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行政法论坛：行政法学的研究方法与课题”会议记录_文献资料_中国宪政网
“青年行政法论坛：行政法学的研究方法与课题”会议记录
开幕式（主持：宋华琳，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4:00-14:10
开幕辞（傅士成，南开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博导）
14:10-14:20
合影（明珠园门口）
第一节：行政法学的研究方法（主持：李洪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
14:20-14:35
高秦伟（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主题：中国行政法学研究方法的回顾与反思
14:35-14:50
王天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主题：行政法学研究重心、方法之我见
14:50-15:05
于立深（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
主题：中国行政法学和行政法治发展：三个方向与三道关坎儿
15:05-15:20
王& 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主题：行政法解释学与行政法研究方法
15:20-15:30
金自宁（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教授）
主题：行政法学研究之我见
15:30-16:00
16:00-16:15
第二节：行政法学的研究课题（主持：何海波，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16:15-16:30
赵& 鹏（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主题：中国行政法学二零一零年研究状况及展望
16:30-16:45
李洪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题：行政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与比较法研究
16:45-17:00
章志远（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
主题：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的方法与课题
17:00-17:15
王贵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主题：学术共同体：与同行同行
17:15-17:30
毕洪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讲师）
主题：我们时代的公法难题
17:30-18:15
18:15-18:25
会议小结（宋华琳）
18:25-18:30
闭幕词（傅士成）
宋华琳（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介绍与会学者
傅士成（南开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博导）：致辞&
1978301983
主持人李洪雷：
王旭之前的三位教授的发言发现了很多问题，但是怎么办，有很多疑惑，王旭的发言则让我们看到了一点前行的微光，对于是否有可能自发地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法学体系，以及如何建立这个体系，进行了探索，对于我们思考和建设中国的行政法解释学是非常有意义的。最后谈的中国行政法是不是变迁的法理，再有，变迁的法理还是不是“行政法解释学”这样一个概念所能容纳的内容，行政法在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领域，比如行政法的政策学，行政法的社会学，这些问题下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讨论。
这个单元最后一个主题发言，金自宁教授，公法学界的美女教授，下面欢迎
金自宁（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首先感谢南开大学法学院，感谢宋老师，感谢傅老师，在新年伊始给我们提供一个同行之间亲切而热烈的交流机会。我今天想要讲的题目是：“风险规制之行政法研究：我的困惑与尝试。”
考虑到今天来的都是行政法学界的朋友，即使没见过面，也读过文章，因此我并不讲思考的特别成熟的东西，而是讲一下我觉得困惑的内容，希望能激发更多对风险规制的兴趣，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或反驳，得到观点上的激荡和碰撞。最近三年，进入风险规制研究领域之后，遇到很多难题，我要讲诸多困惑中最为困惑的问题以及我进行的一些尝试。
&&& 第一，困惑。
&事实上我接触风险社会理论和风险概念是非常早的，年, 就有接触了。写有关风险规制文章，也不算太晚。但是真正把风险规制作为自己一段时间内集中关注的问题，是在年前从美国回来之后的事。我毕业于北京大学，而北大行政法研究的风格是比较关注基本理论，受老师和同门的影响，我在博士论文完成之前也非常关注基本理论。但在美国的时候，自己感觉在研究方法上受到一个较大的冲击。因为美国的行政法大家，在行政法学基本理论领域有一定贡献的学者，始终会有一个具体的部门行政法的研究是很在行的，这种部门行政法学的研究为其对行政法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反思、印证提供了一个源源不断的源泉，一个知识增长的坚实落足点。我也考虑自己要选一个具体领域。其实出国之前我已经开始感觉自己对基本理论的研究有凌空蹈虚的问题。有时候怀疑自己很辛苦地做了很多工作，对于这个世界却无关紧要。当然自得其乐可以是一种态度，但有时候还是希望自己的研究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偶然的机缘，我与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环境与能源学院在环境领域有多年研究经验的老师合作了关于环境风险的课题，就很偶然地进入了环境风险规制领域。
每个人都免不了知识路径依赖，各人研究的风格也各有不同。安排我在本单元的最后一个发言是很合适的，因为我认为方法和问题是相互依赖的，并不存在脱离问题的普适方法，所以我的发言将同时涉及问题和方法；这样，我的发言将使本单元的方法讨论顺利过渡到下一单元的具体课题讨论。我做研究的习惯是问题导向，我的研究方法就是，当一个问题出现在面前，我就千方百计去探寻可解决该问题的方法，而我的经验就是没有一个方法是万能的，没有一个方法是掌握以后就可以包打天下的。反过来讲，方法对于问题的塑造和解答也有很大的作用。比如说，就我所研究的风险规制领域，如果是非常传统的法解释学，从既定规范出发来研究怎么适用规范，就会认为风险规制问题根本不成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根本不在现有法律规范体系范围之内，但如果换一个角度，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讲困惑的问题之前，我先回顾一下困惑是怎样浮现在自己面前的。一切从风险的概念开始。“风险”概念，以前是自然科学的问题。它指的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后果发生的可能性。包括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发生不利后果的严重程度，第二个是不利后果发生的可能性的大小。在自然科学领域，根据损害可能性来衡量风险大小是一种共识，大家对于这样一个定义没有什么争议；社会科学家介入之后（世纪八十年代，由贝克、罗曼始，“风险”概念才进入到社会学家和人文学者的视野中），问题就变得很复杂。
按照研究研究者的说法，社会学、人文学领域对“风险”的研究有三种类型，一是现实论者，认为风险是现实存在的客观现象，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二是建构论者，认为风险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之前我们忽视它们的存在，但现在所谓的“风险”问题是人对于风险的主观认识变化的结果；三是福柯论者，认为所有风险都只是一种说法而已，是想要掌握资源的人用来分配利益的借口、争夺权力资源的机制，因为一旦将某一事物视为风险，国家就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去抵抗这一风险，人们争相夸大自己的风险，以获得更多资源。
但是，将风险概念引入到社会学研究的当代世界最著名的三位学者，贝克、卢曼、吉登斯，他们所讲的“风险”并不能归入上述三种类型的任一种。这三位学者同时强调了“风险”作为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人们主观观念的反应、作为争夺权力资源的机制三个方面的属性，没有偏废。（具体的学说我不一一介绍。）我个人最喜欢的卢曼的学说，也是最复杂的。（我正试着做一点卢曼理论的转介工作）
以上是对风险的解释，那么什么是风险规制呢？风险规制，是以政府为代表的规制者采取各种措施干预经济和社会的运行来避免和降低潜在风险的措施。风险规制和其他传统政府任务的不同，最显著的是规制者面临的是一个“无知”的问题。因为风险是损害后果乘以发生的可能性，而发生的可能性是不确定的，由于这种不确定，用什么手段来降低和防止风险就是一个无知的问题。比如“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事发后公众舆论都指责企业的同时，也均在指责政府没有管好。然而在我看来，从风险的角度来讲，其实很难怪罪政府。因为三聚氰胺是按照工业用品生产和进行安全测试的。按照工业测试标准，它对人体都是没有任何伤害，不是作为有毒有害物质实行国家管制的物品，其本身是无害的，只不过谁也想不到这一物质会被加入到牛奶中，政府也想不到，这种意识超出了当时的知识体系所能提供的信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指责政府管制失责是过于苛刻的。这就是我想说的“无知”问题。而且这种无知就是一种绝对的无知，这种绝对的无知不可能通过交流和学习来克服。行政法学者喜欢用“决策于未知之中”这个短语来表达。（这句话被引用得太多以至于原出处已经无从考证了）。
对“决策于未知之中”的风险规制问题，行政法学者中进行研究的不在少数。我选择布雷耶、森斯坦两位著名学者为代表。宋华琳教授翻译的布雷耶：《打破恶性循环》，是当代风险规制领域当之无愧的经典文献之一，但作者所关注的问题完全不是我所关心的“风险无知”问题。布雷耶在书中探索了三个问题（具体内容不讲了），关心的是那些可以确定的风险，希望把这些可以确定的风险减少。而森斯坦关注的是人对风险的主观认知问题，即人往往害怕风险比较小的事情，比如乘坐飞机其实风险很小，很多人害怕乘坐，而抽烟风险很大，但大家却不惧怕，这些都是是风险认知的问题，其实通过沟通和交流可以克服，跟困惑的我的问题不是一回事。
我困惑的是，对于这个“无知”的问题，为什么行政法学者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我们面对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做出什么贡献、找到一种可能的出路。当风险遇到法律的时候，有一个可能的死结就是，风险的基本特征是不确定性，而法律的特征是提供一种确定性，这可能是一个根本的矛盾。另外，风险同时具有复杂性，比如蝴蝶效应，而法律规则一定要简化，复杂了就没有办法运作。是不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冲突，法律对风险就没有作用了？这就是我的困惑。
由此困惑出发，我们可以看到风险规制面临着合法性难题。立法机关可以在“不确定”时不去管，可是行政机关在一线，遇到风险的问题、不确定的问题也必须要管，要做决定。此时法律想要约束他，就面临很大的问题，因为法律没有合适的规范为其提供指导或者追究责任，这是风险规制合法性的难题。也就是说当风险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否的时候，行政机关又必须要决定是否要采取行动，如果采取行动，会不会追究损害责任？如果不采取行动，会不会追究不作为责任？这就是我的困惑。
&&& 第二是探索。
带着这样的困惑，我进行了一些初步的试探性的研究。
首先，卢曼的理论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卢曼的理论对我启发非常大的是法律作为系统是怎样运行的，怎么对外部的信息进行回应的，包括风险这样的问题。卢曼有一本书是《生态沟通》，英译本非常出色，讲到法律有可能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对外界、对生态危机的问题进行回应。但他的结论是很悲观的，认为法律虽然不是一个很安全的回应方法，但法律是可以提供一种回应方式的，即法律只可能对危机问题作出有限的回应。学者如果能够研究出这种限度在什么地方，那这也是一种贡献。即让我们知道法律到底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
第二个是关于风险预防原则，是现代的法律想要应对风险问题的时候发展出来的一个原则。该原则现在还很不成熟，而且面对很多批判，例如森斯坦认为此原则太含糊不定，美国很多学者都很没有好感，欧洲就比较肯定的态度支持。已经有一些学者发表过有关风险预防原则的文章，但目前还只是引介，直接针对我前面所说困惑的研究还没有。据我所知，北京大学的沈岿教授在做风险预防原则的研究，值得期待。我看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
另外一个可能的出路：复杂系统的演化理论。是讲规则生成和演化的机理。现代社会想要知道法律如何应对风险，仅仅就规范谈规范无济于事，需要考虑此种规范是如何形成和变化的。现代法律如果不变化是没有办法应对风险问题的；但强调变化的同时又不能指望法律完全听从个人的想法进行变化，因为法律是一个系统。我们不能把不相干的东西硬捏在一起，那是没办法运作的。因此存在一个体系化运作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现在的复杂系统的演化理论可以给我提供很多启示。
还有一个是情境理性的概念。对这个概念的接触虽然非常早，但直到最近才感觉“情境理性”对风险规制的合法性难题会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思路。刚刚王旭说到的，行政法学需要历史性地、整体性解决问题，而风险问题不同，只能被碎片化的解决。而在追求法治的背景下，这种碎片化的解决并不能是任意性的解决。我们必须寻找一些标准，这种标准就是“合理性”，但已不是“科学合理性”，而是“情境合理性”，视情境而定（）的理性。
我的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
（孙明整理）&
主持人：何海波（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越来越多的越来越重要的领导问我，他自己离博士的学术生活越来越远。这是不能抗拒的，我们还得做。而且在后面说的我们有困难，我们能把心里的困惑与大家分享，说明我们还能进步。同时，我也想说未来是我们的这也不仅是我们的骄傲，其实也是一种责任，你想想十年，二十年以后中国的行政法学能做出一个什么样，那还不是我们能今天在座的和一些没有在座的跟我们年龄相仿的人做成什么样子吗？我们能把中国的行政法学引领到什么地方，能把今天坐在后排的更年轻的学生代表引领到什么地方，那不是我们的责任吗？下面我讲一个规则，法定时间十五分钟，鼓励你在十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讲完，如果讲的特别好的话我可以给你增加两三分钟，如果讲的我们听不见的话，我可以随时打断你。
赵鹏【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我们得先让王老师解释一下何老师有没有这样的裁量权，受到华琳兄的委托，让我来对2011年行政法学研究做一个综述性的东西，接受了这个委托后，有一种误上贼船的感觉。要阅读的文献实在是太多，所以说我发现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第一部分就撇开了专著的阅读，因为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自己的阅读的范围仅限于一些文章。但是我还是发现这是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就算只是读王天华老师在《政治与法律》上发表的一篇裁量文章只是搞清楚他的论证逻辑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所以说，我给自己做了一个后退，就是不是一个综述的频绪，而是一个粗浅的印象。而且是基于一个不完整阅读的感想。我想有三个限定，请大家原谅这并不是是一个完整的分析。但是读这些文章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形成了这样几点体会。
首先，我觉得在今年2011年行政法学主要的法律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文献来说，给我还是带来了一定的信心。客观上说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的行政法学在这样一个主流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它的这样的一个质量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推进的。首先我觉得我的第一个观感就是有一点的趋势。趋势和前面几位老师已经论述到的案例。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去年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那么这样一个体系，我觉得隐含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他可能像我们暗示，以往我们的老一辈这样一个针对某一重要法律制定的法学研究的知识生产，可能在未来已经没有太多的市场。因为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的差不多了。那么，因此就像刚才王旭引用的一句话，那么可能我们未来法学界需要做的就是，对规范做一个更为细致的梳理和解释。对规范运行实效的这样的一个分析，以及更为细致的这样一个制度建构，那么实际上在2011年的行政法学研究的文献当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初步的雏形。
我个人的感觉，今年的研究与以往相比，研究的细致化程度还是有逐步的提升。首先对于一些核心概念的梳理，我觉得是有更为这样一个，至少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推进，取得了一些更为细致的成果。比如说，海波老师对于公民对行政违法行为采取的抵制行动的理论基础的分析。我们以前，包括我在内，我自己以为这样一个理论基础在于行政行为的无效理论。这是我也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解释的。同样我在上课的时候，也发现它确实不能解释。比如说《行政处罚法》说的，不听取申辩、不说明理由公民有权拒绝处罚，因为他不是一个典型的无效行政行为。那么海波老师用他在《中国法学》的文章上的一个梳理，从逻辑上分析了无效行为是第一层逻辑上不能涵盖的，这样的公民的抵抗权。只是说无效行为更多是具体行政行为以后而不对于过程的抵抗。那么包括法律的规范实践来说，行政处罚法包括一些对“三农”问题的征收、摊派等等。这样的一个抵抗权，他也不限于具体行政行为无效。同时引入了英美法来重新界定它的理论基础。我觉得这样一个梳理确实纠正了，至少对我来说纠正了我以往认识的误区。
王天华老师对裁量论范式的讨论也让我觉得非常的开眼界。王老师的这篇文章，相应的对这样裁量发生的情景，它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情景是建立于法院与行政的分权。它的历史的脉络的梳理，以及他这样的裁量讨论，从教义学出发，讨论的目标是建立法院与行政的分权，路径是通过法律解释，运用的方法是授权的目的以及法律的一些原则，从而来重新构建教义学讨论的范式。这点读了之后，王老师说他的文章会写的很枯燥，但是客观的说是我2011年看到的论证的最有美感的一篇文章之一。我觉得至少从形式上非常漂亮，而且却是帮我捋清了怎么从教义学的观点来看裁量的。
第二，在今年的论文的阅读过程当中一个明显的感触就是我们更加注重案例、实证素材的运用。虽然我们仍然觉得法学研究与法律实践也许还是两张皮，更多的是茶杯里的风景，但是，已经认识到这样一个批评之后，我觉得我们今年的研究当中有大量的文献已经开始注重对判例观点的梳理，比如说余凌云教授，他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当中几个案例加以梳理分析，从而得出结论，信赖保护原则实际上并不能提升救济的程度和空间，顶多增加说理的程度，而他再次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应当引入行政合法预期的概念。当然结论我觉得我们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已经非常明显的，包括其他一些文献，非常注重对公报案例的分析，已经看到了这样的端倪，而且已经取得了一些很有趣的成果。比如说陈越峰博士从一起、一则公报案例颁布前后法院判决说理、论证方式上的差异，来论证这样一个公报案例到底对司法实践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他的论证是非常有意思的。还有朱芒老师在《华东政法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探讨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对什么是社会不稳定的解释思路的差别。所以说我可以看到我们法学界已经开始回应这样一个司法的实践。当然客观说这样一个论证过程当中确实面临着一个基本的困惑就是，法院判决的说理程度太少。所以说，我可以看到相关学术研究是非常的努力去寻找那些点滴的蛛丝马迹，这个也确实是针对判例研究面临的局限，说理的文字比较少，但是我觉得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进行一个努力。
第三，一些以往的研究当中已经关注到的问题，有不少的学者结合新的素材和事例进行了分析，比如说沈岿老师发表于《浙江学刊》的《风险评估的行政法治问题》。实际上早期包括王锡锌老师等等，已经注意到这样一个专家的支持和民主，和价值判断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结合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样一个具体事例加以论证，可能取得更有支撑性的成果，那么包括刘铁光博士，他根据现代科技哲学引入的一个理论，认为技术研究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带有价值取向的。而要求对技术，对科学本身加以更多的规制，也实际上印证了支撑了我们之前的一些法学研究成果。
第四，是以往边缘化的问题也受到了关注，比如说，肖泽晟教授研究公法上的债权，行政处罚的罚款、行政的税款、税收征收和民事上其他债权冲突之后，谁有优先受偿权。他列出了一些方案等等，包括章志远教授对司法建议的研究，所以说我觉得研究的细致化程度在推进。而且围绕着两个方面，形成了两大热点。而且我觉得今年的研究热点与以往的研究热点有所不同的就是，以往的研究热点往往是针对同一问题且重复性的讨论。但可以看到今年的研究热点，特别我列举了两个方面，对不作为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它是从不同角度来进行论证的，形成了可以支撑的相互的并不是重复的研究。比如说不作为，于立深教授研究行政立法不作为，杜仪方博士研究的是行政承诺不履行的法律责任，而章剑生教授研究这样一个不履责的履行职责判决的适用种类以及适用方式，沈岿教授则研究它的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说，他从不同角度来论证的，而对于民营化和公私合作的研究也是取得了一个比较在主流的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也是从不同角度，罗豪才、宋功德教授研究了它的理论基础。高秦伟教授他是列举了民营化这样一个规制的基本体制，怎么确保公法价值、程序正当、平等对待的同时，不影响它的效力，包括章志远教授专门论私人参与警察任务的法理基础。所以说这样一个研究的热点，可以看到它是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研究的。
当然也有几点遗憾，遗憾部门行政法研究整体薄弱，虽然有一些成果，我在上面列举了一些，但是可以看到和部门行政的大量问题相比，我觉得还是不够的。第二个是对外国法的梳理，仍然是比较欠缺的。因为这一点有些比较好的硕博论文我在当中做了一个展示，但是整体来看还是比较薄弱的，我想待会洪雷师兄会更多的讨论。第三，就是与法学其他学科对话不足，我发现在今年的一些文献当中，一些其他学科对行政法，行政法现象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充分的回应。最高人民法院的刘贵祥厅长，他对外商投资合同的行政审批，没有审批的合同的效力如何，他做了详细的分析，分析之后得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论就是说：虽然现行法院可以进行解释，保证交易安全来维护合同的效力，但是太过于纠结。最好的是我们的行政审批能不能从对合同的审批，后退到股权转让的资格审批，就相对于我们房地产的交易一样，不对合同进行限制，只是对房地产转让登记进行这样一个限制。那么可能法学界没有更多的回应。而桑本谦教授则对钓鱼执法，他认为这个应该是行政法学界的声音，过度的放大了钓鱼执法的后果。他认为应当恢复机会提供型的钓鱼执法。他分为犯意勾引型和机会提供型。犯意勾引型是非法的，而机会提供型因为在推测这个事实没有这样一个一定意义程度上的钓鱼，很难去采集证据，所以说对其他一些学者提出的，包括刑法方面提出的一些行政犯。我们行政法学界还没内有一个充分的回应。这是我自己就我阅读范围内的一些文献所得到的2011年行政法学研究的粗浅印象。谢谢大家！
一分钟也没浪费，一分钟也没占用。就这样15分钟的全面的行政法学研究只是一个impossible mission。如果有一个建议的话，我觉得，把文章缩小，介绍的文章可以缩少一点。我个人觉得刘贵祥和桑本谦的文章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我希望我们行政法学以后能出现一些这样的，有冲击力的能够和其他学科对话的文章。
我觉得，行政法学研究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行政法释义学（教义学，解释学，dogmatic），一个是行政法政策学。
不过，也不能将行政法释义学的中心地位加以绝对化。因为美国构成了一个例外，美国在这方面与大陆法系国家乃至与英国都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知道，法释义学是与法学通说分不开的。因为法释义学是围绕对现行法展开的，但对于到底什么是现行法，往往存在强烈的争论，而法释义学有追求法律的秩序化和系统化，或者说法律的安定性，这样如何解决争议就成为法释义学最为棘手的问题，大陆法系国家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通过通说机制来解决的，而体现通说的，在实务上是上诉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判决，在理论上就是教科书。但是在美国的法学界，基本上没有这样的通说形成机制。法学院的教科书，对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不会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而是要教你对所有的答案加以怀疑。最高法院的判决，在很多有争议的问题上，自己是以5：4作出的判决，这样的判决不可能具有稳定的通说地位。与此相关的是，德国法学院培养的目标是法官，因此强调法律安定性和稳定性，而美国法学院的培养目标是律师，则当然要以论辩和质疑为风格。当然，在美国法学院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通说，这尤其体现在treatise（相当于德国的法学教科书）的传统中。历史上来看，在19世纪之前treatise在美国法学院地位很高，但一是兰德尔的案例教学法，lectures和textbook,而案例教学则casebooks二是法律现实主义的兴起，对法学的体系性和科学性主张进行了致命打击，极大的打击了treatise的地位，此后一落千丈。
我认为比较而言，大陆法系的法释义学的框架有利于保障法律的安定性和可预测性，而美国法学的特点就在于批判性和开放性。我的总的观点是，作为法治刚刚开始建构的中国，大陆法系的法释义学应该是更适合我们的需要，否则学生甚至法官的脑子就被搞乱了。
我国行政法学的主要概念和基本框架是承继自大陆法系，但大陆法系的优点，系统性、类型化与制度化，在我们的行政法学却难见踪迹。目前我国国内教科书概念界定不科学，体系结构混乱，基础性概念，例如公法人、行政主体、公物、行政规则、举证责任等都缺乏深入研究，行政处理是大陆法系行政法学的核心概念，但至今我国行政法学界对其重要地位尚缺乏认识，对于其内涵、效力等研究都有很大缺陷。
二、行政法政策学
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总论，分论研究不多，在经济行政法、社会福利行政法、警察行政法和规划行政法等等领域，都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部门行政法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行政法学者对于行政管理实践有更为准确深入的了解和把握，有利于我们研究成果能够介入和影响现实的行政改革过程，有利于我们借助于部门行政法的一些事例来反思、完善行政法总论中一些问题的讨论。&
行政法的基本问题，我的同事在研究比较法研究的新趋势。天华注重法教学的研究，要形成通说，我个人觉得，法律体系这个通说，教义形成会有很大的问题。现在缺少标准江湖一统的情况下，这种通说以谁为准，如何形成真是一个大问题。
章志远【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
我来自苏州大学一个小地方，今天早上五点半就起来了，我从来没起这么早，然后赶到我们高铁站，等了一个半小时，然后一点钟下了高铁。其实不论我讲的是好是坏，把我的一些困惑和大家进行交流，华琳给我发了一个邮件是关于行政法学方法的。我特别关注四个议题，那我就每一个谈一点。我尽量不冲突，我按照顺序。
第一，目前研究状况的现实。我想这个大概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对行政法把脉，一个是我们自己去把脉。第一个是我们看看别人，法学之内其他学科的人对我们怎么评价。那我就从12月25号陈瑞华教授在我们学校的讲座开始。他讲了4个小时，没喝一口水。他从头到尾都在讲民法怎么说，刑法怎么说，外加刑事诉讼法怎么和民事诉讼法，只字未提行政法。我就想交流一下为什么行政法不重要，行政法对法治的贡献是什么。再就是从我个人讲，我刚才说特许经营方面风险规制问题，我们学科组的其他老师都否定，说不是行政法。第二个，我给学生上部门行政法课的时候，一个法理博士生来听课，我问他有没有感想，他说没有感触。有的同学写论文有老师说这一个案例都没有引，不是论文。其实这是一种学术宽容，不同的人站在自己的学术背景，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然后是缺乏批判，也就是许多论文的观点没有人去批判。这个在行政法我观察最近十年当中非常寂寞，就像华琳对规制的研究也是。老一辈、中年一辈出来可能私下说，公开发表的场合没有回应。我觉得这反映出我们行政法学的缺点。
第二个我想说方法。刚才秦伟讲了，我觉得我赞成你的观点。其实我们行政法多元化的方法时代已经来临。我曾经给我们法硕专门讲了一节课，专门讲行政法地理学。我觉得行政法可以分为环京城行政法学者群，包括天津，第二个是长三角学者群。我觉得从学者群来说这两个区域是最活跃的，研究可以看出来。第二个是根据年龄。章剑生教授曾说行政法学五世同堂，我们今天三世同堂，不同年龄段的就会有不同的观念。第三海归和学派。主要是博士阶段处于哪个学派之下，对他的学术我感觉影响很大。我感觉中国从行政法地理学的视角观察，确实是一个多元化的方法时代已经来临。那么这个方法一个是我能力有限，第二个是刚才秦伟系统总结过，那么我主要谈几个看法。一是，案例引进，最近三年非常热门，我感觉这个研究很有意义。我本身也跟进了一下，写了两篇文章，我觉得案例研究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我有一些困惑，第一个就是根据过去几年我研究行政诉讼法的体会，中国以后，真正的纠纷进入到法院以后，尤其是法院以判决结案的案例越来越少，甚至我有一个预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每一年还能不能登载行政案例，我都觉得怀疑，逐渐在萎缩。所以说这可能有一些弊端，那么第二的我的感觉就是说，很多案例，我赞成海波的说法，案例可能视野更大些，就是不仅仅包括司法案例，还有一些没有进入司法的事例，刚才赵鹏提到桑本谦教授的文章，案例来源可以多样化。
第二法解释学，刚才王旭博士讲了很多。我觉得解释学是非常有意义，我非常欣赏王旭刚才讲的另一种行政法解释和进路。这个在我们国家一方面是纸面上的行政法。第二是行动中的，现实中的行政法。根据我研究的行政诉讼的体会，就是说纸面上是一套，实体当中其实是另一套。那么我们这个解释学可能就是要两方面都要有关怀。至于法政策学，我觉得这几年发展比较快，但是我有一种担忧，这个法政策学最后像陈教授讲座讲的环中南海学派，环某某部学派，我觉得这是一个担忧。法社会学我觉得开展难度很大，因为在中国法社会学的引入需要大面积的推广，这样一个东西的推广可能性，覆盖率有多大我表示怀疑。这个是我一个不成熟的看法。
第三，关于未来的研究课题。我在这里大概有一个说法“学术空间”。我很高兴看到，在座的包括贵松、华琳还有其他学者参与这个食品安全的决策，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行政法学应该在这当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我上一次我在教育行政法的会议上提出一个观点，我们行政法学者要像研究裁量基准一样疯狂的研究教育行政。因为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全国各校基本上开展章程制定。我觉得大学章程作为规范，对它的关注可以修正我们很多理论。再就是行政法理学，其实我感觉到刚才一直在讲生存问题，我们要通过发表论文，证明自己还活着，我们还在写。那么在中国主流刊物的影响下，很多刊物毕竟很年轻，有自己的风格，这样我们是不是也可能调整自己的风格。我们中国在这样一个法理学一览众山小的背景下，可能我们的行政法学我个人还是尊重的，这一方面要展开与法理学的对话，要使得我们用法理学来研究行政法的声音。我经常打一个比喻，就是我们现在中国行政纠纷的解决已经进入三国鼎立时代，就是信访是魏国，诉讼是吴国，复议是蜀国。我们在改革，我们官方的观点是要把行政复议列入行政纠纷解决的主渠道。但我觉得这个改革里面，有一个系统性平行观，我们很多改革包括复议法、诉讼法修改，可能我们不能单兵突击，可能要有一个整体，这三种技术如何衔接起来，我认为这块还需要加强。
因为我来自小地方，小地方也要思考，所以说我经常引用一句话，我在这个地方怎么办，我怎么活着，做有意义的活动。我的一个体会，在远离北京、省会的地方做研究，就要眼睛向下看，面向基层。就是对基层这个政府、企业，它的一些难题、法律的一些行动，展开一个系统的关注。包括苏州经济比较发达，它的法理也不断推陈出新。我觉得在地方做研究眼光向下，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当然也是无奈的选择。那么我觉得基于这样一个观念，那么我们近期，或者过去、未来可能和这三个方向有一些兴趣。这个也希望等一下各位老师提出一些意见。一个就是行政审判模式的转换，我研究过司法建议，就是说从最近两年开始，法院他在改变。它评价行政法上的业绩不再以判决为主，而是以它是不是发生影响力，发生多少，有没有应作为一个考察标准。而司法解释是个微不足道的字，而在实际中登上历史舞台，这个很奇怪。这个就是我去思考，那么基于这样的思考，我感觉到中国行政司法要有一个静悄悄的跟进，也就是说我们1989年文本上的那样一种司法审查模式的行政审判，至少不适合21世纪上半叶。所以我的一个大胆的设想就是21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行政审判要来一个适合的模式。第二个就是说我的问题，就是公私合作的问题。现在接受我们市公安局的委托搞了一个警察辅助方面的地方立法工作。我感觉秩序行政这块还非常薄弱。我们行政法还没有人回应。还有一个针对个案问题，就是关注原始的案例素材，从这个方面发现一些行政法的资源。所以说，未来还会做相应的工作。谢谢，大家。
谢谢，还节省了2分钟，其他学科的学者对行政法学的漠视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一方面说明我们行政法学作为一个后发学科它的弱势，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客气的说其他学科的老师没有好好学习，像陈瑞华老师这样，他们读大学时可以说是没有行政法学的，此后行政法学的迅猛发展在他的视野之外，我觉得也是可惜。我们学这些东西让他们学习的。高秦伟老师注重比较法研究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趋势主要是民法和刑法的规范比较，你像海因格茨的比较法。现在比较法大量的以行政法、公法为素材，这是一个独特的新的发展趋势。志远研究司法建议我觉得很有趣，这里也刚才讲问题和方法，包含着一个问题的转换，如果我们建构中国的法治以外国的为模本的话，那么我们都是学外国的，但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已经形成了本土的路径。这种路径，我们本土的经验是值得重视的，不是说本土都是对的，但是值得我们好好去研究。下一位，贵松。&
1942(MPolanyi)Scientific& Community
201220111042012
第四部分：（田宗旭整理）
首先贵松教授讲得非常好。他讲到我们要建立起这样一个学术共同体，以批评他人为荣，以被人批评为耻。当然学术批评也是有一些规则的：第一，不贬低他人的人格；第二，不贬低他人的智商。实在写的太烂的文章就别去批评了。下一位是洪海，他要讲的问题很大，即“我们时代的公法难题”。&
毕洪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师，法学博士】：
&&& 首先谢谢海波，还要感谢傅老师和华琳。我觉得第一个单元是从金自宁老师开始，他说自动过渡到第二个单元，我想是不是从我这个地方开始，我们就自动过渡到综合讨论。因为这里所说的“我们时代的公法难题”是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但是没有想清楚。而且也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大家也可以看到我没有写成一个提纲，所以对此我也很对不起华琳，感觉到非常的抱歉。但是呢我觉得这确实是，或者说建议，也希望在座的年轻人能够去思考的，我们生活的中国当下的这个环境下，我们最重要的，公法的难题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有针对性的去发展我们自己的理论、学说、方法，加以应对和解决。这是我原来的一些思考。
那么，我想谈一点对于前面发言的两个大的方面的体会。第一个体会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论坛是青年行政法的论坛，当然后面说是中青年行政法的论坛。不管怎么说，作为我们青年一代人，我们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每一代人都会有每一代人的学术使命，上一个单元中有同行总结了过去30年行政法发展的主要经验和问题，就此而言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在我看来，对我们前一代的行政法学者来说，法律的创制，或者说立法，是那一代学者的使命，甚至可以说是那一代学者的命运。而我们作为学术上的后进者，如何看待前一代学者所做出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进一步思考我们这一代学者的使命是什么。假设存在这样一种使命的话，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和上一代学者一样，都是共同的为中国的法治，从自己学科的角度做出自己的贡献。只不过上一代学者可能比我们更艰难，他们从刚刚开始的时候，连“法治”是什么，这个概念都要进行讨论。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到了今天这个概念就讨论清楚了。因为在座的著名的海波教授还在讨论“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问题。所以就此而言，我觉得我们需要谨慎，因为我们自己的东西也是会被别人批评的。大概再过20年吧，年轻的学者就会成长起来，他们也会批评我们。所以我们也要面对来自市场和时代的考验。因此在这里，我觉得我们既需要理论上的勇气和使命的担当，同时也需要知识上的谦卑和批评时的认真和谨慎。在这一点上我特别喜欢读天华老师的几篇文章，他对于“裁量”和“公定力”等问题的批评和讨论有理有据，而且非常的清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知识上的冲击和阅读上的愉悦感。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决裂和创新的勇气，也需要谨慎的看待自己所主张的方法的限度问题，我想这就是刚才贵松所说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我们今天能够坐在一起讨论这些问题的前提。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大的方面。
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我们谈论的方法必然是和问题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所遇到的难题，或者说问题是要和我们的方法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说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必然要和现在中国所处的时代的难题要结合起来。无论是强调法政策学还是法释义学或是法社会学，它必然有自己所针对的特定的问题，它不是凭空产生的。那么，如何梳理这三种脉络，或者至少这三种脉络？对于解决中国当前重大的公法问题有什么样的意义？我很同意的是，作为行政法这样一个学科来说，看家的本领和吃饭的饭碗是法教义学，这个玩意儿不能丢了，丢了之后我们可能就是在研究别人的东西，反过头来被别人说“你研究我们这些东西还不到位”。所以我就特别希望有大陆法背景的同行能够认真的梳理一下法教义学，或者说法律的规范分析在大陆法时代背景下的变迁，它们在那个时候产生的教义学理论，其主要的目的和方法，是如何有助于法治的建设的？我想，这样一种方法，甚至可以说是带有一种普及型意义的工作，对于我们被其他的学科，特别是被那些觉得法教义学是雕虫小技的学者来看的话，会让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如果说能够做这样一篇文章，我觉得可以对中国的行政法学，或者笼统意义上的公法学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当然，我也比较感兴趣这种法学的方法，就是法教义学的方法，在中国的社会出于转型年代会有什么样的界限。其实刚才王旭在前面的发言当中已经提到了法教义学可能存在的界限问题。那我想能不能从大陆法的背景，去梳理比如说德国、日本这些国家在转型时期的法教义学起到了什么作用。甚至说有没有可能法教义学没有起到正面的作用，甚至可能是一个负面的作用，或者说在某些时代，这种法教义学可能崩溃了。当然我只是一种猜测，我不能下断言。当然，我觉得在关注具体制度的时候，同时需要关注行政法在中国成长和发展的规律。前面其实很多人已经提到了，我们需要学习国外的好的经验，但不是简单的照搬。我前一段时间和华琳交流的时候，谈到他研究的“规制”的问题，他在谈“规制”的概念的时候，就觉得国内和国外的背景存在很大的差别，很难简单的用国外的“规制”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现代的问题。天华老师也在前面谈到了“裁量”的问题，大陆谈“裁量”和英美谈“裁量”，或者说国外，即大陆法谈“裁量基准”和国内谈“裁量基准”也是很不一样的。中国的境况和国外的用法很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反过来说，也未必就能直接用某个概念来告诉现实说，我们就应该这样做。所以，这可能也是理论和实践中的一种悖论。永远是相互结合，但永远是相互分离的一种状态。或许这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前面就是我的两点感想，最后再说一点。今天跟华琳交流，我们从2001年认识，整整有10年了，这10年中互相交流、切磋，华琳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刚才他说我“天龙八部”已经完成了七部，坦白的说，“天龙八部”我已经完成了，因为你给我少算了一本，开玩笑的。在座的各位在做翻译或者有幸做翻译，都知道翻译中的甘苦。上一次跟台湾的刘宗德老师交流的时候，他说台湾的学者是不做翻译的。他觉得大陆的很多年轻人在做翻译是在做一种“普度众生”的工作，让国内的学者不用费太大的力气，当然前提是我翻的还不错的情况下，就能够接触到国外的相关的知识和理论。所以我也特别期待贵松所说的日本的“天龙八部”，因为我们对日本坦白的说了解还是远远不够的，包括我们对德国的了解，也可能是远远不够的。当然华琳的话一方面对我是一种肯定，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一种批评吧，这几年我花在翻译上的时间比较多一点。刚才贵松在跟大家报告了自己过去的一些成果和2012年要做的一些事情，我在2012年也有能够共同呼应然后能一起做一些事情的同行，像敏洁，还有志远老师以及在座的其他一些老师。关于“公私合作”的问题，我终于要把自己的博士论文出版了，这是一件事。如果有可能的话，可能还会围绕这个问题再写一些文章。所以也希望到时有更多的机会跟各位再一起进行交流。
&&& 谢谢。下面我们就进入综合讨论。我想没有发过言的优先吧，时间以不超过5分钟为宜。
郭庆珠（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 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能够向大家学习，也感谢华琳。我看华琳选的这个课题实际上是有点让人焦虑的。“行政法学的研究方法与课题”本身就是令人焦虑的问题。第一单元的发言我只听到了天华教授和秦伟教授的，实际上他们也表达了不同的焦虑。天华教授不止一次在表达一个思想，就是说现在的理论应该研究什么？行政法学应该研究什么？行政法学的任务应该是什么？秦伟师兄刚才也表达了对行政法学研究的焦虑，实际上他在2005年就开始关注了。实际上，方法与课题本身就是令人焦虑的事情。就是说行政法学应该用什么方法去研究？应该研究什么课题？听了下午几个人的发言，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表达了不同的焦虑。比如章志远教授说行政法学应该宽容，但是我一直在想，就是宽容的界限到底在哪儿？
行政法学可能有适度的封闭，但宽容的界限在哪儿，这本身就是个令人焦虑的问题。而且现在这种焦虑有时候不知不觉就来了，比如在答辩的时候，学生研究的问题到底属不属于行政法的课题？当然刚才志远教授说应该宽容的看待，但是宽容的界限应该到哪儿？我觉得值得去研究。再比如现在每年答辩的时候有很多学生，包括法硕和本科生，专门去写“绩效评估”，就是“行政绩效”，那么“行政绩效”到底是不是个行政法问题？行政法到底研究什么？有一次本科一个自考生答辩，他写的是食品监管，他最后一句话写让我们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把监管推向深入。有一个答辩老师开他玩笑，就问他：“是不是你们老家的县委县政府啊？”他很肯定的说：“就是，就是。”那个老师就在开玩笑，说：“你应该格调高一些，应该写市委市政府。”实际上贵松也表达了一种焦虑，就是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同行能不能认可，还是说同行不认可我们就不做这个事情了？行政法的学者本身有种焦虑感，就是我这些东西本身能不能为现实所用，因此很多学者拼命想去做课题，为什么？他想把这个东西让现实所用。当他有这种焦虑感的时候，这种焦虑感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他可能就会放弃法学的一种思维。但我们不应该丢弃行政法的一个基本的思维，法治的基本理论不能不去考虑它。法学教育当中同样如此，比如现在实践教学，刚才洪雷师兄也介绍这个情况。现在什么叫实践教学？这是现在很困惑的一个事情，我们现在甚至不搞实践教学会受到批评，没有创新。但是实践教学是什么？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焦虑感，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非常值得去研究的。
&&& 谢谢。有焦虑总比没焦虑的好，有焦虑才能解决问题。下一个，文光。
&&& 非常感谢能有机会来这里参加这样一个论坛。那么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行政法学的研究方法与课题”，刚开始的时候洪雷师兄对这个题目也有一个解释，他说这是对我们行政法学研究进行把脉进行诊断，看我们生了什么病。我想，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个课题，除了是因为我们要去诊断把脉以外，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可能是，更最重要的是，我们行政法学现在面临很多的挑战，面临一个重构和改革的问题。这个挑战可能并不是我们中国面临的问题，新行政法的问题也不是中国面临的，而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比如金老师说到的风险规制的问题，还有我国面临的城市化进程的问题，政府职能转变，市场经济转轨等等。还有规制和公私合作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提出的挑战，使我们传统行政法解释现象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受到了一个挑战。那么我们就需要从行政法的基础理论、逻辑结构和制度框架几个方面去进行革新、重构。我想这也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因，因为像美国，刚刚金老师提到的森斯坦、布雷耶这些人，他们是用了很新的研究方法来重构行政法，比如“公共选择理论”、“规制”、“成本效益”等，还有德国，刚刚洪海也提到了，德国的法教义学在现代的作用和功能，德国也在反思法教义学的问题。所以他们在研究新行政法的时候，首当其冲的也是对行政法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也有一些规制的方法，还有注重研究方法重心的改变，从司法审查到立法、决策的转型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方法方面的问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说研究方法是行政法改革首当其冲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说到研究方法的话，刚刚好几位老师都提到的就是行政法学的任务。我觉得行政法学有两大任务，刚刚是王天华老师还是于立深老师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他说其中一个任务就是为现实和实践提供可操作性的法律制度，这是一个任务，就是制度供给的任务。第二个任务就是对现有的制度的一种历史的分析，然后认清面临的挑战，指出发展的方向。那么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完成这两大任务。
我总结一下的话，我觉得应该注意三个“度”，实际上和刚才很多老师的说法是很相似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深度的问题，刚才也有老师说到，行政法学理论的深度可能不是太够，还有，现在搞理论研究可能很多人就研究到宪法上去了，实际上行政法许多基础的东西和理论的东西还没有研究得非常的透彻。比如，行政法律关系的问题，行政主体，刚才说到的事业单位的问题，还有公共利益的问题等等，还有行政活动方式的一些理论，所以我觉得这个深度是一个问题。
然后是广度，广度实际上刚刚很多老师也有说到，就是行政法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学科。它和其他学科都会有一些融会贯通和交融。那么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就是对部门行政法的研究需要选特别有代表性的，像研究“规制”的，“卫生行政法”或者“药品监管”之类的。在德国，特别突出的，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环境法，他们从这方面去突破行政法总论的一些程序和原则上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广度的问题。
那么跨度呢，就是要解决历史、当下和未来的问题。关于历史呢，刚才于立深老师发言提到的我特别赞成。我个人有个感受，就是我们现在对行政法学研究，对行政法历史的研究关注是非常少的，从古代来说我们行政法史是源远流长的。从实践历史的研究方法去研究的话，历史中其实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资料。还有关注现实的方法，就是要突破学术和实践各说各话的这种形式，关注法律所调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关注真正的客观的现实世界，然后对它进行认识，才能够发现法律的缺陷，进而提出解决的方案。对于这个方面我要回应一下关于贵松提到的“共同体”的问题，贵松提到的“共同体”是研究的共同体，法学学术研究的共同体。而在德国指的是立法、行政、司法，它们三个在一起组成一个共同体。我觉得我们的共同体的范围也应该更大一些。
我觉得未来我们应该应对刚才我说的那些挑战，然后符合行政民主和合作化的那种潮流，回应现实，研究一种回应化的行政法，立足当下真实的世界，连接历史，面向未来来研究行政法。但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困惑，刚才很多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法教义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但是我觉得在中国，行政法研究者的一个双重挑战就是法教义学的方法掌握的非常不精深，了解的不太好，现在新行政法要求用许多其他学科的方法来研究行政现象和问题，那么，怎么样用新的方法结合法教义学的方法来研究行政法的这些问题，应对这些挑战，我觉得是我们面临的新的问题。
&&& 谢谢。
胡敏洁（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 我尽量说的简单，在5分钟内完成。首先来回应洪海刚才提到的，就是转型时期的法教义学或者是法解释学的问题。因为我自己最近在整理“给付行政”的概念在中国法中的含义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在这个概念传入进来之前，中国法原来自身有一些诸如“民生主义”或者说“服务行政法”等等的概念。这些概念可能更容易被实践所接受。但是“给付行政”这是个学理概念，当这个学理概念对应实践的时候，它的解释功能到底有多少？这个答案还没有找出来，我还只是在做整理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要在研究的过程中间可能更多去关注，包括立深刚才也提到的，就是中国原有的历史土壤当中，是否能够找到更契合中国的一个学理上的概念，这是一个感受。其实是为了回应刚才洪海提到的转型时期的问题。所以我也特别去找了一些涉及到转型时期以及发展与行政法方面的论文去看了一下，这可能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具体思考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就是如何来面对新的现象与原有的传统的基础理论矛盾的问题。在中国转型的背景之下有很多新的现象。比如说志远研究过的“违法事实公布”、 “公交特许”以及“约谈”、“抽检”等等。这些问题在传统行政法的框架之下能不能够解决？这可能也是我们现在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刚才志远说这样的论文在他们那可能会被枪毙，但在我们法学院肯定会通过的。这种倾向可能跟老师的学术倾向是有关系的。如何来面对新的命题，包括喻文光刚才提到的，传统的基础理论，比如说“行政法律关系”；以及刚才天华提到的，比如“裁量”的基本概念等等，这两点可能我们都没有做到。即基础理论本身的研究也是有欠缺的，当面对新的现象的时候行政法学又无法去回应这些新的现象。这两方面可能都是需要去努力的。
另外一个是回应刚才第一个单元的研究方法的问题，就我自己的理解，我把它概括为三点。第一点是，借用刘宗德老师的那本书，即《制度设计型的行政法学》，就是说当行政法学面对现实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说，社会保障改革中间的行政法的问题，它可能面向的是一个制度。由原先的诉讼为中心转变为以行政实践为中心。第二点就是刚才提到的“中观行政法”，刚才贵松提到“风险行政法”是不是能够发展出来一种“中观的行政法”。比如说风险类的，或者社会行政法类的，再比如说以前研究比较多的经济行政法类的，在“中观”的层面上如何为这些可能具有类似性的范畴提供某些一般性的原理？刚才志远说的可能也是这个意思，即行政法的法学理论问题。第三点就是公法学内部的沟通和对话。前面已经有学者谈到过了，有些行政法学的学者去做了宪法学的研究，我自己曾经想试图区分宪法和行政法，但最后决定不思考这个问题了，对这两方面都尽量去关注。宪法学本身可能会给行政法学提供一些理论上的支撑和支持，所以这方面还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而最后我的论文写出来一般都是宪法中有行政法，行政法中有宪法，它们两个学科可能是很难去区分的。行政法本身会有一个权利保护的功能，如何从权利保护的功能或维度去思考一些关于行政法学的问题。我的发言就是这些。
&&& 我利用职权说两句。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硬生生的去区分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实际上所有的语言都是为了解决问题的论证使用的，这是其一。第二，我觉得我们写文章的时候，特别是风险规制这类文章，潜在的读者对象不一定限于行政法学这样一个圈子，而是在整个法学这样一个圈子里。这里我做一个广告，大家有一些比较奇怪的文章，别的地方如果不能发也可以到《清华法学》试试，我不能保证文章能发，但是从我个人来说，还是喜欢新锐的、有一些冲击力的文章。
&&& 下面这样，我们还是照顾一下后排的人。
&&& 各位老师，各位专家，下午好。我是南开大学法学院的老师胡建国，是, 学习国际经济法的。今天有幸听到大家的发言，也感谢华琳发邮件邀请我。我想说的是，国际经济法，特别是国际经济管制法这样一个学说，实际上最基本的起源还是来源于行政法。基于此，我认为它与行政法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也确实发现有些问题，还是要找行政法的视野来观察它。在此之前，我们注意到，复旦大学的朱淑娣教授提出了“国际经济行政法”的这样一个学说。她把调整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关系的国际法部分纳入到行政法体系中。这实际上是把整个国际经济法都拿到行政法体系中了。对这样一个观点，我不是很赞同。第一，她关注国内行政法这部分肯定没有问题，但是国际法，特别是公法部分，它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原则与国内行政法都是有很大的差距的。第二，从她书中的研究内容来看，, 她实际上对国际法是没有研究的，而只是研究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几个问题。
我所关注的是国际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一些交界。有几个问题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有些问题还要向大家请教。首先是关于国际投资法的几个问题，主要是有关公平和公正待遇的问题与行政法的关系，公平和公正待遇在很多投资法律中都会写到，但一般来说就是写这几个字，而怎么去解释它是个问题。而仲裁庭在个案中解释的时候，依据的标准是“合理期望”，如果违反了投资者的合理期望，那么就视为违反了公平与公正待遇，国家是要赔偿的。由此我想，如果在研究国内法的“合理期望”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上述的案例梳理一下作为一个参照，可能也是一种思路。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间接征收”，“间接征收”是指不剥夺企业的所有权，但是对该企业进行管控，对其处分自己的财产进行一些干扰和侵扰。比如刚才有专家提到的“定价权”，这个就有可能在国际投资法上被认定为是“间接征收”，从而要求国家进行赔偿。这从投资法来说问题还不是很大。但是我最近观察到一个例子令我特别困惑，就是关于香烟素面包装的问题。澳大利亚立法规定，香烟的烟盒必须有绝大部分面积用来警示抽烟有害健康，比如配一幅肺部变黑的图片之类的，然后商标只能一点点。这在国际经济法上引发了很多问题，包括WTO、TRIPS协议的问题，而我们所关注的是投资法上的问题，有人说上述立法构成了“间接征收”，那么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赔偿的话，我个人觉得解释不通，不知道各位专家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回到我的本行WTO法上来，有几个问题也值得关注。第一就是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我去年年初协助做了一个项目，涉及到法律适用和审查标准的问题。第二就是与中国有关的两个WTO案件的问题，反映出我们国家的很多立法，在表述许可条件的时候，一二三四很明确，但后面有个兜底条款，即“其他”，那么这条是被专家组裁定为不合法的，这个具体我还没有展开研究。这个问题对行政法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值得考虑。另外一点就是关于WTO法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就是“裁量性立法”和“强制性立法”的区分，目前的法理是说，如果授权行政机关可能会违反WTO法，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做法，有的观点是纳入规制范围，有的观点是不纳入规制范围。我看到一篇文章是对裁量权进行细化，这里我要提的问题是，这种现象对国内行政法会产生那些影响，以上就是我要说的，谢谢。
&&& 谢谢胡老师，关于WTO法的问题，已经不是international law了，而是属于transnational law了。它现在对国内法的挑战还是很大的，甚至有人提出“全球行政法”这样一个概念，这个问题讨论的人非常少。在清华曾经开过一个全球行政法的研讨会，我发现没有真正的深入的研究，这是很大的问题。下面请钟老师讲一下。
钟会兵（天津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法学博士）：
我看前后左右都发言了，我压力很大。我说三个关键词吧，第一个应该是“感谢”，感谢傅老师和华琳通知我这件事。大家这次到天津来，傅老师和华琳可以说是东道主，而我应该算是地主，虽然立足未稳，但也算是地主。因为我是2010年的11月份从武汉到的天津。我感觉南开大学法学院应该说是发展的比较迅猛，如果大家人来得更多，我相信会发展得更快。大家这次来，我相信对天津法学的发展会有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这是第一个关键词，
第二个关键词是“汇报学习体会”，我从2003年到2005年这三年期间读博士的时候，可以说是把衣服脱得干干净净的，跳到河里面去认认真真的学习了法学，但是前后都差一些。所以我感觉在法学的学习上，应该说是先天的发育不良，在时间投入上，后天的营养不良。但是我也不是说啥事没干，我看了在天津拍的《潜伏》之后，学了一个本领――偷窥。经过这些“偷窥”，或者说平时学习，刚才我和高老师也在说，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他的一篇写社会保障行政程序的文章。我“偷窥”的一个结果，一个观察，或者说一个结论，就是严重同意海波刚才的一个判断――“现在是我们的，未来也是我们的”，后面我想加一句话――“未来不是永远属于我们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我感觉好几位老师说到一种使命感、担当感，我觉得特别有同感。所以又回到今天说的关键词――“焦虑”，我感觉我也是一个焦虑型的人，怎么讲呢，当时和华琳、敏洁一起读博士的时候，感觉跟他们的差距好像没那么大，但是毕业之后，发现差距越来越大，感觉到很焦虑。我再看王旭博士是“80后”的，我也很焦虑。人说“羡慕、嫉妒、恨”，我是羡慕，但绝不嫉妒，也绝不恨，这些人都是学习的榜样，鞭策着我们朝前走。所以在时代属于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有年龄上的焦虑。那么这种责任，这种担当如何来实现，确实是个问题。
今天定的这个题目是行政法研究的方法，我说一下自己的体会。说实在的，这些年花的精力不够，所以我的功力太弱，自己出一招，别人根本不用还手我自己就倒了。但我想也无所谓，刚才海波说的好，以批评别人为乐，以被人批评为荣。所以我提出来供大家批评，这样我也觉得光荣。我觉得自己的心态还是蛮好的。那么这几年我们的问题和方法到底如何？我说一下自己的体会。我本身在社科院工作，最近在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时候注意到几句话，为什么我有焦虑感呢，是因为我感觉这几句话是说我们自己关心的一些学科的，这几句话说了几个问题。一个是哲学社会科学要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等等。第二句话说的是学科建设，在这里它强调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学科意识形态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是要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我觉得刚才于老师谈到的关于列国行政法的问题，是不是与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一定的关联性？它还谈到一个方法的问题，或者说几个学科交叉的问题，这实际上是第二句话里面的核心点。第三句话的核心点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主攻方向，它用了一句话叫“重大现实问题”，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和我们行政法研究的问题对上号。第四句话实际上是我们中国社科院提出的实施“创新工程”。所以在这里可以找到我们研究一些重大问题的方法，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如果我在里面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那就更好。最后，我觉得这个机会挺好，我也做一个广告，因为我在天津社科院工作，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天津社会科学》杂志社跟我们是密切相关的出版社和杂志社，有些人或许知道，有些人或许不知道，希望对我们多加关注，我们尽可能的把这块工作做好，希望大家对我们多一些关心。当然今年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天津社科院还获批一个可公开发行的杂志，由我负责，它的定位是高起点的开放讨论，叫做《东北亚学刊》，在座的好几位都有日本研究的背景，希望对我们多支持。我的广告就做到这，谢谢。&
杜仪方（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 我只占用2分钟就够了。我说三点惭愧，第一点，就是我没有提交任何的会议提纲或者说是报告。华琳之前跟我说了有这样一次新年茶话会。我把重点放在了“茶话”上，结果没想到重点是在“会”上。今天早上我才知道原来还有正式的议程，原来还有发言这样一件事情存在，所以我只能这样随口说一说，非常的羞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没有准备稿子，但是今天早上我收到了非常多的短信，都是来自于学生的，因为前天我才给本科生考完试，一般这个时候学生会发来各种短信，以祝福的形式求高分。在收到的将近50条短信里有两条可能与我们今天的议题多少有点儿相关，我念一下。第一条短信，有一个学生说，“老师，我看书过程中有个很大的疑点，书上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是国外学者的学说和实例，这些花去了我大量的复习时间，但是好像书本在得出概念的时候完全没有参照这些，请问这些学说和实例的意义是什么？考试为什么也没有考？”这是第一条短信，第二条短信说，“老师，考试的时候涉及到了房屋限购令的问题，如果纯粹从理论上讲，根据法律保留原则，四个字就可以解决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完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这两条短信，在50条里脱颖而出，而且他们没有署名。求高分的短信都会署名，班级、姓名和学号。
对于第一条，虽然我们现在在研究比较法，在研究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不能拿来主义不能仅仅的照搬。但是我们去翻翻绝大部分教材，很多的教材都是用了大量的篇幅在叙述各种学说，谁谁谁怎么说，A说B说随便说，而最后得出结论的时候也没有任何论证。我感觉，行政法学的教学确实是一个我们需要直面的问题。我们不仅仅应该在学术研究的时候运用这些行政法学的方法，在进行法学教育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是非常青涩、非常纯朴的小孩儿，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第二条短信也是给我一个感觉，现在法学的实践面上确实还是比较欠缺的。刚才章志远老师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他在苏州我在杭州，虽然都是天堂但也都是小地方，所以越是小地方越能感觉到这种面向基层的努力是必须的，可能和北京周边的学者有一定的区别。我们都感觉，像一些实际问题的解决，像杭州最近在做社会管理创新，提出了很多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做法，时间关系我就不举例了，但这些问题从我们行政法总论上怎么解决，确实也是我们之后要面临的一个挑战，或者说也是我没能对它进行回应的一种羞愧和焦虑。就是这两点，谢谢。
&&& 下面请洪源。
汤洪源（西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 今天我出现在这个会场实际上是个意外，我其实应该是以路人甲的身份坐在后排的，没想到华琳兄给了这么大的一个面子，还让我发言。我以前从来没有参与过像今天这样气氛如此之好的论坛，给我的感触特别深。从内容上来说，我觉得自己平时做研究遇到的相关问题和困惑，在今天我知道了自己并不是孤独的。以前我以为自己的研究太浅了，所以不明白自己怎么能有这些困惑呢，而今天我感受到了一些共鸣，而且发现了自己将来做研究的时候能够选择的一些路径或者说是新的思路。所以我特别要对大家表示感谢，就说这些吧，谢谢。
&&& 下面是瑞雪和卢超你们两位。
卢超【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 那我就先表示一下感谢吧，我今天并不是以客人的身份来参加这个论坛的，因为我本科和硕士阶段都是在南开读的，傅老师和宋老师都是我的老师。我就借这个机会表示一下对青年行政法学者何老师的敬意。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在本科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法理学的学生，后来我走上行政法的学术研究道路，最主要的就是受到了何老师的影响。
崔明逊（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社科院法学所在读博士生）：
&&& 我记得陈平原老师有一句话，他说博士毕业之后才算拿到了学术圈的入场券。我现在博士在读，所以我其实还在圈外。我在圈外有相对来说比较超脱和冷静的心态，来关注圈内这些不管是我的师长还是同辈的先进。今天尤其是活灵活现地见到了以前都是在书本上、文字上看到的那些名字所对应的面孔以及声音，的确是受了不少的触动。我在观察，也在学习，也在思考。其实今天坦白讲，我的教龄可能并不算短。我从2000年开始工作，到今天已经教大学本科12年了，但是另一方面，在学术的意义上，我还在争取那张入场券。所以说如果大家都有焦虑的话应该都不如我，年纪已经在这了，但是还是在半路上，还在门外观望。我觉得今天除了学习方法、研究方法上，还有一些研究线索上的收获之外，坦白说最打动我的是于立深老师的话，他的话帮我论证了我自己看法的合理性，因为我以教师教授行政法为职业已经做了12年。我把它作为一个工作，或者作为一种经济来源，这个是我进入成年社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唯一一份工作。所以，其实除了在职业技能的角度上考虑之外，我有时候也在想，这也是我的一个社会角色。
除此之外我还有另外一个联想，就是在最近这段时间，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听洪雷说过一句话，他说现在研究公法的话，如果作为一名公法学者，他的内心对于公正，对于平等，对于自由这些大而化之的概念没有一种真正的心灵召唤的话，实际上他是研究不了的，走不长也走不远。所以我又有了新的想法，除了工作之外，我要认真倾听自己内心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召唤。我不想骗自己，不能有欺骗，也不能有矫情。我是觉得应该认真的考虑这条路，考虑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另外我其实也很想听听同辈的人，到底有多少朋友，有多少我同辈的先进们带着一种内心的感召，带着一种价值的追求坚守在这条路上的。我自己是有判断的，通过刚才听大家的发言。
最后再讲一个方面，如果把这份职业，或者说角色的定位更明确一点，我个人觉得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讲会更有效率。如果作为教师，那么教授行政法学会有一个教学大纲，会有职业伦理和职业底线。这对于培养年轻一代的学生应该说没有任何坏处。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在座的各位包括我自己在内，到底是一名法学的教员，一名法律的工作者，还是一名法律的学者，法学的思想家，亦或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这些身份的定位实际上对每个人的要求是有不同的。我自己的2012，不管地球毁灭不毁灭，我都会认真的思考，做出认真地，严肃负责的抉择，也希望大家能够像过往一样，能从新的朋友这得到关怀和照顾以及温暖，谢谢各位。
&&& 崔老师真诚的表述值得我们去反思，下面请瑞雪发言。
王瑞雪（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 我比卢超师兄还紧张。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傅老师和宋老师。除了向何老师表达一下敬意之外，其实我非常崇拜王贵松老师。刚才王老师说到中观层次的努力，又听到了各位老师的教诲，我感觉自己无论从比较法的研究上，还是案例的研究上，不管是哪种行政法的研究方法，我都很有欠缺。意见方面，我做不到对议题有所贡献，案例研究方面又对大样本的研究和钻研深入的不够，我想这应该是我以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就这样，谢谢各位老师。
瑞雪代表了我们行政法学的更年轻的一代，她是南开的硕士，北大的博士。按照会议的议程，我们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下面还有两个重要讲话，请华琳来给我们今天这个会议做个学术小结吧。&
宋华琳【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谢谢海波。我记得我博士毕业的时候，姜明安老师主持我答辩的，答辩结束后姜老师忽然增加了一个议程，他让每个人发表一些感言，然后我就哭得稀里哗啦，后来浙大每届博士生毕业，导师们都会问你怎么不哭啊？我这次希望能hold住，前面hold住了这么长时间，我发现现在有点hold不住了。今天这次可以说是行政法学的一次“兰亭之会”，是行政法学青年学者的一次新年雅集。我们这些人实际上以文会友，我跟在座的很多朋友真的可以说是心灵相通。今天贵松博士讲到学术共同体――“学共体”。我们这样一个共同体能够在新年伊始的时候，大家还非常忙，期末考试还没有结束，今年春节又很早的情况下，大家克服重重困难，不远千里、万里来到这里，无论是从南开，还是从学科，或是从我个人的角度，真的是万千感谢。
接下来我想对于会议内容做一个小结。行政法学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课题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行政法学研究方法，今天在座的各位，比如天华、洪雷、秦伟和王旭几位老师都讲到了行政法教义学，我想这是行政法学安身立命的独门暗器，也是行政法学有别于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方式。我今天听下来，最大的感受是要宽容，要多元。每个人有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有什么样的能力，就让他去做什么研究吧，每个个体的努力汇总起来就是行政法学的进步。我记得黄仁宇有一本书叫《万历十五年》，那一年是平淡无奇的一年，按照赵鹏博士的概括，综述2011年的行政法学研究，应该说也并不是非常精彩的一年。但是，如果跟十年前相比，洪雷博士2000年硕士论文写信赖保护，海波很早在《行政法论丛》上也写过信赖保护，当时只要谁会说“比例”，谁会说“信赖保护”，只要能说出这几个字，那就是在全国是领先的了，而现在，本科教材里就会写到这些。所以说行政法学30年，过去10年，过去5年，我们的进步是以加速度存在的。而我们之所以去直面这些问题、难题、方法、课题，是因为我们内心中有焦灼与渴望。我想我们在研究方法上应该多元、包容，行政法解释学、行政法社会学，包括行政法史学，甚至认知心理学，这些各种各样的方法，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是都有所贡献的。
那么行政法学研究方法和行政法学方法又是不一样的，对于行政法学研究方法，我想有几个能力是很重要的。第一是资料收集能力，如何收集好的材料，比如说年鉴、公报、人民日报，我最近在元旦三天时间里，把《朱F基讲话实录》四卷本160万字看完了，做了3万字的笔记，我感觉收获非常大。朱F基的讲话里面，就涉及发展行政法、给付行政法、规制行政法，包括全球行政法、信息化和信息监管，以及行政法的实施这些问题。所以，不同的人看一本书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我看这本书字里行间全是行政法的问题，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资料收集的问题，包括外国材料的收集，中国时政材料的收集。第二个就是分析的能力，分析的能力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法律解释和法律分析的能力。第三就是制度改革的能力，刚才敏洁也讲到制度设计型行政法学，是台湾刘宗德教授提出来的。就在2011年1月份，我和在座的相当一部分朋友在香港开会，和台湾叶俊荣教授有深入的长聊，叶俊荣教授就是一名科际整合的学者，如何进行科际整合，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传统行政法的框架还不够精细，行政法教义学的框架还没有建立，但刚才喻文光博士也讲，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美国、中国遇到的，就是在德国、日本，也面临着全球化、信息化、民营化和风险社会这样的新问题。比如说我检索风险规制的文献，英国的文献也是最近十几年才有的，英国风险规制的文献是在疯牛病事件之后开始的。所以说，我们做新问题的研究，有可能和全球同步。
这次会议的筹备过程实际上很短，我衷心地希望，我们这样一个活动能够在不同的城市和时间能够延续下去。我觉得未来可以有五个主题，首先是行政法学理体系的精细化和行政法学概念体系的精细化，比如刚刚几个学者讲到，什么是行政法的原则，什么是行政行为，什么是行政裁量，这样一些问题。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二，行政法学的教学，我觉得教学也是非常重要的，如何才能让更年轻的学生能够掌握到纯正的、地道的、有用的、有效的研究方法？我们如何给本科生灌输纯正的法学体系？使他们少走弯路，尽快成才，尽快地回应社会。行政法学如何教学，这也是我们在座的很多老师关注的问题。第三，部门行政法怎么研究？我自己也属于在里面中毒比较深的研究者，关于行政法分论与总论的关系，怎么研究、如何研究？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刚才喻文光博士讲到德国，还有多位学者讲到美国。实际上国外的行政法学者，往往会有一个或两个部门行政法作支撑。第四，比较行政法怎么研究？外国行政法的东西怎么转化到中国来，是不是说因为美国这样所以中国这样，我想这是不行的，如何利用外国的知识研究中国的问题？第五个问题，行政法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行政法与科际整合的关系。行政法政策学，包括我研究的规制和经济学等学科有关联，这些问题怎么去研究。最后我来说一点自己最新的研究，我在想行政法中是不是可以根据行政职能去构建中观的行政法，比如根据行政的给付职能去构建给付行政法，根据市场规制去构建规制行政法，根据发展的目的去构建发展行政法，还有传统的秩序行政法，这些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
在我看来，学问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今天就是切磋、琢磨的这么一个过程。行政法学的一个理想状态，就像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美人一样，“所谓佳人，在水一方”，而我们是逐渐地在接近她。最后还是要说一个感谢，包括各方面的感谢，今天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感恩的会议，感谢在场与不在场的所有老师，所有朋友，所有同学。刚才洪海的话让我非常感慨，我跟海波、洪雷、洪海还有在座的志远、立深等几位学者认识有10年的时间了，包括03年和敏洁、会兵一起上博士，这么多年，逐渐得到大家的接纳，大家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有些是无形的，有些则是实实在在的帮助。我能力有限，蒙大家信任，我心里非常感激。
当然，还要感谢南开法学院，从我个人非常感谢傅士成老师，感谢六年来傅老师对我给予的很多实实在在的帮助。在今天这样一个公开的场合，我特别要表达一下这个私人的谢意。谢谢。&
&&& 华琳这番话提炼一下，可以概括为行政法学“天津共识”。下面请傅老师。
傅士成【南开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博导】：
&我今天非常感慨，我每年都会参加大型的行政法学的会议，但像今天这样涉及的范围这么广，新问题、新领域、新观念、新方法这么突出，至少从这个方面来看，今天的这个会议是非常特殊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这里是行政法的未来，行政法的希望之星们在一起讨论问题。这一点我的感触特别深。再有就是“感谢”，南开法学现在在全国处于爬坡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也在华琳的感召下，大家在年关的时候齐聚南开，我真的是对大家特别的感谢。这是第一层感谢，第二层感谢是对与我们坐在后排的研究生而言，今天享受到了一顿以前不曾享受过的学术大餐，对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就是“希望”，我觉得“青年行政法论坛”这个题目特别好，我个人期望这个论坛能坚持下去，南开行政法学不敢保证，但我的想法是全力支持，把这个论坛继续下去。最后还要感谢负责会务的同学们，你们付出了辛苦，同时你们也享受到了这样一个学术大餐，谢谢各位。
注释:根据录音整理，整理人为马爱玲、张美、孙明和田宗旭，会议记录已经由大多数与会者确认，并由宋华琳对文字细节做了若干细小的订正和处理，发在网站上，以供更多学界师友交流讨论。
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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