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拓展2.1 空间图形的平面图(整理人：谭峰)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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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拓展2.1 空间图形的平面图(整理人：谭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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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佛山好人——谭峰事迹
来源：佛山市中医院　发布时间：
　　医者为民 精“医”求精
　　在佛山市中医院，提起内一科主任谭峰的名字，没有人不为他那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精湛的医术和对工作的“牛”劲所折服，也没有人不为他那正直质朴、平易近人和对病人仁爱关怀、无私奉献的品行而赞叹。
　　勇挑大梁，一心扑在工作上
　　谭峰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持人。1990年内一科的雏形只有一个中风门诊和一个32张病床的老年综合病区，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谭峰带着他的团队走出了一条“人有我优”和“人优我精”的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之路。&
&　谭峰一直强调“责任、奉献、学习和创新”对团队建设的重要性，只有提升科室的凝聚力，才能提高工作效率，构筑专科品牌。多年来，他坚持从自己做起，兢兢业业，一心扑在工作上，每天第一个到病房，安排科室一天的工作，上午的门诊经常由于病人太多而延至到下午一两点，下午下班前把科室工作检查一遍才最后一个离开，有时回家后还打电话询问夜班人员，进一步落实工作，或在夜间回病房查看危重患者，指导抢救工作。多年来，谭峰从没有因为私事请长假，每年就仅用两三天的节假日回老家看望年近九旬的父亲。其实他何尝不想多休息、多放假，陪陪自己的爱人和女儿？在他的带领下，科室工作人员不怕苦不怕累，利用周末和下班时间轮流到郊区、街道开展宣教，送医下乡，经常举行义诊，积极参与健康宣教活动，扩大专科的影响。&
　　目前该科已发展成2个病区和一个神经康复中心，开放床位100多张，成为有中医特色的品牌专科，成为全市乃至国内规模较大、技术力量雄厚的中西医结合神经内科，开设了佛山市首个头痛门诊，病源除来自佛山地区和珠三角外，还有省外各地及港澳台地区患者慕名前来就诊。专科年出院病人近2000人次，先后被评为佛山市首批医学重点专科、广东省重点专科、国家重点专科建设单位、佛山市卫生系统五星级“青年文明号”。
　　医者为民，在平凡中演绎爱的人生
　　谭峰常常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诫同事：“作为一名医生，一定要有爱心”。&平日里，只要病人来了他就热情接诊，让病人满意而归，但从不图任何回报。每逢遇到推辞不掉的红包，他便上交到住院收费处充当病人住院按金，他的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赢得了患者和家属的口碑。黑龙江大兴安岭一位伐木工，双下肢痹痛难忍、重度失眠三十余年，全身脏乱，汗臭难闻，谭峰接诊时一点都不嫌弃，热情地将自己的新毛巾送给他擦浴,还买些水果给他，鼓励他战胜恐惧、焦虑和抑郁，经治疗1周后病人痊愈出院，谭峰还帮他买了火车票，病人双手握住谭峰的手，感激万分地说：“中医院的医生真好！”&
　　2008年底，内一科收治了一名中风患者阮伯，他辗转求医无效，并行气管切开术，家属本没有抱太大希望。尽管如此，谭峰还是认真研究诊治方案，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使阮伯的病情一天天好转，最后成功地拔除了气管套管和尿管。他虽不能言语，但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到愉悦和满足。今年6月，阮伯最终因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与世长辞。他的二位儿女送来了绣有“医德高尚，爱心无限”的锦旗，并向在场的医护人员深深鞠躬，“虽然我爸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正因为有你们无微不至的照顾，他走得安心，走得毫无牵挂，谢谢，谢谢你们！”
　　精益求精，提高诊疗水平
　　随着科室影响力的扩大，内一科常常收治很多急危重疑难症，如大面积脑梗死、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重症肌无力、各种脑炎、癫痫等，对于这类重症的救治，谭峰认为采取中西医结合可有效地扬长避短，他在国内率先提出脑血管疾病中西医结合的“三早”诊疗方案，提高了脑卒中抢救成功率，降低了致残率，他主张既要利用先进的CT、MRI、MRA等影像学技术和脑血管DSA、溶栓、DBS等精尖技术，同时充分发挥中医中药在活血化瘀、化痰通腑、熄风通络等辨证施治以及早期综合康复、情志调节等治疗特色，实行优势互补，这一理念赢得了同行的高度评价。除脑血管病变的病源占有率继续保持强势外，该科在重症肌无力、震颤性麻痹等多种慢性病的诊疗上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多种神经内科杂病的接诊数量也大幅度提高。&
　　2010年5月，一名51岁的清远患者感冒后出现四肢瘫痪、呼吸和吞咽困难，家属慕名连夜将患者急送神经内科救治。谭峰仔细检查分析，明确诊断为急性危重型格林巴利综合征。入院时患者病情重，大家对抢救成功不抱希望，但谭峰采用中西医结合综合救治，四周后患者可自己行走。他出院时激动地说：“感谢佛山市中医院，不但挽救了我的生命，还使我恢复生活自理能力，中医院的医生技术真好，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也很好。”&
&　今年5月中旬，香港一名大律师突发脑干梗塞后，肢体乏力、偏身麻木，行走困难，谭峰为其详细询问病史和体查、仔细阅读头颅MRI后，制定了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2周后患者偏身麻木消失，扔掉了拐杖，行走自如，他盛赞“内地中医真了不起！”
　　培养骨干，以科研推动临床发展
　　谭峰认为，作为一个学科带头人，最大的遗憾莫过于面对病人而束手无策。因此，他一方面刻苦钻研业务知识，不断提高专业水平，另一方面广纳贤才，同时加大力度培养科内已有人才，科内定期组织学术讲座，由他带头，人人参与，个个轮讲，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焕发起大家的学习热情，一批专业技术骨干脱颖而出，科室整体诊疗水平也上了一个台阶，精品专科的名声不胫而走，不但吸引了本地大批病员，一些疑难病例从省内各地甚至港澳地区慕名前来诊治。一些在国内十分罕见，折磨了患者多年的神经内科疾病在科室得到了确诊，如平山病的早期诊断走在广东省的前列。&
　　谭峰还十分注重在科内引进新技术和创新疗法。例如失语、吞咽困难等中风后遗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他应用功能性电刺激和促通技术结合早期康复训练治疗急性脑卒中，明显地提高中风患者的语言、吞咽功能。该技术是西方发达国家治疗偏瘫的核心技术，为中风的主要康复方法之一。此外，他还有应用DSA造影开展血管支架植入术，引进三重磁刺激技术（TST）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进行病情观察，从而有效指导临床治疗。
　　&谭峰认为，要以科研推动临床的发展。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科技厅和卫生厅基金等项目9项，承担国家“863”计划、“973”计划、“十五”以及“十一五”科技部重大攻关项目8项。他曾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华中医药科技进步一等奖等省、市级奖项9项。他主编专著7部，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7篇被SCI、EMBASE摘录。他还被评选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委、广东省脑病专业副主任委员、省中西医结合神经学会和医师学会神经分会常委等。&
　　多年来，为进一步弘扬中医药特色优势，促进专科建设，谭峰还研制出一系列专科制剂，并开展了中药封包治疗、中药穴位贴敷和穴位注射、针灸、拔火罐等一系列的中医外治方法，为群众提供有效价廉的治疗手段。&
　　医者为民，谭峰，精“医”求精的典范。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亲仁路6号 邮编：528000　电话（总机）：3 咨询热线 ：3 传真：1 客服中心在线QQ：当前位置： >
少尿，无尿的朋友注意了
| 作者：谭峰 | 发表时间： 10:58:17
肾脏的主要作用就是把含水的代谢产物(尿)从身体中清除出去.正常人的尿量每日为ml,平均为1500ml.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算不正常呢?尿量不正常我们可分为无尿和少尿.少尿就是24小时尿量少于400ml,或者每小时尿量少于17ml.而无尿就是24小时尿量少于100ml,或者12小时无尿.
少尿和无尿的原因可分为以下三类:
(1)肾前性:由于全身有效循环血量不足,肾脏血流灌注降低,肾小球滤过率减少,以致尿量减少甚至无尿.常见于各种原因引起的休克,低血压,心功能不全,脱水与电解质紊乱,重症肝病,重症低蛋白血症的疾患.
(2)肾性:由于肾实质受到损害而引起尿量减少或者无尿.见于各种原发和继发的肾小球肾炎,急性间质肾炎,急性肾小管坏死,肾血管病变等.
(3)肾后性:常见于尿道狭窄,膀胱颈部的梗阻(如结石,肿瘤,前列腺增生)或功能异常(如神经源性膀胱炎);或因为肾脏,输尿管,膀胱外的肿块压迫,疤痕牵拉引起的肾后性急性肾功能衰竭.
少尿或无尿的人群注意了,要好好保护我们的肾脏,只有正常代谢才能让我们的机体正常运作,祝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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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患疾病：
糖尿病肾病
肾小管性酸中毒
孤立性血尿
反流性肾病
Fanconi综合征
肾病综合征
高血压肾病
痛风性肾病
治疗效果：
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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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填写电话号码时请加上区号，格式：010-宋建国的商人朋友圈
核心事实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原局长宋建国与有求于他的商人们，怎样完成利益交换？根据已公开的一审司法材料，仍可管中窥豹，宋建国与商人的朋友圈，是一个利益纵深的隐秘江湖。
记者 罗洁琪宋建国， 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原局长，正局级的“一级警监”，在退休前夕，没能“平稳过渡”。2014年5月，将满60岁的宋建国被北京市纪委调查。2015年1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宋建国收受多名商人2390多万元贿赂，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宋建国不服，目前该案处于上诉阶段。生于1954年的宋建国堪称老公安，毕业于北京市公安学校。在北京市辖下派出所当了10年基层民警和8年派出所所长。从1995年开始，先后担任北京市公安局保安服务总公司总经理、保安管理处处长和通州区公安分局局长。2006年，52岁的宋建国升任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按照北京市公安系统的惯例，局级干部58岁退居二线，60岁正式退休，宋的辩护律师赵运恒告诉财新记者。日，宋建国刚庆祝完58岁生日就身陷“双规”传言。《财经国家周刊》刊发报道称，“宋建国因涉嫌违纪，正在接受纪检部门的调查”，被调查的原因是“利用职务之便，在购车摇号工作中，存在徇私舞弊行为”。当天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连发三条辟谣微博，称“此消息不实”。购车摇号，是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的职权，与公安交管局的宋建国并无关系。彼时，摇号制度刚实施一年多，因其缺乏公平合理，成为众矢之的。那则报道让宋建国置身于“敏感的”民怨，据财新记者了解，宋建国一度非常紧张和恼怒。赵运恒告诉财新记者，案情表明，当时纪委还没对他开展任何的调查。2012年12月，宋建国被免去交管局局长职务，保留正局级，“这也是依据年龄进行的正常免职”。静观一年半之后，正当宋建国认为可以松一口气之际，日，他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纪委的电话。他按照要求到达指定地点，被宣布接受调查，进入“双规”程序。根据今年11月法院的一审判决书，宋建国在2004年至2012年6月，受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长青、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文贵、中国油画协会副主席董栋华、烟草商谭峰、北京荣京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胜、北京市马桥神龙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翟玉堂等人的请托，办理多副“京A”机动车号牌，收受了约860万元的财物。另外，宋建国介绍了刘长青、郭文贵和董栋华去著名画家黄永玉的代理商孙士平处购买画作，孙士平将所获利润的一半，约1530万元分给宋建国。法院认为，该1530万元是上述三人给宋建国的贿赂。赵运恒认为，宋建国分得的利润属于介绍他人买画所得的“佣金”，至多认定为官员经商违纪行为，不应视为受贿犯罪。几乎同期，宋建国之子宋喆，也因贪污和利用影响力受贿，共计金额1200余万元，被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0年。宋喆认为两项罪名都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提出上诉，要求改判无罪。赵运恒认为，宋建国父子案的量刑过重。今年12月刚宣判的江西原副省长姚木根受贿2300多万元，同样无自首、无立功情节，福建省厦门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宋建国和姚木根案子的涉案罪名一样，金额相近，可是刑期明显不均衡。如今，父子同入牢狱，不服鸣冤，最终结果仍待二审法院裁判。根据已公开的一审司法材料，仍可管中窥豹，宋建国与商人的朋友圈，是一个利益纵深的隐秘江湖。新月公司刘长青在宋建国的朋友圈中，利益最直接相关的是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下称新月公司）董事长刘长青，连续三届的北京市政协委员。新月公司成立于1992年，是北京市宣武区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参股的股份制企业，经营出租汽车客运、汽车救援、汽车修理等。公司年营业收入5亿元，其出租车业务占据市场较大份额，是若干个垄断巨头之一，其网站自称是“北京市出租车客运业主营业务收入50强第一位”。刘长青曾是北京首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租车司机。1992年，他带着25辆出租车，出资10万元钱挂靠原集体企业宣武区牛街劳动服务公司，后借企业的名义注册新月汽车有限公司。陆续兼并了天毅、白斯特等170多个出租车公司后，新月公司在出租车行业逐步做大。刘长青一直担任新月公司的董事长，其弟弟刘长江出任总经理，是北京西城区的人大代表。2003年，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区保安分公司让新月公司赞助一台办公联系车，保安分公司请新月公司管理层吃饭。在饭局中，刘长青认识了时任北京市公安局保安服务总公司总经理的宋建国。2006年，宋建国当了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局长，因为业务的关系，刘长青和宋走得越加密切。据宋建国的供述，他和刘氏兄弟一直相处得比较好，“我拿他们当小兄弟”。2006年年底，刘长青兄弟带着烟酒去官园桥附近的北京市交管局看望宋建国。刘长青在证词中称，宋说，他不抽烟，不喝酒。2007年春节，刘长青从单位拿了100克和200克的生肖金条，连同10万元现金，装在一个蓝色包内，来到宋建国指定的餐厅。随后三年，每年春节，刘长青都给宋建国送同样的东西：两个生肖金条，10万元现金。同期，每到中秋节，刘长青也会给宋建国送5万元。2011年，这个数目发生了变化。宋建国准予新月驾校恢复运营，年收入实现数千万元。新月驾校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是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在京承高速公路建设期间曾被占地停业。2009年，刘长青找宋建国，让其帮忙恢复驾驶员培训许可，并准许其购买100辆教练车。据北京市公安交管局车管所一位工作人员的证词，2009年3月，宋建国在新月驾校的申请书上签完字后亲自递给他。该证人称，同意新月驾校恢复经营是符合相关规定的，只是程序不正常。应该是车管所先受理，再逐级上报给相关领导。2011年和2012年，刘长青把春节礼金从10万元增至20万元，中秋礼金也从5万元增至10万元。另外，刘长青还以“帮助”的名义给了宋建国的一名特定关系人60万元做生意。一审法院认定，年，宋建国先后索取、收受刘长青、刘长江给予的人民币180万元，金条1800克，共计人民币228.78万元。在此期间，新月公司还以“服务于北京市政协和全国两会用车”为由，找宋建国申请了两副京A8的机动车牌号码。这些京A号牌，属于日前报废的国家部委和市直机关用车的号牌。后来，很多部委机关仍申请重启京A号牌。基于这样的考虑，这些京A号牌并没有在车管所的号牌系统库里公开让群众选取。据北京市交管局的工作人员称，京A8号牌已没有实质性的特权，“更多的是寄托了虚荣的民间心理”。但从来就没有缺少个人和企业托关系找宋建国申请京A8号牌。在宋建国那里，一个月就有几十个申请。宋建国直接在申请书上签字或者批示，然后安排秘书送到副局长或者车管所，走一下表面的程序。正常发号牌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车管所计算机号牌系统内公开选取，十选一；另一种是车主根据车管所在网上发布的号段，进行自编自选。这两种方式都必须在车管所的窗口办理。为严格规范京A号牌的审批权限，北京市交管局下属的车管所曾于2005年制定《启用报废机动车号牌号码工作规范》，并在2011年修订完善形成了《关于启用报废机动车号牌号码审批程序管理规定》。这些文件规定京A号牌的审批权限和流程，同时还禁止重新启用原党政机关领导车辆使用过的机动车号牌号码、党政军领导车辆备份的机动车号牌和特档的机动车号牌号码等。不过，这两份文件都没能得到局领导的批准，在工作中只能作为车辆管理所的内部规定参照执行。北京市交管局内部有个规定，交管局局长可以审批京A8号牌。副局长可以审批京A号牌，车管所所长可以审批京A带一个字母的号牌。这个渠道游离于正常发牌程序之外。京A号牌资源不公开，受控于内部人的暗箱操作，外人不了解其尺度，哪怕是宋建国的近亲属。2009年，宋建国的妹妹宋建玲给儿子购置新车，宋建国安排秘书带她挑选一个好号码。她办好手续，发短信告诉宋建国具体的号码。宋建国当时就急了，立刻回电话说，“你要是想让我死，你就用这个号”。他妹妹连忙说：“我们不用了，随便上个普通号就可以了。”2011年3月，北京市开始实施摇号制度。京A号牌的发放也不能超越摇号制度。在摇号制度生效前，有的人囤积十几辆二手汽车，然后用旧号牌找宋建国换京A号牌。日，北京长安街南长街路口，时任市交管局局长宋建国在指挥交通。黑克/视觉中国盘古大观的郭文贵除了刘长青，郭文贵也是宋建国的圈内人。郭文贵是山东聊城莘县人，自称1968年出生，长期定居香港。不过郭文贵在国内常用的一张身份证显示，他是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出生于日。郭文贵是河南裕达置业有限公司、北京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等多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日出版的《财新周刊》“权力猎手郭文贵”一文曾详细介绍了他与以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为代表的少数国家强力部门官员结成攫财同盟，在特殊身份保护伞下狐假虎威、相互勾结牟取不当利益的故事。而掌握首都公安交通大权的宋建国，也是郭文贵的座上客之一。一审法院认定，宋建国接受郭文贵的请托，为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办理多副京A机动车号牌，并为盘古大观大厦墙体电子显示屏幕提供帮助。宋建国供述，他确实给郭文贵办过几个京A号牌，并且帮他审批过盘古大观的大屏幕。2014年5月，宋建国被“双规”。8月，郭文贵因与多名落马官员纠葛甚深，也逃亡香港。他自称是长期定居香港，为办案人员提供了书面证言。郭文贵在证言中称，“宋建国经常要求到盘古大观吃饭。有时候带着他的朋友和家人来，经常要求我参加，我绝大多数都没有参加。宋建国来盘古大观吃饭见客人，主要在日餐厅和四合院。我和宋曾在2008年至2011年之间，来往了大约15-20次。”盘古大观紧临“鸟巢”、水立方，整体项目由写字楼、国际公寓、七星酒店和商业龙廊组成，总建筑面积约42万平方米。此外，盘古大观的公寓、酒店的顶部加建了两层坡屋顶复合式四合院，共12组。北京市规划委2010年2月公布的信息显示，这些四合院是未经规划许可而擅自修建的违章建筑，共增加违法建筑面积11297.62平方米，但经事后“运作”，也免于拆除。除此，盘古大观外侧的巨型墙体电子屏幕也属于违规户外广告，从2008年4月开始，北京市朝阳区市政管理委员会（下称朝阳区市管委）就勒令拆除。但是，这个限拆令最终令而不行，夭折于郭文贵的“关系运作”。户外广告屏幕的审批权限在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下称北京市市管委），北京市交管局是评审成员单位之一。按照惯例，在接到市管委转来的征询意见函之后，市交管局要派人到现场去勘察情况，评估对交通安全的影响，最后要回函给市管委。如果交管局不同意，盘古大观的户外广告屏就办不下来。在北京市交管局一次内部会议上，曾有人提出盘古的电子显示屏太大，离主干道太近，会干扰司机的注意力，影响行车安全。特别是在晚上，灯光太亮，很容易发生车辆追尾。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朝阳区市管委三次发函要求朝阳区城管监察大队拆除盘古大观B、C、D三座公寓违规设置的三块广告牌。日，北京市市管委也给朝阳区市管委发函，认为盘古大观的电子显示屏违反了北京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同时违反奥运期间电视和摄像镜头内的所有建筑物都不应出现不符合奥运环境氛围商业性广告的规定。盘古公司不仅未按照规定拆除，反而增设了广告屏。更为蹊跷的是，审批程序在几天之内发生了迅速的扭转，“皮球”被踢至北京市交管局。日，北京市市管委向北京市交管局送达函件，请求对显示屏进行交通安全的评价。次日交管局即复函，“对交通安全没有影响，同意设置”。11月18日当天，北京市市管委向市政府呈报关于盘古大观楼顶电子显示屏的意见，建议纳入户外广告设置规划中予以保留。11月21日，在北京市政府会议室，一位副市长、市管委主任和宋建国等达成一致意见。12月3日，北京市市管委就通知盘古公司办理规划手续。时隔7年，对宋建国的审判揭开了盘古大屏幕的审批内幕。据北京市交管局一位领导的证言，当年的市管委来函没按照正常程序走机要室，而是直接送到交管局的。当时，他问了交管局秩序处的负责人，“原来不是不同意的吗？”对方回答说，“这是老宋同意的，咱们就别顶着了。而且市管委作为主管部门已经同意了。咱们只是走个手续。”接着他去问当时的分管副局长，对方说“不知道，不了解”，但按照程序，复函件应该呈给主管副局长审阅的。最后，这位交管局领导问了宋建国。宋说：“是上面让办的，发了吧。市管委等着要呢。”于是，这个复函只是获得了宋建国的口头同意，没有任何书面批示，就盖上了北京市交管局的公章，直接从值班室传真至北京市市管委。盘古大观外侧的巨型墙体电子屏幕也属于违规户外广告，从2008年4月开始，北京市朝阳区市政管理委员会就勒令拆除。但是，这个限拆令最终令而不行，夭折于郭文贵的“关系运作”。张恺欣/视觉中国关键人物孙士平一审法院认为，除了办理京A车牌号码，2009年至2014年4月，宋建国还介绍刘长青及郭文贵和董栋华到书画代理商孙士平处购买字画。孙士平分给宋建国1530万元，法院认为，这属于受贿所得。孙士平是北京融德画廊的老板，其多家画廊位于北京南新华街和琉璃厂东街，主要经营著名画家黄永玉的作品。孙士平是宋建国案中的关键人物，因为一审法院认定宋受贿2300万元，其中有1530万元源自孙分给宋建国的佣金。黄永玉被称为一代“鬼才”，其作品价格非常高昂。孙士平是黄永玉的代理人之一。孙在宋建国案中作证称，黄永玉画作的市场价在2009年是每平方尺20万元，2011年30万元，2012年50万元。孙士平用三种方式取得黄永玉作品，第一种是黄永玉画好作品，定价售给孙士平；第二种是黄永玉送给他一些画，孙帮忙结算黄个人消费的账单；第三种就是黄永玉赠送给孙。孙士平和宋建国结识于1990年左右。当时任铁匠营派出所副所长的宋建国喜欢画，常去孙的画廊，两人有了来往。2006年，宋担任北京市交管局局长之后，孙找宋办理过九副汽车号牌，他本人办了三个，黄永玉四个，为朋友办了两个。2009年4月，宋建国把孙士平叫到交管局的办公室，询问卖画怎么挣钱，介绍人的佣金怎么提。孙士平说，利润大约是每平方尺5万元，佣金最多是每平方尺2万元。宋建国提出，他介绍人来买画。宋对孙说，新月出租车公司的老板刘长青特有钱，经常去拍卖会买画，可是一直买不着好画。于是，由宋建国牵线，在交管局马路对面的饭馆组织了一个饭局，邀请了刘长青兄弟和孙士平。在饭桌上，宋建国说，“市场假画太多，一买准错”。孙士平给刘氏兄弟看了黄永玉的作品邮册，他们非常高兴，当场看上一幅《孔雀》。宋建国说：“要攒就攒这种画。这种画升值潜力比较大。你们今后要做文化公司有这么一张看家的画就能镇得住了。”第二天，宋建国就约孙士平去办公室谈。他说，“他们肯定买，你便宜点，让他们更高兴，肯定买很多。”孙问便宜多少， 宋说《孔雀》便宜他们100万元。孙说，“那只有减咱们的数了”。宋同意。一周之后，刘长青订了《孔雀》。此后六年，每次黄永玉有新作，刘长青都优先挑选黄的精品。刘长青从2009年开始买黄永玉的画。孙士平证述，黄的画逐年升值，从2009年的20万元一平方尺，到2011年30万元一平方尺，2012年再涨到50万元一平方尺，刘长青“他们越来越精，由数量变质量”。日，刘长青请黄永玉题了“新月斋”，准备把新月斋筹建成黄永玉艺术馆。从2009年到2012年4月，刘长青从孙士平处买100多幅，共计9000多万元的画。宋建国从这部分卖画收入中分得1153万元的佣金，都存放在孙士平账户上。一审法院认为，这些金钱是宋建国接受刘长青请托，审批京A号牌和帮助新月驾校恢复营业而收受贿赂。刘长青作证称，因为宋建国是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他介绍我去孙士平那里买画，我不好意思不买”。有时候，宋会问，“最近你又买画了吗？老爷子要封笔了，要买就赶紧买”。刘长青说，“我多买，宋也会高兴的，有面子，我也多少有点拍宋的马屁的意思。”宋建国认为，虽然他向刘长青、刘长江二人推荐购买黄永玉的作品，没有强迫他们购买。在宋建国被传“出事”退居二线后，刘长青仍然从孙士平的画廊买了600万元的画。刘长江也表示，宋建国的投资建议对刘长青并没有强制性。2011年左右，宋建国给刘长青推荐过驾校和会所，希望他能够买下，“可是刘长青没看上，都拒绝了”。2010年底，宋建国把盘古公司的郭文贵也介绍给了孙士平。他说，帮盘古公司把户外电子屏幕审批下来，郭文贵高兴得不得了。孙士平说，宋建国曾经叮嘱，“郭文贵喜欢大画”，意思就是郭文贵比较有钱，尽量推荐大一点的画给他。后来，郭文贵陆续从孙士平处买了四幅黄永玉的作品，郭对孙士平说，“我特喜欢黄永玉的画，回头我感谢宋哥”。有一次，郭文贵看中一幅48平方尺的松树图。按照黄永玉的卖法，那就要按照50平方尺来算价钱。宋建国私底下对孙士平说，就按48平方尺卖，郭文贵以后还会买。孙士平后来告诉郭文贵，宋局长非要让按照48平方尺来卖。郭文贵当即说：“太好了， 宋局是我的亲哥，向着我。”2011年，郭文贵主动给孙士平打电话，要拿黄永玉的好作品去他办公室看看。孙士平回复说，黄永玉的作品已涨价，是30万元一平方尺。郭文贵看上一幅鹤与荷的画，觉得确实漂亮，对孙说，“就算涨价了，那也要”。孙士平作证称，黄永玉作品的市场价是一定的，无论卖给谁都是统一价格。“如果是宋建国推荐的人，我知道他们都是冲着宋的面子来，所以我很少降价。这样我卖给他们的价格比卖给其他人的价格高一点，但差距也不是很大。”孙士平作证说，他一直保存着应给宋建国的佣金， 宋陆续有花销，就从总账里面减去。有时候他和宋建国见面，就会拿出很小很薄的便签条，上面记载着账目，只有数字，没有汉字，孙士平把它叠着放在钱包或者笔记本里。宋建国曾问他为什么用这么破的一张纸，他说这样别人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根据两人约定，孙士平处卖画分给宋建国的款项总计1534万元，其中来自刘长青1218万元， 郭文贵298万元，以及其他人18万元。截至案发时，孙士平账户上还有宋建国应得佣金700万元左右。这几年，宋建国主要的开销包括借给妹妹120万元买房，给妻子买手表，400万元给儿子合伙开饭店，买黄花梨椅子用了65万元，红酒15万元，即将退休时，其本人买了30万元的奥迪汽车。宋本人和亲属以借款的方式，陆续从孙士平处取走了现金。宋被“双规”后，分别写了家书，希望家人把从孙士平处“借出去”的钱还给组织。2014年4月下旬，宋建国约孙士平去他潘家园的家，说现在正在查他，让孙把卖画的单子藏起来。后来，宋建国还把装金条、手表和字画等贵重物品的两个箱子和一捆画给了孙士平，嘱咐说：“我把我们家的家底都交给你了。如果问密码，你就说忘记了。这两个箱子没有我的任何痕迹。”孙主动说：“如果有人问我，我就说这些东西都是我的。是我拿画跟人家换的。”宋建国被查后，孙士平就把箱子交给了纪委。宋建国从孙士平字画生意中获得的佣金1534万元，成为一审法院认定的主要受贿事实。司法机关认为，宋建国介绍买画的行为属于司法解释《关于办理受贿行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所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牟取利益，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宋建国对此有不一样的理解。日，刚被“双规”的他写下《悔罪书》，称介绍人去买画是“国家公职人员经商牟取钱财，是严重的违规违纪的行为”。对该行为的定性，赵运恒认为，介绍他人买画，获得卖画的利润，属于字画经营业界通行的“佣金”，不应认定为受贿性质。孙士平已经提供了证词证明：“黄永玉会定一个底价，在底价之上才允许我卖，至于我赚多少他不管，实际上我也不能在他给我规定的底价上多赚多少钱，因为市场行情是一定的。”赵运恒辩称，证据表明了刘长青等人完全是出于个人喜好，买到真画并收藏保值增值，并非为了将购画款转移给宋建国。另外，司法机关没有相反证据，来证明孙士平卖给宋建国介绍来的客人的价格比其他客人的价格高。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画作并非普通商品，每幅画作的惟一性决定了其不可能具备普通商品的市场价，但其价格昂贵，成交后的利润巨大”。赵运恒认为，这个说法违背常识，而且与证据相矛盾。“画作都是有它的稳定市场价值的，司法机关完全可以委托评估机构，对画作的价值进行评估。”赵运恒说，“连已经逝去几十年的画家的作品都能评估出价格，为什么却不能评估仍然在世、每年还在继续创作的画家的作品价格？”刘长青、郭文贵等人为何买画，黄永玉的作品是否具有市场价格，孙士平的售价是否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宋建国若想获轻判，需要二审法院北京高院对此关键点做出不一样的认定。故交新知在宋建国的行贿人名单上，还有若干个他的老朋友。其中一个叫翟玉堂，宋与其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并称他为“老翟”。翟玉堂曾是北京市郊区的村支书，后来经营建筑公司。翟玉堂帮宋建国完成了棘手的拆迁任务，宋也帮他处理与竞争对手的争端，审批了京A号牌和缓缴税收罚款等。两人深交数十年。大约2008年，翟玉堂在京郊开发小产权房，欲送两套底层商铺给宋建国。他找宋聊天：“你现在都50岁了，早晚也要退下来。你这点工资怎么够养老，不如在我这里弄两套底商，以后租出去，也算是一份收入。”宋建国供述，翟说过几次后，他就动心了。但是一直拖着没办手续，想着退休之后再办比较安全。2012年，宋认为自己快要退休了，就让他的儿子宋喆找了一个朋友去办底商的落户手续。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并且开具总金额180万元的虚假收据。翟作证称，送两套底商，就是为了回报宋这些年对我的照顾，开收据是为了掩盖送他底商的事实。宋建国也承认，“以前帮过他，他现在条件好了，愿意帮助我”。这两套底层商铺成为宋建国受贿罪状之一。另外，烟草商人谭峰也是宋建国的老朋友。宋建国帮谭的家人和朋友办理北京市的小城镇户口和京A号牌。某日，谭在宋的办公室聊天，把手上所带的一只旧手表送给了宋。谭峰作证称：“我觉得宋建国帮我家办了三个户口，又帮我办了几个京号牌。宋建国没有向我提过什么要求。他对我有恩，我也没有什么能报答他的。所以当他向我要手表时，我就同意了，以此来报答。”宋建国的陈述是，那是谭主动放在办公桌上的，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拿回家了。一审法院认定，谭峰送的旧名牌手表属于宋建国受贿财物。另外，宋建国爱字画，还结交艺术圈里的人。中国油画协会副主席董栋华是其中一个，两人在2009年认识于画家朋友的聚会上。后来，宋建国为董办过三个京A号牌。在2011年3月，北京开始摇号之前，宋建国还建议董购买了14辆二手车，把其中的八辆换成了京A的号牌。董栋华在证言中称：“宋建国对我有恩。而我没有什么回报。所以，他带我去孙士平的画廊，我多少也要买点东西。”2011年，董花了120万元买了一幅黄永玉画的马。董作证称：“孙总说画廊应该加10%，你是宋建国的朋友，就不加了。我当时觉得还行。”然而，一审法院认为，董是通过买画向宋建国转移行贿款。这笔交易也被累积为宋建国受贿的事实。2014年10月，宋建国写了《认错书》：“有求于我的多了，各种利益诱惑也多了，从开始不敢收、不能收到敢收、能收。讲哥们义气，乱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