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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蒙“李商隐研究”的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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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商隐研究的当代性
812--858⑶⑷绹⑸
‘诗史’之称的杜诗和两《唐书》、《资治通鉴》相比，以白居易的《卖炭翁》与《顺宗实录》里类似的记载相比，对此就不难理解了”⑺。
王蒙指出：“李商隐的被贬低，是一个历史现象，并不是自新中国才有的，不完全是左翼文学理论所造成的”，而是“自古就有”，只是解放以后，我们“继承了这样一个传统”。⑻八十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加入了李商隐的研究，1992年成立了“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并且每两年举行一次年会，检阅研究成果，探讨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热点，提出下一步研究的意见，这一切说明了学术界能够“用更深刻更宽广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不仅重视李商隐诗歌内容，诗歌反映现实功能的研究，也重视对“诗艺上的成就、诗学上的成就，特别是其对仗的工整，用词的雅致、感情的丰富、表现内心生活的浓度和探索诗歌与诗歌语言的可能性方面，予以充分的发掘和推广”。⑼
王蒙认为学界重视李商隐研究，表明当代对于诗歌风格多样性的认同。王蒙指出“中国的传统是重阳刚，进取，乐观”，“但是轻阴柔、伤感”，而李商隐诗歌风格正是阴柔和伤感；重“豪放”、“阔大”如李白的诗，至于像李商隐的“细微”、“悲凄”，理论界则“往往倾向于存其一格，聊备一格，不可没有，也不可多有。”今天对李商隐诗歌风格的认可和重视,表明”我们的文学观念更加广阔了”。 ⑽
攽笺⑿笺评疏解攽、李颀、计有功、洪迈、胡应麟、冯舒、施闰章等七家之解；二曰：“咏瑟”说，有邵博、东坡、黄朝英、张邦基、胡仔、张侃、方回、姚燧、朗瑛、王世贞、冯班、吴景旭等十二家；三曰：“令狐青衣”和“咏瑟”调和合一之说，有许顗、刘克庄、都穆、屠长卿五家；四曰：“咏瑟以自伤身世”说，有廖文炳、徐德泓二家；五曰：“情诗”说，有元好问、释圆至、胡震享、周珽、钱龙惕、杜诏、胡以梅、陆鸣皋、纪晓岚等九家；六曰：“悼亡”说，有朱鹤龄、钱澄之、朱彝尊、王士桢、钱良择、查慎行、何焯（后转为“自伤身世”说）、杨守智、徐逢源、陆昆曾、孙洙、姚培谦、程梦星、袁子才、王存宽、许昂霄、翁方纲、冯浩、梁章钜（后转入“自伤身世”说）、姚莹、陈婉俊、章燮、程韵篁、张采田（后转入“自伤身世”说）等共二十四家，为清代最多的一种解说；七曰：““自伤身世”说”，有王清臣、陆贻典、何焯、徐燮、汪师韩、田同之、薛雷、姚燮、梁章钜、张采田等十家；八曰：“自伤兼悼亡”说，有杜庭珠、宋翔凤二家；九曰：“令狐恩怨”说，有吴乔、沈雄、史念祖三家；十曰： “诗序或自题其诗”说，有程湘衡、王应奎、纪昀、姜炳璋、宋于亭、邹弢、马长海等七家；十一曰：“伤唐祚或感国祚兴衰”说，有方文辀、吴汝纶二家；十二曰：“寄托君臣朋友”说，有屈复、林昌彝二家；十三曰：“情场忏悔”说，有叶矫然一家；十四曰：“无解”说，有孙绪、胡薇元二家。以上十四解八十八家，约二百条诠释，真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王蒙“病中凭兴趣”读此诗及有关书籍，自谦“才疏学浅”却深刻地总结了这一聚讼纷纭之现象，提出了“多层次研究”说⒀：
第一层，研究诗的字面上的意思，每个字、词、语、句和上下文行文联结的含意，包括文字的谐音、转义、语气、典故。王蒙认为这是“起码知识和判定”。大约可以说，这是解诗的第一步，也是最表层的不可或缺的一步。但不是说表层就是最容易，其实“字面解释亦殊不易”，如《锦瑟》诗题，末句的“可待”，为什么是从锦瑟写起，为什么归结为“惘然”，更不用说中间二联征典的意思了。只就这一层的诠解，便是一种研究了。
第二层，研究作者的背景与写作触发的动机，从创作及作家的角度来解诗，这就需要许多历史、传记、文化背景、创作资料方面的积累，需要许多考据查证的功夫。王蒙指出，自清代至今，学者们爬梳了许多历史资料及李商隐生平如年谱、传记，确有助于“知人论世”，但“往往缺少过硬与足够的材料”，因此“推测、估计、论者的一厢情愿的想象成分”居多。如说《锦瑟》是政治诗，仅据其一生政治坎坷失意，“兴”到政治上或别的什么失意呢？即使是李商隐死而复生，讲述自己的创作缘起和过程，那也只是传记史事的意义大于文学的意义，而文学是应该作为文学来研究的。当然，王蒙仍认为这也是一种研究，至少对“知人论世”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第三层，研究诗的内涵，诗的意蕴，即对文本作独立的研究，虽然与作家的创作缘起有关，但又独立于作家意图外。王蒙对这一层次的研究发挥得最妙，最是入情入理。他对《锦瑟》文本进行解构之后，引用《文心雕龙•神思篇》关于“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论述，以自己创作的切身体验，指出从锦瑟之无端，蝴蝶晓梦，望帝杜鹃，沧海月明，鲛人珠泪，蓝玉生烟等意象里如何困惑、失落和幻化为一种“内心体验”，一种无端的惘然之情。指出文学史上不乏创作初衷由于创作过程情感的转化、融渗而变更、弥漫的情况，李商隐《锦瑟》或以锦瑟作为触发的契机，但是创作过程中召唤出的不止是身世之感、悼亡之痛、仕途之悲，它有着更加深广的内涵。
第四层，研究欣赏者、诠释者个人独特的补充与体会，或者在某种情况下的特殊发挥。王蒙不无调谐地指出：“情种从《锦瑟》中痛感情爱，诗家从《锦瑟》中深得诗心，不平者从《锦瑟》中共鸣牢骚，久旅不归者吟《锦瑟》而思乡垂泪”，“知乐者认为此是义山欣赏一曲锦瑟独奏时的感受”，甚至“可以设想它成为一个旅行家、一个大地与太空的漫游者在他晚年的时候对他的漫游生活的回忆”，“科学家从这首诗中获得做学问的体味-—何自然万物之无端也，以有涯逐无涯，何光阴之促迫”！这就形象地从接受美学的层次去看待和理解学者的阐释，因为“八句话如八根柱子，八根柱子间留下了一片片的空白”，读者可以自由的去填补。
第五层，对《锦瑟》做学问的研究。兹不赘述。
“多层次研究”说不仅指出了李商隐无题诗的解读方法可以多角度、多层面的去诠释，而且指出李商隐无题及类似于无题的一些具有含蓄朦胧、混茫沌茫的“心灵诗”，其诗歌意蕴必然具有多义性，而在多义之间，应该而且是可以“通境与通情”的。
“诗无达诂”，而“多层次”说或进行多重旨义的解释，诗又可“诂”。《文心雕龙•隐秀》云：“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王蒙对李商隐无题诗之“隐”，之“重旨”、“复意”，有深刻的理解。他指出层次与层次之间并不是并列的，而是可以一层深入一层。他在论述李商隐的“雨”诗，即以多层次解读法去发现作者的“诗心”。在《雨在义山》一文中，王蒙通过解读，发现“雨”诗“最表层的特点”是细、冷、晚的“自然特征”。第二层即深入李商隐对于雨的“主观感受”，那便是漂泊感、阻隔感、迷离感和忧伤之感。第三层，即深入李商隐的审美体验，审美过程，审美形式，层层剥离，揭示李商隐的审美趋向和审美定势在细小、柔弱、寒冷、枯残，在不幸者、失败者，在悲哀和无奈。最后又深入一层探讨李商隐的气质、个性及其身世的性格根源。如此环环相扣，层层深入，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李商隐的心迹及其特征⒁。
李商隐心灵场的混沌性
王蒙借用物理学的磁场、电场，提出诗人存在一个复杂的“心灵场”的理论，并将李商隐归属于一种叫“混沌的心灵场”。
早在1991年，王蒙就将《红楼梦》称为“伟大的混沌”，可见其“混沌”理论从酝酿到提出经历了一个缜密思辨的过程。他从《红楼梦》创作方法的难以单一归属，题材非一人一事一景的“全景式”，主题思想的复杂性和多重性，结构的弥漫型和发散性，而作者和读者均迷失在曹雪芹自身丰富的人生经验和他创造的艺术世界的所谓迷失性等诸多方面，提出了《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混沌”的小说。
从《伟大的混沌》到《混沌的心灵场》，王蒙的“混沌”理论似乎是指一种无边无际，无始无终；亦此亦彼，非此非彼；似真似幻，亦真亦幻；混混茫茫，朦朦胧胧；可名无名；既明确可解，又模糊似不可解；可以强解，而又不可以一解或确解；它是主体的，多维的，非单一的，非线性的；说不尽的，无稽崖的，无限丰富性的……等等，等等。《红楼梦》确实称得上“伟大的混沌”，那么李商隐的心灵场的混沌，是否亦呈现这样一种迷离扑朔的迷宫似的灵府呢？原王蒙之意，应该说是相近的，相似的。他说：“李商隐的这一类诗，称之为‘混沌诗’要比朦胧诗贴切得多。朦胧是表面，而混沌是整体是主体也。人的内心，被称之为内宇宙，确实是扑朔迷离，无边无际，无端无底，只有用‘混沌’二字才好概括。” ⒂“内宇宙”，极妙！“宇”者，四面八方，无边无际；“宙”者，古往今来，无始无终。他借用道教养生关于“小周天”、“大周天”的理论，来说明人的内心是一个“内宇宙”，是客观世界的“移入”。下面一段阐发和比喻。非常重要⒃：
心灵是能量的源泉，意象与典事是心灵能量的对象、载体与外观。心灵的能量受到外界即身外之物的影响，宠辱祸福，人们是无法全不计较的。但人的心灵能量又不完全是外界的投影，他还包含着人类固有的与生命俱来的欲望与烦恼，快乐与恐惧。而且这种能量是长期积累乃至无意识积淀的结果，常常是自己也不自觉，自己也掌握不住。说它是一个场，是由于场的本质是一种能量，而能量在没有遇到接受能量的物质对象的时候它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例如电磁能，谁能看得见呢？但是如果有铁屑，一切便排列起来了，图案化了，图形化了，从而清晰可见---有了它自己的风景了。同时众铁屑毕竟不是一个整体，它没有固定的形状，不具备不可入性。正如这一类诗，道是无形却有形，道是有结构却又似无结构，非此非彼，亦此亦彼，它们的风景具有极大的灵动性奥妙性。这里，心灵是能量的来源，而各种形象意象典事则是可见的“铁屑”，是风景的表层对象。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是王蒙对文学的深刻认识，是王蒙对机械反映论的一次重大突破。王蒙指出诗人有三个世界：一是“心灵场”或称“内宇宙”的心灵世界，这是能量的来源；二是“外宇宙”，即自然与社会构成的物质世界或客观世界；三是客观世界因映象而成的“心象”所展示的“图案”、“图形”、“现场风景”即艺术世界。王蒙通过对李商隐无题诗的形象、意象、典事等“现场风景”的解读与多层次分析研究，直指其心灵世界，发现其心灵场的混沌性，从而形成了无题诗艺术世界的混沌性。它具有“一是贴切，二是距离，三是无（主）线无序又恍若有线有序，四是放射而又回归，五是纯粹”等五大特征。⒄
其所谓“贴切”，体现在无题诗建构了可以感知的人生场人生风景，既是客体物象的移入，又是“心生万象”的外化，虽“貌离神合”而“传心传性”。这就指出了无题诗的可读性与可解性。
所谓“距离”，第一是作为客观世界的“人生风景”与内心世界的“心灵场景”的距离，亦是亦非，亦此亦彼；第二是风景、典事、形象、意象之间的距离，故能言不言之意，抒不言之情，得意而忘言，得心灵而失“风景”，手电其情而遗其象。这就指出了无题诗之可解而又不可强解，可强解而不可划一以解的混沌性。
所谓“无线无序非矢量”，指的是无题诗的非线性结构，它是一种“活质”，意象之跳跃，诗句之跨度大而无序，具有可“重组性”，可以顺行，亦可以“倒背、横插，皆有无比的情致”。如王蒙对于《锦瑟》的重组，一种仍然是七言体，一种是长短句，一种是对联体⒅：
其一七言体。锦瑟蝴蝶已惘然，无端珠玉成华弦。庄生追忆春心泪，望帝迷托晓梦烟。日有一弦生一柱，当时沧海五十年。月明可待蓝田暖，只是此情思杜鹃。
基二长短句。杜鹃、明月、蝴蝶，成无端惘然追忆。日暖蓝田晓梦，春心迷。沧海生烟玉。托此情，思锦瑟。可待庄生望帝。此时一弦一柱，只是又珠泪，华年已。
其三对联体。此情无端，只是晓梦庄生望帝。明月日暖，生成玉烟珠泪，思一弦一柱已。
春心惘然，追忆当时蝴蝶锦瑟。沧海蓝田，可待有五十弦，托华年杜鹃迷。
如此这般，绝妙的重组，最好不过地说明无题诗的“& 无线无序非矢量”，它是一种“活质”，它是一种情绪性的，情感性的，是一种心灵的体验，正如许多乐章，只有音阶的高低，旋律的跳动，节奏的快慢、起伏、强弱，听众在一种和谐的情感中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联想和组合。
所谓“放射与回归”，即潜气内转。有放射后直接的回归，景象投射为心象，又虚转为心象中之景象，所谓往复回环如“巴山夜雨”，如“一寸相思一寸灰”；放射之后有间接的回归，往往是首联的放射与尾联的回归，尾联与首联又“联结直通”，形成首尾贴切、明白，而中间的句“心生万象”而混沌。
所谓“纯粹”，指的是“洗干净了语言的心灵之隔”，有诗歌“本事”而不须“本事”，也找不出诗之“本事”，只能在言外、象外去寻觅诗人混沌的心灵世界，超越语言的世界。
王蒙分析了李商隐混沌的心灵场，指出读无题应“拥混沌而拒凿窍”，“得潜气而弃明白”，始能不损诗情诗意诗美。他说：“混沌是抓不住的，动不动企图为混沌做出明晰的考证，便如给一个深度精神病人作出简单的气质性病变判断，然后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皮肤科或外科手术，也恰如《庄子》里的混沌故事，为混沌凿出了七窍，也就把混沌杀死了。”王蒙之解读义山无题，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极神妙的感悟境界。他认为种种分析，既可有又不必一定有，在诠释史上，某种分析解读自可备一格，然在感悟作者之诗心诗情诗美上，实不必有。他说：“以感觉体贴徜徉于义山的心灵风光之中，转此一念，去去皆活，应能如行山阴道上，美景应接不暇也。而到了彼时，种种分析，连同这篇旁门左道的文字与图形（按指《混沌的心灵场》及《锦瑟》心灵场结构图），对义山的极生动极有味的诗篇来说，便都如佛头着粪，弃之如敝屣可也。⒆”这使我们很自然想起闻一多对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评论：“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中的顶峰，在这种诗的面前，一切的议论都是饶舌！”
王蒙以其诗人的特殊敏锐，在李商隐研究领域做出巨大贡献，他是“中国李商隐研究会”的名誉会长，除一次，他每届必与其会，并提交论文，做了精彩的讲演。窃以为王蒙的李商隐研究具有六大原创性：以爱情失意和政治失意的“内心体验同构”说，取代清人的“无题寄托”说；指出李商隐政治抒情诗见识卓绝，清醒冷峻，但急切有余而从容不足；揭示李商隐心灵世界（心灵场）的混沌性；发现无题诗结构的无主线、无序、非矢量及诗句的可重组性；提出李商隐无题诗研究的多侧面、多角度及多层次性；指出李商隐研究之成为热点标志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和对文学传统挑战的当代性。以上六论皆为王蒙先于其他学者首次提出（查阅论文索引可知）。而在李商隐研究方法论上，王蒙给予学界许多有益的启示：他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宏观与微观的并举，感悟与理性的和谐，传统与当代的相融，语言与意蕴的直通；文字的解读，美学的审视，心灵的曲探，环环相扣，层层剥离；摒弃学院式的繁琐考据又不离文献，引进新方法论又自出机杼；纵谈阔论，意趣横生，使人有会心如悟之妙。
⑴&&&&&&& 王蒙：《双飞翼·双飞翼小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目录后一页。
⑵&&&&&& 《双飞翼》之外，王蒙又有《心有灵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⑶&&&&&&& 张戒《岁寒堂诗话》：“唐李义山、本朝黄鲁直乃邪思之尤者。”王士祯《居易录》：“尝戏论唐人诗……韩愈英雄语，李贺才鬼语，卢仝巫觋语，李商隐、韩偓儿女语。”吴旦生《历代诗话》：“《无题》诗自唐李商隐而后，作者代有其人，然不伤于诞，则伤于淫。且词诲旨幽，使人读之茫不知其意味所在。余以伤淫者，乃其本质使然。”刘学锴、余恕诚、黄世中：《李商隐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8、347、348页。
⑷&&&&&&& 王蒙：《心有灵犀· 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一些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238页。
⑸⒀&&&&& 王蒙：《双飞翼·一篇锦瑟解人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本，第3-14页
⑹&&&&&&&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⑺&&&&&&&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总绪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卷第3页。
⑻⑽&&&&& 王蒙：《心有灵犀·李商隐的挑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⑼&&&&&&& 同上，第172页。
⑾&&&&&&& 同上，第173-178页。
⑿&&&&&&& 黄世中：《李商隐&锦瑟&笺释述评及悼亡说新笺》，中华书局《文史》第30辑，1998年版，第195-212页。收入《中国古典诗词考证与解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7-104页。
⒁&&&&&&& 王蒙：《心有灵犀·雨在义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186页。
⒂⒃⒄⒆& 王蒙：《心有灵犀·混沌的心灵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216，221页。
⒅&&&&&&& 王蒙：《心有灵犀·重组的诱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
&&&&&&&&&&& *本文刊于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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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蒙的李商隐研究黄世中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王蒙“李商隐研究”的原创性：爱情失意和政治失意“内心体验同构”说；指出李商隐政治诗见识卓绝，清醒冷峻，但急切有余而从容不足；揭示李商隐心灵世界（心灵场）的混沌性；发现无题诗结构的无主线、无序、非矢量及诗句的可重组性；提出无题诗研究的多侧面、多角度及多层次性；指出李商隐研究之成为热点，标志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和对文学传统挑战的当代性。关键词 王蒙
李商隐研究
同构对应学术贵在原创，王蒙的李商隐研究具有许多原创点。本文从三个方面，选择其六个问题加以论述。王蒙曾呼吁过“作家要学者化”，得到许多作家和学者的支持。这不仅是王蒙自身创作生涯的经验，亦总结了我国古代及现代名家创作和学术一体化的普遍事实。作为学者的王蒙，其研究领域非常广阔，涉及中国古典诗词、戏曲和小说，而相对集中于“两翼”：“一翼是《红楼梦》，一翼是李商隐的诗。”[1]其李商隐研究的文章主要收在《双飞翼》和《心有灵犀》两部论集中，共十余篇论文。
本文论述王蒙的李商隐研究，并不足以概括其研究的深湛和超前性，其片面和错误之处，祈学界同仁有以教之。
李商隐研究的当代性
李商隐（812-858），字义山，号玉溪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博爱），是我国唐代后期最为杰出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抒写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与苦痛生涯，深刻反映了晚唐的政治斗争和衰亡破败的社会现实，揭露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同情人民的疾苦，于文、武、宣三朝，堪称“诗史”。但是，他的诗歌创作的主要成就并不在此，他所独创的以无题诗为代表的文人恋情诗，掩盖了他的政治诗、咏史诗、咏物诗和感怀诗。李商隐的恋情诗含蓄蕴藉，音调谐美，深情绵邈，沉博隐秀，且富于象征和暗示色彩，将我国古代诗歌的抒情艺术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但是，一千多年来，人们有意无意地将李商隐只看作一位爱情歌手，认为他的诗作“儿女语”、“伤于淫”，乃“邪思之尤者”[2]。王蒙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揭开了笼罩在李商隐头上的这团迷雾。王蒙认为不仅是爱情诗，李商隐的政治诗也写得恢弘、卓绝。他说：“李商隐的政治诗的特点是气象恢弘、嗟叹深沉、见识卓然。既有一种旁观者的清醒冷峻，又有一种旁观者的无可奈何的悲哀。”（《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一些理解》）王蒙以其作家和学者的深刻与敏锐，落笔擒题，以“清醒冷峻”及“无可奈何的悲哀”概括了李商隐政治诗的情感特征。他首次指出李商隐政治诗的几个特色：一、李商隐政治诗多“思兴衰、探治乱、问成败、念社稷、忧苍生”，“不是那种只涉侧词艳曲的作者所能俱备的胸怀”；二、从《重有感》的“急切有余而从容不足”，悟到李商隐“有政治激情而未必有政治手腕”；三、从《筹笔驿》对蜀国终归灭亡的感叹，指出李商隐政治诗多对失败英雄的歌颂与怀念，显示一种悲剧性格；四、发现李商隐之没有获得政治上施展的机会，使他那种“无益无效的政治关注与政治进取愿望，拓宽、加深、熔铸了他的诗的精神，甚至连他的爱情诗里似乎也充满了与政治相同的内心体验”[3]。当代一些学人将义山哀怨的爱情诗解作政治上的失落与企求，看成向令狐的陈情，正是将其爱情上失意的“内心体验”混同于他政治上失败的“内心体验”，将爱情失意和政治上失败的“同构对应”，误认为是一种“寄托”。可以说，王蒙提出的“内心体验同构”说，为我们解读“无题”诗找到一把钥匙。当然，王蒙并不完全否认某些诗或者有寄托，但那必须有“过硬的与足够的材料”作为立论的依据，可惜“许多见解中，推测、估计、论者一厢情愿的想象的成分有可能大于科学的、合乎逻辑的论断的成分”（《一篇〈锦瑟〉解人难》）。
究其实，诗人写不写政治诗，他的诗是否反映社会现实，对于评价诗人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恩格斯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以感情为基础的关系，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尤其是性爱在最近八百年间取得了这样重大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所有诗歌都必须环绕它旋转的轴心了”[4]。虽然恩格斯说的是欧洲的诗坛，但中国似乎也不例外，自温李及韩⑽ぷ聊咸贫骷盎渲剩种了卧拇是浜诵奶獠模峙乱彩悄信椤０槭ㄍ硖疲绕涫前榇是ㄋ卧灰嘣晌渌獠摹盎啡扑闹嵝摹甭穑浚纤纬跛谓鸲钥故逼谑瞧淅猓┲徊还寮沂滩辉敢獬腥习樟恕
王蒙认为李商隐诗歌成为当代古典诗歌研究的热点，有着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标识着文学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当代对诗歌功能多元化的认可。“中国人在文学价值的判断上是很独特的。自古以来就偏重文学的教化功能、兴观群怨的作用和对于‘修齐治平’的影响”，“重教化，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但另一方面，就比较轻审美”（《李商隐的挑战》）。王蒙指出“诗的价值并非一元，经世致用恰恰不是诗歌功能的强项”（《混沌的心灵场》）。晚近出版的袁行霈主编之《中国文学史》，对于文学的教化功能，有着类似的论述，指出必须“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应立足于文学本位，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一些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的广度与深度未必超过史书的记载，如果以有‘诗史’之称的杜诗和两《唐书》、《资治通鉴》相比，以白居易的《卖炭翁》与《顺宗实录》里类似的记载相比，对此就不难理解了”[5]。
王蒙指出：“李商隐的被贬低，是一个历史现象，并不是自新中国才有的，不完全是左翼文学理论所造成的”，而是“自古就有”，只是解放以后，我们“继承了这样一个传统”（《李商隐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参与了李商隐的研究，1992年成立了“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并且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学术界能够“用更深刻更宽广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不仅重视李商隐诗歌内容、诗歌反映现实功能的研究，也重视对“诗艺上的成就、诗学上的成就，特别是其对仗的工整、用词的雅致、感情的丰富、表现内心生活的浓度和探索诗歌与诗歌语言的可能性方面，予以充分的发掘和推广”。
王蒙认为学界重视李商隐研究，表明当代对于诗歌风格多样性的认同。王蒙指出：“中国的传统是重阳刚、进取、乐观”，“但是轻阴柔、伤感”，而李商隐诗歌风格正是阴柔和伤感；中国传统重“豪放”、“阔大”，如李白的诗。至于像李商隐的“细微”、“悲凄”，理论界则“往往倾向于存其一格，聊备一格，不可没有，也不可多有”。今天对李商隐诗歌风格的认可和重视，表明“我们的文学观念更加广阔了”（《李商隐的挑战》）。
王蒙将当前这种“李商隐热”，概括称为“李商隐现象”，指出这是当代对“文学传统的一个挑战”。首先是对文学创作的一个挑战，对于当前一些比较平庸的诗作，“在李商隐的诗歌面前，应该感到非常惭愧”。其次，对当前某些教条主义的创作方法，也是一个挑战。他说：“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神秘主义，象征主义等等，李商隐的诗里，好像什么都有。”他认为“李商隐的诗中有一种唯美的成分”，“是唯美主义的”。指出李商隐“不搞审丑”，他以“女性化的眼光来审美，用相当女性化的词语来写诗”。他的“女性意识”使他的爱情诗不流于轻薄和玩弄，他的爱情诗是“美的世界”。王蒙特别指出李商隐并非泛美主义，他用“美的节制”来调整他的忧伤，所以他的诗并不颓唐。再次，王蒙认为研究李商隐对于当代文艺心理学也是一个挑战，可以研究他的“创作心态，他的性意识、性心理”，“他有时候甚至有点性错乱”，认为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去研究。第四，王蒙指出对李商隐诗歌形式美的研究，有助于新诗形式美的创造，“它的整齐、对仗和音乐性”，很值得借鉴。第五，“李商隐对接受美学也是一个挑战”。王蒙从毛泽东文学生活的“三重组合”得到了深刻的启示：从文艺思想看，毛泽东无疑是革命功利主义的；从文学创作上看，毛泽东诗词无疑是“言志，豪放，当然也不废婉约”；但从毛泽东对诗的爱好来看，他爱“三李”，爱读李商隐的诗。王蒙指出：“这种爱好是对他的文艺思想、文学创作的一种补充，三种并不完全一致”这就牵涉到文学指导思想、文学创作和文学感受的矛盾统一，从而深刻地指出了文学功能的多元化和文学阐释、文学接受的多样性。最后，王蒙指出“李商隐的诗对文学史也是一个挑战”，指出研究文学不能只用苏联式的、西方式的，也不能“回到金圣叹（评点派）的路子上去”，我们应该将李商隐研究作为一个契机，把我们的“理论水平”，“文学史水平，诗歌创作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境地”[6]。
学人式的，或者说纯学者型的学术研究，往往只论题中之义，而未能通视古今。作家型的学者既回视往昔，更重视当代。王蒙关于李商隐研究的当代性，李商隐的挑战的论述，对学术界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无题诗研究的多层次性
王蒙对李商隐无题诗，提出“多层次研究”说，指出无题诗可以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开展研究，从而起到互动互补的作用。这样可以对无题诗作较为全面的把握，使研究向纵深开掘。他在《一篇&锦瑟&解人难》和《雨在义山》中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李商隐《锦瑟》是中国诗歌史上（除作为经书的《诗三百》）解人最多、争论最大，聚讼最繁的一首诗。依笔者检索所列，自北宋刘放至于清末民初之张采田，共七十余家、一百多条笺释文字，大别有十种解读。（《文史》第30辑）去年在《类纂李商隐诗校注笺评疏解》中又集腋新的资料，其诠释至少在十四解以上，一曰：“令狐青衣说”，有刘、李欣、计有功、洪迈、胡应麟、冯舒、施闰章等七家之解；二曰：“咏瑟”说，有邵博、苏轼、黄朝英、张邦基、胡仔、张侃、方回、姚燧、郎瑛、王世贞、冯班、吴景旭等十二家；三曰：“令狐青衣”和“咏瑟”调和合一之说，有许、刘克庄、都穆、屠隆四家；四曰：“咏瑟以自伤身世”说，有廖文炳、徐德泓二家；五曰：“情诗”说，有元好问、释圆至、胡震亨、周E、钱龙惕、杜诏、胡以梅、陆鸣皋、纪昀等九家：六曰：“悼亡”说，有朱鹤龄、钱澄之、朱彝尊、王士祯、钱良择、查慎行、何焯（后转为“自伤身世”说）、杨守智、徐逢源、陆昆曾、孙洙、姚培谦、程梦星、袁枚、汪存宽、许昂霄、翁方纲、冯浩、梁章钜（后转入“自伤身世”说）、姚莹、陈婉俊、章夔、程韵篁、张采田（后转人“自伤身世”说）等共二十四家，为清代最多的一种解说；七曰：“自伤身世”说，有王清臣、陆贻典、何焯、徐燮、汪师韩、田同之、薛雷、姚燮、梁章钜、张采田等十家；八曰：“自伤兼悼亡”说，有杜庭珠、宋翔凤二家；九曰：“令狐恩怨”说，有吴乔、沈雄、史念祖三家；十曰：“诗序或自题其诗”说，有程湘衡、王应奎、纪昀（两说并存）、姜炳璋、宋于亭、邹|、马长海等七家；十一曰：“伤唐祚或感国祚兴衰”说，有方文b、吴汝纶二家；十二曰：“寄托君臣朋友”说，有屈复、林昌彝二家；十三曰：“情场忏悔”说，有叶矫然一家；十四曰：“无解”说，有孙绪、胡薇元二家。以上十四解八十八家，约二百条诠释，真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王蒙总结了这一纷纭现象，提出了“多层次研究”说。
第一层，研究诗字面上的意思，每个字、词、语、句和上下文行文联结的含意，包括文字的谐音、转义、语气、典故。王蒙认为这是“起码知识和判定”。大约可以说，这是解诗的第一步，也是最表层的不可或缺的一步。但不是说表层就是最容易，其实“字面解释亦殊不易”。如《锦瑟》诗题，末句的“可待”，为什么是从锦瑟写起，为什么归结为“惘然”？更不用说中间二联征典的意思了。只就这一层的诠解，便是一种研究。
第二层，研究作者的背景与写作动机，从创作及作家的角度来解诗，这就需要历史、作者生平、文化背景、创作资料方面的积累，需要考据查证的功夫。王蒙指出，自清代至今，学者们爬梳了许多历史资料及李商隐年谱、传记等，确有助于“知人论世”，但“往往缺少过硬与足够的材料”，因此“推测、估计，论者的一厢情愿的想象成分”居多。如说《锦瑟》是政治诗，仅据其一生政治坎坷失意，“兴”到政治上或别的什么失意呢？即使是李商隐死而复生，讲述自己的创作缘起和过程，那也只是传记史事的意义大于文学的意义，当然，王蒙仍认为这也是一种研究，至少对“知人论世”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第三层，研究诗的内涵，诗的意蕴，即对文本作独立的研究，虽然与作家的创作缘起有关，但又独立于作家意图之外。王蒙对这一层次的研究发挥得最妙，最是入情入理。他对《锦瑟》文本进行解构之后，引用《文心雕龙?神思》关于“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论述，以自己创作的切身体验，指出从“锦瑟之无端”、“蝴蝶晓梦”、“望帝杜鹃”、“沧海月明”、“鲛人珠泪”、“蓝玉生烟”等意象里如何困惑、失落和幻化为一种“内心体验”，一种无端的惘然之情。指出文学史上不乏创作初衷由于创作过程情感的转化、融渗而变更、弥漫的情况。李商隐《锦瑟》或以锦瑟作为触发的契机，但是创作过程中召唤出的不止是身世之感、悼亡之痛、仕途之悲，它有着更加深广的内涵。
第四层，研究欣赏者、诠释者个人独特的补充与体会，或者在某种情况下的特殊发挥。王蒙不无调谑地指出：“情种从《锦瑟》中痛感情爱，诗家从《锦瑟》中深得诗心，不平者从《锦瑟》中共鸣牢骚，久旅不归者吟《锦瑟》而思乡垂泪”；“知乐者认为此是义山欣赏一曲锦瑟独奏时的感受”，甚至“可以设想它成为一个旅行家、一个大地与太空的漫游者在他晚年的时候对他的漫游生活的回忆”，“科学家从这首诗中获得做学问的体味――何自然万物之无端也，以有涯逐无涯，何光阴之促迫！”这就形象地从接受美学的层次去看待和理解学者的阐释，因为“八句话如八根柱子，八根柱子间留下了一片片的空白”，读者可以自由地去填补。
第五层，对《锦瑟》做学问的研究。兹不赘述。
“多层次研究”说不仅指出了李商隐无题诗的解读方法可以多角度、多层面地去诠释，而且指出李商隐无题及类似于无题的一些具有含蓄朦胧、混混茫茫的“心灵诗”，其诗歌意蕴必然具有多义性，而在多义之间，应该而且是可以“通境与通情”的。
“诗无达诂”，而“多层次”说或进行多重旨义的解释，诗又可“诂”。《文心雕龙?隐秀》云：“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王蒙对李商隐无题诗之“隐”，之“重旨”、“复意”，有深刻的理解。他指出层次与层次之间并不是并列的，而是可以一层深入一层。他在论述李商隐的“雨”诗时，即以多层次解读法去发现作者的“诗心”。在《雨在义山》一文中，王蒙通过解读，发现“雨”诗“最表层的特点”是细、冷、晚的“自然特征”。第二层即深入李商隐对于雨的“主观感受”，那便是漂泊感、阻隔感、迷离感和忧伤之感。第三层，即深入李商隐的审美体验、审美过程、审美形式，层层剥离，揭示李商隐的审美趋向和审美定势在细小、柔弱、寒冷、枯残，在不幸者、失败者，在悲哀和无奈。最后又深入一层探讨李商隐的气质、个性及其身世的性格根源。如此环环相扣，层层深入，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李商隐的心迹及其特征[7]。
李商隐心灵场的混沌性
王蒙借用物理学的磁场、电场，提出诗人存在一个复杂的“心灵场”的理论，并将李商隐归属于一种叫“混沌的心灵场”。
早在1991年，王蒙就将《红楼梦》称为“伟大的混沌”，他从《红楼梦》创作方法的难以单一归属，题材非一人一事一景的“全景式”，主题思想的复杂性和多重性，结构的弥漫型和发散性，而作者和读者均迷失在曹雪芹自身丰富的人生经验和他创造的艺术世界所谓迷失性等诸多方面，提出了《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混沌”的小说。
从《伟大的混沌》到《混沌的心灵场》，王蒙的“混沌”理论似乎是指一种无边无际，无始无终；亦此亦彼，非此非彼；似真似幻，亦真亦幻；混混茫茫，朦朦胧胧；可名无名；既明确可解，又模糊似不可解；可以强解，而又不可以一解或确解；它是主体的，多维的，非单一的，非线性的，说不尽的，无限丰富性的等等。《红楼梦》确实称得上“伟大的混沌”，那么李商隐的心灵场的混沌，是否亦呈现这样一种迷离扑朔的迷宫似的灵府呢？原王蒙之意，应该说是相近的、相似的。他说：“李商隐的这一类诗，称之为‘混沌诗’要比朦胧诗贴切得多。朦胧是表面，而混沌是整体，是主体。人的内心，被称之为内宇宙，确实是扑朔迷离，无边无际，无端无底，只有用‘混沌’二字才好概括。”他借用道教养生关于“小周天”、“大周天”的理论，来说明人的内心是一个“内宇宙”，是客观世界的“移入”：
心灵是能量的源泉，意象与典事是心灵能量的对象、载体与外观。心灵的能量受到外界即身外之物的影响，宠辱祸福，人们是无法全不计较的。但人的心灵能量又不完全是外界的投影，他还包含着人类固有的与生命俱来的欲望与烦恼，快乐与恐惧。而且这种能量是长期积累乃至无意识积淀的结果，常常是自己也不自觉，自己也掌握不住。说它是一个场，是由于场的本质是一种能量，而能量在没有遇到接受能量的物质对象的时候它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例如电磁能，谁能看得见呢？但是如果有铁屑，一切便排列起来了，图案化了，图形化了，从而清晰可见――有了它自己的风景了。同时众铁屑毕竟不是一个整体，它没有固定的形状，不具备不可入性。正如这一类诗，道是无形却有形，道是有结构却又似无结构，非此非彼，亦此亦彼，它们的风景具有极大的灵动性奥妙性。这里，心灵是能量的来源，而各种形象意象典事则是可见的“铁屑”，是风景的表层对象。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也是王蒙对文学的深刻认识，是王蒙对机械反映论的一次重要突破。王蒙指出诗人有三个世界：一是“心灵场”或称“内宇宙”的心灵世界，这是能量的来源；二是“外宇宙”，即自然与社会构成的物质世界或客观世界；三是客观世界因映象而成的“心象”所展示的“图案”、“图形”、“现场风景”即艺术世界。王蒙通过对李商隐无题诗的形象、意象、典事等“现场风景”的解读与多层次分析研究，直指其心灵世界，发现其心灵场的混沌性，从而形成了无题诗艺术世界的混沌性。它具有“一是贴切，二是距离，三是无（主）线无序又恍若有线有序，四是放射而又回归，五是纯粹”等五大特征。
其所谓“贴切”，体现在无题诗建构了可以感知的人生场人生风景，既是客体物象的移人，又是“心生万象”的外化，虽“貌离神合”而“传心传性”。这就指出了无题诗的可读性与可解性。
所谓“距离”，第一是作为客观世界的“人生风景”与内心世界的“心灵场景”的距离，亦是亦非，亦此亦彼；第二是风景、典事、形象、意象之间的距离，故能言不言之意，抒不言之情，得意而忘言，得心灵而失“风景”。这就指出了无题诗之可解而又不可强解，可强解而不可划一以解的混沌性。
所谓“无线无序非矢量”，指的是无题诗的非线性结构，它是一种“活质”，意象之跳跃，诗句之跨度大而无序，具有可“重组性”，可以顺行，亦可以“倒背、横插，皆有无比的情致”。如王蒙对于《锦瑟》的重组，一种仍然是七言体，一种是长短句，一种是对联体：
【其一：七言体】锦瑟蝴蝶已惘然，无端珠玉成华弦。庄生追忆春心泪，望帝迷托晓梦烟。日有一弦生一柱，当时沧海五十年。月明可待蓝田暖，只是此情思杜鹃。
【其二：长短句】杜鹃、明月、蝴蝶，成无端惘然追忆。日暖蓝田晓梦，春心迷。沧海生烟玉。托此情，思锦瑟。可待庄生望帝。此时一弦一柱，只是又珠泪，华年已。
【其三：对联体】此情无端，只是晓梦庄生望帝。明月日暖，生成玉烟珠泪，思一弦一柱已。春心惘然，追忆当时蝴蝶锦瑟。沧海蓝田，可待有五十弦，托华年杜鹃迷。
如此绝妙的重组，最好不过地说明无题诗的“无线无序非矢量”，它是一种“活质”，它是一种情绪性的，情感性的，是一种心灵的体验，正如许多乐章，只有音阶的高低，旋律的跳动，节奏的快慢、起伏、强弱，听众在一种和谐的情感中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联想和组合。
所谓“放射与回归”，即潜气内转。有放射后直接的回归，景象投射为心象，又虚转为心象中之景象，所谓往复回环如“巴山夜雨”，如“水晶如意五连环”；放射之后有间接的回归，往往是首联的放射与尾联的回归，尾联与首联又“联结直通”，形成首尾贴切、明白，而中间的诗句“心生万象”而混沌。
所谓“纯粹”，指的是“洗干净了语言的心灵之隔”，有诗歌“本事”而不须“本事”，也找不出诗之“本事”，只能在言外、象外去寻觅诗人混沌的心灵世界，超越语言的世界。
王蒙分析了李商隐混沌的心灵场，指出读无题应“拥混沌而拒凿窍”，“得潜气而弃明白”，始能不损诗情诗意诗美。他说：“混沌是抓不住的，动不动企图为混沌做出明晰的考证，便如给一个深度精神病人作出简单的气质性病变判断，然后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做皮肤科或外科手术，也恰如《庄子》里的混沌故事，为混沌凿出了七窍，也就把混沌杀死了。”他认为种种分析，既可有又不必一定有，在诠释史上，某种分析解读自可备一格。然在感悟作者之诗心诗情诗美上，实不必有。他说：“以感觉体贴徜徉于义山的心灵风光之中，转此一念，去去皆活，应能如行山阴道上，美景应接不暇也。而到了彼时，种种分析，连同这篇旁门左道的文字与图形（按：指《混沌的心灵场》及《锦瑟》心灵场结构图），对义山的极生动极有味的诗篇来说，便都如佛头着粪，弃之如敝履可也。”[8]这使我们很自然想起闻一多对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评论：“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中的顶峰，在这种诗的面前，一切的议论都是饶舌！”
王蒙以其诗人的敏锐，在李商隐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王蒙的李商隐研究具有六方面原创性：以爱情失意和政治失意的“内心体验同构”说，取代清人的“无题寄托”说；指出李商隐政治抒情诗见识卓绝，清醒冷峻，但急切有余而从容不足；李商隐心灵世界（心灵场）的混沌性；发现无题诗结构的无主线、无序、非矢量及诗句的可重组性；提出李商隐无题诗研究的多侧面、多角度及多层次性；指出李商隐研究之成为热点标志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和对文学传统挑战的当代性。以上六论皆为王蒙先于其他学者提出。而在李商隐研究方法论上，王蒙给予学界许多有益的启示：他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宏观与微观的并举，感悟与理性的和谐，传统与当代的相融，语言与意蕴的直通；文字的解读，美学的审视，心灵的曲探，环环相扣，层层剥离；摒弃学院式的繁琐考据又不离文献，引进新方法论又自出机抒；纵谈阔论，意趣横生，使人有会心如悟之妙。
[1] 王蒙：《双飞翼》卷首“小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2] 语出张戒《岁寒堂诗话》、王士祯《居易录》，见刘学锴、余恕诚、黄世中编《李商隐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8、347、348页。
[3] 王蒙：《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一些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238页。
[4]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5] 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总绪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版，第3页。
[6] 参见王蒙《心有灵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7] 本节所引主要据王蒙《雨在义山》、《一篇&锦瑟&解人难》等。
[8] 本节所引主要据王蒙《伟大的混沌》、《混沌的心灵场》等。
黄世中：温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原载：《文艺研究》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