珠，两岁就被立为皇太子。少年的朱厚照非常聪明，老师教他的东西总是能很快学会，按理说他应该成为一个很好的皇帝。但因为他周围有群谄媚的太监，这个年轻的孩子混迹其中，从小就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吃喝玩乐。加上他天才的顽童本性，可谓是如鱼得水。东宫的随侍太监以刘瑾为首，刘瑾专门侍奉太子朱厚照，他知道太子是未来的皇上，只要博得太子欢心，自己将来就是功臣，所以他想方设法投其所好，处处讨好太子，哄着年幼的太子玩尽花样。后来，刘瑾又逐渐积蓄力量，私结党朋，与宦官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八人结成死党，号称“八虎”。“八虎”为了巴结日后的新皇帝朱厚照，每天都进一些奇特的玩具，还经常组织各式各样的演出、各种体育活动。当时的东宫被人们戏称为“百戏场”。试想年幼的朱厚照如何能抵御这些新奇事物的诱惑，于是就沉溺于其中，而且终其一生没有自拔，学业和政事当然也就荒废了。知子莫若父。孝宗皇帝临死前对阁臣说：“东宫质颇聪颖，但年尚幼稚，性好逸乐。”后来正德皇帝的所作所为，何止是“好逸乐”。孝宗皇帝去世后，十五岁的朱厚照即位，第二年，改元为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君临天下的责任并没有把正德皇帝朱厚照从玩乐中拉出来。在刘瑾的引导下，朱厚照玩得越来越离谱。先是在宫中模仿街市的样子建了许多店铺，让太监扮做老板、百姓，朱厚照则扮做富商，在其中取乐。后来觉得不过瘾，于是又模仿妓院，让宫女扮做粉头，朱厚照挨家进去听曲、淫乐。“八虎”不仅引诱朱厚照遍游宫中，还经常带朱厚照外出坊间，留宿歌楼妓院。朱厚照自己也不满足一般的玩乐。他自己在京城闹市上扮成小贩卖货，与买主讨价还价，又让人充当中人，促成交易。之后又去酒店，被当垆妇人拉入，享受一个生意人货物出手后歇脚酒店的乐趣。后来，朱厚照命人在西华门附近修建了一处高大宫殿，取名为“豹房”，终日与宫女以及强抢而来的民女在房内厮混。朱厚照即位后挥霍无度，沉湎于声色犬马。别看他年纪小，挥霍起来却气魄极大。在他当皇帝的头九个月里，就花费掉了四百多万库银，而京库每年的收入才不过四十九万金。他的奢靡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户部尚书韩文上疏告曰：“天下经费不足。”大臣们纷纷廷谏，劝朱厚照节俭用度，要求压缩宫廷开支。当时宦官刘瑾专权，大学士李东阳（）上疏劝谏。但朱厚照反驳说：“国家事岂专是内官坏了？文官十人中仅有三四好人耳，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后来刘瑾以谋反罪被处决，然而朱厚照并无悔改之意，又宠信奸佞江彬，继续胡作非为。这时的花样则是“习武”和展示“武略”。他在宫中“操练”军队，又由江彬带领，私出塞外。蒙古兵进攻，他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用朱寿的名字领兵打仗，回来时要百官到郊外迎接，又封赏自己这位“大将军”。朱厚照的胃口越来越大，他已经不满足于在京城玩乐，他希望有更广阔的天空。于是朱厚照置国政于不顾，到处巡花问柳，百姓怨声载道。朱厚照到蓟州汤泉游玩，宫女王氏随行，朱厚照还题诗赐给王氏：“沧海隆冬也异常，冰池何自暖如汤？溶溶一脉流今古，不为人间洗冷肠。”正德十二年（1517年）八月，朱厚照突然“急装微服，出幸昌平。”朝臣得知朱厚照微服出行的消息，惊诧异常。大学士梁储、蒋冕、毛纪等人急忙马不停蹄地追赶，一直追到沙河，才追上朱厚照，苦苦谏阻，请他回宫。朱厚照不听，非要出居庸关不可。幸好把守居庸关的巡关御史张钦坚持原则，紧闭城门，仗剑坐关门下，号令关中：“有言开关者斩！”硬是不放朱厚照出去。朱厚照大怒，传旨捉拿张钦。但这时京中各官的奏疏像雪片般飞来。朱厚照读都读不过来，躁急得很。江彬见群臣汹汹，连忙上前劝道：“内外各官，纷纷奏阻，反闹得不成样子，请圣上暂时涵容，以后再作计较。”朱厚照这才悻悻还朝。但朱厚照并没有死心，隔了几天，下旨派张钦出巡白羊口，换了自己的亲信太监谷大用代替张钦守居庸关，随即与江彬在夜间混出德胜门，扬鞭出关，到了宣府“镇国将军府第”的行宫。在江彬的引导下，朱厚照在半夜随意闯入宣府高门大户，迫令妇女出陪。后来，这位正德皇帝又上演了下江南的荒唐闹剧。朱厚照行幸江南的故事，即坊间小说艳称的“正德皇帝游江南”；戏曲《梅龙镇》便是此行中一幕皇帝调戏民女的典型丑剧。朱厚照这次“行幸”历时长达一年。江南胜景，醇酒妇人，使他乐不思蜀，流连忘返。在下江南的途中，江彬出了一个主意，让朱厚照在南巡时大规模地强抢民间女子。强夺女子有两个目的。第一，她们可以被收入后宫，供朱厚照淫乐；第二，如果朱厚照不收入后宫，就让她们的亲属用钱来赎回她们。这个计策被采纳之后，江南地区有女儿的家庭十分惶恐，纷纷逃离家乡，以避开这场祸患。正德皇帝在江南肆意玩乐，流连忘返。一天，他在江上打鱼，由于站脚不稳跌入江中。当时已经是九月，江水寒冷，加之他多年荒淫无度，已经被女色掏空了身体，这一病就再也没有起来。正德皇帝一行匆匆回到京城，虽然太医们尽心治疗，可还是没有挽回朱厚照的生命，数月之后，朱厚照病死于豹房，结束了他荒唐的一生。他死前最后的话是：“朕疾至此，已不可救了。可将联意传达太后（张太后），此后国事，当请太后宣谕阁臣，妥为商议便了。从前政事，都由朕一人所误，与你等无涉。”这番话不知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还是这位皇帝临终前对自己的母后撒的最后一次娇。朱厚照是历史上少有的荒唐皇帝，不过他又荒唐得有些“可爱”。用现代医学来分析，他可能是患有“多动症”的毛病；智商也可能有问题，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大概只相当于十来岁的孩子。但是，他身边有刘瑾、江彬之流的大奸臣、佞臣，他在被他们诱导着走上荒唐道路的同时，也靠着皇权这张虎皮驾驭着他们，所以野心家如刘瑾，也没有倾覆这位荒唐天子的江山。嘉靖：只顾自己不顾江山一生荒唐的明武宗正德皇帝驾崩之后，因为没有子嗣，于是他的堂兄弟朱厚熜被抬到了历史的台面上，成为又一位荒唐君主。朱厚熜的父亲朱祐杬是成化帝（宪宗朱见深）的第四子，与正德皇帝的父亲弘治皇帝（孝宗朱祐樘）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按说，朱厚熜并不是特别重要的皇室成员，他之所以能够继承皇位，是和首辅杨廷和的力挺有直接关系的。依惯例，武宗死后无子嗣，本应从比武宗小一辈的宗室中选一位新皇帝。而杨廷和却力主选同辈的朱厚熜即位。严格而言，杨廷和的这种做法，并不合大明礼制。他之所以要这样违例行事，原因当然很多，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即看重朱厚熜个人的品行和才学。据说朱厚熜自小就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而且熟悉朝廷礼仪，确实是一个合适人选。何况他当时才十五虚岁，杨廷和大概也认为容易驾驭。没想到正是这位少年，在即位之初，就单枪匹马，与几乎是整个朝廷的文官对抗，并最终达到了目的。这位朱厚熜亲王，就是让明朝变成一个大笑话的嘉靖皇帝。嘉靖帝即位后，首先就提出如何在礼仪上确定他生父母的地位问题。依当时绝大部分文官的意见，嘉靖帝是以弘治皇帝的嗣子身份继位的，理应尊弘治帝为皇考。但这样一来，嘉靖帝就得称自己的生父母为叔父母，这大概勾起了嘉靖帝的心病。原来，嘉靖帝的祖母邵贵妃出身低微，被其父卖给了杭州镇守太监。在接受了一些书法和文学训练后，她被作为礼物献给了成化皇帝。到嘉靖帝即位时，这位贵妃已被打发到类似冷宫的浣衣局，且双目失明，风烛残年。嘉靖帝的生母蒋妃也只是一位武官之女，地位低微。正是在某种自卑而又逆反的心理驱使下，嘉靖皇帝与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进行了长达几年的大礼仪之争，为他的生父母争得了满意的地位和荣誉。从大礼仪之争中，不难看出嘉靖帝为政为人的某些性格。首先，嘉靖帝对自己的利益比对朝廷的利益更加看重，为了前者甚至可以不顾后者。嘉靖帝即位之初，天下百废待兴，亟待明君，而他竟然能弃之不顾，为一己之私利而与文官对抗数年，实在是自私之极。其次，嘉靖帝性格残忍、狠毒。杨廷和是嘉靖帝得以登基的第一功臣，最终却被嘉靖帝逐出朝廷，不存丝毫感念之情。张太后(弘治帝之后，嘉靖帝之伯母)因为冷淡了嘉靖帝的生母，嘉靖帝便抓住一切机会随意羞辱和威逼太后及其家人。在嘉靖三年（1524年），嘉靖帝为了其母亲的尊号，竟一次廷杖了180余位京官，其中17人因伤重致死。这种做法，在明代可谓是空前绝后。这位嘉靖皇帝在位长达45年。在此期间，大明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蒙古在北部屡屡进犯，构成严重威胁，朝廷又拿不出有效的办法。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给当地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朝廷为平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庞大的军费开支、皇室的挥霍无度、官吏的普遍腐败、税制的混乱和瓦解以及接连不断的天灾等等，造成了朝廷严重的财政危机。对这些，嘉靖帝似乎有些无动于衷，开始时尚能勉强应付，到后来干脆是消极对抗，甚至还一度把朝廷大权交给了严嵩，时局之败坏就不难想象了。在漫长的40余年中，嘉靖帝似乎只对一件事有着长期的浓厚兴趣，甚至可以说是狂热，那就是向神仙祈祷和觅取道家的秘方，以期长生不老。早在即位初期，就有一位叫邵元节的江西道士被他邀入宫中，祈雨禳灾，并“顺便”通过春药之类的办法，为皇帝解决了不育问题。皇帝在即位十多年之后，终于有了孩子，解除了后顾之忧。自此以后，嘉靖帝对道教的魔力更是深信不疑。邵元节死后，陶仲文进宫接班。陶仲文擅长配制春药和扶乩。在他的指导下，嘉靖帝开始在这方面进行长期的修炼。从嘉靖十九年（1540年）开始，嘉靖帝几乎全力以赴地修炼他的仙丹，并由于长期服用这些含有铅、砷有毒物质的仙丹，而导致了慢性中毒。到后来，嘉靖帝甚至还修炼内丹，大批的幼女被逼入宫内，不知所终。结果引发了一场少见的宫廷叛乱，几位宫女差点用绳子勒死了嘉靖皇帝。晚年的嘉靖帝几乎成了一个怪物。由于慢性中毒，他严重失眠，以致常常彻夜不眠，批阅奏章。他的情绪极不稳定，记忆力严重衰退。他时时冒出一些古怪的念头，令人难以捉摸。为了哄他，大臣甚至要用种种可笑的办法，如在他睡觉时把桃子放在他身边，说是仙桃等等。嘉靖帝甚至还用扶乩来决定国家大事。也难怪海瑞要上奏章，大骂他是一位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并要他对帝国的危局负全部责任。就是这样一位君主，整整统治了大明朝45年。令人不解的是，他居然挺了过来。是靠帝国的惯性、文官集团的忠诚？还是靠嘉靖帝自己的统治手段？一时难以说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嘉靖帝留给儿子隆庆帝（穆宗）和孙子万历帝（神宗）的江山，已是千疮百孔。正如当时民谣所讲的那样，是“嘉靖嘉靖，家家皆净”。帝国“心脏病”：一朝天子一朝臣为什么朱元璋和朱棣的时代，没有出现像后来王振、魏忠贤那样恶贯满盈的大宦官？为什么在他们当政的时候，没有出现严嵩那样的巨贪？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一朝天子一朝臣，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大臣。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明白为什么明朝会江河日下了。恐怖特务汪太监明宪宗成化年间的某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天，宪宗皇帝与往常一样，带着几个近臣在宫中随意游玩，忽然传来一个醉汉的叫骂声，宪宗眉头一皱，对近臣说：“何人如此大胆，给我拉下去。”话音未落，只见一个小太监踉踉跄跄地跑了过来，一屁股坐在地上，旁若无人地又骂起来，一个近臣训斥他说：“圣上在此，不得放肆！”小太监仍然照骂不误。近臣又说：“汪太监来了！”小太监一听，拔腿就跑，边跑边嚷：“现在人们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宪宗听了，心有所感，想起前几天太监尚铭向他密奏汪直结党营私、胡作非为的详细情报，又考虑到自己多年来一直重用汪直，只怕汪直势力不小，万一形成尾大不掉的情况，岂不是养狗反被狗咬？于是，宪宗决定疏远汪直。实际上，如果宪宗不是这么健忘的话，他应该记得，近几年来朝臣不断上疏揭露汪直党同伐异、祸国殃民、残害忠良的罪行，宪宗就是置之不理，就是前几天尚铭的密奏也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于是尚铭就编导了那幕剧，搞了个戏谏。从此，宪宗不再信任汪直，又过了两年，朝臣再次上疏弹劾汪直弄权祸国，乞求宪宗惩治汪直，汪直一伙的势力才灰飞烟灭。汪直虽然倒台了，而他在人们心灵中留下的阴影却难以驱散。汪直，是广西瑶族人，明宪宗成化初年，他家乡人民起义抗暴，明政府派兵镇压，汪直被明军俘获，见他长得机灵，便将他阉割，送入宫中，派他到万贵妃昭德宫中服役。万贵妃是个城府极深、善于玩弄权术的女人，她虽然比宪宗年长近二十岁，但很会迎合宪宗，很得宠爱，还被册封为贵妃。汪直入宫后，一直在万贵妃身边服侍，他事事小心，处处讨好，万贵妃和宪宗对他十分满意。汪直本来就很聪明，加上宫中争权夺势生活的磨炼，万贵妃玩弄心机的耳濡目染，他渐渐地也学了一肚子的阴谋诡计。汪直刚被提升为御马监太监不久，宫中发生了一起阴谋刺杀宪宗未遂事件。为了加强防范、及时了解官民的动静，宪宗进一步强化了特务统治，不断派出心腹四处侦探。成化十二年（1476年），汪直接受宪宗密旨，乔装打扮，穿戴成老百姓的模样，开始了一年多的侦探活动。他行动诡秘、侦察细密，上自朝中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从议论国事，到街谈巷议，全都被他搜入情报，定期直接向宪宗面奏。宪宗对汪直的卖力表现极为赞赏，对他更加宠信。成化十三年（1477年）正月，宪宗设立了嫡系特务机构西厂，命汪直主管。汪直当上西厂特务头子后，为向宪宗表示忠心，以骗取更大的信任，便指挥手下如群狗出动，四处捕捉猎物。正巧，南京镇守太监覃力朋为非作歹，骚扰州县，殴打典吏，滥杀无辜，激起民愤，汪直得到消息后，想趁机为自己捞取资本，立即下令逮捕覃力朋，拟处斩刑。通过此次事件，汪直名声大振，被视为执法如山，秉公办案的忠良义士，得到宪宗进一步的倚重。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汪直拉帮结伙，大力培植亲信，铲除异己。他与御史王越、锦衣卫百户韦瑛等人臭味相投、结为心腹，策划阴谋、制造冤狱，滥杀无辜，然后谎报皇上，邀功请赏。成化十三年（1477年），从二月到五月，短短的几个月里，汪直纵容手下特务张口定罪、举手杀人，制造了十多起冤狱。并派爪牙到各地肆无忌惮地抓人、杀人，闹得全国上下鸡犬不宁、人人自危。后来，有人上疏告发西厂为害百姓、滥杀无辜，宪宗明知西厂弄虚作假，骗取赏赐，却并不追究，这就更加纵容了汪直一伙。随着地位的上升、权力的扩大，汪直越来越不可一世，每次出行，前呼后拥，排场十足，只要他走在路上，其他行人，不论官民，都要下马回避，主动让路，否则将会大祸临头，轻者遭受皮肉之苦，重者性命难保。即使是朝中命官，对这个无赖也只得忍让三分，倘若与他路遇，大都慌忙改道回避，唯恐惹出是非，蒙受不白之冤。兵部尚书项忠在朝中也是地位较高的重臣，一天早朝，路遇汪直，项忠没有主动让道，从而得罪了汪直，汪直当场破口大骂，并指使爪牙围住项忠百般凌辱。汪直倚势欺人、骄横跋扈，朝廷内外一片乌烟瘴气，激起了朝中大臣的强烈不满，大学士商辂等大臣联名上疏，参劾汪直，列举了十一条大罪。宪宗仍然执迷不悟，商辂等人又当廷力谏，据理力争，太监怀恩、兵部尚书项忠一齐响应，终于迫使宪宗下诏撤消西厂，将汪直调回御马监，放逐贬谪了汪直的心腹干将。西厂被撤、汪直受挫，但他并不准备有所收敛，反而咬牙切齿暗恨群臣，虎视耽耽伺机报复。他向宪宗进谗言诬告跟他作对的朝臣，矫旨斥逐了黄赐、陈祖生，革除了项忠的官籍。西厂被撤仅一个多月，宪宗下诏又将其恢复，并仍委任汪直掌管。汪直变本加厉地打击异己，明目张胆地报复，并大力安插亲信，似一股卷土重来的阴风，使全国又一次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仅用了几个月时间，汪直就逼走了带头反对他的商辂，罢免了尚书董方、薛远及侍郎膝昭、程万里、左都御史李宾等几十名朝臣，并将自己的亲信、私党一一安插在重要职位汪直罗织冤狱、陷害无辜已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凡是不与他同流合污的人。他都要残酷迫害、睚眦必报，重掌西厂大权后，他先后制造了无数件冤案。为泄私愤，他伙同陈钺诬陷了右副都御史巡抚苏松牟俸。又大耍流氓手段，栽赃陷害，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文升案件，大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淫威。皇帝身边的流氓凡是野心家，必定是阴谋家，为了向上爬，他们可以不择手段，可以寡廉鲜耻，可以残害无辜，可以出卖灵魂。这是为奸者的共同特征。但他们又有个性上的区别，包括进身发迹、窃取权柄时所选择和使用的手段的不同，有人阴险毒辣、投机钻营，所谓擅长玩“阴”的，有人蛮横无赖、一副流氓嘴脸，所谓惯于动“蛮”的。明代奸佞焦芳，便是后一种类型的代表。焦芳是河南南阳府泌阳县人氏，天顺八年（1464年），他中了进士，多方奔走攀上了同乡、大学士李贤，他紧紧抓住这个关系不放，极力巴结，被引荐为庶吉士，不到一年，又夤缘进了翰林院。翰林院是封建社会高级文人聚集的地方，进入翰林院的人，个个诗文出众，才华横溢，焦芳胸无点墨、不学无术，竟也能混迹其间，而且还混得不错，被授予翰林编修，当上了经筵讲官，在东宫讲读。成化十年（1465年），焦芳在翰林院已经混满九年了，按照明朝官制中：侍讲“满九年考，当迁学士”的规定，他正好熬够了年头，应该升为学士。但是，由于他水平太差，同事们很瞧不起他，所以在讨论提升候选人名单时，有人直言问大学士万安：“焦芳不学无术，不够提升资格。象这种人，你还打算提升他为学士吗？”这句话传到焦芳的耳朵里，他猜疑这是大学士彭华从中作梗。焦芳凶相毕露，摆出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四处传播危言：“哼！彭华跟我过不去，想让我当不成翰林学士。日后如果我真的当不上学士，我一定饶不了彭华，要把他杀死。不信，咱们就走着瞧！”焦芳气焰嚣张，厚颜无耻，每次遇到彭华都怒目而视、眼露凶光。彭华比较了解焦芳这种无赖本性，知道他为人凶狠毒辣，很怕他真的狗急跳墙，于是派人转告万安，替焦芳通融。万安也了解焦芳的为人，为了息事宁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万安只好将焦芳升为侍讲学士。焦芳终于以蛮横威逼的手段达到了伸手要官的目的。在焦芳任侍读学士期间，吏部尚书尹旻权势正盛，他的儿子尹龙也在翰林院当侍讲。为了继续向上爬，焦芳投附于尹氏父子。然而好景不长，只三四年工夫，尹龙犯法，被治罪下狱，尹旻也被革职查办。焦芳因一向与尹氏父子关系近密，也被逐出翰林院，贬降为地方官。焦芳找错了靠山，不成想跌了一跤。但是，焦芳不甘失败，日夜梦想东山再起，施展种种卑劣伎俩谋求提升，想重进翰林院。每遇升迁机会，他都不肯错过，使出常人难以想象的手段，不达目的不罢休，弄得上司对他无可奈何，不得已将他提升了事。几年后，焦芳就升为南京通政。焦芳当上南京通政后，权欲犹未满足，一心复入翰林院，千方百计寻机会。正巧原翰林学士、南京祭酒李杰服丧期满，重新出来做官。内阁首辅大学士徐溥想让李杰重进翰林院，而大学士刘健执意不肯，他早看出焦芳虎视翰林院已久，为了不给焦芳借口，堵住他复入翰林的门路，刘健坚决反对李杰的复入，他说：“翰林一向的规制：既出不可复入。如果复入，就要提拔在众人之上，将会引起众怨。”他还告诫徐溥等人说：“焦芳一直窥视翰林院的动静，伺机复入，如果今天让李杰复入；明天焦芳要求复入，有什么理由拒绝他呢？”徐溥没有听从刘健的劝告，还是让李杰进入翰林院了。焦芳立即抓住这个良机，日夜兼程赶赴北京，四处营求，援引李杰之例，重新挤入翰林院，被授予太常少卿兼学士。几年后，又被提升为礼部侍郎。焦芳对刘健曾经阻止他复入翰林一事耿耿于怀，时常当众撒泼耍赖，谩骂刘健，以泄私愤。对于焦芳不顾廉耻，大耍流氓无赖手段，翰林院文人只能厌而远之，而这种姑息养奸的态度更大长了焦芳的气焰，使他能够事事如愿以偿。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孝宗驾崩，十五岁的武宗继位。武宗朱厚照是明代最昏庸腐败的皇帝之一。他当太子时就骄奢淫逸，耽于玩乐。即位后更是挥霍无度，沉湎于酒色犬马。大臣们纷纷廷谏，劝皇上节俭用度，要求压缩宫廷开支。焦芳认准这是向武宗献媚表忠、立功晋升的好机会，因而慷慨激昂地陈述己见，他说:“平民百姓尚需用度，何况国家命官？再说，如今官税收缴不严，许多人偷租漏税，这种情况不知查处，为什么单要减少圣上的开销？”这番话正中武宗下怀，武宗极为赏识这位见解“超群”的奴才，当即对左右侍臣说:“焦芳是个人才，可大用也。”不久，吏部尚书马文升离任，焦芳不失时机地以阿谀投好、毁人誉己的卑劣手段当上了吏部尚书。后来，焦劳投靠了以刘瑾为首的“八虎”集团，与他们狼狈为奸，为非作歹，后又被刘瑾一脚踢开，致仕回乡。阴谋专家温体仁一朝天子一朝臣，明思宗崇祯皇帝即位后，便大刀阔斧铲除熹宗时的宠臣，挖掉了以奸宦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连坐者不下百余人，为肃清魏忠贤的余毒，崇祯帝下大决心更换朝廷官员，一时间罢免了大批官员，造成朝官严重缺员。在补充朝官的过程中，有些阴谋家、野心家乘机钻营，争权夺势，抢占高位。结果崇祯朝廷仍旧重蹈覆辙，朝中大权仍被少数奸臣把握，权贵们依旧结党营私，干着祸国殃民的勾当。明朝内阁体制限定六名成员，称做首辅、次辅、群辅。为了补充内阁成员，崇祯依照祖宗法规，先由九卿共同提名，选出六名以上候选人，再由崇祯帝亲自抽签决定，前一道程序叫做会推，后一道程序叫做枚卜。阁臣名单刚刚确定，诏命尚未颁布，朝臣中已是议论纷纷了，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关系，朝臣们几乎人人尽知内阁成员选举结果。礼部侍郎温体仁由于资历、名望不够，不在会推名单之上，他又气又妒。温体仁进士出身，为人圆滑，城府深、老谋深算，尤其善于窥测政治风向。所以光宗、熹宗两朝为官，宦海浮沉三十年，一直左右逢源，官运亨通。魏忠贤被除，朝中大权又鹿在中原，温体仁认为时机已到，跃跃欲试，想加紧实现其窃取权柄野心的步伐，不料此次入阁无望。温体仁岂肯善罢甘休，他盘算了一下，就去找礼部尚书周延儒。周延儒也是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靠着玩弄权术、大耍两面派手段深得崇祯信任，在皇上面前也算是个红人，但此次会推也未被提名。温、周二人“同病相怜”，一拍即合，私下里共商阴谋，要合谋推翻内阁选举结果，否定会推名单，排斥重臣，从而挤入内阁。他们先做好幕后工作，在朝臣中拉拢亲信，散布流言，不惜重金收买宦官作为内奸。他们选中名列会推名单之首的钱谦益作为突破口，由温体仁首先发难，向崇祯呈交了所谓的“神奸结党”疏。疏中恶语攻击钱谦益，翻出陈年旧账，借题发挥，专拣崇祯帝深恶痛绝的罪名扣在钱谦益头上。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钱谦益受命主试浙江，考试后录取嘉禾才子钱千秋为省试第一名。后来发现钱千秋的作文试卷中引用了一句俚俗诗：一朝平步上青天，这句诗触犯了当权者的忌讳，便妄加罪名，取消了钱千秋的会试资格，并遣戍边地。钱谦益也因此受到牵连，先是被罚了俸禄，后被削职为民，遣回原籍。这已是六七年前的旧事了，温体仁在奏章中不仅旧案重提，而且诬以结交党朋、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包藏祸心等不实之罪。这几种罪名都是崇祯帝平生最憎恨的，看毕奏章，崇祯勃然大怒。第二天朝会时，年轻的皇帝朱由检高高在上，龙颜含威，巡视着朝堂上的每个人。他多看了一眼钱谦益，见他面带春风，眉挑得意，心中一阵厌恶，随即命侍臣传令，让钱谦益与温体仁当廷对质。这真如晴空霹雳，击得钱谦益措手不及，原以为此次会推内阁，自己稳操胜券，没料到会遭人暗算。温体仁早就深思熟虑、成竹在胸，言辞咄咄，气势逼人，不慌不忙地发问；相形之下，钱谦益毫无思想准备，十分被动，更显得理屈词穷。对于温体仁的突然发难，朝臣们感到气愤不平，纷纷为钱谦益打抱不平，指责温体仁居心不良。温体仁见自己反成了众矢之的，便向崇祯搬弄是非说：“臣此次会推不与，本应避嫌不语，但选举阁臣事关宗社安危，钱谦益结党受贿，举朝无一人敢言，臣不忍见圣上遭受蒙蔽、孤立无援，才不得不说。”温体仁危言耸听，却字字落在崇祯的痛处，他最恨大臣结党营私、腐败受贿，又最怕大臣们蒙蔽欺骗他，所以，崇祯认定温体仁忠心耿耿，对钱谦益更恨一层。崇祯自作圣明，不肯偏听偏信温体仁的一面之词，便问大臣们钱谦益可有结党受贿之事。周延儒抢前一步回答说确有此事，并添油加醋渲染一番。大学士钱龙锡、吏科给事中章允儒等人站出来为钱谦益申辩，并指出温体仁觊觎入阁，才如此刁难别人。温体仁冷笑着挑拨说：“皇上让臣与钱谦益当廷对质，却有这许多人替他狡辩，足见钱谦益一向交结私党。乞望皇上明察。”多疑的崇祯果然被激怒了，严词斥责了钱龙锡等人，并诏令将章允儒等人降职处治，钱谦益也被罢了官，遣送回籍听候发落。通过这次阴谋事件，温体仁和周延儒获得了崇祯的好感，为他们进一步窃取权柄打下了基础。钱谦益事件过去后，朝中大臣余愤未平，有几人交相上疏参劾温体仁，甚至将他奉承魏忠贤的旧事也翻了出来。他见势不妙，便耍弄手段，以退为攻，主动提出辞职，并申诉自己因为秉公办事而得罪了百官，现在遭到奸人报复，处境孤危，竟无一人替自己说句公道话。温体仁再一次利用了崇祯厌恶朝臣结党的心理，博得了崇祯的同情。他又趁热打铁，诬告揭发他的毛九华、任赞化都是钱谦益的死党，使钱谦益事件再起风波，温体仁浑水摸鱼，大长个人威风，为他挤入内阁进一步铺平了道路。果然，两年以后，温体仁进入内阁，参与机要。玩乐与误国，哪个更可怕明朝的皇帝，从明成祖之后，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玩乐的，比如正德皇帝；一种是误国的，比如万历皇帝。因为他们的这种特征，手下的大臣自然也分为这样两类。而玩乐和误国，哪个更容易让明朝灭亡呢？答案是：半斤八两。促织天子明宣宗蟋蟀，是很多人用来斗蟋蟀赌博取乐的一种小昆虫。历代喜欢斗蟋蟀的人很多，南宋的大奸臣贾似道就痴迷于蟋蟀的玩斗，置国事于不顾，后人戏称他为“蟋蟀宰相”。尽管自贾似道以后，斗蟋蟀之戏成了“玩物丧志”，乃至误国误民的代名词。但昏馈之徒并未从中汲取教训，明代竟然还出了个酷好此道的“蟋蟀皇帝”明宣宗。明宣宗不但喜好斗蟋蟀，而且简直到了迷妄的程度。《万历野获编》载：“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据史料记载，宣宗皇帝的诏书原文是这样写的：“敕苏州知府况钟：比者内官安吉祥儿采取促织，今他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末后运自要一千个，敕至，尔可协同他干办，不要误了。故敕。宣德九年七月。”身为一国之君，竟然正式下诏书，派专人，到处采办进贡蟋蟀供其玩乐，其昏庸可见一斑。问题还在于这位皇帝是个玩蟋蟀的行家，不但需要量大，而且对质量要求十分严格，不是容易蒙混得了的，这就增加了任务的艰巨性，既然皇帝下令，况钟等辈当然不敢当作儿戏，只好逐级下达命令，要百姓全员出动。其间出现的悲剧、喜剧、丑剧，不可胜数，宣宗也由此获得了“蟋蟀皇帝”的骂名。吕毖的《明朝小史》中还有一个故事，说明宣宗派人到江南要蟋蟀，以至于好蟋蟀的价格上升到几十两银子一只，枫桥地区有个粮长受上司委托购买蟋蟀，发现了一只特别好的，就用自己所骑的骏马换来了。他的妻子以为骏马换来的蟋蟀一定不同寻常，就偷偷地打开罐子看，结果蟋蟀跳出来，被旁边的一只鸡吃了。粮长的妻子非常害怕，就上了吊。粮长回家看见妻子死了，很难过，也上了吊。这个故事与蒲松龄所写的《促织》大同小异，估计蒲松龄的小说乃是根据长期流传的民间传说改编而成的。《促织》这篇小说利用小题材表现了一个非常严肃重大的主题，就是控诉皇帝和各级官僚对人民的野蛮残害。全文先从最高统治机构皇宫写起，再一层一层往下推。皇宫中喜欢斗蟋蟀，华阴县的县令为了讨好上司，就主动献上一只蟋蟀，上司为了讨好皇帝，命令华阴县每年都提供蟋蟀，这一来地方上就苦了。县令向下级的里正发令，里正借这个机会敲诈百姓，逼迫百姓凑钱买蟋蟀，捉到好蟋蟀的人就无限提高价格。以上是概括地介绍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然后，蒲松龄笔锋一转，集中写主人公成名的遭遇。成名是一个忠厚老实的读书人，别人欺侮他，给他按上了一个里正的差使，他不肯敲诈老百姓，可是自己家里又穷，拿不出钱来买蟋蟀，只好自己去逮，于是引出了后面的故事。捉蟋蟀本来是小孩子们的一种玩耍，但是在成名所处的特定的条件下，却成了关系到成名的身家性命的一件大事。因此，这个读书人只好丢下书不读，从早到晚提着竹筒到处去捉蟋蟀，费了很大力气捉到两三只，可惜都太小太弱，不合格。官府看他到期了还完不成任务，就把他抓起来打板子，逼着他再去捉。他的两条腿都化了脓，行动很困难，以至于打算自杀。幸亏他的妻子从巫婆那里弄来了一张图，成名按照图上所画的方位，终于捉到了一只大蟋蟀，于是回到家中全家庆贺，把那只大蟋蟀当成了救命的宝贝。一只蟋蟀居然能够支配一家人的喜怒哀乐，这不太奇怪了吗？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反常的现象呢？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成名受到了官府的逼迫。可见封建统治者既残暴又昏馈，他们为了博取上司的欢心，可以不择手段，胡作非为。在他们眼里，老百姓的生命还不如一只蟋蟀宝贵。接下来，小说写成名九岁的儿子出于好奇心，趁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地去看蟋蟀，结果蟋蟀从盆子里跳出来，他赶紧去捉，不小心把蟋蟀扑死了。小孩子的母亲知道这件事以后吓坏了，小孩子自己也感到惹的祸太大，竟然投井而死。死了还不算，小孩的灵魂知道他的父亲和母亲没法向官府交代，于是这个灵魂就变成了一只蟋蟀，回到了他父亲身边。这个灵魂变蟋蟀的情节最令人惊心动魄。灵魂化为蟋蟀，比一般描写地主官僚逼死人命更足以引起读者的深思，它使读者强烈地感觉到，封建统治者不仅给人民造成物质上和肉体上的损害，而且在精神上给穷苦人民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成名的小儿子即使是死了，灵魂仍然感受到这种压力，仍然在设法满足官府的要求，以便挽救自己的处于绝境的父亲。误国宰辅周延儒崇祯十六年（1643年）四月，正是阳光明媚、繁花似锦的大好春光，内阁首辅、少师兼太子太师、克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周延儒的私邸里一片繁忙景象：奴仆们出出进进，丫鬟环们忙里忙外，又是张灯结彩，又是杀猪宰羊，真是春光融融,喜气洋洋。原来，周府里正忙着为大老爷周延儒筹办五十大寿。将近入夜时分，忽然有一个周延儒的亲信上门禀报：小保定沦陷，北兵大队南下。周延儒听后大吃一惊，方才想起前几天有人来报清兵大举入关，已破蓟州的情况确实属实，那时他以为这又是戍边将领在耍弄惯用伎俩，以报惊为手段，达到要挟户部多拨粮储的目的，加之正忙于筹办自己的寿庆，所以并没有谋划御敌之策。如今兵临城下，周延儒慌了手脚，他所能想出的唯一办法就是关闭城门，戒严京城。第二天，崇祯知道军情后勃然大怒，即刻在文华殿上召见众臣，要大家出个主意。可是这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大官僚们除了惊慌失措之外，就只会大眼看小眼。周延儒竟想出一个馊主意，请了百十多位僧侣道人、阴阳法士，择了个黄道吉日，在石虎胡同口大摆道场，筑台祭天，念佛诵经，想求天保佑，祈求神灵退敌保平安。做法事、求神灵当然无济于事，清兵步步紧逼，明兵节节败退，崇祯帝心急如焚，只好将周延儒等大臣召入宫中，声言要御驾亲征，同清兵决一死战。周延儒心里清楚，这是皇上的气话，其用意是想“将”他一军，事到如今，周延儒只能硬着头皮跪倒，请求说：“臣愿代往。”崇祯对周延儒颇为不满，这位他视为智囊的老臣，没献过一个退敌的良策，现在听了他的要求，冷笑一声说：“先生既愿前往，请即刻出发，一出朝门，向东而行，慎勿西转。”周延儒的私宅在西城，所以崇祯让他即刻起程，不许回家。周延儒万般无奈，连夜点将召兵，第二天便到了通州。沿途尽是清兵掠夺完山东后载着财物北归的骡马车队，眼看山东一地的官府储备和百姓财产被清兵洗劫一空，明朝兵士都成了缩头乌龟，只顾保命。周延儒日夜躲在通州城里与各营将领轮番宴饮，根本不敢出战，反而害怕清兵顺手牵羊攻打通州，命兵士们在城楼不停地放炮，虚张声势吓唬清兵。过了几天，周延儒不想也不敢出兵，又怕皇上怪罪不好交待，每天上呈两份捷报，弄虚作假谎报战功。整整一个月，清兵肆无忌惮地烧杀掠夺，心满意足后满载而归。俟清兵一撤，周延儒把通州城中的民脂民膏也吃喝得差不多了，便也“凯旋”回京。崇祯皇帝被周延儒骗得严严实实，听说清军“败退”，周延儒“凯旋”的消息，高兴得心花怒放，在文华殿上摆开仪式，亲自欢迎。见到周延儒，崇祯离开金銮宝座，握着周延儒的手慰劳备至，，赞扬他护国有功，还要设御宴庆功。周延儒心怀鬼胎，再三恳请皇上不要铺张，口称为国尽忠理所当然，清军未灭不急于庆功。崇祯这才作罢，但又要论功行赏，赐周延儒银币蟒服，并加太师之职，周延儒愧不敢要，崇祯极为“感动”。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纸终究包不住火。没过几天，宦官和锦衣卫刺探到了真情，向皇上揭发周延儒谎报军功、蒙骗圣主的罪行。崇祯平生最恨有人欺骗他，这简直是十恶不赦的罪孽，他立即诏谕府部各大臣严究周延儒的罪责。至此，崇祯才看清了自己一向信赖的周延儒奸贪诈伪的真面目。崇祯感到万分痛心，他恨周延儒辜负自己的信任，恨他结党营私，恨他误国误政。周延儒心中十分害怕，他想保命要紧，便以退为守，主动上疏要求待罪求戍。但是，形势却不像他所估计的那样乐观，几位朝臣陆续对他及其亲信党羽的贪迹秽行进行揭发，再次激怒了崇祯帝，于是，皇上下诏逮捕了周延儒的几个亲信党徒，亲自审讯，尽得周延儒奸贪之实，立即将他逮捕归案。这一年的冬季，天格外地冷，周延儒被囚禁在顺城门外的一个破庙里，蓬头垢面，毫无往日作威作福的形态，天将黎明，圣旨下：将周延儒赐死。机关算尽反自误，周延儒终以害己结束了他害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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