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乡村教师的人生回忆
　　记号一个
　　一部回忆录胜过一部教科书，从这里我看到了很多以前在学校里书本中了解不到的东西，以前经常听村中的老人讲前期的故事，但支离破碎，不成体系，今此回忆录实帮我比较完整地窥视那个光怪陆离的悲惨年代里发生的各种闹剧。
　　上来看一下。
　　作者：不吵架　回复日期：　16:51:42　
　　　　继续支持，顶楼主，能看到好帖子，是读者的福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多谢关注。
　　三、串联的故事（一）　　　　我们在迷茫和惶恐中度过了1967年元旦。教室还是空空荡荡，小学生们打起背包，上北京、下海南，到处“革命串联”。我们做老师的却不敢冒失，还是循规蹈矩守着空教室。后来有老师每天来学校报个到就走了，再后来连报到也免了，学校就空空地关了好多日子。元旦以后，有老师带来可靠信息，教师也可像学生一样外出串联。不论去哪里，所有车旅费都可申请报销，各地都有串联接待站，吃和住不需花一分钱。　　　　不需花钱也能走遍天下，这对乡村教师有巨大吸引力。至于革命串联究竟该做些什么，谁也不知道，谁也不关心。大家心照不宣，把串联看成一次公费旅游的机会。　　　　青年老师最先行动起来，接着中老年教师也开始分批出动。出发前要领导出证明、盖公章、领经费，当权派不敢说个不字。我因为是保皇身份，顾虑重重，再加对运动始终心有余悸，迟迟不敢行动。等大多老师上路以后，我也联络了10多位中老年教师，开始了串联活动。　　　　我们这些人胆子小，不敢远游，只去了上海附近的湖州。这条路线非常顺利。上轮船不拥挤；接待站工作人员友好热情；房间大、被褥厚实而干净；饭菜丰盛可口。接待手续很方便，拿出单位证明，再在账单上签个字，不花一分钱，确实是白吃白住。这时大家才相信不花钱走遍天下不是神话。　　　　在湖州我们逗留了四天，每天就到处逛，谁也不去取经点火，最多看看街头大字报。我们这些人非常老实，想到是揩公家油，占国家便宜，心里就很虚，所以享受了几天免费生活，就急着回去。　　　　回到小蒸，我发现先走的同事还没回来，有些同事回来后又走了，而且大多选择了去远方。我终于轧出了苗头，串联是大势所趋，不可能犯错，胆子就大了。我开始酝酿第二次行动，目标是南下，越远越好。当时又有十几个教师愿意同行。　　　　晓梅也热起来，要跟去。这时小儿子才10个多月，离不开母亲。带着孩子，不太方便，而晓梅不去，又失掉一次好机会。以上次湖州串联的经验，我们认为即使带着孩子上路也能对付，于是决定抱着儿子一同上路。大儿子这时已四岁多，本可交给岳母照看，但岳母当时正犯老哮喘。我只能寄希望于青浦母亲，问她是否愿意帮我带几天大儿子。我带着大儿子去青浦，她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我把大儿子留在青浦。　　　　我们一行十几人，有中青年教师，也有年纪较大的教师。天气很冷，到石湖荡火车站时天开始下雪。当时火车晚点很经常，我们在风雪中等车，人都冻僵了。三个多小时后，火车进站，大家往车上挤。车内已人满为患，我们拼着命才勉强挤上车。火车速度极慢，每个站都有不少人涌上车。车上空间几乎挤尽，车架上、座椅下、厕所间都是人，站在走道上转身都不行。苦苦熬了六小时，凌晨三时才到杭州。　　　　杭州风雪更大，宽大的车站广场，挤着无数的人，对如此大的风雪竟然不避不躲，人们从头到脚都盖着白雪，却不见有人拍打。　　　　一下车，我们就去找接待站。杭州到处是人流，到处是混乱。我们奋力冒雪奔走，一下子赶了八个接待站，都被人家赶出来。工作人员态度生硬，有的接待站根本找不到工作人员。所有接待站，从门厅到走廊躺满了串联的男男女女，一个人都插不进。我们跋涉了二个多小时，总算在城区的边缘地带找到了一个可以容身的地方。接待站，不过只是在水泥地上铺点柴草。　　　　到凌晨时六点左右，我们一行才在接待站安定下来。这时儿子开始发烧，咳个不停。处身在这个乱糟糟的陌生地方，既无医，又无药，耽误了儿子看病，后果不堪设想。晓梅吓坏了，要马上回家，同行的教师也觉得回家比较妥当，我只能抱起儿子带了妻子离开同事们往回赶。说实话，经过几番折腾，我已累得只想闭眼睡觉，脚疼得一步也不想走，但为了儿子，我们非得咬牙赶回去不可。　　　　在往杭州火车站赶时，为了给儿子遮风挡雨，我脱下棉衣把儿子包裹起来，这样抱着就更吃力了。顶风冒雪，我竟然额头冒汗。等我们赶到火车站，差不多要瘫倒了，但还得拼命挤进站台。我们在风雪中一直等到中午，才挤进车箱。幸好，这是一列北上的大棚车，容量大，又是起点站，候车人都能上车。我跌坐在火车地板上再也动不了，已经是三顿没吃饭了，但并不觉得饿，只是累。熬到黄昏，我们才到家。给儿子喂过药后，我们倒头便睡，一觉睡了一天一夜。　　　　这次串联吃足了苦头，把晓梅吓坏了，再也不敢抱着儿子凑热闹了。我还不甘心，休息三天后，又想约人外出串联了。　　
　　作者：见习活阎王　回复日期：　17:39:38　
　　　　一部回忆录胜过一部教科书，从这里我看到了很多以前在学校里书本中了解不到的东西，以前经常听村中的老人讲前期的故事，但支离破碎，不成体系，今此回忆录实帮我比较完整地窥视那个光怪陆离的悲惨年代里发生的各种闹剧。　　　　说得非常好，虽然以前经常听父母讲述往事，但远不如这样的文章得来的完整。
　　四、串联的故事（二）　　　　这次相约同行的都是青年教师，目标是南下，第一站就定在武汉。　　　　一行七人，远行千里，很快就到了武汉。武汉的串联接待站与杭州大相径庭，串联的人不多，大多房子都空着，可肮脏不堪，令人作呕。地上到处是纸屑、瓜子壳、果皮、饭粒、菜汤……，有的地方是厚厚的一层，发出熏鼻的霉味。接待站的门窗全遭破坏，玻璃都成碎片。最脏的是男女厕所，粪便已从粪池溢到地面，人们只能在厕所门边、甚至门外大小便。接待站臭气熏天，难以下脚。　　　　我们忍着恶臭住进房间，寒风冷雨从破窗直入，室内和室外温度差不了多少。被褥又黑又潮、斑斑驳驳，见了肉都发麻，我们只能和衣而睡。接待站不供应伙食，大家只得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幸好武汉吃的东西很便宜，五角钱就能买到一大碗鸡肉，我们大吃鸡肉。　　　　我们观赏了由蛇山、龟山背负着的武汉长江大桥，果然气势雄伟，景色壮丽。站在桥上往下看，滚滚水流从悬崖峭壁间倾泻而出，不禁感叹称奇。我们在此停留许久，不舍离去。接着我们去黄鹤楼，中心大道等处观光。当时名胜古迹脏乱不堪，不少还关门谢客。尽管如此，我们在武汉仍玩得很尽兴。　　　　在武汉停留几天后，我们准备继续南下。不料此时国务院下令全国停止串联，劝导在外学生迅速返校复课闹革命。武汉火车站贴出告示，只供应回程车票。我们后悔莫及，南下广州本是大家梦寐以求的目标，此时已无法实现。我们无奈地办理了回程手续，领到一张回上海的七人集体票。　　　　真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一群广州大学生，领到了七人集体票回广州，他们为不能去上海而牢骚不断。我在无意中听到他们的牢骚，于是一个大胆设想在我脑中形成了：用我们回上海的票子，与他们回广州的票子对调一下，这样他们可以去上海，我们可以去广州，两全其美。我立即找同事商量，大家兴奋莫名。我出面与广州大学生商谈，很快达成了协议。　　　　我们一行人挤上南下火车，直往广州而去。火车上，大家提心吊胆，怕列车员查证件。我们不敢坐座位，只能在车箱中游走，躲避列车员。后来我们主动与乘警攀谈，发香烟、聊天、打趣，大家很快成了熟人，于是我们可以在火车上放心睡大觉。　　　　平安抵达广州后，我们惊喜异常。靠了一点小聪明，我们到达了南国名城，实现了梦想。　　　　广州接待站又是另一番风光，出乎意料的清洁，我们吃得好，睡得更好。接待员还一个劲地要我们提宝贵意见。我们七人白天各自结伴、分散行动，晚上回接待站聚首，交流信息。　　　　我们梦游似地迈步在珠江畔，领略南国风情。美丽动人的夜景、美味可口的南方小吃，鲜嫩多汁的南方水果，我们贪婪地享用着，留连忘返。一晃就过了一周多，我们准备去“天涯海角”。经打听，从广州乘船，几个小时就能上“海南岛”。待我们赶到广州轮埠，才知形势大变了，政府不但禁止串联，而且连回程票也不提供了。我们马上查看各自兜里的余钱，只够买回程车票。如果再去海南岛，就没钱回家了。算算出来已经三周了，年关就在眼前，家里人正盼我们回家过年呢！于是当机立断，放弃到海南，直接打道回府。　　　　我们上了直达上海的快车。当进入上海地界时，我们才想到此车小站不停，我们下车的石湖荡站也不停。如果直达上海，我们回家既要换车，又要坐船，还得走好多路。当时大家心里着急，直骂自己浑蛋，竟没有想到乘普通列车。想不到好运紧跟而来，直达快车竟在石湖荡站停了下来，列车员叫唤“临时停车，不准下车”。既然火车停下了，就休想难倒我们。串联中我们已学会各种上下车办法，门不开就从窗口走。我很快拉开窗，让一人先跳下，然后把东西往外掷，接着一个个往下溜，不到二分钟，人与物都安全落地。等列车员发现喊叫时，我们已在车下愉快地向她招手致意了。石湖荡下车，走半个多小时就到家了。此时，家里人正等着我们回来吃年夜饭，一见我们及时赶到，惊喜万分。　　　　至此，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革命大串联彻底结束了。我算是抢了个尾巴，侥幸达到了出游的愿望。我们违规迟回十来天，很怕挨批，可谁也没为难我们，连自购的回程票都给报销了。领导如此大度，大概世道真要变了。　　
　　先来顶一下，有时间再详看。作个记号。
　　竟然是沙发？巨兴奋中…………………………　　不客气把板凳也占了。
　　还有地板，干脆就包了吧？不容易呀，N年才一回，哈哈。
　　地板干脆也包了吧？不容易呀，N年才一回，哈哈。
　　真的就没人来看？悲哀。
　　五、接大儿子回家　　　　串联回家后，稍事休息，我就去青浦接大儿子回家。心想得谢谢母亲，她帮我带了20多天儿子，很不容易。　　　　春节前夕，城里人头攒动，购物忙碌，大街小巷已现节日气氛。我想父母家也定在准备过年，儿子见我前来定会手舞足蹈，兴高采烈。　　　　家门半开着，门槛上骑坐着一个衣衫肮脏的小孩，一只鞋子脱落裸着一节小腿，冻得通红的小手指，勾着一根细竹杆，低头在地上划拉着。我蹲下去一看，正是我的大儿子。瘦瘦的小脸上，挂着长长的鼻涕。我叫了声孩子的名字，孩子抬起头来睁大眼睛，恐惧地望着我，而后摔掉竹杆，站了起来，扑到我身上，大哭起来，两只小手死死地拉着我衣服，就像一放手我会突然飞走似的。我抱起儿子，连连轻拍他的背，一再安慰说“好儿子，咱们回家，不要害怕！”。我越说越心酸，两行热泪就滚落下来。　　　　我抱着儿子站在门外，内心气愤难平，终于猛踢一脚大门，走进里屋。屋里三妹的两个孩子，穿得整整齐齐，捧着热水袋，坐在椅子上，吃着糖果。我虎着脸，瞪着眼，一声不响地望着。此时，老娘才慌了神，抓了一把糖往我儿子袋里塞，一面还厚着脸皮搪塞着说：“你的儿子脾气真怪，叫他坐在屋里，暖热，他就是不听活，喜欢往外跑，对他真没办法。”。我向她要儿子的衣裤用品，打成小包，抱了儿子就走，什么话也没有留下。我听见她在背后大声唠叨，说我没良心，领了这多天，一句好话都没有，是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我太糊涂了，自己从小就受过这个无知无识蛮女人的虐待，早就知道她的厉害，竟还敢把儿子交她去领！ 　　
　　写出门的一段意趣盎然。　　　　分页了，顶。
　　作者：见习活阎王　回复日期：　8:28:42　
　　　　真的就没人来看？悲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你在这里顶贴，作者就很安慰了。
　　作者：不吵架　回复日期：　16:56:14　
　　　　写出门的一段意趣盎然。　　　　　　　　分页了，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多谢长期关注
　　六、参加造反队　　　　在串联期间，学校的形势发生了新变化。1967年春节后的年初三，小蒸所有老师，包括各村校的老师，全部集中在中心校内。大多数老师手臂上套了红袖章，印着造反队的名称。有人煞有介事地告诉我：“我们造反了，是造反队员了！”　　　　把革命等同于造反，是伟人的创意。历史上的造反是要杀头的，而如今却是中央号召造反。造反成了时尚，一夜之间成百上千个造反队涌现出来，势不可挡。　　　　当时，青浦成立了“青浦县小学教师造反司令部”，简称“小教司”。小蒸教师中有几个造反积极分子从县总部领来了队旗、公章、和红袖章，当上了造反队的头头。此后当权校长靠边站，由造反派头头掌权主事。如此，原不起眼的青年教师，就凭造反的胆量，一夜之间成了威风八面，呼风唤雨的掌权人物。　　　　我仍心有余悸，不敢参加造反队。造反队几个头头原和我关系很好，可以说是我的知己好友，平时无话不说。他们知道我在教师中的能量，很需要我壮胆撑腰，为他们出出主意，所以他们千方百计拉我参加造反队，缠着我、磨嘴皮、不肯放松，一轮一轮攻势不见尽头。我实言相告：我父亲有历史污点，而且本人头上也有顶看不见的灰帽子，我经不起任何风浪，而且可能连累造反队。造反队头头表示：虽然非常需要我为造反队出力，但这不是主要目的，劝我参加造反队是为我好，现在单位里除了戴帽的，都报名参加，我不参加反而会有压力，随大流最安全。今后造反队由他们担纲出面，根本不用我抛头露面，我只是个普通群众，没有任何责任。相反如果有人要找我什么岔子，造反队倒可出面保护我。　　　　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为了自保，也为了朋友情面，我参加了造反队。参加造反队的手续很方便，只要领个红袖章套在手臂上就行了。红袖章在特定的文革时代，确实风光无限，被看作是革命的标志，有了它，别人不能随便革你的命，而你却可去革别人的命。这样昨天还在惧怕“红袖章”上门来革自己的命的知识分子，以为套上红袖章，就可保护自己了。　　　　造反队刚成立时，一个单位只有一个，没有对立派。几乎所有群众都参加了造反队，所以群众很团结，大方向对准当权派，不触及群众。尽管大字报满天飞，场面轰轰烈烈，冲冲杀杀，很有些威势。但靶子集中在当权派身上，群众太平无事，造反队头头因此也很有威信，秩序也较为正常。　　　　但是不久单位就开始分派，斗争就残酷起来。我成了造反队员后，始终是一个普通队员，可因为与头头有私交，几乎天天接触。造反队的大小事情，他们信任我，都不瞒我，还让我帮着想想办法。结果我被对立派圈定为摇鹅毛扇的“狗头军师”，成了重点打击对象。　　
　　上来看一下。
　　　有你在这里顶贴，作者就很安慰了　　-------------------------------　　这个贴子我多的不敢说，只要我还活着并能上网，我就一直要顶到老人家把回忆写完，哪怕只有我一个人。哈哈。
　　文化大革命--------一场宇宙间空前绝后的悲惨闹剧而已，全球只有我们萎大的裆才不担任何责任的做过。
　　七、武斗时期　　　　很多没有经历文革的人，可能认为造反派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其实当时中国民众在共产党统治下第一次获得了不完整的结社自由，各种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三人就可结社，套上红袖套就算加入了组织。造反派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而是千千万万个群众组织。　　　　这千千万万的群众组织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不断进行着分化与兼并。小的造反组织，总要挂靠大的造反组织。这样不久，在各个地区就出现了几个大的造反派组织。大的组织，向基层延伸，而基层一般也总要分成几个大的派别，从而形成了盘根错节的组织网络。　　　　所有群众组织，都自称革命派，在造反等于革命的形势下，所有群众组织又都自称造反派。但从实际政治倾向上，民间发明了“造反派”与“保皇派”这两个词来指称两类组织。“造反派”总体上是在文革前十七年不太得志的边缘性人物，他们要挑战现存秩序；而保皇派一般是既得利益阶层，或者与当权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人，他们要维护现存秩序。　　　　在青浦地界上，主要由上海市的两大群众组织主导，一是“工总司”，是当时有名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他们制造的安亭事件全国闻名，后来还出了个国家副主席王洪文。另一是“农革司”，是有名的保皇派组织，在上海的郊县很有势力。在青浦县城里“工总司”实力强大，尚能与“农革司”相抗衡，但一出县城就完全成了“农革司”的天下。在青浦地区，造反派也称为“少数派”，而保皇派则称为“多数派”。　　　　在青浦，少数派(造反派)与多数派(保皇派)的对峙，可以看成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农民的保守与惰性。可以说哀鸿遍野的大饥荒，最主要的受害人口就是农民，但农民却成了保护现存秩序的主要力量。农民永远是反对变革的力量，也是传统势力可以依靠的力量。联系到法国大革命时旺代地区农民对复辟王朝的支持，可见农民的保守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小蒸，在乡镇上，也有部分少数派势力，主要集中在吃皇粮的人口中，如政府机关、供销社、学校等部门的职工。而在乡村里，则几乎全部是多数派的势力范围。农民中也有少数派，但态度明朗的，全公社总共不会超过十人。　　　　小蒸教师中的造反派，属于青浦的“小教司”造反队，挂靠上海“工总司”。开始时几乎所有教师都参加了“小教司”。到1968年时，单位里有几个人，在外面联系挂钩，另立山头，成立了另一个造反组织“红教司”，并挂靠势力强大的“农革司”。乡村地区原是“农革司”的天下，当两派对立形成后，很多教师出于安全考虑，纷纷退出“小教司”而转入了“红教司”，而也有部分则成了明哲保身的逍遥派，哪派也不参加，哪派也不得罪。　　　　两派形成后，小蒸教师中少数派的形势极其不利，成员只剩十几人，在中心小学还能保存一定的势力，而在乡村小学，则只有零星几个成员，大多数教师成了多数派或逍遥派。但从群众的情绪来说，逍遥派中的大多数人是同情少数派的。　　　　两派群众组织形成后，展开了夺权斗争，从而形成了文革中最血腥的派性残杀。原来斗争大方向是针对“走资派”，但复杂的派系形成“打”和“保”两大阵营后，就变成群众斗群众。在夺权的疯狂阶段，从上到下，从城市到乡村，两大阵营互相残杀，越演越烈。人都像疯了似地、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因派别不同而争斗不休，六亲不认。　　　　造反初期，有6个上海工人，到小蒸来煽风点火，他们在小蒸街上散发传单，还站在凳上演讲，号召农民起来揭盖子造反。可是不久，农民从四面围上来，把他们几个挤在当中。说是辩论，实际是出手打人，打得工人们抱头鼠窜，从此不敢再来。当时农民并不清楚上海人来干啥，他们只听头头说：“有反革命来破坏，快去打！”，就涌出来痛打造反派。“红三司”有几个红卫兵，也到小蒸来发传单，受到周潼大队农民追捕。其中一个小将被抓住，痛打一顿后被绑在脱粒场的电线杆上。他先还摇头反抗，后就垂头不动了。幸亏有人到公社报信，干部不得不下去处理，否则肯定要出人命。　　　　这是刚分二派时候的情况。到了夺权前后，派性斗争越来越残酷。县城里大打出手，两派各抢占大楼，筑工事碉堡。武器除了木棍铁杆外，还有长矛大刀，甚至土枪、手榴弹。双方各有阵地，天天发生磨擦。像打仗一样。　　　　在小蒸，造反派处在强大的农革司包围之中。刚开始，少数派不挑衅，多数派也不来惹事。但在夺权紧要当口，暴力使用越来越频繁，少数派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有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在办公室看书，突然闯入五个农民，他们手持铁棒，不停地敲打桌子，对我威胁，要我交出队旗、图章。起初我确实害怕，铁杆打在身上可不是玩的。后来我发现其中一人有些面熟，断定是小蒸农民，才放心了许多。我说；“我认识你们，有话好好说。动武可不是革命作风”。他们以为被我认出来了，心里一虚，很快就跑了。　　　　本乡熟人不敢打人，多数派就动用外乡多数派来打击少数派。这些外乡人一般晚上出动，由本乡人通风报信，有些公社已经出现少数派晚上在家里被抓去痛打的事，这叫做“摸鸡棚”。在风声较紧的时候，我们怕被摸鸡棚只能往外逃。青浦工总司大楼接纳各乡镇逃亡出来的少数派。大楼很大，共有四层，可容纳很多人。大楼里没床铺，但水泥地上随处都能睡，用几张报纸，或者草帘子一铺就可躺下。那时天还不太冷，和衣而睡没问题。吃饭只要自备碗筷，饭菜尽吃，也不交钱。我们最多一次住了十来天，晓梅还在那时认了个弟弟，患难之交，至今还有往来。　　　　住大楼时，也遇上过战事，所有战事都由青浦训练过的队员出战，避难者都不用参战。我记得有次他们打了一仗，伤了好多工人，还被对方抓去一人。后来抓去的人被打死了，大楼里吼声震天，要出兵报仇。此时上海总部正好来人，主张先谈判，才没有打成。我们有一次去上海工总司总部，在外滩的一幢大楼里，那时工总司正在砸“联司”，据说出动几百辆车，死伤成千人。我看到的是卡车装来的俘虏，男女都赤膊，下身一条短裤。俘虏都很强横，不屈不挠的样子。有个女俘虏竟还伸腿踢人。立刻被打扒在地上。我不敢多看，拉了同伴就走。　　　　有一次，小蒸农革司叫来练塘打手，要砸烂小蒸少数派。打手们乘小轮船来小蒸，在家的少数派队员，来不及逃跑的，被捉住殴打。其中打得最重的是机关少数派头头，被打得动不了，送进医院救命。他是农民出身，身体强壮，可被打后就面黑背弯，伤了元气，没熬几年就一命呜呼。另一名是供销社的矮胖子，他被抓后先是遭拳打脚踢，后是站在油桶上批斗，再后来又被铁棍敲打，打得大便失禁，尿屎一裤子。　　　　练塘打手最后到了学校，幸好那时我正在青浦，才逃过一劫。他们手持铁棍，用红布蒙脸，只露出两只眼睛，即使被打死，也没有人来偿命。晓梅带孩子正睡在校内。打手们抓不到我，硬逼晓梅交代我的去处，他们就用铁棍敲她大腿，大腿青了好大一块，疼了好长时间。临走他们扬言有男的一定摆平，以后还要来。　　　　我是第二天回到小蒸，才知道昨晚发生的一切。我马上与各单位少数派联系，大家都怕再出事，决定连夜出逃。我们不敢从练塘去青浦，怕自投罗网，只能乘天黑，抄小路，从曹家浜上铁路，去了松江。这一天傍晚，天还下小雨，我们一行10多人，用担架抬了矮胖子，跌了好几交，担架上全是泥，总算偷偷逃离小蒸，上了铁路，再步行到松江。我们在松江借旅社安顿，住了好几天，还写大字报向社会呼吁。声势造得挺大，但毫无作用。　　　　直到各地革委会成立，群众斗群众的武力残杀才算缓和下来。　　　　这段派性武斗的时间大概有三、四个月。在风声最紧的时期，我们曾数次逃到县城少数派的大本营，也曾去过上海“工总司”的大本营，也去过松江避难。但大部分时间我们还是在小蒸度过的。在小蒸，少数派白天基本上是安全的，晚上则担心被外乡来的多数派“摸鸡棚”，只要听到狗叫声，就惊恐不安。　　　　想起这段日子，真是风声鹤唳，恐怖异常。武斗中死伤人数何至千万，真是惨不忍睹，黄泉路上不知添了多少冤魂。　　
　　作者：见习活阎王　回复日期：　8:57:13　
　　　　　有你在这里顶贴，作者就很安慰了　　　　-------------------------------　　　　这个贴子我多的不敢说，只要我还活着并能上网，我就一直要顶到老人家把回忆写完，哪怕只有我一个人。哈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的真诚，令人动容。
　　这么多我不想看，不过，ＬＺ辛苦了
　　又更新了，先顶后看。
　　老人家说的和以前村中的上一辈讲的当时的社会情形基本一致，但是，能详细具体地描述那时的情形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武斗这段看得让人辛酸。
　　天涯的格式好象变了，有点不顺眼。
　　再上来看看，格式又恢复过来了，是我的系统的问题？
　　期待更新，顶起来。
　　八、学校里的两派对立　　　　学校里的两派对立虽然没有发展到武斗，但争斗时间特别长。革委会成立后，曾缓和了一阵子，后来又斗起来，甚至文革结束后还斗了好一阵。 　　　　学校形成两派时，我曾想退出造反队，做个逍遥派，两不得罪。但当时许多人都相继退了队，有的投多数派，有的做逍遥派，少数派只剩下十来个人，形势岌岌可危。几个少数派头头都是我的知己好友，我无论如何开不出退队之口，好像我若在这时退队，就是背叛，就是落井下石，就是置友人于死地而不顾。　　　　少数派在中心学校占优势，但在整个公社教师中不占优势。小蒸教师中的多数派，由中心小学的副教导(就是介绍晓梅当民办教师的女教导)，以及乡村小学的教师组成。多数派人多势众，战斗力特别强，但人员复杂，软肋也不少。而少数派大多是正规师范毕业的文弱书生，家庭成份与本人表现都很过硬，只有我身上稍有把柄。从当时盛行的阶级分析，少数派是更纯洁、更革命的，我以为投在这支队伍里很保险。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在这队伍中恰恰最不保险。因队伍纯，软肋少，我就成了多数派集中攻击的对象，变成了挨刀枪的靶子。一时间无数大字报对准了我，不分是非曲直，把我骂成坏蛋、两面派、保皇派，摇鹅毛扇的黑军师，要把我揪出来批斗。少数派虽然也组织还击，搞大批判专栏，但因对方目标太多，火力分散，攻击无力，使多数派占了上风。　　　　当武斗在全县范围基本结束后，各地筹备成立革委会，这时两派斗争的焦点就是争取进入革委会掌握权力。按当时的政策，没有打倒的当权派要结合进革委会。起先少数派与多数派双方都想打倒当权派，哪方能打倒当权派，权力就归哪方。但如果当权派打不倒，就要结合进革委会，这时谁能控制当权派，就可控制革委会，于是当权派成了两派争夺的对象，都想由自己一方去解放当权派，让当权派倾向自己。　　　　这里提醒一下，不要以为在任何小单位，保皇派就是保小单位的当权派，造反派就是要推翻当权派。保皇派与造反派并不是在小单位中，而是在地区层面。就小单位来说，不管是保皇派还是造反派，都是要造当权派的反的。　　　　我们单位当权派就是校长一人。揭批他的材料大多是工作作风问题，即使上纲上线也决难打倒，显然不管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只能去解放当权派，使当权派偏向自己一派。但小蒸的多数派不甘心，他们用疲劳战术整校长，用细铅丝把木牌挂在校长脖子上，让他痛苦不堪。被逼之下，校长说出年青时曾摸过一个女学生的大腿。这可是重磅炸弹，多数派欣喜若狂，他们马上派出外调人员，要整出罪证，置校长于死地。　　　　我们少数派也多次派出外调人员，做了许多工作，得到了女学生的口述笔录，证实校长只属一般错误，算不上犯罪。但对方的外调人员原是公安干部，办案有一套，扬言掌握了校长奸淫幼女的犯罪证据。他们搞逼供信，打得校长面颊肿大，逼他承认强奸幼女的事实。但校长十分顽固，斗了三天，还是不肯承认，多数派只能无功而返。　　　　经过多数派一斗，校长就变得低头哈腰、唯唯喏喏，多数派说什么他都惟命是从，不敢违背，死心塌地跟定他们了。我们少数派也开会批斗校长，但我们是文斗而不是武斗，没有搞逼供信，只是问他问题，让他回答。校长不承认强奸幼女，但也不肯揭发多数派的暴力逼迫行为。很显然，校长也觉得多数派更有实力，想投靠他们了。　　　　我们少数派分析下来，觉得多数派整的犯罪证据是假的。我们与多数派交涉，希望双方交流外调材料，联合打倒当权派。可多数派一口拒绝，让我们靠边站，不要干扰他们的革命行动。半个多月后，多数派改口说当权派已低头认罪，表现尚好，所以要从宽处理，给他重新做人机会。　　　　当时，县文教局召开“全县教育工作会议”，通知造反派和已解放结合的当权派出席会议。虽然我们少数派头头也参加了会议，但多数派控制了当权派，等于控制了即将成立的革委会。多数派洋洋得意，而我们少数派成员又气又急，唉声叹气。我想出了一个揭露多数派矛盾的好办法，既然校长强奸了幼女，就得马上逮捕法办，怎么还能做领导？如果这是事实，则多数派是庇护坏人，而如果不是事实，则多数派就是伪造证据。　　　　在全县大会开幕那天，我们小蒸少数派教师全体出动，到青浦会场大门口，刷了一幅标语：“强烈抗议强奸幼女犯×××（校长姓名）出席县教育工作会议！”。这一下搞大了，全县的教育系统的头头都知道了。校长灰溜溜逃出会场，小蒸红教司头头有口难辩，恨得咬牙切齿。　　　　那幅标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使小蒸红教司相当被动。县里红教司总部也因此受到查问，小蒸“红教司”就此臭名远扬，失了威风。而少数派则欢天喜地。　　　　小蒸红教司头头恼羞成怒，要强迫当权派承认强奸幼女的事。于是重新批斗当权派，而且加大了力度，穷追猛打，几天几夜，轮番追逼，要一举拿下。在多数派揪斗当权派，搞逼供信时，我们少数派也曾想抢出校长，把校长保护起来，但因为势单力薄，没有敢轻举妄动。虽然我们知道校长不是傻瓜，如此大罪，绝不会认账。但我们也怕校长屈打成招，于是我去找了校长爱人，给她讲了单位形势，重点说我方没得到证据，对方说有证据，却还要用强迫手段，似乎也反常。我们暗示校长多数派手里不可能有什么证据。　　　　我的暗示确实让当权派更加坚定，经受了残酷的折磨，宁死不从。我们少数派趁热打铁，要求多数派公布犯罪证据，假若没有证据，我们就要解放当权派。如此双方纠缠了几个月，多数派拿不出过硬证据，不得不放了校长。这样，我们少数派抢先解放了当权派，让他结合到“公社教革组”班子里。多数派心虚，也只得不了了之。　　　　两派斗争的结果，我们少数派在小蒸教育系统赢得了胜利。最后组成的“公社教革组”成员中，少数派占绝对优势，少数派有两人进入权力核心，而多数派只有一个。被少数派解放的原中心校校长是偏向少数派的，公社机关委派了一位机关干部，也是少数派，还有一位复员军人也是少数派。力量对比成了5比1。农村的革委会一般是多数派占优，像小蒸教革组的情况，绝对是偶然。　　　　从全国来说，大多数省市，造反派都受到了残酷的镇压，上海是一个特例，工总司(造反派)在文革中一直是掌权的，这样青浦的领导中也是少数派占优。到小蒸公社这一级，公社领导中虽然多数派掌权，但在小蒸教育系统中，却又是少数派掌权。　　
　　九、学工学农办药厂　　　　1970年前后一段日子里，各级“革委会”相继成立，各地呈现一派喜庆风光，鞭炮锣鼓震天响，大红标语糊得满街满城都是，不单是“洛阳纸贵”，而且有钱也买不到红纸。于是有人开始用油漆代替红纸，红漆不但效果好而且保留时间长。起先人们只是用油漆写字、画图，后来竟然用油漆涂墙抹壁，出现了整条街、整个城市被涂成红色，这就是所谓“红海洋”。　　　　公社教革组成立后，“小蒸中心校”被取消，改为芦花大队小学，指定我和原来的教导担任学校负责人，那时称“教师代表”。我是掌权少数派的干将，与教革组头头关系好，因此受到重用。　　　　“革委会”成立后，稳定压倒了革命，出现了“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等口号。人心思定，被大动乱压制的现世生活要求开始抬头，而环境也不再一味强调革命。“革委会”一成立，全市职工工资普涨一级，工作十多年后，我的工资才升到40.5元。小蒸学校获得上级拨款，迁址另建新小学。我曾被委任脱产搞基建，有半年多时间。虽然造的是极为简陋的平房，但与破庙相比宽敞、明亮多了。　　　　新校舍落成，我分到一间16平米的宿舍，也算有了新家。用单壁一分为二，里面是夫妻卧室，外面放一只双叠木床，让两个儿子睡觉，再挤出一块地方摆上桌子吃饭。烧饭则只能放在走廊上了。　　　　小蒸初办了一所农中、一所初中，都是一个班，二名教师。当时初三学生不再上课读书，而要求学工学农，参加社会实践。教革组头头派我去办校办厂，因为我的右派朋友康老师，给农民针炙开药，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所以当时确定要搞药厂。我做了药厂负责人，兼任初三班主任，带班学工。　　　　虽然我对办药厂一点没有头绪，但为了替自己少数派头头出力，我没有推辞。我们要了一间18平米的房子，砌了二只煤炉，买了大小锅子，弄了些瓶瓶罐罐，去药铺买了些中草药，靠康老师的中药知识，开始制作常用的止咳糖浆。说穿了，只不过是医院的煎药房。　　　　制作糖浆并不难，糖浆也有些疗效，至少吃不坏人，但销路很成问题。我们后来还是决定改做兽药。兽药在农村销路应该不存在问题，再加上兽药可以在动物身上做试验，风险小得多。　　　　我打听到二个口碑较好的兽医，就去拜访。为了联络感情，我平生第一次买了香咽，在34岁时学会了抽烟。在他们指点下确定试制品种，然后采购药材、添置设备、制订操作规程，开始了兽药生产。我曾七下浙江临平，去采购药材。我们先制口服药，而后又制针剂。每一新药制成，我就送到兽医站试用推广，我们给兽医一些实惠，鼓励他们用我们的药。　　　　我们初制的一些兽药竟然疗效显著，大受欢迎，一时供不应求。在校办厂生产没上轨道时，学工的初三学生，来药房转转，无事可做，也就走了。这时生意兴隆，我就一个个上门把初三学生找回来学工。有十来个街道学生，正在等待毕业分配，开始每天来药厂上班。在制作兽用针剂时，用酒精灯封口大多是学生完成。我们实施一定的奖励措施，学生精神振奋、家长反映不错。除了参加制药，我还让学生学些中草药常识，让他们到地头采些当地草药。有三个学生对草药很感兴趣，在康老师指导下，他们开辟一个中药百草园，采集培植了几十种药草，搞得很出色。　　　　我们的兽药都经过兽医试用后再推广销售，不知是药材质量好，还是配制成份恰当，反正销售形势越来越好。除本公社外，邻近公社、甚至外县，都有兽医来购药，社员也夸我们的药“灵光”，我们十几个人整天忙碌，还有点供不应求。　　　　校办厂有了点名气，前来参观取经的单位每天不断，我得花不少时间接待。校办药厂虽然赢利不多，但在教育改革方面的成绩很突出，小蒸教革组头头也因此有了成绩。　　　　药厂红火后，我们冒险试制起人用药剂来了。当时社会混乱，没有药品检查监督机构，我们试制的人用针剂，未经检验，也未作试验，竟然进入了很多医院，甚至是有名望的上海儿童医院。　　　　制造人用药剂，收益明显提高了。头头很高兴，抽调人员来药厂帮忙，要继续发展。然而我却日夜提心吊胆，总怕有祸事发生。我们的生产有许多不规范的地方，例如生产环境不符合卫生要求，操作很不规范，用药成份也很难精确，药量也吃不准，甚至连简单说明书都没有。一旦出事，就可能是灾难。我向头头讲明我的忧虑，他们也怕出事，同意我停产人用药，回头再做兽用药。　　　　可在做人用药时候，无意中冷落了兽医，兽药推销网络自行消亡。销路受阻，产品积压，药厂门可罗雀，慢慢走向了衰亡。还好领导没怪罪我们，肯定我们药厂有成绩，老师学生都得到了锻练。 　　　　我就这样办了一年多的校办药厂，有过辉煌，也走过弯路。药厂停办以后，我就调入中学，开始新的工作。　　
　　天涯的格式好象变了，有点不顺眼。　　 　　　　作者：见习活阎王　回复日期：　16:52:28　
　　　　再上来看看，格式又恢复过来了，是我的系统的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昨天此贴曾被关闭。
　　 　　　　作者：不吵架　回复日期：　17:05:21　
　　　　期待更新，顶起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昨天此贴曾被关闭，后又开一贴，同时还在关天开了一贴，结果用完了一天十贴的额度，所以只能等今天再更新了。
　　先顶后看。　　
　　昨天此贴曾被关闭。　　--------------------------　　这个我倒没发现，我下午很晚才上来的。
　　老先生好，这是我这几年中见过最好的帖子，能读此帖，三生有幸！
　　来看一下。
　　老先生好，能读到此帖，真的非常幸运！
　　顶啊，这种帖子也关闭，无语。
　　顶一顶
　　上来看看。
　　十，晓梅转正　　　　1971年夏末秋初，教革组副主任，就是那位少数派机关干部，向我透露了一个绝密信息，县里正在研究一项教师转正政策，三个月以上的代课教师可以转正为公办教师。这个消息连其他教革组成员也不知道。　　　　晓梅正在当民办教师，如果做代课教师就要辞去民办教师。这样做确实有相当大的风险。民办教师是在编教师，岗位有保障，学校不能随便辞退。代课教师随时可能被辞退。要是晓梅转为代课教师后，不足三月政策就下达，那时既不能转正公办，也很难回去当民办，就得“驼背跌跤二头不着实”。　　　　领导是自己人，表示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给予我们帮助，他估计政策不可能在三个月内出台，但如果真在三个月内出台，就无能为力了。而且如果这期间有新教师分配来，晓梅代课时间最短，肯定是最早被辞退的。经过反复权衡后，我们决定冒险。1971年8月，晓梅辞去曹家浜小学民办教师，回中心校做了缺代老师。　　　　三个月终于熬过去了。1971年2月，文件下达，我们心喜若狂。晓梅缺代超过半年，顺理成章转正为公办教师。这一下变化巨大，不仅工资从29元增加到36元，最重要的是农村户口转为了城镇户口。农民一下成了居民，这在当时的中国，真可说是鲤鱼跃龙门，让人羡慕死。　　　　1972年4月，晓梅办完转正手续，正式成为公办教师。过了一、二年后，有了城镇户口指标后，两个儿子也随晓梅转为城镇户口。原来以为两个不幸的“小农民”，需等长大成人，凭自己的能力去跳“农门”，没想到好运降临，跟着母亲跳了农门，真是大喜特喜。　　　　说来也好笑，我们担惊受怕的那场冒险行动，居然没起作用。所有民办教师都列编了，也就是说晓梅若是民办教师，同样能列编成公办教师。但此一时，彼一时，在半年前情况不明时，领导能如此向我透底，绝对是够意思的。　　　　我们万分感谢领导的特别关照，真不愧是知己好友。本想要有所表示，但一想大恩不言谢，只有死心塌地为他卖命，才能报答他的大恩。　　　　“革委会”成立后，生活开始稳定下来，派系之间不再有公开的冲突，但底下仍是暗流涌动，派系的分野仍很清晰。我参加了少数派，曾为少数派卖命，在少数派掌权后，我也获得了相当的利益。　　　　现在的读者可能很潇洒，觉得文革中人们斗来斗去，完全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不免心存轻视。我觉得这种看法既幼稚，又偏颇。只要深入想一想，就是现在，哪个部门、哪个单位、那个公司，不充满着派系斗争呢？置身事外，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被边缘化，成为无足轻重的人物，什么利益也得不到。人总是要争取自己的利益的，所以只能参与到争权夺利之中去。我不想自鸣清高，至少我参与派性斗争的结果，是我家三个农村户口变成了城镇户口，这是付出怎样的代价都不为过的。老百姓很可怜，只想得到很少的一点东西，但就是这很少的一点东西，也不是没有代价的。　　
　　作者：一份子　回复日期：　10:20:50　
　　　　老先生好，这是我这几年中见过最好的帖子，能读此帖，三生有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很高兴知道你喜欢
　　作者：qwer1188　回复日期：　22:45:08　
　　　　老先生好，能读到此帖，真的非常幸运！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谢谢，终于有了点人气。　　　　这个帖子在猫眼看人挺热，在天涯则几乎没有反响。 　　 　　
　　很真实，很质朴，令人对那个时代充满遐想。
　　顶啊，顶到有人气为止。
　　　回复日期：　8:34:07　
　　　　上来看看。　　
　　文章提交者：观潮而语者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回：xzhang_300　　
您所说的我部分赞成，但说毛的思想是伟大的我不大同意！　　
可以说他是浪漫的、不切实际的、当然这和他的独特知识结构有关系，他信奉马教，可中共就有人说他根本就没看过所谓的资本论，有一点也是那些笔杆子撰写一些而已，反而他到最喜欢二十四史，帝王将相，孙子兵法，孔孟之道，你看看他给他儿子推荐的回国之后一定要读的书的目录就明白了老毛的知识结构了！　　
我妄言说一句，他更别提近代的经济类的著作了！　　
但怎么也想不通，他一个富农的儿子怎么就会不知道一亩地到底能产多少粮食呢？为什么会让人民日报发表那么多放卫星的报道呢？抑或是故意的？可这么搞他自己就不知道是在撒谎吗，一个撒谎的人是没有人真正的相信的，将来的威信也不会好，可他为什么那么做呢？　　
伟大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标准？难道好心的、不科学的、为所谓的人民好、就算是伟大吗？我想失去了科学和真理做基础的思想，再好的好心，也不能称之为伟大吧！　　
本人不想和您辩论什么，大家可以保持自己的思想，我只是随便说说我的看法而已。　　
吾本无知之辈，在此大胆肆语，望您切勿耻笑！恭请指正！　　
　　第八章、风大雨猛（文*革二）　　（1971年――1976年）　　　　一、 林*彪事件　　　　
记得是1971年暑假期间，天气特别闷热，人们连说话闲聊都没了精神，只想寻觅一处阴凉所在，闭目养神，好度过那难熬的暑热。　　　　
但在这么炎热的日子，全公社共产党员都被关进了大礼堂，那时还没有空调，连电风扇也不多，几百人闷在屋里，门窗紧闭，门外有人站岗放哨，显得奇特而神秘。原本蓝天白云、平静安逸的乡村田园气氛，一下消失了，老百姓感到莫名的害怕。共产党好像从未这么紧张过，不知发生什么大事，会不会要打仗？。　　　　如此挨过了10来天，也轮到我们教师去关礼堂了。紧接着形势突然明朗了，大报小报都登载了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　　　　人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亲自挑选、并已写入宪法的选接班人林*彪，竟然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篡党夺权，下毒手策划和实施了谋害毛氏的行动。中央党报登载了党中央文件，明确指出：罪大恶极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企图谋害毛主席，在阴谋败露后，仓惶出逃，最后摔死在蒙古的沙漠之中。　　　　这时候共产党内部正处在极大的恐慌之中，关门、闭窗保持机密十多天，党内逐级传达文件，无非要控制势态发展，防止另生枝节。我们这批人先后被关进大礼堂，就是要达到认清革命形势的目的。我们连续几天干坐着听文件，不能乱说。　　　　林*彪事件，撕开了共产党内的重重帏幕，使人们对高层产生了怀疑。毛主席好战友、好学生林*彪，到头来竟是野心家、阴谋家，谁还能是好人呢？选一个阴谋家做接班人的伟大领袖，是英明还是昏庸呢？　　　　这以后就是长时间的革命大批判。党内清洗林*彪反革命集团，短时间内，大批高级将令纷纷落网，成为叛党叛国、万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这可以理解，如若林*彪谋反成功，那被杀的将是另一批人，世道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林*彪事件是文*革的一个转折点，之后政治气氛不再像原来那样严酷，下层也不再盲目相信上层。老百性开始由政治生活转向世俗的物质生活。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时代。　　
　　林事件说到底是一个权力的争夺和再分配事件，在独裁体制下难去其根本，谈不上谁是谁非，事件中的胜者自然要将一切恶名加在失败者身上，所谓胜者为王败者寇吧------谁叫你失败了呢，这个恶名在我胜者还持续当政的时候，是去不掉的。
　　二，试办首届高中班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总理出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总理提出要恢复全国高考，知识分子又看到了希望。几近荒废的各类学校迅速恢复起来，我们乡村学校也闹腾起来了。　　　　当时“新生事物”层出不群，其中乡村办高中班就是其中之一。青浦县很多公社办起了高中班，小蒸也初中学校内办了个高中班，称为“戴帽子高中”。　　　　我调入中学，筹办“小蒸公社首届高中班”，并任语文教师和班主任。从小学教师，直接跳到高中教师，我确实担忧自己是否能够胜任。但当时师资奇缺，除了几名上海师院新分来的老师，我也算矮子里的长子了。　　　　招生布告刚刚贴出，报名学生就纷至沓来。一天时间里，一个班的指标已满。报名者还陆绎不绝，最后竟报到107人。照单全收后，只能开大班、上大课。　　　　我们清理出实验室来做教室。实验室面积大，像个小礼堂，上课就像在台上作报告。教师被迫放弃提问、启发，讨论等教学手段，采用一讲到底满堂灌。　　　　学生大多是历届初中生，年龄已20岁左右，人高马大。他们来读书是想考上大学。然而非常遗憾，他们初中时停了很多课，他们的文化水平还不及文革前的高小生，所以一学高中课本，两眼发直，跟不上趟。　　　　那时高中有六门主课，我教的语文算是他们较能接受的学科，学生听课入神，纪律也好。而数、理、化，则让学生很头疼。老师上大课时，大多数人听不懂，课堂纪律就很差。　　　　教师、学生都向我叹苦经。我这当班主任的，只能深入到学生中间谈心、鼓动。我对学生揭开天窗说亮活：读书求学，无非是为个人前途奋斗，学好了有名有利，出人头地，光宗耀祖，风光八面。学不好就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做死在田里。古代读书人，十年寒窗，头悬梁、针刺股地苦学，无非就是想金榜题名，扬名天下。现在机会来了，你们要是还不肯下苦功，只能眼巴巴看别人翻身出头，自己还得回去种田。　　　　我这种追求名利的言论与革命理想格格不入，但对学生却是一剂猛药。这样鼓动以后，就有几名学生开始刻苦攻读数理化了。我抓住苗子，大力表扬，千方百计制造一种勤奋、苦学、学不成死不休的好学气氛。没有多久，苦学成名的劲头一传二，二传四，连最捣蛋的学生也安静下来，课堂纪律不再成问题。任课老师，很钦佩我能制服这些难弄的学生。　　　　高中班班风、学风大变，受到了赞誉，教革组头头自然挺满意，对我寄于更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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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学生揭开天窗说亮活：读书求学，无非是为个人前途奋斗，学好了有名有利，出人头地，光宗耀祖，风光八面。学不好就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做死在田里。古代读书人，十年寒窗，头悬梁、针刺股地苦学，无非就是想金榜题名，扬名天下。现在机会来了，你们要是还不肯下苦功，只能眼巴巴看别人翻身出头，自己还得回去种田。　　　　　　我这种追求名利的言论与革命理想格格不入，但对学生却是一剂猛药。　　---------------------------------------　　符合国情，话虽粗糙，但句句是实，我们的老师后来也是这样激励历界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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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积劳成疾　　　　1973年初夏，高中班越来越有起色。在公社范围内，名声极佳，赞誉不绝。人们对我这个班主任，寄于了很高的期望。　　　　虽然表面上红红火火，一片兴旺，但实际上这些学生的知识水平仍旧很糟，若不及时采取特殊措施帮助他们，那么家长、领导的希望很可能全要落空。当时我提出了一个新设想，就是让远道学生在学校住宿，这样可以上夜课补习，任课老师也可以个别辅导。教革组头头听后，立即表示大力支持，很快就安排了宿舍。学生和家长更是欢迎。只是任课老师，增加了许多工作量，要减少不少休息时间。　　　　学生住进学校后，规定每天5时吹哨起床，先早锻炼、再早自修。晚上，辅导、自习，9时睡觉。但9点之后，教室里依旧灯火通明，学生继续要用功，不肯回宿舍。先是留到10点，后来11、12点都还有人在学习，我就只得一个个地把他们赶回宿舍。这样不超过12点，我就不能休息。我经常一夜只睡四个多小时，一个多月下来，我已疲劳过度。　　　　记得是星期二早晨，我5时起床，觉得腹中阵阵难受，带学生晨跑后不想吃早点。熬到中午，肚子疼痛还伴随恶心，中饭又没吃。下午忍着痛去上课，放学后痛似乎轻了些，就忙着改作文。这一天粒米未进。　　　　星期三，我挣扎着强行起床，还像往常一样，带学生做操和锻炼，只觉手发抖，脚酸软，勉强拖到上午，只得上医院。小蒸医院的宋医生远近闻名，外乡病人也找上门来，所以候诊的病人坐满一屋子。我耗不起时间，就决定去找白医生。白医生人十分热情，但医术不高，原是部队卫生员。白医生诊断我是肠炎。他给我打了止痛针，果然腹内疼痛缓解，我心中大喜，就回校上班。　　　　星期四早晨，腹疼又起，疼得厉害，而且持续时间长。我以为药量不足，就多服些药后，还去上班。这一天原计划要走访家长，下午我跑了三个村，回到家里时，顿觉力气全失，冷汗直冒，腹内绞痛难忍。　　　　天黑以后，学生夜课补习开始，但我无论如何也爬不起来，只能作罢。挨到10时许，我感到腹内猛然紧抽一下，像撕断肠子一般，我疼得天昏地暗，满头黄豆似的大汗滴，背上更是冷汗如淋。剧痛之下，我不断在床上翻滚。　　　　这天夜里正逢台风过境，室外的狂风暴雨，如地动山摇，催命似地吓人。我怕晓梅她担心，能忍时总说没啥。可当她突然见我疼得在床上翻滚时，就吓得魂飞魄散。她立即嚎陶大哭，冲出房门，大声向老师们呼救。相邻宿舍的同事们，闻声全都起床，急急来我床前探问。一见情况严重，纷份四出求救，冒着风雨奔跑着去找领导、找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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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本身就是对人生的学习了。
　　顶　　　　更新太慢呵.　　　　xzhang_300,你与楼主是关系?　　马甲还是父子?
　　四、 暴风雨夜的历险　　　　不多久，我家里挤满了家人、亲戚、朋友、同事。挤不进来的站在门外走廊上。　　　　深夜十一时，小蒸名医宋先生急急赶到，尽管撑了雨伞，但仍然浑身淋湿。　　　　宋医生一搭脉，一按腹，立即判断是“急性盲肠炎”。我因为误诊打了止痛针，盲肠炎的症状不明显了。宋医生判断我的盲肠可能已经穿孔，肚子里已经都是脓了，必须马上送县医院手术，否则性命不保。　　　　宋医生的话胜似惊雷，把一房间的同事、朋友、领导、和亲人震得慌了手脚。正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当时小蒸至青浦的公路还没有修通，船开到未建好的东方红大桥，才有公路可以乘车。在这样风狂雨骤之夜，开船渡过风急浪高的泖河是极危险的。一时之间，谁都束手无策。　　　　我的领导朋友最后下了决心，马上找船送我去县医院抢救。大家行动起来，有人给朱家角人民医院打电话，让他们派出救护车，有人去河边找船。　　　　我的领导朋友，找到了曲轴厂的李厂长。李厂长倾向少数派，听说少数派朋友有难，二话没说带头奔向河边找厂里的小火轮。找到小火轮后，发现驾驶员不在，又去找驾驶员。当三个师傅找全后，却发现照明灯不亮，最后就凭李厂长手中的三节大电筒照明，紧急启航。　　　　我的领导朋友在小蒸坐镇指挥。护送我去朱家角医院的共有六人。原中心小学校长，作为公社教革组，以领导的身份随行；三个年青力壮的少数派教师护送我去医院；晓梅、晓梅哥哥是家属。　　　　我当时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事后听晓梅说，小火轮一进入泖河，就极其颠簸。在横渡水面宽阔、风急浪高的泖河时，船老大犹豫再三。如果翻船，船上十几条命都得搭进去。而拖延时间，则救护车一旦开走，在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荒野中，我的命肯定完了。最后决定冒险渡河。小火轮在江心剧烈地巅簸摇晃着，船上人人都紧张得喘不过气来，船老大关照大家不论船多摇晃，都不可走动。最后，小火轮终于闯过了风急浪高的泖河，在对岸靠岸了。　　　　小火轮一靠岸，大家七手八脚抬起我向前飞跑。还好，救护车没有开走。救护车司机已经等得十分焦急，按常规，在约定时间一刻钟后不见病人，车子就可离开，但那天，司机竟在风雨中等了一个多小时。他几次想离开，以为这样的天气不可能有船敢强渡泖河，但他冥冥中觉得有一条命在他手里，所以还是坚持下来了。　　　　在抢险的那一刻，众人的心智、豪情、和义气，苍天可鉴！挺身而出的领导，护送我去朱家角医院的原校长，四处奔波的朋友，雨夜出诊的宋医生，侠义的李厂长、船老大、救护车司机，是他们给了我下半生。　　　　我之所以能幸免于难，大多是靠了这群朋友，他们都是少数派成员。在危难中结成的战斗友谊在关键时刻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是现在，人们大概很难找到这样贴心贴肺、视朋友的事为自己的事的朋友了。　　
　　 　　　　作者：法克玛拉歌彼德　回复日期：　12: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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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现在，人们大概很难找到这样贴心贴肺、视朋友的事为自己的事的朋友了。　　============================================　　 那时普通人的心地还是要清纯一些，这一点的确值得我们怀念。
　　是啊，更新是有点慢，多少年不说话的都受不了了　　不过写的是真精彩，评书连播一样，　　这些日子成了固定节目了，还真有点担心连载完了会失落呢　　感谢老先生拿出来分享，致敬！
　　好贴　　
　　五、 拣了一条命　　　　救护车开到朱家角医院，天已微明。我被抬入急救观察室。医生护士很快围拢来，他们作了些常规检查，然后给我挂上盐水，就走得一个不见了。原来大家以为送到医院就能马上进手术室急救，想不到医院就这样把我撂在观察室。晓梅急得跳脚，追着医生问，医生冷冰冰地说：“谁叫你们送得这样迟？连血压都没有了！”。在亲属、同事的一再追问下，医生才说，正在召专家医生前来会诊，现在只能等待。　　　　过了一刻钟左右，一个瘦高个中年医生快速向我走来、只摸下我的肚皮，就下令“盲肠穿孔已成腹膜炎，肚皮已硬，立即上手术台，再迟就救不活了！”后来知道这医生是全县闻名的“一把刀”，大名叫李振堂。　　　　我很快就被推入手术室。上了手术台，我血压低于20毫米汞柱，处于“休克”状态。麻醉师拒绝上麻药，因为病人休克状态上麻药很难苏醒过来。　　　　也是我命大。有支“上海医疗队”定期来朱家角医院做“针刺麻醉”试验，这天正好是试验日，而且这时刚刚赶到。要是他们迟来一时半会，我大概就一命呜呼了。　　　　针刺麻醉后不多时，我失去了痛感，但神志反而清醒了。我能看到手术台前人影晃动，还能听出无影灯开启的声响，能辨别手术器械落入瓷盘和放到台子上的不同声响，甚至还感觉到肚皮上一阵凉嗖嗖，认定是手术刀划破了皮肤，但没半点疼痛。　　　　突然，一阵翻江倒海的疼痛，我没命地挣扎，大喊大叫。大概针刺麻醉能麻醉到皮肤肌肉，而麻醉不了腹腔中的内脏吧！　　　　很快，我被几个男人按住了手脚，手术仍在进行，我疼得几次昏厥过去。　　　　到我睁开眼时，已经回到了病房六个小时了，我看到了晓梅、晓梅哥哥、原校长、年青伙伴们。他们惊喜地大叫：“醒了！醒过来了！”原来，在手术台上我失去了知觉，但手脚仍动个不停，医生只好把我捆绑起来做手术。我的手术整整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据说医生原想等我恢复知觉后再抬回病房，但我迟迟没有恢复知觉，医生只能用棉被裹紧后，转移来病房。在我进手术室的时间里，家属与朋友焦急万分，同病房的病人安慰晓梅他们，李振堂医生本领极高，只要他敢接收下来，肯定不会有问题。我回病房后，医生要求四个人分别揿住四肢，说病人虽然昏迷，但手脚仍会舞动，称为“发武”，病人发武会使刀口开裂，可以直接造成死亡，非常危险，一定要死死按住不让他动，一直到请醒为止。他们已经按了近6个小时，一个小时得轮班换人。我在昏迷中发武很厉害，把他们累得够呛。　　　　见我醒来，眼皮浮肿、泪水纵横的妻子，扑过来抱住我脖子哭。有人伸手让我数指头，要我认面孔叫名字，当完全确认我真的恢复知觉后，大家才放心地大笑起来。　　　　经过一阵欢乐之后，大家突然停了下来。医生叮嘱，我正处在病危之中，不能让我动，也不能说话。于是我又被他们好心地严格监视起来。　　　　整整7天，我在病危中渡过。　　　　很奇怪，我明明知道自己病情危险，可没想过死，求生欲望从未消失过。在最危险的时刻，我始终没给妻儿父母留下什么身后遗言，也没向一个好友做过任何交待。　　　　
　　作者：风之江流　回复日期：　10:32:29　
　　　　好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多谢喜欢
　　作者：灰菜灰菜　回复日期：　22:29:51　
　　　　是啊，更新是有点慢，多少年不说话的都受不了了　　　　不过写的是真精彩，评书连播一样，　　　　这些日子成了固定节目了，还真有点担心连载完了会失落呢　　　　感谢老先生拿出来分享，致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多谢你的喜欢。　　　　凯迪与天涯读者的反响，已经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也令我感动。　　　　我会尽量天天更新一节，以飨喜欢这个帖子的读者。
　　上来了，看看。
　　 昨晚看到凌晨3点，今天接着看。
　　上来看看。
　　上来看看。　　　　
　　六、 真情无价　　　　当我上手术台后，晓梅给青浦父母、上海姐姐打了电话、拍了电报。　　　　手术后的第二天一早，姐姐就急急赶来医院。看我神志清醒才松了口气，就一直伴在我床前。手术后第三天，医生强令我喝白开水，仅吞二小口，腹内就翻江倒海、呕吐不止。姐姐整夜陪我，不停地给我擦汗揩污水。医生怕刀口开裂，强行给我插引流管，长长的橡皮管从鼻孔插至胃部，让胃水自动流出。姐姐看我如此受罪，眼中滚出泪水。　　　　到了第八天上，危险期才过去，大家都透了口气。同事们陪了三、四天后先后回去了。晓梅哥哥陪了我八天，我好说歹说才把他劝回家，庄稼人可耽误不起损失。最后只留下妻子一人继续陪我，领导叮嘱，妻子陪到我出院，缺勤作公假处理。　　　　最在乎我的还是晓梅。我在与死神争夺期间，她整日以泪洗面，茶饭不思，夜不成眠，短暂几昼夜就瘦了一圈。后来我脱离危险，一天天好起来时，最快活的也是妻子。她那么欢畅，笑得那么灿烂，重新变成了那个容光焕发，活泼可爱的少年恋人。同室病友及家属，以为晓梅是我的未婚妻。直到岳母领了两了儿子来医院，大的12岁，小的8岁，一起高呼“姆妈”时，他们才大吃一惊。　　　　但我的这场病，把晓梅吓得不轻，从此落下神经官能症，还得了心动过速的毛病。　　　　岳母已年迈，因要照顾我的两个儿子而无法来医院陪伴，但在家里也是整天忧心如焚、以泪洗面。当我病情略有好转后，她就迫不及待地带着两个儿子前来探望。　　　　学生们也赶来看我，接连几个星期天，不断有学生结伴来朱家角探病。农村学生，家里大多贫苦，但他们还是带来鸡蛋、挂面，瓜果、糕点。他们拣星期日起个早，不乘车，步行18里路赶到医院。全班学生都来探过病，连被我处罚过的后进生也一个不落，有些学生还一连来了好几次。其中有个男生，与我特别亲。他有辆自行车，在当时也是希有之物。他曾多次来往于小蒸与朱家角之间，给我送菜送物，像亲儿子一样尽心。　　　　这个班的学生，我是付出心血的，但也有回报。在我教过的学生中，这届学生与我最亲，有一种类似父母与儿女的感情。在随后的岁月中，这些学生仍经常会来我家坐坐，拉拉家常。直至现在，我仍与有些学生保持联系。　　　　我住院36天才出院。当我回到小蒸时，不少人都露出惊讶之色。我送医院时凶险异常，人们以为十有八九生还无望了。　　　　回到学校又是另一种情景，同事们欣喜地握手问好，问长问短，同学们围着我又吵又闹，领导也紧跟着前来问安。这一切都令我感动。　　
　　祝老人身体健康，顶贴。
　　七、 批林批孔与“三学”　　　　我病愈回校后，107人的大班分成甲、乙两班。我负责的甲班，街道学生占一小半。街道学生活泼机灵，也调皮捣蛋，不像农村学生那样老实。教师对街道学生都有点头痛，我倒挺喜欢。那些最调皮的学生，一旦服了你，就会言听计从，比成绩好的学生更坦诚。　　　　当时大家都怀有高考的梦想，还不敢松气，苦学依旧，热情不减。然而，1973年8月“十大”以后，王洪文进中央当副主席，成为新的接班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革命左派举起了“反复辟”大旗，批判“17年教育黑线复辟”。　　　　“恢复高考”是黑线回潮，白卷英雄张铁生成了头面人物。所有“高中班”被勒令停止文化知识学习，师生集中批林批孔，批“教育黑线回潮”，批“智育第一”，学生走出教室，到农村去，学工、学农、学军(称为“三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考大学的梦想破灭，一年多的苦读顷刻化为乌有。以前停课闹革命，这时停课搞批判。住宿的学生把行李背回家，晚上再也不用补课了。教科书和作业本都收起来。上课就是批林批孔，不是听报告，就是读文件、呼口号。学校不上文化课，没有作业，没有测验，各科成绩怎么出来呢？上面指示让“学生自报互评”。学生们分组坐定，一个个自报各科成绩，想要几分就报几分。同学互评，基本上评高不评低。不到一个小时，各科成绩都弄出来了，接下来是郑重其事存档、发成绩报告单。　　　　对已经失去上大学机会的学生来说，在学校不过是混个毕业。学校要求学生拿起镰刀、锄头，去农村学农。学生原本就是农民，在队里干活多少还有工分收入，上学去学农，却没有工分。我深感惭愧，我将本在务农的青年捣腾到学校，还逼着他们苦学奋斗，而结果却到学校里来学农。　　　　潮流如此，我也没有办法，只能把教学工作丢在了一边，带领学生去学农。我们大搞积肥，成天在烂泥野草中耗费时日。不久，我想借这“三学”之名，开展些有益的活动。我第一个行动，是组织学生摇船割草。我们借来大号木船，全班上了船，摇得远远的，找个舒适的所在，上岸活动。唱歌、做游戏、讲故事、朗诵诗歌、甚至野餐……果然很有趣。大家每天都高兴兴去，高高兴兴回，割草反成了顺带活。过了一段日子，我又出新招，在一个家长帮助下，带同学们去上海参观工厂，美其名为“学工”。这对农村学生特别有吸引力，好多学生激动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到了上海，参观工厂是借口，主要是参观傅物馆、玩大世界、游老城隍庙、还有著名的外滩风光。同学们高兴得忘乎所以，他们从未到过上海，见什么都要大惊小怪。过不久，朝鲜影片“卖花姑娘”十分轰动，各单位都组织去青浦县城看电影。我没有能力弄到交通工具，就想到“学军”，我让学生自带干粮，轻装行军，来回72里，既能看到“卖花姑娘”，又锻炼了脚力，二全其美。学生人人欢呼 ，很快队伍就出发。　　　　在“三学”中，我与学生们的师生感情进一步增强，相处得亲密无间。我的威信极高，可以说一呼百应，这倒是另一番乐趣。　　
　　 　　　　作者：不吵架　回复日期：　17:41:11　
　　　　祝老人身体健康，顶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多谢你不断地顶贴
　　　　　　作者：fktz1979　回复日期：　12:05:35　
　　　　 昨晚看到凌晨3点，今天接着看。　　 　　 　　_________________　　　　多谢喜欢
　　顶是应该的，让更多人看到。
　　以更新了。
　　　　八、 高中生毕业分配　　　　1974年夏天，小蒸中学首届高中生毕业了。高考当然没有恢复。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一张盖上公章的高中毕业证书，算是二年上学的成果。　　　　毕业典礼开好后，同学们就要各奔前程。我们班的学生，在活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竟然互相拉扯着、哭泣着舍不得分离。我送走最后一个学生时，天已黑尽。　　　　当时高中生毕业分配政策是：农村户口回家务农，城镇户口自找门路，没有门路的由公社安排插队落户。　　　　我班一半多的农村同学回乡当了农民。虽说同是回乡当农民，但各人的命运大不相同，有几个学生有关系，托亲戚朋友走路子进了社办厂。那时社办厂很少，能进社办厂就不用种田了，算幸运儿。也有几个学生参了军，做小学代课教师，或做小队干部的。但绝大多数是当普通农民，下田劳动，争工分吃饭。　　　　街道学生的差别就大了。干部子女，出路早由家长搞定。我班有个公社干部的女儿，进了朱家角一家当时最吃香的国营大厂，还有其他干部女子到机关工作。一些企事业职工的子女，往往到父母的单位找工作，比如教师子女就代课、粮管所子女就到粮仓做临工，供销社子女当营业员。大多不是正式工。其中有三个男学生通过招工考试去了金山石化厂，从此离开小蒸，在当时是很受人羡慕的。21个街道学生，最后留下七、八个没有门路，和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只能等待安排插队落户。　　　　到生产队插队落户也得托人走路子。有点门路的，可以到比较富裕的、近街的大队去插队，没有门路的，就只能到偏远的穷队了。　　　　我班上有二名女学生连插队落户都没人要。其中一位女学生的父亲正在坐牢，另一位父亲戴帽子接受群众专政改造。这二名女生，在校学习成绩优秀，能力出挑。她们来向我诉苦，哭了好一阵。她们知道我无能为力，并不是要我出力，只是向我发泄一下委屈的情绪。　　　　我很为她们感到悲哀。她们走后，我长久无法平静。我在做耕小辅导员时，曾与不少大队干部打过交队，有的关系还很好。我挑选一个离街较近、也较富裕的大队，去向大队干部求情。我介绍了二名女学生在校的表现，希望他们看我面子接受下来。大队干部爽快地答应了。我第二天就陪她们去报到。　　　　学生家长要感谢我，我推却惟恐不及。即便这样，对立派已经开始风言风浯，说什么“黑帮同情黑帮”，“烂饭瓜汆到一条浜里”，“老师学生一丘之貉”等。　　　　以后，形势不断恶化，群众整群众的苗头，在清理阶级队伍和批林批孔中又渐渐显露，我只能夹紧尾巴做人，能躲则躲。　　
　　九、 父亲成了现行反革命　　　　“批林批孔”和“清理阶级队伍”不断深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几乎成了人们的口头禅。正在此时，父亲又出事了。 　　　　青浦家里打来电话，说是父亲关进了大牢。我赶到青浦，走进家门，只见室内一片狼藉，显然是刚抄过家。母亲在干嚎。她痛斥父亲祸害全家，断送子女的前程，出口异常刻毒，不留半点夫妻情份。　　　　母亲骂声稍定后，才给我讲了个大概情况。父亲下放劳动结束后，又回到合作商店站柜台。合作商店负责人经常歧视、欺负、羞辱父亲，而父亲是个要面子的人，当然不买账。这样就形成了冲突，经常吵骂。　　　　有一天 ，店堂里生意好，收钱找钱忙碌，负责人突然大声喊叫，说父亲偷公家的钱。负责人一声令下，店中职工一起动手，架住了父亲，接着就批斗父亲，并勒令父亲停职检查一个月。父亲回家后还受到母亲刻毒的诅咒“不要脸，做小偷！给全家丢脸，活得连狗都不如，死了倒清爽！”。　　　　父亲真地想到以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他准备到合作商店门口去上吊。　　　　当天晚上，大概凌晨2点，他来到合作商店门前。他先点了一根蜡烛，然后挂好上吊的绳子，再找了几块垫脚的砖头。正当他站在了砖头上，拉住绳套，准备一死了之时，合作商店的门突然开了，负责人正好开门出来撒尿。见到父亲，他以为父亲是去行凶的，吓得大喊大叫，惊起了不少人。因为有蜡烛，负责人就诬陷父亲要纵火，是反革命报复。警察赶到后，就给父亲戴上手铐，关进了大牢。　　　　问清父亲被关的前因后果，我心中稍放松了些。父亲是自杀，而不是纵火，这是很显然的。我安慰母亲，让她等候政府的处理。　　　　不到一个月，父亲获释了，但被定性为反革命报复，戴上了现行反革命份子的帽子，在街道管制劳动。父亲臂上要箍上白袖章，写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姓名）”。外出必须得到批准。还得自备扫帚畚箕，去扫大街。　　　　我去家里见父亲，他垂头丧气，我也不知如何安慰他。父子俩相对而坐，默默无言。父亲担心我因他而受牵连，一再向我摆手，要我赶快走。　　　　我无言离去。作为现行反革命的子女，从此背上沉重的十字架。　　
　　十、 五弟打父亲 　　　　记得是1975年上半年，我收到父亲的来信，要我在指定的那天，一定要去青浦，说姐姐也会去。我不知父亲又有什么事了，但肯定不会是好事。　　　　我到青浦，在车站与姐姐相会后，两人一起回家。父亲见了我们就大哭起来。他佝偻着身子，向我们移过来，不停地哆嗦，不停地张望。他让我们摸他的头顶，我一下就摸到了二个大疙瘩，父亲结结巴巴地说，“是老五打的，不停地打，越打越凶……”。　　　　我大脑“翁”地一下，像天崩地裂一般，身子几乎失控。真是家门不孝呀!在我的意识里，做子女的都要孝顺父母，即使父母有错，也要忍受，不可违抗。从小到大，后母多么凶狠地虐待我，我从未想过要反抗报复，即使顶个嘴都要想上好半天。可五弟，竟敢动手打父亲，而且是往死里狠命地打。　　　　姐姐气得发抖，要找五弟来问罪。过了一会，五弟回来了，他已经长得人高马大。他进家后随意向我们打了个招呼。我们责问他打父亲的事，原以为他会抵赖的，不料他不赖也不找借口，竟凶蛮地说；“对，我打的，你们想怎么样？”。　　　　我惊讶得无言以对，他打父亲似乎理直气壮，没半点不安，我脱口而出；“你真浑蛋！你不知儿子打老子天理难容？我要你立刻向父亲道歉。”　　　　五弟听罢竟哈哈大笑，眼一瞪，脸一横：“道什么歉？笑话！我马上再打给你们看，你们又能怎么样？”。姐姐跳起来，指着五弟的鼻子，还没说完一句话，五弟“拍”地一下打落了姐姐手中握着的茶杯。我还没想好该怎办，五弟一个大步，跨到父亲面前，伸手就是一拳，打在父亲头上，父亲惨叫一声跌了下去……。　　　　我奔过去猛推他，姐姐放开嗓子大骂。母亲这时才走出来把五弟拉走。他们走后，只剩下我们三人。我和姐姐只有大口喘气的份，说不出一句话。儿子打老子，在那个时代也是丑事呀，想不到这样的事会出在我们家。　　　　看来父亲必须搬出这个可怕的家。我们沿街一间间查问，跑了近2个小时，终于找到8平米大小一间空房。租定下来，再帮父亲搬过来。父亲也没什么东西，一只单人床，二纸箱衣服，一大包被褥，炉子、碗筷能拿就拿，没有就买，不到2个小时，全部安置定当。父亲终于露出了笑脸。　　　　父亲被开出合作商店后，就没了工资，由我寄钱负担他的生活费。后来母亲不给父亲吃饭，父亲只能自己单独开伙。搬出家后，房租由姐姐付，生活费仍由我负担。 　　　　从父亲口中，我们知道了五弟痛打父亲的一些隐情。　　　　农忙过后，三个插队儿女回了家，看到父亲每天戴白袖章扫大街，觉得脸上无光。当时五弟正在谈朋友，更觉得父亲塌尽了子女的面子。他们要父亲在天亮之前，把街扫完，这样就可以不让别人看见。开始他们三人一齐出动，帮父亲一起扫街，天没亮，街就扫清了。但时日一多，他们不能坚持，剩下父亲一人后，非得凌晨三点动手，才能在天亮前扫完。为了子女，父亲也只好忍了。然而挨到西风起，寒流至，年老体衰的父亲，就再也抵挡不住凌晨的冷气逼人，感冒、咳嗽、流鼻涕，老病复发，凌晨再无法出工，天亮才能上街。五弟发现父亲天亮上街，以为父亲存心要与子女过不去，要害子女走不出门，谈不成女朋友，于是就不顾一切举拳就打。而且还扬言，只要他看到父亲白天扫街，他见一次就打一次。　　　　父亲写信让我与姐姐，是想借助我们教训五弟一下，没想到，我们根本不在他眼里，当着我们的面还打父亲。　　　　父亲一生不顺，坐过国民党大牢，也被共产党判为“现行反革命”。实际上，他不过是个不太有头脑、爱贪点小便宜的商人而已。他因一时冲动，成了“现行反革命”，给他的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带来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正在插队的三个儿子与一个女儿。他不够圆滑、不够隐忍，不知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如果他稍微有点头脑，为了子女也要克制了，何至于去惹是生非，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呢？五弟的怨恨是有道理的，但发展到打父亲的地步，确实有点骇人听闻。　　
　　呀，这么多，慢慢看，顶一个先。
　　上面那段看得堵得慌，想起读《顾准日记》时的感觉。
　　先来顶一个。
　　十一、 贫与病　　　　自从记事以来，我的生活一直是很窘迫的，经济压力似乎从来没有减轻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与晓梅两人月收入已超76元，负担父亲和岳母之外，我们还能余下60多元。可不知为什么，生活竟然还是那样拮据，经常落到了借债度日的地步。　　　　穷人最怕生病，但穷人也躲不开病。因贫而病，因病而更贫。在那段艰难日子里，我本人与家人生了几场大病，使我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父亲的厄运，家门的不幸，使我精神大受打击。有一次，我在青浦出差，上浴室洗澡。不料刚下浴池，就顿感胸闷、气急，屋顶开始旋转。我连忙爬出浴池，扶住墙壁，向冲洗的冷水笼头移动。但突然两眼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时，发现四周围了不少人。一个大汉，正用桶往我头上浇水。人们告诉我，我是站直了身子，突然一个后仰，直直地倒在地上，后脑砸在水泥地上，发出“嘣”的一声大响。我一摸后脑，果然有个大疙瘩，还微微有些疼。我站起来谢过大家，马马虎虎擦干身子后，就躺下休息。　　　　过了一个多小时，我才完全恢复过来。我没敢告诉晓梅，一个人偷偷上了医院。医生检查后结论是“脑贫血”，只要注意休息、补充营养就会好转。医生说，这样的昏厥，虽然没大问题，但如果在高空，或者车多的公路上，或者河滩边，突然发病就危险了。　　　　三个月以后，我又昏厥了一次。那时我正在街上买菜，走到卖肉的柜台前，突然倒了下去。这一次事先毫无预兆，一下就倒下了。过了一刻钟左右，才慢慢醒过来。消息很快传到学校，这次再也瞒不住晓梅了。　　　　在晓梅监督下，我吃了些鸡鸭鱼肉补充营养。说也奇怪，自此之后30多年，居然再没发生类似的昏厥现象，也是天助我也。　　　　1974年，青浦急性甲肝大爆发，连小蒸医院也开设了隔离病房。小儿子不幸中彩，得了甲肝，当时只有八岁。小儿子在隔离病房住了半个月光景，由我一人送饭送菜。我对肝炎似乎有免疫力，以前晓梅患甲肝，由我服待，虽接触频繁，仍太平无事。我估计与治疗血吸虫病时，用过大剂量毒剂有关。　　　　因为甲肝是传染性很强的疾病，国家有政策，医院包治，不收病人费用。但生病了，总要买些鸡鸭鱼肉补充营养，这也会增加经济负担。　　　　1976年，小儿子十岁时，又因阑尾炎动手术，在青浦医院住了一周。　　　　病起时，小儿子恶心、呕吐，右边下腹疼痛。由于我得过阑尾炎，有些基本诊断知识，判断可能是阑尾炎，第二天就送小儿子去青浦医院。医院确诊急性盲肠炎，当天就开刀。小儿子一周左右拆线出院，这期间我寸步不离，陪在医院。　　　　小儿子没有出大危险，是不幸中的万幸，但也花了一大笔令人心痛的费用。　　　　大儿子生在三年大饥荒后期(62年)，从小就又瘦又黑。大儿子幼时多病，岳母曾背着他去松江找名医看病，稍大一点后，倒不太生病了。　　　　大儿子13岁那年，得了头痛病。刚发病时，只是“一抽一抽地疼”，后来，情况严重起来，他经常痛得大哭不止，在地上前翻后滚。　　　　我与晓梅心急如焚，从此开始了带大儿子跑医院的日子。乡医院是常客，县医院也跑了几次，中药西药吃了不少，但效果不明显，这样挨过了近半年。　　　　后来青浦医院来了一支由上海专家组成的巡回医疗队，我们就带儿子去试试。专家医生在儿子头上仔细摸了会后，就动笔开药方。药方上只开了几十粒红霉素，药费极为便宜。我们觉得这个专家医生不闻不问，诊断有点草率。　　　　但没有想到，儿子服药后，奇迹发生了。第一天，抽痛有了缓解。一周以后，头疼病消失了，近半年的愁苦面容一扫而光。　　　　一年以后，大儿子又有抽痛发生，我们配了些红霉素让他服用，几天就好了。以后，直到长大成人再没复发过。　　　　长期的操劳与经济拮据，对晓梅的健康影响极大。一次晓梅午睡起床，突然一个头晕，跌坐在地上。右脚扭伤，疼痛，不能着地，过了一夜，肿了起来。　　　　我送她去县医院。当时没有出租车，带着一个右脚不能着地的成人，上下公共汽车，真是相当困难。我背她上车时，台阶太高，我一下失去平衡，两人差些跌趴在地上。晓梅想靠左脚单跳上台阶，非但没跳上去，小腿还撞破出血。　　　　经x光拍片检查，晓梅右脚踝骨骨折。医生上了石膏，叮嘱病人三个月内不能下床。　　　　根据中医缺啥补啥的理论，补骨要吃猪骨头汤。但骨头很难买到。当时吃肉得凭肉票，骨头不用肉票，再加上骨头价格便宜，吃过后剩下的残渣，还能卖给废品站收回几个零钱，于是骨头成了紧销商品。我们这个小镇就一家食品站供应猪肉，一天就杀二、三头猪，只有排在最前面的二个人才能买到骨头。虽然卖肉师傅曾是我的学生，但教师的面子小，不可能靠这点师生关系得到当时很紧销的肉骨头。为此，我经常要凌晨三点去排队，苦等三个多小时才能买到骨头。　　一家人连续几场大病，使我们很难从经济压力中缓过气来。我们只能克勤克俭，在一切方面能省即省。　　　　说起来也许无人会相信，一个教师，会被自己儿子的书包难住。大儿子上学，书就拿在手中，后来书多了，就找一张牛皮纸，将书一包就完事了。直到念四年级，大儿子一直没有书包。到小儿子也要上学的时候，我们夫妻俩商量决定，要给两个儿子每人买一只新书包。　　　　我去镇上百货店，原以为花二、三元钱就可解决书包问题，想不到要10来元。跑遍了附近乡镇的百货店，所有书包都高出我的心里价位。　　　　回去把情况告诉晓梅，晓梅想到自己做书包。但我们翻箱倒櫃，竟找不到一块做书包的布。后来我们找出父亲十几年前送给我的军用雨衣。这件雨衣是父亲从旧货店里觅来，在我踏上工作岗位时，送我的纪念品。我们花了三天空余时间，用这件军用雨衣做材料，制作了两只书包。　　　　但因为雨衣料子年久变质，稍一用力，就会撕破。开头还几天一修补，后来天天都得修补，闹得大人小孩都心烦。最终，只得丢弃。　　　　经济压力常常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有时免不了向人借钱。但开口借钱实在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不到万不得意，我不会开口。　　　　我家真正不为缺钱而操心，大概是到九十年代中期的事了。我至今还无法改变长期养成的节俭习惯，常常被讥为“抠门”。但钱对保持做人尊严的重要性，没有经历过借债度日的人是很难体会的。　　
　　呵呵，我也长期缺钱，对困窘的滋味很是了解，但跟老先生那个年代的境况比，又不算什么了。
　　再顶一下
　　但钱对保持做人尊严的重要性，没有经历过借债度日的人是很难体会的。　　至理良言
　　十二、穷过年　　　　江南的旧历新年，传统上就是很隆重的。再穷的人家，也要有鱼有肉，烧一桌子菜，小孩放开肚子吃。家家还要准备新衣、给孩子发压岁钱。　　　　春节，对穷人是个关。晓梅要维持基本的体面，而我舍不得花钱，夫妇之间在年关前经常要为银钱的事搞得很不高兴，甚至闹得面红耳赤。　　　　过年要办年货。在物质匮乏，一切都靠票证供应的时代，春节往往会增加一点供应量，如肉票、豆制品票、油票等。春节期间还有一些特别供应商品，如小黄鱼、带鱼、粉丝、笋干等，也都是临时凭票供应。年底几天，人们手拿各种票证采办年货，街上到处是长队。　　　　最难买的是猪肉了。春节之前，肉店前的长队从早排到晚。肉店每天供应有限，卖光就关门，人们常常几个小时队排下来，还是买不到肉，只能第二天再来排队。有一个春节，我天不亮就去排队买肉，在寒风中站着等了二，三个小时。肉店一开门，店门前就人山人海。轮到我到斩肉柜台前时，已是中午了。人们为了买到一块好肉真是煞费苦心。那些轮到买肉的人，看看轮到的那块肉不中意，就让后面的人先买，他们则在前面等，这样前面的人就越积越多。轮到我的那刀肉骨头大，肥肉多，被前面好几个人让出，我也不愿接受，就让后面人先买，自己退在旁边看。但好肉来时，候着买的人几十个，争着喊“我要”。我直等到下午三点，再没耐心，就买了一块人家不要的肉，被人笑为“老实人”。　　　　在买一块肉这样的小事上争强逞能，似乎很可笑。但买到一块全家等了许久的肉并不是小事，即使有人不在乎肉的好坏，但被讥笑成“老实人”的压力，也使人们不得不动用全部的心智来认真对待这件事。　　　　小蒸的风俗，年底家家都要蒸年糕。小蒸的年糕是方糕，薄薄的，一块分隔成十六个小块。年糕干了以后，可以放很久不会坏，吃起来也方便，可以吃硬糕，也可以蒸软了吃。乡下人走亲戚送礼，年糕是常见的礼物。从磨粉到蒸糕，一般人家都要花几天时间。我们有几次与晓梅哥哥合蒸年糕。蒸糕那一夜很热闹，全家大小都参加，大人跑出跑进地忙，孩子们欢天喜地闹，热气腾腾，洋溢着节日的欢乐。　　　　过年高潮是除夕夜，家家都要排排场场吃年夜饭。菜肴一般是油豆腐嵌肉、白菜肉丝、鸡蛋烧肉，咸带鱼，粉丝等。年夜饭放开吃，不限量，孩子们最开心。　　　　有几年我们与晓梅哥哥一起过年，后来大家就各过各的。晓梅有个娘舅，有一段时间经常与我们一起过年。老舅做了十多年长工，解放后入党做干部，能说会道。老舅虽然政治上翻身了，但经济上一直没有翻身，因为穷，住在一座破庙里，娶不到老婆。上了年纪才找了浙江农村一个寡妇成家，生了两个女儿，小女儿送人。舅妈过年总要回老家与前夫的几个子女过，把父女两丢在家里。我们请他父女一起来过年，他很开心，连续几年，竟成了惯例。　　　　孩子们都喜欢老舅公，听他讲故事，有他在就笑声不断。吃过年夜饭，老舅总要给孩子发压岁钱，每人2角。我知道老舅经济困难，年年透支，想接济他一下，但他总坚决不肯收，老舅人穷但志不短。　　　　春节时，学校往往只剩下我们一家，冷冷清清。我们很少买爆竹、鞭炮等节庆物品。七十年代中期，学校有了台十二寸的小黑白电视机，看电视就成了除夕夜的惟一娱乐。　　
　　更新了，顶
　　又有更新，先顶。
　　能有点尊严的活在这个社会多难啊...　　
　　看到十一点，连续看到这里　　　　　　翻开笔记本，记下了我看到第二页，　　　　　　看的时候像一位老人在你面前娓娓动听的讲故事　　　　
　　看到十一点，连续看了三个小时　　　　　　翻开笔记本，记下了我看到第二页了　　　　　　看这贴子就像是一位老人在我面前娓娓动听的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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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老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