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事实证明，毛泽东具有英明的历史眼光！
事实证明，毛泽东具有英明的历史眼光！
历史上六次反对毛主席均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正视历史，多少沉重代价才能证明毛主席的路线正确？且看历史上一次次反毛行动带给党和部队、群众沉痛血淋淋的教训：
&&&&&&&&&&&&&&&&
&&&&第一次反毛行动：地点，井冈
山。反毛执行者：湖南特委周鲁！
&&&&反毛措施：以中央的名义，开除毛泽东的党籍；罢免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降职为师长；不听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悍然把井冈
山的红军主力全部拉出去支援湘南暴动！
&&&&反毛后果：由于红军主力倾巢外出，致使井冈
山防御空虚，被国军乘势攻占，占据长达一个月，在这一个月内，周围乡村县镇支持红军的百姓每天都被血淋淋的屠刀屠杀，国军叫嚣“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
人要换种”，各村党组织遭破坏，大批农委会成员被屠杀，赤卫队及其家属杀得血流遍地，据史料记载，死亡百姓近两万；而支援湘南暴动的主力还没到，暴动便遭
失败，朱德率败军撤退，被毛泽东率军迎接上井冈 山，重夺根据地。
&&&&&令人无语的是，周鲁宣布的中央命令，开除毛泽东党籍，后被证实为：中央只是撤消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近两万根据地群众的人头，为这一次反毛行动划下句号！
&&&&第二次反毛行动：地点，井冈
山。反毛执行者：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
&&&&反毛措施：1、不顾现实不可能实现，挟省委指示信逼毛泽东向湘南攻打大城市，并说
这是“绝对正确”，必须“毫不犹豫”执行；2、乘毛泽东在永新指挥反会剿，鼓动28团、29团“打回老家去，回家割稻子”，“穷山沟没前途，唯有打大城市
才是符合中央决议”；3、撤消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位，推选陈毅担任。
&&&&反毛后果：29团官兵全军覆灭，28团折损绝大多数，仅萧克一个连一百多人突围撤走。而反会剿的毛泽东久等28、29团援兵不至，寡不敌众，被迫转移后撤。井冈
山根据地重新落入国军控制，又一场疯狂的血洗群众的大屠杀开始了，据史料记载，这次“八月失败”，因根据地扩大，导致死的群众更多，三万多群众死于敌人的刀下！29团干部战士死光，28团几乎死光，三万多群众死于屠杀，这就是第二次反毛造成的惨烈后果！
&&&&第三次反毛行动：地点，赣南。反毛执行人：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刘安恭。
&&&&反毛措施：刘安恭认为“政治和军事必须分开，毛泽东这个前委书记只能管地方事务，不要插手军队问题”。在红军中大肆宣称“毛泽东是反中央派，而他是拥护中央派”，号召广大指战员跟他走。在七大通过选举罢免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位，全面夺取毛泽东的权力。
&&&&反毛后果：朱刘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仗，刘安恭牺牲，史料记载部队损失惨重（数千人战士惨死）。议论四起，军心涣散，几近散架。
&&&&反毛措施：全面夺权，让毛泽东彻底离开权力中心，第一次提出“毛派”口号，几乎打倒斗死全部毛派！
&&&&反毛后果：中央苏区彻底沦陷，三十多万红军死亡惨重，仅剩三万余人，中央被迫长
征。根据地群众迎来了惨烈的大屠杀，据史料记载，共计600多万根据地群众被杀戮一空，千坟岗，万人坑到处都是，被灭族，灭门者不计其数！30万红军尸横
遍野，600多万根据地群众血流千里，这就是以中央领导集体反毛的恐怖后果！
&&&&第五次反毛行动：地点，川陕边界。反毛执行人：张国焘。
&&&&反毛措施：1、看毛泽东中央地位高，便声称追究丢失中央苏区的责任，却不料让真正的责任人老三人团恼羞成怒，一致团结在毛泽东周围，对抗张国焘；2、倚仗麾下势力，伸手要权；3、过草地时分裂红军，自立中央，宣布以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非法！
&&&&反毛后果：据史料记载，八万多红四方面军在分裂过程中折损一半，后又在西征中近乎全军覆灭！
&&&&第六次反毛行动：反毛执行人，王明。
&&&&反毛措施：分裂中央，在武汉另搞一套，跟延安的中央严重对立！而延安的中央，实际上是团结在毛泽东周围的正确路线，王明针对的还是毛泽东。
&&&&反毛后果：据史料记载，新四军九千多人惨遭国民党军队八万多人包围，全军覆灭！而新四军实际掌控者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项英是服从博古命令的，应负这次悲剧的主要责任！
&&&&上述六次反毛行动，是最最典型的反毛行动，每一次都不听毛泽东的话，夺去毛泽东的权，取而代之，结果就是撞得头破血流，战士群众死伤惨重。
&&&&毛泽东为何能最终得到全党有识之士的一致信任，一致推崇，就是因为每一次巨大的危
机，都是毛泽东力挽狂澜，把革命的事业从濒临失败的边缘挽救回来，他实事求是的风格，智慧超群的兵法，是在几百万死亡军民的血淋淋教训中，一次次震撼着每
一个有良知的共产党员，让他们认识到：跟着毛泽东，就能打胜仗，反对毛泽东，就得打败仗，就得付出血的代价！
&&&&事实证明，毛泽东具有英明的历史眼光！
&&&&叶剑英元帅说：毛、刘、周、朱、陈、林、邓中的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位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里佩服一个人不容易。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解难有术，能把我们这些人聚拢起来，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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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届IMO第六题的常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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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届​I​M​O​第​六​题​是​一​道​形​式​简​洁​、​内​涵​丰​富​、​难​度​大​的​平​面​几​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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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学校的问题在哪里？[美]米尔顿·弗里德曼
罗斯·弗里德曼《自由选择:个人声明》
学校的问题在哪里？
教育一直是美国梦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清教徒的新英格兰，学校很快建立了起来。起初作为教会的附庸，而后为世俗的官方所接管。伊利运河通航之后，农民们离开了新英格兰的山区，来到富饶的中西部平原。他们在所到之处，建立起一所所学校。不仅建立了中、小学，还建立了大学和神学院。许多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从大西洋彼岸来的移民，都渴望接受教育。大多数人在他们定居的主要都市和大城市内，都不轻易放过任何受教育的机会。
①伦纳德·比利特：《用自由市场方法改革教育》，第P－6141号兰德公司文件（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兰德公司，1978年），第27一28页。
②《良好社会》中的话，转引自沃利斯的《被过分管制的社会》，第VIII页。
在培养孩子方面，这种病症的表现是：作父母的无法干预孩子受什么样的教育，他们既不能直接出学费为孩子挑选学校，也不能间接地通过开展地方政治活动来改变教育制度。学校的控制权已经落到了职业教育家手中。尤其在大城市里，学校权力的日益集中和官僚主义的增加，更加重了这种病症。
①当然，州与州之间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是，总的来讲，白人家庭的孩子，不论其家庭经济条件如何，都受到了教育。
E.G.韦斯特的《美国公立学校立法的政治经济学》一文，载《法律和经济学杂志》，第10卷（19O年10月），第101－128页，引语摘自第106页。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人们发动了一场运动，要用所谓免费学校来代替形形色色的私立学校。也就是家长和其他人不直接交学费，而是用纳税的方式间接向学校交学费。E.G.韦斯特广泛研究过政府在教育方面的作用的发展情况，他认为，这场运动并不是由对教育现状感到不满的家长们发起的，而“主要是由教员和政府雇员们”
①发起的。免费学校运动最著名的参加者是霍勒斯
②霍勒斯”③尽管这些论点都是在增进公众利益的名义下提出的，但教育和行政管理人员对公立学校运动的支持，大部分出于自私自利的狭隘动机。他们期望，由于是由政府而不是由学生的家长直接交学费，他们将得到更牢靠的职业、更有保障的薪金收入以及对教育更大的控制权。
①见第155页注①，第108页。
②注意这里有个词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公共的”和“政府的”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如“公用事业”、“公共图书馆”等等，意思并不一样。在学校教育方面，哈佛大学难道在哪方面不如马萨诸塞大学那样“公共”吗？
③同上，第<font color="#0页。
　　“尽管困难巨大，障碍重重，……但霍勒斯·曼所提倡的这种教育制度的主要轮廓在十九世纪中叶却被勾画了出来。”
②十分有趣的是，这一趋势最初在1808年兴起于普鲁士，并几乎同时出现于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而英国是在美国之后才出现这一趋势的。③英国同美国一样，几乎在政府接管之前，教育就已经普及。韦斯特教授颇有根据地认为，在英国由政府接管教育正如在美国的情形一样，它并不是由于家长的压力所造成，而是由于教师、行政人员和好心的知识分子的压力所造成。他的结论是，政府的接管降低了教育质量，减少了教育的多样性。④
①R.弗里曼.巴茨：《大英百科全书》，第7卷（1970年），第992页。
②W.O.L.史密斯：《大英百科全书》，第7卷（1970年），第988页。
③同上，第988一989页。
④E.G.韦斯特：《教育和国家》（伦敦：经济事务协会，1965年）。
　　教育同社会保险一样，也是证明极权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有相似之处的一个例子。贵族专权的普鲁土和法兰西帝国都是国家管理教育的先驱。美国、英国和稍后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们，则是国家控制教育的主要支持者。
①甘蒙：《健康与安全》，第27页。
②我们要感谢赫勃特.洛布森兹和辛西亚·萨沃，他们整理出了《市场数据汇集》，我们从该《汇集》的《教育数据库》中得到了所需要的数据。
　　学校教育的问题并不仅仅同规模的大小有关，也就是说。学校区的扩大或每个学校学生人数的增加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因为事实证明，在工业中，规模庞大往往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改进质量。可以说，美国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大规模生产和经济学家的所谓“经济效果按规模递增”的原理。那么，为什么规模的大小对教育的影响不同呢？
①确实，许多这种公立学校可以说实际上是赋税漏洞。如果上私立学校，学费是不能减免联邦所得税的。公立学校是用地方税收资助的，因而不必纳税。
　　情况最糟的是大城市的城区，如纽约、芝加哥、洛杉机和波士顿等市的城区。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只有付出极大的努力，才交得起双重学费，因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只能让孩子上教会学校。他们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他们把家搬到有好学校的地方。他们的唯一办法是力图影响主管公立学校的政治当局。然而，这样做通常是徒劳的，或者是困难很大的，而且他们根本无力做这种事。市内居民在孩子的上学教育方面恐怕要比所有其他方面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唯一的例外也许是防止犯罪，这是政府提供的另一项“服务”。
①米尔顿·弗里德曼最初是在《经济学和公共利益》一文中提出该计划的，见罗伯特.A.索洛编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新泽西州新布伦端克：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55年）。这篇文章改写后为《资本主义与自由》的第六章。
　　凭单计划所体现的原则正好同退伍军人领取教育津贴的原则一样。退伍军人可以得到一张只能用于教育的凭单。他可以拿这份钱随便挑选学校，只要这所学校符合政府所规定的某些标准。
①我们现在仍然相信这一理由。但是二十五年来关于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教育情况的研究报告表明，为获得最低程度的文化知识，大可不必采用强迫入学法。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类报告表明，在入学法实行之前，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几乎已经普及。在英国，实行强迫入学法和政府资助教育之前，中小学教育也已经几乎普及。强迫入学法同大多数法令一样，有利也有弊。我们不再相信利多于弊了。&
①见第164页注①，第86页。
　　我们意识到，这些关于政府资助教育和强迫入学法的观点对大部分读者来说也许是过于偏激了。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我们只是提出这种观点，而不要求读者给予全面支持的原因。我们主张实行凭单计划，这是摆脱目前做法的最稳妥的方法。
①参看克里斯托弗·詹克斯及其合作者：《教育凭单：关于向家长提供初等教育补助费的报告》（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公共政策研究中心，1970年12月）；约翰.E.孔斯和斯蒂芬·D．修格曼：《教育选择：节制生育的理由》（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
孔斯和修格曼写道：
②这是一种我们衷心赞同的情绪。但我们认为，从凭单计划中受益最大的是非常贫穷的人。一个人怎么能够避免“政府资助”所谓“经济分离”，就闭眼不看它“使穷人的教育得到了多大的改善”，而自以为是地为反对凭单计划的意见辩护呢，即使能够确实证明这种计划带来了某种程度的“经济分离”，也不能这样做，更何况这根本就不是事实呢。相反，通过大量的研究使我们相信，它将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另外，我们要指出的是：“经济分离”这个词的意思非常含糊不清，难以明白它所表达的确切含义。
①孔斯和修格曼：《教育选择》，第191页。
②同上，第<font color="#0页。
　　平等主义对人们的影响是非常强烈的，以至赞成有限的凭单计划的人甚至不同意试一试无限制的凭单计划。但是，据我们所知，除了有人毫无事实根据地宣称无限制的凭单制度将导致“经济分离”外，再没有人提出过任何别的理由。
②自1968年起，先是联邦经济机会办公室，而后是联邦教育委员会，相继鼓励和资助了对凭单计划的研究工作，并且表示愿意为这方面的试验提供资金。1978年，密执安州为通过一项有关凭单计划的修正案进行了投票。1979年，加利福尼亚州展开了一场运动，要求在1980年对凭单计划进行投票表决。最近，又成立了一个非赢利性的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凭单计划。③在联邦一级，有人提出法案，打算对交付给私立学校的学费实行某种程度的免税，这些法案几次险些被通过。尽管它们本身并非凭单计划，但它们却是这种计划的部分翻版，这是由于免税额是有限度的，也由于这种方法很难把无力或有很少力量纳税的人都包括进去。
①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23一324页。
②例如“争取教育自由公民会”，“全国争取个人教育权利协会”。
③“教育凭单研究会”1979年5月正式成立于密执安州。
　　教育界官僚们的自私自利，表现在他们是反对在学校教育中推行市场竞争的主要障碍。正如埃德温·Ｏ·韦斯特教授所说，这个在美国和英国公共教育事业的建立中起过关键性作用的特殊利益集团，坚决反对研究、考察或试验凭单计划的所有尝试。
①肯尼思.B.克拉克：《可供选择的公立学校制度》，见《哈佛教育评论》的《平等教育机会》特辑，第明卷第1期（1968年冬季），第100－113页，引自第110－111页。
②丹尼尔·韦勒：《公立学校凭单的示范：阿拉姆·洛克试验的第一年》，第1495号兰德公司报告（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兰德公司，1974年）。
　　正如负责这项试验的唐·艾尔斯所说：“所发生的意义最为重大的事情是：教师第一次有了一些权力。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安排适合学生需要的课程。州和地方学校委员会对麦卡科兰学校的课程安排不予干涉。家长越来越多地参与学校的事情，更经常地参加学校的会议。另外，如果他们看中了另一所学校，他们有权让孩子转学。”
①莱文先生显然是搞错了。广义上的市场，一直维持着私人机构的社会活动。正因为这些活动对整个社会有益，而不是只为捐赠人的眼前私利服务，才使得它们对捐赠人具有吸引力。假设某某太太想为其丈夫某某先生增添荣誉，那么，她或别人是否会认为只委让某一大型工业企业（这可能是这位先生的真正纪念物和对社会福利事业的真正贡献）用这位先生的名字命名一座新建的工厂就行了呢？他们显然不会这样认为。另一方面，如果这位太太出资帮助。一所大学修建一座以其丈夫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或建筑物，或资助以其丈夫的名字命名的教授职位或奖学金，那就会真正被认为是对其丈夫的赞颂。它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确实提供了一项社会服务。&
①亨利.M.莱文：《高等教育凭单计划种种》，第72－7号不定期文件，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1972年
7月，第 16页。
　　学生们以两种方式参加制造教学、纪念物和研究工作的合资企业。他们既是顾客，又是雇工。他们靠促进纪念物和研究成果的出售，为教学基金作出贡献，从而获得他们的一部分教育。这是说明自愿合作的途径和潜力是多么复杂而又难以捉摸的另一个例子。
①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谁付钱？谁受益7谁应该出钱？》（麦格劳-希尔公司，1973年6月）第2－3页。
卡内基委员会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至少对可能产生的①读者应注意，他们列举的好处和“消极后果”，经过多么仔细的选择，带有多么深的偏见。在印度那样的国家，大批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成了社会和政治极度不稳定的根源。而在美国，“公众的不悦”几乎算不上是“校园混乱”所带来的唯一的或主要的消极后果。更为重要的后果是对大学的管理、对“民主社会的政治效能”，以及对“通过……更好的了解和相互谅解所取得的社会效能”产生的有害影响，而这些都是该委员会毫无保留地列举出来的高等教育给社会带来的好处。
该报告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它认识到，“即使没有政府补贴，高等教育给社会带来的某些好处也会作为私立教育的副作用而出现。”②然而，这也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尽管该委员会进行了大量的很费钱的专门研究，但是，它并没有采取任何认真的态度去鉴别各种所谓的社会效果，没有从量的方面粗略地估计它们的重要意义，也没有粗略地估计一下。如果政府不提供补贴会产生多少社会效果。结果，它提不出任何证据，来说明总的社会效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更不必说能够充分证明花在高等教育上的数十亿美元的税款是否取得了任何真正的积极效果。
184页注②，第
②同上，第4页。
　　该委员会满足于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没有任何精确的——甚或不精确的——方法能够估计出个人和社会从个人和政府开支中得到了多少好处。”然而，这并不妨碍它坚决地、毫不含糊地建议增加早已是非常庞大了的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补贴。
①用卡内基基金会的话来说，
①见第185页注①，第15页。
②卡内基促进教学质量基金会：《不只是生存；不稳定时期的高等教育展望》（旧金山：乔西·巴斯出版社，1975年），第7页。
这一目标是可嘉的，事实的叙述也是正确的。但是，它们之间缺少一个中间环节。政府的补贴是促进了还是阻挠了目标的实现？高等教育是否由于有了政府补贴才成为“通向更广泛的机会均等的主要途径”，还是没有这种补贴也能促进机会均等呢？
①卡内基委员会：《高等教育》，第176页。书中的数字不是根据卡内基委员会制作的表格计算的，而是根据该委员会引用的资料来源：美国1971年国情普查报告P－20，第241号，第40页，表140我们在计算肘发现卡内基报告中的数字有些小错误。
　　我们给出的数字多少会使人产生误解，因为与配偶住在一起的已婚学生是按他们自己和他们的配偶的家庭的收入归类，而不是按他们父母的收入归类。如果除开已婚学生，数字会更大：收入低于五千美元的家庭的孩子有22%上私立学校，收入在五千至一万美元之间的家庭为17%，收人高于一万美元的家庭为25%。
②根据美国国情普查局的数字，在<font color="#71年在校的十八至三十四岁之间的公立院校学生当中，来自收入低于五千美元的家庭的学生不到14%，虽然在这一年龄组，22%以上的人来自这些低收入家庭。57%的公立院校学生来自收入高于一万美元家庭，虽然在这一年龄组，来自这些高收入家庭的人只占40%。
　　以上数字也是有偏差的，因为它们计入了同配偶生在一起的已婚学生。在公立院校学生中，只有9%来自收入低于五千美元的家庭，虽然在十八至二十四岁的人口中，有18%来自这些低收入家庭。将近65%的未婚学生来自收入高于一万美元的家庭，虽然在十八至二十四岁的人口中，只有50%多一点的人属于这些家庭。
　　顺便提一下，关于本注释和前一个注释，有一点值得指出，就是卡内基委员会在总结报告中列举数字时，甚至没有说明它把已婚的和未婚的学生无区别地混在了一起，而这样做显然使结果偏低，未能充分说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实际上是使收入从低收入阶层转向高收入阶层。
　　一些出身贫穷的青年确实从政府补贴中得到了好处。一般说来，他们是穷人中生活境况较好的人。他们具有的天赋才能和技能使他们能从高等教育中受益，这种技能甚至能使他们用不着上大学就能挣到较高的工资。不论怎样，他们注定要成为穷人中境况好的人。
①道格拉斯.M.温德姆曾两次估算了四个收入等级在年从公共高等教育中得到的好处和由此遭受的损失。按他的估算，收入转移的程度较小，其估算结果如下：　　
———————————————————————————————
　　年收入&&&&&&&
总收益&&&&&&&&
总代价&&&&&
净失（－）净得（＋）
（美元）&&&&&&
（美元）&&&&&&&
（美元）&&&&&&&&&
<font color="#－3,000&&&&&&&&
10,419,600 &&&&&&14,259,360&&&&&&&
-3，839,760
<font color="#,000－5,000&&&&&
20,296320&&&&&&&
28,979,110&&&&&&&
-8,682,790
<font color="#,000-10,000&&&&
70,395,980&&&&&&&
82,518,780&&&&&&
-12,122, 800
<font color="#,000以上　　　
64,278,490　　&& 39,603,440&&&&&&
＋24,675,050
　　道格拉斯·M．温德姆：《教育、平等和收人再分配》（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教：希思·列克星教公司，1920年），第43页。
②W.李.汉森和勃尔登.A.魏斯布罗德：《得益、代价和公共高等教育经费》（芝加哥：马尔科姆出版公司，1969年），第76页，表中第五行的数字是我们计算的。注意：第三行有关赋税的数字，与佛罗里达州的数字不一样，包括所有赋税，而不只是用于资助高等教育的赋税。
　　事实是不容置疑的。甚至卡内基委员会也承认，高等教育经费的再分配产生了违反政府意愿的结果，不过，人们必须非常仔细地阅读卡内基委员会的各份报告，才能在下面这样的话语中发现他们的这种态度：“一般说来，这一‘中等阶层’……得到的公共补贴是相当可观的。通过补贴的合理的再分配，我们可以达到更大的公平。”①该委员会提出的主要对策还是老一套：进一步增加政府在高等教育上的开支。
就我们所知，似乎没有比政府资助高等教育更为不平等的政府计划了，也没有哪一项计划能更清楚地说明“董事规则”。我们这些中等收入和高等收入阶层的人们，诱骗穷人大规模地补贴我们，然而，我们不仅丝毫不感到耻辱，反而大吹大擂我们的大公无私精神。
——————————————————————————————————
　　&&&&&&&&&&&&
没有孩子在
　　&&&&&&&&&&&&
加利福尼亚　　&&&&&&&&&&&&&&&&&&&
有孩子在加利福尼亚州受公共
　　&&&&&&&&&&&&
州受公共高&&&&&&&&&&&&&&&&&&&&&&&&&&&&&&
高等教育的家庭
　　&&&&&&&&&&&&
等教育的家庭
——————————————————————————————————
　所有家庭　　&&&&
&　　 全部　　初级大学　 州立学院
平均家庭收入　　　　　　　1
平均每年高等教育补助　　-　　0　 &880　
720　 1,400 &1,700
平均州和地赋税总额　　 &620　
650　 740　 680　 770　　910
净转移（第2行-第3行） — －650　＋140 ＋40　＋630　＋790
净转移占平均收入的百分比 -8.2％ +1.5％ +0.5％
+6.3％ +6.6％
①卡内基委员会：《高等教育》，第7页。
高等教育：解决办法
　　每个男女青年，无论其父母收入、社会地位、居住地区或种族怎样不同，只要愿意现在交付学费或愿意毕业后用挣得的较高工资来补交学费，都应得到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为确保所有的人都有上学的机会，有充足的理由提供足够的贷款，有充足的理由传播有关这种贷款的消息。并敦促经济情况较差的人们去利用这一机会。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让那些没有享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为享受高等教育的人掏腰包。如果是政府经管高等教育机构，它收取的学费应该相当于向学生提供的教育和其他服务的全部费用。
①最初发表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重印时稍作修改。引文摘自该书第<font color="#5页。
最近（1967年），一个专门研究小组建议实施一项与我们的计划相类似的计划，其名称很吸引人，叫做③该计划遭到了
①的一个极好例证。
　　1970年，卡内基委员会提出了资助高等教育的十三条建议，其中第十三条提议建立一所
③研究小组提交给美国教育委员会主席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会长关于教育改革的报告《教育机会银行》（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67年8月）。支持该报告观点的材料有K．谢尔、F．M．费希尔、D．K．弗利、A.F.弗里德兰德（与J．贝尔、S.费希尔、K．莫森逊协作）的《教育机会银行：关于高等教育应急偿还贷款计划的经济分析》一文，载《国民税务杂志》，1958年3月，第2－45页；还有扎卡赖亚斯研究小组未发表的文件。
①该协会的声明见全国州立大学和州立农学院协会的《会议录，－15日》，第67-68页。斯密的引语见《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8页，斯密指的是寻求政府保护免受外国货竞争的商人。
②卡内基委员会：《高等教育》，第121页。
　　最近，包括耶鲁大学在内的一些大学，研究或采纳了一些由它们自己管理的、偿还条件暂且不定的计划。由此可见，这种计划还是有活力的。
①引自《资本主义与自由》，第99—100页。
　　自从我们最先提出这一建议以来，一些州相继有限度地实施了这方面的计划，颁发了可以在私立院校使用的奖学金，尽管只限于本州内的私立大学。另一方面，虽然纽约州立大学的董事会也根据同样精神制定了一项非常出色的奖学金计划，但这个计划却被该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的一项宏伟计划代替了。洛克菲勒计划是要按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样式办纽约州立大学。
　　高等教育方面的另一重要事态发展是联邦政府在资助高等教育方面的作用大大增大了，尤其是对公立和私立大学的管理更多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干预是联邦政府活动大规模扩张的一部分。而联邦政府活动是在争取更大的民权的名义下采取的所谓“积极行动”。这种干预引起了高等院校教职员工的极大关注，他们坚决反对联邦政府官员过多地干预教育。
　　这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遗憾的是高等教育的前途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威胁。学术界曾极力鼓吹对其他部门进行干预，只有干预到他们头上时，他们才感觉到干预带来的种种弊病：耗资巨大，学校的基本教学任务受到干扰，以及适得其反的效果等。此时，他们成了当初信仰的牺牲者，成了继续从私利出发仰给于联邦政府的牺牲者。
　　按通常的习惯，我们把“受教育”和“上学”当作同义词来使用。但是，区别这两个词的意思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事物的本质。如果较为细心地使用这两个词的话，就会发现：“受教育”并不一定都得“上学”，“上学”也并不都“受到了教育”。许多学历很高的人并没有受到教育，而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并没有上过学。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我国的创建者当中是一位真正受过教育的、博学多才的人，然而，他只上过三、四年正规学校。这种例子举不胜举。毫无疑问，每个读者都认识一些学历很高，但他认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认识一些没有上过学，但他认为很有学问的人。
　　我们认为，政府在资助和管理学校方面作用的不断加大，不仅导致了纳税人金钱的巨大浪费，而且导致了比自愿合作继续起较大作用所能产生的教育制度远为落后的制度。
　　在我们的社会中，几乎再没有比学校更令人不满意的机构了，几乎没有比它更能引起不满情绪，更能破坏我们的自由了。教育机构极力捍卫其现有的权力和特权。它得到了许多具有集体主义观点、热心公共事业的人们的支持。但它也受到了攻击。学生考试成绩普遍下降；城市学校中犯罪行为、暴力行动和秩序混乱等问题越来越严重，绝大多数白人和黑人起来反对用校车接送学生上学；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严密控制下，许多大专院校的教师和管理人员感到惶惶不安，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教育事业中权力日益集中、官僚主义日益严重和社会化日益增强等趋势的严厉批判。
　　在这一章里，我们曾试图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采用凭单制度，该制度将给予不同收入的家长以选择子女所上学校的自由；在高等教育中采用贷款资助制度，偿还条件根据学生毕业后的收入情况来确定，该制度不仅将使教育机会均等，而且将消除目前征穷人的税来资助富人家子弟上学的不合理现象；或者，在高等教育中也采用凭单计划，该计划将提高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同时促使补贴高等教育的税款的分配更加公平。
　　这些计划是富有想象力的，然而，并非是行不通的。阻碍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和偏见，计划的实施和管理根本不成问题。在我国和其他国家，早已有人小规模地实施过类似的计划。公众是采取支持态度的。
　　这些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只要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或在目标不变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方法，我们就能够巩固我们自由的基础，并使教育机会的均等具有更为实在的意义。冥王E书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