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
分销马熊马辰
sxytang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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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09:05 &&&
&& “华南虎照”余波未了，陕西地方政府宣布该照片中的华南虎乃是图片虎，当事人周正龙被系。但政府破损的公信力却不是一场新闻发布会或者几场整风会议所能修补的，公众有理由追索假虎历经九月才倒的深层次原因。而在陕西省政府为此专门召开的整风会议上，一点花絮也许能说明假虎能以现形的原因。会上，“大量与会干部竟然在位置上睡着了，而且睡相千姿百态，蔚为壮观。（《华西都市报》报道）”。
&&&&官员多打盹，假虎难现形，二者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陕西省常务副省长赵正永在会上说，如果有一个环节负责一点、慎重一点、严格一点、规范一点，尊重科学、尊重事实，那么最后都可能避免问题的发生。非常遗憾的是，相关单位、相关人员并没这样去做。-----可见，相关部门和相关官员不止是在会场上酣睡，他们在会场下也打盹甚至酣睡，任由假虎欺世。
&&&& 当然，会场下官员的“打盹”是种形象的说法，而且“打盹”的动机和原因很复杂。笔者以为假虎面前第一类官员可能是真的睡着了，也就是说他们眼睛真的被蒙住，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难以把这世界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周正龙造假的手段实在不算高明，广大网友很快就指出破绽，那些术业有专攻的林业行政部门官员以及专家怎么能这样容易被骗？第二部分官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们只是在“假寐”，因为他们深知单单一个周正龙无可忌惮，周正龙的背后的水实在太深。“多一事不如小一事”、“只栽花不栽刺”是官场潜规则，如果有人较真将会得罪一大帮人，从自己的利益考量他们这种选择合乎逻辑。两千多年前的秦朝赵高公然在朝廷上指鹿为马，众多官员为了避祸，纷纷选择性失明就是这样的原因。第三部分官员则可能是不但是“装睡”，而且积极地进行“催眠”，他们希望其他官员及公众都睡着了，假虎永远不被人识破，如此他们才能获利。这类官员是假虎岿然难倒的最重要支撑者，很遗憾的是，一个周正龙被抓，众多“催眠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置，这是公众最不满意之处。
&&&&因为官员争相打盹，所以才出现赵副省长所言的怪象：没有哪一个环节能够“负责一点、慎重一点、严格一点、规范一点”，结果假虎让政府公信力受到莫大的损伤。我们并不缺少“尊重科学、尊重事实”的纠错机制，可众多官员一旦真打盹或假打盹，那么这样的制度也就处于休眠状态，所谓的规章制度徒为具文。官员打盹导致纠错机制的休眠，根本原因是打盹的风险实在太低，大不了就是个失察责任，而一旦真的睁眼，引来的可能是实质性的伤害。那个县动物保护站站长李评不装“打盹”，说了句“连猪都能看出来是假的”，今日周正龙被捕，他不但没觉得轻松，反而感觉压力更大了。
&&&&副省长台上苦口婆心教育广大干部要负责任，台下众多干部悍然大睡，这实在太具反讽意味了。笔者不怀疑陕西地方政府借此事整顿干部作风、重振陕西形象的决心。但是，如果仅仅靠开会整风这种运动式方法，或者仅靠高层领导严厉批示，而没有激活休眠的机制，让制度纠错成为常态，那么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就不足为怪了。一只假老虎倒下，没准还会有千百只假老虎站起来。
日 16:02 &&&
&&&&世界巨富比尔盖茨近日宣布退休，并决定将580亿美元的巨额财产悉数捐出。尽管这位知识经济催生的财神多次说过要将身后财产用于慈善，但如此干脆彻底地、不给子女留退路的做法还是让人惊讶。给子女留几百万美元，和580亿相比乃九牛一毛，仍然无损于比尔盖茨慈善家的声名。由此可见，他已到了名利不放在眼里的境界。
&&&&如果这件事搁在几十年前，被正在轰轰烈烈“狠斗私字一闪念”的中国人知道，将会如何评价？是否会说这个剥削劳动人民而致富的大资本家是一种伪善？我不得而知。但即使说他是伪善，说他是在沽名钓誉，欺骗广大的劳动人民，但只要有巨额财产捐出这一客观后果，其主观诉求如何不值得去计较。中国有句古话：“万恶淫为首，论行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好人”，此说用在行善也很恰当，对一个人的评价应看其做什么而非说什么，那些贪官哪一个嘴上不是大公无私、鞠躬尽瘁为人民的？
&&&& 比尔盖茨这番壮举可谓大私化公。他在创业以后，不断地积累个人财产，其利用技术上的优势进行垄断曾遭非议，甚至连美国政府也要站出来告他，可谓为了钱到了锱铢必争的地步，这当然是“大私”。可他又将财产全部还给社会，似乎他来到世上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创造财富的能力而已，这是“大公”。对比尔盖茨的慷慨，当然可以从宗教的、文化的诸方面原因去分析，但我认为社会的制度环境是最值得关注的。只有一个社会相对公平，人们凭个人的能力都能有尊严地生活，做父母的才可能有“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洒脱。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巨富，在对子女的教育方面肯定会不惜血本，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自然有生存之道，巨额遗产反而使其丧失了奋斗的动力。他曾和另一巨富巴菲特共同声明反对取消遗产税，对美国现任政府关照富豪的行为毫不领情。其理由是：“不鼓励财产继承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巴菲特说得更明白：“我经常说的是我的子女们不会得到我的巨额遗产，但这并意味着他们什么也不会得到。更多地关注你的孩子，花更多时间和他们在一起，这才是对孩子的爱，爱是父母能够给孩子的最伟大的财富。”
&&&&爱自己的子女是人之天性，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这种爱子女的见识，中国古人早已有之。明代名臣曾国藩就说过：“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且必大玷家声。”和他齐名的左宗棠亦有相似的看法。可是这种有远见卓识的官宦或巨富父母在中国历史上是凤毛麟角，许多父母为儿女谋财到了不计手段的地步。我觉得这种风气的形成，根本原因是多数人对社会的公平没有信心，怕儿女吃亏，那么给子女的钱财就成了一种安慰。而没有一个相对公平的制度环境，却又往往陷入“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怪圈。
&&&&“私”这个字在中国历史上一向声名不好，中国历代圣贤致力于建设一个“天下为公”的理想国，希望全社会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连《诗经》中的庶民也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公开宣称“公”的地位优于“私”，乃是一种政治上正确的态度。可是几千年来，为了私利尔虞我诈的事情太多了，“各人只扫门前雪，哪管人家瓦上霜”乃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真实面貌。大公无私对普通人来说，是一种很难达到的道德境界，由“大私”而及“大公”，才符合普遍的人性。比尔盖茨这种“大私化公”的前提是必须给个人种种权利如人身权、财产权以严格的制度保障，人们在公平的制度下竞争而致富，才可能有公益文化滋生的良性土壤。汶川大地震后，中国民间涌现出的爱心奉献让世界惊讶，其根本原因是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让极左思潮涂在“私”字上的罪恶色彩逐渐褪色。人们可以合法致富，便能自主地帮助别人。三十二年前唐山大地震，中国社会正处在畸形的“一大二公”时代，“无私”的一般民众，缺乏的是参与公益的能力以及自由，这样的“大公无私”有什么意义呢？
日 09:36 &&&
&&&&&&今年上海市高考出现了三年来第一份作文满分试卷，一位考生在题为《他们》的作文中表达了他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切，清理交融，文末一句“他们，终将成为我们”堪称点睛。
这篇作文只是说出了一种现代社会的常识：无论出生何处，理应权利平等。但常识往往是一种奢侈，于是，一位生长在大都市的年轻人说出一个常识，便感动了阅卷老师以及无数的读者。
&&&& 当那位考生写这篇作文时，或者他步入大学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后，他是否会思考：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他们”和“我们”的巨大差别？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人一落生，在家境、生活环境等方面就可能有巨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也许永远消灭不了，也能被绝大多数人理解并接&&受，公众需要的平等是机会平等、起点公平，用法律语言来说即程序公正，而不是用制度造成“我们”和“他们”之间的鸿沟。
这&&&& 样制度性鸿沟已存在多年，曾经到了一度习以为常的地步。笔者就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吃农村粮”和“吃国家粮”的巨大差别，读书的全部动力便是“吃国家粮”。一类人付出艰苦的努力，才有可能取得另一类人降生即具备的身份，天底下的不公平，也许莫过于此。网上曾流传一篇文章《我用了二十年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形象地写出了农村孩子和城镇孩子起点的不平等。
&&&&当多数人包括占有起点优势的“我们”中的人，也意识到“我们”、“他们”的制度性差别不合理时，这说明社会在进步，民智在开启。但被意识与被解决之间，尚有漫长的一段距离，这位上海考生相信“他们，终将成为我们”，可“终将”会跨越多长？将以何种方式使“他们”、“我们”融为一体？
&&&&四十多年前，美国的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对全国人呼喊道：“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今天，尽管美国的黑人在失业率犯罪率方面依然高于白人，平均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低于白人，但这是历史形成的，而造成差别的制度性樊篱已被拆除，这才使奥巴马这个非洲移民的儿子有问鼎总统宝座的梦，且这个梦似触手可及。
奥运即将在这个古老国度上召开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是我们这个民族面对全世界表达的一种愿望，亦可看成对现代文明规则的一种认知。我们可以把视野缩小一些，从全世界转移到将举办奥运会的繁华都市。这个大都市里，农民工的孩子和本地居民的孩子咫尺相隔，然而却分成“我们”和“他们”。前天北京的一家媒体报道了两位四川灾区的孩子在北京借读25天后，依依不舍回老家复课，临走前一位小女孩发誓说她将来要考进北京的大学。汶川地震后，包括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在内的国人献出了巨大的爱心，捐钱捐物去灾区当志愿者。当爱心潮过去后，我们能否设想一下，有一天灾区的孩子不需要借读，不需要暂住，也能生活在他们向往的都市。----这才是超越一时一地一事的大爱。
那位上海考生在说出“他们成为我们”的良善之梦时，另外一些农家孩子正做着“我们成为他们”的美好之梦。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我们”同一个梦想。
“我们”和“他们”不仅有同一个梦，更重要的是何时梦想成真。
日 10:29 &&&
&&&&人类社会是否存在“普世价值”，我想是个不需要讨论的常识问题。，所谓普世价值，我的理解是人类所共有的价值观。既然是人类，就一定有超越种族、阶级和文化背景的价值观，我想今天地球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族群能生活在火星之上，其价值观和其他人群毫无交集。如果这样的话这世界就有两种人类了。至于这种交集的具体内容，以及对其中某些内容的理解有争议当属正常，但这种争议不足以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
&&&& 最近，某媒体有关普世价值的文章引来一些批评，但批评者往往在“普世价值”前面加一个定语“西方的”，我不知道这是无意的疏忽还是刻意的误读。那家媒体在汶川地震后发表的社论中所提到的“普世价值”，通读全文我并没有找到“普世价值”专属西方的表述。尽管，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中一些论述。成为今日世人所言“普世价值”中的重要内容，但并不意味着西方人最先明白说出来的道理，就属于西方，而和东方绝缘。而且西方的政府并不是普世价值的当然代表，他们当年立国宣扬一些价值观，政客们未必能够自觉遵循，所以才需要在野党和媒体全天候监督，警惕政府行为偏离普世价值。
&&&& 1943年尚在野的中共，其麾下的《新华日报》在社论中郑重指出：“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 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 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 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这段话有着超越时空的意义。我们必须承认，有关普世价值-----即人类价值观的交集，其内容是发展的，但一些最基本的内容，在有人类社会时就存在。孔子和孟子的时代，中国和西方无法进行全面的思想交流，亚利士多德、苏格拉底等西哲的思想被国人了解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但古代中国和西方井水不犯河水式的各自发展，依然有价值观重叠。孔子、孟子和希腊、罗马的哲学家之理论固然有差异，但某些价值观是吻合的。比如对人生命的尊重，无论东西方的文明体系，都不否定这一规则。这是基于普遍的人性，没有什么奇怪的。孔子说： “己所不欲，勿适于人”，这样的人生哲学难道不是普世价值所包涵的？再比如，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这样发端于恻隐之心而及他人的爱心，难道不是普世价值？汶川地震后，中国政府和军队迅速投入救灾，其动力当然比普世价值更为丰富，甚至你也可以就此论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但不能因此否定普世价值，因为普世价值是最基本的价值观。没有对生命的尊重，没有人和人之间相互协助的需要，那么就不可能形成社会，也不可能有国家。自己的政府和军队救自己的国人，是职责所在，哪个朝代哪个国家都是如此，其最基本的出发点还不是尊重生命这一朴素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只是在这方面，不同的政府，其表现有差异而已。春秋时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对孟子夸耀自己政绩，重要内容就是赈灾：“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但他困惑的是自己比邻国统治者更尽心，国民却并不比别国增多。孟子以五十步笑百部比喻之，然后大讲仁政。孟子嘴里的仁政是有具体内容的，说白了就是保证最基本的民生：“百亩之田，勿夺其食，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说的是保障国民免于饥饿、受教育权以及养老。这些内容今天不是全球公认的普世价值么？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类普世价值的标准更高，实现方式也更合理。孟子的时代只能是家庭式养老，而今可以由政府出面集全社会的力量来养老。
&&&&&&新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立国，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许多内容就是公认的普世价值，比如主权在民，比如新闻自由等等。美国总统林肯讲民有、民治、民享，我们不能否定他所说的三大标准，而今天中国执政党所说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和“民有、民治、民享”不谋而合，这难道不是普世价值？我觉得中国政府要做的就是在践行这种普世价值方面比西方国家更好，用比较来证明西方政府在保障人权等普世价值方面的虚伪性。
&&&& 赵汀阳先生在其一篇文章中谈到：“目前西方声称的普世价值体系就只是一个单调的价值体系，它仅仅体现了‘权利为本’的西方现代价值（希腊罗马的‘美德为本‘ 价值观已被抛弃），这个体系是非常片面的，没有全面应对复杂生活问题的能力，而且它过分突出了‘个人’，这会导致社会的现代病。个人主义的自由、原子式的 个人权利、追求私利最大化的个人拯救不了任何人，既拯救不了自己也拯救不了他人。”赵先生也犯了将“普世价值”和“西方”划等号的错误，同时他对今日西方社会（以欧美为代表）的主流价值观理解有偏差。没有人敢说洛克、斯宾诺莎乃至哈耶克等人所说的一切 “放之四海皆准”，类似“一句顶万句”的话在中国几十年前前倒是很流行，但也不能说他们所说的一切，比如对个人权利的推崇都是谬误，不能接受。而且现代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也是有区别的，即使现代自由主义学者罗尔斯的理论在西方，也遭到麦金太尔、泰勒等社群主义者的批评。赵先生所说“仅仅体现了‘权利为本’的西方现代价值”也是不准确的，而且对过分突出“个人”赵先生没有界定。我的理解是保障个人权利特别是基本权利不是过分，而是底线。如果个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那么所谓的集体权利和国家权利的来源又在哪里？连孟子也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以才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政治理念。现在中国政府提倡的“以人为本”不正是强调尊重公民每个人的权利么？难道这不是普世价值？“个人主义的自由、原子式的 个人权利、追求私利最大化的个人拯救不了任何人，既拯救不了自己也拯救不了他人”也是对今天西方社会的误读，看到美国911事件后美国国民喷发的爱国主义潮流，难道我们还能说人家都是“追求私利最大化”么？对照今日中国和美国，或者将中国和政治制度西方化的日本及韩国对比，我们能得出中国人更爱公益更尊重集体乃至更爱国而人家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更自私的结论么？保障个人权利和维护集体权利乃至国家利益从来不矛盾，守住个人权利的底线就是为了抵御假国家、集体之名对单个公民的粗暴侵犯。没有个人权利的制度性保障，爱集体爱国家很容易泡沫化，因为落不到实处。孟子曰“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贵”，并不是说君王和江山不重要，而是通过比较，民才是国家和政府存在的基础，无民权哪来的国权？赵先生所说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意识： “天下意识”、“仁义意识”、“家意识”，这话没错，中国古代是家国同构的，皇帝把自己看成一个大家的家长。明清以来这种“家意识”灌输更厉害，可是那时候的中国百姓并没有因为这种“家意识”而比强调个人权利的西方国家的国民更爱自己的国家，那时的中国百姓要么冷眼看上层权力斗争，谁来了都当纳粮交税的臣民，要么就是被统治者利用一把爆发出义和拳那样的爱国热情，结果他们拥戴的清廷砍下的大师兄、二师兄脑袋远甚于洋鬼子砍下的。相反，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概念，正是传统的“天下意识”、“家意识”幻灭后，从西方传过来的。至于“仁义意识”当然具有道德价值，但因此就不能断言西方的“契约意识”不如我们的“仁义意识”，我觉得人家扎根于基督教精神的仁爱精神，好像不比咱们差到哪里。
&&&& 中国是联合国这个最有影响的国际性组织的创始国之一，无论是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代表权后，联合国的重要文件我们是承认的。联合国的重要文件其立法的基础还不是普世价值，如果没有各国公认的共同价值观，那么哪来共同遵循的联合国各种规章？我国也加入了世贸组织，国际市场的通行规则之所以被世贸组织的国家遵循，基础依然是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存在。我以为，当下我们不能否认人类确实有共同的价值观存在，更不能把普世价值归为西方国家的专利，而是应该在普世价值的推广、发展做出中国的贡献。2007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悖离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这段话和1943年《新华日报》社论的主旨一以贯之，重温时隔60余年的两段话，也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普世价值。
日 15:18 &&&
&&&&&&北京工商大学一群毕业生欢天喜地去北戴河旅游，在北京至沈阳的“和谐号”列车上，列车员要求他们把面向和车行方向一致的座位让给领导。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觉得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心里很是不平，有律师站出来给他们找法律依据，说列车员违反合同云云。这群年轻人的生气和律师的说辞都有道理。
&&&& 但是，我要说，原谅那位列车员吧，人家无意中为这群离开学校即将步入社会的年轻人上了生动的一课：让座位给领导将是未来生活中的常态，而且何止是让座位！不如此他们可能碰得头破血流。坐座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象征意味极浓的学问，新朝建立排定功臣序列就是排座位，连水浒的好汉们落草中也不忘把座位排得清清楚楚。这些年轻人将来无论进入何种性质的单位，只要在中国，他们就知道，开会也罢，出去陪领导赴宴也罢，坐位子一点都错不得。年轻人愤怒是因为他们和列车员所指的领导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理直气壮，否则估计不用提醒自己也会让座。
&&&& 我不是说这些毕业生争自己的权利没有意义，只是想提醒一句：学理不与世事同。中国传统社会也有“大传统”和“小传统”、“精英文化”和“草根文化”、官府和民间、明规则和潜规则的区别，但二者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冲突，其主要内容是相洽的。比如说讲到地方官，就是称“父母官”，称“大人”、“”老爷，官员和百姓都不会认为二者是平等的，那么庶民给大人老爷让座岂不是天经地义？有人议论此事说，“和谐号”上不和谐。其实论者是基于现代意识理解和谐，即权利平等的和谐。中国古代也讲和谐，但讲的是差序和谐，即不平等的和谐，官民按身份各安其份，当老百姓见到当官的下跪不要觉得有什么难堪，等这小老百姓一朝当了官，别人向他下跪也可坦然受之。这就是中国古人的和谐观，今天未必没有市场。
&&&&&&中国现行的权利概念和法律制度基本上是西方移植过来的-----当然这种移植很有必要。但却出现一些问题，最典型的是主流意识形态所提倡的如书本和课堂里所讲的，和社会实际生活的运行规则，不但不能相洽，而且有剧烈的冲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一条政治规则被确立下来，所有的官方言论不再把官员说成老爷，而是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老百姓也不再被明确规定遇到官员要回避要磕头，而是国家的主人公。孩子们在课堂里接受的基本上是这样的教育，但是一旦他们走向社会，就会发现社会和书本上讲的完全不一样，毕业生步入社会或长或短有一段惶惑期。不过学校也不是完全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一个人的社会化有很多途径，学校之外，家庭和传媒会不同程度地告诉他们社会的真面目。因此，老师的教导和家长的教导往往截然相反。老师告诉孩子要诚实，要刚直，要敢于说真话。家长就会说：别犯傻，讲真话会吃亏，碰到有权势的人你得谦让他，别真的把自己当“主人”了。显然，家长的教育能让孩子更好地适应这个社会。
&&&& 如果这群毕业生以消费者的名义，非得要那位列车员给他们道歉，我建议列车员道歉后再说上一句：年轻人，希望你们工作后也敢在单位领导的面前争自己的权利。
日 15:06 &&&
6月14日，天津水滴体育场，一幕请重复了无数次的足坛大戏再一次上演。中国男足1∶2不敌伊拉克队，在南非世界杯预选赛中彻底从小组中出局，中国球迷也将再一次成为世界杯完完全全的看客。据说，该体育场在赛后成为愤怒的“海洋”，观众齐呼解散国足的口号。
我真为中国球迷的善忘或者是善良而惊叹，对于一次次伤了球迷情感的中国男足，怎么还抱有死马医成活马的希望呢？上一场国足败给卡塔尔队后，就应该知道中国队出线的概率据接近于零。但中国球迷的可怜或痴情就在于，哪怕只有千万分之一，他们也希望国足学习许三多，不放弃不抛弃，希望出现奇迹。而忘了这是一支不断重复历史的球队，哪能有什么奇迹。为此，著名的评论员黄健翔评论道：“中国的足球从来就不属于我们，甚至也不属于他们。”
黄氏话中有话，实际上他说想说明中国足球陷入历史怪圈中的体制性因素，然又不能说得过于明白，不过对中国足球以及国情稍有了解的人应当心领神会。
一次次伤心后，为什么还要对国足抱有希望？几十年来，中国足球每次残败后，总有一种流行论调，认为中国男足不值得关注，让其自生自灭吧。可每逢大赛，又不乏热情的球迷对国足寄予厚望，结果总是一片深情付流水。为什么中国球迷不长记性呢？笔者认为，这种不长记性实际上是不得已的事情，这也是中国球迷的可爱可怜和中国足球可悲中国足坛某些人可耻之处。尽管每次败局重演后，中国球迷不乏发誓者，只看别国的高水平的足球，就像这次黄健翔所说的：“我也替中国广大熬夜看欧洲杯的球迷感谢他们，让我们可以彻底的无牵无挂的欣赏纯足球的快乐，欣赏纯粹的足球，享受高水平足球带来的快乐，不用再为他们担心了。”可球迷就像痴情于某位浪荡子女孩一样，每次被欺骗后信誓旦旦忘掉那个人，可人家一旦稍示温情又将誓言丢掉爪哇国里去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国家男足只有一支，别国的足球踢得再好，毕竟不是自家的，父母看到别家的孩子再可爱，也只能欣赏，毕竟不如自己生养的亲。竞技运动只有分地域、国别、族群，才刺激才有看头，球迷的痴情对象不可能完全超越国籍。而且中国球迷数量庞大，一部分人对国足彻底失望，总还有一部分年轻的球迷对其燃起希望，这大概是大国的优势。
其实善忘的又何止是中国球迷，中国股民未尝不是如此？一次次股灾后，股民的血汗钱被泡汤，人们以为股民的信心将一蹶不振，可是一旦股市能给散户一点甜头，又会引起无数股民特别是新股民蜂拥入市，最后的结局常常是历史重演。除了球市、股市，在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中许多领域都是如此。为什么呢？这也是没有办法呀，现实就是如此，人们只能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看球就不能完全不理睬中国国家队，选择投资，你绕不过中国股市。所以，一次次失望后，再一次次怀着希望，希望历史不会重演。可是如果决定中国球市、股市的体制不变，人们一定会在失望，希望，再失望中残酷地轮回。
6月13日，笔者客串了一把主持人，在搜狐文化会客厅和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漫谈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历史热。张鸣教授说中国的历史资源非常丰富，但很不善于吸取历史教训。在行进的路上被一个大坑陷进去，好不容易爬出来，没走多远又被同样一个大坑拌倒。
一千三百年前，杜牧就感叹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种不长记性的主要原因不应归咎于小老百姓。
日 09:35 &&&
-----中国青年报举办的“推进公民教育培养现代公民”研讨会上发言
开始正式话题之前，我给大家讲述一下不同历史阶段的三位中国商人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春秋时期弦高犒师成佳话。公元前627年。。。。。。。。
第二个故事是公元十四世纪沈万三犒师成悲剧。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
第三个故事是陈光标入川救灾。故事发生在当下，我就不赘述了。
这三个故事发生的历史时期差别很大，当时的社会形态差别也很大。我之所以要举这三个看起来风牛马不相及的例子，是想和大家简单回顾一下中国民间商人生存环境的艰难。因为今天谈公民也罢，公民社会也罢，民间公共空间也罢，不能忽视一个重要的因素，民间商人和民间资本的作用。
公民和公民社会的概念，是近代西方引进了，套用这些概念分析中国社会未必十分恰当。但是考虑到中国现代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史学等诸多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和构架基本上是拷贝西方的，如果舍弃其概念，就无法谈问题，因此借用佛家的理论，这些“假名”是不得已用之。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宏观政治结构是天下国家，是家国同构，孟子说过：天下之本为国，国之本为家，家之本为身。现在时髦到恶俗地步的以人为本就源于此，以单个人为圆心，一个个圆圈往外推，分别是家、国以及天下，中国传统士大夫看世界的层次基本如此。这和西方古代很不一样，没有西方那种国家和社会、政府和民间、宗教权和世俗权截然的分野。我们只有官与民，江湖和庙堂之分。构成这种差异原因很多，但我以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商人的地位长期被边缘化。这种边缘化并非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历代统治者客观追求的效果。
如果要建构一个公民社会，必然要求有两大自由：即人身的自由和资本的自由，如果人和资本完全控制在政府手里，政治权力通吃一切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公民社会的空间。关于中国古代普通百姓人身是否自由，史界争议很大，一些史学家比如钱穆认为中国老百姓主要是农民生活状态相当自由，只要交完皇粮国税，政府根本不管你。这样的分析有道理，中国古代依附大地主丧失人身自由的农奴确实很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的百姓就有很大的自由。因为人的自由和资本的自由是不可分的，而中国自秦汉以后，就是本朝太祖所讲的“千年犹行秦政法”，人的自由和资本的自由是被分割开的。农民生活在故土上，伺候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样的自然经济状态下人身是有自由的。但是统治者坚决控制商业，士农工商，商人为四民之末。因为我们知道商业的发展必然促进人员的流动和资本的流动加快，但人和资本流动规模浩大时，自然对帝国的政治形态产生巨大的压力。这是朝廷不允许看到的。于是朝廷通过抑制资本控制商人和自由手工业阶层的崛起，将大多数老百姓控制在土地上。那么农民只可能在小范围内享受自由和某种自治，比如村落和宗族的自治。这样的个体就是一个个散落的马铃薯，有什么可担忧的？就比如八达岭野生动物园一样，将铁丝网圈起来，里面的动物在圈内也很自由，但是它们不能自由选择走出圈外。所以中国历代民变引起动荡一定是各种灾害促使原有的村落、宗族结构被打破，流民增多而引发。我们常说“皇权不下县”，来证明历代朝廷允许民间自治，但这不是现代意义的民间自治，因为对应的是“民权不上县”，民间的自治力量不可能达到县一级，影响帝国的权力运转体系。只有农民中间的精英-----读书人通过科举选拔进入官僚体系，但是他们显然不是现代代议制所产生的地方政治代表，而是“学好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成为帝国的雇员，他的屁股只能坐在雇主----即朝廷的那一边。这个和出身、血缘没关系，而是和制度设计有关系。所以今天我看到电视上某些因劣迹被曝光的地方官员，对着媒体言之凿凿地说他是农民的儿子。这个能说明什么？古代考上举人、进士的许多人不也是农民的儿子么？
这样只允许人的自由，不允许资本的大自由构架不是一天搭起来的。我们以第一个故事为例分析。那个时期虽然诸侯间攻伐不断，但周王朝封建诸侯的基本政治格局还没有颠覆，一竿子插到底的郡县制还是两百多年以后的事情。这时候，不但诸侯国的内政是相对独立的，即使在一个诸侯国之内，国君对贵族和庶民的控制是有限的，国与国之人员流动频繁，各国统治者最头痛的事情是本国百姓逃往到别国去，国民中的精英分子动不动就用脚投票，去别国当客卿，比如苏秦、李斯。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商业必定发达，思想必定活跃。所以才有淄博那样繁华的商业城市，才有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黄金时期。也才有弦高这类商人，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有种朴素的共同体概念，能自觉地做出决断来保护自己的国家，而不需国君宣传动员。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弦高生活在明清时期，他敢怎样决断么？这可是假传圣旨，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僭越在帝制时代是大罪。我估计他不敢，沈万三的命运就是很好的说明。万三这段故事载于野史，但历史背景是真实的，明太祖立国之本就是抑制民间资本。从汉武帝开始，到1911年满清覆亡，长达两千年的帝制时代，最具有经营天才的中国商人----也许和犹太人有一比，活得最窝囊，他们对公共事务根本不敢有自己的主张。必须仰官府的鼻息。所以我们看明情时代的大商人，无一不是成也官府，败也官府。
这两千年内，怎么可能产生公民和公民社会，只可能有臣民。而臣民必然是冷漠的，因为臣民不但对公共事务，哪怕对自己的命运都没有发言权，你让他爱国爱朝廷岂不是苛求？因此我对鲁迅所谓的国民性和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之说不以为然。中国人并非天性冷漠自私，是因为政治制度让他们丧失种种权利，他们凭什么要关心国家大事，凭什么要学弦高哪样，用自己的财产冒着风险去吓唬敌人？一个对国家大事毫不关心的农民，可能在宗族械斗中毫不怕死。那可不是族长在后面拿枪逼着，而是因为宗族为他避风挡雨，和他利益攸关，他有种为之奉献的理由。阿Q如果不是个流民，而是赵氏宗族接纳的殷实的一家之主，他也许是个关心宗族公共事业的人。可他连姓赵的权利都没有，能不破罐子破摔吗？
鸦片战争中“三元里人民抗英”在历史教科书里，一直作为中国民众自发组织起来抵抗外来侵略者的典范。茅海建在《天国的崩溃》中却以详细的史料论证了，“三元里等处民众进行的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而不是投身于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三联书店 2005年版 P.311）否则的话，就很难解释英国的史料记载，英军登陆后，大多数时间内中国民众主动向其出售出售蔬菜、牲畜、粮食。-----今天看来这是典型的“资敌”行为，英军舰队在珠江中和清军作战时，当地民众有如端午看赛龙舟时兴高采烈在远处观战。
今天的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苛求160多年前的中国人是如此的麻木，没有国家意识等等。因为一个人的国家意识以及相应的责任感觉不是凭空生出的。茅海建对当时中国普通百姓爱家未必爱国的解释是：“中国的历史长达几千年，中国的老百姓在历史的变迁中对诸如改朝换代之类的重大变动都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动他们的眼前利益，逆来顺受又成为另一种传统。谁当皇上就给谁纳粮。满清的皇帝也未必比浮海东来的‘红毛’统治者，更为可亲可爱。”
当臣民的对公共产品没有主动的请求权，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更不能选择。所有统治他们的朝廷都是靠暴力加诸于头上的，除了忍无可忍揭竿而起外，他们没有任何能拒绝的途径，他们有纳粮完税服役的义务，朝廷却不能保障他们的种种权利。顾炎武先生说：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使是顾炎武这样的精英人士，也认识到一家一姓所统治的王朝衰亡，不值得惋惜，而匹夫所忧的，是“亡天下”，即普通人生活于其间的文明衰亡。李自成进京，逼死崇祯帝，这种改朝换代的戏，多数中国人冷眼观之；江南人奋起抗击，那是因为家园面临残破，更出于文化的自尊他们不愿意接受被视为蛮夷的胡人当皇帝。
公民意识的觉醒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肇始于近代欧美的一种潮流，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了奴才推翻主子自己当主子这类造反外，是没有追求权利与责任对等的公民身份之社会潮流。造反者所喊出的“等贵贱，均贫富”，都是一些没有任何制度予以保障的乌托邦口号，用来吸引民众参与其队伍。贵贱与贫富，在造反者眼里只是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的差别，这种层面的“均等”后马上又会引起新一轮的不“均等”。基本权利的平等-----即所有人享有同等的公民权，这种意识在中国民众中开始觉醒，则是晚清革命党人从域外引进的。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核心是民权，即公民权的保障。如果人与人在基本权利上是平等的，政府的统治是征得公民同意的，那么由公民分别组成的民族才有平等的基础，而民生才可能得到根本的保障，无民权的民生只能是统治者的赏赐，予夺皆由人。满清覆亡后，诞生的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彼时日本虽然有君主立宪构架，但军队不对内阁负责，是半吊子宪政，这也是后来滑向军国主义的制度原因之一。
从拥有四万万臣民的古老帝国，一下子要转变成由四万万公民共同守护的民国，这个弯太急了，后来的波折应属历史的必然。袁世凯的皇帝迷梦，北洋政府台上的混乱，以及南京政府所说“军政、训政、专政”的三阶段，无不说明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建立，在古老的中国是多么艰难。但帝制覆亡后，取得名义上公民资格的中国人，谁给冒天下大不韪，再想给换成“臣民”的标签，必定会头破血流。袁世凯称帝闹剧的破产原因在此，蔡锷掷地有声地宣称：“为四万万中国人争人格”，这个“人格”就是不再做臣民而要做公民的资格，说明臣民社会变成公民社会的大潮浩浩荡荡，无人可挡。自此之后，即使有人怀着独裁者之梦，也不敢称孤道寡，顶多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在臣民这个中国人戴了几千年的帽子脱掉之后，还出现了一个使用极其广泛的词：“人民”。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执政者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官员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无可置疑的。但“人民”是一个集合名词，它更可看成一种政治概念。“人民”在更多时候，是一个集体，它不同于社会上活生生的自然人，也不同于机构的法人。当在现实的生活中套用“人民”这个词时，就会发现有一些困惑，哪些人属于“人民”，哪些人不属于“人民”？单个的自然人和“人民”到底属于什么关系。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人民”其实没有可以进行社会活动的人格，也就是说，单个的人谁也获得不了代表“人民”这个概念的主体资格。
因此，在今天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我们能常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单个的平民，没谁动辄以“人民”自居，一些官员却动不动拿“人民”说事。譬如几年前湖南嘉禾县政府粗暴拆迁被曝光后，该县官员批评媒体损害了该县全体人民的利益。似乎那些在拆迁中利益受损而得不到权利救济的居民不属于人民。前不久辽宁西峰县警方以某媒体“诽谤”该县县委书记为由进京据传记者，该书记在接受采访时“高风亮节”地说自己受点委屈不算什么，可全县35万人民不答应云云。人民这个美好的词，一次次被僭用了。
汶川地震后，能出现陈光标这样的企业家，能有无数志愿者奔赴灾区，大家都知道原因是拜1978年改革开放之所赐。想想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中国的人和资本都完全被组织控制，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被官府控制。人和钱被掌控在一个个单位以及人民公社里，你想主动献爱心，都没那个条件，一切只能由政府包办。
唐山地震后，中国的社会形态慢慢改变，才有汶川地震中国人爱心大汇聚。但我要说，这里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还有不短的距离，因为制度构架以及相应的社会文化两大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唐山大地震后，中国开始了一种良好的变化。但愿汶川大地震后，也会有某种变化，尽管我不乐观。
谢谢大家。
日 17:50 &&&
&&&& 江西省书记苏荣在网路上和公众交谈时，承认干部使用中存在“潜规则”。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博得了网友的肯定。其实这样的潜规则已成社会常态，今日国人只要心智健全者，几人不知，几人不晓？无非由一位封疆大吏嘴中公开说出而已。这相比几年前有关部门将“潜规则”视为敏感词而避讳之算是一种进步。
&&&& 笔者从不认为“潜规则”是个贬义词，像阿Q头上的癞疤一样不好意思见人。“潜规则”的历史远远早于明文规定的“显规则”，相当多的“显规则”是“潜规则”发展而来。无论“显规则”如何明确强势的国家，“潜规则”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影响人的活动。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谈到世上存在未阐明的规则(Unarticu)和阐明的规则。
&&&&以官员的选拔为例，实行竞选制的英、美、日等国依然有“潜规则”。政治世家子弟在选举中筹款、造势等方面比平民子弟占便宜，肯尼迪、布什、河野洋平在政坛上也会巧妙地利用“潜规则”。而且一些“潜规则”被显规则包容，比如竞选成功的政治人物组阁，以官职作为竞选班子作出贡献者的酬庸。但是，“潜规则”若能被公众认可，只能是对“显规则”的补充，作为过于明确的“显规则”一种润滑剂。也就是说，两种规则的基点是一致的，在逻辑上彼此并不冲突。如果“潜规则”与“显规则”完全不一致，甚至是南辕北撤，“显规则”因之完全成为具文，这就出现问题了。比如官员选拔，“显规则”说的是公平公正，而“潜规则”是暗箱操作；“显规则”说的是任人要德才兼备，而“潜规则”则是“任人唯亲”、“任人唯钱”，那就贻害无穷。
&&&& 在中国古代，曾出现过“察举制”和“科举制”两种选官制度。以理想的状态而言，“察举制”远比“科举制”先进，“科举制”凭几场考试选拔要实际操作政务的官员，很可能把无行政能力的“考试机器”选上，而“察举制”考察一个人的才学、德行和实际才能，应该更全面。可历史上“科举制”比“察举制”公平得多，所以存在的时间也长得多。要说选官的理想，早在孔子设想中就是“选贤与能”，历代大儒都为之呼吁，可是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因为在汉末、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政治盛行，政治资源掌握在豪门手中，这种“选贤与能”的“察举”一定会变异成豪门安插私人的制度，“潜规则”完全颠覆了“显规则”，出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豪门”的怪像就不足为奇了。科举取士虽然有弊端，但在严格的考试面前，世家子弟和平民子弟在机会上是均等的，在起点上是公平的。但这种刚性的选官制度同样存在潜规则，比如同样是进士出身，一个人父辈和座师在政坛的势力，对其仕途影响很大。但这样的“潜规则”不足以颠覆科举取士的“显规则”，因此能被公众接受。
&&&&前些日子辽宁某市组织部门公示团委换届的名单，公众发现三位主要官员都是市领导的直系亲属，媒体哗然。当事者接受采访时说，领导子女不一定就意味着不能胜任职位云云。我承认这话有道理，一些领导的亲属确实也德才兼备，在干部任用中有人推荐，有人打招呼也属正常的“潜规则”。但如果让摆在桌面上的“显规则”完全被颠覆，甚至成为强烈的反讽，那么这样的“潜规则”就是有害的，应当革除或者重新建立一种和“潜规则”能衔接而无冲突的“显规则”。
日 08:01 &&&
&&&&弦高犒师是一个流传两千多年的故事。春秋时秦国的军队准备突袭郑国，到了离郑国国境80里的滑国，被正在此地贩卖羊牛的郑国商人弦高得知，他做出个大胆的决定，赶着羊群进秦营，说郑王知道秦军远来，特命他前来犒师。秦军统帅百里孟明以为郑国早有防备，只得悻悻退兵。
&&&&江苏黄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在得知汶川地震发生后，当即决定带领本要去北京某工地施工的大型建筑机械和工人改道入川，风餐露宿于第二日出现在灾区。已有人将今古两段佳话联系起来。确实，弦高和陈光标都是侠肝义胆，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商贾，而且关键时刻&&显示出一个成功商人当机立断的素质。二十天来，社会各界对陈光标赞誉有加，无论是弦高还是陈光标，他们当得起如潮的赞誉。
&&&&&&不过，笔者对弦高犒师有一种假设。如果弦高所掌握的羊群非他个人所有，而是老板委托他贩卖，他赶着羊群去犒师就是擅自处分不属于自己的财产，这是否合适？同样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陈光标不是董事长，只是个部门经理，在没有经得决策层同意前，如此当机立断是否妥当。从公共道德上来说，即使是越权行动，但阻止了国家被侵略，挽救了废墟下的众多生命，是大善，似乎大善不应计小节。但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说，职业经理人越权处置别人委托经营的财产可不是“小节”，而是有违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如果弦高不是那些牛羊的主人，但牛羊被政府在特定时期征用，他则可以免责，因为他不是主动处置，完全可以向老板交账。
&&&&好在历史不用假设，弦高是那些牛羊的主人，而作为董事长的陈光标也有权做出那样的决定。但是弦高和陈光标没有这样的问题，就不意味着别人没有此种问题，不是所有的商人都有弦高和陈光标那种自己说了就算数的权力。比如万科的董事长王石，现在常常被网友用来和陈光标做对比。国人喜欢将美学中的反向对比的规则用在道德评价中，有一个道德高标，那么找出一个相反的例子进行对比，就更有震撼力了。
&&&&王石在第一时间决定万科公司捐出200万后，说了一段话：“对捐出的款项超过1000万的企业，我当然表示敬佩。但作为董事长，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是合适的。这不仅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不用揣度这段话是否是王石为自己辩护，但我认为他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因为万科是上市公司，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2008年用于慈善公益的资金为1000万，年初雪灾已用了800万，而地震发生时年未过半。至于由于此种灾难实在太大，董事会可以申请追加预算，那是以后的事情。但如果董事长先斩后奏处分股东的利益，这决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因为他破坏了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规则----遵守事先的契约。至于王石本人的年薪很高，他个人是否愿意捐出巨款，那是另一码事。但他在对待万科股东的权益方面的态度是合适的。
&&&&在央视《爱的奉献》大型义演时当场捐出100万的倪萍，事后说：“那天字幕公布大家的捐款数额时我很意外的，我觉得不应该打出来。我认识当天很多捐款的人，我非常相信他们其实是因为匆匆忙忙没有准备，所以就捐了几万或者十几万，他们当中很多人之前和之后都捐了很多次。而且，未必你捐得多就代表爱心多，爱心不在一时一事。”倪萍这段话厚道而理性。那些闻国难而立刻慷慨解囊的人值得颂扬，但行善决不是刘翔百米跨栏，纯粹比速度。爱心井喷是好事，但比井喷更值得提倡的是爱心汇流成一条不枯竭的长河。
&& 乐善好事、急公好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职业经理人遵循商业准则，维护投资者的利益，也是我们民族在社会转型期应当得到普遍认可的一种基本道德。
日 09:05 &&&
&& 灾难总会过去，生活还将继续。
&& 对5月12日发生的那场大地震而言，这当然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积极生活态度。然而对灾区的同胞来说，这句话说来轻巧，却含着多少辛酸和艰难。特别是对昨天刚刚度过六一儿童节的灾区孩童来说，更是如此。
&& 本是天真快乐的时光，灾区的少年儿童却过早地尝到人生的悲苦。在地震中，他们有些人失去了校园和同学，有些人失去了家园和父母，有些人失去了手足将拖着残躯开始漫长的一生。。。。。。这一切，远不是一句“孩子不哭”的安慰，也远不是帮助他们支付上学费用和重建校舍就能解决的问题。那些孤儿和残疾儿童，如何抚慰受伤的心灵，如何适应新的家庭，如何完成社会化，如何在完成学业后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每一个孩子可能都要遇到诸多问题，政府和全社会应当有充分的准备和长足的打算。
&&&&这次灾难中，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快速反应得到全世界称许，特别是民间面对灾难顷间爆发出的爱心，用井喷形容毫不过分。拜现代传媒手段之所赐，很短的时间内，灾区的惨状通过媒体迅速传遍全国乃至全球，极大地激发了国民对深处灾难当中骨肉同胞的爱心，志愿者纷纷奔赴抗灾第一线，上至巨贾高官，下至引车卖浆的细民甚至乞丐踊跃捐款。真可谓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而心系灾区之情却无差别。人的爱心之激发，确实和一定的时刻一定的环境有关，在战争和灾难面前，人们容易团结起来，抛弃平常一些私心杂念。可随着时间的流逝，灾区民众的生存状况不可能总是高密度地出现在媒体上，爱心井喷之后的人们也会回归到庸常的生活。那么，政府和民间如何持续有效地帮助灾区民众特别是孩子们，则是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大课题。
&&&&爱心井喷当然是好事，但这种井喷可能会呈现出“暴雨不终日”的特点。当灾难发生后，许多人有一种为灾区捐款、出力、献血的冲动，恨不得身生双翼飞到灾区，或者希望自己的钱明天就到了灾民的口袋里。可是，当第一波爱心高潮过后，多少人还能持续持对灾区的关心？各地工作单位组织的捐款，虽然前提是自愿，但在中国这种处处科层制的国度，自愿可能演变成同事攀比、下属向上司表态的庸俗游戏；社会舆论对富商捐款的比较和施压，又使企业将单纯的行善演变成社会公关行为。。。。。。这种井喷，对短时间内积聚人财物帮助灾区有好处，但未必有利于帮助灾民的长远效果。
&&&&除了那些呈现在镜头下感动了全国人民的孩子，如可乐少年薛枭，敬礼娃娃郎铮，还有许许多多我们不知道姓名的灾区孩子需要关心。他们脸上一丝微笑，心底一缕阳光，人生一点收获，他们自己和全社会都要付出数倍于其他孩子的努力。对他们的关爱始于轰轰烈烈群情激荡，但最终要归于润物无声归于漫长的岁月中一个个细节。若干年的一天，一个找你倾诉的学生，一个去你的公司求职的青年，一个坐着轮椅上街需要你帮一把的残疾人，或许就是这次汶川大地震中幸存的孩子，你将如何对待？还有地震刚发生后那样的爱心吗？
&&&&镜头下的行善以及择机的行善，固然有其价值，但社会更需要远离镜头静悄悄的行善，这样的行善应该是社会的常态。特殊时期，中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动员能力很强，爱心与责任感来得快，但令人担忧的是也常常去得快。就说几年前“非典”时期，人们的卫生习惯大有改观，政府和民间也在热议快速反应机制的建立。可是非典过后，许多地方的公共卫生故态重盟，到了年初南方冰雪灾害时建立快速反应机制还在呼吁。
&& 这场地震灾难，我们的民族付出了血的代价，代价总要换来一些进步才行，如此才不会使“多难兴邦”这时髦的成语流于空泛。
&&&&祈愿爱心井喷后汇聚成一条永不干涸的长河。
日 19:07 &&&
&&&&&&&& 西蜀蛰龙动地哀，
&&&&&&&& 休言劫数仅天灾。
&&&&&&&& 千年犹见二王庙，
&&&&&&&& 众庶痛别大禹台。
&&&&&&&& 魏主移粟非仁政，
&&&&&&&& 汉皇垂泪真雄才。
&&&&&&&& 谁呈多难兴邦策？
&&&&&&&& 血染胭脂抹猴腮。
&&&&&&&&&&&&&&&&&&&& 戊子年孟夏于京华
日 07:56 &&&
&& 在过去的两周里，四川地震灾区的救援大军中，有数量庞大的民间志愿者。比如有几位文化圈里名人如韩寒、罗永浩等，他们通过一个叫“牛博网”的网站结识并成为朋友，地震发生后，立即发动网友给灾区提供帮助。短短几天，网友凑钱数十万，委托他们几个去四川，在当地网友的帮助下，购置大量生活必需品送到灾区。（《新京报》5月25日报道 ）
&& 这种献爱心方式，看起来很原始。 但韩寒、罗永浩这种“原始”的献爱心方式并非个案，著名的体育节目主持人黄健翔也说，他要用看得见摸得到的方式帮助灾区。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我要在灾后重建开始时自己去那里，把钱送到灾民的手上，自己出钱，自己找人设计施工，看着他们把家园和学校重新盖起来。把每一分钱每一滴汗，都落在灾民手里。我就不相信，这样的房子还会把所有的孩子都压在里面。。。。。”这段话博得许多人的响应与喝彩。
&& 亲历亲为给灾区人民做点事，可能那种帮助人的感受更真实强烈，但现代社会分工细致、相互依赖度高，这些网友完全可以将自己的钱物委托慈善机构或政府有关部门，交给灾区。事实上，这样一个大国，多数人向灾区献爱心的方式应当如此也只能如此。可许多人青睐“原始”方式，足以引起深思。
&& 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一个人看到别人受难，愿意提供帮助是人之常情。在交通、通讯、信息不发达的农业社会，人类的生产、生活相对简单，社会由一个个彼此熟悉的群落构成。那时候，人与人的帮助主要在熟人之间展开，一个村子里谁家有事，街坊邻居亲戚朋友会帮一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绝大多数人融进以市场经济规则为圭臬的陌生人社会，那种熟人社会的相互帮助方式显然已不足应对社会的复杂，这时候更需要高效廉洁的政府和NGO组织。政府组织救灾，就是现代社会中尽可能集中更多人的力量相互帮助-----他们绝大多数互不认识。
&& 此次汶川大地震救灾刚开始，就有一个问题如影相随------许多捐款者担忧自己所捐的钱能不能及时足额用到灾民身上。尽管政府有关部门一再承诺要严格监督善款的使用，可是许多人还有着黄健翔相同的想法，愿意像韩寒、罗永浩那样尽可能缩短中间环节，直接帮助灾民。
&& 作为文化圈的名人，韩寒、罗永浩等人当然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无论如何几个人的力量无法和政府或那些准官方的慈善组织相比。众多网友愿意将钱转交给韩寒、罗永浩等人去帮助灾区，原因除了罗永浩等几位召集人事先在款项筹集、使用等程序方面做了严格的规定，承诺账目及时公布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这几个人在用自己的江湖声名做担保。在许多网友看来，有名有姓的韩寒、老罗更值得信任，如果稍有不慎，他们半世英名就会毁于一旦。
&& 这简直就是农耕时代熟人社会里的行善方式，可这种方式眼下还受到许多人的推崇。原因何在？西安“宝马彩票”案发生后，媒体透露当地体彩部门作假，公证部门还以法律的名义给假彩票做了公证。笔者当时撰文评论此事，说如果市场经济的规则失范，公权力部门失去公信力，那么一位国家公证人员不如古代某个村庄里一位长者值得信任。因为村庄里的长者给村民田土交易做中人，如果被一方贿赂而有所偏袒，一旦被发现其家族几代人的清誉顷刻间完蛋，绝对得不偿失。而一位公证人员为假彩票公证，利归个人而带来的损害由“国家”这块公共牧地承担。
&& 农业社会转型为工商业社会，意味着社会大多数成员之间关系的调节器由身份转向契约。农业社会里人们相信长者、名人，那是他们的身份摆在那里，工商业社会过于复杂，显然只能由自由人之间的契约来维护。公民之间、公民和政府之间，履约的状况越理想，整个社会的诚信氛围也越良好。否则的话，每个人只愿用“看得见摸得到”的方式帮助别人，社会成本将不堪承受。
日 09:24 &&&
&&&& 新老师新教材新朋友
&&&& 班主任曾老师，长着一张弥勒佛似的脸，笑口常开，从不见他发怒的表情，哪怕批评同学，也是和风细雨。我们私下里说：老曾长得像个老婆婆。可连续几年，文科毕业班班主任都让他这个“老婆婆”当。原来的班主任教完两年后，将自己的班交给他，他然后从本校或外校遴选复习生，插班进去，一改整个班的风气。
&&&& 老曾教我们的地理，很认真，完全是针对高考试题而教，虽然无趣，但是管用。在一个复习生占强势的班，照理说各学各的，没什么集体感，但老曾却不这样认为，他要把来自全县各个高中的复习生和随班升级的应届生打造成一个整体，因此老给我们开班会，这点我始料未及。曾老师的班会除了给大家鼓气外，更多的就是说他的家史。
曾老师在一个家境殷实、半耕半读的农家长大。曾家是湘中大族，他属于曾国藩那个大家族，曾国藩的功业自然成为他常说的话题。------那个时候，曾国藩那顶“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的桂冠已经少有人提了，公开场合说曾国藩的好话，已无被抓辫子的风险。何况在湘中一带，无论官方曾经怎样抹黑曾国藩抬高太平天国，但民间的评价一直没变。从小听长辈讲起湘军的军功，总是眉飞色舞，而把太平军说成打家劫舍的强盗一类人物。所谓阶级划分法在多数湘中农民中没用。因为湘军中有他们的祖辈，他们认为这是保家卫乡的军队，而长毛是进入湖南剽掠的外来者。
湘军的统帅是他们曾家屋里的，曾老师对湘军和曾国藩自然感情更深，每每说起曾国藩，必定恭敬地说“文正公如何如何。”从曾老师那里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谥号。他说就是有相当级别的官员，死后以皇帝名义赠送的称号，从谥号可看出这人的地位。好比现在领导人死了，报纸上讲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或者是“我军卓越的军事领导人”等等。老曾说，现在的谥号太长，说起来不方便，哪能抵过去两个字。
曾老师从小就入新式学堂，但回家照样得熟读四书五经，这大约是他们家族的教育方法。所以他一辈子都能把《论语》、《孟子》倒背如流。看到我精力旺盛，劝我读点《论语》，说对你将来闯世界有好处，就是在他的引导下，我第一次从头到尾把《论语》读完，不解之处，可随便敲开他家房门请教。师母是个小学老师，已经退休，把我们看成自己的孩子一样，他有一个上幼儿园的孙子长住他家，是老夫妻的掌上明珠。这位师母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他的第一人妻子在60年代初被逼死了。只有讲起这事，他常会老泪纵横。曾老师有一个哥哥，在抗战期间“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投军潮中投笔从戎，跟着孙将军、廖将军远征缅甸，九死一生。抗战胜利后成为一个军官，内战结束后去了台湾，再就没有了联系。
因为有一个在台湾的哥哥，再加上成分高，曾老师从工作后，身上就有无论如何洗脱不掉的“原罪”，每场政治运动他必然会罹祸。第一次罹祸是“反右”，他的日记被强行检查，中间有一首诗，写的是半夜见天上一轮圆月，想起来远在海岛的兄长。这无非是套用苏轼想念苏辙的意境，但可惜曾老师没能活在宋朝，而是生活在连兄弟情、夫妻恩都分阶级性的伟大时代，他被一种奇妙的三段论论证罪行：哥哥是在台湾的反动派，想念哥哥就是想念国民党反动派，想念国民党反动派就是希望国民党反攻大陆。这还了得，一顶右派帽子不给他还给谁。
戴上右派帽子后，曾老师被褫夺公职，发配到一个农场劳动教养。-----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劳动教养就是那时候诞生的。进了劳教农场后，所谓“过苦日子”的三年大饥荒接踵而至。吾乡民间从来不把那三年说成“三年自然灾害”，而是用很中性的词概括：“过苦日子”或“过低标准”。讲起“过苦日子”，曾老师评价道，什么自然灾害？中国这么大，哪能所有的地方都遭灾？哪能全国几亿人都过苦日子？历朝历代没有这样，梁惠王都知道，“河内凶，则移民于河东，移粟于河内。”那时候魏国才多大？现在的中国多大，可饿肚子的人连当叫化子出去讨米都不行，那还不饿死人？严重浮肿的曾老师靠凉薯和凉水度过了那三年，当然，他也许不知道，湖南省的领导层当时是最“右”的，远不如河南的吴芝圃、四川的李井泉那样革命。这是湖南的人祸相比较而言稍轻的原因。他留在学校的妻子，不堪学校领导的欺负逼迫，自缢而死，肚里的胎儿好几个月了。说起这次因言获罪，事隔几十年，曾老师都不能理解。他说，兄弟之情乃人伦之情，连人伦之情都不许有，那不是要把人变成畜牲？再说啦，改朝换代各为其主，没什么稀奇。而且我哥哥他们是抗日的，是打侵略者的。说起他哥哥，他就会提到廖耀湘将军，这位将军老家就在县城边上一个村庄，当年家乡许多子弟跟随他征战南北。说起廖将军，他也一脸敬仰，说兄弟阋于墙，自己人打自己人，算不得狠角色，能打赢洋人才算角色。
除曾老师外，在八中复读那年给我留下深刻影响的，还有语文教师罗老师，数学教师萧老师。罗老师就是我投奔该校被W带着去求情的第一位老师，声音洪亮，有名士气，和曾老师一样喜欢我。上课时，拿着一杆收音机天线做的教鞭，在黑板上指指点点。有时，拍着自己的大肚皮，捋一下连鬓胡，说自己和苏东坡一样，一肚子不合时宜。萧老师很年轻，大学毕业没几年，但教学能力很强，尤其知道如何应对高考。他说话慢条斯理，行止如孤云野鹤那样洒脱，成为班上不少女生的梦中情人。后来，一位漂亮女生成了他的妻子。因为他，我蹩脚的数学成绩在那一年有大幅度的提高。
作为复读生，几乎所有的课程没有新鲜感，无非是炒剩饭，查漏补缺，一切的训练都是为七月三天的考试。但那一年有一门课，教材是全新的，引起我很大的兴趣。这门课叫《政治常识》。所谓政治课，多数中国学生非常熟悉，因为从小学到大学，都有它，但政治课的教材稳定性太差，容易变脸，是现实政治的晴雨表，当然也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小学的《思想品德》、初中的《社会发展简史》和高中的《哲学常识》，都属于政治课范畴，多数教材让我生厌，尤其是高中的《哲学常识》，是老马的辩证唯物主义生硬的诠释，让一帮少年察其三昧，何其难也，无非是死记硬背。但那个学年高三的政治课教材换成了《政治常识》，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名之为《政治学常识》更为确切。当然，作为教材，它必须政治正确，书中明确断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最先进的政治制度，阐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但它教给了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知识，比如说什么是国体，什么是政体，共和制是什么，君主立宪是什么，何谓三权分立，总统制和内阁制的区别。还有议会政治的基本构架和政党轮替的程序，以及人权、公民、宪法这些基本概念，还有“党要管党”、“党政分开”等等。-----其实在小学或初中就应开设《公民》课讲述这类知识，但我们现在的中小学好像还没类似的课程。政治老师是学校党总支书记，他教了一辈子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学，对这些内容也很陌生。但这位老师确实算得上有经验的教学工作者，他自己虽不甚了了，但能诱导我们思考。就这样，老师学生都是第一次接触的《政治常识》，教学效果奇好，尤其是我，好像天生对这些内容感兴趣，课本一看就明白，谢天谢地，终于不用学辩证唯物主义那些味同嚼蜡的概念了。第二年夏天的高考，我的政治得了95分（百分制）。
不过这个教材极其短命，90年高考时政治考试内容又恢复到《哲学常识》。为何短命，直到多年后我才明白。我学的《政治常识》教材，大约是根据1987年10月召开的十三大报告基本精神编写的。赵氏所做的主报告有一章专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内容有：“党政分开”，提出“今后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党委办事机构应该少而精，与政府重叠对口的部门应当撤销，它现在管理的政府事务应由政府有关部门管理。政府各部门现有的党组各自向批准它成立的党委负责，不利于政府工作的统一和效能，要逐步撤销。”“进一步下放权力”，报告认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不仅表现在行政、经济、文化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领导机关，还表现在基层的权力过分集中在上级领导机关。”提出了中央与地方划清职责。此外，还有“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
已经做了党总支书记而将校长位置让给别人的政治老师，切身体验到这种变革。他在教这门《政治常识》和时事政治时，常说的话是，要起大变化
大变化是什么？当时我和同学都闹不明白，只有一个念头，记熟背牢，高考时拿高分。
日 09:54 &&&
（《潇湘晨报》专栏）
&&&& 昔日繁华地，今成瓦砾场。面对汶川地震带来的国殇大难，除了悲叹天妒巴蜀的美丽富庶外，我还能说什么呢？如此深痛大悲，一切语言是苍白的，甚至觉得有可能惊扰死者的灵魂。
&&&& 提起四川，我想每一个湖湘人都有种亲切感。不仅是因为有“湖广填四川”之说，多许多川人的根在湖湘，还因为四川这块土地，在中华民族一次次生死存亡之秋，成为休憩生聚的基地，川地张开怀抱容纳避难的同胞，川人一改平常闲适的姿态，慨然奔赴国难。
&&&&震区那些熟悉的地名，勾起了我的许多回忆，回忆的美好更反衬彻骨的哀伤。十年前我第一次入川，去了都江堰，惊叹栉风沐雨两千多年的水利工程，依然在灌溉川西平原，和那些因族灭而文明消亡的金字塔、罗马斗兽场相比，这才是真正的活文物。都江堰象征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中华文明其命维新。第二次是顺着岷江去九寨沟，在茂县叠溪的时候，特意停车远眺1933年因地震而遗留的几个湖泊，凭吊那些长眠在湖底下的人们。最近一次去四川是前年，到什邡、绵竹等地采访西部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后的中小学。许多学校一大半学生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外地打工。那些老师拿着很微薄的工资，不但要管学生的学习，还要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我当时和同行感叹：和大都市相比，这里的老师真正算吃的是草挤出来是奶，这里的孩子早当家，他们长大后，适应生活抗击挫折的能力将远胜于大都市里的小孩。
&&&& 可是，有些孩子没能等到长大成人，生命之花永远凋落了。看到消防队员从废墟里找出死难孩子的书包，排放在一起，我想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落泪。
&&&& 悲痛之余，我们有幸能看到大灾难中，人性之美绽放在平常人中间，这是生者继续生活的希望和理由。那位本来已逃离险境又走回去搭救学生而罹难的吴忠红老师，他哥哥说弟弟平时很平常，少言寡语，生死一瞬间时，才闪耀出生命的光彩。还有那位祖籍湖南衡阳的谭千秋老师，在房屋倒塌时张开臂膀像老母鸡一样护住四位学生。还有那位11岁的男孩张吉万，因父母在外打工祖父母年老，背着3岁的妹妹走了12小时逃出险境。还有那位压在废墟中女童任思雨，忍住疼痛唱起儿歌安慰前来搭救的成人。当然，还有那些多数我们并不知道姓名而在忘我抢险的普通战士，还有那位卖掉家里的羊群将钱捐给灾区的农妇。。。。。。
太多了，太多了。这些平平常常的小人物，在灾难之中，他们是最伟大的。此刻，我算真正明白，他们才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曾经我对都市化导致中国人之间人情冷漠以及道德水准下降深为忧虑，这次汶川地震后，国人所表现出同患难的情怀让我有了更多的信心。只要中华民族还在，民族精神和气魄会长存。刚刚去世不久的柏杨因爱之深，而痛斥中国人的丑陋。中国人就是这样，平时看上去毛病不少，但在关键时刻能显示出巨大的凝聚力。七十多年前日本军队正是基于对中国一盘散沙的国民性之认识，才敢悍然向一个有四万万人的民族挑战。但它看到其表而忽视其里。当时四川就是中国国情的典型代表，各路军阀混战，像过家家一样，两军一交火就如鸟兽散，胜负立判。这样的军队哪有战斗力？可抗战爆发后，这些装备窳陋看上去毫无斗志的川军应征出川抗战，其表现惊天地泣鬼神，王铭章将军率领川军首战台儿战，全部阵亡而不后退一步。
&&&& 通过这次大灾中小人物闪耀出的人性之美，我确信，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文明的新生，其希望不在庙堂，而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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