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间谍小说《刺客》描写苏联间谍落网记在英国情报部门故事,谁知道啊?

在长春市,一家鱼庄正在装修外墙,墙上挂满了“鱼”。
作为家中的独生女,父母虽不舍,但依然支持她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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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从一则新闻开始。君特&沙博夫斯基在上周日(11月1日)逝世于柏林一家养老院。他就是那个著名的“推到”柏林墙的人。日,在东德的一场无聊的记者招待会上,沙博夫斯基“不小心”宣布了一项尚属绝密的规定――公民可以自由申请私人出国旅游,而无须符合任何旅行或者探亲状况的先决条件,申请将会很快得到批准......这项条例立即生效。当晚就有成千上万的东德人冲到柏林墙要求进入西德。
  日当晚,无数东德人涌入西德。
  随后,柏林墙倒塌了。28年的讽刺象征终于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而英国作家约翰&勒卡雷以柏林墙为重要场景的经典间谍小说《柏林谍影》早在1960年代便风靡欧美。那时柏林墙固若磐石,主角利玛斯所在的柏林便是人类自身愚昧和历史悖论相结合的典型代表。他的故事始于柏林墙,也终于这里。在1989年版序言中,勒卡雷说,“柏林墙是意识形态疯狂的完美象征,是这种畸形的完美展示舞台……对我来说,面对柏林墙就像面对挫折本身,它触动了我心底的愤怒,也自然地流露到本书中。”
  上世纪六十年代,《柏林谍影》在西方首次出版,大受欢迎。主流媒体纷纷撰文评价,他们大肆宣扬作者勒卡雷“间谍”身份,有人查到他在英国情报部门的在职证明,并还有专家煞有其事地指出勒卡雷因为身份缘故才能写出如此逼真的故事,剧情与当时美俄冷战情形“不谋而合”等等。勒卡雷坚决否认并指责自己的写作与职业无关,可事实与他想象背道而驰。三十年后,当这本书诞生五十周年时,勒卡雷将他当时的厌恶和不如意倾泻而出,写成一篇“五十周年纪念版前言”。五十年来他讨厌媒体采访,就和他厌恶柏林墙一样。他曾经的不愉快和不如意,他绝不会忘记那些令人绝望的过去,和这本改变他整个人生的书。
  五十年后
  约翰&勒卡雷
  三十岁时,我在一种极端秘密的状态下写出了《柏林谍影》,我当时身处一种强烈的个人重压之下,那种重压他人根本无法分担。作为一名在英国驻联邦德国(西德)首都波恩使馆里冒充为初级外交官的情报官,我在同事眼中是一个秘密,而对我自己而言,大多数时间里我也是个秘密。在此之前,我已经写了两部小说,都是以笔名发表的,而且出版之前都经过了我所供职的机构的许可。经过漫长而深入的审查后,《柏林谍影》也被许可出版。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如果这部作品未能获得出版许可的话,我之后会做些什么。
  中年勒卡雷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审查这部作品的人即使有些勉强,但最终还是正确地认定,这部书从始至终都是虚构的,与个人经历无关,而且相应地,也不会造成安全问题。然而,世界范围内的舆论可不是这么认为,他们异口同声地判定,这部书中的故事不仅是真实事件,还更传递来自另一个“冷战”阵营的信息。被这一论断吓坏了的我怀着敬畏观察事态的发展,随着一个接一个的专家宣称这部书里讲的是一个真实事件,这部书逐渐登上了畅销榜,并在榜单上停留了很长时间。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敬畏逐渐演变为了一种无力的愤怒感。
  愤怒,是因为自从我的这部小说出版那天起,我就意识到我会永远被看作一名间谍出身的作家,而不是一名仅仅在那个秘密的世界里做过一丁点事情并把这些写下来的正常作家。但当时的记者对此完全不知情。对他们而言,我是一名凭空冒出来的英国间谍,讲述着间谍世界的真实景象,我越否认就越是增加了其中的谜团。
  偏偏我的小说读者们都深深地迷恋着“007”系列,正迫切渴望着来点儿007以外的新鲜故事,于是这个谜团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这时我受到所有作家梦寐以求的关注,可唯一的问题在于,我压根儿就不相信那套让我获得关注的宣传说辞。虽然我未作任何反对,但我仍然不喜欢。可即便我想反对,我也说不出什么能改变这一趋势的东西。而且我也不确定自己是真的想反对。
  在1960年代――而且直至今天――英国情报机构成员的身份一直是国家机密,这绝对无可指摘。任何泄露情报人员身份的行为都是犯罪。而情报机构则可能会在他们认为合适时选择泄露出一个名字。他们或许会展示一两个情报巨头来让我们小小见识下他们的无所不知和开放度―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但前情报机构成员的身份被泄露出来对他们而言只能意味着灾难。
  不管怎样,我都有我自己的顾虑。我和之前的雇主没有任何过节,事实上我们相处得颇为融洽。这本小说在美国扬名几个月后,我现身于在纽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我虽然很紧张,但一直在诚实地否认着:不,不,我从来没当过间谍。但是,那次经历却是一场噩梦,毫无疑问。当一位有消息来源的美国记者嘲讽地告诉我说,一位目前在任的英国情报机构上层对中央情报局的前任官员透露说,我一直是在职的英国情报人员,这让原本的谜团更加说不清了。而且这位记者还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了众多参加此次新闻发布会的同行好友,这样一来,现场的所有人就都知道我是在撒谎。
  五十年来,自此之后的每一次采访似乎都是为刺穿我的伪装、找到那个并不存在的真相而进行的努力,也许这便是为何我这么讨厌采访的原因吧。
  1965年版 Pan Book出版社
  《柏林谍影》是一种任性的想象力的产物,这种想象力最终因我对政治的厌恶和个人的困惑而终结。五十年过去了,我从未将这部书与我自身的经历联系到一起,唯一的例外是在伦敦机场的一次无言的相遇。当时一名军人模样的中年男子穿着沾有污点的雨衣筋疲力尽地将一把混着外国硬币的钱甩到了吧台上,用粗砺的爱尔兰口音给自己点了杯苏格兰威士忌,他告诉酒保说那点钱能倒多少就倒多少。在那一瞬间,阿历克&利玛斯这个人物形象诞生了。虽然我的记性不太靠得住,但这便是我所能记起的。如今,我把这部小说看作发生在我内心中的一次未能被掩饰好的爆炸,这次“爆炸”之后,我的人生就此改写。这不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内心爆炸,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没错,没错,写这部书的时候,我已经断断续续地为情报机构工作了十年;我的人生因为有了这十年而变得完整,我一直为自己太年幼没有参加“二战”而心存愧疚―更重要的是――我的父亲是靠发战争财发家的,直到他去世前,我一直把这个秘密藏在心底。
  勒卡雷的父亲
  不过,虽然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但也不至于才疏学浅,而且在进入英国情报机构许久之前,我就具备了一种编故事的能力,这种能力促使我将信将疑地将各种事实收集起来。在我的情报机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经历过什么危险的事,事实上,这份工作经常让我感到无聊透顶。否则,我的雇主也不会允许我的小说出版,虽然后来他们一定为自己做出的这一决定后悔莫及,因为他们觉得太多的人太把这本小说当真了,还因为任何英国情报人员会做出叛国之举的暗示,在他们看来都对情报机构的伦理原则造成了贬损,而且会不利于情报人员的招募工作,进而会伤及英国的国家利益,最后这一项指控可真有些夸大其辞。
  这部小说并不是“真实事件”的证明―我都重复了多少遍了?――就在于它被出版了。一位雇佣了我的情报部门前任主管甚至曾经公开宣称,我对情报工作的贡献微乎其微,对此我深信不疑。对于这部小说记录了“所发生的唯一一次血腥的双重间谍行动”的说法,另一位前任主管也说事实绝非如此,但他认为这部小说很有趣。可问题就在于,当真正的情报人员走出来做出明确的澄清时,公众偏偏认定他们都在说谎。这使得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做的解释全都白费。
  然而,如若不是情报机构在我年轻时雇佣了我,也一样会有不知哪个倒霉的机构把我招募进去,过几年之后,我也一样会发表我的作品闯出我自己的路来。
  那么,这部小说的深层背景,还有在“二战”结束十五年之后依旧弥漫在东西两个德国每一处角落的景象、气味和声音,都是从何而来的呢?利玛斯所在的柏林便是人类自身愚昧和历史悖论相结合的典型代表。在1960年代初,身处英国驻波恩大使馆的有限范围内,我观察着这个国度,偶尔我也会走出大使馆更近距离地观察它。我见证了柏林墙从一排带刺的铁丝网变成了用空心煤渣砖垒起的厚墙,见证了“冷战”的堡垒从“二战”仍未冷却的灰烬上拔地而起。我当时绝对没有意识到世界正从一场战争进入到另一场战争中,因为在情报世界中,从来就只有一场战争。对于东西方两个阵营中的强硬派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一个插曲。现在,插曲结束了,他们可以继续双方原来的战争了。这场战争始自1917 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虽然交战的双方改换好几次名目,但这场战争一直在进行着。
  如果阿历克&利玛斯发现在西方的情报机构里遇到了一些声名狼藉的同事的话,那一点儿都不奇怪。那些有着辉煌履历的前纳粹分子不仅得到了盟国的宽容,更因为他们的反共前科而得到了盟国的宠溺。组建西德情报机构时,谁是美国心目中担任机构头目的最优人选呢?是莱因哈德& 盖伦(Reinhard Gehlen)将军,他曾在希特勒的军队里担任要职,在东线战场与苏联军队的交锋中陷入了困境。预料到德国的战败,盖伦召集起了他的人马,在第一时间向美国人投降,美国人张开双臂热情地接纳了他。被收编后,盖伦机智地弃用了“将军”这个头衔,而成了“博士先生”。
  Reinhard Gehlen
  但是,要将盖伦和他的人马安置在哪里呢?美国人决定把盖伦及其手下安置在巴伐利亚一个名为普拉克的舒适村庄,距离慕尼黑八英里,很方便就可以到达那里的情报机构总部。那么,他们为博士先生挑选的那幢空出来的美丽乡间宅邸之前又是归谁所有呢?答案是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希特勒最为信任的私人秘书。当这位元首选择在这附近修建自己的府邸时,他的亲密战友立刻将他们各自的宅子建在元首家周围。盖伦和他的手下便被安置在这座曾属于马丁&鲍曼的别墅里。现在,这座建筑则成为了受巴伐利亚州政府保护的历史文物。就在几年前,承蒙现任德国联邦情报局某位上层的照顾,我有幸以私人名义到那里参观。在我看来,会议室里摆放的1830年代家具和屋后花园里新艺术风格的雕像很值得一看。但这里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从地窖里盘旋而起的巨大暗色楼梯,以及一座与元首宅邸中那座类似的地堡,地堡设施齐全,只不过小了些而已。
  利玛斯是普拉克村的常客吗?他别无选择。没有联邦德国情报局的配合,深入东德的情报行动根本无法实施。在利玛斯多次常规到访中,他也许还会遇到颇受博士先生器重的反情报长官、曾经的纳粹党卫军和帝国保安部成员海因茨&菲尔夫(Heinz Felfe)?他一定见过菲尔夫。菲尔夫可是一位传奇人物,不就是他单枪匹马地揭露了一堆苏联间谍的身份吗?没错,是他毫不奇怪。当人们发现他本身也是一名苏联间谍后,他因此而获刑十四年。后来,他被用来交换被苏联逮捕的一些不走运的西德谍报人员。利玛斯知晓通过“黄金”行动获取的“特别材料”吗?耗资巨大的黄金行动是由美英两国情报部门共同合作的一项秘密行动,行动内容包括在地下架设一段长达一英里的窃听电缆隧道,这条隧道深入到苏联占领的东柏林地下,将窃听电缆接入俄国人的通信电缆中。早在隧道开挖前,苏联方面便已经获知了黄金行动的全部内容,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苏联间谍就是英国人乔治& 布雷克(George Blake),他曾经在朝鲜战争被俘,还是英国情报部门的骄傲。
  然而,如果俄国人没有让自己的间谍暴露并故意让美英两国继续窃听自己的通信的话(这种假设本身就站不住脚),黄金行动的很多设计师如今一定会使我们认为这项行动不仅仅是一项工程建设上的胜利,而且还是一次成功的情报偷袭呢。又过了两年,甚至连金&菲尔比(Kim Philby),这位有望成为英国情报机构负责人的情报明星,也被发现原来是苏联间谍。所以,怪不得利玛斯会在伦敦机场给自己要了杯烈性的苏格兰威士忌来平复那愁苦的心绪。英国情报机构内部几近被苏联间谍攻陷,造成的损失需要付出整整一代人来弥补,但利玛斯依然保持着坚定的忠诚。他知道这点吗?我想,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十分清楚。
  而且我认为我一定也深知这一点,否则我就不会在几年之后以此为背景写出了《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柏林谍影》的价值―或是它的过错,这要看你从哪个方面来看了―并不在于这部小说是真实事件,而在于这个故事让人信服。世界上很多人都经历过故事里的梦魇,因为五十年后,我们面对的仍然是那个相同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既能正当捍卫西方的价值观同时又不会将其丢弃呢?我在书中虚构的英国情报机构头目―我给他起名“掌控”―对答案毫不怀疑:在我看来,不能仅仅因为你的政府实行的是仁慈的政策,你就不会像你的敌人那般残忍无情,不是吗?
  今天,还是这个人,牙齿和头发打理得更加精致,衣着更为考究,在为伊拉克发生的灾难般的非法战争辩解着,在为使用中世纪式的酷刑手段作为21世纪首选审问方法提供正当的理由,或是在捍卫精神变态持有半自动武器的权利,以及给使用无人飞机毫无风险地刺杀某位假想敌及其周围任何不幸的人寻找借口。或者,作为某个公司的忠实雇员,正向我们保证,吸烟不会伤害第三世界人民的健康,而且有大银行机构来为那里的公众利益服务。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我学到了什么?细想了一下,我发现并不多。除了一点,情报世界与我们所在的世界的道德并无二致。
  约翰&勒卡雷
  2013年4月
  摘自约翰&勒卡雷《柏林谍影》
  50周年纪念版
  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间谍小说。
  ――格雷厄姆&格林
  *全文由微信订阅号:文景(shijiwenjing2002)发布,转载请联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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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苏联间谍:二战十大间谍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
» 来源:通缉犯查询
» 发布时间: 20:21
  现如今,很多间谍、特工的故事被写成书,他拍成电影,但对于这些神秘人士,我们总是带着探索的心态去了解他们。尽管这些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却也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他们没有赢得战争的绝对胜利,但在世界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平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下将为读者介绍的是苏联时期最有名的十大间谍。
  理查德&佐尔格:二战期间的苏联间谍。他被认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间谍之一。他多年在日本工作,苏联曾长达20年不承认他的间谍身份,在他去世后直到日,间谍身份被公开,才被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日,佐尔格被日本警察逮捕, 1943年9月被判处死刑。
  罗伯特&汉森:受雇于美国联邦调查局,被派往苏联和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于1979年开始与苏联合作,苏联解体后,继续从事间谍工作。作为一名超级间谍,他是一位非常优秀和与众不同的人,一名女士这样回忆他:&在芝加哥与汉森一家人做邻居时,每当他与我的儿子一起玩,总让我觉得,我的孩子特别安全。&汉森曾与苏联和俄罗斯的情报工作从1979年一直持续到他在2001年被捕。2001年当他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被逮捕时。在监狱中,他问道:&你们为什么现在才来抓我?&哈桑被判处终身监禁。
  金&菲尔比:英国情报部门领导人之一,共产党员。自1933为苏联进行间谍活动。英国在1963年才获悉他的这一身份。他被誉为世界间谍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间谍之一。1940年,他打入了英国秘密情报局,在该局步步高升,最终成为英国情报机关的一名高级要员。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为苏联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成绩卓著。
  安东尼&布朗特:具有英国艺术史学家和双重间谍身份,英国军情五处和苏联内务委员部的成员,著名的剑桥五人组成员,金&菲尔比也在其中。通过安东尼&布朗特,苏联大使馆提前收到消息,打击了反对派的行动。他曾八次成功获取外国政府的外交信函,几次顺利公布对俄罗斯国防军有价值的信息。战争结束后,布朗特与克格勃的关系破裂。他于1946年从军情五处退休成为皇家艺术画廊的管理员。
  克里斯托弗&博伊斯:苏联秘密间谍。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与苏联情报机关合作,秘密窃取卫星照片,并传送给苏联的情报机构。他于1977年被美国抓捕,因为替苏联从事间谍活动长达40年,他被判为终身监禁。1980年2月,他从联邦监狱逃脱,准备回到苏联,但被联邦调查局特工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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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7月初的一天,伦敦尤斯顿街的大英图书馆,一名工作人员走下地下室,按照1984年存档时的约定,从保险库中取出一份业已尘封二十五年的秘密文稿,为22日向公众公开做准备。这是一份打字稿,是本未完的回忆录,只有大约三万字,内容却涉及一桩当年轰动一时,之后也未被遗忘的间谍案。文稿的作者叫安东尼&布兰特(Anthony Blunt,)&&剑桥&使徒&、著名艺术史家、皇亲国戚、伊丽莎白二世的母亲(英国人叫作王太后Queen Mother)的亲戚和常常一起下午茶的红人、王室藏画的鉴定人,以及苏联间谍,所谓的&第四人&,即被挖出来的第四个剑桥苏联间谍,另外三个是盖&伯吉斯(Guy Burgess,)、多诺德&麦克莱恩(Donald Maclean,)和吉姆&菲尔比(Kim Philby,)。
  故事需回溯至1930年代的剑桥三一学院。四个英国中上阶层出身的年轻人在此相识了。布兰特,谨慎的同性恋者,不乏傲慢冷淡的完美的英国绅士,1956年封爵。伯吉斯,同为&使徒&,非常帅,非常有魅力,一生狂饮的酒徒,永远张扬的同性恋者。最惨痛的成长经历是十三岁那年。那晚他听到母亲尖叫,于是跑进父母卧房,把父亲死沉的身体从母亲身上拉开,原来当海军军官的父亲已经死于房事中的心脏病发作。麦克莱恩,父亲曾为内阁成员,高大英俊,金发,性向暧昧,娶了出身石油背景、久居欧洲的美国富家女。菲尔比昵称Kim,取自吉卜林的同名小说,真名反而不用,由此可知此人的印度背景。他的确出生于印度,父亲是个强大角色,身兼外交官、探险家、东方学家、沙特国王顾问等多种角色,后来更是皈依了伊斯兰教,娶了阿拉伯妻子。与前三位同道的性向不同,菲尔比是异性恋,结婚四次,妻子分别是奥地利犹太人、英国人、美国人、苏联人。
  说起来克格勃培养间谍的计划真是高明。他们选择在脑力激荡的1930年代将目光投向青年才俊荟萃的剑桥,但又不要公开的共产党员和工人阶级子弟,因为这些人容易引起政府怀疑,还没有希望进入一向被中上阶层子弟把持的外交部和情报部门等核心体制。他们还很有耐心,培养新人如同酿酒,肯花十年甚至几十年时间等待新酒变成陈酿佳酿。后来的剧情现已广为人知:剑桥毕业后,四人或进入BBC,或进入外交部和军情五处(相当于美国联邦调查局)六处(相当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源源不断地向斯大林及其后的苏联领袖提供情报,直接影响了二战进程、冷战战略和原子弹计划,直至1951年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至苏联,1963年菲尔比叛逃至苏联,和1964年布兰特在政府答应给予赦免的情况下承认间谍行为,并于1979年被撒切尔褫夺封号,彻底退出公共生活。
  都是占尽先机的含银匙者,甚至流着蓝血,却又为何当这逆子贰臣,毁灭自己所属的特权阶级,直至走上为苏联当间谍的不归路?公开承认的原因都说是出于青年时代反法西斯的理想主义,菲尔比更是在1968年自传《我的无声战争》(My Silent War,1968年初版,2002年由Modern Library再版;格林汉姆&格林认为此书&比我能想起来的任何间谍小说都更加扣人心弦&)中表示其犹未悔,坚信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再有一两代人就会实现。他说:&此刻凭窗远眺莫斯科,我看到当年曾在剑桥惊鸿一瞥的未来已经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布兰特也在未完的回忆录中说因为1930年代欧美经济危机和希特勒上台,西方国家无计可施,一味绥靖,才使英国进步阶层普遍转左,年轻的知识分子间弥漫一种情绪,认为英国已是穷途末路,苏联才是世界的希望。当时剑桥的进步学生大都是共产主义者,&使徒社&更是被共产主义信仰主宰。
  但这四间谍为何如此成功,以至于各自纵横十几载几十载不被发现?被发现了也能逃脱?叛逃后,伯吉斯继续当他的英国人,不学俄语,仍然惦记在英国定制西装。麦克莱恩学了俄语,成了俄国公民和英国外交问题专家,有著作出版。他二人虽死于苏联,但骨灰都得以回到祖国亲人身旁。菲尔比叛逃后任克格勃顾问,曾获列宁勋章,死后哀荣备至,和众多苏联将领同埋于革命公墓,头像也印上邮票。对其纪念甚至延伸至日,当日在菲尔比服务过的现名俄对外情报局的新闻处门外,几近八十高龄的菲尔比遗孀参加了由该局局长和俄国家第一副总理出席的菲尔比纪念牌匾揭幕仪式。这块牌子上的菲尔比被刻画成罗马双面神Janus的模样,意指他双料间谍的复杂人生。虽有传说此三人在流亡岁月中对莫斯科痛感失望,以至于狂饮烂醉借酒浇愁,但自己和家人性命得以保全,这样的结果也算善终。对于段首的两个问题,大量来自英美苏以及1991年后的俄的传记资料和分析文献都已做出各种解答,其中一点值得陈述如下,即英国谍报系统的&绅士俱乐部&性质使得国家利益经常不得不让位于朋友情谊。也就是说,占据核心位置的英国情报人员多为来自公学和牛津剑桥一路的&老男孩&、&自己人&,他们视彼此为朋友,朋友就要互相照顾,一生一世,因此,到了关键时刻,这些人宁肯叛国,不能卖友。剑桥使徒社的悠久传统和精英意识更使之对这友谊的膜拜登峰造极。
  至此,故事还需再回溯至百多年前剑桥使徒社(Cambridge Apostles)初成立的1820年。因最初的成员是十二名福音教派者,好比耶稣的十二门徒而得名使徒社。在其后的百年发展中,使徒社成了剑桥最精英的秘密社团、哲学讨论团体,成员以国王学院和三一学院的本科生为主。使徒需具备如下素质:智力、常识、谈话、风度、见解、脾气、友爱、幽默、个性和魅力。活动形式为周六晚在某社员宿舍中聚会,先由一人朗读事先针对某问题写好的讲稿,之后大家讨论,最后就某一相关问题投票。再抽签决定下周的讲演者和题目。说其秘密,是因为入会不接受报名,只实行提名和选举。会员身份需保密,不许对外言说会内之事。会员彼此交谈有一套综合了基督教和柏拉图思想的术语行话,例如会员自称&现实&,互称&兄弟&,称呼非会员为&现象&,存放社团活动记录的箱子叫&约柜&,毕业后不再经常参加讨论的会员叫&展翅飞走的&&天使&。说其精英,是因为会员多为著名诗人(如丁尼生)、作家(福斯特、利顿&斯特拉奇)、哲学家(西奇威克、麦克塔格、怀特海、罗素、摩尔、维特根斯坦)、经济学家(凯恩斯)以及难以计数的古典学者。此外,还有很多会员毕业后进入政府机构,身居高位,声名显赫。
  一朝入会,友谊经常维持终生,使徒间的情谊极为忠诚热烈。丁尼生著名的悼亡诗就是写给不幸早亡的使徒朋友阿瑟&亨利&哈勒姆:&不论何事降临,我确信, / 在最悲痛的时刻我觉得: / 宁肯爱过而又失却, / 也不愿做从未爱过的人。&(飞白译)而福斯特1939年的文章《我的信仰》更可作这友谊的总结。彼时正值二战,国民齐聚爱国主义大旗之下时,福斯特却说&我不信仰信仰&,也讨厌&伟人&和&英雄崇拜&,但信仰&个人关系&,即爱和友谊,哪怕时至今日这种关系早已被人鄙薄为&资产阶级的奢侈&。他还说如果民主值得两声欢呼,爱就值三声。最后,&如果我需要在背叛我的国家和背叛我的朋友之间选择,我希望我有勇气背叛我的国家&。这句话被2003年BBC四集电视剧《剑桥间谍》中的伯吉斯引用,他对布兰特说完此话后二人深深拥抱。
  使徒的忠诚还体现在遵守社团的保密章程上。至于社员不许对外人言说社内之事,其实保密程度因人而异。1894年和1902年入会的摩尔和斯特拉奇会写信给母亲报告自己入会的消息,而1932年入会的休&戴维斯却从未告诉妻子他的使徒身份,并因此需要不断为参加周六晚上的活动找借口。最奇特的例子当属伯吉斯。他是最不谨言慎行、最不像间谍的间谍。他不介意向人夸口他是苏联间谍,却无人相信,也许这招歪打正着,说真话倒成了最好的掩饰。使他讳莫如深的反而是他的使徒身份,甚至时隔多年后拒绝告诉专门赴苏采访他、为他作传的老友汤姆&卓别格同一时期的使徒还有谁。也许,间谍他不当真,使徒他非常当真。
  但所有真相暴露后,间谍朋友间似乎也并非那么忠诚。菲尔比痛恨伯吉斯的计划外叛逃陷他于险境,使他无法当上军情六处的处长,从此管伯吉斯叫&那个血淋淋的男人伯吉斯&(&血淋淋&对英国人就算很严重的骂人话了)。1963年菲尔比叛逃苏联后,伯吉斯正值弥留,传话说想见菲尔比,菲尔比却拒绝这最后一面。在苏期间菲尔比还一度与麦克莱恩的妻子有染,甚至同居两年,直至后者重返麦克莱恩身旁。此人最是城府深沉,他的苏联密线说他的真我无人能解,说他嘲弄了每一个人,尤其是苏联人。
  是英雄还是叛徒,对这帮剑桥间谍的评说就像今日对斯诺登一样难。最宽容最自由的一种看法是国家间的秘密越少,世界就越安全。
  有不做间谍的1930一代使徒吗?有,比如曾为布兰特和伯吉斯同性爱人的朱利安&贝尔,但他一样是个革命者,只不过走上了真正的战场,年仅二十九岁死于西班牙内战。他可以看成连接1930年代使徒和1900年代使徒(即后来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纽带,因为他是圈中艺评家克莱夫和画家梵尼莎&贝尔的长子,政论家莱纳德和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姨甥。这个圈子还有凯恩斯、斯特拉奇、福斯特、戴斯门德&麦卡锡、撒克逊&斯德尼-特纳等人,均在世纪之交加入使徒社。布鲁姆斯伯里对友谊的膜拜以摩尔哲学为基础,他们奉为圭臬的一句话是摩尔在1903年发表的《伦理学原理》中的如下宣言:&我们所知道或可想象的最有价值之事为某些特定意识状态,可大致描述为与人类交往之乐趣和对美的客体的欣赏。&其中&与人类交往之乐趣&就是友谊和爱。布鲁姆斯伯里人因此不定义自己为一正式组织,只说是&一群朋友&。
  但到了政治形势风起云涌的1930年代,这批品味高雅、蔑视习俗、追求创造的审美家却被新生一代作家杰拉尔德&布雷南认为过分迷恋正在消失的阶级和生活方式,再不可能向前发展了。还被诗人斯蒂芬&斯宾德比喻为如薄迦丘《十日谈》里那群为避瘟疫退居乡下互讲故事自娱自乐的朋友,而1930一代则如歌德狂飙突进的作家,他们深深卷入社会政治中,起初热情勇猛,继而厌烦透顶,举步维艰&&
  二战后的福利社会更是换了人间。1979年,杂货店出身靠奖学金读牛津化学专业的撒切尔当选首相。上台伊始她就在议会下院公开揭露了布兰特的间谍身份,查BBC网上档案,还可听到她当年底气十足、不疾不徐、坚定清晰的七分钟讲话录音。为何终止之前政府与布兰特的默契,结束布兰特舒适优雅的上流生活,她从未解释,但她的私人秘书伯纳德&英格海姆爵士相信她这么做是为了告诉政府中人现在到底谁说了算。而且从1964年开始,军情五处的人已经隐忍了十五年。难道因为布兰特的出身和关系他就能一直受优待,而平民出身仅是英国驻莫斯科使馆文员的约翰&瓦素(John Vassall)就活该被判十八年?吊诡的是,瓦素一样是同性恋。据他后来的自传说,他叛变的起因之一就是他的同性恋身份在英国和苏联都受压制,在参加莫斯科地下同性恋活动时被克格勃拍了不雅照才不得已加入组织。还有就是英国外交系统中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使他这样的小人物难以向上攀爬。1980年BBC的纪实电视剧把瓦素演成一&软弱、虚荣、迫切想让人把自己当绅士&的可悲形象。英国人的阶级意识真是桎梏。
  其实使徒社并非只是势利。归根结底,追本溯源,它是个哲学讨论团体,人间最无害最美好的活动之一。它的好处是任何问题都可讨论,任何意见都可提出。社员须以绝对的热情追求真理,社员之间必须绝对坦诚。只举一例,是我最喜欢的一次讨论:狄金森&&引荐徐志摩入剑桥国王学院当&特别生&的人&&描述四位使徒&&歌德、屠格涅夫、雨果和黑格尔&&正在天堂会面,讨论是否应该选举上帝为使徒。此时上帝乔装打扮出现了。虽然四人高叫&不选上帝,不选上帝&,上帝却说他们应该选他,因为他正是他们所信仰的。于是上帝除去伪装,四人齐声称颂他的名字,歌德叫的是&美&,屠格涅夫叫&真理&,雨果叫&理想&,黑格尔叫&绝对&。■
| 责任编辑: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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