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古称上党。这是一块“与天为党”的土地，也是一块出产神话和传说的地方。
 连日的绵绵细雨，消却了盛暑热浪。一个天蓝风清的日子，我们前往长子县的羊头山，去寻觅炎帝神农城的遗踪。
 车出长治市区，驰向长子县境，便进入了丘陵区。到布村，转上通往色头镇的公路，景色也陡然为之一变，只见陡峭的峰峦拔地而起，一峰连着一峰的绵延。这便是长治与晋城两市的分界山——羊头山。
 羊头山是色头镇南面的天然屏障。色头虽在山窝子里，地处长子县东南一隅，但山中的小盆地，土地平展，林茂粮丰，地下又有煤，竟是长子县的“首富”！这让我们感慨炎帝之乡的人民得先祖之保佑，乘改革之东风，地灵人杰，丰稔富足。
 出村、过沟、上山。一条羊肠小道时隐时现，野草过膝、荆棘牵衣，我们由向导带路，在崎岖的山道上艰难地向山顶登攀。
 “看，山羊角！”顺着向导手指方向望去，只见山颠之上，一东一西矗立着两座锥形石塔，成倚角状，酷似山羊的两只羝角，那山也真的酷似一个羊头了。
 我们终于汗流浃背地登上了高高的山巅。这里就是古籍中所说的“岭限二郡，麓跨三邑”的羊头山的山顶。所谓“二郡”，即上党的潞州和泽州，也就是今天的长治和晋城两市；“三邑”，即是长子、长治、高平三县。以羊头作为分界，西为长子县的色头镇，东为长治县的师庄乡，南为高平县的团池乡。而羊头山就是这“鸡鸣闻三县”的所在。两个尖塔建在山顶的小峰上，均为沙石雕凿垒砌，高约十五米左右。南面的石塔下还有一块棱形四面体巨石，上为佛龛，每面雕有佛像，基座雕有一巨型羊头，觑向西南。两塔似羊角，巨石上又雕以羊头，大概羊头山即由此而名吧。
 羊头山，又名首羊山，何以用“羊”来命名？据考，炎帝姓姜、姜姓又为族之一支，姜、羌的得姓与得族号，皆与羊崇拜有关。联想到上党地区的许多山名带有“羊”字，如“羊神山”、“羊头岭”、“羊山”等等。这些羊崇拜的历史留存，也为炎帝在上党地广泛活动提供了明证。
 在通往炎帝庙旧址的山上，向导把我们带到一块巨石前。这是一块用巨石雕成的神龛，歪歪斜斜地置放在半山腰的荆棘丛中。因为其大，人们已无法将它重新安放在一个更合适的地方。因为其美，人们永远也无法忘记它存在的历史价值。整块巨石，看去呈正方体，正面有门洞，四周皆有精美的神像，花纹雕塑，石头被雕凿而空，内有神台，神农炎帝像被供俸在里而。这无疑是人们对炎帝的祈祷，也是人们对幸福生活的企盼。面对这座精美的石雕神龛，我们默默无语，感念炎帝的伟大，也感慨人心的的虔诚，随手点燃一支香烟，烟云袅袅飘飞，遥祭一瓣心香。
 依然是在荒草荆棘中觅路，依然是在崎岖狭仄的山道上攀行，我们终于来到了羊头山的最高峰。按照史书记载，这里曾经建有一座宏大的神农庙，因为年代久远已无庙可言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只是残留的遗址、遗迹。
 一根根石柱，直指苍穹，昂然屹立于神农峰顶，它们曾是那庄严的殿宇的支撑；
 一截截断垣，一处处残壁，掩埋在萋迷的野草中，沉睡在飒飒的风声里；
 仅见的一幢石碑，还是残缺的。雨打风蚀，岁月磨洗已是字迹难辨了；
 只有那精雕的莲花石墩，孤孑一身，卧于荒草坪上。石墩高两尺有余，直径近一米，呈圆形，周身雕有莲花图案。这曾是神农庙前大柱的一块基座，它托起过神农庙的堂殿，也托起了神农庙的辉煌。
 据明代朱载堉《羊头山新记》中描述：“（羊头）石之西南一百七十步，有庙一所，下殿五间，中塑神农及后妃、太子像，皆冠冕若王者之服。”由此可见，远在明代，这里的神农城还是很兴旺的，香火不断。至今羊头山下的百姓，谈及羊头山上的神农庙，仍有歌谣流传。一曰：“鸡叫一声三县鸣，钟响一声通北京。”说的是神农庙的古钟很大，声音远播，连北京那样老远老远的地方也能听到；二曰“前檐滴高平，后檐滴长子。”这一方面是说炎帝庙正建在县界上，同时也说明庙堂大殿的进深很大，也十分宽敞。
 我们在庙院的废墟外面，见到了口井，这或许是古籍所记载的“神农井”吧！井几乎已经被沙石壅塞，干涸无水，只有浅浅的一截井筒，但井后面可供安装辘轳的石柱仍在，令人十分欣喜。好像让人看到一位慈眉善目的长者，一手拿着谷穗，一手捧着药草，打着赤足，踏着山径从田间归来，正坐在井台边憩息，那谷穗和药草仿佛还散发着阵阵清香。
 炎帝是一个被称作帝王的人，却又是一位普通的劳动者。他造福于民，开创农耕，制造农具，种植五谷，尝遍百草，因此历朝历代为后人所怀念，所敬仰，所供俸。清人金泽《谒神祠》一诗，云：
 细读穹碑立庙文，此方胜概独超群。
 千岩树映千岩月，一涧花藏一涧云。
 蒸民乃粒无疆利，耕凿难忘未耜恩。
    由此向西北，山势依然很高，但山上地势平坦，没有山峰，俨然是高山上的一块平地。那就是神农城的遗址！据说，神农得嘉谷于此，始教耕种，名为“井子坪”，又称“五谷畦”。当地百姓则管它叫“尖草坪”。因为是两块相连，还有叫它“东放马场”和“西放马场”的。于是，我们又下沟、上山，向井子坪攀去。
 先是去看了井子坪下的“神农泉”。这是相距约二十米的两处泉水。当地乡民称它为“黑龙潭”和“白龙潭”。对此，古籍多有记载。晋陈玑的《上党记》载：“神农庙西五十步，有石泉二所，一清二白，味甘美，呼为神农井。”北魏《风土记》云：“神农城在羊头山，其下有神农泉。”南宋王应麟的《玉海》则曰：“上党长子县有神农井，在炎帝庙西五十步，有石泉二所，清一白一，味甘，名神农井……”如今，神农泉依然清澈见底，周边用砖石围砌，上面有水泥抹过的井口。据说，这里还是历代乡人于旱时求神祈雨的地方，潭边立有标记小碑，碣面上青苔斑驳，足见年代之久远。
 神农城遗址——井子坪，这片高山顶上的平地，十分开阔，遍地杂树繁花，芳草萋萋，真是一块放牧的好地方。难怪乡人叫它“放马场”呢。据明人朱载堉的游记记载这里的两块坪地，“小坪周八十步，西北接连大坪，周四百六十步，上有古城遗址，谓之神农城。城内旧有庙，今废。”说明明代时，神农城中的神农庙已经毁没。
 漫步井子坪，我们竟觅到了几枚砖瓦残片，年代难考。这是又一处神农庙。这里确实曾有过一个钟磬和鸣、香火缭绕的鼎盛时代。至于当年的庙宇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怕是已经很难叫人想像了。
 “五谷畦”何在？炎帝的的“试验田”在哪里？今天当然也无从 寻觅。我们可以设想，当年炎帝从数以万计的漫山遍岭的植物中选择五谷，历经千 辛万苦，是何等艰难！选来的植物哪些可供食用，又如何耕种、培植、收获，不经过试种怎行？这“五谷畦”当然也就是他的“试验田”了。
 这时，我们站在井子坪，向东南眺望，在距此不远的半山坡，（今高平市境内地方），还可以看到另一座旧庙的废址。庙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始建，初名定国寺。隋朝末年毁圯。唐武则天天授二年重修，改名清化寺。庙宇在解放后又毁。但我们从资料中获得的此庙的一篇碑文，记述了炎帝含辛茹苦，教民种五谷等事迹。碑为唐代时所立，文中曰：
 “此山炎帝之所居也。昔者摄提纪岁之后，燧人化火之前，穴处巢居，茹毛饮血，爰逮炎皇御宇，道济含灵。念博杀之亏仁，嗟屠戮之残德，寻求旨味，以替膻腥。遍涉群山，备尝庶草，居斯一所获五谷焉。记述灵奇，显其神异。石类羊首，遂立为名。于是创制耒耜，始兴稼穑。调药石之温毒，除瘵延龄；取黍稷之甘馨，充虚济众。人钦圣德，号曰神农。历代崇恩，峰亭享庙……”

神龙遗址在羊山  祠宇重修构此间
记著名中华祖龙文化探源者陈富城教授谈炎帝文化
 “天是龙形象，地是龙图腾，山是龙脊梁，水是龙血脉，风是龙起舞，云是龙飞翔，人是龙子孙，家是龙故乡。”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作为龙的传人，我们深感自豪。然而龙在中国发源于何物，发端于何时，发祥于何地，历代百家众说纷纭，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对中华祖龙文化有着深入研究的著名书法家、艺术家陈富城教授又将他探索的目光投向了上党这块曾经留下许多炎帝史前活动遗迹的热土。2002年8月7日，应香港华龙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翟秋菊的邀请，陈富城教授来我市对炎帝文化进行考察。
 陈富城，原籍广东潮州，196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师从启功、郭预衡、喜文史、擅书艺。现为张家口市政协委员，中国书画艺术委员会理事，中国华侨文学艺术家协会会员。
 陈富城先生酷爱中华炎黄文化，尤其对龙迹脉传的研究达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为探索中华祖龙文化，揭开龙迹史源之谜，他自70年代天始，自费探查龙纹盛地，足迹踏遍珠江、长江、黄河流域、东北松辽地区等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特别是自1993年开始，他多次往返河北涿鹿黄帝城、桥山、釜山、河南新郑轩辕故里。新密黄帝宫、安阳殷墟、濮阳龙乡、洛阳龙门、伊川大辛等地，对古龙史进行了精心诠释佐证，编著了《鹿炎黄史迹集说》、《中华龙源流文化》《中华龙龙脉书艺》等著作，丰富了中华龙文化的积累，光大了中华龙的风采，成为国内知名的中华龙源深索者和《中华龙脉书艺》创建人。
 来到长治后，陈教授在翟总等人的陪同下，先后参观了高平炎帝陵、长子发鸠山、老顶山炎帝像，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陈教授说：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在历史长河中，龙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崇拜物、神灵、艺术形象，沟通了中华大地上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的关系，增进了各民族的相互理解和团结，对民族融合，文化统一起了积极作用。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具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上党有着丰富的炎黄史迹，长治有着悠久的古文化、大量的古文物，完全可以建造一个中华龙廊或中华龙厅，光大上党的龙文化，同时，可利用丰富的炎帝遗迹和传说建设神农城，吸引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认祖，这既可增强民族凝聚力，又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短短几天的考察，上党风物给陈教授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说：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故事都发生的太行山这片热土上，充分说明太行人民自古以来就有承担重任，自强不息和与大自然拼搏的优良文化传统。如果将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发扬光大，长治的建设事业将获得更强大的精神支柱。

关于炎帝文物的考察报告

 1995年3月至9月，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考察组对长治、晋城两市的炎帝活动遗址进行了考察。发现两市炎帝庙宇之密集，炎帝文化遗存之繁多，为全国所罕见，炎帝在两市活动之确凿，史籍记载之实，也为全国所独有。而且以长治市郊区、长治县、长子县和高平市为中心，已构成了一个文物繁密、种类齐全、内容丰富、品位极高的炎帝文化区。如果对这一全国仅见的炎帝文化区加以开发，就不仅能复现炎帝在远古时的重要活动，填补我省旅游方面的一个空白，牵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弘扬炎黄文化，吸引和团结台港澳同胞及海外华侨、华人，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和作用。

一、分布繁密的炎帝文化遗存
 炎帝，也称神农氏，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他兴起于陕西宝鸡一带，居姜水，传说他是牛头人身，（说明其部落以牛为图腾）。后来他率其部落迁徙到中原地区，向北发展，活跃于上党，并在今长治县的黎岭村建国，在长治市附近的百谷山、羊头山“尝百谷，制耒耜，教民农耕”，完成了从渔猎到农耕、从游牧到定居这一人类史上的伟大转折，最后安葬在今高平市团池乡庄里村。
 以长治市为中心，炎帝活动遗址和与有关的祭祀性的文物，是非常多的。距长治老城东北13华里、现在与城市几乎相连接的百谷山，俗称老顶山，又称柏谷山，是炎帝尝百谷的地方，并由此得名。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称：“百谷山与太行、王屋皆连，风洞泉谷，崖壑幽邃，最称嘉境。”该山方圆40多平方公里。现在留存与炎帝有关的文物，就有炎帝神农庙宇三座，纪念炎帝神农的山洞三座、泉水一处、古神农井一眼及许多碑刻。其中，山之半腰滴谷寺神农庙，始建于1500多年以前的东晋（公元317年至公元420年），北朝北齐武平四年（公元573年）、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清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曾多次重修。庙内炎帝坐像腰系树叶，肩五谷穗，四壁绘有炎帝尝百谷、采草药、制耒耜、教民耕种等历史功绩的壁画。如今，庙院、地基和宋、明、清柱础及经幢尚存，刻有篆文“炎帝”二字的残碑和宋时诗碑也在。庙旁有“古神农井”一眼，庙前坡下有古寒泉一处，该泉又称百谷泉。庙东半腰有一百谷洞，传说是炎帝尝百谷之所。百谷山西麓关村，有炎帝庙一座，现存者为明、清建筑风格，尚完整，有正殿、献亭、角殿、廊房、经幢等，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百谷山南麓柏后村之炎帝庙，原为三进院，现存中院正殿，献亭，东、西角殿，存有清咸丰九年（公元1895年）《重制神农庙社物碑记》、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重修布施碑》各一块。
 炎帝尝百谷的又一地点，在长治县、长子县、高平市交界处的羊头山。此山距长治不远，仅六、七十华里。山上有炎帝神农庙、炎帝神农城、炎帝神农井，史籍对此有许多记载。北魏《风土记》说：“神农城在羊头山，其下有神农泉，山有古城遗址，北有谷关，即神农得嘉谷处。”唐武则天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乡贡明经牛元敬撰写的《重修清化寺碑记》认定：“此山炎帝之所居也”炎帝“遍涉群山，备尝百草，居斯一所获五谷焉。”并说，炎帝在此“创制耒耜，始兴稼穑，调药石之温毒，除瘵延龄，取黍稷之甘馨，充虚济众”。北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在长治县内王村宝云寺立的《宝云寺碑记》中提到：“西接尝五谷之神祠，道北靠龙山炎帝之庙貌 。”南宋王应麟《玉海》说：“上党长子县神农井，在炎帝庙西五十步，石泉二，一清一白，味甘，名神农井。”指的也是羊头山。明朝律学家、历学家朱载堉《羊头山新记》说：“神农泉下地名井子坪，有田可种，相传神农得嘉谷于此，始教播种，谓之五谷畦焉。”由于羊头山是五谷诞生之地，且品良优质，因而古时有以该山所产的黍定黄钟的规定。
 炎帝活动足迹还留存在长子县境。该县色头村有炎帝庙，创建年代不详，清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三次重修，有戏台、献亭、正殿、配殿等，占地达1854平方米。长子城北有炎帝庙，又称北高庙，不知修建年代，但现存的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神农庙碑及《重修炎帝神农庙碑记》中提到，该庙明弘治年间（公元1488年到公元1504年）就有石碑，清顺治年间（公元1644年到公元1661年）年曾得修此庙。长子县西北70华里处发鸠山是座风景秀丽之处，峰高1668米，山上文物古迹极多，其中有一座炎帝小女儿女娃的坟墓。《山海经》说，该女游于东海，溺于东海，溺而不返，化为精卫鸟，常来此山衔石以填海。
 长治县黎岭村是炎帝的建国之地。史籍记载，炎帝神农氏曾建有国家耆国，即黎国，在今长治县城北的黎岭村附近。过去，岭上曾有炎帝庙。炎帝陵在高平市团池乡庄里村，该村离长治市公60华里。清时所撰《泽州府志》说：“上古炎帝陵，相传在县北四十里换马镇。帝尝五谷于此，后人思之，乃作陵，后有庙，春秋供祀。”庄里村与换马镇仅一路之隔，一里之遥，所处地形南低北高，三面环沟。今陵已毁，尚有炎帝神农庙一座，俗称五谷庙。庙里尚存有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彩绘的炎帝神农大殿，刻有“炎帝陵乃古迹之胜地也”字句的残碑。该庙东房现有农民居住，其房内墙上嵌有一块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生员申道统所立、刻着“炎帝陵”三个大字的碑额。该户农民称，他们祖祖辈辈都是炎帝陵墓地的耕种者，担负着守陵护庙的责任。因而，尽管仅剩一块“炎帝陵”碑额，也每日焚香祭祀。这里传说炎帝夫人娶自长治原家庄，因而周围群众每年四月初八和六月初一来这里赶庙会，七月十五日来这里放谷。
 此外，长治周围的黎城县、壶关县等，也有较多炎帝活动的遗址和庙宇。
 由此可见，在长治周围六七十公里范围之内，炎帝文化遗址不仅繁多，而且密集，从活动到建国、到安葬，构成了炎帝生平的完整纪事和一个文化遗存体系，很值得维护和开发。

二、炎帝在上党地区的历史存在

 炎帝曾在长治一带活动，这是必定无疑的。
 第一， 从古汉族发展历史看，上党（即今长治一带）是炎帝活动的主要区域。据史学家考证与研究，汉民族是由距今五千至七千年前活跃在黄河、长江流域原始氏族部落的三大族群逐渐融合而成的。一是华夏族群，这一族群分为姬姓的黄帝族和姜姓的炎帝族，起初他们都居住在陕西关中地区，后来向东发展。黄帝族发展到山西晋南，又沿汾河北上，再向东进入河北省。炎帝族沿洛阳地区向东发展到河南东部，然后向北进入豫北和山西上党地区。二是东夷族群，其领袖分别为太昊、少昊、蚩尤，活动在今山东、江苏、安徽一带。三是苗蛮族，分别以伏羲氏、烈山氏为领袖，分布于湖北、豫西南、湖南、江西等地。如今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即属华夏族群，大汶口文化）属东夷族群，屈家岭文化属苗蛮族群。在长期的活动中，三大族群有过冲突、争斗与融合。到最后一代炎帝时，抵挡不住蚩尤族的进攻，便求援于黄帝，黄帝便趁炎帝衰弱之机，与炎帝激战于阪泉之野（今河北省怀来县），吞并了炎帝族，然后在涿鹿打败并杀死了蚩尤，与东夷族群中的少昊氏结成了联盟。以后经过长期交往与争斗，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三大族群融合为古老的汉族。此后，古汉族又融合其他族，形成了今天的汉族。从族群融合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出，兴起于关中地区的炎帝族群，后期主要活动于豫北和山西上党，并在上党建立了黎国，使上党成为其活动中心，因而如今长治一带，则是炎帝活动的中心地区。
 第二， 从炎帝与神农合一的过程中，可看出炎帝在百谷山、羊头山尝百谷、兴农事的重大意义。炎帝即神农，神农即炎帝，这已成为今天的一种常识。其实，在远古炎帝和神农是两个人，神农也是华夏族群中的领袖人物，战国及汉初的一些著作中说他发明了农业工具耒耜“尝百草”“教民食五谷”，还发现了中草药。由于他与炎帝都是华夏族群中的领袖人物，《汉书·律历志》说他们都先后封过泰山，都尝百谷，兴农事，又都被黄帝所取代，因而在传说过程中逐步合而为一，到西汉末年，经刘歆等人加工，定型下来，并列入古帝的系列，即庖（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舜陶唐氏——帝舜有虞氏。炎帝和神农氏能够被后人合二为一，充分说明炎帝在上党地区尝百谷、教民耕的意义和影响之大，也从另一侧面证明炎帝在上党兴农事早已被汉代之前史学家所认定，是人们所公认的事实。
 第三， 炎帝在上党地区的活动，有史书的许多记载作证，也被现存的遗址所证实。战国时的《易·系辞》说炎帝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淮南子修务训》说炎帝神农氏“始教民播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北魏《风土记》说上党地区的羊头山是“神农得嘉谷处”。唐天授二年《重修清化寺碑记》也说羊头山是“炎帝之所居也”，并“尝百草”，“获五谷”，“创制耒耜，始兴稼穑”。北宋《太平寰宇记》肯定长治百谷山是炎帝活动之地，“昔神农尝百谷于此，因名山建庙，仲春上甲日致祭”。《潞安府志》也言：“世传神农尝百谷于此。”至于明清以来，文人墨客游览百谷山、羊头山，歌颂炎帝神农的诗文，更多得无法计数。以较大密度分布在上党一带的遗迹及早在东晋以来建立的祭祀纪念性庙宇，也都证实了炎帝神农在上党地区的历史存在。
 第四， 不少史籍记载炎帝在上党建国，是炎帝神农在长治地区历史存在的又一证明。《竹书纪年》称：“炎帝神农氏，其初国伊，又国耆，合而称之，又号伊耆氏。”《帝王世纪篡要》说：“其初国伊，继国耆，合称又曰伊耆氏。”《路史·三皇纪》讲：“炎帝神农氏，姓伊耆。”《尚书传》说：“耆即黎也。”《尚书》郑玄注曰：耆者，又作黎。经考证，伊国在今河南省洛阳附近，黎国在今长治一带，即今紧靠长治县城的黎岭村附近。这些记载，无疑是炎帝神农活动于上党的有力证据。
 第五，炎帝陵最早建于上党，既反映了炎帝可能确实安葬于此的史实，又说明炎帝主要活动于此地区在古时就已被人们所认可。清代雍正（公元1723年至公元1735年）间《泽州府志》卷四六载：“（羊头）山之东南八里曰故关村，村之东二里曰换马镇，镇东南之一里许有古冢，垣址东西广大六十步，南北袤百步，松柘茂密，相传为炎帝陵，有石栏、石柱存焉，盖金元物也。”明成化（公元1465年到公元1487年）间《山西通志》卷五载炎帝神农庙，高平市有二，一在“县北三十五里故关村羊头山上，元初徙建山下坟侧。”可见，。高平的炎帝坟至晚也是金代就认定的。今陵目前保存的，尚有明代碑刻。加上长治、高平有炎帝神农尝百草的百谷山、羊头山及神农城、神农井和千年前的有关碑刻，还有战国时代关于炎帝小女儿在长子发鸠山变为精卫鸟填海故事的记载，有关遗迹和庙宇之多又为全国所仅有，因而炎帝活动于上党是可以肯定的，葬身于上党的可能性也很大。
三、应当重视和加快炎帝文化区的开发与建设

 由上可知，上党地区是古时炎帝神农氏活动的主要地区，遗迹多，纪念性建筑分布密集，因而，以长治为中心，开发建设一个炎帝文化区，既符合历史史实，又可帮助人们形象地认识我们民族的历史，弘扬民族精神，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并可带动当地的旅游业，促进经济的发展。目前，长治市博物馆长孙舒松带领该馆同志，经多年研究，已发现了大量有关炎帝神农氏的活动遗址及有关文物，而且筹集资金，在百谷山上修建了一座高达39米的炎帝像。
 为了搞好炎帝文化区的开发，我们提出如下五点建议：
 一是成立炎帝文化区开发领导组。由省文物局、省旅游局、长治市政府、晋城市政府领导组成领导组，由长治、晋城两市的博物馆、旅游局，具体实施开发计划。
 二是是突出重点，分阶段开发。百谷山、羊头山是炎帝神农氏尝百谷、兴农事的主要地区，高平团池乡庄里村炎帝陵是全国可信度最大的一座陵墓，理应成为开发建设的重点。鉴于目前资金紧张这一状况，可先重点修建百谷山炎帝陵，然后逐步向羊头山、发鸠山等地发展。
 三是应给予资金扶持。原晋东南地区文物十分丰富，除有大批意义非常凡的炎帝神农氏文化遗存外，还有许多弥足珍贵的其它文物。如百谷山除炎帝庙之外，还有老顶玄天大帝庙，玉皇顶玉皇殿,长治市内有规模壮观的城隍庙，市西北常乡有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修建的拥有500多尊塑像的梁家庄观音堂。长子县发鸠山风景美丽，山顶有灵应侯庙（又名彭祖庙），山腰有三崖十八洞。晋城市郊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建的玉皇庙及元代二十八星宿彩雕，驰名中外。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文物景观作背景，必然能使炎帝文化区变成一个热点旅游区。要使以炎帝文化区为核心的晋东南旅游区尽快发展起来，就需要省政府和长治、晋城两市政府拨出一定款项予以扶持。
 四、应加强炎帝文化遗存的保护工作。由于宣传不力，认识不足，对炎帝文物的破坏仍时有发生。建议当地政府及文物、旅游部门加强有关政策的宣传，不断增强当地群众的文物意识，制止破坏，使已遭受历史风雨侵蚀的炎帝文化遗存得到有力的保护。
 五、应有力加强对炎帝文化的宣传。长期以来早就存在于我省的炎帝文化群，不仅不为外界所知晓，甚至不被当地人们所认识，这既是研究者的疏忽，更是宣传方面的失职。为了加强炎帝文化区的开发与建设，就必须以宣传舆论为先导，向本省宣传，向全国宣传，向海外宣传，以提高对炎帝文化的认识，扩大炎帝文化的影响，并吸引对这方面的捐赠和投资，使炎帝文化区的建设不断加快。

 近读刘伟毅先生编著的《山西历史地名通检》（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2月出版），其对古国名“黎”的解释为“商代侯国，周文王灭”。其地有二说，一说在今黎城县东北十八里……一说在今长治市西南。并引经据典，用以证明为周文王所灭的商代黎侯国有一国二地之说。
 然而，著者为说明在黎城一说所引用的资料中却有与其“商代侯国，周文王灭”之说相悖的。如《元和郡县志》潞州：黎城县，“古黎国，《春秋》曰，晋荀林父灭潞，立黎侯而还，今县东十八里黎侯城是也。”人所共知，周文王是公元前11世纪建立的西周王朝的奠基者，姬氏，名昌，受商封为西伯。地方志中的“西伯戡黎”，即指周文王用武力平定黎国。这个“黎”在何处，《辞海》、《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中国历代名人辞典》中均解释为“今山西长治西南”，而不在黎城县东北。著者所引“晋荀林父灭潞，立黎侯而还”之事发生在周定王十三年，晋景公六年，即公元前594年，与“西伯戡黎”相差五百多年。可见，这个位于黎城县东北十八里的黎国是春秋时期的黎国人而不是著者所称的“商代侯国，周文王灭”的那个黎侯国。
 古黎国究竟在何处？史学界与地理学界早有定论。集古今学术观点大成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1029页载：黎，周国名。《书》西伯戡黎。《吕览》云：武王封帝尧之后于黎，皆即此。后属晋。说文作邑，在今长治县西南。《大清·一统志》黎国，应劭、杜预以为在壶关，今长治县界。《括地志》以为在黎城，今黎城县也。二说不同，相去几二百里。……意者黎国本在长治县西南黎侯岭下，至晋立黎侯。故《寰宇记》于上党县则曰本黎侯国，即西伯戡黎之所。
 至于黎城的古黎国，该书称：“于黎城刈县曰古黎国，引晋荀林父灭潞立黎侯，是春秋以后之黎，非商国黎国故地也。”
 清乾隆《潞安府志·纪事》对“成汤封同姓为黎侯，西伯戡黎”和“晋师狄潞氏以潞子婴儿归”“晋侯治兵于稷以略黎土，立黎侯而还”两件相隔数百年之事均有记载，并非将两个黎国混淆。
 《潞州志·山川》载：“黎侯岭，在潞州城西南35华里，上有黎侯亭，因名之。”《读史方舆记要》潞安府长治县：“黎亭，在府西南35里黎侯岭上。”《潞安府志》中长治县地图明显标有黎侯岭，岭东北有黎水，东北坡下有黎岭村，因“黎侯岭”而得名。黎侯岭，即位于长治县新县城西北隅的羊头岭。历史竟如此巧合，将长治县新县城建立在古黎国都的土地上。
 据此，窃以为对“黎”的解释为“古国名。一为商代侯国，在今长治市西南；一为春秋时期侯国，在今黎城县东北”，似更为确切。才疏学浅，不揣冒昧，提出商榷，敬请指教。

从三皇五帝看发鸠山悠久历史和古文化

 2000年和2001年，我两次登上发鸠山，1997年还到过山麓下浊漳河源头女娃庙。我每次去，都有每次的感受，每次都要写点文字，这篇短文算是我第三次体会了。
 这座古老而神奇的大山，山势险峻、巍峨壮丽，松林苍翠，鲜花烂漫，古迹奇特，景点颇多，让游人惊叹感慨，情舒意爽，识古思今，留连忘返。这里不仅有妇孺皆知的《精卫填海》神话故事，而且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远古文化底蕴圣迹，这就是在这座太岳山的东南角最高峰上，还敬奉着三皇和五帝。
 过去常听老人们讲：“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上下五千年，如果从炎帝算起，已有五千二百年了，再加上三皇那就更远了。
 三皇。辞海里记载：是传说中的远古帝王。有七种说法：1、天皇、地皇、泰皇（《史记·秦始皇本记》）；2、天皇、地皇、人皇（《史记·补三皇本记》引《河图》、《三五历记》）；3、伏羲、女娲、神农（《风谷通义·皇霸篇》引《春秋纬·运斗枢》）；4、伏羲、神农、祝融（《白虎通》）；5、伏羲、神农、共工（《通鉴外记》）；6、伏羲、神农、黄帝（《帝王世纪 》）；7、燧人、伏羲、神农（《风俗通义·皇霸篇》引《礼纬·含义嘉》）。
 以上关于三皇的七种说法，都有文字记载，但在后来人们传说中，即以司马迁的《史记》中“天、地、人”为三皇。当时的社会是人类的原始社会，人们是吃野兽、穿兽皮、用石器等。他们是我们人类最早的祖先，伏羲先天创八卦；女娲炼石来补天，燧人凿石能取火、神农尝草制药播五谷等。女娲补天是神话，但八卦和取火至今还有使用，五谷成了我们人类赖以安定生存的养物。这就是我们老祖先对人类做出的重大贡献。
 发鸠山上九窑十八洞，最顶部的三个洞，中间就是三皇宫。据曾在发鸠山林场工作三十年，现任县林业局局长的神剑堂同志说。原来这洞内都有神像（有残有好），后来搬了。现在只剩下空窑洞了。
 五帝碑，立在北山崖上三座庙堂（已倒塌）之门前。
 五帝。辞海里记载：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有四种说法：1、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世本》、《大戴记》、《史记·五帝本记》）；2、太皞（伏羲）、炎帝（神农）、黄帝、少皞、颛顼（《礼记·月令》）；3、少昊（皞）、颛顼、高辛（帝喾）、唐尧、虞舜（《帝王世纪》）；4、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皇王大纪》）。他们都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领袖。
 三皇最早，属远古时期，五帝比三皇近了些年代，属上古时期，他们的生活及事迹，以神话和传说留经后人。《山海经》才用文字记录下来，到了西汉、司马迁《史记》里对五帝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他以“黄商、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称为五帝。通常人们讲五帝就是《史记》里提到的这五位部落领袖。
 发鸠山在山顶上建筑三皇宫，敬奉三皇和在庙群前立五帝碑，尽管现在看不出它的建筑年代，但凭这些足以说明发鸠山的文化是古老的，历史是悠久的。
 应灵真人庙，是为彭祖所建。
 彭祖，古代仙人，后为道教所尊奉，传说姓篯，名铿。《列仙传》称其“帝颛顼之孙，陆终氏之中子，历夏至殷末，800余岁。常食桂芝，善导引行气”。《神仙传》记述殷王派采女问道于彭祖，曾言“三岁而失母，遇犬戎之乱，流离西域，百有余年”后不知所终。《庄子·刻意》云：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故后世多以彭祖为长寿者之象征。
 据《三字经·神话篇》所述彭祖长寿800多岁，他没出生前父亲已去世，三岁失母，身体干瘦，但不衰老。他一生娶过49个妻子。夭折了54个儿子。他从公元前23世纪活到公元前16世纪才去世。
 他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生活。他从西域，长途跋涉过黄河，经吕梁来到太岳山东支脉发鸠山上，他想看看《精卫填海》女娃住过的那个大山，到了发鸠山，见山高叠翠，林海涛涛，药材丛生，水声潺潺，山狍野鹿，兔跃鸟鸣，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就住下来，“采天地山川之精华，炼身心浩然之正气”，种药炼丹，为民治疾。曾为五帝之一的圣君尧王治好一场大病。尧王当场收他为臣民，并封他为“灵应侯”，后人为他建了祀庙。清代光绪版《长子县志·杂记》这样记载：“应灵真人庙，在县地六十里方山之顶巅，俗传神医也，陶唐时曾愈帝疾，因立庙祀之”。
 在庙群前还躺着一块石碑，就是彭祖（应灵真人庙）建庙和修复时立的。上写有：清·康熙五十一年建庙……嘉庆六年七月修复。
 在南崖宫顶部偏北，有三个大窑洞，前檐无挑角（也可能年久坏了），后檐有两个挑角。整体建筑面积，长大约十二、三米，宽约五、六米。相传是彭祖住过的地方。
 尧帝是上古五帝中最聪慧、最贤明的天子。他不仅体察民情，讲究民主，招贤纳士，而且生活节俭，吃穿朴素的领袖。《史记》对尧帝作了极好的评价：“尧帝名叫放勋。他仁德如天，智慧如神。接近他，就像太阳一样温暖人心；仰望他，就像云彩一般覆润大地。他富有却不骄傲，尊贵却不放纵……他能尊敬有善德的人，使同族九代相亲相爱，同族的人既已和睦，又去考察百官。百官政绩昭著，各方诸侯邦国都能和睦相处。”他在世，把毕生精力用在治理国家上，他说：有一个人吃不上饭，是他的错；有一个人没穿上衣，是他的过。如有人犯罪，他痛心地说自己没有教育好他……由于尧帝关心百姓，爱民如子，所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他在位100余年，人民群众没有什么怨言。
 他为了民族兴旺发达，他民主选他的接班人，他不用自己的儿子丹朱，而把江山交给一位仁德高尚的舜。并且在这前就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而后他把自己的儿子丹朱，派到长子来开垦土地。教民耕种，长子城的名字就是因为丹朱为长子而得名。他来长子巡查工作，因劳累而病倒，是丹朱领他来到发鸠山让彭祖给治好病的。为后人留下一段佳话，在长子广为传颂。
 彭祖被道教尊奉，发鸠山就成了道教长期活动的地方。明代所建的祖师庙，在日寇侵占长子时，进山扫荡，于1941年秋，烧毁了庙堂。2000年6月上山时，同行的杨天福老师说，他11岁时，来山上放羊，到过庙内，记得大殿敬的是祖师爷，两根梁上各盘一条龙。
 发鸠山在《山海经》里与华山、泰山、五台山等都是齐名的，但是华山、泰山、五台山都是名扬中外的好胜地。而发鸠山为啥悄然无声呢？人们光知道有个《精卫填海》神话故事，也知道她是炎帝的小女儿，还知道有个发鸠山，但发鸠山在哪里，恐怕人们就不很知道了。这里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一、地理条件成为限制，处于太行、太岳两山交界处的发鸠山在长子县城西，道路曲折、山势险要、交通不便，是一大原因。加上战火连绵，是兵家常争之地。都阻碍了名山大川的发展。
 二、后人文化发展缓慢，歌颂的少，宣传的少。虽然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对《精卫填海》的女娃吟诗赞扬说：“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唐代名家韩愈也发出对精卫鸟吟诗称道：“鸟有偿冤者，终年抱寸诚。口衔山石细，心望海波平”。尽管后人对“精卫填海”有好多名作佳篇，但在发鸠山这块宝地上没有形成气候，而本来应与其它几座名山而齐名，却没有出了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今天，在旅游业大兴旺，大发展的情况下，应该使精卫填海和发鸠山这块圣地名扬天下了，更应该成为我们国家一个知名旅游区。
 最近山西省长治市委、市政府，公布了上党地区八大旅游区，其中就有发鸠山，并做出初步规划。为此笔者呼吁：一方面，希望省、国家旅游部门要关注一下发鸠山的开发，能不能给一点优惠，支持支持。二方面，也希望华夏儿女，海外人士都来关心这块宝地，更欢迎有远见卓识和有经济实力的人士来发鸠山投资，加快发鸠山的开发，尽快修复好那里的名胜古迹，使她早日成为祖国大地上一个与华山、泰山齐名的风景旅游区。

炎帝传说与上党地理及民俗

 现在，各地都在打文化牌，都想通过文化宣传加大旅游的文化含量，提高文化品位，于是被冷落了千百年的炎帝神农氏的籍贯问题，突然变成了南北争夺的热点。湖南方面说：炎帝是我们这儿人，这儿有炎帝陵，有神农洞，还有神农出生和下棋的地方。陕西方面说:炎帝是宝鸡人,这儿有炎帝兴起的姜水,有炎帝陵,还有大量关于炎帝的传说。于是两家争了起来。炎帝真是湖南人吗？陕西学者提出了疑问。因为在神话与传说中，炎帝种植的谷子，当时上天曾降下的也是谷子。谷子是北方旱地的作物，如果炎帝在南方，怎么他发明的不是稻子却是谷子呢？这一观点是有相当说服力的。因此湖南方面领军人物何光岳先生提出了，以为炎帝初在宝鸡，后来才南迁到湖南。这一观点有相当的合理性。湖南炎陵有非常密集的炎帝传说，应当是炎帝族南迁留下的遗迹。

 那么炎帝是否陕西人呢？作为炎帝陕西起源说的最重要的支撑有两点，一是《国语》里关于“炎帝以姜水成”的记载，旧时姜水在陕西的宝鸡。如《水经·渭水注》说：“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是其地也。”姜氏城即在今宝鸡；二是《帝王世纪》“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的记载，今宝鸡炎帝陵所在地即有常羊山之称。这一观点在史学界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据郦氏所言，姜水本来是叫岐水的，是因为东流经过姜氏城才有了姜水之各，《陕西通志》卷十也说：“岐水东经姜氏城南为姜水。而《国语》的意思是先有姜水，后才有姜姓的。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第二，宝鸡常羊山不见于史书，《陕西通志》及民国所修《宝鸡县志》也不曾记载，其起于何时，也不可知。如果其真与炎帝出生地相关，方志中定会特书一笔，不应弃而不顾。由此看来，“宝鸡说”也是有问题的。当然同湖南炎陵一样，宝鸡也应该是炎帝族在迁徙过程中居住过的地方。

 “炎帝以姜水成”，这是学术界考察炎帝发祥地所在的一条重要的文献依据。但姜水在哪里呢？我们发现，在上党地区太行、太岳之间就有一条河叫姜水。这里也是炎帝传说极盛的地方。据《山海经·北山经》说：在以“太行之山”为“之首”的群山中有座陆山，“姜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这与同在一经中、发源于“发鸠之山”的漳水的流向是完全相同的。《北山经》说“发鸠之山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这是见于文献最早的、有明确方位记载的姜水，少说也比郦道元的记载早八九百年。尽管年长日远，已无法确指其所指是现在的哪条河，但其方位在太行、太岳之间则是可以确定的。而且发现这条叫做“姜水”的河流，同时还可以叫做“郯水”（见《山海经》郭璞注）。“郯”字从“炎”，这不能不使我们联系想到它与炎帝的关系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条姜水与炎帝的联系不是孤立的存在，在上党地区，即太行、太岳之野，分布着大量与炎帝族有关的村落地名，同时还有大量有关炎帝活动的遗迹与传说。如《山海经·北山经》说：“发鸠之山（郭璞注：今在上党郡长子县西），其上多柘石。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古史记载炎帝一名伊耆氏，伊、耆叠韵，急言之可谓“伊”，亦可谓“耆”。罗泌《路史·国名纪》及罗苹《禅通纪》注，都认为神农所国之“耆”，就是文王所代之“耆”。“耆”，《尚书·西伯戡黎》作“黎”。《周本纪》“明年败耆国”，《正义》引邹诞云“本或作黎”。孔传以为黎“在上党东北”。孔颖达曰：“黎国，汉之上党郡，壶关所治黎亭是也。”光绪《山西通志》卷50《古迹考一》以为古黎国“盖长治、壶关、黎、潞诸县皆是也。”此一带一直流传有炎帝神农故事。所谓黎亭，即今长治县北黎岭，俗称黎侯岭为羊头岭，相传炎帝建国处。沁水之滨，古有伊多邑，战国属赵国，或亦伊耆氏之遗迹。上世纪70年代，曾在沁水流域的下川遗址中，发现了距今约16000年到24000年的原始磨盘残片与石锛，磨盘是用来加工谷物籽粒的，石锛是用来斩草，这应该是与农业相联系的。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籽粒加工工具。 《管子·轻重戊》说：“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所谓“淇山”，就是淇水发源之山，在今晋城市陵川县境东北。在此地之南，即所谓“淇山之阳”的地方，发现略早于下川的人类活动遗址。《元和郡县志》卷15“长子县”：“神农城，后魏《风土记》曰：神农城在羊头山上，山上有神农泉，即神农得嘉谷之所。”《太平寰宇记》卷44“高平县”：“羊头山在县北三十五里。《山海经》云神农尝五谷之所。山形像羊头。”又说：“炎帝庙在县（高平县）北三十五里羊头山。”卷45“上党县”也说：“羊头山，《郡国记》云：有神农城，山下有神农泉。南带太行，又有散盖，即神农尝谷之所也。”又说：“神农井在县（长子县）南五十里，出羊头山小谷中。《上党记》云：神农庙西五十步，有石泉二，一清一白，甘美，呼为神农井。”顺治《潞安府志》卷1“长治县”：“百谷山，在郡东北十三里，神农尝百谷于此，立庙祀之。”顺治《潞安府志》“潞城县”：凤凰山，一名天冢岗，在县西北五里。相传神农时，有凤凰栖止。《山西通志》卷173“高平县”：“上古炎帝陵，相传在县四十里换马镇。”未见于方志而见于它种记载与播之于民口者，更不可胜数。如立于长治市黎城县的隋代《宝泰寺碑记》，就称此地为“炎帝获嘉禾之地”。在羊头山下的高平县，分布有炎帝岳母所在的村、炎帝中毒所在的村、炎帝断气时的村、炎帝下葬时的村等。据统计，这一地区与炎帝有关的遗迹有19处之多。可以看出，上党地区是炎帝神农氏传说的密集区。
 在调查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炎帝传说与羊的关系。众说周知，炎帝姓姜，是古羌人的一支。“羌”、“姜”二字都从“羊”。在甲骨文里看得很清楚，“羌”字就是一个人崇拜羊头的形状。至今西南羌族中还有崇拜羊的习俗，专家们认为是图腾崇拜遗迹。在上党地区，我们发现普遍存在着崇拜羊的习俗。传说炎帝尝百草，是让羊先尝的。羊吃了没事，然后人才尝。高平羊头山上的碑座，不是像一般碑座那样，雕成所谓“龟驮碑”的形状，而是雕成一头硕大的羊。上党地区的各种祭祀活动中都必须蒸面羊，而且羊形态各异，公羊、母羊、群羊、独羊、卧羊、站羊等。公羊身上披满谷穗，和面掺黍米面，用豆作眼，麦粒作唇。一头面羊麻、黍、稷、麦、豆五谷俱全，显然这与炎帝神农氏发明五谷的传说是相关联的。孩子过满月时，姥姥、舅舅家要送五只大小不同的面羊，据说是取“伍”的谐音，表示与羊为伍。大羊的头下戴一把锁，用红线把三枚古铜钱套在羊脖上。另捏拴羊石一块，意思是把羊拴住。羊在这里已经完全变成了孩子的替代物，把羊拴住就等于把孩子拴住了，这样就不至于被恶魔拉走。孩子15岁时要开锁。开锁时姥姥家也必须蒸15只面羊，以象征孩子15岁。但与前面不同，面羊头下取消了锁，也没有了拴羊石。开锁仪式完毕后，孩子拿着一只面羊跑走，表示成人了，可以自由了。孩子用面羊找邻居家换一把盐，表示从此可以闯荡江湖，体味人生咸酸。这一习俗波及到周边的寿阳、霍州等地，只是演变为以羊为主的各种动物，但仍然叫做“面羊羊”或“羊羔馍”。如霍州，孩子过12岁生日时要开锁，要在一个锅盖似的大馍上雕12只面羊，现在则变成了以羊为主的12只动物。这种习俗显然与原始时代的羊图腾崇拜有关。在原始时代，人们把图腾看成与自己是一体的东西。在文献记载中说炎帝是人身牛首。如《孝经援神契》说：“神农长八有七寸，人身而牛首，龙颜而大唇。”《帝系谱》、《帝王世纪》等亦皆说神农是“牛首”。在陕西民间剪纸中，炎帝像亦作牛首人身。有人认为牛是炎帝族的图腾。在原始时代图腾是比较繁杂的，有个人图腾，还有氏族图腾、部落图腾、性别图腾。看来“牛首”只是炎帝族所崇拜的形象，是首领的人个图腾，而羊才是这个氏族的图腾。

 上党地区今有两座以“羊头”命名的山岭。一是长治县的羊头岭，也叫做黎岭，传说是炎帝建都的地方。一是高平、长治、长子三县交界的羊头山、山上有神农城、神农泉、神农畦、炎帝陵等。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其中高平羊头山名气最大，据《隋书·律历志》记载：古代定乐律的尺度，就是以上党羊头山的黍子为准的。《宋史·律历志》引程迥说：“体有长短，所以起度也；受有多寡，所以生量也；物有轻重，所以用权也。是器也，皆准之上党羊头山之黍焉，以之测幽隐之情，以之达精微之理。推三光之运则不失其度；通八音之变，则可召其和。”为什么要用羊头山的黍定律度呢？回答很简单，因为羊头山是炎帝获嘉谷的地方。唐韦续《墨薮》卷一说：“炎帝神农氏因上党羊头山始生嘉禾八穗，作八穗书用颁行时令。”高平地方世代相传的炎帝文书说：“炎帝上了羊头山，井子坪地开荒田……七种八种种成谷，除去毒液才能餐。娘娘将谷脱去皮，人才吃上小米饭。”无独有偶，上世纪在湖北神农架发现的被学术界称为汉族创世史诗的《黑暗传》也唱道：“神农上了羊头山，仔细找，仔细看，找到粟粒有一颗 ，寄在枣树上，忙去开荒田，八种才能成粟谷，后人才吃上米饭。”湖北神农架与上党羊头山，相隔千里之遥，传说上却惊人的一致。此处，高平县有神头岭，又叫西羊头山，上有炎帝庙，也是传说中炎帝活动的重要地方。与长治为邻的潞城有羊神山，这里还有羌城、姜庄等村名，《路史》卷13《禅通纪》言：黄帝封炎帝之后于潞，即此。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似乎“羊头”、“羊神”是伴随着炎帝的活动而出现的。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上党郡谷远县也有羊头山，是沁水的发源地。汉代的谷远，就是今天的沁源。地以“谷”名，也暗示出了它与神农的瓜葛，这一带也是炎帝族活动的范围。而此羊头山，《山海经》中作“谒戾山”这就更引起我们的关注了。《山海经·北山经》说：“谒戾之山……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水经·沁水》曰：“沁水出上党涅县谒戾山。”《元和郡县志》卷十七沁州绵上县云：“羊头山一名谒戾山，在县东北五十里，沁水所出。”或作褐戾。《淮南子·地形训》曰：“清漳出褐戾，浊漳出发包。”高诱注：“褐戾山在上党沾县。”雍正《山西通志》卷二十五乐平县下有云：“少山，在县西南二十五里，一名褐戾山，一名何逢山，以名沾山。”据《元和郡县志》说，谒戾山一名羊头山，此与相传炎帝建国的长治羊头岭 、炎帝陵所在的高平羊头山，皆属古上党地。其间关系，亦可想见。而且古“谒戾之山”的山麓地区武乡县，发现有原始的石磨盘、石磨棒，属磁山文化时期，地理位置在漳河上游，与下游的磁山文化分布区连成一片。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距今约7000多年，这是目前在北方发现的最早的农业文明之一。根据人类早期的发展规律，随着农业的发生与推广，应该是由山区逐渐向平原迁徙的。因而武乡的石磨盘、石磨棒，不会晚于河北磁山的石磨盘、石磨棒，属磁山文化时期。加之此地盛传的炎帝事迹，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学术界深深的思考。
 在文献记载中，与姜姓关系最为密切的一座山就是太岳山。《左传》说：“姜，太岳之后也。”“太岳”古亦书作“大岳”，《禹贡》：“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孔传曰：“太岳，上党西。”《史记·夏本纪索隐》注“太岳”曰：“即霍太山也。”使我们特别兴奋的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大秘密：“岳”与羊头山的联系！在甲骨文中“岳”字写作：?、? 。关于这个字，古文字学界有多种不同的观点，我们姑且将其分成两派，一是“释岳派”，一是“非释岳派”。非释岳的一派，如于省吾、陈梦家、朱芳圃、闻一多等，把上半部分或释为“羊”，或释为“芈”，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与羊联系起来。 释岳的一派则各有各的解释。据《甲骨文字释林》所集各家之说，孙诒让认为：字像山上更为丘山之形，表示高。叶玉森疑上面的部分像羊角形“盖造字之始，以天山角峙为之岳”。屈万里认为：最上部分像山峰叠出的样子，下面是山，正像层峰叠嶂山上复有山的样子。中间加两余笔，表示像山上有树，树外又有高峰的样子。显然释岳派内部的分歧主要在对“岳”上面部分的分析。孙诒让、屈万里的观点，最大的问题材在于：一、上面的部分显然与“山”字有别，如果上部表现的是“山峰叠出”的形状，应该是中峰高，旁峰低，而现在正好相反是中间低两边高；二、如果要以重山表示高峻，完全可以写成两“山”相叠形，即隶字，如现在的出字；三、在上下两部分连接处有一竖笔，两旁有斜笔向上斜出，如果说是“山峰叠出”形，这一部分则是无法解释的。屈万里的解释显然不能令人满意，故李孝定说：“树之于山，不过沧海一粟，文字既非增损，不尽有意。”这也非通达之论。因为任何一个字都有一个基本形态，它的衍变是在基本形态的基础上损益的。甲骨文“岳”字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上面羊角状的部分始终不变；二是上下两部分始终连在一起。如果说中间部分是“不尽有意”的增益，为什么上下部分一定要连起来呢？而且更多的情况下要用一竖笔连起来呢？这是主张“山峰叠出”者无法解释的。叶玉森既认出了这是“岳”字，也看出了上面部分像羊角，是因为甲骨文中的“羊”字确实有这样写的，而且与卜辞中“羌”字上面的羊角也一样。但他解释为“天山角峙为之岳”，则是缺少根据的。
 我们认为，释作“”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与《说文解字》里所著录的“岳”字的古文基本一致，同时在卜辞里也常与“河”字出现于一辞，与文献中“河”“岳”并举，实属同例。屈万里先生的《岳义稽古》说得很清楚。各家的分歧主要在于无法理解“羊”与“山”两部分构成的意义上。唐兰不敢相信这是“羊”、“山”两部分的组合，故把下半部的“山”认作了“火”，释为“羔”字，认为“像炮羊火上”。可又发现了其与古“岳”字的相系，于是说：“卜辞里所释的‘羔’即后代的‘岳’。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字形。此字最基本的形体，它的上面部分与甲骨文中的“羊”完全相同，像羊头有角、耳之形，确确实实是个“羊”字。变体作?，在羊角之间增加了“∧”。屈万里等先生之所以释此字为“山峰叠出”形，就是因为把“∧”认作了山峰。其实这里表示的是羊两角之间高起的头骨。这种情况只有大的羊头才能表现出来。或变体作?，上面变成了“芈” 字。《说文》说：“芈，羊鸣也。从羊，象声气上出，与牟同意。”仍然不脱于羊的关系。其他形体皆是这三种基本形体皆是这三种基本形体的变异。这个字最突出的部分就是代表羊角的“∧”与下部的“山”，说白了“岳”就是“羊头山”，是姜姓羊图腾的说明！关于上党高平羊头山，人皆以为是因山石形状而得名，如《明一统志》卷22说：“羊头山，在长子县东南五十六里，上有石状如羊头。”雍正《山西通志》卷19也说：“羊头山在县（长子）东南五十里，递高五里，盘踞五里，东至长治界，南至高平界，胥五里一峰最高，上有石形似羊头。”现在看来这一解释是有问题的了。
 我们根据上党的拜羊习俗语与羌人以羊为图腾、姜姓太岳之后等民俗与历史记载，可以肯定地说，古“岳”上部所从的“羊”，乃是姜姓崇拜羊的习俗在造字中的反映。疑原始姜姓氏族像后世的一些原始氏族一样，往往将自己的图腾雕于高柱或悬于高处，设于自己所住地方的山巅上，如甲骨文文中“岳”字所示之意，故而在其活动地留下了多处“羊头山”的名字。太岳则是最大最古的“羊头山”，也是炎帝族的老家。其实炎帝与羊的关系，在古籍中也有记载。皇甫谧《帝王世纪》说：“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宋书·符瑞志上》作“常羊山”。这个传说，出现得比较晚，但存有原始的信息。常、羊叠韵，所谓“常羊山”，当就是“羊山”，山在何处，今已不可知，但其中羊崇拜的信息还是依稀可见的。

 《国语·周语下》言大禹治水，共工之从孙“四岳”佐禹有功，尧于是“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这里据说 的“四岳”其实就是“大岳”，“四”字的篆书与“大”字的篆文十分相近，故而讹成了：四岳：（王玉哲先生说）。韦昭注说：“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也，炎帝世衰，其后变易，至四岳有德，帝复赐之祖姓，使绍炎帝之后。”由此看来，姜姓至尧舜时乃生活于太岳山一带，故尧才确认其封国，“使绍炎帝之后”。这里举出了姜姓中吕氏的一支受封的情况。《诗经·崧高》：“崧高维岳，峻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甫即吕，也是说吕和申是太岳神之后。舒大刚先生考证，吕国的封地，最初当在山西境内，后来才南迁至河南的。王玉哲先生在其著《中华远古史》中，有一节专论“姜姓之族原亦在山西”，搜罗文献，旁征博引，足以作为我们这一论点的佐证。
 在太岳山西侧的洪洞县，有个村子叫“明姜”。据当地百姓传说，明姜是由昏羌演变来，很早以前姜的一支就聚居在霍泉上游，他们曾跟随大禹治水，也曾帮助武王伐纣，帮助晋国击退秦国。后来嫌“昏羌”不好听，就改成了“明姜”。又传说在武王伐纣时，姜氏手持木棍与商纣对打，他用脚踢纣王时，被纣王的剑尖砍中，喷出火光，火朝纣王扑去。纣王逃走后，姜氏产下一双男女，这双孩子脚背小拇指上有一道鲜红的血迹像是一片趾甲被剑砍裂的样子。从此，此地出生的人脚小拇趾就形成了复形趾甲。这个传说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关于明姜、昏羌的名字，说姜随大禹治水，这与《国语》中记载是完全相合的。二是关于当地人复形指甲的传说，认为与姜有关，这实际上是说姜就是这里人的祖先。不难看出，昏羌是姜姓的一支，在夏商时期还保持着他们的独立。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太岳之野乃原始姜姓的大本营。由此说来，太行、太岳之野遍布的炎帝传说，也绝非无稽之谈了。

 从以上研究可以得知，炎帝与太行、太岳之野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上党地区周边重山包裹，是华北最为封闭的地方，在这里发生的故事很难外传。同时此地“居太行之巅，据天下之脊”，后世人迹罕至，故从来不被人所重视。其早期的传说，除几则神话外，多数被从这里迁出的人群将“种子”带到了新的生活区域，并落地生根，造成了此地历史记载的空缺。因此我们现在除了大量民间传说与民俗资料外，只能从方志和故纸堆里获得一点零碎的信息。但也正是因为其封闭的地理特点，使原始的东西较少受到冲击，得以保存，甚至连龙山文化时期人类所用的炊具，也可以在此地当代人的生活中找到踪影。炎帝传说与有关民俗赖以幸存。
 这里有两点需要补充说明。第一是关于神农与炎帝是一人还是二人，学术界久有争论。笔者认为有两个神农氏，一是代表农业发生时代的“神农氏”，一是代表神权膨胀时代的“炎帝神农氏”，二者存在着继承、取代关系。故行文中合而论之，未作详细区分。第二是关于陕西、湖南炎帝陵的问题，笔者认为，这和炎帝族迁徙有关。炎帝族是古羌的一支，其初在大西北，本为游牧民族。后来迁徙到山西境内，与已进入农业社会的“神农氏”融合，遂而有了“炎帝神农氏”。其后为后进的游牧部落黄帝所战败，一部分融入了黄帝部落；一部分留在大山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保持着个性（甲骨文中之羌、周宣王时的姜氏当为其列）；一部分南迁，这就有了南方的炎帝陵。宝鸡炎帝陵，疑出自夏商以后。夏商之际，在中原政治冲突中，夏人及姜姬二姓大批进入陕西境内，这样就把炎帝、黄帝的传说带到了这里。同时关中自周到唐约2000年间，多数时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为天下所关注，故上古传说最容易附会于此地，此地传说也最容易播扬四方。比如关于“姜嫄生稷”的传说，从汉儒以来，一直说在陕西武功。而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则据实地考察武功一带原始文化遗迹，得出了一个近于严酷的结论，他非常严肃地宣布：“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传说完全出于后人的附会。”

 ——对长治地区早期农业的探索

 炎帝——神农氏，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是我国农耕文化的缔造者，炎帝及其领导的部落完成了人类从游猎采集到定居农耕的伟大历史转变，发明、发展了农业，在我国人类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炎帝及其部落活动的传说和史料，是探讨我国农业产生、发展的重要依据之一。为此本文想通过对史料中炎帝在长治（太行山）的有关记载的分析，结合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综合考察史前长治地区人类的生存环境，对农业的产生和发展进行初步探讨：
一、有关炎帝的记载及其所处时代
 炎帝起于烈山、居于姜水，是我国原始社会一个较大的北方游牧部落首领，在采集和狩猎为主的原始社会，为寻找适于生存的环境，他率领其部落，从我国的西方，沿黄河流域到中原地区，在从事采集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某些植物春种秋收的生长规律，于是尝百谷，选择其中宜于栽培、具有可食性的植物进行培植，形成了一种比较固定的收获，农业就这样产生了，作为部落首领的炎帝便成了农业的创始人，史书就有了“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的记载。根据孙舒松同志《炎帝（神农氏）在太行山上》的考证，炎帝曾在太行山上建国，建立耆国，即黎国，在今长治县的黎岭村附近。而炎帝神农尝百谷、制耒耜、教民耕种，实现人类历史转折也完成于太行山上，其址有二处，一为百谷山，一为羊头山。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载：百谷山与太行、王屋皆连，风洞泉谷、崖壑幽邃，最称嘉境，昔神农尝谷于此，因名山建庙，仲春上甲日致祭”。《潞安府志》言：世传神农尝百谷于此，后人因立庙祀焉。南北朝时，北朝北齐武平四年重建，也就是公元573年，距今已1400多年，创建于何时，则无考。以后宋、明、清各代都留有炎帝庙的记载。《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和《辞海》中也说“百谷山，相传神农尝百谷于此。”北魏《风土记》：“神农城在羊头山，其下有神农泉，山有古城遗址，北有谷关，即神农得嘉谷处。”唐有炎帝在羊头山“创制耒耜，始兴稼穑，调药石之温毒，除瘵延令，取黍稷之甘馨，充实济众”等有关碑刻。
 以上这些记载，不论神农尝百谷是百谷山，抑或羊头山，都说明炎帝在太行山的活动，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长治早期农业产生的一些传说。
 炎帝作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他处的时代相当于我们考古学上的什么时候呢？传说燧人氏时代人们已经学会了用火，应该是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炎帝、黄帝是传说中中华大地上的两大部落首领，两个部落经过多次战争，最后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最原始的雏形，继后，经尧、舜、禹，形成第一个阶级社会——夏朝。从旧石器中到夏，在考古学上经历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前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而农业的产生大约发生在距今一万年前后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而如传说中炎帝“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这样有规模地进行农业生产是农业产生以后较长时期的发展。而“神农耕而作陶”（《太平御览》）应该是新石器时代的中期——仰韶文化时期。在长治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遗存大量分布，如小神、东关等遗址，这也印证了上所述史料中有关神农在百谷山或羊头山尝百谷是极有可能的。
二、长治地区农业产生发展的地理环境
 农业的产生大约发生于距今一万年前后，在以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农业所能提供的食物并不占当时人类的主要食物来源，仅为采集和渔猎生活的补充，只有寻找到更加适合种植的地理环境和适宜的植物，人类才能较大面积地进行种植，使其种植所收获的食物成为主要的食物来源。而古人类的游猎生活为其寻找适合种植的地理环境提供了机会。炎帝率其部落西起烈山，为了生存，沿黄河来到中原，来到太行山，沿途寻找到不少栽培农作物的理想环境，同时在太行山上也找到了适于种植的地方，挑选到易于栽培的野生作物——狗尾草，经过改良选种成了叫作粟的农作物。这就是《淮南子修务训》中所说“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赢蛇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氏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饶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世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过程。
 长治位于黄土高原的东南部，地面覆盖有很厚的一层黄土，这些黄土结构均匀、疏松、具有垂直纹理，有利于毛细现象形成，可以把下层的肥力和水份带到表面。而其间广布山峦丘陵，河流交错，这一切具备了农业产生的所有条件，到处可见的狗尾草又使作物的培植成为可能。粟是一种耐旱的作物，具有生长期短，对灌溉没有严格要求，是野生禾本科的狗尾草，是中国北方农业文化中最早栽培的农作物，也是历史学和考古学中通常所说的粟文化。理想的地理条件和野生的狗尾草，使炎帝神农氏在百谷山（或羊头山）“尝百谷，教民农耕”成为可能。
 三、长治地区新石器遗址与农业发展的探讨
 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必然是在人类居住的附近，而人类为了解决饮水问题，都是在接近水源的地方，因此在河谷、湖泊的二级阶地分布着大量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已被史前考古发现所证实而成为考古调查的一个标准。在长治地区也是如此，现在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长治市附近的几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以探讨长治早期农业的产生和发展。
 长治附近比较集中的新石器遗址有，漳河沿岸的壁头遗址，漳泽（村砖矿）遗址，小神遗址，都处在漳河东岸的二级阶地。根据有关调查资料，壁头遗址时代较早，可能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小神遗址经过考古发掘，其内涵有仰韶、龙山、东下冯类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另一处为在石子河附近的北石槽遗址、东关遗址、壶口（砖场）遗址，调查资料说明其内涵有仰韶、龙山、东下冯类型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这两处遗址的特点是，分布相对集中，面积大，其文化内涵延续时间长，说明了当时人类在此生存的人口较多，居住时间长，而没有固定的食物来源是不可能的，可见农业已经产生并有一定的规模，农作物栽培和家畜训养的早期农业生产规模已经形成，农业生产已成为当时居民的主要经济生活。神农时代“尝百谷、制耒耜、教民农耕”已经完成，传说中的炎帝在百谷山尝百谷的活动要比这些遗址的时代略早或同时。
 以壁头、小神等遗址为代表的漳河沿岸的新石器时代遗存都分布在漳河沿岸的二级阶地，前面是漳河流淌冲刷淤积而成的平坦地域，土质肥沃，宜于耕种，是载培种植农作物的理想场所，原始人类居住在二级阶地，接近水源，解决了居民的饮水问题，前后都有适于当时人类耕种的土地，河流可以渔猎、山丘上可以采集狩猎，作为当时农业生产的补充。北石槽、壶口等为代表的石子河附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情况也同漳河沿岸相同。总之，长治市附近的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存已具备了发展农业的条件。毫无疑问，长治地区也同华北其它地区一样，已大量地种植粟类作物，这类作物在华北的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都有发现。长治地区尽管还没类似发现，而这只是考古工作做得不够，以后随着考古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一定会有所发现。
 炎帝神农氏是历史传说中的人物，后来史书的记载尽管同其所处年代不同，而且相差远，史书的叙述难免会有所失真，但也不可以说这些记载全是虚造的，传说中的神农时代应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中早期，而这个时代大量的考古发现已证明农业已产生，并得到一定的发展，开创了中国农耕文化。炎帝，在完成人类由游猎向农耕转变的伟大历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而史书中有关炎帝在百谷山（或羊头山）“尝百谷、制耒耜、教民耕种”，这一切说明了长治地区早期农业发展状况，说明了长治地区是中国农业产生的起源地之一，而长治地区大量的新石器遗址的分布，也是长治早期农业发展的考古学上的证据。这一切还要依靠大量细致的田野考古工作和研究工作。

炎帝米——沁州黄史略初探
 炎帝米沁州黄是自炎帝尝百谷以来，人类培植的优秀谷种果实之一，它所走过的5000年历程，就是人类逐步走向文明的历史，研究炎帝米的发展史将会给本世纪发展经济带来许多启示。

炎帝族是继九黎族之后发展起来的华夏先氏
 根据我国古代历史传说而编入商周以来各类典籍的史料可知：约在5000—6000年之前，九黎族由南方进入中原地区，在炎帝族由西方向中原一带发展期间，九黎族与炎帝族长期发生械斗，九黎族驱逐炎帝族至涿鹿，而后，炎帝族联合黄帝族战胜了九黎族，迫使九黎族一部分退回南方，一部分黎民留在北方，成为炎帝族的奴民（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竹书纪年》载：“炎帝神农其初国伊，又国耆，合而称之，又号伊耆氏”。《尚书传》曰：“耆即黎”。近代学者王献唐先生考证伊、黎为同一地名，“耆”即“黎”，又作“?”、“?”、“飢”。这些记载展示的史实说明九黎族曾建有自己的都邑黎城，九黎族败退后，炎帝部落在九黎族原居住地中原一带，建立起自己的国家。
 黎字从“禾”、从“刀”、从“九”、从“邑”，“禾”是嘉禾，嘉禾即指农业作物，“邑”可以认为部落，城邑，“九”是农具犁的象形名，《易·乾》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意思是人类依靠农业劳动，天下得到治理），始于伏羲（太昊氏）氏的八卦，阳爻为“九”，阴爻为“六”，许多学者认为阳爻“—”阴爻“--”是象征男女的符号。各种含意合为一个“?”字，其字意就是农耕得嘉禾的部落，该部落所在地初称“伊”，又称“耆”，称“黎”，而在黎地的部落名曰九黎，是名副其实的氏族名称。就后人通用“黎”、“犁”来说，古代黎、犁通假，“?”、“刂”、“九”都是劳动工具的象形。“黎”字是一幅人们用劳动工具和耕牛进行农业生产的美丽图画，它图释了中华民族农耕时代的起源。这是不争的史实。
 炎帝族在太行、太岳山之间尝百谷，“教耕百谷”，走上了“五谷神”尊位。
 据明《潞州志》载：《通志略》谓炎帝之后，黄帝封其支子于潞。《尚书·覈诂》：“黎民当即九黎之民，《国语·楚语》，‘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使复典之。’即黎民于变之事”。明代朱载堉《羊头山新记》明确指出；“愚按《路史》：神农氏70世有天下。轩辕氏兴，受炎帝参卢禅，封参卢于潞，守其先茔，以奉神农之祀，参卢之后，政衰，其国侵削，至春秋时为晋之附庸……谓之赤狄潞氏”。说明了在黄帝族之前，上党地区曾是炎帝的领地，这里有炎帝坟茔。黄帝族时期，封炎帝族后裔参卢于潞，沿续至春秋时期，上党地区族居的狄族人，就是炎帝族的后裔，直至晋国荀林父率师灭赤狄潞氏之前，上党地区始终是炎帝族后裔的主要族居地。
 炎帝族在上党地区留下的文化遗迹，直至5000—6000年后的今天，仍是遍地可寻。《竹书记年》所载的神农氏“国耆”，《尚书传》曰：“耆即黎”的黎邑（城）就在上党地区。《寰宇记》曰：“神农尝五谷之所，上有神农城，下有神农泉，山东南相传为炎帝陵。”明朝朱载堉的《羊头山新记》中，把当时尚存的神农城（黎城）遗址描述的十分清楚。《尚书正义》中载：“黎国，汉之上党郡壶关所置黎亭是也。”《说文解字》云：殷诸候国，在上党东北”。《后汉书》认为黎国在长治县西南。由此可见，典籍中所记上党地区的黎国旧址就有两处。应该说这个结论是可以成立的，从近年考古发掘来看，相当于炎帝生活时代的新石器仰韶文化遗址，在上党地区许多县都是存在的，从历史沿传下来的地名看，不仅长治、潞城、黎城、高平、长子有黎城（国），就在属上党地区西北部的沁县也有黎城（山），在沁源有黎城（曰李城），这都证明炎帝族是在九黎族的原领地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还有更能说明炎帝族在上党地区族居的记载是分布广泛的羊头山和伏牛山。《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又曰连山氏，又曰烈（列）山氏”。透析这些古朴的文字，我们可以认为，在刀耕火种时代的炎帝族，烧荒种地是其主要的耕作手段，以牛为图腾的炎帝族，开始驯牛耕地，这是人类利用农具改造自然的原始记载。人们为纪念炎帝族的这一伟大创造，把驯牛耕田的地方称作伏牛山。古人认为对尊者称名道姓是一种不敬行为，因此，不言炎帝族的姜姓，“姜”者，以羊为头，就有了用羊头山来命名炎帝族领地的记载。后魏《风土记》所述：“神农城在羊头山，山下有神农泉，即神农得嘉禾之处。”就是对羊头山一名来历的很好注释。
 人类受大自然的影响，由伏羲氏以猎为生的游牧时代，发展到九黎族、炎帝族以农为生的农耕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周易·系辞》：“庖牺氏（伏羲）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耨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史记·三皇本记》：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商君书·画策》说：“神农之氏，男耕而食，妇织而衣。”《管子》说：“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国语·鲁语》说连山氏“能殖五谷百蔬”。八十年代，在湖北神农架地区发现了一部中华民族创世纪歌《黑暗传》，其中说到：“神农上了羊头山，仔细找，仔细看，找到粟籽有一颗，寄在枣树上，忙去开荒田，八种才能成粟谷，后人才有小米饭。”非常生动全面地记述了农耕之始的艰辛，表彰了炎帝的功德。《周礼·天官·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郑宏注：“五谷，麻，黍、稷、麦，豆也。”这都是记述神农时代为人类找到了赖以生存之本的功业，所以，炎帝就成了人们赞颂的“五谷神”。正如《汉书·食货志》所说：“生民之本（农商），兴自神农之世”，炎帝不仅“能殖五谷百蔬”，“教耕生谷，以致民利”，而且，由于炎帝及其后裔辛勤创造，使上党地区在三代（夏、商、周）之时就成为“厥赋上上，厥田中中”，“畜以牛羊，谷宜黍稷”（据《汉书·地理志》引《禹贡》说）的农业王国。

沁县是炎帝的故乡是五谷的发祥地之一
 从近年学术界研究炎帝文化取得的成果来看，以上党地区为中心，广泛流传和记载着关于炎帝神农在此活动的传说和遗迹分布，这个厚重的炎帝文化圈，应该说是包括沁县在内的太行，太岳广大地区。
 据清·乾隆《沁州志》载：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春，朝廷批准沁州建造先农坛，雍正六年六月，将先农坛移建东郊青龙岗，坛高2尺1寸，宽2丈5尺，并在坛北建正殿三间，供奉先农之神。这是沁县境内属官方建造的炎帝文化设施。据《后汉书·礼仪志上》刘昭注引《汉旧仪》所载：“春始东耕于籍田，官祠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也。”
 沁县西部册村、上官、河止三村之间有一座黎城山，黎城山东部是五谷神岭，因上曾建有五谷神庙而得名，庙建年代不可考。在黎城山西北部，是逶迤几十里的九连山（亦九黎山、芜山），九连山是太岳山脉伏牛山的支脉。传说，黎城是九黎族所居之城，九连山是九黎族与炎帝族打仗的地方，传说毕竟是传说。而这一带背山临水，四丘环抱，土地平坦，气候温润，是古往今来极为理想的农耕之区，又是历代由晋国中部东达黎、潞的必经之地，近年来，连续发现新石器时期的石刀、陶罐等遗物。看来，炎帝族占领了九黎族的属地黎城后，在这里“教耕生谷，以致民利”是很可能的。人们为了歌颂纪念炎帝族的功德，命山为九连，九连山千年常青，作庙祀神农，五谷神庙址尚存。更说明沁县是炎帝故乡的文化遗存的沁县西部的伏牛山。清·乾隆《沁州志》引《一统志》谓：“昔人见神牛隐此，故名伏牛山”。伏牛山是太岳山的主要山脉之一，北起武乡县界，西侧沁源，东侧沁县，南达古县、屯留，延伸入沁水盆地，伏牛山西部有《汉书·地理志》所述“羊头山世靡（糜）谷，沁水所出”的羊头山，东侧由北向南沁县、屯留、长子等县有多处纪念炎帝的羊头山、伏牛山、炎帝庙。伏牛山巍巍数百里，遍播浓重的炎帝文化，其说神牛也罢，耕牛也罢，若论人类对牛有什么情份的话，那就是炎帝驯服了牛，使它成为人类值得永远怀念的农耕文化之内涵。在沁县这块炎帝故乡的沃土上，炎帝传人们祖祖辈辈与牛同作，耕耘百蔬，用汗水和智慧，为人类培育出餐中主食金灿灿的小米饭——炎帝米沁州黄，又把这一优良谷种，传播到黄河流域，长江两岸甚至送出国门。
历史上的沁州人为炎帝米穿了两次“时装”
 几千年来，沧桑巨变，朝代更替，唯农耕而食的民风习俗至今不变。自从人类由炎帝手中接过赖以维持生存的谷种开始，有多少人为了五谷丰登，丰衣足食，民富国强，把生命和智慧都献给了黄土地？专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历代典籍，很少记载这些“农耕小事”，而在太行太岳之间的沁县人民，却传颂着两位将炎帝谷种变成高产名吃的有功之人。一位是明代沁州人王心安，据《册村·鸟苏王氏族谱》记载，这位号称“五谷神下界”的王心安，是一位“取清用宏，不屑陶朱猗顿之术”农商专家，他在炎帝驯牛以耕的伏牛山下，黎城之郊，在“羊头山世靡谷”的二沁大地，当谷种退化到“良莠混杂，耘少收成”的时候，是他把炎帝传给人类的黍谷，培育成“多收可口”的“爬山糙”，成为“产蓄百顷，富冠二沁”的种粮大户，是他的族人檀山王氏，又把“爬山糙”送进了明朝官廷，为炎帝米“爬山糙”穿上了“贡品”的时装。另一位就是清代的乡人大学士吴琠，凭着他对故土的一片热情，让满州人的皇帝给炎帝米“爬山糙”取名为“沁州黄”，借着皇帝的“金口玉牙”，提高了炎帝米“爬山糙”的知名度（公元1997年《沁县志》），致使炎帝传给华夏儿女的小米，漂洋过海，于1914年，在美国旧金山夺得了巴拿马运河通航万国博鉴会金奖。炎帝米沁州黄首次成为世界名米。
推广普及炎帝米沁州黄，是当代沁县人民为人类作出的一大贡献
 炎帝米沁州黄的发展史，几乎经历了整个人类发展的全过程。炎帝族由“尝百草”、“尝百谷”、到“植五谷”，从百种谷物中优选五种谷物为主要农作物，是农业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变革，这一阶段经营了多长时间？中国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按《汉书·地理志》所述，在禹治水后，漳、潞一带（在冀州域）“谷宜黍、稷”，而当时河南豫州“其谷宜五种”，已经没有“百谷”之说了。按照《礼记》所述，五谷的确定，至迟可以定在三代之时，《史记》载：周后稷，名弃，儿时好种树麻、菽，“及为成人后，遂好农耕，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者法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周弃是以农耕兴盛起来的周族人的祖先，也被定为中国历史上的“五谷神”，人称后稷。依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历史时间推算，炎帝米由“百谷”到“五谷”经历了约不到2000年。这以后的3000多年，就是炎帝米发展成沁州黄的全部历史。
 作为五谷之一的谷子，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几乎播及到整个华夏大地，由于受地理、气候等条件的制约，形成了许多品质相异的品种。就同一品种而言，长期在同一地域种植，品质必然会退化。据《唐史》、《明史》等典籍记载，谷子产量一度出现了仅为“亩收斗谷”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明代沁州人王心安在众多的谷子品种中，培育出了“爬山糙”，成为一时“富冠二沁”的“五谷之神”，这是谷子发展史上的第二次变革。这一产量较高，品质较好的“爬山糙”的出现，足用了3000年的发展历程。这3000年中，谷子作为主要农作物之一，还发生过些什么变革，尚不得而知。“爬山糙”的出现，使谷子由亩产斗谷变成了亩收以担计算的时代，这不能不说是古代沁州人为人类的重大贡献。据清《沁州志》记载，沁州人吴琠在河南做官时，把“爬山糙”引进到河南种植，“五为县令一摄州篆”的王省山在苏吴一带做官时，又把“爬山糙”引入长江两岸。这都对我国当时的农业生产起了促进作用。
 让历史不能忘记的是：明代人王心安培植的“爬山糙”被其族人引进到沁县檀山时，适宜谷子生长的檀山土壤和气候，加上优良品种“爬山糙”，就变成了名噪一时的“贡品”。清代大学士吴琠把“爬山糙”推进清宫，被取名为“沁州黄”后，名震华夏的“沁州黄”，从此就被长期封闭在“百亩无粮地”里不得下山，成为皇家少数人的“专利”，沁州黄几乎与百姓无缘了。人民创造的财富，成为封建帝王少数人的专用品。这不能不说是炎帝米沁州黄的一段历史悲剧。
 当历史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炎帝传人耿聚萍和她的同事们用近20年的时间，对沁州黄进行提纯复壮和引种下山的种植技术试验，并取得了成功，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一次种子革命的胜利，它的成功，打破了几百年来沁州黄不能下山，不能高产，不能施肥的传统定论，使沁州黄有保持其原有品质纯度的同时，得以在全县大面积种植。1988年沁州黄亩产平均达到250公斤，比原来亩产提高5—8倍，成为全县经济开发的七大项目之一。1986年，沁州黄首次大面积下山，种植面积2000亩，1988年发展到1.3万亩。10年后的1997年，播种面积提高到4.2万亩，总产量1050万公斤，总产值3780万元，这一组用改革开放精神换来的数字，其深层含意是：沁州黄不仅为沁县人民脱贫致富作出了贡献，而且成为许多城市居民改善饮食结构的“座上宾”。我们今天来评价耿聚萍及其同行们在炎帝米沁州黄发展史上所作出的贡献时，可用一句概括：就是怎么估量都不会过份。
 炎帝米沁州黄在20世纪末总产量达到1000多万公斤，比较清代末至民国期间“百亩无粮地”的总产超过千倍，但与沁县20世纪末的农业总产量比较仅达十分之一左右，如果与全国人民对绿色食品的需求量相比较，可谓沧海一粟，其发展速度，也远远落后于市场需求，由此可以看出沁州黄的开发前景。若论炎帝米沁州黄的开发，近年有许多志士仁人都注意到加工增值问题。炎帝米由谷子变成小米，这一原始的加工，在上古时代就完成了，在沁县西部爬山糙的发祥地黎城山一带，有碓白坡和碾坡两个古老的地名，这是新石器时期先民制作炎帝米加工工具的实证。相传，明朝宫廷里曾用贡米爬山糙制作“黄金汤”，这是一种加工，清代慈禧太后用沁州黄作主要原料制成“八宝粥”，也是对名米的加工，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加工都具有增值的效应，只不过市场价值不大而己，然其必竟是加工增值的先河。到近代乡人有制作米茶、米醋、米酒的历史，这些就具备了加工增值的市场效应。先人已为沁州黄开发作了明示。当代，一位关心沁县经济发展哲人曾问及县人；你们的名水矿泉水加上名米沁州黄，会是什么效应？目前，尚无人回答。
 5000年前炎帝为人类找到了百谷，4000年前周后稷从百谷中选择了“五谷”，500年前沁县王心安培育出“爬山糙”，400年前吴琠开发出“沁州黄”，当代人耿聚萍用20年的时间，使沁州黄得到大面积普及推广。生物界优胜劣汰是永恒的主题，炎帝米沁州黄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算是走在了时间的前面。人类进入21世纪，摆在沁县人民面前的历史使命是：将更为优质的炎帝米及其制成品，大量送给全球的炎黄子孙和世界人民。完成这一伟大使命带头人的伟名，必将铭刻在炎帝米发展史的下一个里程碑上。人类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游始祖百草堂感怀
 老顶山始祖百草堂，青峰隽永，烟波浩淼，人文景观，闻名遐迩。相传那里曾是始祖炎帝尝百谷、制耒耜、兴稼穑，实现人类从游牧到定居，从渔猎到农耕的重大转折，成就伟业的地方。
 老顶山，史称百谷山。位于太行山西簏，方圆40平方公里。分五顶、九岭、十八沟、四十九峰，主峰海拨1378米，满山林木繁茂，冬挡寒风夏遮荫，春秋蓄雨百草生，砥石流泉，水环沟流，盛夏无酷暑，数九没严冬。
 据中国通史讲，父系氏族联盟时代，原栖居西北高原姜水流域的炎帝部落顺黄河东迁，进入太行山地区，炎帝偶得嘉禾于羊头山。《黑暗传》：“神农尝百草，瘟疫得太平，又往七十二名山，去把五谷来找寻。神农上了羊头山，仔细找，仔细看，找到粟粒有一颗，寄在枣树上，忙去开荒田，八种方能成粟谷，后人才有小米饭”。从此以后，他凭借百谷山的自然气候，教民耜耕，饲养家畜，日中为市，互通有无，开创了光辉灿烂的农耕文化。
 有不少文人学者前来追溯和探索仰韶时期神农文化之源。络绎不绝的海内外炎黄子孙来此寻根问祖。休闲假日，数以千万计的游客莅临观光，浏览山水园林，尽情领略神农文化古韵。
 当你迈进虬枝挺拔的森林公园，漫步在通往百谷山深处的松柏林荫道上的时候，远处遥闻瑶琴琤纵之声，宛转悠扬，悦耳动听，一曲《高山流水》之歌，荡气回肠，波心荡月。突然，琴声嘎然而止，给游人留下迫切的悬念，正在索然无味之时，随风飘来琵琶古曲《十面埋伏》，弦声振荡，犹如两军决战，金鼓剑弩，惊心动魄，仿佛置身于刀光剑影的古战场，再现楚汉战争气势恢宏的场面。思绪怅然，吟出一首《草堂琴声》，为百草堂第一景。诗曰：山深谷幽一线天，漫漫古道入太行。琴扬飞峡云飘音，诸葛孔明唱空城。千军万马鏖战急，草木皆兵惊鹤唳。借问佳韵何处传？路人遥指百草堂。
 盘山古道，曲曲弯弯，凭你阔步，迟迟不见草堂踪影，急忙登上路旁高岗向北探视，眼眸赫然一亮，一处旖旎的园林近在眼前，殿堂楼阁，各擎地势，回郎曲折，错落有致。还有那峭壁上的石头房，坡岸上的土草房、灌木丛中的树洞房、堆沙流尖中的蒙古包，隐于竹林深处的翠竹楼。纵观全局，景致幽雅，上承天文，下袭地理，山壑深凝氤氲，五行八卦衍其内，华厦崇尚自然的南北风情，一览无余返璞归真的九州古野风貌。园林地处深山腹地，东依新顶峰向阳坡面，西连东沟山，南临大道，道檐沿涧，涧岸是巍峨的老巴山。山环水绕，东伏青龙，西卧白虎，可谓是深山隐灵、藏龙卧虎的一湾风水宝地。据说，这里就是炎帝当年的采药场。民间至今传说着神农觅草歌：“九堆、九散、九翻腾；九晒、九晾、九炒蒸。”
 走近始祖百草堂，迎奉宾客的“阴阳古门”是百草堂的第二景。由一对接吻交合的类人猿山石头像组成，右高左低，左雄右雌，远看似山，近看似门。取景四岳①之山势，象子午正阳。对“混沌初开，乾坤始奠”，脑海里一片茫然，然而，在悠悠而漫长的蹉跎岁月里始终传讯着一个古老的神话，有道是：盘古觉醒开天地，娲皇炼石补苍天。乾坤运转生万物，阴阳开泰育人伦。
 步人园林，景色迷人，满山松翠，绿意盎然，红绿层叠，姹紫嫣红，如火如荼，宛若锦茵。小径斜，纵横相交，陡缓相错，芳香四溢，沁人心脾。随着景物西移，按照民间习俗，踏上龙影路，淋浴阳光，整冠束带，穿过祛邪林，经门神检阅，入主神道，寰宇浩荡，万物盘旋，飘飘扬扬，猛觉一道亮光划破黑暗，光芒四射，横空出现一头巨牛，如出水蛟龙，腾跃九州，飞向太行。“神牛图腾”为百草堂第三景。正是：神牛亘空跃五顶②，奋蹄夕阳闹农耕。背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