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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牌屋637】潘石屹那些未走出大山的童年伙伴：种了半辈子的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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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石屹家乡石咀村的村口。澎湃新闻记者 徐笛 图澎湃新闻记者 徐笛 发自甘肃天水 5月7日，周鸿祎新手机品牌发布会上，潘石屹、任志强、王功权三位好友悉数到场。倘若说这几位是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的“富朋友”，那这些年，潘石屹也并未疏远仍在老家的儿时伙伴。在拥有物质财富之后，潘石屹说，精神财富是鸟儿的另一只翅膀。在知天命的年岁，他的梦中更多出现了幼年时家乡的情景。他开始“扶苹”，乐意多回乡找同学亲友叙叙旧，在平凡的世界重新关注和接纳自己的出发地。然而，他从未走出故土的童年伙伴已将他们之间的距离视做“天壤之别”。 读书门庭和世代农民 潘永生望着他的苹果园。澎湃新闻记者 徐笛 图 甘肃天水是“陇上江南”，横跨两河流域，延续着8000年文明史。这里是中华人文始祖伏羲的诞生地。河西走廊上的这片土地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特产的花牛苹果表皮浓红，致密绵软，上世纪60年代因得到过毛泽东的夸赞而闻名全国。天水麦积区马跑泉镇的石咀村，是渭河中游一个普通的西北村寨。在贾樟柯监制的纪录片《语路》中，对着镜头，潘石屹回忆幼年在西山干农活时，看火车开过，总向往穿过山洞外面的美好世界。38年前，14岁的潘石屹走出石咀村。2007年10月8日，SOHO中国在香港上市。如今，他是身价上百亿的地产大腕。去年在兰州大学演讲时，潘石屹说，“我的小学同学13人，其中两个女生嫁到隔壁村，其他人都留在村里种地种苹果，只有我一个人走出来了。”这10个人里就有潘永生。从小学到初中，他和潘石屹是儿时伙伴。他说，“我们俩没有打过一次架”。潘永生是村里有名的种苹果高手。正值谷雨。何家山上，苹果树绽放着白色的五瓣花。远远朝果园望去，白雾雾的一片，清新可人。步行1小时的山路，潘永生带着澎湃新闻（）记者来到他山坡上的果园。这条路，潘永生走了近50年。自小住在山上，比起别的孩子，每天放学后他必须挑水上山，也常常独自把生产队分配的粮食背回家。每年4月下旬，潘永生和家人忙着赶在苹果花掉落前打上增长剂。如此，拉长苹果的形状，类似美国蛇果，出园价能从每斤一块八涨到四块四，颇受市场欢迎。潘永生属虎，和小名唤作“虎儿”的潘石屹同岁。同班有不少年龄比他们大三四岁的大个子孩子。因而，潘永生和潘石屹总是坐在教室的第一排，也很难和大孩子们玩到一起。在村头晒太阳唠嗑的老人口中，少年潘石屹“乖爽、聪明、爱学习”。在当地方言里，乖爽是脾气好、不惹事生非的意思。“石屹小时候也一样爱笑。”潘永生的印象里，潘石屹有修养，不善于言谈，亦不爱与人争高低。村里人认同这种本分和正派源自于家庭的熏染。“他们祖孙三代没有一个喝酒抽烟的。”70岁的吴彦田，曾经是马跑泉学区的副校长，和潘家交情不错，常在村里和潘石屹父亲下棋打牌，“我是看着潘石屹长大的。”潘石屹家是村里的“读书门庭”，太爷爷是秀才；爷爷上过黄埔军校；父母都毕业于大学。“他们家出了12个大学生，加上旁系姑姑家的，不下20个，那是村里第一家。”吴彦田介绍说。在家谱上，潘石屹的爷爷留下的一句话成为家训——“人生，至要莫如教子，至乐莫如读书。”这份延续让潘石屹的父亲也颇为自豪，“我们潘家是读书人家，没有断代，传承下来了。”打小，潘石屹的成绩一向优异。潘永生知道，潘石屹家对学习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平常的农村人。“上学教的课，前一晚石屹妈妈就已经教会他了，所以老师提问的时候，他上去就能答。”11岁时，潘石屹的母亲瘫痪卧床，仅靠父亲一人的劳力和收入拉扯5个子女。拮据贫苦的生活致使两个妹妹被送了人，潘石屹心觉“这日子没法往下过了”。和潘石屹一样，年少的潘永生也面对着母亲生病带来的困境。作为兄妹中顶梁柱，他俩都不得不以单薄之躯挑起家中重担。“利用课余时间，帮生产队放牛、干农活，多挣几个工分贴补家用，上初中的时候，还背着大粪在麦田洒肥料。”潘永生回忆。潘压旭比他俩大5岁，那时也在一个班级。现在已经是一家砖厂老板的潘压旭，至今还清晰记得上世纪70年代村里各家的穷苦窘境。“每人一年只能分8斤麦。没粮食，就磨出麸皮做馍馍吃。当时一包盐1毛6分，我们家买不起。石屹家的情况也差不多，说起来心酸得很。”纪录片《语路》中，潘石屹坦言，“从小就对钱有了一个特别大的渴望。有了钱的话就可以给我妈妈治病。”这或许成为少年潘石屹向往外面世界的原动力。 16岁的人生岔路口 潘永生的屋内，早不烧炕了，他说，现在都用电热毯了。澎湃新闻记者徐笛 图
学生时代，潘永生恰逢“文革”十年。那个年代，他和潘压旭、潘石屹的出身都被划为了地主家庭。“当时政治气氛浓厚。开班会，我们三四个‘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要离开教室。我和石屹就在平房背后坐着。有一次我心里难受，就掉了眼泪。”在谈论当年的政治环境对自己幼年人格的影响时，潘压旭依然沉重。类似的压力体会在潘石屹的身上可能更为深刻。“石屹从爷爷那辈开始就被划为地主了。”潘压旭说。那时，即便成绩遥遥领先，潘石屹也很少发言，低调处世。家庭成分不佳，连上学的报名费都要翻倍。并且，无论成绩如何优秀，也绝无获奖学金的可能。只有1973年，期末考恢复并按成绩评奖，潘压旭和潘石屹才各获得一支油笔以兹鼓励。说起后来潘石屹放弃体制内的安逸下海经商的惊人举动，潘压旭感慨，“十年动乱，翻来覆去把人折腾得不行。石屹的父亲就是体制内的，被打成右派，（他们家）对这方面可能是厌倦了。”吴彦田也告诉澎湃新闻，平反之后，潘石屹的父亲曾在清水县轮流当过几个区长，退休时的职务是清水县政协副主席。潘石屹很注意和政界保持距离，“官商太亲密，容易出问题。”临近初中毕业，潘石屹因二叔当高中数学教师的缘故，幸运突破了出身的束缚，与潘压旭相会高中。而潘永生却经济困难无奈辍学务农。说到这里，潘永生的声音停顿了下来。16岁的这一年，他和童年伙伴潘石屹站在了人生的岔路口。知识改变命运。1978年恢复高考后，潘石屹虽第一次落榜，但坚持补习一年后顺利走出天水求学，自此踏上了与小伙伴们截然不同的道路：1984年，潘石屹从石油管道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工作。3年后，他毅然辞职“下海”。不久，同冯仑、王功权、张民耕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前身）。此后，他闯荡北京，建立北京万通，随后创办SOHO中国。 妻子病逝后的一次相见 而就在潘石屹风生水起四海闯荡的年代，以土地为生的潘永生，在土地承包制施行后，与苹果结了缘。逐渐地，他摸出一些门道来，成为当时了不得的“万元户”。一下带动村里人都种上了经济效益更高的花牛苹果。潘永生的苹果种得认真。春天巡查，刮掉病坏的树皮，洒上药；等到开花，仔细喷洒增长剂；花一落地便抓紧打农药；接着趁早摘除树上多余的果；再关键一步就是施肥。九月中旬即能迎来花牛苹果香甜的采摘季节。栽种苹果的34年来，潘永生不断学习管理，改进技术。他四处参观基地，请园艺站老师指导。最早将果树的枝干分布从蔬散分层型改为纺锤型，亩产直接从4000斤翻了一番，品质还更好了。潘永生的苹果不愁销售，常年客户都得提前预定，拉上货就走。“卖得好着呢”，他语气自豪。2013年11月，潘石屹无偿为天水苹果代言。两个月后，天水花牛苹果集团的“潘苹果”通过电商平台、超市等渠道逐步打响了知名度，设于银河SOHO的实体店也亮了相。发布会上，潘石屹公布了一段回乡视频。看着正在种苹果的儿时玩伴，他说，“恍惚之间，我觉得我们的角色互换了，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没有把我留在大山里种苹果。”潘石屹称“扶苹”是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为家乡搭建一座桥梁。“每年我回老家，看到我的童年的小伙伴们都在种苹果。苹果已经成为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我愿为家乡的花牛苹果尽力，帮助推销他们种的苹果，让他们收入更多、生活更好。”“潘苹果”的种植基地主要位于距离石咀村15公里的花牛镇南山。潘永生告诉澎湃新闻，同样的花牛苹果，去年因为果商的出价并不让人满意，不少石咀村的果农没有选择“潘苹果”的收购渠道。“定的价格不算低，但是下面没执行好。”虽然如此，潘永生还是感念潘石屹没有遗忘家乡还在种苹果的伙伴。他提起，就在前年秋天的一个大雨天，潘石屹请来的日本和北京的果实专家还来到自己家里，教授无公害果的栽培技术以及防虫害的方法。2013年7月，潘永生的妻子因病去逝。“血管长了瘤，六七年了，这次没能救回来。”陡然的变故打破了潘永生已然习以为常的生活。没想到，3个月后，潘石屹回乡，特意上山去寻他。“我正好不在，回家路上碰见了。石屹知道这个事情，到山上来找我。见了一面，他问了具体的情况，坐了一阵，走了。”对儿时伙伴的这次造访，潘永生感到高兴。“人家也非常忙嘛，到我这里来一次挺不容易。确实好。” “他都成大款了，我还是个农民” 潘永生坐在沙发上，旁边是妻子的遗像。澎湃新闻记者徐笛 图 在何家山上远眺，可以看到山下的一座凉亭，那是潘家先祖的墓地。少年离乡之后，潘石屹除了春节很少回来。近些年，次数却频繁起来。过去，他向任何人回避曾有的贫困；可过了天命之年，他对央视记者说，“这是我的财富，正因为吃了这些苦，才有了对这个社会的理解。现在时常梦到的，是小时候在天水爬山、过河沟。”在家乡，潘石屹出资把潘集寨2公里的主干道修缮成了水泥路；山坡上栽种了固土美观的柏树。而他最花心思的，是在教育上：捐资了母校潘集寨学校和村里幼儿园；修建天水二中的校门和围墙；为天水学校的贫困儿童建造有水冲式厕所和能淋浴的卫生间。“我跟太太反复探讨，在50岁之前要拼命赚钱。这个人生目标已经完成，我们赚了不少钱。50岁之后，我们要把这个钱花出去，要花好。”潘石屹夫妇认为该花的地方就是教育，“这是对人真正的改变。”4月15日，潘石屹在“上交创业汇”论坛上这样说。然而每次回到村子里，追逐而来的人络绎不绝。“好多想办事的找他，推也推不及。”吴彦田说，甚至有老妇拿着文物想找潘石屹鉴定。有一次潘石屹为祭奠母亲回村，几个大学生找上门被潘石屹拒绝说“我母亲的3周年纪念日，悲痛得很，你们找我干啥”。吴彦田觉得，在这么多人面前，潘石屹还要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潘压旭记得，约是2010年，潘石屹回天水，在大酒店摆了一桌，召集老同学聚会，这才把离散多年的同学情连上了。两三次难得的聚会，潘压旭都在场。“点了好多菜。石屹他不抽烟不喝酒，席上大家就喝着饮料，但是聊得很高兴。”潘压旭笑着说，“他还记得我小时候采别村洋槐树籽被扣的事。”见了面，潘石屹还给每个同学包了1000元钱。“想要给个纪念也不知道想要啥，你们想要啥就买些。”到了2013年国庆，潘石屹还邀请了11个同学上北京，转了八达岭长城、故宫、天安门、“鸟巢”以及他的SOHO。“石屹所有的建筑都很有特色。银河SOHO像三个牛粪便便团在那里，介绍说这个女设计师原来也放过牛。”而对于长城脚下公社的景致，农村人潘压旭没有太多惊喜，倒是一晚4万的价格让他咋舌。吴彦田介绍，至今石咀村人均年收入不到1万的还有20-30%。聚在一起的时候，老同学很少问与潘石屹生意有关的事情。“差距太大了嘛，人家搞那么大的事情，看法跟我们不一样。”但潘压旭觉得这个“做大生意人”的老同学本质没怎么改变，“不打诳语，不炫耀自己，给人感觉挺好的。”潘永生也同意，“本质还是很好的。”只是，不知是否只有高中同学被通知，近年来的这些聚会潘永生都没有参加。“我不知道有这个事儿。而且就算知道，我也不会去。没心情。”在潘永生看来，自己和砖厂老板潘压旭不同，即使和潘石屹坐在一起，也说不上什么话。“他们至少还都是做生意的，有共同话题。”而更隐秘的原因，来自于这个西北汉子从未跟人提起过的陈旧心事。潘永生现如今仍住在半山腰的瓦房里，空落落的墙上贴着一张孙子在幼儿园获得的奖状。女儿嫁到邻村后，潘永生把果园分给了两个儿子。“50多岁，老伴不在，对孩子的责任也都尽到了，没啥牵挂。”半辈子的积蓄随着妻子的3次手术，儿女进京读大学以及婚嫁盖房，所剩无几。孤单地坐在条纹鲜艳的沙发里，潘永生愈发显得神情落寞。啪嗒，按下打火机，他点燃一支烟，深吸了一口。苹果种得最好的时候，潘永生曾满怀雄心扩张家业。可是，老伴和母亲为此陷入了长期争吵。这份阻力让潘永生始终无法实现心中的宏图大志。“一辈子施展不开，家里的事情把人冤枉着，我苦得很。”这样的有心无力，让潘永生充满遗憾。再加上接管果园之后，儿子“下田少，对果树不上心”的态度也让他记挂。“上午干完农活，下午不是打麻将就是喝酒，容易满足。”潘永生说，“我对果园确实是看得比较沉一点。啥地方不好，就想着补救。现在的娃娃，就感觉不太（把它看得）咋样。”春耕秋收，每年看着慢慢结出红彤彤的果实，潘永生总是心生欢喜。他对苹果的感情深沉，也心怀感恩。“一个农民一年上这么几天地，收入就有10多万。真的在社会上工作，也要有能力的人每月才能挣到四五千。”他希望儿子能够珍惜这片土地对果农的厚待。从未离开过世代以耕种为生的黄土高坡，潘永生觉得做农民挺好。至少，不缺吃穿。“以前三天能吃上一顿白面就已经好得很了，现在一天三顿还要挑着吃。”“石屹事业做得那么好，我为他开心。他都成大款了，我还是个农民。人家上天了，我还在地上。” 特别提示：为了给广大网友提供更优质、更人性化的服务，纸牌屋已正式启动VIP组计划。如果您愿意加入VIP组计划，直接向我们的后台回复：姓名+单位+职务+邮箱，我们有专人维护。加入VIP组计划后，您可以享受以下服务：1.不定期接收到VIP组专享优质内容；2.获得只对VIP组开放的线下活动机会。赶快加入我们VIP组吧。温馨提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张牌是谁。纸牌屋（微信号：zhipaiwu）正式上线。这是一个关于人物的新媒体产品，除了我们自己的团队，我们还拥有当下最优秀的一批独立撰稿人、资深人物记者以及业界、学界精英作为纸牌屋的作者。我们可能不会记录所有的热点人物，但我们会为读者奉上有角度、有深度、有态度的原创人物报道和人物述评。感谢您的关注，更希望您别客气，直接微信告知您的批评和建议，也希望您能推荐感兴趣的人物。这是一个互动的平台，没有你们，就没有未来。是我们的邮箱，我们正欲搜寻佳作“那些在生命中影响过我的人”，欢迎赐稿。纸牌屋APP内测版也即将上线，敬请关注。现在回复“目录”，可获得【纸牌屋】往期精彩内容的完整目录。下面的文章获得了最多的阅读，我们认为有义务告诉大家。回复数字即可取阅：【纸牌屋001】青年王沪宁回复001【纸牌屋019】李书磊：从北大神童到中共文胆回复019【纸牌屋054】邓紫棋，差不多是时候了回复054【纸牌屋060】红色后代在广东回复060【纸牌屋071】柴静的是与非回复071【纸牌屋075】秘书老虎回复075【纸牌屋092】无锡周氏回复092【纸牌屋093】周滨是谁？回复093【纸牌屋115】金庸：二流口才，一流文章，最好的朋友回复115【纸牌屋129】胡德平：大老虎是践踏法制的祸害者回复129【纸牌屋135】任志强：我认为应该支持当前的改革回复135【纸牌屋149】浙江常务副省长蔡奇：“大V”再去职回复149【纸牌屋151】“拆迁市长”耿彦波启示录回复151【纸牌屋159】凋零：那些逐风而逝的新闻传奇回复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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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年前，我们深入闽东北的大山，一路好山好水，好诗好茶，恍若游走于泼墨重染的山水画间，青山满目，梦笔生花。　　如果说山水陶冶的是性情，是一席丰盛的山水人文盛宴，那么，大山深处古村老宅里的质朴生活和生动细节呢？那古朴的民风，简单的欲求，虔诚的姿态，那种源于生命的温暖和力量，触发的是灵魂，触发的是对生命和生活本身的尊重和领悟。　　所以，在闽东北众多的山水人文胜迹之中，时时忆起的是那些历经沧桑的古村镇，是耕作归来的孩子的明亮笑容，是夕阳下街巷间老人佝偻的背影，是村头祠堂里村民虔诚的祭拜，是老戏台上老艺人物我两忘的演艺……　　在闽北，这样的地方很多。于我，印象最深的要属政和县杨源乡杨源古村了。那一晚，梦到自己又回到鲤鱼溪畔，与汲水的老人攀谈，在老戏台前听四平戏，到曲终人散，还独自流连。在离开一年之后，梦到杨源，又想起新娘茶，四平戏，鲤鱼溪。　　　　大山深处的美丽村落——杨源古村　　在闽北的大山深处、蜿蜒九曲的鲤鱼溪畔，有一个很美的村子，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有水乡的诗意和韵味，这就是杨源古村。　　在这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村，古宅、宗祠、家庙、古戏台、风水树，水尾桥散布其间，保留着历史的记忆，发挥着传统功能。世世代代在这里过活的人们，延续着古老朴素的传统，如乡规民约、庙会、土戏、新娘茶等。在农忙闲暇，三五成群，坐在田垄边或老树下，唱起传唱数百年的四平戏，然后一人唱众人和，传说中田园牧歌的生活。也有三两村人，在茶余饭后，坐在门槛边，看鲤鱼溪里鲤鱼如织，望向后山，那株倒栽的柳杉欲言又止。于是，村人讲起那遥远的故事……　　据传这棵倒栽的柳杉，为唐朝乾符年间省招讨使张谨之子张世豪所栽。因张谨战死政和后，葬在铁山镇，一年后，张世豪来郑和祭扫父墓，在经过杨源村时，被钟灵毓秀的山水所倾倒，于是随手拔下一棵杉树，倒插在泥地里说：此杉若能活，吾必常住于此。又随手抓过几条鲤鱼，丢在路边的小河里说：如果来年树真的能成活，鱼能成群，说明这里确实是个风水宝地。又过了一年后，树竟然活了，鱼也成群了，这就是著名的倒栽杉和鲤鱼溪。不久张世豪举家迁到这里，成为杨源村的开基祖先。张谨子孙还将家乡（河南、安徽一带）的四平戏带到了杨源。　　为了纪念张谨和他的副将（郭姓副将），杨源人在每年的八月初六和二月初九（两位先祖的生日），都要举行重大的庙会，来祭奠他们的祖先。每到此的前一天，杨源的村民要派人先到铁山祭扫张八公，从坟上采来青枝，挂在英节庙内戏台的左柱上，再于次日举行隆重的祭祖巡游仪式，然后请来戏班，练唱三天三夜的四平戏。为了祭奠祖先，张家子孙学唱四平戏，组建戏班，保持这道祖先惯常享用的文化珍馐，使之能够年复一年地出现在祭台的供桌前，四平戏就这样保存了下来。　　如今，在这个美丽的古村落，村人们过着传统质朴的生活，天地人和，安然自足。对人、对自然、对历史保持着质朴的感情与和谐的态度，保持着人类最早最朴素的文明。比如这四平戏、新娘茶、鲤鱼溪。　　　　——后山上，挺拔的倒栽杉，站立成永恒。　　　　——傍晚溪畔洗菜的老人，皈依于生活，无比虔诚。朝圣的姿态，宁静安详。　　　　——山前溪畔，美丽的村落。老宅缄默，载满沧桑的记忆和质朴的生活。　　　　　　　　古村里的传奇——四平戏　　跟从地方旅游和文化部门，按图索骥，找到村里的四平戏艺人。在古村文化社，艺人拿出那些尘封的泛了黄的剧目手稿，声情并茂地讲解，饱含着热爱和隐忧。　　四平戏在这隐秘的山村流传了四百余年，在戏剧界已是传奇。尽管目前面临着艰难的传承，但有这些民间艺人，源于由衷的热爱，源于对祖宗的敬意，他们以青春和生命来呵护，就像对待鲤鱼溪里那些鲤鱼，为他们建立起自由的王国。然而光靠民间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和更多的人来关注和支持，共同保护我们珍贵的曲艺文化遗产。　　　　　　应我们恳请，艺人清唱一曲新谱的《四月天》。在这最美的四月天，悠扬的曲调，从黄昏时分的鲤鱼溪畔，飘过村头祠堂、家庙、水尾廊桥，传到放学回家的孩子，传到溪畔汲水的老人耳边……艺人久久地沉浸其中，那么动情，那么投入，让人由衷敬意，又不禁动容。　　&&&&&&
　　——刘黑（政和县旅游局的光杆司令）拷贝给我。　　“古有李白，今有刘黑”，自命不凡的刘黑，是一个快活风趣的老头，笑起来腼腆纯真。对脚下的土地满腔热诚，无比敬业。说起四平戏来，眉飞色舞，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而又那么郑重其事，因为那是父老乡亲的重托，也是历史赋予的使命。　　　　——尘封的泛了黄的四平戏手稿。　　　　——村头古戏台上的四平戏——“中国戏曲的活化石”。该图片来自网络。　　　　　　——修缮中的古戏台，等待下一幕剧目精彩上演。　　　　　　——村里文化社，四平戏民间艺人，以心血浇灌，让四平戏的老木逢春，让人崇敬。　　人鱼同乐的人间天堂——鲤鱼溪　　鲤鱼溪里鲤鱼成群，被村人小心地喂养和保护，一个个肥硕，安逸，游弋，追逐，或打着瞌睡，在这自由的国度里，过着天堂般的生活。　　我们买来一串串光饼喂它们，这些顽皮的家伙，争抢着游过来，伸手可以摸到它们滑滑的额头，它们并不躲闪，俨然早已成为人类熟识的朋友。　　在溪水的尾部，青山之前，立着一个鲤鱼陵，村人将死了鲤鱼安葬在这里，背倚青山面朝清溪。　　　　——村头，鲤鱼溪上，水尾廊桥。　　　　　——鲤鱼溪畔，人鱼同乐。　　　　——鲤鱼陵，山前溪中的鲤鱼老死后的安身之所，坟前长年香火不断。　　大山里最美的习俗——新娘茶　　“端午到，新娘闹”，说的是每年端午节的前一天，即农历五月初四，村里所有在这一年内（从上年端午到本年端午）娶新媳妇的人家，都要置办丰盛的“新娘茶”——茶宴，来招待乡亲。　　办“新娘茶”时，新娘要准备许多红喜绳，每根长九尺九寸，客人喝完茶要离开时，由新娘亲手披挂在客人肩上，客人笑纳后要频频表示恭喜。这一习俗文化含义在于九和酒谐音，表示主人以茶代酒感谢乡亲的帮助；对客人而言，带走喜绳，意味着从主人家借到喜气，讨到吉利，一年中就能合家平安、万事如意。　　沿着鲤鱼溪，我们遇到一户人家在准备“新娘茶”的红绳。围上去，有姑娘迎来相送，我郑重其事地接过来，看到她美丽而淳朴的笑容。那根红线一直留着，带着新娘温柔的祝福。分类： |大山深处的人口生意_尚文频道_新浪网
大山深处的人口生意
　　吴正莲的故事听起来很传奇。贩婴，被捕，外逃，出嫁，再次被捕。吴正莲的人口生意，在拐卖妇女儿童故事的一般框架之外。从云南到河南，她的生意包括她自己，人口在以商品形式隐蔽地流动。放进那偏远山区的环境里去考察，很难用道德伦理责难这位案中人。
　　吴正莲的故事听起来很传奇。贩婴，被捕，外逃，出嫁，再次被捕。她不是在街头拐骗孩子再转卖各处的人贩子，而是买来父母“养不起”的婴儿再转手出去。也不是被强迫卖入山里的妇女，而是为了躲避被捕，来到河南的第二任丈夫家。吴正莲的人口生意，在拐卖妇女儿童故事的一般框架之外。从云南到河南，她的生意包括她自己，人口在以商品形式隐蔽地流动。放进那偏远山区的环境里去考察，很难用道德伦理责难这位案中人。
打工经济改变了苗族人以女性为尊的风俗，在男子念书打工，女子失学嫁人的现实里，女孩子越来越被轻视
关山村只有一台电视机，白天几乎看不到大人，孩子们带着小狗在山上游荡
　　普通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案子里，一个人贩子不能落网，最严重的后果是，很多家人无法沿着线索寻觅自己的孩子。吴正莲这个名字作为A级通缉犯，从2008年8月开始至今年11月她被捕已经3年时间。但是真正引起河南警方注意，却是从今年网络帮助失去孩子的父母展开寻找的民间活动开始，那些在逃的人贩子的信息都被网友公布在网上，使各地警方都加大了搜查的力度。在南阳这个行动叫做“清网”，熟悉本地情况的警察开始给所有外来人口核对信息，而一个叫“熊中仙”的云南籍媳妇的信息出了问题。
　　已经嫁到南阳桐柏县回龙乡郭庄村的熊中仙，当地人只知道她是云南人，带着一个女孩子来，是“给领来的媳妇”。熊中仙的丈夫说，和她在广东打工时认识。村里人却猜测是花了钱，说：“这个媳妇带着孩子又年轻，不是从家里逃出来，就是跟着我们村的人跑了。”这里地处桐柏山腹地，能从外头领回一个媳妇，村里人都觉得是“好事”，很快就接纳了她。熊中仙几乎不说话，而且很少出门，头发留得很长，遮住脸，村里人一直以河南人的传统，以为是这个媳妇带着孩子，怕原来的家人来找她。
　　郭庄虽然穷，但丈夫对她很好，熊中仙和公婆丈夫一起住，总是自己带着女儿吃剩饭，不上桌子。女儿今年刚满3岁，就送进了村里的幼儿园。幼儿园每个月要收一百来块，村里只有外出打工收入较好的父母才会送去。“她在家里就绣鞋绣鞋垫，花样子描得很好。可是外边人去找她，她又不见。”村里人不知道她是苗族人，以为这是个“乖媳妇”，“外面来的媳妇总要闹一阵，打骂了才听话，她却一点不闹。”熊中仙一点也不委屈，每次去接女儿放学都很开心，“她唯一说过的就是没想到能让女儿上这么好的学”。
　　所以，11月6日警方出现，向村民们宣布一个叫“吴正莲”的人贩子藏身村里的时候，谁也没联想到熊中仙身上去。村里人不关心谁是在逃的通缉犯，至于警方说“吴某某一个人不归案，造成20多个家庭骨肉分离难以团聚”，对他们来说更难以相信。南阳警方调动了86名警力，先是和村干部联手，给村里70名青壮年劳力每人发50元误工费，让他们到附近的矿山上去帮助挖掘泄洪通道，11月7日早上突然到村里抓熊中仙。村里人误会警方是来“解救”被拐卖至此的妇女，一起追到了村外暴涨的河水边。警察背着她过河途中，她把警察头发扯住，突然要跳河，结果4名警察抱成一团，终于把她挪过了河岸。村民们一开始很气愤：“人家都不愿意走，警察这不是抢人么？”直到警方再次出现把通缉照片、清查通缉令等拿出来，村里人才开始议论，“是很像，但是她胖多了，也白了”。他们才逐渐相信，这个一直躲起来不愿见人的云南媳妇，是一个参与多起贩卖婴儿的逃犯。
　　暴露了吴正莲踪迹的，是她已经3岁大的女儿。2008年8月，吴正莲的第一任丈夫侯袭鸿被判处无期徒刑，这在文山州2001年的一个百人跨省贩婴大案之后，是最重的刑罚，而2001年则判处了4名死刑。吴正莲因为参与运输婴儿被捕，当时她刚生下一个有六指的女儿。因为哺乳期妇女可以监外看管，吴正莲趁机带着女儿逃走了。今年11月警察在幼儿园和在她的老家云南省文山州都得到了孩子是六指的信息，才确信熊中仙就是吴正莲。吴正莲1985年出生在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八宝镇的关山村，2003年嫁给了邻近的杨柳井乡落水洞村的侯袭鸿。
　　文山的广南县和富宁县都与广西百色地区相接，山脉贯通，远离交通要道。从2007年开始侯袭鸿和吴正莲夫妻开始在山里购买不足岁的婴儿，转手卖给广东的下线，再一层层转卖出去到全国各地。侯袭鸿的大姐侯贵萍告诉本刊记者：“我们以为他们俩出去打工了，2005年他们有了儿子，在我们这里，侯袭鸿是长子，按理他有了儿子就可以分家了，可是家里没有钱，盖不起房。他和他老婆就想外出打工去。”侯袭鸿是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跟着人去过广西、广东，他的弟弟也去了东莞一家厂子，已经有3年没有回来过了。侯袭鸿的父亲早年去世，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已经年过七十，一共二十来亩地，都处在特别陡峭的山崖上，间杂巨大的乱石，现在只有老母亲种的一点点玉米作为口粮。两兄弟都选择了放弃务农。“我这两个弟弟都说，饿死也不能在家种地了，干什么都能赚到钱。”大姐侯贵萍说。
　　侯家所在落水洞村，是散落了四五户人家的一个山坳。他们的房子还算好些，邻居一家完全是在石头岩壁边上搭了一间草盖的房子，上下还得自己架着梯子。每户都养了两头牛，一两头猪，还有一些鸡鸭。各自有精准的用途。“小孩上学前，要一年卖一头牛2000元养小孩，上学之后就必须有打工的供他读书。鸡鸭卖掉作为零用钱，山上收的玉米就是口粮。”直到现在只有一家安了电话，有一台只要开着就放着湖南台的电视，没有自来水，政府在2004年给这里接了一条可以引山上水下来的管子，安在侯家背面山坡上，于是其余4户都得每天挑着担子过来担水，没有人家有钟表，看天光过日子。
　　吴正莲的娘家在八宝镇交播村的关山村。关山说是个村，总共也只有5户人家，几乎没有一点平地，两个山头之间的小山谷里顺地势盖着石头的房子，各家的土地不过三四亩。吴正莲家的土地要翻过一道山岭，本刊记者看到，从山顶看下去，这些像水波纹一样扩散出去的梯级土地，最上面的只有两个井盖大小，往下稍大一圈而已，只有一些玉米和蔬菜。吴家有三姐妹一个弟弟，除了弟弟念了几年书就打工去了，三姐妹都是文盲。吴正莲的大姐先嫁到杨柳井，认识了侯袭鸿也出嫁了的姐姐侯贵芬，然后才介绍着她嫁了过去。
　　但是吴正莲是见过世面的。八宝镇整体的经济比杨柳井强，历史上就有官兵驻守，很多隘口的人家过去都是军人，吴家在关山有两家，彼此世代交好。吴正莲的父亲是一个特别严肃要面子的老人，他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有一个被通缉的女儿。吴正莲第一次被捕就是带着女儿在娘家，警方隔段时间就要上门询问有没有吴正莲的下落，他都一概拒之门外。甚至站在家门口来回巡视，不准警察把通缉告示贴在自家墙上，结果警察只好贴在了邻居墙上。
　　从吴家出来走10分钟乱石堆，就可以看见贯通云南和广西的312国道，在高速公路没有修好前的十几年里，这条国道满是装载车辆，经常下雨滑坡造成大堵车，非常热闹。虽然没有上过学，吴正莲却很向往外部世界。“这里的女子不能自己出去，要嫁人之后，才能出门。”杨邦才说，“嫁人也不考虑，都是附近的姐妹嫁到哪里，过了年或生了孩子之后，就开始带着人嫁过去，也有的连着几个嫁到广西去。”侯袭鸿和吴正莲都没有前科。从年被捕，侯袭鸿总共贩卖婴儿11人。2008年过完年，夫妻俩开始自己动手盖一间三室一厅的砖头房，侯家母亲问哪来的钱，“他说打工挣的，还有贷款”。一共2.3万元，母亲在他们被捕之后就带着孩子住了进去，“不知道现在他们的贷款咋个还法”。
　　侯家老母亲70多岁了，两个孩子是侯袭鸿和弟弟的儿子，脏得浑身看不出一点颜色了，却和奶奶之间感情很深。得到的第一块糖，第一瓣橘子，都是伸到奶奶嘴边，虽然一句话不说，两个孩子却喜欢跟着外人跑。“我养了几头牛，每年卖一头，养两个孙子。”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全都被判刑，对于母亲来说却完全没表现出任何怨恨、悲哀或凄惨的神色。她还是热情招呼着每个外来人，去一趟集市，背篓里就装满了给孩子们买的最便宜的零食。吴正莲和侯袭鸿的儿子已经6岁，很爱笑，还没有起名字。
　　侯袭鸿夫妻的人口生意并不难做。他们有两条稳定的上线――熊友玉、熊文礼母子，和一个叫“卜梯”、汉名陆寿龙的50多岁的壮族人，是邻近的广西那佐乡的。还有一个大人贩子农荣立，专门在广东等着收婴儿。上下线从不互相改变位置，农荣立也可以到近处接收婴儿。总体是搜寻广西和云南交界山区的婴儿，绝大部分是女婴，过广西往广东去转卖。熊友玉50多岁，熊文礼也是1985年出生，他们和陆寿龙都有空闲时间，又熟悉山地，到处走访山里人家以千元左右的价格购买婴儿，再转卖给侯。熊家身在最陡峭的龙哈村的窑子坪地区，直到现在前往龙哈的公路还没有完全修通，熊家母子和陆、农都已判刑入监。
　　这种生意的开始是侯贵芬的丈夫王兴国介绍的。和后来的所有案件一样，第一个婴儿就说不清来历，只知道是通过一个叫“节骚”的人介绍，一个苗族人背着到了王兴国家，王兴国和侯袭鸿一起给了苗族人1500元。侯氏夫妻再把婴儿带到广西或广东给人贩子农荣立，少则挣几百元，多则元。婴儿到了农荣立处，她再转卖给其他人贩，孩子们就这样杳然无信了。人口生意的成本很低，像熊家母子和陆寿龙这样的收购婴儿的下线，利润较低，一般只有一两百元的信息费，参与运输才能拿到一两千元。
　　吴正莲和侯贵芬都是专管运输的中间人。他们得利较最下线高一些，也要承担更大的风险。侯家姊妹有两男两女，大姐侯贵萍十几年前就得了眼疾，现在除了一点光线什么也看不见了，还满地给来者摸索小板凳。二姐侯贵芬嫁给了西洋村的王兴国，侯家小弟和弟媳在外地打工，已经有3年没有回过老家，也没给老人孩子寄过钱。涉及贩婴的侯袭鸿和侯贵芬姐弟俩，是四姐妹中最聪明的，性格也外向。侯家母亲告诉本刊记者：“给两个儿子上学到初中，姑娘没有上学，以前孩子多，女娃娃十四五岁就定亲了，娘家是不管的。”
　　侯家并不是传说中的贩婴家族，虽然有4人参与贩卖婴儿，但是家中其他人对此事和案中的其他人贩子却不认识。“他们应该就是说出去打工，其实琢磨出了这件事，就保密着做。”贩卖婴儿一般是男人负责联系和收集婴儿，女人负责运输，背篓里有个孩子的少数民族妇女，无论到哪里都不容易暴露，夫妻一起是正常的，但连带亲戚朋友风险就大了。但因为吴正莲和侯贵芬关系好，两个人一起背着娃娃去广东卖还可以做伴。这种生意因为成本极低，一般较大的人贩子都会给做中转运输的侯氏夫妻比较高的报酬。吴正莲小心谨慎从未出过事，唯一的事故就是侯袭鸿自己亲自运送的一次，1000元从一个叫“连咒”的苗族人手里收来的女婴，去送给农荣立的路上遇到了警察。侯袭鸿心一慌就往山上跑，把女婴随手丢在了山上，但农荣立依然付给了侯袭鸿1000元钱作为补偿，而这个女婴的来路和生死至今再无人知道。
　　广西云南交界的贩婴案，最大的特点就是，婴儿大都被亲生父母售卖。这些怪石丛生，没有耕地农田的少数民族山区，对于没念过书而又赤贫的父母，贩婴只是被法律禁止。
　　伦理难题
　　无论是在公检法哪个层面，想找到被害人，就是那些被贩卖的婴儿的父母都不容易。警方也曾经找到案件中一些可能是出卖婴儿的家庭，希望对方予以作证和指控，但是他们却并不愿指控。唯一能找到的、被吴正莲夫妻转卖过的婴儿的来源，是广南县坝美镇者烈村民委三卡小组的刘太翔和汪文兴。这两个人在村里是出了名“上山捉鸟”的好手，从没出外打工，日子只能糊口。2008年3月刘太翔在街上遇到陆寿龙，陆寿龙问他能否找得到婴儿，20天后刘太翔将陆寿龙带到了自己家。刘太翔30多岁，住的房子还是草房，他不再承认自己卖掉了女儿，但是他抱怨现在的两个儿子他已经“养不起”了，两个孩子穿着脏兮兮看不出颜色的衣服，光着脚头发打着缕。女儿当时卖给陆寿龙他只要了1200元，陆寿龙转给侯袭鸿的时候已经卖到了3600元，而农荣立的最终收购价是5800元。
　　刘太翔并不知道此后孩子的价格和去向，也不关心，他甚至还把这个生意当做经验告诉了汪文兴。而2008年7月，汪文兴卖掉的，是自己的孙女。汪文兴的大儿子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女儿是第二胎，但是作为公公，汪文兴实在希望能再要一个孙子。汪家儿子儿媳都默许了他的做法，没有半点怨言和反抗。他们面对本刊记者，只摆着手表示听不懂外来者说话，一家人的午餐就是老南瓜和苦菜叶，没有大米和白面，但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儿子。
　　在本村行医20年的乡村医生张始文负责镇上两百来户人家的计划生育工作，对于谁家有孕妇产妇却并不太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现在基本也是只要两个孩子了，但是这里女人身体不好的非常多，做避孕不好做，会让她们身体更差。”张始文告诉本刊记者，其实另一个原因是苗族女子很少就医。“孩子生出来扔掉的很少见了，但是转手给人，也不能叫做卖，毕竟才卖一千来元钱，他们都叫营养费。”张始文认识陆寿龙，他说，“这个人虽然被判了刑，在我们这里却是个有名气的人物，我们都喊他‘卜爹’，就是叫老一辈大伯父的意思”。张始文说，陆寿龙能言善道，总说“外面广西的好人家，要抱个孩子去养”。虽然陆寿龙是广西人，却常年奔走在云南山区里，“广西百色那边的镇子经济是比这边好一些，过去媳妇都愿意嫁过去”。这些山区要往云南腹地走非常困难，但是盘山路可以一直到广西的北海，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们把广西当做通往广东和海南的中转站，打工人口都走这条路。“只要是往广西去，我们就觉得是去富裕的地方了。”
　　广南县苗族文盲中七成以上是女性，“她们缺乏很基本的健康知识，又不相信汉族医生”。医生很难见到病人主动来就诊。“每次我都到村长家里，让他用喇叭喊人来。”但只能来一些老人孩子。集市上每个礼拜都在显著位置有一些祖传的医药摊点，女人们当街给人医治，药酒的味道弥散。
　　极少数人家里有电话。一座山往往只有一户人家，像吴正莲出生的关山，只有5户。“祖祖辈辈在这里，过去就是把守住这一处险要的隘口，防止人随便经过。”早先互相嫁娶，彼此都是亲戚，但时间长了就只能外嫁。前些年，谁家有了新生儿，彼此间心照不宣的是“他妈背着出去了”。至于去了哪里，连自家老人都不再过问。张始文做了这么多年乡村医生，他的哥哥是另一个镇的医生，他说：“出外打工的人不知道，在本地，我们俩都没有给苗族妇女接生过。”“她们都是女人之间互相帮忙接生的。”人迹难至的地方，没有道路，实在难以判断谁家有几个孩子。
　　贩卖婴儿在当地已经绝迹了半个多世纪，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又开始渐渐冒头。从当地警方的历史资料看，2001年文山州打击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贩卖人口案，被抓捕归案的人居然达到130多人，贩卖婴儿数量300多人，贩卖妇女30多人。这130多人大多是富宁和广南这两个紧靠广西境的深山居民，其中最恶劣的，是偷走了一家人新生的孩子去卖，但是绝大多数婴儿还是从亲生父母手中买到的。“广南县检察院一年的公诉案件有200多件，其中涉及贩卖人口的公诉案件，虽然只占到3%左右，但都是一些非常典型的案件。吴案中被贩卖的婴幼儿，来源于本地、外县、外省的都有，但最初的源头很难查清，因为买卖双方不认识，多通过中间人，中间人用的又是绰号或者小名，很难查明。小孩是亲生父母自愿卖的还是被拐的，也难查清，而这，正是此类案件的侦破、起诉、审理难点。”广南县检察院副检察长陆永新告诉本刊记者。
　　“养一个女儿现在不划算。”杨邦才60多岁，4个儿子，一个还在念书，两个打工，一个是公务员，这样的结构就使他成为关山5户里最好的家庭，也是村长。他告诉本刊记者：“男孩上学是为了出去工作，现在没有文化不行，读到初中才能进厂子，能读更多当然就可以有更好的工作。”有些儿子的孩子送回来给他带，同时他们也能给家里寄钱，“还有一个女儿，不用读书就嫁掉了，人家送多少礼钱我们都得买东西陪嫁，甚至比彩礼还要多的陪嫁才有面子，养女儿又不能打工养家，所以前十几年，很多人有了女儿就不愿意养了”。
　　90年代以后打工成为这一带山里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他们大多在“珠三角”工业区，例如玩具或服装加工厂，一个月现在1000多元收入。而山里的农业纯收入只有一点口粮。“男人出去打工，在家的都是留守的女人，这样还好一点。如果不打工只是在家里务农或干点零活，又生了两个孩子了，再有女儿就养不起了。父母也不是说为了卖掉孩子赚钱，90年代一个8个月大的女孩子也就几百元，就是叫营养费、奶粉钱。”侯袭鸿曾经在2007年还以700～1000元的价格“收购”过几个女婴，而转手一卖获利二三百元。贩卖的孩子大多不满周岁，抱着背着就可以走，而贩婴者还要临时担任起母亲的职责。吴正莲的罪行中有一条是“利用哺乳期运输婴儿”，所以她加价卖出的时候，所得收入有一部分叫做“奶水钱”。
　　侯家是苗族中的“白苗”，按照传统规矩，女子在家中的地位更高。大姐侯贵萍说：“女人在家里要管得钱的。老婆嫁过来就要管家。”虽然吴正莲和丈夫的家距大姑子侯贵萍家很近，就在过一条马路的对面山坡上，但是她却更喜欢和小姑侯贵芬一起。苗族的嫁娶传统是，娶亲时男方给女方的礼金大概1.2万元，女方要悉数买成陪嫁送过来，“人家给多少，我们就得还多少”。这是自古已有的显示女子地位尊贵、要过来当家的含义。
　　“女人在地里、家里做活，男人以前是什么都不干的。”两家共同的邻居杨邦才告诉本刊记者。一到了赶集的日子，中下午的时间路边就有几个喝多了睡觉的男人，身边是自家老婆们聊着天，等着他们酒醒了再走。文山州靠近广西的广南、富宁等几个县，全部是石头为主的大山，裸露的岩石在山表面处处突起，形状锋利，只能长一些杂木苔藓。在山里转着绕路走，能整整一天见不到一块像样的平坦土地。山里的零星土地只能种些玉米、蔬菜之类自家口粮，纯农业很难养活这些山里人。
　　“男人的唯一工作就是上山打猎，其实就是喝酒。”过去的说法是，随身带刀枪，现在这个狩猎的行为演变成了下网捕鸟。无论家里还是集市上，提着鸟笼子的男人总是几十人聚集。附近山上虽然农业落后，但是有很多叫声婉转的鸟。男人们先是捕来最灵巧的小鸟，就开始声音训练，让它们成为“诱子”。最常见的是画眉和百灵，苗族男人也巧，能吹出各种好听的哨音。杨邦才随便动动嘴唇，就能逗引附近好几处山鸟跟着唱。“这样的鸟心眼多，不好到手，但是来了训个半年一年，就能和你说话了，饿了，有别的鸟来了，还有好多信息都能知道。”
　　时间长了，“诱子”完全被人驯化收买，能够把其他鸟类诱引到网子附近，然后打信号给主人。从八宝镇到委坡镇再到龙哈，只要没有外出打工，多半男人家里都有挂在院子里鸟笼的诱子、院子里小矮笼里二三十块钱一只的肥肥的鹌鹑。新逮的鸟，尤其是小而灵巧的，要放在黑屋子里，关上十天半个月，让它渐渐适应，一开始先饿着，再用口哨逗它。“一开始百灵都是不理人的，但是饿得极了，给它一点食，再吹口哨，它很长时间都不做声的，但是只要不挣扎了，再过段时间就不怕人了，喂东西的时候不躲，什么时候它应了你第一声，那就成了，好了拿到集市能卖几百元。”
　　过去捕猎才是家里主要的收入来源。二十来年里，打工渐渐成为主流。大部分山村里像样的建筑，都是打工收入所建。苗族人爱美，现在的房屋式样很多仿造欧式建筑，半圆形的落地大窗和淡黄、橙色的楼体表面，还有白色罗马柱。石头砌的也多不是一般院落的样子，而是砌出半圆的大门、阳台，很小的屋子还有自家回廊，虽然里面空空无物，家具电器非常少而简陋，很多外表漂亮的房子甚至只刷出一个门脸，后半部分楼体都是红砖了。
　　侯袭鸿大姐的儿子现正在昆明读书，是艺术类的“大一”学生，是家族里受姨妈和舅舅一家被捕事件影响最大的人。“我们那里太穷了，人又不懂法。”从小学习条件并不好，只能在乡里上学，很多次母亲要他退学打工，但是这个孩子却说：“我可以一天只吃一顿，或者两天吃一顿，但是你必须让我上学。”他“高二”才开始学美术，考上了昆明一所本科院校，一年学费1.3万元，完全靠他弟弟在东莞玩具厂打工供他读书。纵然这样，他依然是杨柳井屈指可数的大学生之一。
　　侯袭鸿夫妻俩刚刚盖好的新房，才落成5个月就被逮捕，老母亲搬了下来。儿子媳妇的房间依然堆着他们的衣物，门关得很严。老人带着两个孩子，挤在厨房里一个破床铺里睡觉，旁边就是半人高的玉米堆和灶台。“那是儿子的屋，我不能动，他们还要回来的。”她甚至不知道儿子被判的是无期徒刑，减刑到15年也不知道，更不知道媳妇被捕。但是却知道吴正莲嫁到了河南，“是不是还给人生了个孩子？”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