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资方是否有工商登记管理登记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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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9日至22日,短短14天时间,中央高层罕见14天5次对股市发表谈话。众所周知,股市涨跌有其自身运行规律,一般情况下政府不干预,这是基本原则。但是,在股市发生剧烈异常波动、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中央绝不会坐视不管,将及时果断采取多种措施稳定股市。高层表态表明,党中央支持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和改革的态度从来没有变,而是“风雨无阻,勇往直前”。
  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数千万投资者切身利益。虽然股市涨涨跌跌本属正常现象,但是近几个月来,我国股市出现了异常波动,经历了快速上涨和下跌,各种传闻、谣言盛行并迅速扩散、混淆视听,加剧投资者恐慌情绪,这些现象在A股历史上都较为少见。
  习近平主席22日傍晚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出席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发表演讲时再次强调,发展资本市场、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定价机制是中国的改革方向,不会因为前段时间股市、汇市波动而改变。
  9月22日,习主席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指出,前段时间,中国股市出现了异常波动,这主要是由于前期上涨过高过快以及国际市场大幅波动等因素引起的。为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遏制了股市的恐慌情绪,避免了一次系统性风险。境外成熟市场也采取过类似做法。在综合采取多种稳定措施后,市场已经进入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阶段。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的改革方向,不会因为这次股市波动而改变。
  “前一段时间,中国股市出现异常波动,中国政府有关方面及时采取稳定市场的措施,防范住了可能发生的系统性风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21日会见英国首席大臣兼财政大臣奥斯本时指出,中国金融业不断深化改革的总体方向不会改变,步伐不会停止,会继续有序推进。我们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强制度建设,提高监管效能,积极培育公开透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
  李克强总理9月10日在201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时指出,金融领域的改革总的是按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向继续推进,积极培育公开透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同时继续加强和完善风险管理,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9月9日,李克强总理在会见出席201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企业家代表时说,中国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在6、7月份也发生异常波动,有关方面采取措施稳定市场,是为了防止风险的蔓延。现在可以说防范住了系统性金融风险。这样做不是要代替或削弱市场功能,这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也符合中国国情,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推进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而且要坚持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方向,努力培育公开透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
  笔者认为,中央高层密集对股市发表谈话以正视听,不仅把为什么要采取干预措施,向国际社会阐述得清楚明白,而且为今后一个时期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给国内外都吃了一颗定心丸,极大的提振了市场信心,是市场长期利好。值得注意的是,高层对“市场已经进入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阶段”的判断,并不意味着监管层撒手不管,而是要继续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市场的内在稳定机制,力促市场理性健康发展。
  可以预见,随着各项改革深化,稳定性更强、监管措施更到位的资本市场将迎来新一轮难得的发展机遇。
  北京时间23日凌晨,德国大众汽车的股价连续第二天暴跌,周二收报111.2欧元,跌幅达16.83%,两个交易日下来股价已惨跌31%,优先股和普通股合计超过300亿欧元市值在尾气作弊丑闻中烟消云散。今日盘中大众承认了全球范围内排放作假的柴油车可能高达1100万辆。
  对内忧外困的大众来说,CEO文德恩在公司的日子似乎已屈指可数。德国
《每日镜报》称,大众监事会将在本周五决定是否解雇文德恩,取代他的将是大众麾下跑车业务部门保时捷的负责人穆勒。
  大众的发言人拒绝对上述报道作出评论。周二晚间,大众官方网站上贴出了一段文德恩的讲话视频
,他没有对自己的未来发表任何言论,而是再次对作弊丑闻表示了深刻的歉意。
  周一大众在法兰克福上市的股票跌收近20%。此前大众承认,公司使用了违法软件来欺骗美国监管机构,使某些柴油车型的有毒排放物表面上能达到环保标准。据美国环保署的指控,这些汽车的实际有毒排放量可能达到美国标准的40倍。
  今日盘中大众的股价最低一度跌至105欧元,创下四年来新低。继美国之后,今天又有一些欧洲和亚洲国家表示,将启动针对大众的调查,其中包括法国和韩国
  大众周二宣布,将在第三季度的账面中设立65亿欧元的准备金,以应对公司78年历史上这桩最大规模丑闻可能引发的支出。市场分析师对大众的盈利预期顿时变得毫无意义。
  大众同时还警告道,最终的支出数目可能更高,涉及丑闻的所谓EA189型“发动机在全球范围内已安装到约1100万辆大众生产的柴油汽车上,它们在检测中和在道路上行驶时的排放水平可能存在”显著差异。2014年,大众在全球范围内的汽车总销量为1010万辆。
  该集团表示,重塑信任、避免顾客损失是公司头等大事;无论如何都不会容忍违法行为,已承诺未来将不断且坦诚地向公众公布进一步的调查进展。
  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文德恩(Martin
Winterkorn)在周日公布的声明致歉,称大众汽车已经就这个事项启动外部调查,并表示公司将完全配合相关部门。他未详细说明什么机构将负责进行外部调查。
  一些行业专家已作出预言,这桩丑闻将沉重打击大众公司,何况目前大众正试图从一场损害公司形象的领导权争夺战中走出来。本周五大众监事会原定举行会议,讨论建立新的公司结构和对管理层进行调整。
  不久前,文德恩刚击退被驱逐的、曾长期担任大众董事长的皮耶希(Ferdinand
Piech)对自己权威的挑战。文德恩从2007年至今一直担任大众CEO,而这一时间跨度涵盖了大众的柴油汽车触犯美国空气保护法的这六年。
&  新浪财经讯&
北京时间22日晚,饱受排放作弊丑闻困扰的大众汽车股价周二午盘再度跳水,跌幅逼近22%。加上周一的暴跌,大众的市值在不到两天内已蒸发280亿欧元以上(2027亿人民币)。继上周五美国宣布对大众进行调查之后,周二韩国宣布,将开始调查大众,而法国则要求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对大众进行调查。
  9月18日,美国环境保护部门指控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在所产车内安装非法软件、故意规避美国汽车尾气排放规定,就此大众可能面临最高达180亿美元罚款。两天后(德国当地时间9月20日),德国大众CEO文德恩发表公开声明道歉,并表示建立相关调查组,密切配合有关机构,完全公开公正调查此事。
  180亿美元是不小的数字,因为大众汽车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很小。2014年,大众汽车全球销量超过610万辆,而美国市场的销量仅为37万辆。大众汽车在美国市场仅占1.9%的份额,远远不及丰田12.3%的份额,甚至无法匹敌现代汽车(份额为4.4%)、奔驰(份额为2.1%)、雷克萨斯(份额为2%)。2015年,大众汽车在美销量继续缩水态势,下滑幅度达5.2%。
&  A股断崖式暴跌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9月16日下午,A股市场在没有任何利好消息中莫名出现了千股涨停。收市之后三个小时,中纪委官网发出消息,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张育军被调查显然已经被市场洞悉并做了利好的解读。
  不过,情况似乎有些不对,一个专家级的领导落马怎么反倒成了利好的理由?
  不管怎么说,张育军可以算是证券行业的权威。现年52岁的张育军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助理。他曾执掌深交所8年时间,在任上筹建了创业板,随后转任上交所总经理。不论证券理论还是实务,张育军都堪称熟悉,他也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执掌过上海和深圳两大交易所帅印的官员。同时,他还拥有北大经济学博士、人大法学博士学位,硕士则毕业于被称为金融界黄埔军校的五道口金融学院。
  市场显然将张育军与中信证券窝案联系在了一起。
  9月15日,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运营管理部负责人于新力、信息技术中心副经理汪锦岭等人因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被公安机关调查;而在半个月前,还有包括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徐刚、金融市场管委会主任刘威等在内的4名中信证券高管,因涉嫌内幕交易被采取强制措施。
  张育军与程博明师出同门。中信证券被市场怀疑在救市过程中牟利,而张育军则据说是本次救市的总指挥。
  就在刚刚过去的三个月时间,中国证券市场经历了从大涨的牛市迅速成为暴跌的熊市,市场参与者几乎悉数深套。
  屡屡千股跌停、偶尔还有千股涨停;股指都呈断崖式下跌;数百家私募基金被迫清盘,公募基金则被深套,散户就更如任人宰割的韭菜。
  张育军究竟哪些方面违纪无从考证,但其被查似乎与本轮股市大动荡不无关系。
  张育军做错了什么?根据公开报道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线索。
  4月16日,张育军曾召开会议,称两融业务运行良好风险可测可控,券商不得开展场外配资、伞形信托;彼时证券市场呈现加速上升的状态,日均成交量高达2万亿元。此次言论似乎表明监管层一直明白场外配资,但只是要求券商不得参与。
  5月22日,张育军调研证券公司,要求机构警惕两融风险;彼时券商融资融券余额高达2万亿元,每天融资买入额也高达2000亿元。此时监管层似乎已经感觉到了配资风险,但并没有做深入调研,至少时至今日没有看到监管层呈现出一份关于场外配资的数据报告。
  6月15日,上证指数跌2%,次日再跌3.47%。自此拉开了A股市场一泻千里的大跌序幕。从6月15日到7月8日,上证指数暴跌31.52%,深成指跌38.28%,期间两市成交近30万亿元,总市值损失20万亿元。此种跌速甚至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
  7月8日,张育军召集多家券商负责人开会,对维护市场稳定提出五点意见,自此展开了一轮救市行动。
  包括中信证券在内的21家证券公司决定以2015年6月底净资产的15%出资,合计不低于1200亿元,用于投资蓝筹股ETF。本可以给实体经济输血的IPO也宣布暂停,甚至已经参与打新的资金都被退回到账户。
  高盛指出,中国为遏制股市下跌而投入的救市资金达1.5万亿元。根据Kinger
Lau等高盛策略师撰写的一份报告,所谓的“国家队”仅8月份一个月就投入了6000亿元救市,而迄今投入的资金总量相当于中国流通股市值的9.2%。
  如此多的资金不仅没有救起A股市场,反而屡屡出现千股跌停的现象。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救市中间出了问题。张育军是否与中信证券窝案有关无人知道,但从市场暴涨暴跌中显然可以看出监管层存在的核心问题。
  首先是对于场外配资的态度,从先前的暧昧态度到后来的突然出击要求平仓,中间没有任何的缓冲余地,也没有看到对场外配资的详细调研和出现意外情况的预案准备。据券商估算,场外非法配资盘至少在上万亿元,加上7000亿元的伞形信托和2万亿元的融资融券,杠杆资金高达4万亿元。当时市场日总成交额不过1.5万亿元,而在配资盘集中的中小创市场日成交量不足5000亿元,上万亿元的配资集中平仓想不造成踩踏恐怕也难。
  其次是救市过程没有详细研究和部署,奇怪的是拥有上万亿资金并承担救市大任的中证金根本不了解市场,更没有操盘手,最后只好任由几大券商派出操盘手替中证金买入股票。问题随之而来,各大券商都有自营资金入市且几乎都被套牢。在这种毫无监控和协调的操作中,各券商利用资金优先救自己的重仓股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而在下跌过程中各路机构利用股指期货做空牟利成了首选。这样一来整个市场除了中证金之外都成了空头,中证金的操盘行动也就成了各路机构牟利的对手盘。最终也就只能以救市资金消耗殆尽而告终。
  虽然暴跌始于配资强平,但监管层却始终未见收手。就在8月下旬,张育军再次在乌鲁木齐召开会议,称要反思这次证券市场波动的问题,并仍要求及时清理配资。后来甚至连伞形信托产品也被要求限期平仓。
  毫无疑问,张育军是资本市场的一流专家。然而,资本市场专治各种不服,不管是多年赚钱的“股神”,还是长袖善舞的资本玩家,在变幻莫测的资本市场面前都很脆弱。没有实战经验的专家无视市场规律一样会被反复扇脸,此轮股灾及后来的救市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市场教育课。股灾既教育了投资者要控制风险,也明示了市场规律绝不可违。监管层为了清理2万亿元的场外配资,结果不仅让资本市场损失了20多万亿元的财富,还使A股市场从有利于改革的牛市变成了奄奄一息的熊市。
  正如许小年教授所说,监管层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常识。张育军的问题恐怕也在于此。
  对李嘉诚,与其挽留不如目送
  这几天,亚洲首富李嘉诚深陷舆论漩涡,关于他从大陆撤资的争论,仍然在唇枪舌剑地进行着。是正常的运作,还是道义的失守?是合法的进退,还是无奈的撤离?义愤填膺的道德审视、唱衰中国的负面猜测、恐慌情绪的传染效应……所有这些元素,使得李嘉诚的撤离变得十分敏感。
  那么,如何看待李嘉诚“投资路线图”的转向?一些人选择从感性的角度来审视。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优惠政策、开放环境、巨大市场,是他走到今天的重要基石;而这几年来,由于转方式、调结构,大陆经济增速主动回调,李嘉诚的选择就显得尤为扎眼。从普通人的朴素情感出发,好的时候同享福,遇到困难却不能共度难关,这在观感上确实让一些人觉得有点说不过去。
  然而,看待一件事情不能仅仅停留于感性。即便是有种种“看法”,也只能停留于个人内心的几声嘀咕,却难以从公共层面进行“道德绑架”。毕竟,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而动,市场的规则就是遵守法治,只要在法治框架内,资本享有来去自由的权利。李嘉诚到大陆赚钱,如果因为曾经给予优惠而主张“不宜想走就走”,即便在道德上有正当性,在道理上也说不通,更与法治精神相悖。今天的大陆,政治清明、法治昌明、市场透明,当然有足够的底气接受任何资本的归去来兮。只是,如果缺少这样的大视野,激于义愤而情绪失控,甚至公开叫嚣“别让李嘉诚跑了”,就显得有点落后于时代的不自信了,也不利于企业家树立信心。
  众所周知,北京长安街的东方广场,上海陆家嘴的东方汇经,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重镇的标志性建筑,都打上了李嘉诚的烙印,他的撤离,无论如何都可能被视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说这不代表什么,肯定不现实,但如果对此做过度解读,甚至由此预测中国经济不行了,则显得有些夸大其词。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超过12%,这么大的盘子、这么重的分量,一个商人的撤离能影响基本面吗?全球化时代,资本流动再正常不过,没必要对此风声鹤唳。
  与一些人的恐慌情绪相反,中国官方对此表现得从容淡定、举重若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日前表示,“更多的外来投资对在中国投资信心逐步增强”,“我们现在推进的改革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斯人已去,难以挽留也不必挽留,市场经济本就是多元经济、流动经济,有人走、有人来,有人看跌、有人看涨。只要中国深入推进改革、坚定完成转型、保持市场活力,就不用担心李嘉诚之后没有资本进来。我们能做的,不是自降身份的挽留,更不是激于义愤的谩骂,而是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让今天的离开成为明天的遗憾。
  资本没有国界,但商人有祖国。相信包容开放的中国,会为更多商人留一份温情,不仅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来容纳他们,更会以超越金钱的胸怀来温暖他们。如果仅仅把中国视为利益性市场,而不是战略性市场,一些人可能会选择离开。但时间将证明,大陆错过的可能只是一两个商人、一两家企业,而他们失去的,则将是与中国一起成长的整个时代。
  著作等身,被称为学者,也有人称其“军阀”;救市期间严查两融、配资
  中纪委再打一虎,这次落马的是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张育军曾历任深交所总经理和上交所总经理,开了中国“一人跨两所”之先河。有人评价称,“中国真正把证券监管搞懂弄透的人中,张育军算一个。”著作等身,被称为“学者型官员”。不过也有人指其作风霸道,开会时“半躺着讲话”。
  “学者型官员”还是“霸道军阀”?
  9月16日晚,中纪委网站披露,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此前8月初还有媒体报道称张育军或将赴央行担任副行长。
  9月17日,新京报记者发现证监会官方网站将张育军及其个人介绍从领导信息栏中删除。已到退休年龄刚刚宣布卸任的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庄心一名字仍然保留。同时,有关张育军的讲话与活动链接均已无法打开。
  此前9月16日,记者查阅中国证监会官网发现,在“证监会领导”一栏,张育军排名第七,他前面是一名主席、四名副主席以及一名纪委书记,后面还有另外两名主席助理。因此,他也被称为“第一主席助理”,备受器重。
  中国证监会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据悉,证监会主席助理与别的“部长助理”属于正厅级的中管干部,排名在副部长之后,高于部门的厅局长,是“准副部级”领导。
  据统计,张育军是证监会有史以来落马的最高级别的现任官员,也是十八大以来“一行三会”系统被查的最高级别领导干部。
  张育军是名副其实的“学者型官员”,拥有北大经济学博士和人大法学博士学位,曾出版多本学术著作,得到业内好评。有人评价这位“双料博士”是深耕细作的典型内行+专家。
  “双料博士”张育军曾历任深交所总经理和上交所总经理,成为证监系统史上第一位执掌过沪深两大交易所帅印的官员。他曾执掌深交所8年时间,在任上推出中小板并筹建起创业板,随后转任上交所总经理。对证券业的各个业务条线,张育军都很熟悉。
  有人如此评价,“中国真正把证券监管搞懂弄透的人中,张育军算一个。”或许正是令人认可的专业能力,才让他像位职业经理人,开了中国“一人跨两所”之先河
  有媒体报道称,张育军“好学”。曾有深交所员工告诉媒体:“周末到单位加班,好几次看到张总在办公室学习英语。”
  不过,也有报道称,张育军在深交所时,有同事称其“霸道贪婪,军阀作风,迟早出事”。此外还有媒体称他“排场大”,有一次跟券商开会的时候都是半躺在椅子上发号施令。他还在与基金经理开会时表示,“未来的犯罪分子就坐在这房中间。”
  张育军或许没有想到,自己的话一语成谶。
  与中信程博明是同门师兄弟
  1963年出生的张育军,于1981年至1985年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并于1985年至1988年就读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俗称“五道口金融学院”),师从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正是五道口的这段学习时光,让他与日前被调查的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成为了同门师兄弟。
  程博明于1984年获得安徽财贸学院财政金融专业经济学学士学位之后,就读于位于五道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1987年获得货币银行学专业经济学硕士学位。
  由此可以看出,出生于1962年的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正是张育军的同门师兄。
  就在9月15日,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运营管理部负责人于新力、信息技术中心副经理汪锦岭等人因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被公安机关依法要求接受调查。在本轮股灾期间,中信证券也是此次救市“国家队”的主力。
  因此,有分析认为程博明与张育军前后脚被调查,此事值得关注。
  巧合的是,此前张育军与程博明均接受过同一个记者的专访。7月16日,程博明接受《财经》记者王晓璐采访。王晓璐称,作为冲在救市前线的证券高管,程博明始终态度坚定地支持采取救市行动。
  8月30日,记者王晓璐因涉嫌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和中信数名高管一起被调查。
  与此同时,证监会发行处的一个处长刘书帆也被带走调查。此前2014年12月,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局长李量涉嫌违法违纪被查。
  “救市”时剑指两融配资
  在本轮救市期间,张育军露面非常频繁,这与他分管的部门有关系。
  现年52岁的张育军,于2012年9月担任证监会主席助理,负责分管包括机构部、基金部在内的“大机构”,主管证券、基金、期货等机构。不过,2014年4月机构部与基金部合并为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简称“机构部”)。
  张育军负责的“机构部”是业务创新最多的领域,其中就包括融资融券(下称“两融”)、配资。在两融业务最兴盛的时候,余额曾高达2.7万亿元。此外,还有约1.4万亿元的配资,巨量的高杠杆资金,在当时推动了股市的暴涨。
  作为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曾不断督促券商关注创新业务,推动基金业务创新,多次召集券商高管学习互联网企业。张育军被外界冠以“创新型官员”称号。
  此后在A股巨幅震荡的救市行动中,张育军频频露面,被称为“救市队长”。据业内人士表示,张育军集合券商、基金、期货等机构召开座谈会,多次提示风险,并强调两融风险以及严禁券商开展场外配资、伞形信托等业务。
  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召开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情况通报会。张育军出席会议,并对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提出了七项要求,提出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场外股票配资、伞形信托等活动,不得为场外股票配资、伞形信托提供数据端口等服务或便利。
  5月22日,张育军在调研证券公司时再次要求机构警惕两融风险。
  配资业务也成为张育军注意的对象。6月12日和13日,证监会连续两日发声,禁止券商为场外配资活动提供便利。6月15日一开盘,沪指便大幅低开,开启了本轮暴跌行情的序幕。因此,沪指也从5178点高位的“急刹车”,引发了一连串的资金恐慌性出逃,股指雪崩式坠崖。
  面对如此“意外”的局面,7月8日,张育军召集多家券商负责人开会,对维护市场稳定提出五点意见。此后,从第三方信息接入、反思程序化交易、清理两融业务等7个方面提出了反思意见。
  据媒体披露,上海某家大型券商由于救市不力,在一次会上被张育军当众点名批评。
  “总要有人为市场大跌负责”,一位证监系统人员对此表示。
  曾指“金融史是诈骗史”
  作为一名学者型官员,张育军发表过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言论。日,在中国证券业协会举办的“互联网+资本市场”培训研讨会上,张育军表示,人类金融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诈骗史。
  张育军强调,互联网+资本市场的发展,必须严守监管系统制定的合法合规底线,尊重金融客观规律,才可能健康长远发展。尤其不能一开始就走偏了。要守住6条底线,其中包括:不得非法集资、不得非法吸收存款、不搞资金池、不得非法保本保收益、不搞利益输送、不搞内幕交易。
  让张育军得到业内一致肯定的,是他在2014年撰写的《金融危机与改革》一书。他在书中写道: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政府大有可为。政府可以建立预警防范机制(指数熔断机制),做好应对危机的政策储备(降准、降低交易费、持股一年股息红利免税等),引导市场预期,缓解社会恐慌(证监会发言维稳、国家队救市)。
  同时,他指出政府应果断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切断危机的关联及传染渠道,减弱危机强度(暂停IPO、严管股指期货);通过临时监管干预以及利率、汇率等金融政策工具拖延或转移危机,以争取时间和空间。
  对比6月以来央行、证监会等部门采取的救市措施,与张育军在一年前所著的这本书里都有提及,几乎一一对应。
  张育军在《金融危机与改革》一书中还指出,金融危机是推行全面改革的难得契机。每一次金融危机后都会产生一轮全新改革,最深刻的改革往往产生于最严重的危机之后。
  张育军被查,也许是此次股市危机带来的一次变革机遇。
  9月16日晚间,中纪委网站刊登消息称,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据《每日经济新闻》了解,张育军与前日(9月15日)被查的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是同门师兄弟,两人均为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的学生。根据证监会官方披露的工作分管情况来看,张育军分管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在前期救市过程中,张育军也在一线督战。
  值得注意的是,之前张育军在多个场合表态要加强对杠杆资金的清理工作,要求在本月底之前彻底清理完毕。然而昨日,多家信托公司和基金公司证实,券商对存在配资行为的信托和资产计划不再采取“一刀切”的清理模式。受此消息刺激,连日低迷的A股终于报复性反弹,沪指大涨4.89%,收复3100点;中小板、创业板更是分别实现了6.83%和7.16%的涨幅;两市涨停个股超过千只。
  与中信总经理系同门
  记者了解,证监会最近一次披露张育军行踪是在8月7日的证监会新闻发布会上。彼时,新闻发言人邓舸表示,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近期分别组织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召开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工作座谈会。
  张育军在会上分别肯定了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前期在维护市场稳定方面所做的工作,强调要“继续把稳定市场、稳定人心作为当前首要工作”。然而,时隔仅一个月,张育军便接受组织调查,目前尚不清楚其涉嫌严重违纪所指何事。
  证监会官网获得的简历显示,张育军1963年5月出生,为四川什邡人,经济学博士、法学博士,任证监会主席助理、党委委员。细数张育军的经历可以发现,其生涯亮点颇多。
  张育军1985年至1988年就读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其与前日被查的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是同门师兄弟,两人均为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的学生。自1995年起,张育军先后在深交所、证监会、上证所任职,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一会两所”度过,是迄今为止唯一执掌过内地两大证券交易所帅印的人物。有媒体报道称,此前张育军曾有望调任央行任副行长一职。
  从2012年起,张育军在证监会任职已有三年。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在刚担任主席助理时,张育军分管基金部和机构部;至2014年,基金部和机构部合并,成立新的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新部门的主要职责之一便是“牵头负责证券、基金、期货机构出现重大问题及风险处置的相关工作。”
  由此,在本轮A股暴跌中,张育军也被外界认为在一线协调救市行动。
  在证监会官网可查的个人活动一栏中披露,近年来,张育军在金融机构创新发展领域建言颇多。在日,张育军出席证券经营机构创新发展研讨会时指出,大力推进证券经营机构创新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证监会机构监管部门、自律组织、证券行业机构共同面临的重要任务。
  他彼时强调,抓好合规风控,强化全面风险管理,着重防控流动性风险,严守职业道德底线;抓好行业自律管理,为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曾提资管“八条底线”
  日,张育军在对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管理业务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曾提出资产管理业务要牢牢守住“八条底线”,这一表态也被业内广为传播。
  张育军所提“八条底线”为:不得有非公平交易、利益输送、老鼠仓等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不得违规承诺保本保收益;不得不适当地宣传、销售产品,误导欺诈客户;不得开展资金池业务;不得利用资管产品进行商业贿赂;资管产品的杠杆率不得超过十倍;不得投资于高污染、高能耗等国家禁止投资的行业;不得对业务人员、管理团队实施当期激励。
  股灾过后,张育军于8月底的一次券商内部讲话中表示,最近已经开始整顿第三方介入,9月底必须完成清理,尤其是前十家的证券公司,行业要在9月15日之前清理完,下一步不排除对重大违法违规的证券公司立案。巧合的是,当时张育军表示他自己重点盯中信和齐鲁证券。
  然而,话音刚落,张育军本人便接受组织调查。事实上,在8月下旬,监管部门自身的反腐风暴已然刮起,在张育军之前,证监会工作人员刘某及离职人员欧阳某涉嫌内幕交易、伪造公文印章,已被公安机关要求协助调查。
  清理配资不再“一刀切”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张育军重点强调的清理券商配资问题,也在昨日出现了转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多位私募人士及券商人士口中了解到,券商对于账户背后涉嫌存在配资行为的单一结构化信托或资管计划,不再采取“一刀切”的清理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将这些信托配资账户经过评估认证之后,将原有的第三方交易端口取消,并重新接入券商自身的交易端口进行交易,即信托配资盘将由信托系统,直接接入券商的信息系统。
  上述消息也可以从广发证券的一则告知函得到印证。该函件显示,广发证券正按照监管要求对外部接入信息系统进行清理规范。对于中融信托在广发证券开立的账户,将于日收市后暂停外部信息系统接入权限。
  相比之前的“一刀切”,广发证券对此次将要限期关闭的6个中融信托账户,采取了较为人性化的处理方式,留下了缓冲余地。广发证券要求中融信托在完成清理后根据中融信托的请求报中国证券业协会申请评估认证,而中融信托可以继续通过广发证券的自有的网上交易平台以及手机证券平台进行操作。
  一位私募人士告诉记者,这意味着信托配资盘可能从“地方军”直接转为“正规军”,预示着大的信托配资将会合规化,但是配资比例不会很高,这个杠杆的降低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会有一个缓冲时间。现在关闭的基本都是外面不合规的配资公司的账户,这些基本都是小户,基本不涉及大的信托配资。
  “涨千股”再出江湖
  受上述消息影响,昨日市场再现千股涨停,整个A股翻绿个股只有29只。题材股全面喷发,上海板块实现普涨,交运设备、输配电气等8个板块整体涨幅超过8%。
  值得一提的是,前期市场对清理配资的消息十分担忧,因为按周一证监会披露的数据来看,当前市场还有1872亿市值的配资股票需要清理,这对本就弱势的A股市场带来了额外的抛压。而券商允许信托公司账户改用券商的交易系统,意味着这些信托账户就无需强平。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千股跌停后再现千股涨停的局面,最近已经多次上演,这显示出投资者情绪仍旧不稳。昨日虽然市场出现大涨,但是成交量并未明显放大,但这也暗示了场中浮筹已经消耗殆尽,股指上行阻力已经不大。
  此外,截至9月15日,两市已有约900只个股股价创下年内新低,14只个股股价创下历史新低。上证指数目前距离年内高峰已经下跌约40%,深成指更是在9月15日创下了年内新低,跌至去年12月水平。许多个股其实已经“跌出”了投资价值。
  计划跟不上变化,本期“水皮杂谈”原来的题目是《谁毁掉了中信证券?》,这是一个问句,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晚间中纪委网站上公布的消息或许给了一个方向,根据中纪委的通告,张育军因为严重违纪被审查,张育军何许人?张育军是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另外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此轮救市的总指挥,在中信证券负责人持续被调查的节骨眼上,作为救市总指挥和救市主力,两者之间让人浮想联翩。
  生活永远都比电影精彩。
&& 《无间道》讲的是警察和黑社会互相卧底的故事,黑白两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头来,谁真黑,谁假黑,谁真白,谁假白,三个字,无间道。换个说法,说不清。
  中信证券的故事就是现实中的无间道。
  直觉告诉我们,故事的情节恐怕比电影更复杂、更曲折、更令人匪夷所思。
  的确是让人匪夷所思。
  因为中信证券不仅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券商,在市场上一言九鼎,更重要的是中信还是这一轮中国政府救市的绝对主力,证金公司最早操盘入市的路径就是中信证券的四大营业部,而据同样也已经涉案的《财经》杂志的记者王晓璐的报道称,当初正是中信董事长王东明在证监会召集的救市会议上的表态结束了争论,王东明对主持会议的肖钢说,主席让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正是在那次会议上,证监会决定亲自下场救市,21家券商各按净资产15%出资凑了1200亿资金交证金公司集中运作,这是中国证券史上证监会第一次如此公开的真金白银的救市,抛开争论不说,中信证券应该说充当了急先锋。
  如今,急先锋居然扮演了如此的角色,是不是有点贼喊捉贼的味道?对于证监会而言这是不是有点家丑的味道?出乎意料的是,证监会并没有因为投鼠忌器就吃了哑巴亏,反而在救市第一批结束之际就把中信证券送上了断头台,一方面说明是可忍孰不可忍,另一方面也说明管理层的确并无私利。
  但是道德风险不可避免。
  资本市场是个名利场,投资者为什么入市就会失去理性?因为利令智昏!中信证券也不例外,我们现在不知道具体的细节,但是从中信涉案人数之多看,这不是个人行为,也不是部门行为,一定程度上是公司行为,中信证券不设副总经理,决策委员会成员一共8人,被带走的有4人,总经理程博明最终涉案也是正常的,手下的人几乎全军覆灭而老大能独善其身岂非天方夜谭。不可思议的在于,如此全国人民瞩目的救市,中信怎么敢徇私?是胆大包天还是一时的冲动还是习惯成自然?中国的庄家文化在此番股市波动中不但没有被清理,反而在救市中借尸还魂大行其道,证监会查处的暴风科技案就涉及大名鼎鼎的宁波涨停板敢死队,但是让人遗憾的是,打的只是苍蝇而不是老虎,马信琪只被认定操纵一天获利44万,但是谁都知道暴风科技从7元多爆炒到327元,做主力的正是公募基金抱团坐庄,时至今天并没有看到听到见到有任何公募被查处,反而基金成为证金公司救市的同盟军分仓的渠道。
  “327国债期货”消灭了不可一世的证券王国万国证券,管金生因此入狱,这一次中信会遭遇怎样的“天谴”,能不能顺利过关值得大家关注。说起来,8年前中信也曾躲过一劫,当初和贝尔斯登达成了双方换股的协议,而金融危机的到来让贝尔斯登陷入绝境最后被摩根大通并购。无论如何,中信证券从小到大到强到形成行业的标杆,经历了太多的风雨,实属不易,但是在救市中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实在太值得反思,一个好的制度安排会让坏人干不了坏事,但是一个坏的市场氛围会让好人忍不住去做坏事,中信也好,程博明也好,徐刚也好,会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关键是我们如何从中汲取教训,这个我们包括从上到下,包括管理层、机构、散户所有市场的参与者,我们是不是要尊重市场,是不是要尊重趋势,是不是要尊重法律?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如何检讨我们每一个人在这轮行情中的所作所为呢?
  急功近利、竭泽而渔是投资的大忌,心平气和、顺势而为才是正确的选择,做人做事,都要讲规矩。
近日,一篇名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
近几年,李嘉诚大量出售名下内地商业地产,收购英国电信、意大利电信等欧洲资产。有数据显示,过去两三年,李氏家族从大陆、香港撤出的资产超千亿。一系列的举动被认为李嘉诚要“跑”。
多位中央领导人多次接见李嘉诚,并提出了一些期望和要求。
  习近平
  访港结束曾与李家父子见面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工商专业界代表团,讨论香港未来发展。代表团成员包括李嘉诚。
习近平充分肯定包括香港工商界、专业界人士在内的广大香港同胞为国家发展和香港繁荣稳定作出的贡献,希望香港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带领下,共同开创香港更加美好的未来。
2008年7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即将结束香港的三日访问时,在下榻的酒店与李嘉诚及其子李泽钜见面。
  邓小平
  曾两次与其单独会见
邓小平与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李嘉诚有过多次会面,“政事儿”发现,其中有两次为邓小平单独会见李嘉诚。
一次为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李嘉诚。邓小平盛赞了李嘉诚“为祖国作出了扎扎实实的贡献”,对李嘉诚的“爱国精神表示了由衷的赞赏”。
那时李嘉诚投资创办的汕头大学刚刚成立不久,邓小平同志强调“创办汕头大学,这是一件大好事!要办就一定要办好!”对李嘉诚说:“汕大应该办得更加开放一些。办成国家的重点大学。”
另一次是日上午,邓小平再次会见到北京访问的李嘉诚。
邓小平看来,真正能稳定香港的因素,是要保证大陆政策不变,同时华资强大起来,与国内取得共识,包括推荐管理香港人才。要有才干的人管理香港,才能稳住香港的局面。
邓小平对李嘉诚说:“这个力量怎样凝聚起来,采取什么形式,要考虑。希望你同接触到的有影响的人取得共识,搞好香港的过渡。”李嘉诚则对邓小平表示,自己和广大香港同胞对香港回归充满信心,长江集团及他名下的分公司未来几年在香港的投资将进一步增加。李嘉诚称自己的事业“正如一颗大树,根扎在香港。”
  江泽民
  访港必入住李家酒店
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李嘉诚。
江泽民对李嘉诚多年来积极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和热心捐助内地教育、慈善事业表示赞赏,并称赞他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希望他继续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多作贡献。
日江泽民会见以霍英东为团长的香港工商界人士访京团,李嘉诚也参与会见。江泽民说,改革开放二十年来,香港工商界以巨大的热情,广泛参与了内地的各项事业。中央已决定并开始实施开发西部的战略,我国又即将完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最后程序,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将不断扩大,希望香港工商界的朋友能够抓住这个机遇。
江泽民在任时,访港必入住李嘉诚旗下酒店,并与李嘉诚父子共进早餐。
  胡锦涛
  “不管时间长短,我总是要见一见李先生”
日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在庆典开始前,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特别与李嘉诚会面10分钟。胡锦涛一开口便笑说:“我昨天一到,听说你来了,我跟汪洋同志讲,我说不管时间长短,我总是要见一见李先生,跟李先生聊一聊。”
胡锦涛表示,希望李嘉诚继续发挥影响力,为粤港深港合作、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及国家改革开放作更多贡献。李嘉诚回应称,国家的发展给香港及港企千载难逢的好机遇,香港若要长远发展,必须与内地、特别是南方城市紧密合作。
除上述几位领导人外,李鹏、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等也曾分别会见李嘉诚。
&& 李嘉诚家族企业将彻底撤离中国的消息引发当局不安。有消息称,中国新华社批准成立的瞭望智库12日发表题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批评李嘉诚在中国经济正处敏感时刻作出此举,是过桥抽板,而且不能打算一走了之。文章而且形容李嘉诚只是靠特权致富的“一介小商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李嘉诚家族自2013年以来频繁撤资大陆后,中共首次发声警告。
据法广网报道,李嘉诚旗下长江基建集团宣布上周星期二宣布,计划以116亿美元的换股形式合并旗下公用事业公司电能实业。合并后,电能实业将会退出上市地位。《华尔街日报》认为,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基建与电能事业合并的计划,如果一旦成功,意味着庞大的李氏长和系企业注册地将全部迁离香港。
长和系目前共有10家上市公司,长和、长实地产、长建等公司注册地均在海外,电能实业是现存唯一一家在香港注册的长和系公司,因此一旦电能实业成功并入长江基建并退市,李嘉诚将最终完成旗下公司注册地的全部外迁。
瞭望智库的文章则批评李嘉诚在中国经济遭遇危机的敏感时刻,不停抛售在中国的资产,是对中国当初招安的过桥抽板。文章直指,香港的地产富豪们已经渐渐失去他们的利用价值,但李嘉诚等富豪不要打算一走了之。
文章直指,地产的财富并非来自完全市场经济,而要得到官方在基础设施,港口、地产等领域的的大力扶持。在中国,地产、港口等产业,刚好是中国最不市场化的产业。李嘉诚等“一介小商人”,绝不能买入时靠特权,卖出时就说这是市场经济。
不过文章又承认李嘉诚对于香港的象征意义无可替代,是稳定香港的基石,绝对不能将全部家产都转移出大陆和香港。
此前曾有消息称,李嘉诚正考虑将旗下和黄集团的部分货柜码头业务,出售予四家国企所组成的集团。上述四家国企则分别为招商局、中远太平洋、中海码头发展公司以及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据《华尔街日报》指出,自2011年以来,李嘉诚抛售中国资产的行动就没有停止,最新的抛售行动是7月底传出的长实地产寻求出售位于上海陆家嘴的在建综合体世纪汇的消息。
与抛售中国资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嘉诚旗下公司已三年没有在大陆拿地,长江集团自2012年起也没有再买入香港的土地。此外,李嘉诚还出售了部分港口和香港的零售资产。
以下为瞭望智库刊全文:
近日,李嘉诚拟将长实地产在上海的地盘,以200亿元(1元人民币约合0.153美元,下同)出卖。这是李嘉诚撤离中国,财富转移欧洲战略部署的继续。
本来,商业如水流,逐利是资本的本性。李嘉诚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是,鉴于李嘉诚最近二十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似乎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众所周知,在中国,地产行业与权力走的很近,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别让李嘉诚跑了。
敏感如李嘉诚,绝不会感觉不到。在中国,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密切相关,由此,一撤资,二撤资,三撤资,其商业帝国,在大陆欲上演金蝉脱壳之法。
前年是李嘉诚最不平凡的一年,先是工人BA工浪潮,风起云涌,后是在大陆的抛售,受到了巨大的非议。就民间形象而言,李嘉诚从此前的商界领袖,教父级人物,转变为长着獠牙的怪物。令人遗憾,李嘉诚本人应也比较伤心。
就官方感受而言,李嘉诚不顾念官方此前对其在基础设施,港口、地产等领域的大力扶持,在中国经济遭遇危机的敏感时刻,不停抛售,造成悲观情绪在部分群体中蔓延,其道义的高点,已经失守。低买高卖,确实是市场经济,但是,地产、港口等产业,恰恰是中国最不市场化的产业,没有权力的扶助,哪里来的机会?合作时借权力,卖出时说市场,似乎双重标准,让人难以淡定。
香港富豪榜的前几名竟然全部为地产商,显示了香港产业的畸形。而这种畸形产业的背后,隐藏着香港社会结构的畸形,而豪族的出现,以及贫富分化的眼中,则严重危害了香港社会的活力。
其实,李嘉诚只不过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响香江?能操控香港万民福祉与未来者,国家此前的治港思路滞后于现实发展,方才导致香港困局。未来需要改变思路,进一步造福香港万民。
“招安精英”致使李嘉诚等豪族坐大
香港社会结构的失衡,虽然发作于回归之后,病根却早在80年代即已种下。在英治时代,虽然港英政府亦喜欢借助华商领袖的势力,来维系社会平衡,但是,总体而言,香港还算是一个健康均衡的社会,从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个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在经济领域,香港虽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贸易发达,但是,实业亦非常发达,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闻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社会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政府的未来设想是实现“港人治港”,但是,这个“港人治港”的潜台词,很多香港人当时不太明白。
事实上,大陆精英治国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为北京重点倚重对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华商领袖。实际意义上,这形成了一种对于香港上层人士的“招安”政策。
在此情况下,香港腾飞过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获得了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三十年来,香港的头面人物不断受到各种“关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豪族,这些大族因为与大陆的关系,在拓展商业势力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方便,他们不仅到大陆投资受到照顾,同时,在某些与权力联系紧密的领域,亦获得了特殊的放行。
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就是表现之一。作与权力关系最为亲近的行业,香港地产行业的繁荣,发蒙于60年代,但是,在60至80年代之中,并没有产生特别庞大的地产企业,诸多地产大亨的最终修成正果,普遍在80年代以后。
李嘉诚虽然在1958年即进军地产,但是一直以实业为主,直到他收购和黄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扩张,而李嘉诚在1978年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接见之后,在香港可谓通行无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业扩张顺风顺水,特别是在地产领域,此后,李嘉诚的财富大部来自地产行业。
在大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亦有李嘉诚的身影,如深圳的盐田港,大陆方面即交给了李嘉诚。“一哥”李嘉诚如此,“二哥”李兆基和“四哥”郑裕彤,也是如此,李郑兴建了“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等众多香港地标性建筑物,无政府人脉,是绝对办不到的。从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础,80年代爆发为巨头级华商,那就绝非偶然了。
目前,香港前十名的商业大家族,过半从事地产行业,可见,其财富的来源,并非为香港创造了真实的财富,而是部分建立在权力经济,土地经济之上。
香港与新加坡同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后的香港和新加坡,却渐行渐远。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制造业和贸易起家,后来发展服务业,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与香港的支柱产业,却完全不一样。目前,新加坡的支柱产业,是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旅游业。而香港的支柱产业,是零售业、旅游业、地产业、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特别是对于地产行业的依赖,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资源更为紧张,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却没有房产危机,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产行业的富豪,远没有香港多。但是,香港迟迟无法建立这种住房制度。香港的地产行业异常发达,富豪云集。而香港90年代以后资产过十亿美元的大富豪,几乎90%以上都涉足地产行业。
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地产行业的富豪非常少,而这个方面,香港却颇似大陆,表现了政治权力对于香港的经济结构的同化。
对于富商阶层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会结构失去了平衡,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中产阶层日益弱小。而在一个中产阶级弱小的社会中,生产与消费都是畸形的。
在产出领域,有什么行业比做地产更赚钱?在消费领域,有什么比奢侈品更让人着迷?
如此,则实业逐步被人遗忘。做塑料的李嘉诚去做地产了,甚至连做珠宝的郑裕彤,亦放着金碗不要,也去做地产。回归后的10年来,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8.3%减至目前的不到5%,服务业的比重,接近90%,而实际上,如果从80年代算起,香港制造业的下降幅度更猛。香港制造业的衰亡,不仅是其向珠三角转移的结果,亦是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恶果。
畸形社会结构的危害
同为小经济体,香港与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财富分布结构,亦大为不同。
香港四十大家族占据全港三分之二的财富,集中程度非常吓人。而新加坡则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富豪,亦无此集中财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国大陆。
以日本为例,一度财阀和门阀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社会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坛为标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强大族,同时,对于财阀进行了限制,一些大财阀被迫拆分。扫除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垄断势力之后,日本正式进入大众时代,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够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同时起步的国家和地区队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了十余年,当人们期待它起步走的时候,结果,它却最后变成向后转了。
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富豪阶层也许并非主观上希望成为豪族,但是,“港人治港”的政策,客观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归之后,这种势力则更是有增无减,甚至,成为豪族,已经开始成为很多香港上层社会人士主动的追求。
2003年,时任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率领8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来到中南海。在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余42人是家眷,比富豪还多,而在这42人中,很多是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诚就带他的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李兆基带着长子李家杰,曾宪梓带着小儿子曾智明。
荣及己身还不够,还希望把自己的声望与社会地位传给家族继承人,不仅实现财富的世袭,更实现社会地位的世袭,而这种变相世袭,恰恰阻隔了大众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会的不平衡。
正是这种社会领域的失衡,导致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不仅造成今日香港经济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体退化。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香港电影产业,自从九七之后,香港的电影就乏善可陈了,变得严格的管制,使很多电影失去了风韵,而香港社会的崩溃,使香港电影失去了根基与活力,那种草根性的情怀,大众性的娱乐,兼容并包的气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这两点,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在未来,香港经济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路,亦在于再造大众社会,重塑平民精神,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努力。
逐步改变治港思路
为今之计,香港回归日久,人心归附,一国两制,生根发芽,不客气地说,大商人已经不再是社会稳压器,失去了其利用价值。而最近几年,中国各种矛盾开始凸显,改革形势严峻,十八大提出,改革是未来最大的红利,而改革的最大阻力,即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者,不仅存在大陆,香港亦有。
同时,在香港的改革,比在大陆更为容易推行,香港是一个有草根传统的地方,纵使是豪族,亦只有商业地位,而无政治背景,不似大陆,要收拾一个贪官,涉及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有的甚至是世家,父子高官,树大根深,难以撼动。香港豪族虽从经济上富甲一方,却并无显赫政治地位。纵使是曾经受到过领导人关照,也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时势变,政治地位亦变。有权力之利剑,踏平香港各个山头,可谓易如反掌。
从国家对于香港的倚重程度的变化来说,亦需逐步削弱香港豪族地位,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地位非同昔比,上海,天津,深圳,广州等沿海城市亦兴起,香港作为自由港虽然仍然重要,但是已不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国家来说,整个香港的利用价值大大下降。
为今之计,为争取民心,推动改革,以继续平稳政权,提高执政合法性,获取大众对于未来改革的支持,中央政府应权衡利弊,果断抛弃不再有利用价值的香港豪族,平抑豪族,扶持农工,在政治上,推动社会阶层的扁平化,在经济上,发展多元产业,防止一业独大。
在全国范围内,随着中国增速的下降,从前的以增量改革为主的改革模式,将逐步过渡到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并重的模式。存量怎么改?说白了,经济上,加大开放,政治和社会领域,即打压富豪,收买底层,扩大政权根基。
在此大势之下,此前的香港豪族,从被关照的对象,逐步沦落为被疏远的对象,李嘉诚人中豪杰,已经看到这种苗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李嘉诚等商人还有三大未竞使命
对于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富豪来说,不管走与不走,作为曾经的获利者,其在大陆,在中国,未来还有三大使命需要完成,不能轻易一走了之。
其一是,兼顾民生,回报穷人
毋庸讳言,八九十年代之后,香港富豪靠的就是卖地修港口等大生意,靠的就是与权力的结盟,获得了财富,做的都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未来,随着香港贫富分化的加大,香港富豪需要实现平安着陆,通过投资不是太赚钱的民生领域,担负起社会责任,扶持穷人的责任。在大陆,实体经济凋敝,也需要大量资本的进入,未来,香港富豪不能仅仅投资地产等赚钱行业,也需要投资赚钱一般般的行业,赚点苦钱,为全国经济复兴贡献力量,而不是没大钱就撤。
李嘉诚曾言,他的习惯,是“不赚尽最后一个铜板”,不仅如此,未来可能还不能光想赚“最大的铜板”。
二,稳定香港,担起商界领袖的责任。
李嘉诚是华人世界数十年的商界领袖,甚至可以说是华人历史上最强势的商界领袖。其存在对于香港的象征意义,无可替代。
所以,李嘉诚对于养育他的香港,应该负有巨大责任,当下香港动荡,造成各方困扰,急需定海神针。李嘉诚理应成为香港稳定的基石之一。部分撤退,部分坚守。不能将全部家产都转移出大陆和香港。
李嘉诚可以撤资,也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但是不能秋风落叶,一扫而光。未来其在大陆,在香港,都应该留下标志性的财富与物业,刷好存在感。不能一走了之。见风就走非商界领袖之所为。若李嘉诚执意要走,恐数十年声望,将毁于一旦。若有所舍,有所留,虽牺牲部分利益,亦可保全声望,对各方有所交代,可谓两全。
其三是,必须要做更多善事,经营“社会事业。
经营企业,为商人本职,但是,在中国,尤其需要“经营社会“,这种经营社会,不是简单的勾搭官府,搞好政商关系,而是切实对于社会广泛领域的事务,做出贡献。如教育,社会保障,扶贫,科研等等。
香港富豪陈宗启一下就捐款3.5亿美元给哈佛大学,虽然捐款自由,但是,对比邵逸夫先生,可以看出一些奥妙,邵逸夫先生一生的财富,相对香港顶尖富豪来说,其实并不多,但是其名望高,地位尊崇,无它,舍得付出。国内遍布的逸夫楼,体现了其对于大陆教育的拳拳赤子之心。
虽然中国官方的钱财使用方法和过程,确实存在一些弊端,但是,这不能成为将“宁与友邦,不与家乡”的借口。未来香港富豪,需要加大在中国的社会事业投入,不仅做一个经营商业出色的企业家,还要做经营社会出色的社会贤达。未来李嘉诚人走了,社会事业仍需继续。
(本文作者: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智石经济研究院副秘书长、中国城市战略中心执行主任罗天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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