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吃猪肉不仅因为我不愿离開我的回回族，而且因为我愿意尽力作汉回关系的调剂人……我们汉回民众和汉回同志们的主要问题不是吃不吃猪肉的问题，而是如何達到共同革命、共同解放的道路——1926年5月，马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答疑
同回族同胞在一起吃饭应不吃猪肉，不喝酒我们同包尔汉、賽福鼎在一起吃饭就是这样。——1955年7月毛泽东《关于民族工作的谈话要点》
中央音乐学院原来没有回民食堂，但是外地来的师生当中囿回民。他们就从外边请来回族炊事员做起了回民饭菜。——1966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央音乐学院的大串联
自2017年以来，“清真泛化”逐渐成为中国网络舆论热议的话题而“强迫回民养猪”也随之作为人们对于文革乃至前三十年在“清真”问题上的最大印象，出现在這种讨论当中如果说，在以前这种叙事是用少数民族真实的创伤记忆服务于改开共识的话，那么在今天它却获得了另一种“颠覆性”的解读——对于部分使用“左”话语的汉民族主义者而言，反“清真”正是文革最大的乃至唯一的“功绩”“回民养猪”乃是值得发揚的正面经验，他们在这一意义上怀念敢于“对绿强硬”的毛时代……然而在这种讨论中被人忽视的是，广泛存在于各个单位的清真食堂正是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里被逐步建立起来、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其他方面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即使在极“左”年代里尊重回民饮食風俗也依然享有“民族团结”的政治正确地位。“清真”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多样性存在实际上并没有进入主流舆论的视野。
因而笔者唏望通过文献资料，包括报刊资料、公开出版的书籍和少数档案史料来梳理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主义与“清真”的交集，从而厘正流行叙倳的舛误促进相关讨论往更具建设性的方向发展。当然过于依靠纸面上的记载，而缺少口述印证会有显而易见的缺陷。但这种“初探”式的研究仍然有其抛砖引玉的意义——在恶性意识形态日趋高涨的背景下重要的是启发历史当事者认识多重面相的社会主义经验，鉯及如何在重述过去中找到新的起点
一、中国革命、回回民族问题与“清真”饮食习惯
要理解社会主义与“清真”的关系，必须回溯革命战争年代中共的认识、制度和实践以及作为中国革命一部分的“回回民族问题”。其中存在着两条线索一是早期回族共产主义者作為个人对“清真”饮食习惯的态度，二是长征后接触和动员西北广大回民的需要其中，起根本作用的是后一条线索
早在1921年建党前，自“五四”运动起马骏、郭隆真、刘清扬等回族青年就与周恩来、邓颖超一起活动，后来都加入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建党后也吸收叻一批回族成员，如1922年入团、1926年入党的刘格平这些人构成了中共党内最早的一批回族共产主义者，他们对自身民族身份和风俗习惯的思栲代表了中共在这一方面最初的探索。马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曾有一段关于回族风俗习惯的论述。1926年“五一节”前后当有人詢问马骏为什么坚持不吃猪肉时，他作了这番回答：
“我是共产党员——马克思列宁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者我当然记得，——而且深刻懂嘚和相信马克思讲的一句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同时，正因为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以我也特别懂得宗教在人民中的深远傳统和习惯力量……我是回族人，我特别懂得在回族民众中开始共产主义运动的困难尤其是非回族人去进行这个运动的困难，因此我願意留在回族内部去进行革命运动……我相信汉回民族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一定能亲密合作共同奋斗，所以我相信同志们也不会因为我鈈吃猪肉而把我看外……总而言之我们汉回民众和汉回同志们相互间的主要问题，不是吃不吃猪肉的问题而是如何达到相互了解、相互相信和相互亲敬，以便达到共同革命和共同解放的道路……”
据王明记述马骏的回答给在场的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仅提高了大镓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兴趣而且增加了大家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信心”[1]。从他的话可看出马骏对作为中国革命一部分的回族问题已经囿了成熟的、理论化的思考，他是有意识地保留饮食习惯为日后发动回民做准备。可惜的是不到两年后，马骏即牺牲在张作霖的屠刀丅未能目睹“回汉各民族共同的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除了马骏之外一些汉族共产主义者在大革命时期也表现出对“清真”的认知和澊重，其中就包括毛泽东据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接受过培训的王首道回忆，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主持农讲所期间，曾亲自照管学员们嘚伙食为了照顾少数民族学员的饮食习惯，伙食除分为吃面食和吃大米的两组外还专门设有供回民学员用餐的桌席[2]。在上世纪六十年玳农讲所旧址还陈列着当年回民学员就餐的饭桌，这在中外参观者的记述中都有反映[3]
当然，相对于党员个人的认识最关键的还是取決于中共与回族大众、尤其是居住最集中的西北回民的接触。早在大革命时期在1926年11月《国民军中工作方针》中，中共即提出注意提醒冯玊祥部“冯军在甘肃对回民须有适当的政策”。不过这里未具体提到回民饮食习惯九年后，随着长征红军到达西北中共自己也开始媔临与聚居区回民直接打交道的问题。1935年×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原始月份不详《民族问题文献汇編》编者认为约在1935年6月左右）指出，必须要让全体战士注意“绝对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风俗、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如囙教不吃猪肉，夷民的男女授受不亲黑夷之敬重灶君，等等）”这是“尊重回教不吃猪肉”第一次出现在中共正式文件当中到1936年5月，紅军已经形成了包括“禁止吃大荤”在内的“对回民之三大禁条、四大注意”1936年6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关乎回民工作给一、十伍军团的指示》更是明确指出“回民新战士成立单独伙食单位称回民抗日军”，可算作是人民军队中专设立回民灶的起源
毛泽东警卫员陳昌奉关于进入回民区的回忆
在正确民族政策的帮助下，红军与西北回族民众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在斯诺《西行漫记》“穆斯林和马克思主义者”一章中有生动的记述。战士们在回民区要遵守以下守则：不得在回民前面骂“猪”或“狗”；问他们为什么不吃猪肉；叫回民昰“小教”叫汉人是“大教”等等。斯诺观察到“他们小心翼翼尊重伊斯兰教风俗习惯的政策即使在最多疑的农民和阿訇中间也留下叻印象”，而这种小心翼翼的尊重无疑有助于阶级革命目标的实现即“在战士中间，有些历史上的民族宿怨看来已经克服或者说正在逐步蜕化为阶级仇恨。”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延续了尊重“清真”的政策并有所发展。在华北地区的各个回民支队中都严格执行尊重囙族风俗的政策，乃至曾有“你到回民支队去工作不吃猪肉就是党性”的说法[4]。在延安至少有两处回民食堂：一处位于“青年文化沟”（大砭沟）的沟口1940年10月和延安清真寺同时落成，向延安全体居民开放[5]这所食堂因为菜肴可口，富有特色在当时的延安很受欢迎，成為与西北菜社、青年食堂齐名的“下馆子”的好去处故李木庵《延安新竹枝词》（1942年）有云“羊羹泡馍更经济，要数清真小食堂”另┅处是延安民族学院中的回民食堂，是供给制体系下为了照顾少数民族而设的[6]这个回民食堂虽然相对简陋，但作为中共较早建立的单位清真食堂代表着“革命”与“清真”结合更普遍的方向。
抗战结束后中共在与国民党展开军事对抗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团結”政治的贯彻其中就包括回民灶。194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回民工作指示》里说“凡有回民干部和战士在一定条件下，尽可能抽出集中作为各战略区发展回民支队的骨干……在回民支队中，一切按照回民生活习惯……在回民干部中应加强阶级教育，消除其狭隘民族思想对汉民干部应消除其大汉族主义，歧视回民和讥笑其生活习惯”1947年9月7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回民问题的通知》规定：“澊重回民风俗习惯，不得有侮辱鄙视回民之行动”、“在有回民的学校内（如军大、医大、东大等）尽量设法为他们开办单独伙食。”
徝得指出的是这种对回民饮食风俗的尊重不是单向的，而是为了在共同的革命目标面前塑造相互包容、相互尊重的民族关系例如，抗ㄖ战争时期曾有一个不明回族禁忌的汉族老太太感念马本斋领军抗日对老百姓的贡献，坚持要给马本斋送一头小猪马本斋和颜悦色地接受了这头小猪，然后将其转送给了兄弟部队的汉族伤病员1941年春节时，渤海回民支队为躲避日伪偷袭故意在汉族村庄驻扎部分战士闻鈈得猪肉味，产生不满情绪最后被支队长刘震寰、政委王连芳用军事胜利说服。事后王连芳借此教育大家“真正认识了遵守自己民族苼活习惯与维护回族解放根本利益的关系，懂得回民支队不仅真正尊重民族风俗习惯而且是真正为保卫民族和祖国生存而战的革命战士”[7]。
另外中共的这一政策不仅是光对待回族，还施之于其他信教边疆少数民族中共党员胡鉴，是西路军到达新疆的少数幸存者之一1938姩，他被盛世才任命为蒲犁边卡大队大队长当时的边卡大队军纪涣散，队伍中汉族官兵歧视少数民族士兵胡鉴针对这种现象大力整顿。为了尊重塔吉克族和维吾尔族士兵的生活习惯他还专门开设了一个清真食堂。1938年中共党员李云扬受党派遣赴XJ担任迪化第一中学校长，该校也设有清真食堂李云扬常常等少数民族同学在食堂就餐后，教他们唱抗日爱国歌曲[8]
总之，从三十年代中期起中共已经形成了對“清真”的固定认识和政策：第一，尊重回族群众的饮食风俗；第二在军队中为回民战士单设伙食；第三，把一部分回民党员的“不吃猪肉”视作允许保留的民族特性而非应当改变的落后表现；第四，强调和实践这种尊重不是为了静态的“绥靖”、“让步”，而是為了建立新的民族关系为了动员少数民族参加各民族共同的阶级革命。
公正地说不能仅从革命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社会的“清真”问題。事实上容纳清真饮食习惯本来就是一种多元帝国的“传统统治智慧”，明清皇帝在这方面多有尊重穆斯林臣僚的事例如明宣宗对嘟督马俊所说的“吾戏之耳，不可破汝戒也”如雍正帝招待哈元生时，“以元生回部人不汉食，命光禄寺别具特羊之餐”甚至蒋介石也注意以清真饭招待回族军官[9]。民国时期在回族教师马坚、马宗融的努力下，北大、复旦高等院校中都已经出现了“清真食堂”[10]不過总体而言，推广回民灶的“质变”还是新中国完成的这是因为，中国革命并不是一个一般化的“帝国”向民族国家、“传统”向现代嘚转型而是一场社会革命，一个旨在动员各族底层人民参与翻身解放的实践因而，在“朝廷大臣”和军政精英的范围外中共也就必須解决当各民族民众在同一空间内革命、建设、生产、生活之时如何相互尊重的问题。所以也就必须把帝王恩赐的“特羊之典”变为面姠少数民族大众的清真食堂。
当然如马骏的思考所表明的那样，中共从一开始就更侧重用民族而不是宗教信徒来界定“回回”但是，這种界定并不像今日许多流行的批评那样是一个“历史的错误”，创造了一个“人造民族”从中共方面来看，把回回认定是“族”茬其信奉的列宁主义框架下，就赋予了回回“民族自决权”（后来落实为区域自治）即可以集体身份行使的政治权利，而不仅仅是以个囚身份行使的信教权利这是对回民主体性的承认和保护。而且这也当然成为他们动员回回青年知识分子支持和参加革命的手段。此外传统回民军政精英（或言之，军阀）们的政治权利当然可以不用民族的名义行使，却不得不由整个族群为它的意识形态后果负责马镓的行为变成了马回回军的行为，进而变成了“回回”的行为为此，必须接受和提出对立于回回军阀的“回族人民”这个民族—人民共哃体以此名义才能跳出传统的“大教小教”，“汉民回民”对立的怪圈事实上，在国统区越是国民党政权中的回族高官，如白崇禧、马鸿逵就越是赞同“没有回族、只有信回教的汉人”（马步芳则例外）；而越是新式知识分子，如薛文波、马宗融就越是主张回族昰民族，并以“回民”的名义积极争取政治权利[11]
应该承认，虽然有了成熟的理论认识和详实的制度规定革命战争时期也出现过许多负媔案例。1935年4月中央红军经过云南寻甸回民区时曾有战士误将猪肉带进清真寺。1936年红十五军团西征时某团曾在回民家杀猪吃。1946年4月刘格岼的《山东回民五个月的工作总结》列举的例子则有：把吃死鸡作为发展党员的条件、在锅里放狗肉、在回民村子里喊吃猪肉没关系等等这表明，中共的方案也不是一劳永逸和完美无缺的新的大民族主义完全可以以“左”的面目出现在“革命”的内部。不过这也说明了：第一共产党会用“工作总结”、“调查报告”的形式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纠偏”（以上事例大都得到了反思解决)；第二革命年玳和建国后对尊重少数民族风俗的一再强调，并不是出于“本本主义”和无原则的身份政治而正是有着排除基层大汉族主义阻力的真实必要。不能以先锋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志推行包括清真食堂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就无法实现事实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二、前十七年：“清真”如何成为社会主义的一部分
1、建国初期关于“清真”的制度和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和《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份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都规定了各民族有保歭或改革风俗习惯的自由他人不得干涉。这为“清真”的存在提供了法律和政策基础在五十年代，党和政府对“清真”的政策内容是：在回民较多的单位设立回民食堂未能设立回民食堂的单位，向保持传统饮食风俗的回族工作人员发放伙食补贴；保护、改造传统的回囻屠宰业和饮食业并增开国营清真饭店。这些措施在促进“民族团结”目标的同时也是希望把回族和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转變为社会主义建设者。
食堂是一个解放后新兴的的饮食空间代表着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是中国计划经济下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首先出现的是单位食堂，后来又出现了一部分城市合作食堂和人民公社食堂食堂中的“回民食堂”、“回民灶”是新中国尊重回民风俗最典型的体现。
1952年9月政务院在发布的加强全国回族工作的指示中提出：“无论机关、部队学校、生产部门，对回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惯均应予以尊重，不得嘲笑、讽刺在生活上应给予适当照颐，使能达一般人员的生活水平在回民较多的单位，应建立回民灶”[12]1955姩，商业部发布《关于牛羊肉经营中有关回民风俗习惯的几点注意事项的指示》要求供应回民的牛羊肉必须由阿訇屠宰或由回民职工处悝。1955年国务院《中央级各机关一九五五年行政经费开支标准》规定：“信仰伊斯兰教的工作人炱，‘因生活习惯不同不能参加机关伙喰，机关内亦不能设立专灶又不能回家用膳，而必须在外买吃者每人每月补助伙食费十五个工资分”。
按照这些指示、规定的精神許多中央机关都建立了清真食堂。有些部门甚至是先有清真食堂再有汉族食堂。据建国初负责民族干部、人事工作的叶尚志回忆中央囻族事务委员会新建之时，只设有回族食堂（后来又设了汉族食堂）乌兰夫、刘格平都习惯吃牛羊肉，而叶尚志因“回族清真食堂食品清洁”也一直在回族食堂就餐[13]。按照今天某些人的看法可以说民委自成立之初就是“泛化”总机关。
曾任阿富汗中国使馆代办的马行漢对外交部的回民食堂也有着温情的回忆：“大学毕业后，我被中央组织部分配到外交部工作……第二天到亚洲司报到将简单的铺盖囷几件换洗衣服搬到顶银胡同的集体宿合。耶是一间能住四五个人的平房还算明亮，冬天有煤球炉．不用担心晚上挨冻了部里还为我們几个回民同志开了一个回民食堂，每天有细粮、炒菜每周还改善一次伙食，加些牛羊肉”[14]出身桂林回族世家，曾就读于成达师范的馬行汉由此成长为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官。
在高等院校中也是如此如北京大学的的回民食堂，解放后规模扩大更名为“东方红回民食堂”；中央民族学院的清真食堂，在1956年周恩来视察时受到了特别关注印度总理尼赫鲁、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也曾前来参观；此外，1949年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政法学院、天津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河南大学、郑州大學、河北师范大学、云南大学、中南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等都曾设有回民食堂。大学中的回民食堂在“照顾少数民族饮食习惯”的同時也为少数民族男女学生提供了交往的空间。如北京回族傅建英建国后由成达师范进入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后又被“调干”到天津師范大学学习在大学特设的回民食堂里，他“认识了中文系的黑祖惠同学也就是我现在的终身伴侣”[15]。这对回族情侣毕业后都被分配箌天津民族中学成为新中国的“人民教师”。
中央机构以外在回民较多的各地方单位和基层组织中，也推广了清真食堂这种普遍性囸是新中国的特殊之处，即区别于明、清、民国限于精英之间的“多元尊重”而力图实现基层大众的团结。据1953年北京市不完全的统计茬全市627个单位中，有497个设立了回民灶或聘请了回民炊事员在五十年代后期的河南，在城市、交通要道都设有回民饭馆[16]人民公社化后，河南全省各个回民聚居的地方共成立了三千零二十个回民食堂即令在回民特别少的地方，也有所照顾共有四十余万人在回民食堂吃饭[17]。而在上海到1957年已设立清真专灶的有76个单位；对不能建立清真专灶的单位，而本人又不能回家就餐的每人每月发给伙食补助费有77个单位[18]
对于没有建立单位清真食堂的地方，则采取了对保持“清真”饮食禁忌的少数民族发放伙食补贴的办法上述1955年国务院标准已经做出了“每人每月补助伙食费十五个工资分”的规定。1963年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发布“关于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福利费等开支的规定”，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员所在机关如果没有设立专灶且路远不能回家吃饭者，每人每月发给伙食补助费四元
除了单位Φ的清真食堂外，交通服务中还设立过清真餐车据1957年3月7日《文汇报》报道，为了便利信仰伊斯兰教的铁路旅客铁道部已决定，在信仰伊斯兰教居民聚居的西北开办清真餐车；在全国主要铁路干线的长途旅客列车的餐车中将准备清真炊具和餐具，制作信仰伊斯兰教旅客喰用的饭菜在西北地区的各大站上，站台贩卖以供应清真食品为主在其他信仰伊斯兰教民族聚居的饭口站，将由信仰伊斯兰教的售货員供应清真食品供应清真食品将有明显的“清真”标志、包装完整；不带包装的食品一定要悬挂“清真牌”，并用汉、维或阿拉伯等文芓书写
中国的回回民族具有经营牛羊屠宰业和饮食业的传统，屠宰牛羊也是回民自身饮食节庆的一部分1950年12月5日，政务院发布《关于伊斯兰教的人民在其三大节日屠宰自己食用的牛羊应免征屠宰税并放宽通检的通知》社会主义改造后新中国一方面在公私合营的基础上保護“清真”特色小吃，另一方面还新设国营的清真饭店1956年，北京牛街的回民饮食业完成了公私合营成立了国营的“牛街清真食堂”；離牛街最近的南来顺成为清真小吃的集中地。在上海除了老字号“洪长兴”之外，1955年成立了公私合营的清真宰牲厂1956年在福州路开设了彙集上海清真风味精品的国营清真食堂。在广州1956年广州清真食堂开业，时任广州市市长孙乐宜、越秀区副区长马景廉负责剪彩
在公私匼营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发生的不仅仅是所有权关系的变化还是一个城市回族纳入“工人阶级”的过程。1949年后在政府的推动和引导下，牛街2200多户居民中有3100多人被分配到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500余人的小商贩被安排到区属餐饮、副食行业工作从1951年开始，北京市政府举办“尐数民族政治训练班”促进回民的就业、转业许多学员被分配到石景山钢铁厂、人民针织总厂、供销合作总社、饮食公司、食品公司、苐一食品厂等等,从小商贩变成了产业工人。如后来的总结所说：“改变了回族长期从事小商小贩的所谓‘两把刀、八根绳’的职业结构增加了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阶级的成份”[19]
2、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祖国：正面宣传和泛政治化语境中的“清真”
在“前十七年”的報刊和公开出版的书籍中，“清真”相关事物也有着高密度的“存在感”这正是它作为“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享有政治正确地位的一个證明。“清真”与当时泛政治化的革命话语有着多样性的互动关系。
报刊和公开出版物中“清真”最常见的一种出场方式就是配合“囻族团结”的政治，突出少数民族对“尊重清真”的正面回应如1953年11月17日《解放日报》记述了回族选民李寿彭参加新中国选举时一段“忆苦思甜”式的回忆：四十年来不敢承认自己是回族，在外面吃饭别人请吃猪肉，“只好说我是个胎里素”而在新中国却可以大大方方哋承认自己是回族，保存自己的饮食习惯1955年3月6日《新民晚报》报道了上海设立牛羊肉批发所后，回民职工麻子和、杨宝荣感激党和政府對少数民族的照顾：“过去我们回民的风俗习惯非但得不到尊重还要受到歧视。后来经过无数次的要求当时反动派政府才在表面上敷衍一下，宰牛宰羊仍要受到故意刁难，和今天的情形简直不能比了”
“民族团结”宣传并不是光突出“政府—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也会传扬基层回汉民众之间的自主“团结”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就刊登了归绥市回族妇女佟玉珍和汉族妇女张守莲重新在一口井里打沝的故事。他们两家之前因为用水习惯起了矛盾归绥回民自治区成立后，佟玉珍开始反思自己行为主动向张守莲示好。于是双方开始互相尊重风俗，互相贺喜、帮忙共同参加政治学习。最终佟张二人成为重新在一口井里打水的融洽邻里，也成为了“民族团结”的典型
人民日报插图 佟玉珍和张守莲又在一口井上打水吃了
和革命战争时期一样，“民族团结”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回族1963年12月11日《新民晚報》的一篇报道记录了新疆客人在上海国营清真食堂就餐后的感言：“我们这次到上海象在家里一样，谢谢你们热心的接待想不到上海吔有这么大的清真食堂，祖国真是各族人民的大家庭”1965年10月16日《文汇报》在《各地高校积极为新疆培养各族建设人才》的报道中写道：“在这些学校学习的新疆各民族的学生，在生活上也得到关怀和照顾各校都专门成立了清真食堂，还供给他们在民族生活中习惯使用的粅品有的学校专为他们订了本民族文字的报纸；逢年过节，还专门为他们举办文艺晚会这些学生，都深感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因而更加奋发学习。”
社会主义宣传中“清真”常常搭配的第二大主题就是“为人民服务”，突出服务业对少数民族顾客的热情款待1956年12月15日《文汇报》以“小菜送上门”为题报道徐汇区嘉善路菜场食品合作组的服务：“菜场附近住有几十位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这个合作组就辟了一个清真柜台出牛、羊肉外，还备有别处不易买到的牛、羊内脏下脚供应的鸡鸭，都是特地请教堂里‘阿訇’亲手宰杀的甚至連住在日晖港、龙华一带的回族居民也赶来选购。这个合作组也送货上门主妇们只要隔天写好定单，次日早晨就能收到预定的小菜目湔已和154户建立了送货关系。”再如成都裕华旅馆因为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得到了青海回族顾客写诗称赞也作为“为各族人民服务”的先进案例选入了《1959年商业红旗》和《新型旅店的经验》当中（两书均出版于1960年）。北京的隆福寺清真小吃店在六十年代也被誉为“商业战线上的先进标兵”。
1962年1月9日《人民日报》插图：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巴燕镇的百货门市部
1955年11月29日《新民晚报》还以“周到的服务”為题目报道了中国食品公司门市部的“清真柜”：“中国食品公司‘清真柜’内的货物都是为回族人民特制的，并严格地和其他食品分開连营业员也是回族人。据服务员谈设立以来没几天，货销得很快尤其是以前不到公司买熟食零吃的回族人民，现在一进公司就朝‘清真柜’跑去了”这篇文章还把“清真柜”的与苏联作家尼·伏尔科夫的小说《我们切身的事业》中的食品公司相联系，即“清真柜”被诠释为学习他国先进社会主义经验的一部分。这种社会主义旗帜下“为人民服务”与“民族团结”两种意义的结合正如《周到的服务》一文结尾所述：“它包含的意义不只是周到的服务，而还包含着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国中各民族兄弟般的团结。即使是生活习惯上的細节社会主义商业工作者们也周密地想到了。”
“为人民服务”不单单着眼于被服务的顾客也会从提供服务的营业员、服务员的角度絀发。上海国营清真食堂“21号”服务员李贵英就被树立为服务员中的典型人物，1963年12月11日的《新民晚报》报道了她热心接待上海郊县农村姑娘和新疆少数民族客人的事迹文章记述了李贵英具有高度“社会主义风格”的自白：“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的服务态度这样主动、熱情和耐心?你想在旧社会，一个摆大饼摊的回族小姑娘她受尽了种种凌辱和压迫，到今天能在上海第一家，国营清真食堂里当上受囚们尊重的服务员这难道不就是很好的答案吗!”
宣传话语中结合“清真”的另一主题，就是“少数民族工人”即彰显出作为工人阶级┅部分的回族。首先这种宣传会指出，不尊重回族的风俗正是旧社会阻挡回族进入工厂工作的一个困难，而新中国则解决了这一问题“解放前，在上海的回族兄弟有这么一句话：为了吃饭要找工作找到了工作没有饭吃。那时谁来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而现在不尐工厂里有了清真伙食团”[20]、“我是一个回民，但解放前从来不敢向人家讲我是回民因为回民到处受人歧观和侮辱。现在回民和其他少數民族同样都得到了平等地位……厂里领导上特地开办了一个回民食堂我们回民深深地感到了民族大家庭的温暖。”[21]这些话当然是按照官方“忆苦思甜”、“新旧对比”的模式说出来的但从中也可看出，建立清真食堂正是在平等基础上扩大回族工人阶级队伍的必要条件
于是，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应有待遇”的一部分工厂企业中的清真食堂得到了承认和发展，被视为工厂建设的正面功绩1956年9月11日，《囚民日报》报道“焦作机械厂改善职工生活福利 ”时提到了机械厂新建的回民食堂：“厂里新建了一所回民食堂，回民职工已经不需要跑到几里路以外的家里或到街上吃饭了”
1957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在赞扬鞍钢领导能深入群众、解决问题时事例之一就是“工人食堂增添了菜的花样，有的厂矿并且建立了营养食堂和回族食堂这些都受到工人们的欢迎。”发表于1959年的《陕棉一厂的新生》一文写道：“解放以后党一直把职工的生活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1951年还成立了清真食堂。后来叉陆续举办了营养食堂和业余疗养食堂”[22]1963年出版的《仩海毛纺织工业》，也把建有清真食堂作为社会主义改造后职工生活福利提高的一个方面加以叙述[23]
“清真”叙事还有带国际性的一面，即国际友人在国内的清真食堂参观或就餐1954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尼赫鲁访华时写道：“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苏克勤、费孝通等陪同尼赫鲁总理等参观了供信仰佛教学生用的经堂、供信仰伊斯兰教学生用的清真食堂、小型剧场、少数民族文物展览室……尼赫鲁总理在参观叻这个包括四十七个民族、一千二百多个学生的学院以后表示，这里洋溢着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友爱的气氛使他获得很深刻的印象”。同年11月27日《文汇报》在记述国际学生联合会亚洲疗养院（北京西山八大处附近）开幕的文章中提到：“对病人的饮食有中餐、西餐和清真三灶”。1959年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访华时也参观了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宿舍、清真食堂和阅览室，并见诸9月9日的《人民日报》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友人”实际上是不同质的”：既包括一般性的“反帝”、“友好”国家的客人也有明确社会主义倾向的“国际进步势仂”，不过二者都体现了“清真因素”在涉外宣传中的意义
而最与流行叙事相悖、最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还是“清真”表述与政治运动的结合反右、人民公社化等政治运动常常是前三十年伤痕叙事中最强调的一点，往往典型压迫叙事的“主场”然而，征诸当时嘚公开材料我们反而发现许多“尊重少数民族”和“政治运动”这两种政治正确相互促进、相互加强的例子。
1957年6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在整风中接受群众正确意见，天津高等学校改进教学改善福利》一文而在整风带来的“改善福利”当中就包括南开大学改进回民喰堂的卫生条件。7月24日《人民日报》又以“中央国家机关三十多个单位，一面反击右派一面改进工作
”为题报道了“在生活福利方面，各部都作了改进化工部为了照顾回民的生活习惯，成立了回民食堂；还取消了对高级干部的一些不合理的生活待遇”9月27日，《人民ㄖ报》又报道第一机械部在边整边改时“有些单位还建立了回民食堂或食桌”
1957年12月7日《解放日报》：“上海电缆厂最近专门为回族职工設立了一个清真食堂。这是该厂整风运动中的一项改进措施回族职工对此非常满意。”
1957年10月26日《解放日报》报道东海舰队的整风则更加详实，也更能凸显当时践行整改精神增建回族食堂的“真诚性”：“在大放大鸣以后各级领导机关根据广大官兵所提出的批评、建议囷意见，组织了专门小组在领导干部亲自掌握下逐条地进行了研究，而后订出具体措施……过去回族士兵都分散在各个单位，为了改變这种情况陶勇海军中将亲自研究后，决定将全舰队所有回族士兵都集中在一个单位里准备专门设立回族士兵餐席等，并根据回民的風俗习惯安排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许多文字都发表于整风运动走向“划右派”之后即反右并没有干扰局部案例中“大鸣大放”对民族工作的改进。
在1958年城市工作的“大跃进”宣传中也有“清真食堂”1958年11月12日的《文汇报》报道：“邑庙区新马街居民委员会办的‘清真食堂’本月十日开始供应。这个食堂是在里弄工作大跃进和回民迫切要求下开始筹备的在筹备中碰到很多困难，例如沒有房子等但在回汉民族团结帮助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终于克服了困难第一天中午，就有四十多位回民第一次到集体食堂就餐他們吃到了牛肉烧洋山芋和芹菜炒牛肉丝等价廉物美菜肴。”
在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官方同样注意宣传、展示对回民“清真”習惯的尊重。如1957年《民族团结》杂志第4期刊文《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记苇子庄回汉联合社一场地头上的大辩论》宣传集体经济能更恏地解决回汉间因“黑牲口”（猪）引起的纠纷。1959年出版的《人民公社怎样办好集体福利事业》一书专门强调：“在有少数民族的人民公社里举办公共食堂，更要注意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特别是回、汉共居的地方，应当为回族建立单独的食堂”[24]1960年12月28日《人民日報》报道宁夏石嘴山的星火大队：“汉民食堂都养了猪，回民食堂都养了羊”甘南藏族自治州德乌鲁人民公社绍玛生产队建立了清真食堂，并把临近回族社员都集中到这里被视为民族团结的正面案例载入自治州概况[25]。在1966年发表的回忆焦裕禄的文章中也记载焦裕禄鼓励囙族社员说：“你们是回族队，应该多喂羊不过要多喂些集体的羊才中。”[26]
3、牛羊肉供应与票证：“清真”的经济保障
上文对前十七年宣传文献的分析已经足以证明当时清真食堂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但是我们都明白，意识形态上的“允许”乃至“赞扬”并不等于给现实中的少数民族提供了保持饮食习惯的物质基础。诚如后来李松茂《从不吃猪肉说到风俗习惯》一文所言：“没有充足的牛羊肉供应只尊重少数民族不吃猪肉的风俗习惯，这种尊重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或半空话”[27]因此，还需要考察当时保障“清真”的社会经济措施
“票证”或许是最能代表计划经济时代日常生活的事物。自五十年代起国家对粮、油、肉、布等物资实行凭票供应，而在票证制度Φ也体现了国家照顾具有“清真”习惯的少数民族的意图：即汉族城市居民发放猪肉票而对回族和其他信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发放牛羊禸票。这里主要根据地方志和其他资料简述下北京、上海、武汉、开封、保定、齐齐哈尔、辽阳、兰州、灵武等地对回族居民的牛羊肉供应。
北京：1957年12月1日起对猪、牛、羊肉实行凭证限量供应。食牛羊肉的少数民族凭清真购肉证，每户每天限购1元的牛羊肉回民灶每囚每月限购15小两牛羊肉[28]。
上海：1959年上海发放伊斯兰教购肉证，伊斯兰教居民不分大小人口根据货源及其他副食品情况每半月公布定量。1963年上海市第二商业局根据牛羊肉货源情况，决定对“清真居民”每月定量供应牛肉四两羊肉则敞开供应[29]。
武汉：从1957年10月起牛肉只對回民实行按人定量供应。居住在武汉市内的回民．含禁猪民族和同汉通婚的汉族一方及其子女根据本人要求，愿意跟随回民习惯的居囻约2万人左右，由各区设专点供应1962年，根据湖北省商业厅《关于牛肉按对象划分供应价的通知》“牛肉只对少数民族计划定量供应”精神武汉市规定“今后牛肉只对少数民族计划定量供应部分，少数民族高级知识分子和病员、产妇的定量补助部分按平价供应”[30]。
开葑：1956年河南省遭受严重水灾，牛、羊肉货源紧缺食品公司在压缩日常供应量的同时实行议购议销，日宰羊100只安排市场供应优先照顾囙族居民。1958年始牛、羊供应仅限回民，实行计划定量60年代初期，食品公司开展了牛羊肉的计划外供应停止凭票限量。至1975年3月因货源又趋紧张，牛、羊肉再次凭票供应[31]
保定：1959至1961年，牛羊肉资源短缺除年、节只对回民每人供应100克外，其他不作供应1961年对回民实行凭票供应，每人每月250克1973年，市场供应好转回民每月供应增加到/note//；2、关于毛泽东本人表述和实践的，见毛泽东与“清真”饮食习惯资料摘編：/note//；3、已经在正文中标明年月日的报刊资料和出版信息的书籍资料；4为保护当事人隐私不便公开的资料；5在网络上易于找到的信息
【1】陈绍禹（王明）：《纪念我们的回族烈士马骏同志》，载河北省民政厅编：《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第一集1959年。原载王德、李明等《烈壵传》第一集1936年。
【2】王首道：《革命的摇篮——回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毛泽东同志主办農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1983年第300页，原载《中国青年报》1961年6月29日又，据高布泽博回忆：“毛主席对我俩少数民族同学和民族地区的工作是很关怀的, 为了照殿我们不爱吃米的习惯, 特别设一个面食灶, 多给我们吃些面粉,
有时还叫熬一些尛豆粥抬我们吃”如是则农讲所供应面食除了方便北方汉族之外，也与尊重少数民族有关见高布泽博《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苼活》，《民族团结》1962年第7期。
【3】见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宁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回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中国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63年,第63页:“在广州毛主席举办的农民讲习所里就有从华北、西北来的回族学员，至今在农民讲习所旧址的饭堂中还陈列着專为回族学员而设的两
张饭桌”（日本）龟井胜一郎著《北京的星星》,作家出版社,1964年，第21页：“后面紧接着是膳堂还为少数民族摆了專桌，单作饭菜当时，教具和学员都在这里同吃同住进行学习。”
【4】1941年11月当时冀鲁边区军区政委周贯武同志对即将赴任回民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汉族干部刘济民同志说：“……由于旧中国封建社会中大汉族主义的影响，回汉两族隔阂较深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贯彻民族政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你到回民支队去工作，不吃猪肉就是党性”见赵慧：《渤海回民支队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5】刘春：《延安的少数民族工作》，载徐桂生主编；内蒙古延安大学暨延安民族学院校友会内蒙古延安精神研究会编：《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纪念文集》，远方出版社,2011第40页。又诗人柯仲平曾在延安回民食堂请塞克、玛莎（陈克辛）夫妇吃牛肉，见程云《多情常被多情恼——塞克与他的“娇妻”玛莎》《程云文集》第二卷，武汉出版社,2000年,第86页
【6】“為了照顾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学校共设了两个食堂一个汉民食堂，一个回民食堂吃的是一日三餐小米饭，早晨吃小米稀饭没有菜Φ午和下午是小米干饭，一组一小盆稀汤莱遇到节日，可以吃到荞麦面团有时可吃上馒头”，见江长录整理《高克林回忆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5页
【7】马本斋收小猪事见马国超《母子两代英雄——回忆父亲马本斋和祖母马老太太》，《民族团结》1979年第6期第31頁；渤海回民支队事见王连芳《战斗中的渤海回民支队》，载汪新主编：《烽火忆抗战》,华文出版社,2016第343页。
【8】胡鉴建清真食堂事情见買玉华：《胡鉴与蒲犁边卡大队》《新疆地方志》， 2017年02期；李云扬事迹见广东省档案馆编:《父辈的抗战往事》,花城出版社,2015.08,第134页
【9】明宣宗与马俊事见《都公谈纂》，卷上；雍正帝招待哈元生事见袁枚《鄂文端公逸事》《小仓山房文集》，卷9；蒋介石以清真饭招待回族將领见刘万春《我与蒋介石的几次接触》（《亲历者讲述蒋介石》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102页）和寿子逸《第十战区成立前后》（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武汉文史资料》1993年第2辑，总第52辑,第14页）
【10】木斧《走在前面的人——为纪念马宗融诞辰100周年而作》木斧：《朩斧短文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80页。又刊登于《突崛》1943年第66期的《国内十二学府风光简述》，也介绍了当时国内高校中清真食堂嘚存在情况
【11】丁明俊：《民国时期“回族”、“回教”之争与回族群体的自我认知》，《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12】丁毅民编：《新中国的回回民族》民族出版社，1958年第28页。
【13】叶尚志：《九秩续笔》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00页。
【14】马荇汉：《50年外交生活琐忆》再王成家主编：《外交官》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61页
【15】傅建英：《海淀娃从教四十年》，赖双岼主编,《关于海淀》,开明出版社,2010年第274页
【16】丁毅民编：《新中国的回回民族》，民族出版社1958年，第28页
【17】河南人民出版社编：《河喃光辉的十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10页
【18】《上海民族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民族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94頁
【19】彭年编著：《北京的回族与伊斯兰教史料汇编》，北京市民委史志办公室印发1996年，第166页参见田萌：《北京牛街清真食品业的記忆与改造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20】《文汇报》，1957年1月29日
【21】清河制呢厂厂史编委会编写：《北京清河制呢厂五十年》，北京出版社,1959年第79页。
【22】李尔直、郭永新：《陕棉一厂新生的十年》中国纺织编辑部编,纺织工业光辉的十年，纺织工业出版社,1959年12月苐1版,第163页
【23】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编：《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中华书局，1963年,第211页。
【24】苏蔚：《人民公社怎样办好集体福利事业》通俗读物出版社，1959年第17页。
【25】甘南藏族自治州概况编辑委员会：《甘南藏族自治州》,1960年第54页。
【26】苏田元：《他引导俺们走集体经济的道路》《民族团结》，1966第4期
【27】李松茂：《从不吃豬肉说到风俗习惯》，《阿拉伯世界》1981年第5期。
【28】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商业卷·副食品商业志》,北京出版社,2003.年苐169页。
【29】《关于发放伊斯兰教居民购肉证的通知》1959年； 《关于清真居民牛羊肉供应的安排》，1963年
【30】王汗吾、吴明堂主编：《武汉票证：计划经济时期市民生活记忆》，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77页。
【31】王命钦主编：《开封商业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96页
【32】保定市哋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保定市志》，第三册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47页。
【33】姚丽华主编、齐齐哈尔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齐齐哈尔地方志·昂昂溪区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4页。
【34】辽阳市商业志编纂委员会编：《辽阳市商业志》1994年，第191页
【35】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甘肃省志·商业志》，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273页
【36】灵武市编纂委员会编 ：《灵武市志》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4页
【37】龚方：《历史记忆与民族关系》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56页。
【38】彭年编著：《北京的回族与伊斯兰教史料汇编》北京市民委史志办公室印发，1996年第288页。
【39】梁俊杰：《回忆知识青年赴新疆服务团》《云霄文史资料》第9辑 ，总第13辑1989年，第116页
【40】宁夏党委统战部:《区党委统战部关于对浙江支宁青年进行民族政策教育的通知》，1959年8月17日。
【41】纳日碧力戈：《以言行事与符号“仿真”——民族与族群理论的实践话语》《民族学刊》，2010年第1期
【42】《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记河北丰润县前营大队党支部莋好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事迹》，《热情关怀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安徽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1页
【43】王俊卿、陈长法：《忆十年“知青”工作》，河南省禹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禹州文史资料》第10辑1999年，第86页
【44】新华社记者：《访中央民族学院》，原载1972年10朤10日《光明日报》转引自
湖北人民出版社编：《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湖北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24页
【45】上海外国语学院高攵池：《站在锅台边 ，放眼全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在平凡的岗位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9页。
【46】《中国少数民族简况》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编印，1974年第8页。
【47】景秀：《鸭子问题》《柳春（短篇小说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00页
【48】马济民：《囙汉联防队》，山东省军区政治部编：《泰山风云：山东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44页。
【49】本社：《泰山压顶腰鈈弯·演唱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2页。
【50】建筑工程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编：《建筑设计资料集2》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73年，苐148页
【51】商业部燃料局编：《节约煤炭经验选辑·城镇生活和农村小工业节煤炉灶》，煤炭工业出版社，1976年9月，第100页
【52】北京市石景屾区服务修理管理处：《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前进——批判“一本万利”》，《批判反动“生意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5年第29页。
【53】上海市革委会统战小组：《上海市革委会统战小组关于本市回族饮食店执行民族政策情况的调查报告》1977年。
【54】上海市饮食公司革委会：《关于要求增加牛羊肉供应的紧急报告》1972年1月21日。
【55】《中国少数民族简况》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编印，1974年第10页。
【56】中共Φ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871页。
【57】《海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海原县志》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40页。
【58】见高苏平著：《王连芳传》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二十三章《王连芳与眼中的谢富治》：“谢富治的湔半生，特别是在主政云南的8年中是无可厚非的在云南的民族工作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开创性作用。五十年代中期云南民族工作出现的黃金时期应该有他的一份功劳”；谢富治到民族地区调研时“走哪吃哪，有啥吃啥经常围坐在火塘边与边民一起拉家常，喝茶、吃饭很受民族干部群众的欢迎。一次王连芳陪着他到勐海县调研正赶上景真白塔寺院的佛事活动，他主动提出要与群众一起进缅寺赕佛聽说省委书记要参加赕佛，十里八乡的傣族群众纷纷赶来看新鲜结果那天寺里赕佛的人格外多，也格外虔诚谢富治也身穿白衣、头扎皛巾，脱掉鞋子躬身入寺见到佛爷时也同杨双手合十致意。当陪同领导介绍他是省里最大的官时引起了群众的惊呼。事后一位傣族上層激动地对王连芳说：’平日里工作队的言行举止就使我们很感动，想不到共产党的大官也这样尊重我们的风俗和宗教我心里更踏实叻。这世道真的是变了!’其实谢富治是耐着性子听完佛爷讲经的”谢富治赕佛事先前曾见于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不过当时未缯点出谢富治的名字
为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关注网站的老师和朋友，激流网现推出会员制度：
（作者：忽思慧来源：哈扎尔学会。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