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志明是否阿布姐姐自杀事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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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新闻列表  @一颗松2011   必须给社会底层人伸冤的渠道  作者:石勇  社会下层威胁公共安全,“报复”社会泄愤,恰恰就是由别人的一些行为引发的,而对于这些行为,他们要么无力反抗,要么无力改变,于是只能用暴力来作出反应。  在9月1号全国中小学开学第一天,一个叫陈严富的农民工冲进了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东方小学,穷凶极恶地砍杀学生和老师。  其实陈严富这类社会下层的行为,已经不让我们陌生。在他之前,陈水总、包来旭、欧长生等人烧公交车尚在我们的记忆之中。而在这段时间,诸如黑车司机囚禁强奸女大学生之类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  虽然这些人的行为不让我们陌生,但行为逻辑却很陌生。我想说,社会上层的利益诉求,影响到我们的命运,但社会下层的遭遇,却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命。这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这些人的行为相当可恨,而且很贱,但并不是谴责一下就完事了。  他们是特殊的社会动物和心理动物。  以陈严富为例。媒体的报道告诉我们,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据说,他女儿没有完成暑假作业,老师就不让他女儿报名,为此,陈严富求了老师四次,差点跪下了,但老师就是不答应。于是,看似合理的推测是,他爆发了,冲进学校砍杀师生进行报复、泄愤。  作为心理分析家,我必须指出,这种推测是错误的。陈严富跑到学校砍杀师生,绝对不仅仅是因为女儿上学被拒(如果这是真的,我怀疑这只是一个诱因。而最大的诱因,或者说心理背景是人生失败),否则,他不会马上砍了人就跳楼自杀!  为什么这样说?原因是,他跳楼自杀是一个疑点。砍了人后,无论是否遭到围堵,马上就跳楼自杀,只有两种解释:畏罪自杀或早就抱着必死的心,砍人只是自杀前的程序。畏罪自杀从心理上是绝无可能的,当时他尚处在由愤怒所支撑起来的心理背景中,不会有负罪感,如果有就无法对小孩下手了。所以,唯一的解释是,杀人是自杀前的程序。  换句话说,他早就想死了,早就想像陈水总、包来旭、欧长生之流拉人垫背了,女儿上学被拒提供了刺激性的机会。  媒体的后续报道披露,陈严富初中时成绩不错,但无钱继续读书,打工后不顾实力6年前在县城买了房,欠了一屁股债,收入不稳定,今年5月份在打工路上骑摩托车摔伤,导致胳膊粉碎性骨折。于是,一切都很清楚了。他成了一个失意者,拉人垫背、报复社会泄愤是迟早的事。  这并不是说,因为老师拒绝其女儿上学,不是他砍人的主要原因或全部诱因就没有问题。社会下层威胁公共安全,“报复”社会泄愤,恰恰就是由别人的一些行为引发的,而对于这些行为,他们要么无力反抗,要么无力改变,于是只能用暴力来作出反应。这方面的事例实在是太多了,变成了我们的日常经验,举例子、列数据来说明已经没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问一下,老师有什么权力可以因为一个小学生的成绩不好,就不让她接受义务教育?这是违法的。而违法的行为还做,只能从现在的教育体制,以及老师这类人在社会利益食物链、心理食物链的位置上去寻找解释。  从名利上来说,我们承认,没有一个老师愿意有一个成绩很差的学生在自己的班里,也没有一个学校愿意让一个成绩差的学生来拖自己的后腿。问题是,这会让人变态,会让人缺失教育应有的爱,以及对学生权利的尊重。其对学生权利的剥夺,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伤害,以及引发伤害。  另外,虽然自己也是“民众”中的一员,可教师相对于家长来说,由于掌握教育资源的一定分配权,也具有“合法伤害力”,可能已经缺失了这种正常的人性状态:把自己当成一个与他人平等的、能够理解别人痛苦的人。他们只是作为一种社会利益食物链上的“觅食动物”,以及心理食物链上的“心理动物”来对他人作出反应。  有变态的制度和变态的人,对身处社会下层者者的伤害自然无处不在。虽然很多伤害非常生活化,甚至只是伤害到下层的心理,但在本来就没有任何“救济渠道”和“自我保护能力”的下层那儿,无异于天翻地覆。  所以,虽然我非常鄙视和痛恨社会下层残害无辜的行为,但替他们想一下:当面对不公平对待,当面对社会上很多人对下层的羞辱,当他们无法接受既由自己造成,制度可能也有一份责任的处境,他们还能做什么?  中国的社会演化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阶层洗牌已经完成,社会下层被嵌入了社会利益食物链和心理食物链的下端,在利益上和心理上只能被人吃掉。穷,不仅意味着要遭受制度的、社会的排斥,以及被人瞧不起,同时,还要被诱导去接受这个社会的价值排序,想要过得好,不顾实力也要买房之类。这个背景,使社会下层成为失败者,他们的不认命、心理不平衡又使自己成为失意者。  这打开了公共安全受威胁的大门。当社会下层没有机会去和这个社会的中上层平等对话,去表达自己的诉求,当他们被不平等地对待,却又得不到制度和法律的救济,当他们因为自己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而遭受到排斥、羞辱--也就是说,当这个社会,根本就不给他们一个平等对话的位置,他们就倾向于攻击、“报复”这个社会。  当然,社会下层是一群卑怯的经验动物,以他们的智力和心理模式,只会把和自己差不多命运,或者在生活空间上可能会和自己相遇、有交集的人认为就是自己所要报复的“社会”。这也是我认为他们非常贱和可恶的地方。但那些导致他们这样做的人,能逃得过道德上的责任么?  在中国,出了什么事,“社会”,民众总是要先挡子弹的,因为他们防御伤害的能力最弱,最容易暴露在来自下层的暴徒的枪口之下。但子弹如果再继续飞一会儿,挡子弹的人,恐怕就不仅仅是普通民众了。
  那些通过贩卖失地农民的集体土地,贪污亏空失地农民的集体公款,用这种方式发了横财之后大肆豪赌享乐的农村村干部,这些人内心肮脏丑恶不堪,居然还大言不惭的诋毁广大村民,说是村民素质低好赌博,只知道找村里要钱,不明真相煽动闹事。这种由黑心村干部人为导致的黑白颠倒,道德败坏堕落,弱肉强食是非不分的当今农村乱象何日才能休???
  @一颗松2011 那些通过贩卖失地农民的集体土地,贪污亏空失地农民的集体公款,用这种方式发了横财之后大肆豪赌享乐的农村村干部,这些人内心肮脏丑恶不堪,居然还大言不惭的诋毁广大村民,说是村民素质低好赌博,只知道找村里要钱,不明真相煽动闹事。这种由黑心村干部人为导致的黑白颠倒,道德败坏堕落,弱肉强食是非不分的当今农村乱象何日才能休???
  @一颗松2011 /a/44752_0.shtml
  反贪到底  
  [cp]【民主】民主不是没有腐败,而是每个公民都敢揭露腐败而不用担心报复;民主不是没有假话,而是让人敢说真话;民主不是没有社会问题,而是有力有效解决社会问题;民主不是没有损害公民利益之事,而是公民有权依法捍卫自己利益;民主不是让我们觉得生活处处是美好,而是让毎个人的生活有尊严![/cp]  
  随着我国乡村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原来观念里的芝麻官逐渐变成了有利可图的肥差,但与之相适应的权力监督机制却还不完善。再加上受“天高皇帝远”的客观条件限制,小官们手中的权力日渐失控,造成了“小官巨腐”这种特殊的乡村政治生态。  对于这种现象,中央巡视组曾经给出更深层的答案:古人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小官敢于“巨腐”,不是小官天生胆大,而是有恃无恐。上边有人罩着,有人护着,他才敢于甩开膀子大贪特贪。这种上下级关系,既是“利益共同体”,又互为“贪腐保护伞”。  
  小官巨腐多因“上面有人罩着”  从以往案例分析,涉农领域成“小官巨腐”重灾区,“小官巨腐”有4个特点:职级虽不高、多握有实权;涉农犯罪常与拆迁相连;不少贪腐涉小额工程;贿赂型犯罪超过贪占型。  随着我国乡村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原来观念里的芝麻官逐渐变成了有利可图的肥差,但与之相适应的权力监督机制却还不完善。再加上受“天高皇帝远”的客观条件限制,小官们手中的权力日渐失控,造成了“小官巨腐”这种特殊的乡村政治生态。  对于这种现象,中央巡视组曾经给出更深层的答案:古人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小官敢于“巨腐”,不是小官天生胆大,而是有恃无恐。上边有人罩着,有人护着,他才敢于甩开膀子大贪特贪。这种上下级关系,既是“利益共同体”,又互为“贪腐保护伞”。  
  小官巨腐多因“上面有人罩着”  从以往案例分析,涉农领域成“小官巨腐”重灾区,“小官巨腐”有4个特点:职级虽不高、多握有实权;涉农犯罪常与拆迁相连;不少贪腐涉小额工程;贿赂型犯罪超过贪占型。  随着我国乡村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原来观念里的芝麻官逐渐变成了有利可图的肥差,但与之相适应的权力监督机制却还不完善。再加上受“天高皇帝远”的客观条件限制,小官们手中的权力日渐失控,造成了“小官巨腐”这种特殊的乡村政治生态。  对于这种现象,中央巡视组曾经给出更深层的答案:古人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小官敢于“巨腐”,不是小官天生胆大,而是有恃无恐。上边有人罩着,有人护着,他才敢于甩开膀子大贪特贪。这种上下级关系,既是“利益共同体”,又互为“贪腐保护伞”。(腾讯新闻综合北京晚报、法制日报报道)  
  [cp]腐败的根子在于权力,而现行的体制又决定反腐败需要更大的权力。那么更大的权力就不会带来新的腐败么?以更大的权力来节制权力,来剔除那些依附在权力上的枯枝败叶,这仅是治标之举;只能做到让官员不敢腐,而不能做到让他们不能腐,不想腐。因此,把权力关进笼子的不应是更大的权力,而是制度。[/cp]  
  @一颗松2011 王儒林:百姓身边苍蝇满天飞 老虎打再多民众也不满  日  核心提示:山西日报4月16日头版刊登了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4月14日在忻州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王儒林在讲话中提到,山西有1/5的乡镇在两年多时间里一个案件也没查。这充分说明反腐斗争查办案件的力度在逐级递减,特别是20%的乡镇“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县乡村的腐败问题不解决,老百姓身边的“苍蝇”没人管,甚至满天飞,我们打多少“老虎”,人民群众也不会满意。  原标题:在忻州座谈会上的讲话  ﹙二○一五年四月十四日,根据录音整理﹚  这次我和晓薇、伟中等同志一起,围绕市、县、乡落实“两个责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把纪律挺在前面,市县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什么力度逐级递减、怎么解决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两天来,我们去了5个县(市、区)的6个乡镇。刚才,我们又听了17位同志的发言,包括晓薇同志讲的意见,讲得都很好。这里,我讲几方面的意见。  第一,认真分析、准确把握当前我们省市县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去年9月以来,新的省委领导班子坚决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山西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决落实“两个责任”,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狠刹“四风”,取得了成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省、市、县、乡各级工作并不平衡。2014年,省纪委立案数同比增长235.5%,市纪委立案数同比增长84.1%,县纪委立案数同比增长34.2%,乡镇纪委立案数同比下降0.1%。  从这组数据来看,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山西省基层的问题不多、不严重呢?从实际情况看,不是这样的。2014年,我们省每万人举报量是25.4件,同比增长154.8%;省纪委受理信访举报61222件次,同比上升118%,其中,举报县处级以下干部的信访量占全部信访量的63.5%。还有,2014年省纪委接受越级信访举报数量53177件次,其中越级反映县处级以下干部的问题37027件次,比重高达69.6%,比2013年增长86.7%。也就是说,我们省目前超过六成(63.5%)的信访举报量,七成(69.6%)的越级信访举报集中在县处级以下干部。这充分说明,我们省人民群众对县乡村党员干部存在的问题反映强烈,意见很大。  上面是通过信访举报数据进行分析,下面再看已经查办的案件,我们省县乡村的腐败问题也是触目惊心。县一级,像高平市,集体坍塌,被称为“县级塌方式腐败的样本”。乡一级,不仅贪污受贿,甚至有的乡镇干部贪污侵占补给残疾人的钱,有的连办低保都要收受贿赂。村一级,有的村干部贪污财政下拨的专项资金;有的甚至从贫困群众“口中夺食”。可以说,一些腐败分子什么钱都敢贪,特别是这些腐败问题发生在群众身边,老百姓十分痛恨。  那么,我们省基层特别是乡镇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力度怎么样呢?2014年,全省1398个乡镇(街办),接受信访举报件次比2013年增长60.2%,但是立案件次比上年下降0.1%。这就是反映的问题多,而且大幅度上升,查办的案件不但没升,反倒下降了。2013年1月至2015年3月,乡镇纪委查处党员干部零立案的占乡镇总数的20%。也就是说,我们省有1/5的乡镇在两年多时间里一个案件也没查。以上这些情况,充分说明省市县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查办案件工作力度逐级递减,特别是20%的乡镇“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县乡村的腐败问题不解决,老百姓身边的“苍蝇”没人管,甚至满天飞,我们打多少“老虎”,人民群众也不会满意。我们常说“郡县治、天下安”,实践证明我们还得加上一句,“乡村治,百姓安”。要把山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就必须把反腐倡廉的各项措施往县乡延伸,就必须解决老百姓身边的腐败问题,不断强化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第二,紧紧牵住“牛鼻子”,认真落实“两个责任”。这次调研,我们看了5个县(市、区)的6个乡镇,有好的,有一般的,也有差的。对“两个责任”,有的抓实了,有的抓虚了,也有的抓偏了。榆次区北田镇党委就抓得比较实。镇党委书记给我们介绍情况讲的都是具体问题、具体办法,没有仅仅抽象地讲“道理”、说“逻辑”。她约谈班子成员和村支部书记,不讲空话套话,而是针对每个人的实际情况谈问题、抓落实。在镇党委领导带动支持下,北田镇纪委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办了31起案件,在全省是最多的乡镇之一。忻府区解原乡落实“两个责任”也比较好,乡党委抓得比较实,纪委两年多办了24起案件。我们调研的另外两个一般乡镇,落实“两个责任”具体抓手比较少,对班子和村主干的情况也不太熟,打听“张家长、李家短”的主动性不够,也就是说监督的意识不强。其中一个乡镇党委书记,在汇报时抽象的概念比较多,能谈道理,但谈不出问题和案件的具体情况。这两个乡镇虽然也查办了一些案件,但整体工作状态、工作思路和前面两个乡镇比还有明显差距,还有待提高。  我们在调研中还有两个比较差的乡镇,其中一个乡镇党委书记把落实主体责任归纳为“七个一”(开一次会、讲一次党课、听一次汇报、约谈一次等等),但具体管用的措施不多。我们在调研的时候,也感到看展板、看文件、看记录确实都“很好”,但是光有这些远远不够,最关键的是联系实际、找出问题、解决问题。现在一些地方把牵住“牛鼻子”都挂在嘴上了,而“牛”原地不动,不干活、不出力,这还是不行。形式是必要的,但是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不能搞。落实“两个责任”,牵住“牛鼻子”,要突出抓住这么几点。  一是各级党委要把主体责任牢牢扛在肩上。各级党委特别是县乡党委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一要树牢“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解决“不愿抓”的问题。榆次区北田镇的事实证明,从严管党治党,不仅不会影响经济发展,而且会促进经济发展。而落实“两个责任”比较差的乡镇,重经济、轻党建,结果群众不满意,抓不好党建反倒会影响经济发展。二要算好人心向背的政治账,解决“不敢抓”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讲,“不得罪腐败分子,就必然会辜负党、得罪人民”。实践证明,只有把那些横行乡村的腐败分子惩办了,我们的基层党组织才能赢得民心,我们才能把公道正派、群众拥护的好干部选用上来,才能真正解决好发展、民生和稳定的问题。三要坚持问题导向,解决“不会抓”的问题。有的乡镇党委抓主体责任仍然局限于“老三样”,开会、讲话、发文件,制定“两个责任”清单也不结合实际,照抄照搬、上下一般粗。我们在调研的时候看到,有的乡镇老是在形式上下功夫,但问题到底是什么?用什么措施针对性地解决老百姓反映的问题?却不会抓。北田镇、解原乡的实践证明,必须具体抓,一具体就深入,作为党委书记,必须既明白道理,又会抓具体事、具体案件,解决实际问题。  二是各级纪委要把监督责任做细做实。党委扛起主体责任,纪委监督执纪问责工作必须跟上。一要自觉当好党委的参谋助手,通过监督责任的落实促进主体责任的落实。纪委要主动打听“张家长、李家短”,认真分析信访情况,掌握当地的突出问题、党员干部的廉政状况和党风廉政建设形势,做到情况明、数字准、家底清,及时向党委报告,使党委抓党风廉政建设有的放矢。要敢于担当,发现违纪苗头就马上去管,触犯了纪律就及时处理,该谈话的谈话、该核实的核实,不怕得罪人,不当老好人,切实解决好对大问题不敢碰、小问题不当事,“动手术”没胆识、“治未病”没措施,养痈成患、放任自流等问题。二要加快“三转”、回归主业。在乡镇一级,纪委往往只有纪委书记一个人是专职纪检干部,其他纪委委员都兼着其他工作,力量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乡镇纪委更要加快“三转”,把职责聚焦到监督执纪问责上来。三要充分发挥双重领导的体制优势。榆次区北田镇纪委之所以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办了31起案件,镇党委给予了坚强的领导和支持,但也不是仅靠一镇一乡之力,区纪委也给予了强有力的领导支持。他们在调查取证的过程中,区纪委及时指导,协调有关部门给予积极支持,针对乡镇没有力量审理案件的实际,通过乡案区审,实现了查审分离。晋中市查办案件最好的10个乡镇中榆次区占了7个,充分说明了县区党委、纪委加强对乡镇党委、纪委领导的重要性。
  @一颗松2011 三是把落实“两个责任”的压力层层传导下去。去年9月之后,省纪委紧紧围绕省委部署,按照中纪委和省委要求,坚决落实监督责任,“三转”成效明显,很多做法是创新的,体现了大胆改革、敢于担当的精神,对省委落实主体责任形成了实实在在的强有力的工作支撑,做得很好。我们也要看到,我省各级党委、纪委还没有完全把压力和责任传导和延伸到基层特别是乡镇这个末端,还没有打通“最后一公里”。省纪委做得好,我们市县党委、纪委怎么接过来、传导下去,还存在问题,根本原因是“两个责任”不落实,甚至缺失。所以,要全力推进全省纪检监察系统的“三转”工作,坚持上率下转、上下同转、内外同转,确保市县两级监督责任下沉到底、落实到位。要强化责任追究,要看到“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认真落实“一案双查”等制度,对不担责、不作为,“两个责任”不落实的要坚决“打板子”。要大力加强基层纪委自身建设,在清理纪检监察队伍的同时,还要配合组织部门发现、掌握、重用一批好干部,配齐配强基层纪委力量,同时切实落实中央关于县以下党政机关设立职级并行制度等政策,调动基层纪检监察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第三,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蝇贪”成群,其害如“虎”。我们要持续保持“三个高压态势”,紧密结合基层实际,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让基层群众真正感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带来的实际成效。  一是在全省开展大起底、大排查。省纪委已经对反映省管干部的问题线索进行了大起底大排查,这项工作抓得很好、很及时。对排查问题线索的处置,突出了谈话函询,其比例由过去的1.6%提高到了23%。也就是说,过去只有1.6%的问题线索涉及的干部被约谈、被提醒、被打招呼,这次通过案件线索的起底排查,比重上升到了23%。我们明确了责任分工、路线图、时间表等等,这充分体现了抓早抓小,充分体现了对干部的关心爱护。今后,要把问题线索起底排查作为一项制度性安排,长期坚持下去。市、县、乡都要结合实际,按照省委、省纪委的要求,对问题线索进行起底排查,摸清底数、分类处置。省纪委也要统筹安排、做好指导、全面推进,层层抓实抓好。  二是进一步加大案件查办力度,确保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我们要着力解决“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问题,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各级纪委特别是市、县、乡各级纪委要按照“三转”要求,专司其职,把工作精力集中到监督执纪问责第一线,把工作力量汇集到基层反腐败斗争最前沿,坚持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决不能放任自流、群蝇成虎。从这两天调研的乡镇的情况来看,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采取坚决有力措施认真解决,一定要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这可不是开一次会,讲一次党课,听一次汇报就能解决的问题。什么叫抓实,解决问题就抓实了。  三是进一步探索县乡两级纪律检查体制机制改革。这方面,我们要争取先走一步。要紧密结合实际,认真落实“两个为主”和“两个全覆盖”的要求,积极研究落实各级纪委特别是县乡纪委的职责定位、工作方式和作风转变等问题。要坚持完善体制机制。目前,全省超过一半的县直单位没有设置纪检机构,存在监督空白和盲区。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探索符合基层实际的运转模式和运行体系,着力解决基层纪委职能泛化、力量薄弱、工作不聚焦的问题;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配齐配强纪委干部。我们调研了解到,有的市纪检空编125人,其中市纪委缺13人,县纪委缺112人,本来任务就重,事情就多,结果人手还没有配齐。要真正把那些有能力、有担当的干部选配到纪委岗位上来。要坚持问题导向。比如,在“三转”新形势下,我们对纪检监察工作怎么考核,就是个问题。在这次调研中,我们看到,有的乡镇两年多一个案子不办,但墙上却挂着纪检监察工作先进集体的奖牌。要研究考核纪检监察工作用什么尺子什么标准,把奖罚制度建起来。一定要解决干和不干、怎么干、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省纪委要拿出适应“三转”的考核奖罚的意见。要坚持实事求是。这也是这次调研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能有案不查,两三年一个案子不办,但也不能为办案而办案,甚至为了凑数办案,更不能脱离实际下指标,片面追求办案数量。我们这次调研中发现有的地方定指标,把指标“泼”下去了,对完不成查办案件数量的纪委书记免职,这个做法必须坚决纠正,不能下指标,这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要坚持分类指导,我们调研了好中差三个类型的乡镇,对好的要总结,有些经验做法要推广;对一般的要督促;对差的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改变落后局面。  第四,把纪律挺在前面,让纪律立起来、严起来。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党纪严于国法,要把“纪律”挺在“法律”前面。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把纪律挺在前面,与“六权治本”的要求是内在统一的。反腐败的核心是制约和监督权力,把纪律挺在法律的前面,就要在“法律的笼子”前再加一道“纪律的笼子”,起到双保险的作用。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把纪律挺在前面,是对党员干部最大的关心和爱护,是防止干部掉进腐败泥坑的重要措施。我们许多干部都是从基层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组织上培养一个干部很不容易,我们在基层工作的同志们也很不容易,对干部经常“扯袖子”,就能有效防止“戴铐子”。  一是坚持“双学”、以上率下。我们要一级学一级、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要求下面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自己过硬,才敢碰硬。  二是注重抓早抓小抓苗头。要加强日常的执纪监督,对干部严格要求,先把干部的“小毛病”“小事”“小节”和“第一次”管住管好,把多咬耳朵、常扯袖子、勤打招呼机制化、常态化。比如村干部浇地用电不花钱、办理低保送人情等等,这些事看起来好像小,但小错不断,大错就不远了,违纪违规发展下去就是违法,贪小不解决,就会贪大,贪大了就会被抓起来。要以啄木鸟的精神严明党的纪律,发现“虫子”就及时啄出来,减少“病树”、保护森林。  三是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榆次区北田镇纪委书记对村干部违反纪律的问题,能够黑下脸约谈和批评,做到这个不容易;但是更不容易的是她对镇党委书记也敢监督,不讲情面,北田镇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执行纪律要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不能“看人下菜碟”。还有一个问题,全省农村的村委会主任,有的不是中共党员,我们说把党的纪律挺在前面,村委会主任也不例外,他们虽然不是党员,但也要受到政治纪律、行政纪律的约束,也要把纪律挺在前面。  总之,下一步,我们要努力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各项措施向基层延伸,切实解决老百姓身边的腐败问题,努力做到“乡村治,百姓安”。
  @一颗松2011 王儒林表态“打苍蝇”后 山西一天连查4名处级官员  日 山西反腐目光投向“打苍蝇” 4名处级官员一天被查  中新社太原4月16日电 (胡健)“‘苍蝇’满天飞,我们打多少‘老虎’,民众也不会满意。”这是两天前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忻州市座谈会上的讲话段落。16日,山西纪委“一口气”发布四名基层处级干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消息,再一次将反腐目光投向基层。  被调查的四名官员分别是,长治市长治县副县长宋文斌;长治市襄垣县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有才;长治市高级技工学校校长姜明清;襄垣县原县长、长治市政府副秘书长黄福喜。  此次“落马”的官员里有两名来自襄垣县,就在半个多月前的3月23日,长治市委常委、襄垣县委书记田志明被山西纪委公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6天前,山西纪委同日公布3名厅级官员被查的消息,有舆论指出,山西反腐进入“批量”模式。  4月13日至14日,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深入山西多地展开调研,他表示,当前山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群众举报县处级以下干部的线索大幅度上升,而市县乡反腐败斗争力度逐级递减。“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群众对发生在身边的腐败问题得不到查处反响强烈。”  王儒林在近期的讲话中,多次提到基层腐败。“县乡村的腐败问题不解决,老百姓身边的‘苍蝇’没人管,甚至满天飞,我们打多少‘老虎’,人民群众也不会满意。”  在长治高平市,王儒林曾把这里称为“县级塌方式腐败的样本”,并列举出一些“触目惊心”的案例。“乡一级,不仅贪污受贿,甚至有的乡镇干部贪污侵占补给残疾人的钱,有的连办低保都要收受贿赂。村一级,有的村干部贪污财政下拨的专项资金;有的甚至从贫困群众‘口中夺食’。可以说,一些腐败分子什么钱都敢贪,特别是这些腐败问题发生在群众身边,老百姓十分痛恨。”  中共十八大以来,山西是中国反腐风暴的重灾区,高官“落马”最多之地。2015年,当地掀起新一轮高压反腐态势。
  [cp]用意简言赅的方式向大家介绍美国民众的民主生活方式    
  在台湾做官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听说在台湾如果有一个人要去当部长,家里边得开会讨论,并且多数家庭成员都不赞成,因为是闹心的苦差事。  第一、财产要透明。不光是现在要透明,以前的一些家族的关联的人和事、生意都要透明。比如说我经常看到报道马英九老婆买了多少股票、有几处房产,连战有多少。最后我就发现马英九的钱还不如连战多,因为连战家族本来就有很多财富,他继承下来,也会打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对你的财产来源坚信没有问题,家里人才能同意你去当官。如果有点小问题,家里人不会同意。  第二、任期有限。透明也不怕,如果能干一辈子,那总能帮家里做点事。但是任期很短,说是一届,中间还随时都可能下台,比如“行政院长”也就是一年。为了这么一点时间,我全家都抖搂出去,这事不值当。在台湾做到“部长”,没有说能够干十年、二十年的,多数都是半届、一届就结束了,因为是选举,选举完了以后,政党重新组合,执政党去安排人事。比如国民党执政以后,民进党很多当“部长”的都歇了。  第三、不能谋私。因为不像集权社会的政府,又不能批地什么的。政府管制越多,权力越大。台湾是充分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政府不管什么,所以这个官员除了给大家服务,不能以权谋私。而且还必须面对媒体和反对党,拿着放大镜,天天盯着你,没事就在找碴,你再有点小事,基本就弄死你了。  所以基本只有两类人想去做官,一类是理想主义者,比如说一些学者,像现在台湾经建会主委刘毅儒,很清廉,也不做生意,他用专业知识、专业能力服务社会,也积累经验,哪怕回来再做学者都可以;另一类是有钱人,家里不差钱,出一个伟大的人物也不错,家族光荣。只有这两类人在台湾做官有积极性,凡是没有理想,家里还得做买卖的人,都不愿意搅和这事。日本也有这样的现象。  在台湾做官需要涵养特别好,因为到立法院不断要修理你,内阁成员、部长都要到立法院去回答质询。如果你这个部长是国民党,那你到立法院,民进党就会随便收拾你,让你一上午站在那儿听人讲,给你画漫画丑化你。你稍微有点不能回答问题,对方就开始攻击你。这些议员都是名嘴,受教育水平也很好,你要到立法院能扛得住折腾,这本身需要好的涵养。  另外媒体有时候无中生有、造谣、谩骂、批评,你要扛不住就做不了这个官。所以有的官员家里边就很憋屈,说受这气干吗,我又不缺钱,你在这儿天天待着,天天这么糟蹋你。  此外,还要到地方议会不断要去争取选民的支持,要服务于基层。你要态度好、身体好。我有次在一个会上,意外碰见“立法院长”王金平,他态度谦和,跟正常人一样。还有一次开会是马英九在台上跟大家聊,谦卑、温良,超乎我的想象,绝对让人肃然起敬。官场生态包括政党竞争,逐步使台湾的官员都具备了涵养、温和和耐心。  官场也还有风险,经常遭受暴力冲突和暗杀,比如最近一次五都选举当中连胜文受伤,被法院裁判是误伤,但连胜文不赞成,所以在台湾真是官不聊生,人民幸福。官员体系除了服务不能索取,除了倾听不能够训斥,除了检讨不能牛逼。比如说台湾飓风之后,有个村庄被泥石流淹了,马英九不断鞠躬,在电视上道歉,这在威权社会不能想象的一个事情。  在台湾跟政府打交道,和我在纽约跟政府打交道感觉是一样的。我在纽约做中国中心,纽约市政府的市长三次竞选,自己拿了3.2亿美金来选。选上以后,七年每天坐地铁上班,一年只拿一块钱工资。他手下招商局的局长,也是亿万富翁,给我们服务,最多喝过一杯啤酒,我们给他礼品,他都交回去,而且提醒我们下次不要拿了。但是所有事情尽心尽力负责,有一次嗓子都哑了,发着烧,还给我们讲。我很感动,哪来这么大干劲,他也不差钱,他工资也是一年拿一块钱,这是理想主义者、专业人才。在台湾也是,你只要约见任何政府服务人员、公务人员,非常顺利,而且谈得很清楚。这样的政府你才觉得是服务型政府。  
  七个人住在一起,每天分一大桶粥。要命的是,粥每天都是不够的。一开始,他们抓阄决定谁来分粥,每天轮一个。于是乎,每周下来,他们只有一天是饱的,就是自己分粥的那一天。后来他们开始推选出一个口口声声道德高尚的人出来分粥。  大权独揽,没有制约,也就会产生腐败。大家开始挖空心思去讨好他,互相勾结,搞得整个小团体乌烟瘴气。然后大家开始组成三人的分粥委员会及四人的评选委员会,互相攻击扯皮下来,粥吃到嘴里全是凉的。  最后想出来一个方法:轮流分粥,但分粥的人要等其它人都挑完后拿剩下的最后一碗。为了不让自己吃到最少的,每人都尽量分得平均,就算不平,也只能认了。  大家快快乐乐,和和气气,日子越过越好。  
  @一颗松2011 广东村官贪污8000万遭村书记举报 被判死缓  日08:08 南方都市报   南都讯 记者吕婧 通讯员中荐轩 中山火炬开发区原宫花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张连合、财务马雪梅、原宫花村书记郭仲强等3人合谋,15年来涉嫌侵吞宫花村土地或土地补偿款8000余万元(《南方都市报》中山读本日曾作报道)。日前中山市检察院透露,张连合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马雪梅被判刑10年,郭仲强被判刑9年。
据公诉人指控,1998年至2011年间,张连合担任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宫花村(小区)党支部书记助理、宫花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书记助理、董事长助理、宫花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郭仲强担任宫花村(小区)党支部书记、宫花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书记、董事长、宫花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二人伙同公司财务马雪梅涉嫌累计侵吞宫花村土地补偿款高达1.27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原村书记郭仲强案发时已经63岁,他从1989年开始担任宫花村书记,到2011年退休。据郭仲强供述,案件最终爆发,是他2012年5月份主动到省纪委举报的。“退休后我在国土局查到村里很多土地在张连合控制的公司名下,当时也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知道如果举报张连合,自己肯定要受牵连。但是村民意见很大,我最后下定了决心”。郭仲强说,举报4天后,中山市纪委就找到他,到2012年6月份,郭仲强被刑拘。  这起时间跨度长、涉案金额过亿元的案件,从日早上开始审理。当天上午宫花村近百村民来到法院旁听。在连续审理两天后,案件仍没有结束。  法院经审理最终认定,张连合伙同公司财务马雪梅,在协助政府从事对宫花村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及管理土地征用补偿费的过程中,共同侵吞宫花村国有土地或土地补偿款7249万元;郭仲强伙同张连合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宫花村集体资金1131万元归还赌债;郭仲强还侵吞宫花村国有土地拍卖款124万元,并收取他人向宫花村购买土地款393万元后占为己有。  最后,法院以贪污罪、挪用资金罪判处张连合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贪污罪判处马雪梅有期徒刑10年,以贪污罪、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判处郭仲强有期徒刑9年。
  ,“政府不是豆腐做的”
  中央巡视组/纪检监察组驻进湖南  总负责人
廖德才   组
施建明:手机号:    副组长
曾志勇:手机号:    副组长
白海军:手机号:  主
张雁冰:手机号:  谁的群多,请帮忙转发,举报贪官的时候到了,有冤的伸冤,无冤的转发为别人做点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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