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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装浏览器，或使用别的浏览器一、中国当代小说的动物叙事的诸种类型
　　说到文学中的动物叙事，人们一般更容易想到像《伊索寓言》中那样对动物进行完全的拟人化的书写，或者像大灰狼那样的童话书写。这种动物叙事无疑是对动物形象的胡涂乱抹，别说动物在叙事中无法取得主体地位，即使是客体地位也没有，所有动物只不过是人的另一种镜像而已。而我们在此关注的中国当代小说的动物叙事，与此无干，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还是生态中心主义的动物叙事，都有一个前提，即把动物当作动物来写，而不是当作人的镜像来写。
　　放眼中国当代小说的动物叙事，林林总总的动物形象奔聚眼前，旨趣或平易或深远的叙事让人目不暇接。从叙事所及的对动物的价值判断以及人与动物的关系等方面来看，中国当代小说的动物叙事种类繁多，以下扼要概括，挂一漏万处亦在所难免。
　　1、野生动物作为负面形象的动物叙事；
　　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立场无疑是人类文明的顽固内核，人总是根据自身的利益来把一部分动物妖魔化，大展其负面形象。例如那些曾对人身产生威胁的虎狼等大型食肉动物就总是被妖魔化，例如民间传说中的大灰狼故事，还有《圣经》也曾把蛇视为魔鬼形象。在中国当代小说中，革命意识形态曾风行，其顽固的人类中心主义就把所有动物仅只按照其是否利于人来评判，李古北的短篇小说《奇迹》中就叙述了大跃进年代里消灭麻雀的故事。麻雀仅因为要偶尔吃点人种的粮食就被宣布为“四害”之一，逻辑甚为滑稽。张一弓的短篇小说《孤猎》(1987年)也把狼群视为完全黑暗的力量，那个曾赤手空拳斗杀几百只豹子、豺狼的猎人最后面对报复的狼群无可奈何，以身饲狼，作者只一味地赞美猎人的高风亮节和勇敢无畏，却把狼的形象涂抹得乌黑一片，殊不知狼也是大自然中的生命，也要生存于天地之间，它的生命价值至少不低于人。李传锋的《红豺》也是根据人类的利益把野猪视为负面形象。在他笔下，红豺是山野的精灵，而对野猪的叙述明显具有物种歧视色彩，“野猪是凶猛的山中霸王，它们像村子里四处游逛的野狗，到处乱闯，破坏着人们的幸福与安宁。因为有着犁地的长嘴和匕首般尖牙，它们常常恃强凌弱，像车匪路霸地痞流氓，搞得人心惶惶，它们还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爱，群婚乱交，不守公德，弄得清新空气污秽不堪，最可恨的是它们欺负农民，一个晚上就把山坡上已经成熟的玉米糟蹋得精光，山民早晨起来叫天骂地，恨得牙痛手痒。”[1]从山民的实际利益出发痛恨野猪是一回事，但是一个作家能否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写出野生动物的多彩生命是另一回事。应该说，自从人慢慢获得对野生动物的绝对驾驭能力之后，人就渐渐不再把野生动物视为纯粹的负面形象了，而作家们如此书写也就显露了自身的局限。
　　2、视动物仅有工具价值的动物叙事；
　　当作家们根据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把一些野生动物仅视为负面形象时，另外一些作家也会仅关注一些动物对于人类而言的工具价值。梁斌《红旗谱》“脯红鸟事件”中那只稀罕的脯红鸟在运涛、大贵等人和冯兰池的争夺中就仅具有工具价值。吴强《林海雪原》中，杨子荣上山见座山雕，专门要射杀一只东北虎为见面礼。在梁斌和吴强的叙述中，野生动物不具有内在价值，阶级斗争的胜败就是真理的最终实现或沦丧。叶蔚林《黑谷白狐》中白狐的价值也仅在于给人提供一张毫发无损的皮毛。至于阿成的《小菜驴》中的小毛驴就更为悲惨，其价值仅在于被活剐，给阿成提供一顿生鲜驴肉而已。也许，人对动物的食肉寝皮是大自然的有意安排，本无所谓罪恶，但是当人毫不顾忌其他生命的痛苦，肆意妄为，就像《小菜驴》中展示的那样，仅为了一顿生鲜驴肉，就要活剐小驴子，那无疑就是人心的残忍和罪恶了。
　　夏季风的短篇小说《该死的鲸鱼》同样展示了人对待自然生命的功利态度。小说叙述了一条巨大的蓝鲸搁浅在海边小村子终至死亡的故事。小村子位于海边的一个小岛上，是靠打鱼为生的贫穷小村，有千余人口。一天，村人忽然有人发现一条巨大的蓝鲸搁浅在村边的海滩上。刚开始，村人们都很震惊，震惊平歇后，村人们又图谋着怎么杀死鲸鱼，瓜分鱼肉，村长阮云龙还让村会计算出每家人该分多少鲸鱼肉。但是看守灯塔的陆老头却对鲸鱼心存敬畏，说它是海公，不能杀死。于是众人又报告了渔政部门，渔政部门派了两个人来巡察了一番，就打道回府，临走时告诉村人鲸鱼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要想尽办法挽救。至于如何挽救，能否挽救，却只字未提。村人无奈之下，只好给相关的新闻部门打电话。经过记者的报道，第二天就又许多观光客来到小岛上。但这些观光客只是来看看新奇，并不关心鲸鱼的死活。“有些莫名兴奋的家伙开始爬到鲸鱼的背上，展开双臂，洋洋得意地在上面走来走去，有的还用手指去戳破水泡，去撕它的皮肤。那些给阳光晒得快要脱落的皮肤，只要轻轻一撕，就会露出里面粉红色的肌肉。就这样他们还不罢休，他们还把手指头戳到柔嫩的肉里搅来搅去。”[2]鲸鱼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大量的观光客却让小村人卖东西赚了一些钱。当晚，在几十艘船的拖动下，借助潮水，鲸鱼终于被送回大海。但是三天后，鲸鱼又被渔船拖回，此时的鲸鱼却死了。小村人原想制作鲸鱼标本，以吸引游客，但因成本太高，无法实行，便用砖头水泥给鲸鱼做了巨大的坟墓，埋葬鲸鱼。但是没过几天，腐烂的鲸鱼就膨胀，挤破了水泥墓，臭气熏天，甚至把村子里的鸡鸭猪都熏死了，最后小村人无奈之下就只好戴上朝消防部门借来的防毒面具，把家搬离小岛。黑色幽默的结局昭示：人终究是不关心别的自然生命的生死，只想着借之渔利，但是自然生命的溃败也会殃及池鱼，使人无家可归。
　　这种视动物仅有工具价值的动物叙事不尊重动物生命的内在价值，也无法涉笔动物世界的心灵深处，展示出动物特有的灵性。当人只能从万千生命中看到工具价值时，最终也会把自己的生命工具化，从而内在的灵性枯竭。
　　3、展示人与动物互相伤害的动物叙事；
　　人与各种野生动物毕竟是共处地球之上，争食争存的斗争不可避免，因此，双方互相伤害的事情也屡屡发生。王凤麟的短篇小说《野狼出没的山谷》中猎狗贝蒂的主人就是个远近闻名的猎人，小时候被狼咬断过手指，母亲也被狼所伤，因此他立志要打死一百只狼。最后被野狼群包围差点葬身狼腹。不过，文明社会中的人毕竟更有力量，暴力常常首先来自人类。丁小琦的短篇小说《红崖羊》中，少数民族猎杀了原始森林中精灵式的红崖羊，结果遭到报应，村子遭了莫名其妙的火灾，猎杀者也陷入没顶之灾。刘醒龙短篇小说《灵犭是 》中，老护林人曾经猎杀了那只美奂美仑的小獐子，更加上人们不听劝告，大肆捕杀林中野生动物，结果遭到灵犭是&& 的报复，最后爆发泥石流。人类残酷地猎杀野生动物后，大自然施予神秘的报复，这让人不得不意识到大自然的威严和神秘。
　　不过，更常见的也许倒是被伤害的野生动物直接施予报复，狼就是被中国当代小说最常书写的报复心很强的野生动物。雪漠的长篇小说《狼祸》中，母狼灰儿的小狼瞎瞎丧命于牧人枪口让它心如刀绞，它信奉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在小狼死后就向牧人们复仇，大肆咬杀牲口。另一只豁耳狼的妻子和孩子被猎人“鹞子”杀死后，就循着“鹞子”身上的气味找到他的家里，咬伤他的所有家人。姜戎的《狼图腾》中，牧民掏杀狼仔，狼群就杀军马群报复，于是人又大肆围猎狼群，如此周而复始，怨恨越结越深，无有了时。郭雪波小说也曾屡次写到人与野生动物两败俱伤的对抗。《沙獾》中的铁柱猎杀沙獾，最终也被沙獾咬死。《温多尔?罕山上的圆石》中塔林硕布的爷爷猎杀了许多狼，最终也被狼杀死。《大漠狼孩》中，人捕捉小狼，母狼就抢走小孩，然后双方互相窥视，残酷相待。叶广芩的小说叙述了野生动物更为惊心动魄的复仇。《长虫二颤》中那个被砍下的腹蛇头差点咬死了捕蛇者，其中凝聚的仇恨展示的凄厉之美堪与鲁迅《铸剑》中的鼎中三头大战相比。而《黑鱼千岁》那条黑鱼处心积虑地为同伴复仇的故事也让人不得不悠然浩叹。
　　展示人与野生动物相互伤害的动物叙事其实已经慢慢地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笼罩，因为野生动物不甘接受人的任意处置，不愿在人类暴力面前忍辱负重，默默无声，受到伤害时，敢于向人类复仇，这就迫使人类不得不认真对待野生动物，不能再肆意地把它们置于想怎么宰治就怎么宰治的境地，迫使人类意识到野生动物也是具有情感、意志的生命，它们也能对世界进行价值判断。如果说人的复仇是寻求正义，那么也可以说，野生动物的复仇也是对正义的追寻。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曾说：
　　只要人还在残酷地对待低等生命，他就决不会懂得健康与和平。只要人类还大规模地屠杀动物，他们就会相互屠杀。他播撒了谋杀和痛苦的种子，就一定不可能收获欢乐和爱。[3]
　　人必须首先从对动物的无遮无拦的暴力中撤离出来，这不但是来自野生动物向人复仇释放出的信息，更是人类心灵的本真吁求。
　　4、展示猎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动物叙事；
　　最能把野生动物生命的主体性展示出来的无疑是大型哺乳类动物，而与它们打交道最多的就是猎人。中国当代小说中也有许多展示猎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动物叙事。其中一类就是展示猎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生命对抗的。猎人虽然要猎杀野生动物，但是他们尊重野生动物的内在价值，把它们也当作具有情感、意志乃至思想的生命主体；即使是杀死猎物，也希望与它直面相迎，不愿使用阴谋狡计，也不愿用威力巨大的现代武器，依靠的往往更是个人的胆识、毅力和力量。梁晓声的短篇小说《猎熊》中的那位鄂伦春老猎人即是如此，年轻时候他是兴安岭中闻名远近的出色猎人，被誉为森林大帝、野兽之王、鄂伦春之魂。但是衰老毕竟是不可抑制地来到了，人们不再重视他，他也颇感失落。为了证明自己的力量，他来到森林中，与一头巨熊搏杀至死。叶楠的短篇小说《最后一名猎手和最后一头公熊》[4]中的最后一名猎手老库尔也是如此，他打猎从不埋套子，挖陷阱，总是与猎物劈面相迎。他最后希望与瘸公熊真正较量一次，他对瘸公熊是十分尊重的。当老库尔最后发现瘸公熊要离开这片森林，越过界江到别国去了，他急着去挽留，结果双双坠入江中。徐晓鹤的短篇小说《野猪与人》中，那头被套住但咬断一条后腿逃跑的野猪，被猎人视为挑战，即使面临生命威胁，也不放弃对野猪的追踪，最后与野猪同归于尽。关仁山的短篇小说《苦雪》中的那个老猎人老扁也是传统的猎人，他只用钢叉，只凭力气和技巧猎杀海狗，而且不能过量，即使有了火枪也不用，遇到那些不做反抗的护犊的母海狗，他还下不了手。但是这种祖辈的规矩很快被以海子为代表的新一辈年轻人破坏了，他们购买火枪，合伙大量捕杀海狗。老扁对他们的行为极为气愤，在一次捕杀中，他披上海狗皮混在海狗群中，赶走了海狗，自己却被海子等人的火枪射中身亡。在这些猎人与野生动物的对抗故事中，虽然猎人们能够尊重野生动物的生命主体，这无疑是更为美好的，但是对抗的结局往往是悲壮的双双殒命，这便意味着人如何走出与别的野性生命对抗的窘境更至关重要。人必须意识到，在斗争中激发人的意志和力量自然是自我实现之一途，但是恢复生命之间和平相处之道乃是对人类意志和心灵的更大考验，也是自我实现更重要的大道。
　　另一类则颇为独特地展示猎人幡然醒悟的叙事。猎人本来直接捕杀野生动物，看惯了野生动物的生生死死，心灵很容易就麻木下来，也就无法体悟到别一种自然生命的内在灵性。但是中国当代小说中却有一个频繁出现的情节，那就是猎人幡然醒悟，不再捕杀野生动物，而成为野生动物的保护者的故事。雪漠《狼祸》中的孟八爷就是个经验老道、技巧高超的老猎人，后来知道了在沙化地区不能再猎杀狐狸、野狼的生态道理，就毅然抛下猎枪，无论怎么受穷受累，都要精心保护生态环境。刘醒龙的短篇小说《灵犭是&&& 》中的老护林人原来也是猎人，打死小獐子后自断手指谢罪，幡然醒悟，尽心护林。如果说孟八爷他们是认识了自然的生态道理，看到自己狩猎行为的可怕后果，才幡然悔悟的，那么叶广芩的《猴子村长》中的猎人则是受到野生动物的感化才不再捕猎的。在困难年代，侯自成和奉山老汉一块追捕带着两只小猴逃跑的一只母猴，母猴在危急之时表现出的母爱和大义凛然迫使他们放下猎枪。蒙古族小说家满都麦的短篇小说《四耳狼与猎人》中的猎人歪手巴拉丹，也是看到曾被他饲养过一段时间的四耳狼对他的深情厚谊之后，才幡然醒悟的，懂得了狩猎积财的罪大恶极，并意识到人类对野生动物犯下的罪行。人类曾出于生存目的不得不狩猎，但是到了工业文明时代，狩猎从根本上说已经丧失了合理性，猎人能够幡然悔悟自然是善莫大焉。当然，猎人能直接与野生动物打交道，容易感受到狩猎的危害以及野生动物的生命灵性；但是更为麻烦的是那些处在商业链条末端的消费者，他们仅对野生动物的皮毛或肉感兴趣，只需付出金钱就可以得到，他们的心灵更难被唤醒，而只要他们有巨大的需求，通过人类社会的商业链条，就会有巨大压力源源不断地迫使猎人们向各种野生动物大开杀戒。那样，少数猎人的幡然醒悟感人自然感人，但终究于事无补。
　　5、关注驯养动物回归自然、野生动物被驯化的动物叙事；
　　在悠久的人类文明史中，人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野生动物也不知遭受了多少磨难，才渐渐出现种类繁多的驯养动物；而在此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又有多少驯养动物重新回到荒野，面临着多少严峻的生死问题，也许大部分都不得不以悲剧告终。在这种家畜性和野性的撕裂中，动物生命的内在主体性崭露无遗。中国当代小说中就存在许多关注驯养动物回归自然、野生动物被驯化的动物叙事，作家把笔触探入那些被人类的生活世界和荒野之间的张力折磨着动物生命的深处，委婉细腻地描绘着它们荡气回肠的心路历程。
　　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叙述的就是狗如何回到荒野变成野狼的，为文学史树立了驯养动物回归荒野的叙事经典。李传锋的《退役军犬》、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和邓一光的《孽犬阿格龙》都曾写到狗回归荒野的主题。李传锋的《退役军犬》中的军犬黑豹被迫离开主人流落山野，但是它始终对山野世界心存疑惧，而对主人念念不忘，结果很快又毙命于人的枪口下。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中猎狗贝蒂因遭主人误解，被逐入山野，加入野狼群，最后又因替主人解围而被狼王咬死。邓一光的《孽犬阿格龙》中的阿格龙因为知青们杀了它的同伴狗米娜，绝望之余逃离村庄，回到山野中与狼为伍，最后又为救主人被人以斧劈死。三位作者的三部小说展示同样主题，居然连故事情节也大致相同。这是颇有意味的，小说的叙事出彩之处无疑都在于：狗处于人类世界和野性世界之间的两难抉择，忠诚和野性撕裂着它们的生命，心魂在两难中左冲右突，难以取舍。
　　与展示驯养动物回归荒野的叙事相比，展示驯养野生动物的小说叙事在中国当代小说中更让人心潮难平，惘然若失。郭雪波小说曾屡次描述了人对狼的驯化给它们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狼子本无野心》中，小狼黑子从小被人驯养，奶奶是喇嘛教信徒，竟然让小狼吃素，但是它终究野性未泯，试图回到荒野，然而可悲的是它竟不能适应荒野。《沙葬》中曾被人驯养过的白狼回到荒野后也颇不适应，“它似乎想通过这种发疯般的狂奔荒野，来逃避那个熟悉而陌生的呼唤。已经非常久远了，该遗忘的都遗忘了，在它的记忆中，至今惟一留存的就是那段刻骨铭心的与人类共处的生死经历。可不知为何，多年来，它一直怨恨着人类，包括那老人。”[5]如果说人性对人而言是价值生成方向的话，那么野性对野生动物而言就同样是价值生成方向，它们不需要经过人性的驯化。对于荒野而言，野性才是生命的根本，而人性则往往意味着生命的溃败。这是生态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姜戎的《狼图腾》中，那只被知青陈阵养大的小狼的命运更是让人难以直面，小狼最后临死前听到狼王的嗥叫大口喷血的场景令人扼腕。
　　中国当代小说中，无论是展示人驯化野生动物，还是展示驯养动物回归荒野，最终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这是人必须深长思之的。
　　6、展示人与动物间亲密关系的动物叙事；
　　当人能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尊重其他自然生命的内在价值，人是能够与它们建立亲密的情感联系的。现代世界中，都市人大养宠物，若不从炫耀身份看，其实乃是人与动物能够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的明证。《狼图腾》中，当年插队内蒙古的知青杨克曾说：
　　在现代，人的感情越来越靠不住。干了几十年律师，我对中国人越来越失望。老爸还没咽气呢，儿女亲属就在老人的病床前，为争夺遗产大吵大闹，吵得老人都咽不下最后一口气。现代都市真正动情的哭泣，只有在人们的宠物爱犬死的时候才能听到……将来，人们只能到动物世界去寻找真、善、美了。[6]
　　姜戎出语辛辣，但的确道出了实情。人性、人心都易变，可飞扬上天，也可堕入地狱，但是动物本性却较为单纯稳定，像磐石一般托住都市人飘荡的情感世界，实为可能。
　　中国当代小说对人与动物间亲密关系的展示在迟子建小说中较为充分。迟子建比较热衷于描绘各种家养动物，虽说不曾涉笔动物的内在心灵，但是通过外在行为把人与动物间友好情谊渲染得颇为动人。《雾月牛栏》中的宝坠和牛的亲密关系堪称典范，两者形影不离，心意相通。《行乞的琴声》中的老黑和猴子在讨生活的艰难之路上相依相伴，当拉琴老者在猴子眼中发现惊蝉般的湿润目光时，实在把人与动物间的心灵交流写得鲜活了。而《鸭如花》中的徐五婆和鸭子的感情也颇可圈点。
　　骆驼、毛驴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中国当代小说家们常写的题材之一。冯苓植的中篇小说《驼峰上的爱》中，失去母爱而变得性情乖戾的小女孩，和失去幼驼而性情暴虐的母驼，互相感召下，都恢复到正常状态，尤其是母驼阿赛最后在沙漠中靠着顽强的毅力呵护两个小孩的情景至为感人。温亚军的短篇小说《驼水的日子》中，那个边地哨所上等兵和名叫“黑家伙”的驼水毛驴之间也存在着细腻婉曲的感情交流，尤其是小说结尾处，写上等兵考上了军校离开哨所，而“黑家伙”却驼着水向他奔来时，把两个生命之间最难能可贵的感情推向了高潮。人与人相处日久可以生情，但往往更常见的还是彼此互相厌弃，而人与动物之间相处日久，几乎都能建立稳固的情感联系，这实在令人庆幸。例如铁凝的短篇小说《告别伊咪》中人和猫的关系，短篇小说《孕妇与牛》中孕妇和母牛的关系，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梅妞放羊》中乡村小女孩与母羊的关系，都有感人至深的友好情谊，令人心中顿生缱卷柔情。
　　相对而言，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友好情谊更难建立，一则人对之伤害太多，想必其本能深处亦积聚着对人的恐惧之情，再则野生动物不受人的控制，僻居荒野，与人交往有限。但是叶广芩的短篇小说《山鬼木客》中古人类研究学者陈华回归自然，与大山里的各种野生动物，如岩鼠、熊猫、羚牛、黑熊等都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雪漠的《狼祸》中，那些野狼有仇必报，有恩也必报，当豁子女人帮野狼灰儿拔了脚掌上的刺后，第二天它就送来一只黄羊为谢礼。与人间更为常见的见利忘义、恩将仇报相比，沙漠上的狼的确固守着更为纯真的道义原则。
　　在展示人与动物的亲密关系的小说叙事中，中国作家们令人意识到，动物生命也具有内在灵性，生命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外在限制，彼此共感谐振，领受宇宙大生命对单个生命有限性的救渡。
　　7、讴歌驯养动物的忠诚的动物叙事；
　　忠诚向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要美德，但是若要寻觅忠诚的典范实践者，恐怕还不能在人中寻找，而必须到狗等驯养动物身上去。道义淆乱时代，人心难测，朝夕变幻，而狗等驯养动物对主人的忠诚却总是昭若日月，映衬着人心的飘忽魅影。宗璞的短篇小说《鲁鲁》就把那只小狗对主人的忠诚之举哀婉之情写得令人肝肠寸断；该小说写于文革后，想是作家日常看惯了人心的向背，唯有回忆小狗鲁鲁的挚情才能重感活着的价值，长歌当哭的意味也就显而易见。至于李传锋的《退役军犬》中的退役军犬黑豹，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中的猎狗贝蒂，邓一光的《孽犬阿格龙》中的阿格龙等，都为了拯救主人而牺牲生命，忠诚品格感天动地。此外，如韩少功的《飞过蓝天》中的鸽子晶晶，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中的傻子狗，《越过云层的晴朗》中的大黄狗都忠诚过人，感人至深。
　　陈应松的中篇小说《太平狗》[7]更是把狗的忠诚写得惊天动地。该小说叙述了一条神农架纯种的猎狗到城市的一段悲惨经历。这条名叫太平的赶山狗，原本在神农架山村里过着好好的生活，只因主人程大种要到武汉去打工挣钱而它竟执意要和主人在一起，从而饱受了城市可怕的摧残。在路上，它就被主人狠狠地毒打过，抛弃过，但它还是跟随主人到了城市。由于自己朝不保夕，更何况身后跟着一条大狗，程大种就把狗卖给了屠狗的狗贩子。在笼中等死时，太平狗与城市里的各色狗类打交道，处境极为恶劣。幸好遇上了一个曾在神农架当过知青的人，他认识这种神农架特有的赶山狗，花钱把它解救出来。但是这个老知青如今自己也已下岗，生活极为窘迫，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太平狗送给曾当过知青的朋友，他的朋友也不能养活它，便只好遗弃了太平狗。太平狗在城市流浪了一段时间后，终于又在工地上找到了主人程大种。程大种与它再见后，百感交集，但是也因为太平狗的事，他又丢了工作。最后，程大种被骗到一个有毒的工厂工作，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太平狗也差点就被杀死，完全是凭着机智、勇敢和巨大的忍耐精神，才侥幸逃离虎口。后来，程大种死在工厂里。太平狗几次想营救主人都不成，只能想方设法回到神农架故乡。当太平狗遍身伤痕地回到故乡时，它的主人却只能魂飘噬人之城。陈应松对当前城市阴暗面的描绘颇让人震惊，现代都市表面繁华的底下是阴谋暴力、欲望横行、血腥遍地，像程大种这样的人被都市摧残得不成人形，人心也彻底被扭曲，但是太平狗却依然保持着纯真，即使主人如何背叛，如何沦落，也未改初衷。因此，见证着此世界尚有价值值得保存的，不是都市的繁华，也是程大种那样被牺牲的底层人民，而是担当着道义的太平狗。俗语有言，乱世人不如太平狗。在我们这个所谓太平盛世的背面，底层人与狗都生不如死，此诚酷烈矣！
　　藏獒的忠诚也同样感人肺腑。严歌苓的短篇小说《爱犬颗勒》讲述的是一个军营演出队中的几个青年男女和他们文革时期到藏区演出的途中收留的一条小臧獒之间的情感故事。人所加给狗的几乎都是伤害，而狗出于被驯化的本性，只要人对它表示一点爱心，就一直忠心耿耿地跟随左右，不离不弃。那条名叫颗勒的藏獒，它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全被人杀死，长大后自己又被人杀死，但是它对人的忠诚却始终未变。杨志军的长篇小说《藏獒》中，在虎头雪獒等藏獒杀死金钱豹，救了李尼玛和梅朵拉姆的命后，作者如此写道：“它们没有想过人应该记住并感谢它们的恩德，反而总是希望自己记住并报答人的恩德，这就是藏獒。或者说，有恩不报不是藏獒，施恩图报也不是藏獒。藏獒就是这样一种猛兽：把职守看得生命更重要。永远不想着自己，只想着使命；不想着得到，只想着付出；不想着受恩，只想着忠诚。它们是品德高尚的畜生，是人和一切动物无可挑剔的楷模。牧人们形容一个坏蛋，就说他坏得像恶狼，形容一个好人，就说他好得像藏獒。”[8]应该说，对藏獒的赞美中混杂着较为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瑕疵，粗粗听来似乎在宣传封建道德或革命道德；至于这种忠诚之美德是人为自己利益从藏獒身上驯化出来的，还是自然生命的本应具有的道义追求，尚需反思。
　　除了狗之外，马的忠诚也常被作家们浓墨重彩地书写着。王星泉的中篇小说《白马》中的白马飞飞不但灵性十足，技艺超群，胆识过人，而且也极为忠诚，在被日军俘虏后居然绝食抗争。而迟子建的短篇小说《一匹马两个人》中的那匹马，在老头老太婆家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以自己的无言承担着人类的轻浮与痛苦。当羸弱的老马在老头死后跑到麦田里，驱赶鸟群，驱逐薛敏母女，为他们保护麦田时，它谱写的几乎就是动物生命的忠诚绝唱。
　　中国当代作家们专注于书写驯养动物的忠诚品德，的确能把笔触探入动物的内心世界，摹写出动物生命的多姿多彩，这对于颠覆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具有启示意义。但是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被作家大肆赞美的忠诚的驯养动物的结局都是悲剧性。为何如此？考察这些动物的悲剧根源，往往不是来自它们忠于的主人，而更多的来自他人。这种叙事往往给你些许安慰：狗的悲剧与主人无干，只不过是有人作恶多端，应该谴责的是作恶之人。但是这里却逃避了真正的问题所在？忠诚的狗一般都是悲剧性结局，而一种品德的实践若基本上只能带来悲剧，那么我们就得反思两个问题：这种品德有问题？或者是这个世界有问题？例如在中国古代宣扬臣民的忠孝，但是那些忠孝之人大都是以悲剧结局的，这就逼使我们反思问题的真正所在。忠孝也许是好品德，但是在中国古代那种封建专制制度下，这种忠孝品德往往更是造成担当者的悲剧，造成高高在上的君主和家长的为所欲望与荒淫无耻。因此，若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家长制以及它们所依恃的价值设定进行反思，单纯地提倡忠孝，就是愚昧和吃人之举。在对狗等驯养动物的忠诚品德的叙事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人能够欣赏的是狗的绝对忠诚和无私奉献，但是若对人性本身没有多少反思和质疑，若对狗等动物的权利没有法律的保障，这种欣赏就是把狗等动物置于死地的力量。当人对狗等动物可以任意处置，即使无故置之死地也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时，当人极度昏聩和自私时；对于狗而言，要逃避悲剧命运，恰恰需要摆脱那种忠诚品德，需要一定程度的自私、野性和胆识。也许那样，作家们对狗就不能欣赏了，就责之为不义了。因此，这种欣赏归根到底是出于人自私的利益，是人类编织出来的安慰自己良心的关于物种的意识形态迷雾。人若有更大的悲悯心，就不能单纯地赞美狗等驯养动物的忠诚美德，而更要拷问人性的丑陋，更要追寻保障动物权利的法律，也就是以法律约束人性。
　　8、讴歌野生动物的高贵与庄严的动物叙事；
　　关注动物保护的作家叶广芩曾说：
　　能感受快乐和痛苦的不仅仅是人，动物也同样，它们的生命是极有灵性的，有它们自己的高贵和庄严。我们应该给予理解和尊重。[9]
　　确然如此！只要人稍稍摆脱颟顸的人类中心主义，就必然会发现动物生命的灵性世界。也许，长久以来只能说人类具有什么美德，只能谈人的高贵与庄严，只不过是人的一叶障目和狂妄自大；也许，人类能在自己心中发现多少美德，就可以在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身上，发现多少美德。宇宙大生命同样认真对待动物生命，并欣赏着它们所拥有的净化生命、提升生命的道德。
　　中国当代作家们放眼野生动物世界时，对狼情有独钟。可以说，狼曾承载过人太多的误解和恶谥，当人不再如此狭隘地看待它时，完全可以发现这种生命的高贵与庄严。邓一光的短篇小说《狼行成双》中的那对狼夫妻互相救助的故事就直逼人心。它们已经共同生活了九年整，彼此患难与共，一块出生入死多次，它们一直想返回森林，但是森林到处日渐减少，返回之路困难重重。一次它们又来到一个村庄边，公狼走在前面，不幸掉入猎人的陷阱，任怎么努力也无法出来。母狼并没有放弃，连着几天给公狼送来猎物，自己却常常饿着肚子。不幸的是，后来公狼被村里的两个少年发现了，他们用枪打断了公狼的脊梁，但并没有杀死它，他们还想借公狼诱捕母狼。公狼急着让母狼远离危险，而母狼却不放弃任何一丝机会，积极营救公狼，还乘猎人回村的空隙给它扔下一只黄羊。两天后，公狼在陷阱里撞破脑袋自杀，母狼也勇敢地迎着猎人的枪口走去。郭雪波《大漠狼孩》中的那只公狼在与人遭遇后更是显出了它生命的威严。它为了拯救狼崽中了圈套，但依然威猛无比，不屈不挠，敢于和舞枪弄棒的村民对抗，无奈中竟想咬断脚腕以摆脱铁夹子的羁绊。如果说公狼在与人的对抗中尽显了野性生命的桀骜不驯与崇高尊严，那么母狼在对狼孩的抚养、寻找、教育和救护中尽显了母性的坚韧与伟大，尤其是它最后为救落水的狼孩而牺牲时更是把野性生命的伟大彰显到了极致。姜戎的《狼图腾》中，那两只狼宁肯自杀埋入乱石中也不愿意被捕；还有那只狼被包顺贵、徐参谋等人的吉普车追得口吐白沫，倒地而死，也不愿意被捕。这些狼都即使抛弃生命，也要捍卫尊严，表达爱，放在人间也属难能可贵。
　　母爱的高贵与庄严也自不待言，诚为人与动物界所共享。郭雪波的短篇小说《苍鹰》中那只母鹰在风暴来临之前，居然把血肉之躯奉献给三只小鹰，使它们能扶摇而上逃脱风暴魔爪。而叶广芩的短篇小说《猴子村长》中的那只被猎人追击的母金丝猴，在猎人枪口下，从容不迫，摘下树叶，滴上乳汁留给小猴，然后蒙眼迎接死亡。也许，在人类中心主义者看来，这仅是动物本能使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即使仅是本能，这种本能也让人深觉生命的高贵与庄严。到了此时，人倘还不能善待生命，谨言慎行，那就真是冥顽不灵，性情乖戾了。
　　9、以动物为价值标准对人类文明进行批判的动物叙事；
　　作家对人性和人心渐失信心时，往往会转而关注动物，希望到动物世界去寻找新的价值。郑义在中篇小说《远村》中就塑造了牧羊头狗黑虎这个几近神异的动物形象。一边是人类世界的卑屈、窝囊、低声下气，像杨万牛那样因为生活所迫，不但不能爱其所爱，受缚于各种道德规范，只得给别的男人拉边套；一边是像黑虎这样的狗，它威严、沉稳、敢爱敢恨，自由不羁，勇猛狂放，既富于牺牲精神，又忠于职守，它击败老狼，惨遭蛇咬，与豹子血战，最后牺牲于太行山上，但是它和邻村母狗黑妮的纯真爱情生气勃勃，绝非人的萎靡感情所能比。动物世界不但比人类世界更符合美学原则，而且更健康，更生机盎然。
　　在《废都》中，贾平凹则塑造了一条来自终南山的奶牛形象，对人类的现代文明极尽嘲讽之能事。在奶牛看来，
　　城市是一堆水泥嘛！这个城市的人到处都在怨恨人太多了，说天越来越小，地面越来越窄，但是人却都要逃离乡村到这个城市，而又没有一个愿意丢弃城籍从城墙的四个门洞里走出去。人就是这样的贱性吗？[10]
　　牛终于醒悟城市到底是什么了，是退化的人太不适应了自然宇宙，怕风怕晒怕冷怕热而集合起来的地方。如果把一个人放在辽阔的草原上，放在崇山峻岭，那人就不如一只兔子，甚至一只七星瓢虫！[11]
　　当然，奶牛是贾平凹的传声筒，拟人化的，小说没有展示自然生命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是当作者把自然生命当作一种价值指向来批判现代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具有生态意识的。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当作家们以动物世界为价值标准来批判人类文明时，切忌把动物世界进行简单化处理，否则动物世界又会成为人类世界的另一个镜像。对动物的理想化和妖魔化都是对动物生命本体的遮蔽，重要的是如实面对，尊重自然生命。
　　10、关注保护野生动物的动物叙事；
　　上述的动物叙事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也无论是尊重动物的内在价值，还是仅关注动物的工具价值，更多的是对动物个体生命或种类生命的关注，很少把动物放在生态系统中来考察其特殊的位置与意义，更少从人与动物的生态关系中来考察动物的独特性。因此，若从生态意识角度来看，这种动物叙事的价值就很有局限，真正的动物叙事既要关注动物个体生命，最好也能从生态关系中来把握它的存在意义。到了1990年代后，有些作家才能从人与动物的生态关系角度进行动物叙事，并慢慢获得自觉的保护野生动物的生态意识。
　　较早从人与动物的生态关系来进行动物叙事的是作家张抗抗的中篇小说《沙暴》。小说中，1960年代知识青年到内蒙古草原插队时大肆捕猎老鹰，结果导致老鼠猖獗成灾，毁了大片草原，更为可悲的是；到了1980年代在市场利益的诱惑下，他们中又有人到草原上去猎鹰，最终导致北京常常笼罩在沙尘暴的威胁下。不过张抗抗仅对人猎杀老鹰的生态后果感到忧心，对草原鹰这种野生动物自身并没有多少直笔书写，因此，这种动物叙事还是仅从人类利益着眼的，对野生动物的生命本身还是一种遮蔽。
　　相对而言，姜戎的长篇小说《狼图腾》的动物叙事就具有更多更鲜明的生态意识。姜戎不但写出了草原狼在草原生态系统的独特意义，而且也把笔触伸入草原狼的生命主体，探索它们的性情与命运。他还写出了草原上的蒙古人和草原狼在精神上的生态关联。与姜戎的动物叙事相似的还有雪漠的长篇小说《狼祸》。
　　人毕竟长期以来与野生动物杂然共处，当野生动物被突然灭绝时，人的生存也必然会发生巨变。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怀念狼》就写到，当商州的狼被人灭绝后，雄耳川人竟然变成了“人狼”，行为怪异，脾气火爆，肆意咬人。当记者高子明回到城里后，在深夜绝望地大喊“我需要狼”时，这则表现了人对野性生命的憧憬和怀念。在没有狼可猎时，原来那些捕狼队猎人大多相继患上各种病，有人得了软骨病，有人得头痛症，有人的性能力完全退化。贾平凹朴素地写出了人与野生动物生命间的生态关联，两者最终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也正是生态系统中的野生动物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许多作家才开始特别关注野生动物的灭绝问题。张炜的短篇小说《三想》中那只善于思考的母狼“蕖本捅叩乜厮叩溃
　　抻涝兑餐坏粽飧黾易逵肴说囊淮未卧庥觥Ｄ鞘且徊垦嵝闯傻睦贰！朗来奈Ы耍朗来某鸷蕖：罄此侵沼诿靼琢耍司鲂娜可本⊥恋厣系睦牵桓鲆膊涣簦∷侵涣粝伦约汗睿约喝ハ硎芴焐系奶簦≌馕疵馓还搅耍参疵馓袄妨恕Ｈ松米愿鸬纳锕娑吮业慕峋郑狄徊欢[12]
　　人的蛮横和贪婪直接威胁着野生动物的生存，而更为可怕的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毁灭性力量――
　　狼没有绝种，但只剩下原来的几万分之一。蘧颓籽奂桓鲇忠桓鑫镏值某沟谆倜稹Ｋ堑拿鹁抟焕獾厝加肴擞泄亍Ｈ嗣窃谀质泻徒记找狗偕蘸桶玖蹲攀裁矗缌值难檀淹伦哦疚恚奘纳楹芸炀椭舷⒘恕Ｈ嗣腔谷找共煌５靥韵醋攀裁矗鞒龅脑嗨羝欤苯踊闳牒恿骱秃Ｑ螅古哟蟮乃寮本缢ヂ洹；魅找构纸校氐住⒌乇怼⒖罩校酱Χ际钦鸲纳簦芏嗌椴豢叭淌埽詈笃咔狭餮８髦侄锵窭且谎煌５靥哟埽Ｓ诒济？上О采碇卦嚼丛缴伲嵌即硬煌较蚧懵５揭桓雎躺慕锹淅铮植话驳氐却拍亲詈笾栈崂戳俚娜嫖Ъ摺[13]
　　当最后的绿色被人类毁灭，最后的野生动物被人灭绝，人也就必然自取其辱，自绝后路。
　　陈应松和叶广芩都曾关注过野生动物的灭绝问题。陈应松的中篇小说《豹子最后的舞蹈》以诗意的语言叙述了湖北神农架最后一只豹子被人类消灭的悲惨结局，而叶广芩的《老虎大福》却写了陕西秦岭最后一只华南虎被猎杀的悲剧。叶广芩采用的是人类视角，而陈应松采用的则是神农架最后一只名叫“斧子”的豹子视角，读来更显得惊心动魄，凄婉动人。在所有同伴和亲人都被人类灭绝后，豹子“斧子”如斯泣诉：
　　在我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我整日徜徉在神农架的山山岭岭。……我是一只孤独的豹子，我的同类，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父母都死了，我是看着他们死去的；有的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像一阵又一阵岚烟，像一片掉落进山溪的树叶――它们是永不回头的。……而今我的孤独才是真正的痛苦的孤独，没有啦，没有与我相同的身影，在茫茫的大山中，我成为豹子生命的惟一，再也没有了熟悉的同类。我有一天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好像掉下一个无底的深渊，永远地下坠下去，没有抓挠，没有救助，没有参照物――那一定是时间的空洞，是绝望，是巨大的神秘和恐慌。[14]
　　从此，我再也没有交流了，没有任何目光的注视，没有关怀，没有牵挂和向往，什么都没有了，我一个人。我哑了，我变成了聋子，我的表情已经僵硬，在茫茫的星空下面，我在想我活着的意义。[15]
　　这是最为悲怆的泣诉，我想到地球上人类也像这豹子一样快灭绝时，人类恐怕也就是如此哀怨而绝望地泣诉；在这种泣诉面前，人类倘若还不能幡然醒悟，那就真是万劫不复了。
　　当然，觉醒者毕竟是还是存在的，关注野生动物保护的动物叙事毕竟渐成气候，许多作家都开始塑造具有生态人格的人物。郭雪波的短篇小说《沙葬》中的云灯喇嘛在热沙暴来袭时对各种野生动物的保护就颇为感人。苗长水的短篇小说《自然之泉》中的廖廷杨为了让从外地迁徙来的狼能喝上水，不惜牺牲生命，他也希望狼和人走出彼此互相伤害的困境，互相帮助，彼此共享生命的欢悦，共渡生命难关。而胡发云的《老海失踪》中的新闻记者老海看到因自己发现女峡而给珍稀的乌猴带来厄运，就不惜牺牲生命帮助乌猴寻找新的栖息地。老海失踪前给他的朋友留下最后一封信，写道：
　　这里面是我近几年拍下来的一些带子。它们已不再是人类发现或征服自然的记录，也不是某一部什么优秀电视片的素材，而是人类罪恶的记录。这罪恶也有我的一份。因为我的幼稚、无知、虚荣与妄想，人类开始了对乌啸边对乌猴对大自然的疯狂虐杀和毁灭。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一切已无可挽回了。这使我永远不能宽恕自己。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最终能否减轻一点我的罪过。我对人类的文明已失去最后的信心。我们将遭受报应。这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现在所有的文字、音像、图片、数据……它们最终都是人类罪恶的证据。……从根本上说，公众并不真正理解这些关心这些。他们可能反对滥伐林木，但他们喜爱木质地板。他们可能会反对乱捕海洋生物，但他们会以吃一顿龙虾大餐而自豪。他们反对大气污染，但他们更愿意坐车而拒绝步行，连世代用脚走路的农民，现在也乐意坐在蹦蹦跳跳的手扶拖拉机上……即使是非常真诚非常有力地张扬环境保护的西方绿色组织，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他们与这个世界的格格不入。这就是人类，它不走尽头，是绝不会再回头的。就像巨石从山上滚落，没有谁能够阻挡它。[16]
　　小说中的老朝是老海的大学同学，是乌啸边地方政府的一位领导。在老海得知有人猎杀乌猴以生产“三乌大补王酒”后，他曾与老朝有过一次长谈。这次长谈最明显地反映出了当前生态保护和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两难问题。
　　老朝说，小恶不容，大善难存。你看，为了一只受伤的猴子，酒厂跨了。一年上千万利润，能养活多少人？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贫困山区县。当然，我不是说用国家珍稀动物做酒是对的。……
　　老海说，你说的小恶，是指伤害乌猴，你说的大善，是增加宁县的收入。而我说的小恶，是暂时影响宁县的收入，我说的大善，是人类学会善待这个地球上的其他生命，最终也是善待我们自己。
　　老朝说，你看你看，你一说，又云山雾罩九重天外了，像福音书上的一些话。我们面对的是老百姓的现世苦难。
　　老海说，我们面对的是整个世界的苦难。如果说当今的人类有什么苦难的话，那是人类自己应得的。而乌猴、熊、野猪、青蛙、娃娃鱼有什么苦难，如果那些树木花草有什么苦难，却是人类施与它们的。人是一切苦难之源。是一切苦难之首恶！
　　老朝说，你可以这么说。我不能这么说。……你们已经把这个世界搞得这么悬殊，又通过媒体将这些告诉那些山里人、乡下人，然后又要求他们：按你们的老日子过下去……在这一点上，我是讨厌那些西方国家的。他们一边过着富裕甚至豪奢的生活，一边对我们说，你们要保护资源，保护环境，保护其他生命……我们不动用这些资源，不伤害环境，又怎么能过上稍好一点的日子呢？我们想过好日子的愿望是你们激出来的呀！你们干嘛不出点钱？你把我们宁县十六万人养起来，我们一棵草都不会动它了，我还要家家户户在自己门前养花植树，到树林去给鸟儿们做窝……[17]
　　老海说：现在的人类已太过聪明了，将来也会灭绝在这聪明上。当初，我如果相信了那些老人们对女峡的说法，也许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那时我以为那是蒙昧，是迷信，是没文化知识……现在想来，这种愚昧，这种迷信，恰恰是保护天地万物所必须的。它让人不那么刚愎自用，不那么飞扬跋扈，不那么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真以为自己是天地万物主宰。人应该敬畏，应该知道恐惧……什么都不怕了，就要完蛋了……那些说女峡不能进的人是对的。那些说乌猴不能看的人是对的。那些说某些树是神灵，不能砍伐，也是对的……我想，这一切，一定是人类出现之初，上天给予人类的神示，以此作为人类生存的教义。现在，我们背叛了这些教义，我们很快要遭受惩罚……[18]
　　应该说，生态保护者老海的确已经看到了生态问题真正的复杂性，但他宁愿舍弃生命，也拒不认同人类的强力意志，对自然生命的由衷爱护，并担当起属己的责任，显示了他具有殉道者的高贵品格。也许，像老海这样的言行终究无法阻止人类的肆意妄为，但是在沧海桑田的宇宙历史中，我相信人类的罪行惟有依靠这种言行才能稍微减轻一点。
　　11、展示动物自在生命状态的动物叙事；
　　中国当代小说的动物叙事还有一类，就是展示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的自在生命状态的动物叙事。这类动物叙事选取的一般不是人类视角，而是动物视角，最为充分地展示动物的生命历程、生活选择乃至心理、情感、意志和精神，而且也绝不是简单的拟人化书写。这类动物叙事就比较充分地确立了生态意识。
　　方敏的三部中篇小说《大迁徙》、《大拼搏》、《大毁灭》[19]就侧重于动物学、生态学、物种变异、种群兴衰这些方面知识，展示了红蟹、褐马鸡、旅鼠等卑微弱小生命的自在状态。《大迁徙》写的是印度洋的一个蟹岛上，有成万上亿的小红蟹，每到雨季就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来一次大迁徙。《大拼搏》写的是濒临灭绝的褐马鸡为了生存与各种自然灾害和天敌顽强拼搏的悲壮故事。《大毁灭》则写北极圈中的旅鼠由于繁殖力极强，在短短的几十天中，即能由六只繁衍到一万只，因而无法觅食生存，到了一定的时候，它们便只能成亿成亿地集体朝向大海，走向死亡。在这些动物小说中，方敏不但贯穿着整体性的生态智慧，而且也通过塑造个性独特的动物形象，反映了作者对生与死的独特体验。而她的长篇小说《大绝唱》也是比较纯正的生态小说。小说中，天山脚下的九曲河湾，长久以来没有人类的踪迹，河旁森林茂密，土地肥沃，生命繁盛，一个河狸的种群在此安详幸福地生活了不知多久了。但是人类终于来了，男人长腿和女人胖子带着他们的一个女儿和儿子，离开戈壁滩上日益不适于生存的家乡，找到了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刚开始，他们与河狸群相处得很融洽，他们人口不多，所求也不多。但是很快男人长腿把村子里的人都引来了，这样更多的人需要更多的耕地，需要河水灌溉，由于丰收，不久人口就大增，他们便不顾一切地筑坝，使得河狸丧失了较好的栖息地。当河狸威胁到他们的河坝时，他们终于决定放狗群屠戮河狸。人类由于自己不能适当地控制人口和欲望，与大自然之间无法达成一种平衡，往往是人类足迹到何处，大自然就被败坏到何处。该小说采用的就是河狸视角，作者对这些河狸极为欣赏、热爱、尊敬，并通过河狸质问了人类狭隘的生命关怀：
　　说来也怪，同样是天和地养育出来的生灵，为什么九曲河畔的土著们，不论飞禽走兽，不论强大弱小，都能够世世代代千年万年地相厮相守，却惟独不肯与人类为邻？说来也不公平，同样是造物制作的种群，为什么九曲河畔的土著们，小如毛虫，大如棕熊，灵巧如伶鼬，凶猛如羚牛，都有天敌与它们相生相克，却惟独人类没有天敌也不受制约呢？当然啦，九曲河畔的沙田人想不了这么多，也管不了这么多。这些只能由天地和造物去回答的问题，似乎与他们毫无关系。他们只要把房子造得越高越大，把麦子种得越多越好，把孩子养得越白越胖，把日子过得越富越火，他们就会整天整夜地高高兴兴，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愁。[20]
　　其实，当人类只关注自身的利益，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愁时，其他自然生命就无法安生了。
　　沈石溪号称中国动物小说大王，他对云南、西藏等地的野生动物非常熟悉，非常善于描摹大象、豺狼、云豹、牦牛、野鹿等高等哺乳动物比较复杂的心理活动，能够深入到它们生命深处，曲尽其妙，描绘它们在生与死、本能与情感、私心与责任心等面前艰难的抉择，完全颠覆了既有的人类中心主义对动物世界的单一化的描述。例如他的短篇小说《象冢》就叙述了西双版纳森林里一个野象群中的一匹头象的生死抉择。头象茨甫和母象巴娅之间几十年来情深意笃，它们的孩子隆卡长成强壮的成年公象后就向它挑战，想夺取头象位置。按照象群的惯例，在雄性小象长大前，头象就会把它驱逐出象群，以免头象位置被夺；而头象茨甫之所以没有驱逐隆卡，完全是因为不想让母象巴娅伤心。当隆卡向头象挑战时，茨甫本有可能打败它，但是母象巴娅护子心切，竟然帮助隆卡，从而使茨甫受伤惨败。在隆卡当上头象后，母象巴娅却因为对不起茨甫，而心怀内疚，对它百般赎罪。最后茨甫也原谅了她，在象冢里等死时，母象巴娅居然也来陪伴它一同踏上死亡之路。我们在此恐怕不能简单地说，沈石溪仅是把人类的复杂情感赋予大象而已。难道像大象这类高等哺乳动物真的就没有复杂的情感和理性吗？恐怕，这也只是人类为自己的强权地位做出的一厢情愿的辩护而已。《云豹布哈依》中，那只原本精力旺盛、身体强健的小公豹布哈依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为了救怀孕的母豹香格莉，它的脊椎被大象踏断，后半身瘫痪。而母豹香格莉在这种危难时刻也并没有抛弃布哈伊，她不但辛勤地喂养着刚出生的孩子，还要照顾瘫痪的布哈依。而出于对香格莉和孩子们的怜惜，公豹布哈依最后和一群野猪以性命相搏，不但为香格莉准备了最后一顿丰盛大餐，也为香格莉重找生活伴侣扫清了道路。《老鹿王哈克》中，老鹿王哈克在逊位后备受冷落，但是它却不忍心看到自己的鹿群在一匹老狼的威胁下渐渐消亡，最后克服了种种与生俱来的恐惧本能，向老狼发起挑战，并置之死地，不但挽回了老鹿王的荣誉，也为鹿群赢得了生存之机。《暮色》中那群埃蒂斯红豺也不同凡响。豺王索坨在豺群的生死存亡之际是要严格依照豺类的苦豺制度把自己亲生的豺娘送上死地，还是袒护豺娘牺牲族群的公正，这对于它而言是个无法选择的两难。最后，它只能决定自己出马，牺牲生命与野猪群一搏，这种牺牲精神无疑使它显得无比崇高。当然，豺娘最后也做出了选择，求生欲望并没有使它完全陷入苟活的鄙俗之中，而是激发出了坦然赴死的决心。这些大象、云豹、梅花鹿、红豺都展示了极为丰富的情感世界，显示了野生动物的卓尔不群。
　　除了方敏、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外，蔺瑾的《冰河上的激战》、李传锋的《最后一只白虎》、金曾豪的《苍狼》等都是展示野生动物的自在生命状态的小说。虽然有些小说也许并不具有宏观的整体的生态意识，但是就对动物生命的内在世界的探索而言，就对自然生命的内在价值的尊重而言，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注：[1] 李传锋：《红豺》，原载《民族文学》2003年第1期，第8页。
　　[2] 夏季风：《罪少年》(小说集)，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
　　[3]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4] 叶楠：《最后一名猎手和最后一头公熊》，原载《人民文学》2000年第5期。
　　[5] 郭雪波：《郭雪波小说自选集?天出血》，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6] 姜戎：《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22页。
　　[7] 陈应松：《太平狗》，载《人民文学》2005年第10期。
　　[8] 杨志军：《藏獒》，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9] 叶广芩：《老虎大福》，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
　　[10] 贾平凹：《废都》，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
　　[11] 贾平凹：《废都》，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页。
　　[12] 张炜：《远行之嘱》，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13] 张炜：《远行之嘱》，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
　　[14] 陈应松：《豹子最后的舞蹈》，小说月报编辑部编：《〈小说月报〉2001年精品集》(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12页。
　　[15] 陈应松：《豹子最后的舞蹈》，小说月报编辑部编：《〈小说月报〉2001年精品集》(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35页。
　　[16] 胡发云：《老海失踪》，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17] 胡发云：《老海失踪》，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81―82页。
　　[18] 胡发云：《老海失踪》，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
　　[19] 方敏：《大拼搏》，新蕾出版社1994年版。
　　[20] 方敏：《大绝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电话：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