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人民币国际化是我们的努力发展方向，本身含有货币之间的竞争含义，但是最终到底如果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地球上有一种货币就够了。

　　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很多成就，每个经历了过程中的不同部分。说一下，我所感受最深的成就，还是在金融和货币方面。

　　我们国家的货币里头，一个重要的内容和方面，从过去的年代向改革开放的新年代发展一个重要的标志，是我们国家汇率的改革，今天的题目也是引人注意和关注的题目，但是在当年汇率改革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对于货币体制有重大影响的改革。

　　我们现在看来，当时都是一些局部性的措施，汇率并轨、取消兑换券、外汇券，我们在座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外汇券、兑换券，在当时是我们国家在外汇从少到多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当时取消兑换券和实行汇率并轨是大家所关注的，但它确实也是一个短期的和阶段性的成果，之后我们实行了汇率双轨制，实行了单一汇率。

　　而且更重要的，一直到现在都对我们国家的货币以及在世界上的金融都产生影响的、产生密切管理的就是实行结汇制，结汇制在当时朱总理的领导下迅速地实行。当时我们都感到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一个新的动作。随着时间的延续，它表现出巨大的力量。

　　结汇制实行以后，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就迅速由少到多积累起来。最多的时候，到了将近4万亿，而现在回落了一些，3万多亿。这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货币成长以及国际金融界的地位的提升，以及现在人民币走出去，都有极其重要的根本性意义。

　　但是人民币并没有在国际上被广泛接受之前，外汇储备成为人们信心的一个重要支柱。从这个支柱开始，人民币将会走向国际化。人民币一旦走向国际化之后，外汇储备的作用将会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但是这个过程是不应该倒过来的。没有结汇制，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强大的经济金融实力。

　　另外，我们也要看到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经历了两次严重的通货膨胀，1988年、1989年一次，1992年、1993年一次，这两次通货膨胀都采取了极其有力的措施加以应对加以治理，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现在看来，很多方法都是非常简单的，但在当时是立竿见影的。另外还进行了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化，以及政策性银行的设立。这都是金融界的一些大的变化。从政策性金融银行的设立又发展到后来开发性金融的尝试、探索和最后出现、最后成型，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进展。

　　还有我们国家资本市场的发展，看看当初资本市场创立初期的混战局面，在深圳排长队要拿一个认购的凭证，到今天我们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对企业的作用都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保险产业也在这些年，特别是在后期得到了加快发展。这也跟我们国家经济规模的增长、居民储蓄的迅速增长密切相关。

　　我们国家监管体制的不断深化和发展，这都是这40年来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所取得的成绩。

　　以上，我先简述一下改革开放40年在金融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和成果。

　　我想说一下，当前遇到的新问题，需要我们面对，思考和实践的加以解决。

　　第一个问题，在我们国家经济当中，也在世界经济当中，出现了泛债券化的经济循环，泛债务化的经济循环。经济当中最多的是债务，最少的是资本和股本。这种极端地不对称性，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全球的问题，而且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因为我们很多都是从国外学来的，而国外在这些问题上比我们可能稍有进步，但是也没有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变成一个突出问题，全球经济更大程度上说，中国经济股本金赤字的问题，股本金短缺的问题变得非常突出，这个对于当前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变得尤为重要和尤为突出。

　　因为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他们的金融是跟随着西方国家发展而来的。而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并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应该怎么样发展最合理、最均衡、最有效，而是怎么对他更有力，所以你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他并不是很关心你的问题。所以，使得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尤为突出，这反映出这个认识的偏差，只看到了股权和债权之间的区别，没有看到这两个之间的统一性。看到了风险，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同一性和转化性，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如果一个经济当中，股权短缺，只靠债权在运转，这个经济运转到最后是会出现很多的严重的问题，现在所说的杠杆率高的问题，西方国家都在指责中国的杠杆率过高，同时也在指责其他国家的杠杆率过高，这里面有一个股权、债权的关系问题，怎么认识股权、债权的关系，怎么度量杠杆率，怎么到二者相互匹配、相互转化的关系。这是当前所需要的考虑和解决的问题。股权和债权是一对矛盾，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看到短期的股权又会成为债权，长期的债权也会成为股权，这是一个可以转化的变化过程。所以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看，只看到矛盾的一面，写没有看到可转化的一面。

　　现在企业的现金流首先是考虑债权，尤其我们国家是一个银行和金融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贷款会成为主要的资金来源。企业无论是外部现金流的来源，还是内部的现金流的产生，首先都要顾及源头带给他的压力。所以，很多企业被迫在高负债的情况下困难运转，所有的钱都还了本息、还了银行、还了借债，这使他的源头变成单一的源头，他难以积累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资本。这种单源头，泛债务化的金融现象恐怕使这个矛盾走到一个极端，应该考虑它向相反方向来推进和发展的可能。

　　我们应该看到，单源头应该逐渐让位为多元的可能的组合，它本身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单纯强调两个方面的区别、矛盾和风险是不够的，还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同一性和转化性。单源头是主体不可变的产物，一个企业只能有一个经营主体、借债主体，他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借贷，多源头对于中国当前经济是有可能的，我们不能够排除它，企业经营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应该考虑到债务和股权之间的均衡。比如说有些方面可以结合考虑，我们过去曾经用过打捆，打捆棒都认为是盈利和不盈利搁在一起，从股权和债权来看是短期和长期的搁在一起，这些做法都要进一步的研讨和探索。

　　这是我对当前经济和金融泛债务化的一点看法。

　　对今后国际发展趋势的分析和认识

　　第一，当前金融的膨胀不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现在在全世界不是主要现象，资产的膨胀、金融的膨胀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CPI、物价指数、零售物价指数是一个有限的商品组合，各国政府都会对它采取增加供给、保障平衡的方法，它是一个有限的组成部分。

　　但是它没有代表整个以金融为特征的资本和财富膨胀的问题，而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更深入地考虑，这种资产膨胀在当前各国并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在中国，我们也很担心资产泡沫、金融泡沫，所以这个问题是需要提出来深化认识，逐步解决。因为资本和零售物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分离、资本自身越来越多元化可以衍生迅速膨胀新的方向，而CPI却是可以被牢牢地管制住，或者是调节住的。所以这个问题就出在财富和资本的膨胀中，财富的膨胀是一种泡沫，变成一种需要解决的新问题。这是第一个，因为全球，现在各国的货币和资本的膨胀非常严重，除了资本市场和其他资产的膨胀，比如说房地产、土地都会形成泡沫。

　　第二，就是股债矛盾风险的最终出路。最终出路就是要增强股权的来源，增股化债，原来说叫债转股，这都是探索的一个有限的部分。要使这个股债之间的关系平衡，看一下当前的高科技的电商平台企业，他们几乎都没有什么债权，全部是股权，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基本上都是这样，这样自己设法走出债务矛盾的漩涡，把这个恶性的漩涡给打破。这是第二个矛盾。

　　第三，当前国际货币的问题。当前美国联储在加息、在缩表，这个大家都很关注。表面看，美国的货币过分的供应是一个膨胀的问题，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这里面有股权和债权关系的因素，如果把债权化为股权的话，对美元的过分扩张、量化宽松就会有一个新的角度加以理解。因为美国量化宽松用央行资金购买房贷的债券，是以房贷为主的债券，这个债券看上去是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

　　国外也对这个问题多有批评，认为美国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像一个八爪鱼的脚一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实际上这个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晰，因为货币可以是债，也可以是股。美国想从4.5万亿的央行资产负债表降到3万亿的资产负债表，而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收回他的货币，其实是没有收回他的货币，因为央行发出的货币购买的房贷债券是央行和商业债券市场的一个边界，央行是可以增发货币的，央行是货币的一个源头，而房贷债券市场是一个有限的部分，央行购买只不过是使央行的边界扩展到债券市场。

　　回过头看，举一个例子：比如说10亿美元的房贷债券，五年期，银行没有购买之前它已经是在市场上发行了，央行购买之后事情怎么变化了呢？房贷公司马上就得到10亿元的现金，他欠央行的钱央行要回收，是没有固定期限的。美国现在并没有说他购买的资产债券什么时候都要银行赎回，比如说房贷公司赎回，因此企业得到的现金、债务从购买的一瞬间就消失了，现金可以做它所做的任何需要的事情，弥补它的亏损、偿还它的其他债务、减少它的杠杆率、增加它的股权，所有的事情这里面都可以做到。

　　比如说这10亿美元的房贷债券，在五年期到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原来它在美国联储的负债表上是负债，五年期以后消失了，因为到期以后债券就自然合同解除了，因为他早得到了现金。银行并没有什么责任，需要偿还它的什么任务。所以这种缩表本身是一种市场边界的调整和美元新增的减速，跟加息、调节市场心理是不一样的。当然，这种量化宽松非特殊环境下为处理美国金融泡沫采取的一种特殊措施。但是我们要看到其中的一些关键的含义和措施，是我们要理解的。央行不是一个以盈利为中心的商业机构，所以资产负债表对于央行来说是一不清晰的概念，因为他随时可以以新的货币既成为股权也成为负债。这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看得简单化以后容易产生的一些误解。

　　我这里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一国的货币对全球的影响，由于美元具有全球货币的实际能力，所以一国货币在这儿、把全球的财富都作为它的空间来运用和利用，来吸储。全世界所有的商业机构，他们对于货币有他们的需求，但这个需求并不是全球货币含义的部分。全球的商业机构，说穿了只需要一种货币，货币的一种性能就够了。那么，多种货币是由于国家主权、经济的主权等等这些因素而产生的，而这种局面下的货币的互相运转关系就使得其中一个货币、最强的货币成为全球货币，而其他货币都必须跟随这个货币而调整自己的政策和做法，这种也构成了当前国际经济和金融当中一个巨大的不平衡，也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考虑，以及将来我们如何调整的问题。

　　人民币国际化是我们的努力发展方向，本身含有货币之间的竞争含义，但是最终到底如果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地球上有一种货币就够了，其他货币之间的相互汇率、矛盾、波动、套利这些并不是大家最终的经济利益所在、发展利益所在。所以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地考虑和研究。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些，简单的回顾了一下过去，提出了一些今后需要考虑、研究和探索的几个新问题，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兴趣和引起大家的思考和讨论，对我的这些意见进行批评讨论都是可以的，我也很欢迎。谢谢大家！

　　本文来源：“凤凰财知道”、经济学原理

　　吴晓灵：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才能提升中国人的民生福祉1

　　日前，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2018年毕业庆典发表演讲时直言：在泡沫中狂欢的日子不多了，做好潮水退却后的准备是每个国家、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现实。

　　演讲中，吴晓灵送给同学们三句话：认清大势，提升自我，砥砺前行。

　　大势是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才能提升中国人的民生福祉。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市场经济之路不可逆转。

　　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纠错能力是中国航船不断前进的动力与希望。

　　什么时候违背市场规律、对市场过度干预，经济就遭遇挫折，人民生活就受影响。

　　贸易摩擦是利益的调整，提升自我才能在利益谈判中谋得先声。

　　只有那些意志坚强、善于游泳的人才能在骇浪中前行。

　　在困境中加强修炼，不言放弃，与消费者同行，与客户同行，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中实现凤凰涅槃。

　　2008年肇始的金融危机迄今已有10年，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地缘政治的变化、产业结构的重构都会使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泡沫中狂欢的日子不多了，做好潮水退却后的准备是每个国家、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现实。

　　发言中，吴晓灵谈到了中美贸易摩擦、及中国经济现状，令社会陷入了无名的困惑与焦虑之中。

　　中美贸易摩擦已经正式开始，特朗普打响了贸易战第一枪，全球金融市场立马出现恐慌性下跌。

　　起初，国际主流媒体都认为特朗普极不靠谱，经常出尔反尔“善变”，事实上是人们自己看不懂。逐渐的大家才发现，特朗普是预谋以久、做足了准备在下一盘大棋。

　　特朗普不断的加息、缩表，美元做为世界货币，影响了全世界的流动性，很多国家的股市、汇市都受到了巨大冲击。

　　前不久中国自卫性地反击了美国，征收美国500亿美元商品的25%的关税以后，特朗普又下令加征了中国2000亿美元，然后扬言还要向中国再加征2000亿美元关税。

　　这突如其来的贸易战，无疑给正处于经济复苏的中国市场了当头一棒，然而主动权在特朗普手中，我们只能举全国之力奋力反击。

　　目前，中国不仅要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而且还要防范资产泡沫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资产泡沫不止是房地产，其它行业也出现泡沫化的现象，尤其是金融行业。

　　如果资产泡沫破裂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其实人们心里都明白，那将会引发下一场更为惨烈的金融危机。

　　正如吴晓灵的警示：“在泡沫中狂欢的日子不多了，做好潮水退却后的准备是每个国家、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现实。”

　　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我们知道，这恐怕不只在贸易领域，还在“中国制造2025”，更可能是通过贸易战的方式迫使我国做出更大让步，而且很可能是迫使中国在货币金融领域更大开放。

　　贸易战果真打下去，接下来的影响就会涉及到货币金融领域。

　　而股、债、汇、房，这四个交易市场是国家金融的命脉。

　　其中最薄弱和影响最深重的是房地产。中国房地产之所以价格高企，是因为货币发行量过大。430万亿市值的高房价，成为悬在中国经济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众所周知，房地产原本属于实业和基建投资，但是，当房产被赋予了金融属性之后，一切都变了。这时，房价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金融游戏。

　　特朗普之所以发动贸易战，正是瞄准了中国房地产这一薄弱环节，可谓是用心险恶。

　　中国货币发行90%以上是通过贸易顺差强制结汇，并以美元为结算货币，这就使中国间接丧失了货币发行的自主权。

　　2017年中国贸易顺差4225亿美元，收窄14.2%，由于强制结汇，这相当于直接发行了2.87万亿人民币货币。如果特朗普打掉了这4225亿美元的顺差，就相当于减少了2.87万亿人民币货币供应。如果进一步让中国变成逆差，并且大量消耗掉中国的外汇储备，货币供应就会急剧萎缩，支撑房价的基础就会坍塌。

　　特朗普就是想通过改变中国的顺差来打击中国的货币发行，从而最终刺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

　　一旦房地产崩溃，将直接导致中国泡沫经济的崩溃!

　　自从特朗普挑起贸易战，全球金融市场就遭受了几次的股、债、汇三杀的巨震。

　　特朗普以贸易战和汇率的深度结合、立体作战，配合美联储的缩表、加息，每一步看似简单平淡的操作，背后其实都暗藏了杀机。

　　在这里，股市就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4000点起点论几乎就是加杠杆去库存的备忘录。

　　房价暴跌会引发银行的危机。股市就算跌去一半，那只是帐面财富缩水了。但如果房价暴跌了，房奴真有可能断供把房子交还给银行。跳楼的不仅是房东，也可能是银行。

　　不得不说的是，金融四大命脉中的汇市和债市，才是真正重量级。

　　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货币汇率往往决定了它的生死存亡。

　　我们也深刻的理解到，“美元体系”在短期内是无法被替代的，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减少我们在“美元体系”中的风险和成本。

　　而美国为了保持美元体系的世界霸主地位，因此对人民币汇率发起强大的攻势。

　　正当汇市面临美元压力之时，债市违约潮又悄悄的拉响了警报。2018年迎来了公司债的偿还高峰期，2018年的偿债规模是2016年以前的4.3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此次中美贸易摩擦，是特朗普为中国量身定制、以房地产为突破口的金融霸凌。

　　我们应怎样面对这样的挑战与机遇？

　　吴晓灵在讲话中也曾表示，只有那些意志坚强、善于游泳的人才能在骇浪中前行。

　　因此，我们应当加强科技创新力度，继续推进经济转型，真正的实现以自主科技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中实现凤凰涅槃。

　　吴晓灵指出，违背市场规律，经济就遭遇挫折。

　　特朗普强硬的以美国利益第一为目的，发动的全球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违背市场规律，造成众叛亲离的局面。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我们应当继续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推进经济全球化，优化我国出口的产品结构和区域结构。

　　继续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核心理念，扩大内需，主动提前释放房地产泡沫，努力实现软着陆。

　　加强全方位地建立人民币结算的大宗商品期货，提升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

　　面对这个充满危机和不确定性的世界迷局，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现实，做好泡沫破裂、潮水退却的准备，在挑战与机遇中实现凤凰涅槃。

　　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进程中，一批学者和官员发挥了“智囊”作用，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刘世锦即为重要代表人物之一。2014 年，《第一财经日报》曾经将刘世锦列为中南海六大财经智囊之一。

　　刘世锦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长达 20 年之久。发展研究中心近年承担了大部分国家核心经济改革的调研，其中重要课题刘世锦都会组织。刘世锦还参与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文件的起草；是主持研究较早提出“新常态”的人；在中国经济变革的当前，他主持的研究还较早预见并提出增长阶段转换（也就是增速换挡）的判断。

　　2005 年 4 月，刘世锦为政治局委员讲授《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若干问题》。

　　2018 年 6 月，刘世锦加入新一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为何欧美企业能在低经济增长环

　　境下稳定盈利，中国企业却不行？

　　中国的企业大多是速度效益型增长模式，这一模式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当速度开始下降时，效益随之下降。

　　十几年前我们做过研究，如果速度效益型的模式不变，GDP 增长速度低于 7% 时，有 40% 甚至一半的企业会亏损。

　　我们的企业在高速增长时才能赚钱，但国外企业却是另一种情况。美国平均增长速度 2% - 3% ，日本 1% - 2% ，欧洲甚至零增长，但大多数企业能稳定盈利。

　　所以，中国企业一定要适应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现在的增长速度已经是7%以下，以后还会有 5% - 6% ，甚至更低一些，大多数企业要有稳定的盈利，就需要盈利模式的转型。这是从微观层面上看中国经济转型面临且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第一，加快打破行政性垄断，着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

　　根据研究，中国的这五大基础性成本大概比美国等发达国家高出一到两倍。中国人均收入 8000 美元，美国等发达国家超过 4 万 - 5 万美元，我们的这些基础性成本如此之高，令人困惑，值得深思。

　　除了资源禀赋外，主要还是相关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效率不高。这些成本不仅直接影响到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还影响到民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必须按照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打破行政性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这方面已经讲了许多年了，应当有标志性的大动作，以彰显改革的勇气和决心。这将是一项最大的降成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发展实体经济、提高国民经济效率至关重要。

　　第二，把减税与税改结合推进。

　　中国的企业税率在国际上看并不算很高，但各种收费的负担相当重，这样算下来，税费综合水平就比较高了。

　　美国特朗普减税后，国内减税的呼声也比较高。但在现有税制且财政收支压力大的情况下，实际上能够减的空间并不大。

　　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应以间接税为主逐步转向直接税为主。减税要与税改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推进。一方面，应当把房地产税、环境税等征起来，消费税作为地方税的一部分，相应降低企业生产环节的税费。部分国有资本用于充实社保基金，相应降低企业上缴“五险一金”等的负担。

　　第三，以管资本为切入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十九大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的深化和提升，是国资国企改革思路的重要调整。国有经济必须实现战略性调整，从传统企业体制退出，从传统的实物形态中退出，从过剩的、缺少竞争力的产业退出。发挥国有资本规模大、直接体现国家和各级政府意志、对政府要求执行力强等独特优势，更多地集中于提供公共产品，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战略性大型项目，如大飞机、核电站等；创新基础设施，如国家实验室等；国防建设、生态保护等领域。

　　第四，农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拖了。

　　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的城市化，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两件事情是内在统一的，乡村振兴实际就是城市体系在乡村的延伸。这些战略的实施，必须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提出的要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农民宅基地也要创造条件流转起来。人员、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进行市场化配置。把中国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红利更多分给农民，真正保护和扩大农民利益，扩大最具潜力的中等收入群体。

　　第五，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开放。

　　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差距最大的是服务业，重点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咨询、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技术是软技术，知识是不可编码的知识，体验性的知识。吸收这类技术、知识、经验，一定要深度开放和合作，这与过去工业领域引进技术有很大不同。同时要以对外开放倒逼对内开放、改革和竞争，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能。

　　中国人均 GDP 还不到

　　1 万美元，绝不能自傲

　　中国人均 GDP 刚刚超过 9000 美元，还没有到 1 万美元，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 4 万美元以上，美国是5.8 万，欧洲几个国家超过 8 万美元了。从整个经济发展角度来看，中国现在仍然是个追赶者。

　　从 1 万美元到 4 万美元，都可以从发达国家身上寻找经验，这里边很多东西都是要学习的。这个学习的基础打牢了，将来创新才能创出新的东西来。

　　中国现在非常需要一个正确的定位。自信是必要的，但多跨出一步就是自傲，中国远远不到自傲的时候，虚心一定会使人进步。

　　中国的重点大学或者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研究，可以作为下一步开放的重点。

　　美国有很多的优势，它最大的优势是人才的优势，集聚了全世界优秀的人才，我印象最深的不是白人，而是那么多的黑人。

　　中国下一步怎么能够有高水平的教育和研究？如果没有一大堆诺贝尔奖的创新出来，中国要成为创新大国很难，这个距离还是要拉长。

　　知识的积累，人才的积累，这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否则若干年以后，要成为真正的创新大国很难。

　　建议在中国创新比较活跃的地方，比如说深圳或杭州，搞一个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研究特区，实行一些特殊政策，在国籍、人才吸引、招生、经费管理等方面实行特殊政策。深圳的南方科大，杭州的西湖大学都可以试试。这样下一步对外开放，它真正是上水平，上台阶了。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解决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创新）。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推动以下方面的改革。

　　其一，解决好对增长目标的认识和机制问题。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的“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其中没有关于 GDP 增长的指标。我们以后再也不能被那些不切实际的高增长指标绑架经济发展。要解决这个问题，在经济发展的目标上，我们以后更多的还是要关注就业创业、质量效益、经济的稳定性、经济的可持续性等方面。

　　其二，稳定社会、市场和企业家的预期，这一点很重要。

　　十九大报告中有几句话值得关注，就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要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市场优胜劣汰。

　　另外还要注意一句话，就是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我觉得这传递了很多信息，我们的社会、市场，特别是企业家都应看到，中国有一个清晰的长远的发展目标，正在坚定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保护产权，包括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

　　其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降低全社会的土地、能源、通讯、物流、融资成本。

　　这些在十九大报告中都强调了，特别提到要打破行政性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等。这里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是我们最近讨论比较多的、感到很困惑的问题，就是中国现在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相当多的成本比发达国家都要高。

　　其四，推动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结构优化和战略性重组。

　　关于这方面，应特别关注十九大报告中的一个提法，就是“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应该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进行再一次的延伸、提升。

　　其五，更加重视创新环境的建设。

　　创新是未来驱动中国经济发展很重要的动力。我以为，更重要的还是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这方面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创新主体的稳定预期、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不同阶段集中产品的有效服务、产业配套和创新基础设施的支撑等。

　　我国在创新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产业应用和市场推广上，原始创新或源头创新甚少，短板主要在基础研究和大学教育。补上这一短板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形成有利于自由探索的思想市场、鼓励创造性的学术规范和包容性促进机制。

　　最后，进一步提高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从工业化或者经济发展的很长历史阶段来看，我们现在还处在追赶期，还需要谦虚谨慎，还需要去学习，有些方面甚至还需要去模仿，当然今后我们的创新会越来越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还要继续吸引外资，并不是因为缺资金，而是缺资金背后的技术、管理、供应链、品牌、营销渠道等东西。针对这一点，十九大报告指出，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这一点应当在实践中贯彻落实。

　　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触底

　　经济增速逐步下行，有些人相当悲观，担心中国经济到底还有没有底？我的观点是，不要那么悲观，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而且已经开始触底，逐步进入中速增长期，这是一个大的判断。

　　高投资要触底，主要是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这三大需求要触底，或者通俗地说，这三只靴子就要落地。

　　目前出口已经回落，基础设施投资的最高点已经过去。房地产也是如此。美国、英国、韩国、日本人均 GDP 达到 1.1 万国际元的时候，房地产投资都接近历史需求峰值。经过我们测算，中国占房地产投资 70% 的住宅历史需求峰值是1200 万 - 1300 万套，已在 2014 年达到。此后，房地产投资增速会逐步回落。

　　2016 年一季度，由于一线城市房价上涨，房地产投资开始回升，有人又变得乐观起来。我们提出，这只是短期回升，不可持续，还会往下。

　　2017 年是一个触底的验证期。一说触底，有人就会兴奋起来，马上想到一个词叫“触底反弹”。最近有些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会上 7%，还能持续一些年。但我们认为大的 V 型或 U 型反转是不可能的。如果采取某种激烈的刺激措施，也不排除偶然会上 7% ，但一年都撑不下来，而且必然会大起大落，副作用很大。这里所说的触底，确切的含义是指“稳住了”，不再明显地持续下降，然后平稳进入中速增长平台。

　　地方政府的角色转变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首先要解决发展的目标、评价和激励体系问题。GDP 挂帅不能再搞了，用什么样的新指标，需要深入研究。一个办法是找一个新的主要指标，如就业；另一个办法是找若干个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如就业创业、质量效益、稳定性、可持续性等方面的指标，形成一个指标体系，或综合系数。

　　接下来就是地方竞争的内容，与高速增长期相比，将会有很大改变，包括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营商发展环境的竞争；培育创新环境、聚集创新资源、成为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的竞争；吸引中高级升级生产要素、形成合理分工结构的竞争；“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发展模式竞争；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性、包容性、稳定性内在一致的社会治理方式竞争，如此等等。

　　让“老经济”释放新动能

　　如何使“老经济”释放出新动能？关键是要让“老经济”加上新体制、新机制、新技术、新商业模式。

　　从这个角度看，释放新动能，大体上应着眼以下几个领域。

　　制造业投资的成本一直受到市场关注。在社会生产运营成本结构中，能源、电信、运输、融资等成本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部分成本降不下来，与这些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性垄断直接相关。

　　比如，在石油天然气行业中，除了“三桶油”，包括地方国有炼油企业在内的其他企业受到诸多限制，民营企业进入更为困难；发电企业竞价上网进展迟缓，输电价格不尽合理；我国有世界上最多的电信用户和最大的电信运营商，电信运营成本理应最低，但资费高的问题依然突出；铁路特别是高铁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但其运营和服务水平与其他竞争性运输行业相比仍有差距；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由来已久，银行上市公司利润占到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以上，中国金融业占 GDP 的比重甚至超过美国等金融业发达国家，表明银行和其他金融行业在市场开放、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因此，可以在基础产业领域采取一系列实质性的改革举措，如石油天然气行业允许地方炼油企业和其他民营企业进入上下游，通过上海石油交易所打通国内国际原油和成品油市场；在发电、配电环节逐步形成竞争性市场，输电环节也可通过特许权或经营者竞标，在一定程度上引入潜在竞争者；在铁路系统开展网运分离等引入竞争的探索；组建一两个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电信运营商，改进电信市场的竞争结构；在金融市场推动更多鼓励支撑实体经济、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的准入和竞争。

　　基础产业放宽准入，也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战场。“混改”可以在两个层面上理解和展开，一是在国有企业股权结构中引入非国有投资者；二是在国企垄断的行业中引入非国有企业。前者可称之为“企业混改”，后者可称之为“行业混改”。从实际经验看，后者更易操作并取得成效。这类改革在提高行业效率的同时，也将带来可观的投资增量。

　　近期地区和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分化”，在部分企业盈利回升的同时，另外一些企业（在有些行业是多数企业）日子并不好过。这种态势反映了经济接近底部、转入中速增长的一个规律性变化。当需求相对收缩、供给侧竞争加剧，分化就不可避免。那些在转型升级或创新方面率先行动的企业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反应迟缓或不行动者将“被组合”或被淘汰出局。

　　适应供给侧竞争机制面临多方面挑战。例如，所谓“落后产能”，是以技术装备的容量大小，还是以实际市场竞争力状况作为判别尺度？去产能，是人为减少生产时间，还是使无竞争力生产能力特别是僵尸企业退出市场？兼并重组，是让优势企业主导，一加一大于二，还是行政性地“拉郎配”，让好企业背上差企业？如此等等。思路和机制对头，优势企业将加快成长；不对头，则可能使去产能成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甚至拖垮好的企业或行业。

　　促进服务业增长，进一步扩大开放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至少还有 20 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生产性服务业是增长潜力最大的领域，其中包括研发、金融、物流、信息服务等行业。另一个重要的增长领域是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相关的行业，如医疗卫生、养老、教育培训、文化娱乐、体育等。

　　适应服务业发展的这些新特点，由工业为主的发展模式向服务业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变，势在必行。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的开放，以对外开放带动对内开放和改革，打破服务业的行政性垄断和不当限制，吸引社会资本更多进入服务业，推动公共资源、公共产品的市场化配置，形成服务业生产率全面提升的长效机制。

　　提升实体经济效率，加强与互联网技术融合

　　互联网技术是近年来最引人注目、超出预期的一个领域。通过加深信息密度、减少或消除信息不对称、线上线下结合优化资源配置等，提升了部分领域的效率，改变了人们的衣食住行方式。可以预见，互联网与流通和消费端的结合只是序幕，与生产领域的深度融合具有更大潜能。

　　中国在这一领域有市场广大、产业配套条件好等突出优势，已经形成了若干富有活力的区域创新中心，如深圳、北京、杭州等地。在这些地区，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得到充分展示，多种创新要素汇集、融合，商业模式创新活跃，技术创新也呈后来居上之势。一批企业已经进入国际竞争前列，可以预见，更多的世界级大企业将会涌现出来。

　　这个领域也表现出典型的“创造性破坏”特征。在网购快速增长的同时，传统商业减速或衰落；网约车则受到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抵制；互联网金融行业鱼龙混杂，在看起来创新活跃的同时，不乏传统欺诈借道互联网技术的案例。

　　管理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顺应互联网融合实体经济大势的前提下，在发展初期给创新者更多的空间，允许他们试错、纠错，同时谨慎处理好“创造性破坏”带来的诸多冲突和矛盾。

　　比如，鼓励传统商业搭互联网快车，实现业态转型；通过培训、拓展渠道等，促进就业结构调整。难度更大的或许是监管者需考虑如何跳出“要么全放、要么全管”的行为惯性，通过监管理念和方式方法的创新，提高对互联网时代经济活动新特点的适应性。

　　当前，中国企业家必须同时面对三重不确定性的冲击：

　　① 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艰难跋涉

　　② 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

　　③ 中美贸易战拉开了 21 世纪最大的一场大国博弈的序幕

　　“今天中国正处于近两百年以来的重要历史关口，关乎中国未来几十年的走向。”

　　8月3日，在上海企投会年中论坛上，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自己“焦虑得睡不着”，中国正处于历史性的拐点，风险与机会同在，走对还是走错，关乎国运，也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以下是管清友演讲精编，未经本人审核。

　　世界局势如此这般，国事如此艰难，我真的很焦虑。这不是开玩笑。

　　以我的阅历来讲，今天中国处在一个四十年来的重要关口，可能还是近两百年以来的重要历史关口。

　　不是悲观，不是乐观，而是忧虑。今天早上我还是睡不好觉，思考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顺利度过这个时间节点。“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知识分子就这个毛病。

　　这个关口确实关乎国家未来的走向，关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无论从长周期还是短周期看，今天我们都处在一个历史性的拐点上。面对的形势很复杂，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一着走对，也许又是轰轰烈烈的四十年。这是我切身的个人感受。

　　最近发生的一次次事件，让我联想起中华民族坎坷的民族复兴进程。我不是引导大家去梳理仇恨，可以类比的是什么？1840年的鸦片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甚至1937年日本全民侵华。

　　甲午海战是中国近代最后一次关乎现代化进程的努力；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则终结了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

　　过去四十年，我们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开放、大改革，我们也习惯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人均收入的高速增长。短期来看，最近三五年，我们在座各位可以说是“多收了三五斗”，中国两三亿新中产总体上是受益的。

　　同时还有一部分群体，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对下降了。所以消费升级的同时出现了消费降级。当我们讨论社会议题、政策议题和国际议题的时候，这点不容忽视。

　　最近关于中美贸易战，民间的声音一边是主战派，一边是求和派或者说“投降派”。我脑海中忽然回到了当年李鸿章和翁同龢的争论。翁同龢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李鸿章，大意是说，“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朝廷给你那么多钱，建立强大的北洋水师，必须打！”

　　李鸿章则比较务实，反问翁：“你知道我们主力舰的航速、射程和日本的差距吗？”

　　翁同龢是“道德治国”的典型代表，对工具参数没有概念，日本军舰一分钟打3炮，我们一分钟打1炮，打慢点不就是了。

　　历史远比我们想的复杂得多，偶然得多。

　　今天面临着内外的双重压力，在此情形下怎么看待短期的问题，如何抓住机遇规避风险？

　　我们经历了严厉的金融整顿，上半年引起了很多言辞激烈的讨论。最近几年，国内经历了明显的资产泡沫流动，官方学者的说法是“金融过度繁荣”。2016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度达到8.3%，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日本。

　　在成为科技大国、创新大国、商业大国之前，我们先成为了金融大国。

　　脱实向虚、金融和实体经济不匹配的情况出现了：上市公司从市场上融来钱，发现实体领域没啥可投资的，就拿钱买银行理财；这些钱规模太大了，银行投不过来，于是又委托基金公司打理；基金公司拿到钱后发现也没什么可投的，于是再把钱用在银行的同业存款、同业票据上去。

　　这就是所谓的脱实向虚，金融空转。

　　一方面金融规模越来越大，一方面实体企业却越来越渴。

　　这就是金融整顿背后的根本，如果再深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监管没有跟上，二是货币的闸门太松了。最近几年（除了去年），中国的M2增速一直保持在12%、13%左右；2007年M2余额是47万亿元，到现在已经是170万亿元。

　　老百姓调侃说票子“发毛了”，虽然不严谨，但大概是这个意思，货币超发，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为什么没有管住货币闸门？里面有很多原因，这是个复杂的学术问题，今天暂且不讨论，但有一点是确认的：如果靠印钱能解决问题，那么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一定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有朋友曾经送过我一沓“巨额”的津巴布韦钞票，我见过面值最大的是一张100万亿。

　　昨天苹果公司的市值超过了1万亿美元，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二个市值过万亿的企业。第一个是我们的中国石油，2007年11月上市当天，48元一股，市值超过7万亿人民币，折算成美元，当时是1.04万亿美元。因此我觉得苹果“不算什么”，这是一段小插曲。

　　在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背景下，金融机构一下成了“坏人”，被视为土豪、哄抬房价的推手，遭遇管理层的“一刀切”，这两年灰头土脸。

　　可以说，如果没有2016年四季度以来的金融整顿，今天我们面临的境况会更差。

　　过去是“一刀切”，今年年初则出现了微调，开始降准。有些不负责任的媒体误导舆论，说是“放水”，其实降准是一个中性手段，不是全面宽松，不是一降准就放水，降准和放水是两回事。

　　政策微调的另一个因素是外部压力。

　　2016年美国大选，我们很多人希望特朗普上台，觉得他不着调、好对付，结果我们想错了。我不是搞国际关系的，我的直接感受是贸易战以来，国内很大一部分人对特朗普是始料未及，不知所措的。

　　特朗普最大的偶像是里根。里根总统是演员出身，特朗普当演员也不差，他是被地产行业耽误的好演员。里根做了两件大事，奠定了他在美国历史上的伟大地位：

　　第一件大事，翻译成中国的语言就是“供给侧改革”，包括紧缩货币，对国企进行改革，解决高福利问题等等，引导美国经济走出了滞胀，美国90年代经济的高速增长跟这有很大关系 ；

　　第二件大事，跟苏联搞军备竞赛，联合中国对抗苏联，经济上拖垮苏联。

　　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特朗普的偶像是（里根）这样的，你不能想象他下一步会对中国做什么。

　　这仅仅是特朗普个人的性格吗？不是。

　　最近美国和欧盟谈过，和日本谈过，甚至和俄罗斯都谈过。想当年中美联合对抗苏联，今天中美俄的三角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

　　未来十年是一个敏感的转折点，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我们讲“中国制造2025”，美国讲建国250周年（2026年），普京总统讲，在新的任期要把俄罗斯的GDP提升到世界前五位。

　　中美俄的国家战略出现了交集，都在争夺全世界的话语权，所以势必产生冲突，只不过是冲突大小的问题。

　　也就是这种内外压力下，我们的政策出现了微调。

　　有人说降准之后，会回到2012、2014年（全面宽松）吗？

　　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我们不可能再搞09年、12年和14年的全面宽松。既不会，也不可以！

　　主观上是“不会”，过去十年我们已经有过3次宽松，风险越积累越多，问题越积累越大。

　　最近我们看到，企业债券发行难，企业还不了贷款，P2P暴雷事件，一些商业银行坏账率急速上升，个别坏账率高达20%以上，而行业平均坏账率是5%左右。

　　大家要知道，债务转移不了，用长期债务替代短期债务只是拉长、平摊，债务没有消失。所以主观上不会。

　　客观上也“不可以”。宽松政策有效作用越来越弱了。

　　2008年第一轮宽松，两个季度见效，GDP从6.4%反弹到12.2%，反弹5.8个百分点，持续4个季度；

　　2011年第二轮宽松，5个季度见效，GDP从7.5%反弹到8.1%，反弹0.6个百分点，持续2个季度；

　　2014年上一轮宽松，8个季度才见效，GDP只从6.7%反弹到6.9%，反弹0.2个百分点，持续2个季度。

　　在座创业的，你们还敢加杠杆吗？14年宽松以后，大量的人是吃过亏的。传统企业如此，互联网企业也是如此。对于企业来说，即便出现2014年的全面宽松，也一定要把杠杆降低。

　　同时我们看到宽松政策带来了社会内生性冲突、各阶层（财富）分化急剧拉大。

　　2008年之前，很多人通过个人努力可以进入更上面的阶层，十年之后会发现，希望越来越小。现在的社会充满了戾气和仇富心理……为什么当年美国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金融的过度繁荣造成的。所以，不可以（全面宽松）。

　　龙应台说：“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很可能有负于一整代人……欠他整个回不来的青春，而且绝对无法偿还。”

　　在这样一个大时代的变化之下，应该怎样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深刻命题。

　　美日之间的贸易战曾经持续了几十年，涉及诸多领域，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国内宏观经济出现问题，为了应对汇率变化，国内开始大规模刺激，引发剧烈的资产泡沫，随后开始紧缩，泡沫破裂，出现“失去”的十年、二十年。

　　相对于日本七八十年代的高调，今天我们“收敛”了很多。最高调的时候，日本人说“要让美国成为日本的第41个县”。日本人还写过一本书《日本人可以说不》，后来中国人也写了一本《中国人可以说不》，多亏那时候我们没有说不，我们讲“和平崛起”，才有了今天的国际地位。

　　过去中国的GDP陆续超过了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印度人以前说“加快步伐，中国快赶上我们了！”现在印度人说“加快步伐，我们离中国越来越远了”。

　　中国人还在每天学习、工作，还不休假。就像吴晓波老师，比你有钱还比你努力。

　　时代高速发展，我们每个人都被裹挟着往前跑，因为晓波很优秀，所以我也要努力，大家互相鼓励着前进。我们有个企业家学员，到国外生活了半年，享受蓝天阳光沙滩，结果整个人却不好了，他呆不住。国内如火如荼的建设，他不甘寂寞。

　　贸易战不说，先做好我们自己。中国人向来“给点阳光就灿烂”，给一点空间和自由，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只要我们不犯太大的错误，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大。

　　所以这一次的宏观政策至关重要，一定要稳住。前几天，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连用了六个“稳”字，定调下半年国内经济形势。（注：“六稳”包括“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

　　不是轻轻的一个“稳”，而是好多个“稳”。

　　关于长期和短期，局面何以至此，又将去向何方，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的看法，不一定成熟。

　　我们的改革确实任重道远，道阻且长。对企业家来说，无所谓悲观还是乐观，再坏的情况都得接着干。

　　在内外压力下，中华文明需要经历一个蜕变，如果我们运气足够好，这个关口过去之后，未来将是一往无前。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信心可以走过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文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