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温茨洛瓦：坚持古典，反倒成了先锋派
托马斯·温茨洛瓦：坚持古典，反倒成了先锋派
8月9日，来自世界五大洲5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著名诗人汇聚青海，共同见证了诗歌的盛典：与切斯特瓦·米沃什、约瑟夫·布罗茨基并称为“东欧文学三杰”的立陶宛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获颁第三届诗歌节的最高荣誉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
作为“布罗茨基诗群”最后一位在世的诗人，同时也是“当今欧洲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温茨洛瓦的诗歌造诣融翻译和写作两部分，他的代表性诗集有《语言的符号》《冬日对话》《枢纽》等。
无论是在青海湖边的颁奖礼上致获奖辞，还是在贵德国家地质公园朗诵诗歌，温茨洛瓦都坚持用铿锵有力的立陶宛语。对他来说，让立陶宛语，在青海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响起，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是为了我的民族，也是为了我自己。”
◇ 翻译诗歌得具有创造奇迹的本领
傅小平：作为一个世界级的诗人，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你包揽过不同国家授予的多个重要奖项。对于自己的诗歌，获颁一个以方块字作为书写载体的国度的诗歌大奖，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温茨洛瓦：毫无疑问，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既然这个奖项给了我——说明中国认同我的诗歌作品——我很乐意接受。对于立陶宛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事件。据我所知，立陶宛诗歌曾被译成汉文，发表在一些杂志上。但作为一本诗集被译成方块字中文，在立陶宛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事实上，
我父亲也是一位诗人，他的诗歌也有三、五首被译成中文。在立陶宛为父亲建造的博物馆里，就收藏着他的汉译诗歌。我也要把这本诗集，放到这个博物馆里去。
傅小平：诗歌界流传一种说法：诗歌是不可译的。不可译而译，也就意味着诗歌翻译本身，是一种有着丰富创造性的艰苦劳作。本次诗歌节大会论坛，也聚焦了这个话题。对于诗歌翻译的创造性，你怎么理解？
温茨洛瓦：我愿意引用一下俄国诗人马·沃洛申的看法。他说，翻译诗歌得具有创造奇迹的本领。我深以为然。尽管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但值得去一试。有的时候，一试或许就成功了。
这两天在会上，诗人们达成一个共识：翻译诗歌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我赞同这样的观点。我自己有过翻译经验，翻译了两百多首诗歌，与我创作的诗歌数量不相上下。我译的诗大多数是短诗，也有像T·S·艾略特的《荒原》等少数几首长诗。我还翻译过莎士比亚的喜剧《暴风雨》。总之，在翻译中，我尽量做到译作与原作相衬，但不可能和原作一模一样。
非常遗憾的是，我对中文一无所知，对中译本难以做出判断。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我认得几个，甚至有数百个汉字。现在老了，全忘了，只会说“谢谢”，“你好”了。尽管如此，我知道，把诗歌从欧洲的语言译成中文，是一项多么艰难的诗歌任务。我知道，我的译者高兴先生，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翻译家。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有过紧密的合作。他在邮件中，给我提了一些问题。我都一一如实做了回复。这样的合作，会让翻译活动充满乐趣，也让译文臻于美好。
傅小平：翻译诗歌，显然有赖于译者对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深入理解。因为立陶宛特殊的历史背景，立陶宛语、俄语、波兰语，同时成了你的母语。因此，你又被称为“三种文学的孩子”。另外，你还精通英语、西班牙语等其他语言。这是否对你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之所以这样问，还因为此次与会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曾特别提出，很多中国作家、诗人写不出好的作品，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除了自己的母语，他们对别国的语言一无所知。
温茨洛瓦：总体上我认为，一个诗人懂得外语越多越好。实际上，有的人甚至懂五十多门外语。我有一个学生，就有这方面的天赋。立陶宛语他只学了半年就学得很好。当然，他不是诗人，他是一个语言学家。一般的人，没必要也不可能掌握那么多门外语。但我要说，一个正常有文化的人，如果懂两、三种外语，会让他受益匪浅。语言文化学之父萨皮亚就说过，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新的世界，都能为您打开一个新的视野。我认为，这个理论是言之在理的。
傅小平：我想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诗人虽然精通各国语言，但通常还是坚持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写作。
温茨洛瓦：是的，写诗有其特殊性。我个人认为，用来写诗的语言，应该是我们七岁之前掌握的语言。给您举个例子，俄国诗人丘特切夫写出了很多好诗，他用俄语写的诗歌非常出色，但他用法语写的诗，却非常一般、而且很陈旧。尽管，他说起法语来，丝毫不比俄语差。因为，他学法语的时候，已经是十岁到十五岁的年龄了。德国诗人里尔克也是如此。除德语外，他还用法语、俄语写过诗。如果说他的德语诗歌充满天才，用法语写的诗歌就很平庸了，而他的俄语诗歌，只能不客气地说，难以卒读！
◇ 诗歌的相互影响，更是一种对话
傅小平：对于生活在异国他乡的诗人来说，选择以何种语言来书写，必定还隐藏着更复杂的感情。在和你这本中文诗集译者、翻译家高兴交流时，他就谈到一个细节，在发表获奖演说时，您本来准备用俄语演讲，但在最后一刻还是决定用现场几乎没人能听懂的立陶宛语。
温茨洛瓦：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说，尽管我无法苟同于前苏联，但我从来都不是俄罗斯的敌人，我夫人就是典型的俄国人，而且在我的一生中，更多的时间说的是俄语。但我必须指出，我首先是一个立陶宛人，只有立陶宛语，才能让我有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感。立陶宛语与梵文同宗，和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一样属于欧洲古典语言。在几个世纪中多次面临着被灭绝的危险，幸运的是它没有像爱尔兰语一样被消失掉。让这样一种语言，在青海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响起，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是为了我的民族，也是为了我自己。有意思的是，并非在座的诗人，都听不懂我的语言。这次前来的拉脱维亚诗人，就能个例外，因为我们两个国家的语言非常接近。我不能不再补充一句，我致了答谢词后，很多人都对我说，立陶宛语听起来非常优美，这让我非常高兴。
傅小平：那么，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在创作中该怎样体现自己的民族特质？
温茨洛瓦：在我看来，真正的世界公民，无不坚定捍卫自己的民族特性。
傅小平：很好的概括。可能和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欧洲诗人普遍有较强的欧洲意识，不同国籍和地域的欧洲诗人，在面临困难时刻，都表现得非常团结。据我了解，你流亡西方后，受到同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米沃什和布罗茨基的热忱帮助。而且在诗歌创作上，你也深受他们的影响。
温茨洛瓦：的确如此。米沃什对我很有帮助，是他首先发现了我在故国的困境。他甚至翻译了我的一首诗，并将其发表在著名的侨民杂志《文化》上。当我的祖国的情况，最终让人忍无可忍时，也正是他邀请我去他所在的那所美国大学教书。如您现在所看到的那样，后来我就去了美国。布罗茨基同样如此。他翻译了我的诗歌，其中一首《悼一位诗人（变奏）》，发表在《大陆》杂志上。我认为，这首诗的发表对我的命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对我离开苏联起到了加速的作用。
当然相比而言，布罗茨基的诗歌，对我的影响更大一些。我最初是在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去世那天，听说他的诗歌，并听人朗诵了他的《朝圣者》以及其他一些早期诗作。这些诗歌，尽管在布罗茨基自己看来，也不过是“幼儿园”习作，但仍能让您产生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感觉。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具有特殊魅力的诗人。他的诗歌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看待自我内心空间的方式。他的诗歌技艺总是令人震惊，势不可挡。
傅小平：这种影响有没有让你感到过焦虑？你怎样从中超脱出来，“创立”自己的风格？
温茨洛瓦：没错，意识到布罗茨基的存在，这常常使我濒临内心瘫痪。我的诗中，经常会出现他的节奏和他的句子。我尝试继续他的主题，与他展开对话。但就整体而言，我与他其实很少有共同之处。我想，这与我们用不同的语言创作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中，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很简单，如果我用俄语写作，我要模仿布罗茨基，那就很难。但如果用另外一种语言写作，即使像布罗茨基那样写诗，那也未必就是模仿，更可说是一种诗歌的转换。在我看来，诗歌写作中的相互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对话。因为，我们常常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试图在不同的解答中，互相借鉴。或者在相似的解答中，试图解答得更好，而这恰恰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创作。
坚持古典形式，反倒成了先锋派
傅小平：你的诗歌注重个人体验，也有容易辨认的风格。总体上看，你流亡西方前后写的诗歌，还是有区别的。我感兴趣的是，当你流亡西方以后，对你构成压制的现实渐行渐远。此后东欧剧变，你在诗歌写作中对抗的政体随之解体。这样，从前那种诗歌的创作，或许难以为继。你经历了怎样一个转换的过程？
温茨洛瓦：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正好让我想到一件往事。在帕斯捷尔纳克晚年，我曾经拜访过他，并和他做过深入的交谈。我记得，他特别提到他早期的诗歌，那些充满快乐，那些谈幸福的爱情生活的诗歌，没什么价值，劝我不要去翻译。当然，我不赞同他这样的观念，也没听从他的建议。因为，在我看来，他早期的诗歌依然有一些杰作。要知道，帕斯捷尔纳克早年生活优裕，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写出好诗。茨维塔耶娃的情况则有些不同，她一生都很不幸，她同样写出了很多堪称伟大的诗歌。所以，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才能写出好诗，很多时候并没有规律可言。
说到我自己，尽管经历了流亡。但总体上看，我是比较顺利的。我出生在一个优裕的家庭，父亲是一个非常有身份、地位的作家，我在一生中也没碰到贫困。虽然跟苏联有所冲突，也曾面临进监狱，被干掉的危险，但我很幸运，好好的活着去了美国。当然，在我早期的诗歌里，能看到对现实的抗议。当时立陶宛被并如苏联，这违背了大多数立陶宛人的意愿，生活时常是无望的。但是，我并未像其他许多人那样，在旧的立陶宛乡村，立陶宛历史和神话中寻找出路，而是竭尽所能让立陶宛接近欧洲乃至整个世界。1977年到了西方以后，我诗中的讽刺成分加强了，也多了史诗的倾向，即某种讲述历史的愿望。我更多关注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尤其是一些悲哀、辛酸的事件，这些事件不定跟我有直接关系——但有些事您即使没有亲自体验，也会有深切的感受——它会激发我的创作灵感，这体现了诗歌创作中距离感的重要性，也能看出命运对我创作的影响。不过，我要特别强调一句，我同样喜欢早期的诗歌。
傅小平：有意思的是，在诗歌创作上，你更多采取了古典形式。这大概类似中国诗人写古体诗，在当下这个社会里，多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而且，如何在这样传统的形式里，传达出现代的内涵和意蕴，这对写作者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温茨洛瓦：实际上，在18世纪，古典主义形式曾在立陶宛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却很少有人写作。现在大多数立陶宛诗人，也使用自由诗体。我自己也写过一些自由诗。但我主要还是采取的还是古典主义的写法。这并不意味着我的诗歌，缺乏当代生活特征，恰恰相反，现实从来都是我关注的焦点，我的古典主义也充满了现代寓意。其实，只有在有冲突的地方，才能产生特别有趣的东西。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人都写自由诗，少数坚持古典形式的诗人，反倒成了先锋派。
傅小平：一个或许被经常问到的问题：成为一个好诗人，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你对何谓好诗又是持什么样的标准？
温茨洛瓦：回答这个问题，让我感到为难。我记得布罗茨基在离开苏联之前，和主审法官有过这样一个对话。当法官问到，是谁教他写作的？布罗茨基回答说，是上帝！这可能只是一个比喻、象征。但我想，让一个人成为真正的诗人，他的潜意识中，必定会有一种崇高的意识，也许还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驱动。
至于好诗的标准，那是见仁见智的事。笼统地说，只要是您喜欢读的诗，对您来说它就是好诗。在耶鲁大学授课，我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对学生解释某些诗歌怎么怎么好，并且分析语言、韵脚、句法等等。但等到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教不会学生任何东西。因为，真正的好诗，往往只凭感觉，而非通过解析写出来的。所以，我得出的结论还是，您凭感觉真心喜欢的诗，就是好诗！
托马斯·温茨洛瓦（Tomas
Venclova，1937-），立陶宛诗人、学者和翻译家。1977年，流亡美国。在美国，他被认为是"布罗茨基诗群"的重要成员。现为耶鲁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终身教授。代表性诗集有《语言的符号》、《冬日对话》、《枢纽》等。他的诗歌已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他也因此收获了诸多文学奖项和世界性声誉。欧美评论界称他为“欧洲最伟大的在世诗人之一”。如今，他已当之无愧地成为了立陶宛文化的代表人物。
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
托马斯&温茨洛瓦(Tomas Venclova)，1937年生，立陶宛诗人，学者，翻译家。前苏联桂冠诗人的叛逆之子，地下诗歌领军人物，流亡美国。曾与波兰诗人米沃什和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结为好友，“布罗茨基圈”最后一位在世诗人。1977～1980
年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执教，1985
年在耶鲁大学获文学博士，并留校任教至今。第一本英译诗集《冬日对话》1997年出版，布罗茨基在序言中大赞其诗中表现出的罕见的勇气和凝聚的力度，这本诗集奠定了他在欧美文学中的地位。温茨洛瓦的魅力和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诗歌范围，除了随笔、诗歌翻译和文学评论之外，他的时政批评在欧美具有相当大的感召力。
噩耗不断传来,简言之，电话再度响起：
“你知道吗？就在刚才。天哪，她可受罪不少。”
我不知道是否在家里。这些日子，我很少造访
那由商店窗口和地下通道构成的偏僻区域。
我也忘了月份。兴许，在春季离开人世
会更好受些：雪地上发黑的粪土
沾上煤灰的树蕾，水坑这一边令人沉寂，
直到对复活再也提不起兴致。亚历山大，
埃德华，谢尼亚(依然活着)。流散的一代。
我的记忆唤起长着绒毛的脸颊，
粗声粗气的口音，笨拙的脚。
唇膏，过于鲜艳。眼睛，一时还记不太清。
抽屉里，丝带，收据和支票：半生在此度过。
流亡的最初三年荒废了
人人都这么觉得。这不完全是你心里所想：
难得的家书中的寒意，故乡，监狱的高墙
和报刊栏目都一成不变。外面，地下室窗户吱吱作响
广告，触角，灰尘。地平线近旁摩门教
教堂细长的尖顶，宛若一管针筒
(毒害人民的海洛因，而非鸦片，
马克思如今会说)。我无法看见她坐火车
还是在开车：全都一样，头上柏油
混凝土，废铜烂铁，一座未来的坟墓。电梯在黑暗中抱怨。
干燥的蜂巢般的办公室，那里，你的口音
不是障碍，但它也不会赢得信任。改变大陆
并不能减缓痛苦惟有死亡可以。从头开始，更糟。
事实是，如此多的时间已经流逝。教堂编织的褶子。
骨头在关节处突出在指头上尤为明显。
我们在前世就已相识。那里，鬼箭羽白银般闪烁，
鹅耳枥林子倒向山谷。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
只有关于朋友的争辩，读诗。一次吵架，在门边，
兴许，那两个灰黑的水泥斯芬克斯，依然
伫立在那里。后来，在布朗克斯稍好的日子
她丈夫的画架：纠结的根，意图表示
同祖国以及自然等等持久的联结。因为自然总是追求平衡：
肉体战胜灵魂，细胞冲上淋巴公路，
肺部干瘪，医生则吐出那个希腊词，
把我们当做牺牲，奉献给碱与酸的布朗法则①。
云朵，潮湿的花岗石水的灰色喉咙。
这些河无处可流。浣熊，小心翼翼地走过车库，
用长鼻子叩门。松鼠在树针上吐沫飞溅。
当我将目光投向第一盏街灯时，我几乎忘记了
黑暗。仿佛婴儿的小拳头，心正猛烈地敲击着
它无法命名的事物。树枝倾泻叶子。
蚂蚁在劳作。油漆罐在镜中燃烧。
未装框的高空秋千，手，星星仅仅对她亲近
正在慢慢变老。这一切早已是前尘往事。
羞耻，肉体的衰朽，咳嗽，身体秽物的恶臭
期盼死亡早日来临，那该死的渴望
以及无动于衷的路人。
在这诗行的末尾，请原谅我的沉默。
①布朗法则，指悬浮在液体或气体中的微粒所作的永不停止的无规则运动，为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首先发现。
在欧椴树的喧嚣下，在石头堤坝的
前方，在一条像似台伯河的激流旁，
我喝着杰尔彼酒，同两位老人坐在
一道。暮色中，酒杯的叮当，烟雾。
我们从未谋面。我只认识他们的父辈。
一代又一代。录音机在啭鸣，发出
吱吱的响声。两位对话者渴望了解
我曾经考虑过的问题：苦难和仁慈
是否还有意义；丢弃规则，艺术是否
还能生存。我与他们相同。天意却
给了我奇怪的命运：这，自然并无
什么优势。我明白邪恶永不会灭亡，
可人们起码得有所行动，力争消除
盲目。而诗歌显然比梦幻更富有意义。
夏季时光，我常常在拂晓之前醒来，
毫无畏惧地感觉到，时间正在悄悄
临近，那一刻，其他人将继承词典，
连同云，废墟，盐和面包。而自由，
那宝贵的自由，是我将要获得的所有。
①乌祖彼斯是维尔纽斯附近地区，在立陶宛语中，有“对岸”的意思。1997年，这一地区宣布成为独立共和国。
安东尼奥·维瓦尔第①――给T.M.
一束光的独唱，压倒第二声部唱诗班。
仿佛显灵一般，这一日子已彻底结束：
越过屋顶倾斜的马口铁和石棉，失重的
浪花，一次次地冲击着桥墩。秋天临近。
越过城市，另一个八月太阳向后撤退。
破烂的灰门被潮湿摧毁。壁柱在冷却。
可《如果你离去，如果你留下》继续着，
在玻璃顶下生长，就像在伊甸园的灌木丛里。
仿佛一只蝉，在音乐丛林的王国里，
那斗篷的小塑像在一根弦的回声中淹没，
变成了声音本身，仿佛感觉到它必须离去――
因为肉身从不在沙地上留下任何印迹。
达到天使的速度后，它舞动着，旋转着。
在稠密的音符之林上空，它抓住一个升半音：
在空中渐渐消失。
告别的时刻已经来临。
黑暗笼罩。
谢天谢地：什么也没有留存。
①安东尼奥.维瓦尔第()，意大利作曲家和指挥，最著名的作品为《四季》。
明信片，寄自K.之城
糟糕的天气，磕磕绊绊
沿着普雷格尔河①蹒跚。
疲惫的马路，见证着一位亡命者
迟到了几世的来临，作出厌倦的呼应。
景致闭上眼睛。惟有叶子
保持着哥特体笔迹。木框的密码
已成为水泥块。一辆装载成吨
走私货的火车，压迫着松动的枕木。
云雾状的丰田车群，用废气熏黑
窗户的冰窟窿。稍息之后，
多亏了一把挂锁，大门，不顾沉重的
嘎吱嘎吱声，依然朝外摇晃。总之，
避开它们的冲击力，
看来是最聪明的做法。
你曾说：倘若人们永远依赖复仇，
用冲突和分歧雪耻他们的屈辱，
那么，城市会很快厌倦他们的行径。
它们原谅一切。街车在大街上
叮当作响，惟有铁轨和地基
回想起那片下着冰雹的天空。
即使整个宇宙都归于尘土，
此处，汽车也不会改变它们的路线———
街市的网络也不会改变它们的布局。
然而，街角，白色的水泥窗格隐隐显现。
公园屈从于沥青。而那大教堂的拱门
祈求上帝赐予仁慈的结局。
一枝苦艾从水泥中奋力伸展。
破烂的砖墙遮蔽了新来者的
黄色雨衣，几阵刺骨的狂风的反叛
遭遇一个微不足道的障碍：一个凡人，
恰巧在这特殊的日子，身处异国他乡。
那里，惟有空气曾经飞翔，
他看到垂直的
轴，丑陋不堪。那，甚至都不是在谈论
精神--而是，正如先人所言：
精神随意飘荡。
即便如此，过快增加的废墟
和落叶，依然胜于标准的坟墓，
总有一天，我们人人都会住进里面。
傍晚时分，汽车废气和臭气，从灰暗的
四周，缓缓涌入纳坦吉阿沼泽地。
防弹盾赢得了胜利，城堡失去了踪影。
然而，虚空依然占着上风：
波浪的尖锐颤动切除沙滩———
围攻爱希马雷斯海岸。
词语，在开端之前，便归于尘土。
此处，猛烈的大陆拂晓首先开始
提升那毫无希望的平行六面体。
而梦，风一般拥抱肉身后
掠过城市，那里———时间早已
获胜———甚至都没有丧失的余地。
炸弹碎片，一个世纪，星辰
挤压着屋顶的马口铁。荒原
被剥夺了名字，在它现时的格局中，
我们等候着早晨，仿佛待在防空洞里，
并不知道，黑暗中
当我们躺在一起，
我们是否还是自己
抑或已成为他人。
①俄罗斯西部港市哥尼斯堡（旧称加列宁格勒）的一条河流。
一种告别，严峻的哀悼
我们的晨室，充满了茉莉花和尘土。
那窗，犹如屏幕，被拱门从昏暗的
运河中剪切，含有路人的背影，溅满
石灰的大门，白杨树长方形的菱形，
不时的，你的雨衣。那些解冻时期
过时的时尚。当你姗姗来迟时，我感到
被剥夺了言辞的天赋。
整整四年，或者更确切地说，
从一开始，我们就已分离。
没有特里斯坦在搜寻帆船：
兴许，一位天文学家
在阿尔卑斯之夜抓住他的镜头，
十字路口旁，我看见那幢黄色的、被烟
熏黑的房子。
之后，一个纤细的身影靠近。
那些院子已遭毁坏。惟有运河
和街市的望远镜忍受着。
当我碰巧来到
此地时（从通向终点的任何一条路），我
甚至能在街市深处看见死者，
看不到你。没有欲望。
如果在我停住时，
血压迫着主动脉，它也不会持续太久。
就像缓缓运转的行星在轨道中行进，
唯有潮汛能记录下引力，不知不觉。
一位诗人会说，
唯有诗句中的跨行能够忍耐。
词语，一旦相互靠近，
便会返回到空无———
一个诗句或诗节突破
另一个诗句或诗节。
尽管韵律切断的可怜的句法
总是妄图将之连接。
抵达亚特兰蒂斯
泥沼上，悬崖是座幽灵般的补给站。
水手们并不在乎哪个国家已遭倾覆，
毕竟，那些日子里，一场冗长的
战争，已让他们的王国支离破碎。
饭店餐厅留下的仅仅是视线。
摩托艇倾斜着掉过头来。临近的冬天，
拉上帷幕，比那被水泥和灰土
遮蔽的窗户，更加幽暗。
红色阳台，一如既往，稳稳地蹲坐着，
可要塞的轮廓却依稀难辨。
海鸟们在桥墩上缓缓行走，毕竟，
我们比铸铁，水泥，更加结实。
站着，别动，闭上眼睛。一名旅者的
脚步踏进后街的沙滩。目力不及。
我们将永远分离。无论转向何方，
人们都看见闭塞的海湾和世纪的末端。
蓟，林奈花①,山羊草。
布满窟窿的金属，闪着潮湿的光泽。
就像万能的上帝，我们感觉着彼此--
从深渊的对面：遥远，而又亲近。
海的门槛上，浅滩遭到侵蚀，航道，
幽暗的航道，黑绉丝一般消失。
然而，就在我的手下，贫困
十一月，语法和火焰，依然在闪烁。
①生长在波罗的海附近地区的一种花。
有九个或十一个人物
包括小矮人，侍女，那面幽暗、敏锐的
镜子中的映像。
还有那位尚未开始作画的画家
———四个世纪之后，
那幅画还在耐心地躲避着我们的目光。
假设画家正在画我们。
不过，更确切地说，
模特、观者和画家兴许全都是一个原型的片段。
比任何时候都更充沛的光
穿过窗口（并且，就像在天堂那样，
它的善行照耀着所有的不完美）。
而那道无形的凝视，
停留于所有的凝视汇集之处，
画笔会教我们如何将它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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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中西现当代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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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温茨洛瓦：坚持古典，反倒成了先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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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l 托马斯·温茨洛瓦：坚持古典，反倒成了先锋派
四年前的8月9日，来自世界五大洲5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著名诗人汇聚青海，共同见证了诗歌的盛典：与切斯特瓦·米沃什、约瑟夫·布罗茨基并称为“东欧文学三杰”的 ...
l 托马斯·温茨洛瓦：坚持古典，反倒成了先锋派
四年前的8月9日，来自世界五大洲5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著名诗人汇聚青海，共同见证了诗歌的盛典：与切斯特瓦·米沃什、约瑟夫·布罗茨基并称为“东欧文学三杰”的立陶宛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获颁第三届诗歌节的最高荣誉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 作为“布罗茨基诗群”最后一位在世的诗人，同时也是“当今欧洲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温茨洛瓦的诗歌造诣融翻译和写作两部分，他的代表性诗集有《语言的符号》《冬日对话》《枢纽》等。无论是在青海湖边的颁奖礼上致获奖辞，还是在贵德国家地质公园朗诵诗歌，温茨洛瓦都坚持用铿锵有力的立陶宛语。对他来说，让立陶宛语，在青海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响起，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是为了我的民族，也是为了我自己。”
◇ 翻译诗歌得具有创造奇迹的本领
傅小平：作为一个世界级的诗人，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你包揽过不同国家授予的多个重要奖项。对于自己的诗歌，获颁一个以方块字作为书写载体的国度的诗歌大奖，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温茨洛瓦：毫无疑问，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既然这个奖项给了我——说明中国认同我的诗歌作品——我很乐意接受。对于立陶宛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事件。据我所知，立陶宛诗歌曾被译成汉文，发表在一些杂志上。但作为一本诗集被译成方块字中文，在立陶宛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事实上，我父亲也是一位诗人，他的诗歌也有三、五首被译成中文。在立陶宛为父亲建造的博物馆里，就收藏着他的汉译诗歌。我也要把这本诗集，放到这个博物馆里去。傅小平：诗歌界流传一种说法：诗歌是不可译的。不可译而译，也就意味着诗歌翻译本身，是一种有着丰富创造性的艰苦劳作。本次诗歌节大会论坛，也聚焦了这个话题。对于诗歌翻译的创造性，你怎么理解？温茨洛瓦：我愿意引用一下俄国诗人马·沃洛申的看法。他说，翻译诗歌得具有创造奇迹的本领。我深以为然。尽管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但值得去一试。有的时候，一试或许就成功了。这两天在会上，诗人们达成一个共识：翻译诗歌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我赞同这样的观点。我自己有过翻译经验，翻译了两百多首诗歌，与我创作的诗歌数量不相上下。我译的诗大多数是短诗，也有像··艾略特的《荒原》等少数几首长诗。我还翻译过莎士比亚的喜剧《暴风雨》。总之，在翻译中，我尽量做到译作与原作相衬，但不可能和原作一模一样。非常遗憾的是，我对中文一无所知，对中译本难以做出判断。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我认得几个，甚至有数百个汉字。现在老了，全忘了，只会说“谢谢”，“你好”了。尽管如此，我知道，把诗歌从欧洲的语言译成中文，是一项多么艰难的诗歌任务。我知道，我的译者高兴先生，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翻译家。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有过紧密的合作。他在邮件中，给我提了一些问题。我都一一如实做了回复。这样的合作，会让翻译活动充满乐趣，也让译文臻于美好。傅小平：翻译诗歌，显然有赖于译者对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深入理解。因为立陶宛特殊的历史背景，立陶宛语、俄语、波兰语，同时成了你的母语。因此，你又被称为“三种文学的孩子”。另外，你还精通英语、西班牙语等其他语言。这是否对你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之所以这样问，还因为此次与会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曾特别提出，很多中国作家、诗人写不出好的作品，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除了自己的母语，他们对别国的语言一无所知。温茨洛瓦：总体上我认为，一个诗人懂得外语越多越好。实际上，有的人甚至懂五十多门外语。我有一个学生，就有这方面的天赋。立陶宛语他只学了半年就学得很好。当然，他不是诗人，他是一个语言学家。一般的人，没必要也不可能掌握那么多门外语。但我要说，一个正常有文化的人，如果懂两、三种外语，会让他受益匪浅。语言文化学之父萨皮亚就说过，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新的世界，都能为您打开一个新的视野。我认为，这个理论是言之在理的。傅小平：我想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诗人虽然精通各国语言，但通常还是坚持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写作。温茨洛瓦：是的，写诗有其特殊性。我个人认为，用来写诗的语言，应该是我们七岁之前掌握的语言。给您举个例子，俄国诗人丘特切夫写出了很多好诗，他用俄语写的诗歌非常出色，但他用法语写的诗，却非常一般、而且很陈旧。尽管，他说起法语来，丝毫不比俄语差。因为，他学法语的时候，已经是十岁到十五岁的年龄了。德国诗人里尔克也是如此。除德语外，他还用法语、俄语写过诗。如果说他的德语诗歌充满天才，用法语写的诗歌就很平庸了，而他的俄语诗歌，只能不客气地说，难以卒读！
◇ 诗歌的相互影响，更是一种对话
傅小平：对于生活在异国他乡的诗人来说，选择以何种语言来书写，必定还隐藏着更复杂的感情。在和你这本中文诗集译者、翻译家高兴交流时，他就谈到一个细节，在发表获奖演说时，您本来准备用俄语演讲，但在最后一刻还是决定用现场几乎没人能听懂的立陶宛语。温茨洛瓦：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说，尽管我无法苟同于前苏联，但我从来都不是俄罗斯的敌人，我夫人就是典型的俄国人，而且在我的一生中，更多的时间说的是俄语。但我必须指出，我首先是一个立陶宛人，只有立陶宛语，才能让我有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感。立陶宛语与梵文同宗，和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一样属于欧洲古典语言。在几个世纪中多次面临着被灭绝的危险，幸运的是它没有像爱尔兰语一样被消失掉。让这样一种语言，在青海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响起，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是为了我的民族，也是为了我自己。有意思的是，并非在座的诗人，都听不懂我的语言。这次前来的拉脱维亚诗人，就能个例外，因为我们两个国家的语言非常接近。我不能不再补充一句，我致了答谢词后，很多人都对我说，立陶宛语听起来非常优美，这让我非常高兴。傅小平：那么，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在创作中该怎样体现自己的民族特质？温茨洛瓦：在我看来，真正的世界公民，无不坚定捍卫自己的民族特性。傅小平：很好的概括。可能和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欧洲诗人普遍有较强的欧洲意识，不同国籍和地域的欧洲诗人，在面临困难时刻，都表现得非常团结。据我了解，你流亡西方后，受到同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米沃什和布罗茨基的热忱帮助。而且在诗歌创作上，你也深受他们的影响。温茨洛瓦：的确如此。米沃什对我很有帮助，是他首先发现了我在故国的困境。他甚至翻译了我的一首诗，并将其发表在著名的侨民杂志《文化》上。当我的祖国的情况，最终让人忍无可忍时，也正是他邀请我去他所在的那所美国大学教书。如您现在所看到的那样，后来我就去了美国。布罗茨基同样如此。他翻译了我的诗歌，其中一首《悼一位诗人（变奏）》，发表在《大陆》杂志上。我认为，这首诗的发表对我的命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对我离开苏联起到了加速的作用。当然相比而言，布罗茨基的诗歌，对我的影响更大一些。我最初是在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去世那天，听说他的诗歌，并听人朗诵了他的《朝圣者》以及其他一些早期诗作。这些诗歌，尽管在布罗茨基自己看来，也不过是“幼儿园”习作，但仍能让您产生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感觉。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具有特殊魅力的诗人。他的诗歌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看待自我内心空间的方式。他的诗歌技艺总是令人震惊，势不可挡。傅小平：这种影响有没有让你感到过焦虑？你怎样从中超脱出来，“创立”自己的风格？温茨洛瓦：没错，意识到布罗茨基的存在，这常常使我濒临内心瘫痪。我的诗中，经常会出现他的节奏和他的句子。我尝试继续他的主题，与他展开对话。但就整体而言，我与他其实很少有共同之处。我想，这与我们用不同的语言创作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中，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很简单，如果我用俄语写作，我要模仿布罗茨基，那就很难。但如果用另外一种语言写作，即使像布罗茨基那样写诗，那也未必就是模仿，更可说是一种诗歌的转换。在我看来，诗歌写作中的相互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对话。因为，我们常常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试图在不同的解答中，互相借鉴。或者在相似的解答中，试图解答得更好，而这恰恰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创作。
◇ 坚持古典形式，反倒成了先锋派
傅小平：你的诗歌注重个人体验，也有容易辨认的风格。总体上看，你流亡西方前后写的诗歌，还是有区别的。我感兴趣的是，当你流亡西方以后，对你构成压制的现实渐行渐远。此后东欧剧变，你在诗歌写作中对抗的政体随之解体。这样，从前那种诗歌的创作，或许难以为继。你经历了怎样一个转换的过程？温茨洛瓦：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正好让我想到一件往事。在帕斯捷尔纳克晚年，我曾经拜访过他，并和他做过深入的交谈。我记得，他特别提到他早期的诗歌，那些充满快乐，那些谈幸福的爱情生活的诗歌，没什么价值，劝我不要去翻译。当然，我不赞同他这样的观念，也没听从他的建议。因为，在我看来，他早期的诗歌依然有一些杰作。要知道，帕斯捷尔纳克早年生活优裕，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写出好诗。茨维塔耶娃的情况则有些不同，她一生都很不幸，她同样写出了很多堪称伟大的诗歌。所以，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才能写出好诗，很多时候并没有规律可言。说到我自己，尽管经历了流亡。但总体上看，我是比较顺利的。我出生在一个优裕的家庭，父亲是一个非常有身份、地位的作家，我在一生中也没碰到贫困。虽然跟苏联有所冲突，也曾面临进监狱，被干掉的危险，但我很幸运，好好的活着去了美国。当然，在我早期的诗歌里，能看到对现实的抗议。当时立陶宛被并如苏联，这违背了大多数立陶宛人的意愿，生活时常是无望的。但是，我并未像其他许多人那样，在旧的立陶宛乡村，立陶宛历史和神话中寻找出路，而是竭尽所能让立陶宛接近欧洲乃至整个世界。1977年到了西方以后，我诗中的讽刺成分加强了，也多了史诗的倾向，即某种讲述历史的愿望。我更多关注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尤其是一些悲哀、辛酸的事件，这些事件不定跟我有直接关系——但有些事您即使没有亲自体验，也会有深切的感受——它会激发我的创作灵感，这体现了诗歌创作中距离感的重要性，也能看出命运对我创作的影响。不过，我要特别强调一句，我同样喜欢早期的诗歌。傅小平：有意思的是，在诗歌创作上，你更多采取了古典形式。这大概类似中国诗人写古体诗，在当下这个社会里，多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而且，如何在这样传统的形式里，传达出现代的内涵和意蕴，这对写作者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温茨洛瓦：实际上，在18世纪，古典主义形式曾在立陶宛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却很少有人写作。现在大多数立陶宛诗人，也使用自由诗体。我自己也写过一些自由诗。但我主要还是采取的还是古典主义的写法。这并不意味着我的诗歌，缺乏当代生活特征，恰恰相反，现实从来都是我关注的焦点，我的古典主义也充满了现代寓意。其实，只有在有冲突的地方，才能产生特别有趣的东西。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人都写自由诗，少数坚持古典形式的诗人，反倒成了先锋派。傅小平：一个或许被经常问到的问题：成为一个好诗人，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你对何谓好诗又是持什么样的标准？温茨洛瓦：回答这个问题，让我感到为难。我记得布罗茨基在离开苏联之前，和主审法官有过这样一个对话。当法官问到，是谁教他写作的？布罗茨基回答说，是上帝！这可能只是一个比喻、象征。但我想，让一个人成为真正的诗人，他的潜意识中，必定会有一种崇高的意识，也许还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驱动。至于好诗的标准，那是见仁见智的事。笼统地说，只要是您喜欢读的诗，对您来说它就是好诗。在耶鲁大学授课，我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对学生解释某些诗歌怎么怎么好，并且分析语言、韵脚、句法等等。但等到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教不会学生任何东西。因为，真正的好诗，往往只凭感觉，而非通过解析写出来的。所以，我得出的结论还是，您凭感觉真心喜欢的诗，就是好诗！
托马斯·温茨洛瓦（Tomas Venclova，1937-），立陶宛诗人、学者和翻译家。1977年，流亡美国。在美国，他被认为是&布罗茨基诗群&的重要成员。现为耶鲁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终身教授。代表性诗集有《语言的符号》、《冬日对话》、《枢纽》等。他的诗歌已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他也因此收获了诸多文学奖项和世界性声誉。欧美评论界称他为“欧洲最伟大的在世诗人之一”。如今，他已当之无愧地成为了立陶宛文化的代表人物。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高兴译托马斯?温茨洛瓦(Tomas
Venclova)，1937年生，立陶宛诗人，学者，翻译家。前苏联桂冠诗人的叛逆之子，地下诗歌领军人物，流亡美国。曾与波兰诗人米沃什和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结为好友，“布罗茨基圈”最后一位在世诗人。
年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执教，1985 年在耶鲁大学获文学博士，并留校任教至今。第一本英译诗集《冬日对话》1997年出版，布罗茨基在序言中大赞其诗中表现出的罕见的勇气和凝聚的力度，这本诗集奠定了他在欧美文学中的地位。温茨洛瓦的魅力和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诗歌范围，除了随笔、诗歌翻译和文学评论之外，他的时政批评在欧美具有相当大的感召力。 移民噩耗不断传来,简言之，电话再度响起：“你知道吗？就在刚才。天哪，她可受罪不少。”我不知道是否在家里。这些日子，我很少造访那由商店窗口和地下通道构成的偏僻区域。我也忘了月份。兴许，在春季离开人世会更好受些：雪地上发黑的粪土沾上煤灰的树蕾，水坑这一边令人沉寂，直到对复活再也提不起兴致。亚历山大，埃德华，谢尼亚(依然活着)。流散的一代。我的记忆唤起长着绒毛的脸颊，粗声粗气的口音，笨拙的脚。唇膏，过于鲜艳。眼睛，一时还记不太清。抽屉里，丝带，收据和支票：半生在此度过。流亡的最初三年荒废了人人都这么觉得。这不完全是你心里所想：难得的家书中的寒意，故乡，监狱的高墙和报刊栏目都一成不变。外面，地下室窗户吱吱作响广告，触角，灰尘。地平线近旁摩门教教堂细长的尖顶，宛若一管针筒(毒害人民的海洛因，而非鸦片，马克思如今会说)。我无法看见她坐火车还是在开车：全都一样，头上柏油混凝土，废铜烂铁，一座未来的坟墓。电梯在黑暗中抱怨。干燥的蜂巢般的办公室，那里，你的口音不是障碍，但它也不会赢得信任。改变大陆并不能减缓痛苦惟有死亡可以。从头开始，更糟。事实是，如此多的时间已经流逝。教堂编织的褶子。骨头在关节处突出在指头上尤为明显。我们在前世就已相识。那里，鬼箭羽白银般闪烁，鹅耳枥林子倒向山谷。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只有关于朋友的争辩，读诗。一次吵架，在门边，兴许，那两个灰黑的水泥斯芬克斯，依然伫立在那里。后来，在布朗克斯稍好的日子她丈夫的画架：纠结的根，意图表示同祖国以及自然等等持久的联结。因为自然总是追求平衡：肉体战胜灵魂，细胞冲上淋巴公路，肺部干瘪，医生则吐出那个希腊词，把我们当做牺牲，奉献给碱与酸的布朗法则①。云朵，潮湿的花岗石水的灰色喉咙。这些河无处可流。浣熊，小心翼翼地走过车库，用长鼻子叩门。松鼠在树针上吐沫飞溅。当我将目光投向第一盏街灯时，我几乎忘记了黑暗。仿佛婴儿的小拳头，心正猛烈地敲击着它无法命名的事物。树枝倾泻叶子。蚂蚁在劳作。油漆罐在镜中燃烧。未装框的高空秋千，手，星星仅仅对她亲近正在慢慢变老。这一切早已是前尘往事。羞耻，肉体的衰朽，咳嗽，身体秽物的恶臭期盼死亡早日来临，那该死的渴望以及无动于衷的路人。在这诗行的末尾，请原谅我的沉默。①布朗法则，指悬浮在液体或气体中的微粒所作的永不停止的无规则运动，为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首先发现。乌祖彼斯在欧椴树的喧嚣下，在石头堤坝的前方，在一条像似台伯河的激流旁，我喝着杰尔彼酒，同两位老人坐在一道。暮色中，酒杯的叮当，烟雾。我们从未谋面。我只认识他们的父辈。一代又一代。录音机在啭鸣，发出吱吱的响声。两位对话者渴望了解我曾经考虑过的问题：苦难和仁慈是否还有意义；丢弃规则，艺术是否还能生存。我与他们相同。天意却给了我奇怪的命运：这，自然并无什么优势。我明白邪恶永不会灭亡，可人们起码得有所行动，力争消除盲目。而诗歌显然比梦幻更富有意义。夏季时光，我常常在拂晓之前醒来，毫无畏惧地感觉到，时间正在悄悄临近，那一刻，其他人将继承词典，连同云，废墟，盐和面包。而自由，那宝贵的自由，是我将要获得的所有。①乌祖彼斯是维尔纽斯附近地区，在立陶宛语中，有“对岸”的意思。1997年，这一地区宣布成为独立共和国。安东尼奥·维瓦尔第①――给T.M.一束光的独唱，压倒第二声部唱诗班。仿佛显灵一般，这一日子已彻底结束：越过屋顶倾斜的马口铁和石棉，失重的浪花，一次次地冲击着桥墩。秋天临近。越过城市，另一个八月太阳向后撤退。破烂的灰门被潮湿摧毁。壁柱在冷却。可《如果你离去，如果你留下》继续着，在玻璃顶下生长，就像在伊甸园的灌木丛里。仿佛一只蝉，在音乐丛林的王国里，那斗篷的小塑像在一根弦的回声中淹没，变成了声音本身，仿佛感觉到它必须离去――因为肉身从不在沙地上留下任何印迹。达到天使的速度后，它舞动着，旋转着。在稠密的音符之林上空，它抓住一个升半音：在空中渐渐消失。告别的时刻已经来临。黑暗笼罩。谢天谢地：什么也没有留存。①安东尼奥.维瓦尔第()，意大利作曲家和指挥，最著名的作品为《四季》。明信片，寄自K.之城糟糕的天气，磕磕绊绊沿着普雷格尔河①蹒跚。疲惫的马路，见证着一位亡命者迟到了几世的来临，作出厌倦的呼应。景致闭上眼睛。惟有叶子保持着哥特体笔迹。木框的密码已成为水泥块。一辆装载成吨走私货的火车，压迫着松动的枕木。云雾状的丰田车群，用废气熏黑窗户的冰窟窿。稍息之后，多亏了一把挂锁，大门，不顾沉重的嘎吱嘎吱声，依然朝外摇晃。总之，避开它们的冲击力，看来是最聪明的做法。你曾说：倘若人们永远依赖复仇，用冲突和分歧雪耻他们的屈辱，那么，城市会很快厌倦他们的行径。它们原谅一切。街车在大街上叮当作响，惟有铁轨和地基回想起那片下着冰雹的天空。即使整个宇宙都归于尘土，此处，汽车也不会改变它们的路线———街市的网络也不会改变它们的布局。然而，街角，白色的水泥窗格隐隐显现。公园屈从于沥青。而那大教堂的拱门祈求上帝赐予仁慈的结局。一枝苦艾从水泥中奋力伸展。破烂的砖墙遮蔽了新来者的黄色雨衣，几阵刺骨的狂风的反叛遭遇一个微不足道的障碍：一个凡人，恰巧在这特殊的日子，身处异国他乡。那里，惟有空气曾经飞翔，他看到垂直的轴，丑陋不堪。那，甚至都不是在谈论精神--而是，正如先人所言：精神随意飘荡。即便如此，过快增加的废墟和落叶，依然胜于标准的坟墓，总有一天，我们人人都会住进里面。傍晚时分，汽车废气和臭气，从灰暗的四周，缓缓涌入纳坦吉阿沼泽地。防弹盾赢得了胜利，城堡失去了踪影。然而，虚空依然占着上风：波浪的尖锐颤动切除沙滩———围攻爱希马雷斯海岸。词语，在开端之前，便归于尘土。此处，猛烈的大陆拂晓首先开始提升那毫无希望的平行六面体。而梦，风一般拥抱肉身后掠过城市，那里———时间早已获胜———甚至都没有丧失的余地。深夜。炸弹碎片，一个世纪，星辰挤压着屋顶的马口铁。荒原被剥夺了名字，在它现时的格局中，我们等候着早晨，仿佛待在防空洞里，并不知道，黑暗中当我们躺在一起，我们是否还是自己抑或已成为他人。①俄罗斯西部港市哥尼斯堡（旧称加列宁格勒）的一条河流。一种告别，严峻的哀悼我们的晨室，充满了茉莉花和尘土。那窗，犹如屏幕，被拱门从昏暗的运河中剪切，含有路人的背影，溅满石灰的大门，白杨树长方形的菱形，不时的，你的雨衣。那些解冻时期过时的时尚。当你姗姗来迟时，我感到被剥夺了言辞的天赋。整整四年，或者更确切地说，从一开始，我们就已分离。没有特里斯坦在搜寻帆船：兴许，一位天文学家在阿尔卑斯之夜抓住他的镜头，十字路口旁，我看见那幢黄色的、被烟熏黑的房子。之后，一个纤细的身影靠近。那些院子已遭毁坏。惟有运河和街市的望远镜忍受着。当我碰巧来到此地时（从通向终点的任何一条路），我甚至能在街市深处看见死者，却怎么也看不到你。没有欲望。如果在我停住时，血压迫着主动脉，它也不会持续太久。就像缓缓运转的行星在轨道中行进，唯有潮汛能记录下引力，不知不觉。一位诗人会说，唯有诗句中的跨行能够忍耐。词语，一旦相互靠近，便会返回到空无———一个诗句或诗节突破另一个诗句或诗节。尽管韵律切断的可怜的句法总是妄图将之连接。抵达亚特兰蒂斯泥沼上，悬崖是座幽灵般的补给站。水手们并不在乎哪个国家已遭倾覆，毕竟，那些日子里，一场冗长的战争，已让他们的王国支离破碎。饭店餐厅留下的仅仅是视线。摩托艇倾斜着掉过头来。临近的冬天，拉上帷幕，比那被水泥和灰土遮蔽的窗户，更加幽暗。红色阳台，一如既往，稳稳地蹲坐着，可要塞的轮廓却依稀难辨。海鸟们在桥墩上缓缓行走，毕竟，我们比铸铁，水泥，更加结实。站着，别动，闭上眼睛。一名旅者的脚步踏进后街的沙滩。目力不及。我们将永远分离。无论转向何方，人们都看见闭塞的海湾和世纪的末端。蓟，林奈花①,山羊草。布满窟窿的金属，闪着潮湿的光泽。就像万能的上帝，我们感觉着彼此--从深渊的对面：遥远，而又亲近。海的门槛上，浅滩遭到侵蚀，航道，幽暗的航道，黑绉丝一般消失。然而，就在我的手下，贫困十一月，语法和火焰，依然在闪烁。①生长在波罗的海附近地区的一种花。侍女图有九个或十一个人物包括小矮人，侍女，那面幽暗、敏锐的镜子中的映像。还有那位尚未开始作画的画家———四个世纪之后，那幅画还在耐心地躲避着我们的目光。假设画家正在画我们。不过，更确切地说，模特、观者和画家兴许全都是一个原型的片段。比任何时候都更充沛的光穿过窗口（并且，就像在天堂那样，它的善行照耀着所有的不完美）。而那道无形的凝视，停留于所有的凝视汇集之处，画笔会教我们如何将它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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