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不是芳华年少，而是一种心境；青春不是桃花红颜、盈盈朱唇、轻柔体态，而是积极的心志，丰富的想象，炙热的感情；青春是充满生机、清新盎然的生命源泉。

青春是一种心性气势，是胆量战胜怯懦，是勇敢探索战胜苟且偷安。这样的锐气，与其说二十后生才具备，不如说在六旬老翁身上更多见。年轮的累加，并非意味着垂老；丢弃理想，才是真正意义的暮年。

岁月会在额头上留下痕迹；而抛却热忱，则让灵魂长满皱纹。忧愁烦恼，恐惧焦虑，自疑畏缩，一定使心灵颓废，意气如灰。

无论年届花甲，还是芳龄二八，人人心中都想往着奇妙事物，想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都有一颗孩童般久盛不衰的好奇心。你我的心中都竖有一架天线，只要你从天上人间接受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的信号，你就青春永驻，风华常存。

然而，天线一旦收起，玩世不恭、悲观厌世就会像冰雪一样，封盖你的锐气，即使年方二十，实际上也是垂垂老矣；但是，只要天线高置，还在捕捉乐观的信号，追求美妙的梦想，你就有望在八十高龄告别尘寰时，仍然年轻。

《易经》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

浙江外国语学院  杨平

   提要：《易经》是最早传入西方的中国古代典籍之一。早在17—18世纪西方传教士就开始翻译和传播该书，他们为了传教的需要，试图在《易经》里寻找《圣经》的印迹，证明基督教与儒教并行不悖。19世纪以来西方汉学家和其他世俗学者也纷纷加入《易经》的研究和诠释行列，他们认识到其历史文化价值，使《易经》的学术研究成为具有科学规范性和文化有效性的现代学问，推动了西方汉学的进展。2O世纪至今，《易经》的翻译与传播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涉及哲学、宗教、史学、科学、心理学等学科，以及占卜、管理、兵法、艺术、商务等领域，多学科研究和应用已经成为西方易学研究的一种趋向。易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易经》翻译研究”（12YJAZH174）及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英美汉学界中国文化经典传播与影响研究”（）的研究成果。感谢《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修改意见。

    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易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和最重要的一部文化典籍。它不仅仅是一本占筮之书，更是～本凝聚着中国远古先民智慧的哲学著作。它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影响了世界文明。卫礼贤（Wilhelm ：ⅹlⅶ）认为，《易经》无疑是世界文化典籍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三千年来中国历史发展中最重要最优秀的文化遗产都从该书中获取灵感或者对其文本的诠释产生了影响。夏含夷（Shaughnessy 1996：1）指出，在过去两千多年来，《易经》和《圣经》一样，是世界文化典籍中阅读最多和评论最多的译本。《易经》对于中国思想如此重要，其传播历史也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发展史。司马富（Smith 2012：2）宣称，要想真正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就有必要理解《易经》。鉴于《易经》的重要地位与影响，自古以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有关《易经》研究的论文、译作、专著层出不穷。Hacker et a1．（2002）编过一部《〈易经〉文献书目提要》（I Ching：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列举了用英文写作的502部译本、专著、学位论文以及486篇学术论文、评论和书评，还有59种相关的软件、音像、棋牌和占卜设施。

2．《易经》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评述

    《易经》是我国最早传入西方的经典之一。早在17世纪，西方来华传教士就对它产生兴趣并展开研究，他们将它翻译和传播到欧洲以后很快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随后汉学家及其他世俗学者也纷纷加入译介工作，其传播和影响范围不断扩大，至20世纪形成高潮。就《易经》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史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西方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率先担当了《易经》等中国典籍对外译介的任务。他们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习俗、熟悉中国哲学和宗教传统，强调《易经》与《圣经》的契合，《易经》自然成了其传播福音的重要工具。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M．Ricci）、曾德昭（A．de Semedo）、卫匡国（M．Martini）等人在论著中多次提及《易经》，法籍耶稣会士自晋（J．Bouvet）、傅圣泽（J．Foucquet）、马若瑟（J．de Pr6mare）等索隐派对《易经》进行了索隐法诠释（杨平2013）。

    西方最早的《易经》译者是法籍耶稣会士金尼阁（N．Trigault）。作为利玛窦的弟子，他也力图在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教义之间进行调和。他继利玛窦于1594年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后，于1626年在杭州刊印了包括《易经》在内的“五经”拉丁文译本（Pen tab ilion Sinen se）。

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Couplet）曾与在华耶稣会士恩理格（C．Herdricht）、殷铎泽（P．Intorcetta）、郭纳爵（P．Costa）一起，于1661年至1662年，将《大学》《中庸》《论语》译成拉丁文，陆续出版。1687年，柏应理在巴黎将这三种译本汇集出版，题为《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又名《西文四书直解》，在《导言》第44页中附有《易经》六十四卦及卦义介绍，包含伏羲八卦次序图和方位图以及周文王六十四卦图。另有柏应理所做的“谦”卦翻译，其用词很冗长，如“六二：鸣谦，贞吉”六个字就用了44个拉丁字来翻译。

    法国耶稣会士刘应（C．Visdelou）被称为“昔日居留中国耶稣会士中最完备的汉学家”（费赖之 1995：455）。他的《易经》译介于1770年作为附录刊载在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A．Gaubil）的《书经》译本之后。其中将《易经》第十五卦翻译成了法文，并且首创了用trigramme和hexagramme分别指三条线和六条线的卦符。

    欧洲现存第一部完整的《易经》译本是由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思（J．Regis）用拉丁文所译。该译本于1723年完成，但是直到一百年后才分为两册于1834年和1839年在巴黎出版，原名为《〈易经〉：用拉丁文译出的最古老的书籍》（Y-King，antiquissimus Sinarum liber quem interpretatione），第一卷是概述，介绍《易经》的作者、来源、写作目的以及各种注疏；第二卷是原文及注疏的翻译以及译者的注释；第三卷是对《易经》的评述。其翻译更加简约，如“谦”卦六二爻仅用了6个字。成中英（2008：838）认为，雷孝思的拉丁文译本是一部对《易经》进行翻译和研究的综合性著作，也是西方《易经》研究史上一部重要著作，首次为西方完整了解和研究《易经》提供了较充分的原始资料，同时又为尔后用各种欧洲民族语言翻译《易经》提供了可以参考和借鉴的样本。

17—18世纪《易经》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主要有以下特点：1）西方传教士尤其是来华耶稣会士充当了主要角色，他们努力利用和归化《易经》，力求在《易经》里找到《圣经》的印迹，试图在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教义之间进行调和。2）译文基本都使用当时欧洲通用的学术语言拉丁文进行翻译。3）从金尼阁到雷孝思，《易经》的翻译与传播已经形成了一些成规和范例，成为学术研究的雏形。4）《易经》开始与哲学、史学、科学和神学等领域里的一些思想和成果联系起来，提升了其价值和影响。

    19世纪是西方汉学研究的学术模式形成时期，其特征是趋于科学化、专业化。中国哲学在欧洲，已经从介绍和阐释转向了研究和批判。到了19世纪后半期，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欧洲又产生了数部《易经》译本。这些译本反映了“当时欧洲文化致力于挖掘并且理性地历史地解释各种东方神秘的热潮”（Girardot 2002：371）。除了传教士以外，英国和法国的汉学家积极从事《易经》的翻译工作，产生了较有影响的几部英译本和法译本。

Notes and Appendix），包括《经》《传》两个部分，其《传》一、二、四分散在《经》部里。根据中国传统易学家的成说，把“彖日”译作“文王说”，“文言”译作“孔子说”，“系辞”译作“孔子评曰”。麦格基遵循白晋，也相信《易经》起源于《圣经·创世纪》所记载的大洪水时代，是诺亚的一个儿子带到中国来的，也是古代巴比伦人的一部重要文本。

accomodatus）（1880），其中第三册约一百页涉及《易经》的翻译，包括开始两卦的文本及《易传》里第一、二、四部分的内容，其他六卦及其彖象解释，剩余56卦的简略概述，《易传》第三、五、六和七部分的详细解读。

commentateurs），分上下两卷出版，上卷1885年发表在《基梅博物馆年刊》第8期，下卷1893年续登在该刊第23期。该译本虽然不够严谨，但是颇受欢迎，被认为是标准的法文译本，不仅翻译了文本本身，而且还翻译了程颐和朱熹等注家的注疏。

commenté）（1889）。该译本不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但是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哈雷兹的解经路径别具风格，认为《易经》原本是一部字典，每一个卦代表一个汉字；还认为《易经》源于为古代中国某位政治人物而作的参考书（Rutt 1996：71—72）。该译本后由J．d’Eremao转译为英文，1896年由英国沃金东方大学研究院出版。

LaCouperie）1883年在《皇家亚洲学会学报》上发表长文“中国最古老的一部书——《易经》及其作者”，对《易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译介。该文首先探讨《易经》的起源和演变，然后分析《易经》的“本土传播”和“欧洲传播”两种路径。他对《易经》的一些主要译本进行了评价，对中国的注疏传统以及西方的传播方式大为不满，认为雷孝思译本“令人失望、不知所云”，麦格基译本反映作者的先人之见、机械照搬中国传统注疏，霍道生译本的象征手法发挥到极致、译者的臆断与作者的想象一样没有依据，理雅各的译本晦涩难懂，用的是语文学中一种令人厌恶的“猜意”方法。他也在西方寻找《易经》的起源，相信在八卦中可以找到巴比伦的古楔形文字，并认为近东地区是经部的来源。

理雅各（J．Legge）是英国来华传教士，也是著名的翻译派汉学家。他在1854年和1855年就分别完成《易经》和《易传》的初稿，但是因为不能确定自己已经足够理解该书，所以搁置译稿达二十多年之久，直到1882年才在牛津出版，收入东方学家缪勒（M．Müller）主编的《东方圣典》第十六卷。在译本前言里，他感叹翻译之艰难：“对于中国古籍的译者来说，没有一部比《易经》更难的了”（Legge ：ⅹⅹⅲ）。他把《经》《传》分开，各自独立，强调若不如此，便很难正确理解《易经》。理雅各英译本遵循清朝流行的新儒学正统（以《周易折中》为代表），严格按照原文直译。在20世纪中叶以前，它一直是《易经》英译的标准版本；在卫礼贤译本问世之前，它是西方研读《易经》的理想蓝本，被誉为西方易学史上的旧约全书。其翻译目的之一是要淡化一些他认为不太重要的内容（如象数），而强调自认为关键的东西，如儒教与基督教并行不悖，“说卦”里所指就是基督耶稣。他还分析了雷孝思、晁德莅、拉古贝里等人的译作，尤其是对麦格基的译本不满：“我逐段逐句地阅读了麦格基的译文，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可以利用的有价值的东西”（同上：ⅹⅹⅴ）。

19世纪西方《易经》的翻译与传播主要有以下特点：1）西方传教士尤其是英法新教传教士继续充当主要角色，并且依然在《易经》与《圣经》之间寻求契合，但是其他一些世俗学者及汉学家也积极地参与了翻译和传播活动；传教士译者们也并非出于单纯的神学目的，同时也重视其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2）译文不再是用单一的拉丁文翻译，而是用英、法、意等多种欧洲文字翻译，尤其是英文译本（四部）占了相当的比重。3）理雅各的《易经》英译本成为一个里程碑，翻译中重视文字训诂和校勘考证，强调原典研究和文本诠释，为以后的《易经》翻译提供了标杆和指南。4）《易经》研究更加学术化和专业化，推动了西方汉学的进展。译者不仅注重把握其字义和文义，了解其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而且还在前言、注释、后记等副文本里进行介绍和评述，并且还对前人的译本进行翻译批评。

2．3  第三阶段（20世纪上半期）

    19世纪及以前的《易经》译本都不算有名，尽管出现了像理雅各译本那样的传世之作，但是《易经》还是因为过于晦涩而难以吸引广大读者。这一时期的西方《易经》研究主要涉及象数方面，义理方面尚少触及。这种局面直到2O世纪20年代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的德文《易经》译本出现才得以根本性地改变。

    卫礼贤最初作为一名传教士来华传教，很快认识到《易经》的无穷智慧和普世价值。在晚清学者劳乃宣的帮助下，花了十年时间，仔细斟酌、反复修改，最终推出德文译本《易经》（I Ging，Das Buch der Wandlungen），并于1924年在德国耶拿出版。与大多数西方学者把《易经》视为一部神秘主义的卜筮作品不同，卫礼贤首先肯定《易经》是中国古代一部哲学经典，也是一份超越时空的全球财富。同理雅各译本一样，卫礼贤译本也有详细的注释，也以清朝《周易折中》为蓝本，但是卫礼贤译本更加流畅，反映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如果说理雅各译本表现了原著所说，卫礼贤译本就传达了原著所意（Smith 2012：189）。如果说理雅各译本“冗长”（wordy）、“呆板”（stiff）、“平淡”（prosaic），那么卫礼贤译本则“简明”（concise）、“自由”（free）、“想象”（imaginative），更好地把握了原著的精神实质，因为他对该文本有着更好的同情心和洞察力（Bodde 1950）。他还用了多种方法归化《易经》，如引用《圣经》以及德国学者如康德和歌德来与《易经》相互印证。

Changes），1950年在纽约出版，由荣格亲自作序。贝恩斯用词精雕细琢，富有节奏变化，回荡着《圣经》的声音，其译作优美地道。卫礼贤—贝恩斯译本是少有的几部《易经》完整译本，包括所有的《十翼》以及许多有价值的评注。该译本成为20世纪后半期西方最受欢迎的作品，迄今各种版本共发行了近百万册，被誉为西方易学研究史上的新约全书。

Changes）一文，发表在1933年《远东考古博物院汇刊》第五期上。韦利宣称《易经》是由两种独立的成分构成：一是预言或民谣，二是卜筮文本。他遵循卫礼贤，将书名《易经》意译成“变化之书”。他认为有可能恢复文本的卜筮原意，对很多有歧义的卦爻辞做了注解和重译。在中国近代易学家李镜池的影响下，韦利把很多爻辞当成占卜。如《明夷》初九爻辞“明夷于飞，垂其翼”时采用李镜池“明夷”为鸟名的主张而译为The Ming-i。但卫礼贤按照传统注疏“日入地中”的看法译成Darkening of the light during flight（参见杨宏声 1995）。如33卦“逐”，传统的理解是“藏”，但是韦利认为应该译成“豚”（小猪）。

Translation）主要参照理雅各译本，但在很多地方进行了增补和改译，如把“经”“传”合并。在卫礼贤德译本转译的英译本问世之前，西方学者在引用《易经》英文时，往往采用沈仲涛的英译（杨宏声 2008：869）。他的英文易译及易著如《〈易经〉的符号》（The Symbols of Yi King）（Sung 1934）从现代自然科学的立场来诠释和传播《易经》，在西方具有重要的影响。

20世纪上半期西方《易经》的翻译与传播主要有以下特点：1）卫礼贤的德译本及其英译本成为继理雅各之后的又一座里程碑。2）以理雅各为代表的英国早期汉学重视对文字的正确理解以及原著的历史性研究的实证主义传统，以卫礼贤为代表的易学研究则更加注重对《易经》的系统理解和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正确诠释。3）理雅各的译本尚遗留着基督教神学影响，卫礼贤译本以及荣格的心理分析研究使西方摆脱了19世纪神学的狭隘解说方式，将其推广为具有普遍理论意义的文化心理学研究。《易经》开始被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具有科学意义的著作，而不是单纯的占卜经典（成中英2008：840—841）。4）如果说17—18世纪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多从宗教和哲学的角度来翻译和研究《易经》，20世纪易学翻译家则开始注重揭示这部典籍中的史学（如卫礼贤）和现代科学（如沈仲涛）等方面的内涵。

2．4  第四阶段（20世纪下半期至今）

    20世纪下半期以来，《易经》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易经》研究从欧洲拓展到美洲，《易经》各种语言各种风格的译本越来越多，其解读途径越来越多元化。

Practical Use in Divination）（1968）。他自称翻译目的是提供一个最为平易语言的版本，详细说明如何占卜，使英语读者知道如何用它来趋利避凶。他还说明自己的译本与卫礼贤/贝恩斯译本的两点重要不同（专注占卜、意义明确），并指出后者多处令人费解的地方（Blofeld 1968：15．16）。其译文流畅易懂，其注释颇有价值，而且是唯一包含卦名发音指南的版本。

Ching）（1968）是一部通俗译本，采用六百多段东西方经典的段落和事例来与《易经》的卦爻辞相印证，通过世界文化的意象来诠释《易经》的内涵。

Ching）（1970）把《易经》当作日常实用智慧指南，提供一些简单易行的操作技巧。作为一位“潜意识”心理研究专家，他剖析卦象体系里的心理依据及其变化法则，对64卦的解读经常与《圣经》进行比对，使该书易于为基督徒接受。

Ching）（1971），出版后即被收入“企鹅丛书”，以后多次重印。在对《易经》的基本性质、占筮方法、数理及其智慧进行介绍的同时，还对《易经》的历史及发展、西语译本及西方研究动态等问题进行述评。在充分肯定《易经》的预测功用的同时，试图消除其神秘性，并予以科学的解说（杨宏声 2008：870）。

Organization）（1988），分别展现了道教、佛教、儒家对易学的理解，但都不是完整的翻译。《道家易经》是翻译清代著名道士刘一明所著《周易阐真》。该翻译基本准确，但是不太自然且有所疏漏。《佛教易经》是翻译明代僧人智旭所著《周易禅解》。该译本误译了一些概念，没有脚注或参考书目。《易经：致治之书》包括《易经》文本（不含十翼）和程颐注疏的翻译。该译本的尾页声称“本书对于商业战略有着特别的应用价值”，由于过于追求为管理者提供向导，译文中出现一些不合时代的译法，如“侯”译为supervisor，“君子”译为leader或man

Bi）（1994）遵循王弼的注疏，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作品。其翻译的指导思想是忠实原文的字面意义、再现原作的话语风格（Lynn 1994：8）。他不仅翻译了王弼的注疏及主要的经书，而且还翻译了所有的《十翼》。译文清晰易懂，既不逐字死译也不随意发挥，富有诗意，注解详尽。

    美籍华裔学者阿尔弗雷德·黄（A．Huang）的英译《完整易经》（The Complete I Ching）（1998）的副标题是“道学大师所译的定本”。他发现西方《易经》译本都不是绝对忠实于原意，都被加上译者的思想并被西化了；认为理想的译本应该是以英文的形式和中文的本质出现（Huang 1998：ⅹⅶ）。他在译文前面列举了该译本十大贡献，包括解释易道、分析64卦的结构及卦爻辞的意义、纠正卫礼贤等人的误译等（同上：ⅹⅹ-ⅹⅹⅵ）。他在翻译中遵循“述而不作”和“宁信不达”两个原则。

Glosses）（1985）。两篇文章都有很强的学术性和独创性，而前者更有历史性，后者更注重严谨的语文学分析。夏含夷认为《易经》是在西周后期即公元前九世纪后二十年编纂而成的，他还在译文中努力挖掘一些卦名和专有名词的原始意义。昆斯特则从《易经》文字的韵律等方面，证明《易经》是西周的作品。他像韦利一样试图抓住古词的原意，如把谦卦中的“谦”解读为“赚”（hamster）。这种诠释与理雅各（humility）和卫礼贤（modesty）的儒学解读大相径庭。

    以上两部博士论文都没有正式出版，而唯一系统重构《易经》原意且正式出版的译本是英格兰传教士翻译家若特（R．Rutt）的《周易》（Zhouyi，the Book of Changes）（1996）。该译本是一部厚重的学术著作，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200页的长篇导论，介绍了《易经》的历史及其被翻译成欧洲语言的历史；第二部分是《易经》的翻译，反映的是20世纪现代派传播。其译文精炼、细致，其注释很有特色；第三部分“附录”是《十翼》的翻译。他也试图去除文本里的儒家面纱，寻求古代的原始意义，所以也把“谦”译为“赚”（rat）。

Second Century BC Mawangdui Texts）。夏含夷这一译本把马王堆本和传统本的两种汉字刊印在一起，马王堆本缺失的内容就用传统本里的内容代替并且放在方括号里面加以区别。

    卡赫（S．Karcher）是西方当代一位多产的《易经》译者。《易大传》（Ta Chuan，the Great Treatise）（2000）译本内涵丰富，包括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占卜术里的宇宙观及译者自身的见解。《易经——变化之典籍》（I Ching：The Classic Simple）（2009）富有启发性和实用性、方便使用。卡赫把《易经》的写作和讲演作为自己的谋生方式，其作品是以商业化和大众化为归依，所以他还出版了《情人〈易经〉》（The Lover’s I Ching）（1999）和《实用〈易经〉大全》（The I Ching Kit）（2OO5）等应用型作品。

Ching）（2014）是英语世界的最新版本，历经12年所作，收录了过去数百年间中国学者的各种解读，对每一卦象都做了详细解释，其读者对象非专家学者而是对卜筮英译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该译本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智慧之书”，以传统的方式解读《易经》及其点评；第二部分“卜卦”，把《易经》回归成青铜器时代的占卜手册来翻译。该译本还在多处提供了拉丁文译文（旁边都有英文释义），一方面是给人一种古老、神秘的感觉，另一方面是要强调这本书真正的意思是不可知的。闵福德的《易经》翻译更“中国化”，更多地引用中国文人的点评，尽量不涉及西方人对《易经》的点评和解析。

changements）（1994）。虽然这些译者中不乏汉学家、易学家，但这些译本大多不是从汉语直接翻译，而是从其他语种转译，如贝洛夫人转译了卫礼贤（1924）的德译本，埃德转译了柯立瑞（1992）的英译本。

    《易经》还有一些其他欧洲语言译本，如俄文、荷兰文、丹麦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语种。虽然它们相对于英法译本来说数量较小，但是它们对于《易经》在西方的传播也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20世纪下半期至今西方《易经》的翻译与传播主要有以下特点：1）《易经》的翻译和传播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涉及哲学、宗教、史学、科学、心理学等学科，以及占卜、管理、兵法、艺术、商务等实用领域，多学科研究与应用已经成为西方易学研究的一种趋向。2）西方易学家的学术视野大大拓展。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外各种《易经》翻译和研究尤其是理雅各、卫礼贤等典型译本大都以新儒家程颐、朱熹的注疏为依据，现在以林理彰、夏含夷、若特等为代表的译者超越对程朱一派的依赖，试图确定并恢复《易经》的原意。3）译者很多是受传统汉学训练的汉学家，不仅有良好的中文和古汉语功底，对相关领域有系统的专业知识和深入的研究，并且熟悉《易经》的各种版本、古今重要注疏、西方学者的多种英译，所以是研究型翻译家。4）20世纪50年代以前，《易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美国的《易经》翻译与研究一直无所作为，其《易经》译本主要来自英国或者从其他文字转译。但自20世纪下半期以来，美国的《易经》研究异军突起，出现了数部颇有分量的译本和专著。

《易经》在西方的翻译、传播及其影响，以至后来多学科研究和多元化诠释及多样化利用，这一过程始于十七世纪，至今仍然在发展演变之中。各种译本都有其价值，各种传播途径都有其意义，但是也有其局限性。正如Gardner（1998：416—417）所言：对于一个经典文本来说，根本没有所谓固定的或权威的解读。当今，西方汉学以及大众科学研究越来越注意到《易经》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倾向于从多种视角从积极层面来翻译和传播该经典。易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

    成中英，2008，欧美《易经》研究总论[A]。载《中华易学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易学大辞典》（下）[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837—848。

    费赖之，1995，《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

    杨宏声，1995，二十世纪西方《易经》研究的进展[J]，《中国哲学史》（2）：33—39。

    杨宏声，2008，英国《易经》研究概况[A]。载《中华易学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易学大辞典》（下）[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865—871。

    杨平，2013，耶稣会传教士《易经》的索隐法诠释[J]，《周易研究》（4）：3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