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仕强-易经能让你事业快速倍增易经是一部什么书啊_百度知道
易经是一部什么书啊
易经是一部什么书啊?是谁写的这部书啊?
《易经》是中国文化最古老的典籍。历代正统派的学者，用许多不同的文字赞扬它，大致说来，推崇它为“群经之首”，致予无上的敬意。相反的，认为仅是古代的一部卜筮之书，近于巫祝的诬词，卑不足道。只是经过孔子的传述《周易》以后，又加上历代许多学者穿凿附会，才有了后世的盲从和崇敬。甚之，近代以来，还有许多类似轻薄的讥刺。“易更三圣”，这是秦、汉以后的作者，对于上古形成易学传统者公认的定说，也是我们现在开始研究易学者必须先得了解的问题。　　秦、汉以后，儒家学者的共同认定，开始画八卦的，是我们的老祖宗伏羲氏；演绎八卦的，当然是周文王；发扬易学精义的，便是孔子。因此说“易更三圣”，就是指画卦者伏羲，演卦者文王，传述者孔子。事实上，文王演卦而作“卦辞”，他的独生子周公又祖述文王的思想，而发扬扩充之，便著了“爻辞”。为什么三圣之中却不提到周公呢？据汉儒的解适应症，根据古代宗法的观念，父子相从，因此三圣之中便不另外提到周公了。关于这个问题，如此结案，是否公允而有理，还是很难认定。　　开始画卦的，当然是伏羲，这是毫无疑问的事。经过文王演卦，周公祖述，孔子发扬以后，硬要赖掉周公在文体学术上的功劳，恐怕孔子梦对周公时，于心难安。同时，又轻易地溜掉“更三圣”的这个“更”字，也不应该。古文更字又有曾经的意思，所谓“易更三圣”才，是指易学经过三位圣人学者的整理，才得发扬光大。　　由伏羲画八卦开始，到了商、周之际，再经过文王、周公、孔子三圣的研究和著述，才建立了《周易》学术思想的系统。因此，可知“易更三圣”一语，严格的说，应该是对《周易》一书而言。如果说对所有易学系统来说，硬拉下伏羲来凑合三圣，似乎有点牵强。连带这个问题而来的，便是“文王演易”和重复演绎为六十四卦的问题了。　　伏羲画卦，这是古今公认的事实，由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却有四种说法：（一）认为六十四卦也是伏羲所排列的。（二）有的认为六十四卦也是文王的演绎。（三）认为由八卦重复排演成六十四卦的是神农氏。（四）认为重复演卦的人是夏禹。主张第一说的，以王弼（辅嗣）等为最有力，主张第二说的是司马迁等，主张第三说的是郑玄等，主张第四说的是孙盛等。　　要把这四种说法加汉考据确定，实在不容易，而且几乎是绝不可能的事。至于认定重复卦象的人是周文王，大概是从“文王演易”这个“演”字，不能硬说就是演绎六十四卦的涵义，只能说是对《周易》一书六十四卦排列的次序和方式，以及《周易》书中对卦爻辞的演义而言，这是无可否认的，都是文王的杰作，至于伏羲画出的卦象，它的原来次序程式究竟是如何排演的，为什么《连山易》的排列以艮卦为首，《归藏易》的排列为什么以坤卦为首等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王辅嗣的主张，认为重复排演六十四卦者，仍是伏羲的创作，这是最为有理的。《十翼》的作者及其他　　研究易学，都须知道有汉儒郑玄所提出的《十翼》之说，“翼”，当然是羽翼的意思。《周易》一书的内容，有十种论著，都是辅翼易学，发扬而光大之的主要著作。这便是：①上经的彖辞。②下经的彖辞。③上经的象辞。④下经的象辞。⑤《系辞上传》。⑥《系辞下传》。⑦《文言》。⑧《说卦传》。⑨《序卦传》。⑩《杂卦传》。这是郑氏对于《周易》内容所作的分类范围，凡欲研究易学者，应当先加了解。　　至于有关《十翼》的作者问题，大致说来，又有三种异同的见解。　　一般的认定，《十翼》都出于孔子的手笔。这是传统的观念，完全属于尊孔的意识所出发。　　其次，认为文王作卦辞，当然没有问题。但是象辞也是周公的著作，并且根据《左传》中“韩宣子适鲁，见易象”说：“吾乃知周公之德”的话，更为有力的佐证。汉末的学者马融、陆绩等，都同意主张此说。　　事实上，象辞与彖辞对卦象的论断，有许多地方，彼此互有出入，实在难以确认同是一人的观点。复次，除了象辞、彖辞以外，关于《系传》以及《序卦》、《说卦》等篇，不但它的文词、思想，处处有先后异同的论调，严格说来，绝对不能认为都是孔子的手笔。其中有许多观念，可能都是孔子以后后人的著作。或者可以说是孔门弟子们的著作，统统归并于夫子的名下，那也是古代著述中常有的事。
《易经》是我国3000多年前古典哲学实用著作《周易》中的第一部，它由卦辞及爻辞组成。经，今称筮辞，由六十四卦组成，每卦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经又分为上下两篇，“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卦是由一与一一两种称作“爻”的符号，由下而上、按顺序以六书构成。 在《易经》中蕴含有丰富的养生理论和经验，其主要包括“万物一体的整体观”、“动静互涵的运动观”。“阴阳和调的平衡观”、“柔静顺缓的静养观”等。
《易经》（“易”，音同“亦”）简称《易》，又称《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文献之一，相传为周文王所著，成书于周代，故而称呼《周易》。实际《易经》是在中国历史中逐渐演化完成的一门学问。英文翻译是“The Book of Changes”，就是指一本研究变化的书。实际这种翻译并不能说明易经的本质（很多汉语翻译成英文后都失去原本含义）。 《易经》被儒家尊为「五经」之首。《易经》以一套符号系统来描述状态的变易，表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哲学和宇宙观。它的中心思想，是以阴阳两种元素的对立统一去描述世间万物的变化。 广义的《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易经》分为《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由于《易经》成书很早，大约在西周时期，文字含义随时代演变，《易经》的内容在春秋战国时便已不易读懂，因此春秋战国时代的人撰写了《十翼》，又称为《易传》，以解读《易经》。 普遍认为《易经》最初是占卜用的书，但它的影响偏及中国的哲学、宗教、医学、天文、数学、物理、文学、音乐、艺术、军事和武术。自从十七世纪开始，《易经》亦在西方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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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易八卦中的离窝煞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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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的创始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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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三圣说认为，《周易》中《易经》与《经传》两部乃是伏羲、文王、周公（或孔子）三人合著。以伏羲作《易经》本身为证，其《系辞下》自称庖牲氏王天下，仰观俯家，始作八卦。《史记一·太史公自序》也说：伏羲纯厚，作易八卦”。在《曰者列传》中则进一阐明；“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十四爻而治天下”。《周本纪》则记载：“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前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孔子世家》却抬出孔圣人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仲尼弟子列传》则进一步佐证曰：“孔子传易于瞿”。 顾颉刚先生所说：“著作人无考，当出于那时掌卜筮的官”。他还说，“十翼讲点哲理，可算哲，上下经则本是蓍占用的卦辞、爻辞，严格地讲已涉及民俗学而并非全是哲，当然更不能算文史”。结论是《周易》非一人之作。
《易经》的作者不可考，它的创制可追溯到远古传说中的伏羲和周文王的时代。如果说它在殷末周初已见雏形，那么它大概是三千年前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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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少林寺的方丈大师吧
说的多是下载的，说实在的都是废话。有机会你还是去看看南怀瑾的易经杂说简单易懂，不要停着一大堆废话。就去看看这本书，想研究再说。
《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经的部分包括卦画、卦名卦辞、爻题、爻辞等几个方面。如、、、等是卦画。如乾、坤、屯、蒙等是卦名。如“元享利贞”是卦辞。全易六十四卦的卦画、卦名、封辞各有六十四。如初九六二、六三、九四等是爻题，如“潜龙勿用”是爻辞。每卦六爻，全易爻题、爻辞各有三百八十四。另外，乾卦多出“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一条，坤卦多出“用六利永贞”一条。通常叫做易经的，即指这些内容而言。《易经》分上下两篇。上经由乾、坤至坎、离共三十卦，下经由咸、恒、至既济、末济共三十四卦。
传的部分有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七种。彖、象随经分上下，称上彖、下彖、上彖、下彖。系辞因篇幅长，也分上下，称上系、下系。于是七种变为十部分。这十部分易传，被称为“十翼”，也称《易大传》。彖传随经，每卦一条，列于卦辞之后，是解释卦辞的。象传分大象、小象。大象每卦一条，列彖传之后，小象每爻一条，列爻辞之后。唯乾卦特殊，乾卦多一条用九爻辞和一条用九小象(坤卦多一条用六爻辞和一条用六小象）卦辞之后是全部爻辞，爻辞之后是彖传、大象和小象。最后是文言。其它各卦全不是这样排法。都是把彖传和大象紧接在卦辞之后。爻辞与小象搭配在一起。
《易经》的作者是谁呢?《系辞传下》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又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看起来，《易传》的作者也并不确扔知道《易经》的作者是谁。说作于殷周之际，作于中古，大概是一种推测，但是这种推测是正确的，也是很慎重的。今天看来，《易经》应当是文王时代的东西，说产生于殷周之际是对的，不能说《易经》究竟是谁作的。《易传》多次讲圣人作《易》，圣人是谁，《易传》的作者不明确地说出来，因为他并不知道。司马迁说文王囚羑里而演《周易》，不是事实，不要认真相信。文王作卦辞周公作卦爻辞的说法。是靠不住的。《系辞传下》只说《易》作于中古：你《易》者有忧患，并未说文王周公作卦爻辞，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卦爻辞的内容来看，谈问题的角度往往不一致，卦辞和爻辞本是出于一人之手，是两个人作的。
《易传》是理解《易经》的一把钥匙，没有《易传》的话，我们今日便不可能看懂《易经》。《易传》 (即“十翼”)是谁作的？这个问题历来争论很大。据我看，《易传》应属于孔子，基本上是孔子作的。《易传》当然不可能都是孔子亲笔作的。但绝大部分是孔子留下来的，应当没有问题。孔子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易传》上。研究孔子，不能只注意一部《论语》。孔子有很高的智慧，他对《易经》下了很大功夫，对《易经》加以说明。《易经》的哲学思想在孔子的《易传》中讲的太清楚了。此事很不简单。《易经》本是卜筮之书，但发展到《周易》已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它的辩法是真正认识了的，不是偶然的。它的哲学思想是《易传》发掘出来的。《易传》对《易经》的说明，前后一贯，思想完整。肯定是一个人作的；这个人就是孔子。孔子很聪明，他继承了不少前人的遗说。孔子以后不可能有人作《易传》。现在有些人说《易传》不是孔子作的，是汉人作的。汉人能作出《易传》吗？《易》讲思想。讲哲学，而汉人讲《易经》是为了占，为了卜筮，与《易传》的思想完全不同。他们把卦气、纳甲爻辰一套纳入《易经》，怎么可能写出有哲学内容的《易传》呢！汉人作不了，战国也无人作。自古相传是孔子作；没有疑问。只是到了北宋，欧阳修作《易童子问》，才提出怀疑。欧阳修的怀疑有一定的道理。欧阳修指出《易传》的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如“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与仰观俯察之说相牴牾；其实，河图洛书说与“天垂象，见吉凶”也不符合。
不能否定《易传》是孔子作，但是也要知道历代传抄，难免有错误，有混入的东西。我们应当看出来，不要受骗。据我看，《系辞传》里“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那一段。讲十三卦的那些事儿，都不可信；因为包牺氏时不可能有那些卦。孔子这人是很老实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于对《书经》独载尧以来，尧以前的东西不收。其实尧以前还是有很多东西的。《左传》、《国语》记载了很多有关远古的史料。孔子认为那些不是很可信的。《书经》前几篇不是当时留下的原始史料，都是后世的传说。孔子把比较可信的传说保存下来了。司马迁受孔子这种谨慎态度的影响；所以他作《史记》从黄帝开始。从孔子这种精神看，他在《易传》中不会说包牺氏、神农氏。可见“包羲氏王天下”那段，十三卦取这取那，不可能是《易传》原有的，肯定是后人加入的。“河出图，洛出书”，“天垂象，见吉凶”等等，也不是《易传》原有的东西。因为《易经》以八卦定吉凶，不是天垂象见吉凶，不仅如此，而且这样说与上文重复，离了本题。
《易传》中也有些东西是旧有的，孔子保留下来。如《说卦传》“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应该是旧有的，不是孔子作的。《说卦传》中前边那些东西，“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艮以止之”，“坤以藏之”等等，很可能是《连山》、《归藏》的旧说。《文言》中的“元者善之长也”等解释元享利贞四德的一段话，见于《左传》襄公九年，出于妇人穆姜之口。很可能是孔子以前的成说，孔子作《易传》对吸收进来了。穆姜讲此话时，孔子尚未出生。有人据此否定孔子作《易传》，是否定不了的。《易传》中肯定有孔子以前的成说。这些成说是从理论上、思想上释《易》的，是正确的，孔子保留下来，写进《易传》。
《易传》中也有些是孔子讲的，弟子记的。例如《文言》里边有不少“子曰”如何如何，说明不是孔子亲笔写的，是孔子讲的，弟子记的，与《论语》的情况差不多，思想应属于孔子。
《易传》大部分出自孔子手笔。《系辞传》中“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这一章，就是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孔子对《易经》的性质、内容、特点的总认识。这段话深刻简明，概括性极强，在当时那个时代，非孔子别人写不出。
《易传》成份如此复杂，有孔子写的，有以前的旧说，有孔子讲弟子记的，有后世窜入的，怎么可以说是孔子作的呢？研究先秦的东西，不可用后世的眼光。古人讲的“作”与现代不同。现代的“作”，必须每一个字都出自一人的手笔，引文要注明，否则有抄袭之嫌。古代的“作”则不然。子书的作者可以不是—人，而是—派，书的内容一定反映同一派的思想。后来的文集则必为一人亲笔写成，但思想可以不一致。章学诚《文史通义》对此有阐述。《易传》十篇也该这么看，里边有“子曰”，说明不全是孔子亲笔写，但思想应属于孔子。孔子作《易传》不是随文解义，而是根据《易经》的思想研究《易经》的思想。《易经》实际上是讲思想讲哲学的书，孔子对《易经》是看得准，看得深的。孔子研究它的思想，它的哲学。未流才专讲文字。孔子的思想与《易经》、《易传》的思想是一致的。《论语》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易经》、《易传》也重变化。《论语》讲“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易经》、《易传》也讲天地开辟，四时运行，万物生长。《论语》讲辨证法；唯物沦，《易经》、《易传》也讲辩证法、唯物论，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易传》孔子有关，《易传》反映孔于的思想，但是《易传》是解释《易经》的，不是孔子自己杜撰。《易传》的哲学就是《易经》的哲学。《易经》本来就有很丰富的思想，没有人给加以说明。孔子作《易传》，给说明了。应该说孔子有大功于《周易》。
《易》是卜筮之书，《周易》是由卜筮之书变来的。它还有卜筮的残余，没有完全脱离卜筮。尽管它里面有哲学，但是它不是纯正的哲学著作。它的外表是卜筮，内里有哲学，现象与本质是矛盾的。《易经》之所以不好懂，就是因为它的现象与本质为一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说明《易经》难懂，不简单，后世人们对《易经》不了解!恐怕这也是个原因。讲《易》的书很多，真正明白的不多，就因为它的现象与本质不一致，是矛盾的。我觉得，孔子是真正看到《易经》的本质了。孔子在《系辞传》中讲的全是理论，把《易经》的本质发掘出来了。《系辞传》说“其旨远，其辞文”，孔子已经清楚地看到《易经》现象与本质相矛盾的特点了。
有人讲《易传》谁作的问题，不管《易传》的内容，专在《易传》外面绕圈子。康有为说《序卦》肤浅，他没有真正用功夫研究。特别是清代一些学者，专讲汉易，讲什么卦气、纳甲、爻辰之类算卦的东西，根本不涉及《易经》、《易传》的本质内容，只在《易经》的表面现象上绕圈子。这些人的东西，对我们研究《易经》、《易传》毫无用处。
孔子接触过《易经》，与《易经》有密切的关系，是肯定无疑的。说《易传》是孔子作，有根据。孔子见过《坤乾》，这在《礼记》中有记载。《左传》说晋国的韩宣子在鲁大史那里见过《易象》与《鲁春秋》，时间在孔子稍前几年。韩宣子能见到《易象》，孔子是鲁国人，而且是有地位的人，一定也能看过《易象》。韩宣子看过《易象》之后说他由此知道了周朝所以能够王天下的原因。了，可见那个《易象》已经是一部有思想内容的著作，不是单纯的卜筮之锯了。孔子“五十以学《易》”，读《易》“韦编三绝”的《易》，很可能就是韩宣子见到的《易象》。
《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作了《易传》司马迁的记载是可信的，不能否定。司马迁的说法得自他的父亲司马谈。据《太史公自序》，司马谈从杨何学《易》。又据《史记·儒林列传》，孔子传《易》给商瞿，六传到汉初田何，田何传王同，王同传杨何。孔子九传到杨何。有人说年代不太对，其实年代差一点，没什么奇怪，中间漏掉了两代传人也是可能的。《易》未焚于秦火；杨何传授给司马谈的《易》，又是孔子直接传下来的，所以《孔子世家》的话，否定不了。
晚近不但有人否定孔子作《易传》，还有人不承认《易传》是解释《易经》的，硬是把《易经》与《易传》分割开来，说《易传》有哲学，《易经》没有哲学。这都是错误的。据我看，学《易》要首先读《易传》。《易传》是学《易经》的一把钥匙。《易传》与《易经》是密切地连着的，二者不能割开。《周礼·大卜》关于“三易”的说法，我是信的。从《连山》易到《周易》，是一个发展过程。《周易》作为一部易书，更成熟了。孔子的思想与《周易》的思想是—致的。孔子作《易传》，讲的就是《易经》，是给《易经》作传，不是讲他自己的思想，是讲易经》的思想。我们说《易传》反映孔子的思想，是说《易传》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一致，《易传》的思想属于孔子一人，不属于任何别人。不是说《易传》是孔子自己编造出来的，与《易经》无关。《易传》全部是对《易经》解释。《序卦》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系辞传》讲乾坤易之门，易之缊；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乾坤之策三百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等等，都和《易经》对上号了。《系辞传》讲的就是《易经》本身。不过《易经》本身没有说明，《系辞传》加以说明罢了。不相信能行吗?你不研究《易传》，不懂《易传》，就没办法了解《易经》。讲《易经》不讲《易传》，九六是什么都不知道，乾坤是什么也不知道。不通过《易传》，是不能真正了解《易经》的。从《易传》可以看出《易经》的哲学很高很深。没有《易传》，《易经》的哲学就看不出来。读《易经》应当知道《易传》非常宝贵。无《易传》，《易经》便不可能读懂。经若无哲学，传怎么能有哲学?学《易经》，主要是知道它的思想，只有通过《易传》才能知道《易经》的思想。《易传》与《易经》不可分。说《易传》有哲学，《易经》无哲学，《易传》与《易经》不是一回事儿，是不对的。
《易经》六十四卦从乾、坤到既济、未济，是一个发展过程。其中每两卦完全按反对关系排列，构成三十二个环节。易卦如此排列，怎么能是偶然的？里边是有一定的意义，一定的思想的，而且这个思想符合客观辩证法。《易经》六十四卦如此排列，是原来就有的，以前没有人讲明白，是《易传》把它讲明白了。孔子作《易传》以后，也不是很多人都懂得《易经》了。前人给《易经》作的注释多得很，有很多对《易经》并没有弄懂，这是实在的。
《易经》实质是哲学著作，研究它的目的是弄明白它的思想。清代有些学者不是这样。他们讲《易经》以及《庄子》等属于思想、哲学的东西，主要靠文字考证的方法，用文字学讲《易经》。近人也有的受清人汉学的影响较深。马叙伦作《庄子义证》，就只讲字。《庄子》是讲思想的书，只讲字怎么行？有的人用文字学的方法把乾卦卦辞的“元、亨、利、贞”讲成“大、享、利、占”。过去的东西都不顾，只用文字学讲《易经》，甚至无根据地改字，以为改的越多，成就越大。把清人的毛病发展了。王念孙父子喜欢改字，也不肯随便改字。还有的人喜欢从《易经》中搞点历史故事。发现《易经》中有“中行”二字，就讲成中行氏。春秋时代晋国有中行氏，于是证明《易经》是晋国人作的。其实“中行”是当时的一个常用词儿，与“中行氏”根本没关系。有人还在《易经》中发现了赵氏孤儿的故事，这全是无稽之谈。《易经》是讲思想的，不是讲故事的。讲《易经》把着眼点放在历史故事上，或者用文字考证的办法讲《易经》，都是要不得的。今天，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一定能够把《周易》这个“哥特巴赫猜想”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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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ì shū wǔ jīng]
四书五经是四书、的合称，泛指经典著作。四书指的是《》《》《》《》。“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礼记》通常包括三礼，即《》《》《》；《》由于文字过于，与解释《》的《》《》《》分别合刊。四书之名始于，五经之名始于。
四书五经四书
《》《》《》《》合称为四书，为传道、授业的基本教材。几百年来，“四书”在我国广泛流传，其中许多语句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 其中，《》、《孟子》分别是、及其学生的言论集， 《》、《》则是《》中的两篇。首次把它们编在一起的是著名学者。不过，在朱熹之前的、兄弟已经大力提倡这几部书了。他们认为，《》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曾子整理成文；《》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笔之子书，以授孟子”的。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治儒学最重要的文献。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编在一起。因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孟子、曾参、子思，所以称为 “”，简称即为“四书”。朱熹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其中，《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 释因为引用他人的说法较多，所以称为“”。值得注意的是， 朱熹所编定的《四书》次序本来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浅入深进修的顺序排列的。后人因为《大学》、《中庸》的篇幅较短，为了刻写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论语》之前，成了前年通行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顺序。由于朱熹注释的《四书》既融会了前人的学说，又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切于；又由于以、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地位的日益上升，所以，朱熹死后，朝廷便将他所编定注释的《四书》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到元代延佑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考试，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注《四书》之内。明、清沿袭元制，衍出“”考试制度，题目也都是出自朱注《四书》。《四书》不仅是儒学，还是每个读书人的。在近代，《四书》还被编入小学教科书。
四书五经《大学》
《》原本是《》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年—前434年）作。自唐代、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家学派的入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拚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肝肺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故君子必诚其意。诗云：“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煊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则，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煊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也。曰：“德。”大甲曰：“顾是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黄鸟，止于。”子曰：“，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于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子曰：“听讼，吾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此谓知本。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惕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而辟焉，之其所敬畏而辟焉，之其所而辟焉，之其所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之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所谓治国必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贲事，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其叶蓁蓁，，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挈矩之道。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曰：“唯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为宝。”《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为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不畜牛羊；，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矣。此谓国家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四书五经《中庸》
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年－前402年）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
子路问强。子曰：“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强哉矫！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子曰：，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行，君子胡不造造尔。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小人行险以侥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皓，反求诸身。
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和乐且耽。，宜尔妻孥。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吲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拚如此夫。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才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则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子曰：无忧者其唯乎。以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攒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
子曰：武王、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祖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祖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谛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哀公，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庐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之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举废国，，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怯，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自，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至诚之道，可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诗云：，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文王，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生乎今之世，反乎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杞不足征也；吾学，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诗曰：在彼无恶，在此，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誉于天下者也。
仲尼祖述养生，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唯天下至圣，为能，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刚毅，足以有执也。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诗曰：衣锦尚炯。恶其文之著也。故，黯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诗云：相在尔室，。故君子不动而敬，。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斧钺。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诗云：子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化民，末也。诗曰：德遒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至矣！
四书五经《论语》
《论语》是记载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于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论语正义》等。宋代有“”之说，可见论语的贡献很大。
四书五经《孟子》
《孟子》是记载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约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命令人楷书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两汉以后学五经，两宋以后学四书。半部论语打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
四书五经五经
《》《》《》《》《》，合称“五经”。
五经是儒家作为研究基础的古代五本经典书籍的合称，相传它们都经过儒家创始人之一的孔子的编辑或修改。
四书五经（节选）
“焚书坑儒”，据说经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共七经；唐时加上《》、《礼记》、《》，《》、《》，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五经是指：《》、《》、《》、《礼记》、《》。
“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五部。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儒生始称《诗经》。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
据说《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按所配乐曲的性质，可分成风、雅、颂类。“风”包括、、、、、、、、、、、、、组成，称为十五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雅”包括小雅和大 雅，共105篇。 “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来自民间。“颂”包括、和商颂， 共40篇。颂是宫廷用于祭祀的歌词。一般来说，来自民间的歌谣，生动活泼，而宫廷贵族的诗作，，诗味不多。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 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可以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而 《诗经》的语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貌的最重要的资料。
四书五经尚书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
《尚书》据说原有一百篇，秦代焚书后（也可能是项羽火烧咸阳造成流失，亦或秦二世之后战乱流失。虽然始皇的法治与“诗书”中的“王道”治国有偏差，以始皇的明睿不可能做毁灭文化之暴举，咸阳应存有“诗书”的正本，所谓“焚书坑儒”不过是政治需要，雷声大雨点小。不能望文生义为“焚掉所有书籍，坑杀所有儒生”。历史有待验证，此处不可偏信偏听，特此注解），汉初仅搜集到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从孔子故宅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称为古文《尚书》，这十六篇不久亡佚。晋人伪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又从今文《尚书》中析出数篇，连同原有的今文 《尚书》共为五十八篇，也称古文《尚书》。《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就是经过晋人手术的这种古文《尚书》。
《尚书》包括虞、夏、商、。《》、《》非虞夏时所作，是后世儒家根据古代传闻编写的假托之作。 《商书》是殷王朝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其中《汤誓》按时代说应为最早的作品，但这篇文章语言流畅，可能经过后人的润色。《盘庚》三篇古奥难读，较多地保留了原貌。 这是殷王迁都时对臣民的演讲记录，虽然语辞古奥，但盘庚讲话时充沛的感情、尖锐的谈锋，还是可以感受到的，如他说：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炪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乃亦。（《盘庚》上） 短短的一段话，用了三个比喻，贴切、生动，具有形象性。其中“有条不紊”作为成语，至今仍被沿用。又如盘庚告诫不要煽动民心反对迁都，说那样便会“若火之燎于原，，其犹可扑灭”，弄得不可收拾，比喻也很生动。 《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文献。其中《牧誓》是时的誓师之词，《多士》是周公以王命训告殷遗民之词； 《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享受之词。这些作品叙事清晰，而且能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写于春秋前期的《秦誓》，是伐晋失败后的之词，表达了愧悔、沉痛的感情，文章这样写道： 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 他引用古人的话指出，如果自以为是，必将做出许多邪僻的事，又十分痛心地说明责备别人容易，则十分艰难，写得相当传神。比起《商书》和周初的文字，要流畅得多，标志着散文在当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文章汇编。其中殷商和周初的部分，所用语言同秦汉时的古汉语已有很大不同，加以年代久远，传写讹误，十分艰涩难读。韩愈谓之“周诰殷盘，”（《进学解》）。但抛开文字的障碍不谈，在情感的表达上，其实是朴素而简要的。由于发表那些言辞的人，地位都很高，言语之间，具有居高临下的自信。对于后人来说，古奥是一种特殊的美感，质朴自信，又显示出征服的力度。所以《尚书》的文章，受到很高的推崇。汉代《尚书大传》引子夏语，谓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也是有感于此吧。不过，这里也有崇古的心理作怪。
四书五经周礼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它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儒家把《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六经。孔子收徒讲学时，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不过，孔子所讲授的礼、乐和旧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礼、乐已有很大的区别。他认为，《乐》教，可以使人“广博易良”；《礼》教，可以使人“恭俭庄敬” （见《礼记·经解》）。孔子还说过：“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不学礼，便没有立足社会的依据。因此，必须“立于礼”（《论语·泰伯》）。
礼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从国家的典章制度，直至个人的行为准则。我们所能见到
的礼书，有《》、《仪礼》和《礼记》。《周礼》是讲周朝官制的，《仪礼》是讲各种典礼节仪的（如冠、婚、丧、祭等具体仪式），《礼记》是孔子学生以及后人传习《礼经》的记录，内容有关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东汉学者郑玄分别给《仪礼》、《》作了注解之后，才有了“三礼”这一名称。“三礼”都与孔子礼的思想有关，但只有《仪礼》（17篇）是由孔子整理编订的。 《周礼》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由于我国早在夏、商、周时就进入了奴隶社会，而周为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所以《周礼》是中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记录，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记录。全书6篇，即《》、《地官司徒》、《》、《》、《》、《冬官司空》，各篇分为上下卷，共12卷。这6篇中的《冬官司空》早佚，到汉时补以《考工记》。
《周礼》为何人所作，何时产物？历来也是有争论的。古文经学家认为，它是周公旦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它出于战国，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近人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多数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
也有人认为，《周礼》成于汉初。 《周礼》一书，东汉郑玄撰有《周礼注》，唐朝贾公彦作《周礼正义》，清代孙诒让也撰有《周礼正义》，这些注释对后人研究《周礼》提供了参考资料。 周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周天子，他是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 辅助周王的大官，相传有太师、太傅和太保三公。成王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相王室以尹天下”。周公的儿子伯禽，也当过周王的师保。在令尊、令彝铭文中，周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三事”是三种官职的总称，即政务官、事务官和地方官。“四方”是指四方诸侯和方国部落。“卿事寮”是指周朝政府中的大小官僚。 在周王及其师保之下，朝廷中最高的官职是卿士，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合称。六卿经常在周王的左右。三左是太史、太祝、太卜；三右是太宰、太宗、太士。他们在朝廷中分立于周王的两侧，协助周王处理政务。 周王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六卿大多和宗教事务有密切的关系。太祝就是最大的祭祀官，周公儿子伯禽也曾任过太祝。太卜是管卜筮的，处于人神之间的媒介地位。 太士也是神职官吏。太史这一职位，就是商代以来的作册，周初毕公高曾任过太史，称为“作册毕公”。太宰可能是朝廷中的政务总管。太宗是管周朝的宗族和谱系，也是重要的职务。 六卿还有许多僚属，各有专职，所以总称为卿事寮。除六卿之外，周朝还设有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司徒在周朝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写作“司土”，是管理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司空在铭文中写作“司工”，是管理百工职事的。 司马则是管理军赋的职官。司徒、司马和司空的职权相当，合称“三有司”。司土管版籍爵禄，司寇管刑罚，其地位仅次于以上的三有司，也是十分重要的官职。这五司下面也有很多僚属，如属于司马的有师氏、虎臣和专管马的走马（趣马）等等，构成专门的官僚系统和集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官吏，如管理山林川泽的，管理市场货贿的，管理贵族吃、穿、用以及娱乐的，都有“官司之守”，也就是专门的官吏。这些各种各样的官吏，大都是世袭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周王朝实行分封制度，在周王直接统治区的四面八方，分布着许多封国，所以称为“四方”，具体地指侯、甸、男等诸侯，这些是周朝的地方政权。有的大国诸侯经周王授予特权，可以调动附近的中小诸侯，从事征伐，捍卫周天子，成为方伯，方伯是一方诸侯之长，不是诸侯的封号。有些诸侯兼作王室大官，因而具有公卿的头衔，如周公和召公就是这样。 所谓“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无论是商代或西周，都是不存在的，是后人加工的结果。 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总的说来，它是从商代“内服”和“外服”两套官职发展而来的，不过周朝的机构更加庞大了，体制也越系统化了。同王朝的官吏是贵族，又是宗亲，三位一体，就是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构成了以周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体系。直至封建社会，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还有它的影响作用。
《周礼》还包含着古代宗教、经济政策、哲学与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资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
四书五经《易经》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中，被誉为诸经之首，三玄之一。《易经》包含《周易》，就是各种变化, 孔子定为五经之一, 计有24070字。分本经和大传两部分. 本经包括八卦, 重卦, 卦辞, 为易有主体, 故称为经；大传包括上彖, 下彖二, 上象三, 下象四, 上系五, 下系六, 文言七, 说卦八, 序卦九, 杂卦十, 此十者合称. 十翼为阐明易经而作, 故曰传. 它是用八卦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为结构框架，把中华民族在太古时代摸索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和生产经验，用抽象的符号记录下来，进一步以阴阳变化之道来分析，说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通过卜卦来启示天道，地道，人道的变化规律。《易经》是我国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是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它也是中医之子向更高层次学习的门槛。
如果从本质上来讲，《易经》是一本关于“”之书。“卜筮”就是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进行预测，而《易经》便是总结这些预测的规律理论的书。
《易经》分为三部，炎帝部落所编用成为，部落所编用成为，而另一部则由周文王写为《周易》。连山易以为首卦，流行于夏朝，归藏易以为首卦，盛行于商朝，2005年，《连山》与《归藏》都已失传，是我国古代文学一大损失。《连山》与《归藏》是占卜之书，《周易》则是周文王以八卦为基，卦卦相合，形成了阐述宇宙一切物质事物运转消亡规律的六十四卦。 又由周文王改写，孔子也曾为《易经》编写过《十翼》。
《易经》本是反映变化的哲学古书，长久以来被用随机数选取作筮辞用。
四书五经《麟经》
孔子所著《春秋》一书本名《》，相传孔子编纂此书时，有一猎户背一奇形怪兽请教孔子所猎者为何物，孔子见状大惊曰：麒麟本是太平兽，生来不逢时。自此便停著《春秋》，三年后孔子亡故。后人以此典故称孔子所著《春秋》为《麟经》，奉为四书五经之一。
之所以以“春秋”一词命名史书，而非“冬夏”，是因五行学说中，“春秋”之位相应“东西”二方，东为木、西为金，为篆，故可标禀历史；金木为实，故可以史为鉴。有此缘故，故名“春秋”。而“冬夏”二季相应为“水火”，是阴阳变化之极，变化不定，故此不以此立说，亦不称物为“南北”也。
《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这部原来由鲁国史官所编《春秋》，相传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赋予特殊的意义，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 《春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它以鲁国为序，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它是纲目式的记载，文句极简短，几乎没有描写的成分。但它的语言表达，具有谨严精炼的特点，反映了文字技巧的进步。 《春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寓褒贬于记事的“”。相传孔子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评判，并选择他认为恰当的字眼来暗寓褒贬之意，因此《春秋》被后人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义”的经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并且，在史书和文学作品的写作上，也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史学家从中领悟到修史应该有严格而明确的倾向性，文学家往往体会了遣词造句力求简洁而义蕴深刻。当然，刻意求深，也难免造成文意晦涩的弊病。
四书五经《诗经》
《诗经》在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古者《诗》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诗经》还有“赋”、“比”、“兴”这三个修辞手法。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对后世影响深远。喜欢诗词的朋友，相信都有读过。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关于《诗经》的编集，汉代有两种说法：①行人采诗说。《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诗经》305 篇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和诗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它包括的时间长、地域广，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经过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要产生这样一部诗歌总集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采诗说是可信的。②。《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孔子皆弦歌之。”唐代、宋代朱熹、明代、清代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诗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此时孔子尚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至鲁国观乐，鲁乐工为他所奏的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说明那时已有了一部《诗》，此时孔子年仅 8 岁 。 因此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删诗说不可信 。 但根据《论语》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确曾为《诗》正过乐。只不过至春秋后期新声兴起，古乐失传，《诗三百》便只有歌诗流传下来 ，成为今之所见的诗歌总集。
《诗经》所录，均为曾经入乐的歌词。《诗经》的体例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来划分的 ，分为风 、 雅、颂三类。①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风》诗是从、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 。共160篇 。大部分是民歌 。②雅 。即朝廷之乐，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 ，大部分为贵族的作品， 即所谓正声雅乐 。《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 。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
四书五经《尚书》
《尚书》古时称《书》、《书经》，至汉称《尚书》。“尚”便是指“上”、“上古”，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相传为孔子编定。《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
四书五经《礼记》
《礼记》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的文章选集，“《礼记》只是解《仪礼》”（《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虽只是解说《仪礼》之书，但由于涉及面广，其影响乃超出了《周礼》、《仪礼》。《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记》；另一种，也便是我们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
四书五经《春秋》
《》是的编年史，经过了孔子的修订。就因文字过于，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谷梁喜《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
《公羊传》与《谷梁传》是为解春秋之笔法，释《麟经》之精妙，但于《麟经》并无后续纪年。《左传》 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是孔子所著《麟经》之续，同为鲁国编年体史书，故与《麟经》并列。《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官所写）。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四书五经《乐经》
于战国时期失传。传说于焚书坑儒之时被焚毁。
四书五经影响
中国古代有“四书五经”，几乎与基教有圣经、伊教有古兰经相似
。被用为科举中选拔人才的命题书和教科书。如果说今日学子不知“四书五经”为何物，恐怕会是件难堪的事。我们只要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得提到“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它在、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四书五经”详实地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历代科兴选仕，试卷命题无他，必出自“四书五经”足见其对为官从政之道、为人处世之道的重要程度。时至今日，“四书五经”所载内容及哲学思想仍对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极强的参考价值。
四书五经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其影响传播于海内外，福荫子孙万代。四书五经乃是延续中华文化的千古名篇，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
．网易新闻．[引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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