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UCCA的张元电影展已经持续了半个多月，我却是第二次来看，上次是《北京杂种》，这次是我最想看到的《妈妈》。

世界上最无私的爱是妈妈的爱。很诧异，当年刚从电影学院毕业血气方刚的张元筹拍的第一部电影竟是这样一部充满温情和悲情的作品。

作为张元乃至整个第六代导演的处女作，这部电影在技术上还显得稚嫩和粗糙，但这丝毫掩饰不住影片的故事和人物身上所闪耀的人性光辉，这才是一部电影能否打动观众最可宝贵的精神。

冬冬因为小时候患癫痫病造成智障，妈妈不顾丈夫，和周围人们的阻力，始终相信儿子有一天会恢复。影片从妈妈的角度，记述了一个智障儿童家庭的不幸。关于母爱的电影很多，《黑暗中的舞者》里比约克一心为儿子治病，却最终走向了毁灭。《心火》里苏菲玛索面对素不相识的女儿，用心灵去抚慰。《漂亮妈妈》里，巩俐与聋哑儿子相依为命，不离不弃。而这部电影的感人之处在于它塑造的母亲形象是那样的真实鲜活。影片里的妈妈是一个气质优雅的女人，面对生活的重担，她镇静坚强。她也有欲望，丈夫常年在外，她身体里充满了对性的渴望。她也有过放弃，面对毫无希望的儿子，她甚至想用安眠药结束母子的生命。为了儿子能够恢复，她用尽了各种办法，甚至把儿子丢在陌生的高架桥上，希望刺激他失去的记忆。而这一切的努力似乎都是徒劳，影片留下的，是一个无解的生命的延续。影片对于人性的刻画是多层面的，复杂和深刻的，摒弃了从文革以后直到当下中国电影形式大于内容的不良传统，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解释人物的行为和表现。是中国电影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一次回归，我们似乎看到了其中有《小城之春》，《马路天使》的影子。从这一点上来看，这部电影不管是跟它之前的还是之后的独立电影或主流电影相比，都是非常另类的和宝贵的。

影片的另一大特点就是黑白与彩色影像之间的巧妙衔接。这种例子在电影史上并不少见，有些是因为成本的限制，有些是表达的需要。我想这两个因素在这部电影里都有。妈妈和冬冬的生活完全是用黑白影像表现的，占据了影片的大部分。此外福利院弱智儿童们的生活的彩色镜头多次穿插在妈妈的想象中，似乎是妈妈复杂情绪的一种延续；而对弱智儿童母亲的真实采访片段，用录像机的画面，把妈妈和冬冬的故事拉升到一个社会的层面，把这些特殊家庭的现状和困境给出了一个全景式的扫描。尽管三种影像混杂在一起，但一点也不显得凌乱和突兀。三种素材都非常好的服务了主题，同时又层次分明，循序渐进的带动着观众的感情，当我看到最后一个采访片段，那个母亲说，真不知道我死后，孩子怎么办，我哭了。

最后想说的是，张元从最初开始，就一直倾向于电影语言与各种现代艺术的结合。影片中白色的床单和墙，给人一种空间上的迷茫。冬冬画在墙上的画，像是一种寓言。冬冬犯病的时候，妈妈就用纱布把他包裹起来，让人有一种行为上的的绝望，这种形式与内容高度的融合，给人的冲击力是巨大的。

    我喜欢看陌生人的手。手上大方地写满了秘密。深如地峡的皱纹埋藏着泥土翻新的味道， 不同坐标的戒指标注着暧昧的可行度，还有指甲。影片中于贝尔自白的一个镜头给了明显被唇齿贪恋过的手，神经质，敏感，锋利，孤独，没有安全感，种种蛰伏在潜意识的情绪在残缺的部分慌张地长了出来。

   扮演于主人公于贝尔的泽维尔多兰在《我杀了我妈妈》中还扮演了编剧导演和制片人，十六岁构思出故事，十九岁完成电影，在戛纳电影节收割天才的荣耀，如果这已经让人无法足够理智地看完这个片子，看完了你就会觉得表面的一切其实足够理智，因为内核的情绪早已被爆破了无数次。

   一些大师都曾用胶片致敬亲人，阿莫多瓦的《关于母亲的一切》，蒂姆伯顿的《大鱼》。他们把对记忆里生命中最重要的存在的一往情深都倾注在镜头中。但画面经过记忆的发酵，弥散着时光的气息，但未经风化，风格化的内心触动已然不再。于是，《我杀了我妈妈》，在某种意义上，以一种映射式的直接纯粹的方式，填补了大师的空白。

   影片描述了单亲家庭中的一对母子若即若离的关系，他们像冬夜的两只刺猬，锋芒毕露，稍微靠近就会伤害对方，却又依仗空气似的需索彼此。不同于一般电影有大的情节点，《我》是一部小情节文艺片，却又不是侯孝贤般把情绪内敛住戏剧冲突最小化一切推至人物内心，而是埋伏了一路陷阱，把你的器官牢牢捕获。

当你等待如片名般高潮的那一刻时，冷静细想会发现，“杀”其实就在过程中完成了，在于贝尔和母亲或冷漠或炽热的对话交锋中，在向老师撒谎母亲已经死时，在寄宿学校绝望地写下那篇如影片题目的作文时，在每一次幻想中。而与此相生的，还有爱。

“我不要，为什么要问？”

“如果有什么事发生，不用我问，你早就主动跟我说了，我也是一样”

餐桌上，两个人，冷漠堆积在地面有一寸厚。于贝尔的母亲挑起话题，试图与儿子建立某种联系，但被于贝尔不耐烦的剪断了，扼杀掉母亲的念想。他只会关注母亲嘴角那块讨人厌的奶油，只会斜视着露出厌恶的表情，只会放大可以争吵的话题然后像一只小兽嘶吼（小兽），而这一切除了让青春期的叛逆因子埋单外，观众会采取一种中立的态度，不会觉得谁好极了谁糟透了。因为这是一种过程，每个人实践或心里实践过无数次，就像我猜度每个人都曾像气疯了的于贝尔想象过自己高举餐盘然后狠狠摔下。这段拍得也很有意思，因为拍母亲的镜头总是母亲靠右，拍儿子的镜头儿子靠左，两极式的蒙太奇感觉上去似乎二人的心理距离并未遥远，也暗示我们，表面上的暴动不论多么颠覆，总有一份情感悄然滋长。

争吵，是影片中笔墨最多的部分，也是最适合情绪宣泄的戏份。两人的争吵不像是暴露在摄像机前，而像只是在空气中，粗糙的自然，絮叨的流畅。于贝尔一把扯住母亲，盯着她说，当我设想世界上最差的母亲的时候，总是无法把你的形象从脑海中挥去。这句话可以杀死三头非洲象，而母亲愣怔后说了句这真是个美妙的夜晚然后哼着歌。这愈发激怒着于贝尔。而当于贝尔后来情急下弄疼母亲母亲不让他再碰自己时，于贝尔原地犹豫像个走丢的孩子，这个镜头闪电一样放倒了我。

    少年时，情绪虽不至于于贝尔，但和母亲的争吵也在所难免，但关系在同龄人中算是少有的和谐的。 我直呼她的名字，她也不甚介意，因为我觉得这样很亲切，我们也经常打闹，像儿时比拼摔跤的小伙伴。但伙伴也有翻脸的时候，当冲突饱和时，我很少和她大声争吵，会用另一种方式——摔门。摔门更具有侵略性与不尊重性，我也只是试图用另一种方式希望获得他们的理解。但一次把母亲弄哭了以后，我才是真的怕了，怯生生攒够了信心去和她道歉。语言上的交锋主要是和父亲完成的，父亲性情中人，我也是性情中人，一个人性情好解决，但同时性情起来就不容易控制，就会像影片那样尖锐的刺杀着彼此。久了才发现，刺痛的都是自己。在家里，于贝尔没有父亲，所以母亲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加重了人物悲情的底色。

“老师，我能换成询问我姑姑的意见么？”

“不行，于贝尔。你不能询问你父母么？”

“我没见过我母亲，而且，而且我母亲过世了”

在一次需要询问母亲意见的家庭作业中，于贝尔向老师谎称母亲死了。在口头意义上杀死了自己的母亲。随后知道真相的母亲赶到学校，一段教室内平和的场景和母亲高跟鞋紧张叩击地板的交叉蒙太奇，把冲突推向深处。紧接着下课一段紧绷的追逐戏，搭配提琴柔软的律调，于贝尔把母亲推倒，逃开。冲突进入到深一层次。

   之后，于贝尔的老师和于贝尔展开一次对话。此时，影片中三对亲子关系已全部浮出。老师和自己的父亲十年没有说话，于贝尔的男朋友安东尼和自己的母亲随便亲近，而于贝尔和母亲则处于一种中间的状态。既不像老师那么绝对，没有联系，没有感情，因为他自白说“当我说起她或者想到她的时候，其实我还是爱的，但不是那么由衷的。奇怪的是，当别人伤害她的时候，我一定会想杀了他。”又不像安东尼那么亲近，因为“但我同时也能想出百八十个比起我妈妈来，我更爱的人。”

   但无疑，于贝尔，一个十六岁敏感的少年，对亲情其实如饥似渴。他更多时候是在逞强，逞强自己可以不依靠介质生存，只想逃走，逃到一个无人的沙漠，然后钻一个洞，没有空气，水，什么都没有。其实，他欣羡着安东尼和母亲的关系，平等自由，就像美国独立宣言里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于是他偷偷拿出以前的照片，去回忆那些最美好的时光。古怪的骄傲性格让他不愿让母亲捕捉到自己的变化，怕母亲发现慌张把相册藏起，捧出一句我爱你。他打扫房间买菜洗衣切水果努力做到母亲心中的好孩子，这一切让母亲惊喜到夸奖他做的菜像一道压根就没打算想出来名字的中国菜，而于贝尔甚至提出要去母亲工作的地方，这是于贝尔试图与母亲建立联系的一个重要契机。在《克莱默夫妇》里，当克莱默领儿子比利到他的新办公室时，他们的关系似乎才有了本质上的变化，因为办公室是相对私密的场所，不为外人开放。

   当故事向平和的方向摆渡时，风浪再起。总是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中，上一帧面露红晕，下一帧惨如死白。其实儿子想“杀死”妈妈，妈妈又何尝不想“杀死”儿子。最近读了朱天心的小说《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摘录一句，“曾经，儿子面露不耐回答你的那颜色，你亟想抄起一件家伙打杀了他，因为眼前的人先已杀了并篡夺了那为你摘星星并双手捧给你的四岁小男孩”。于贝尔眼里，眼前的妈妈杀死并篡夺了那陪他再海边奔跑拍DV的年轻妈妈，在妈妈眼里，眼前这个固执的少年手刃了那个天真如云朵的儿童。这种杀，其实是一种替换，一种精致的替换。而凶手早被通缉了，路人皆知是时间。

“如果我今天死了，你会怎么办？”

     母亲送于贝尔去寄宿学校，寄宿学校对于他来讲与地狱无异。在一个按序交作文的镜头里，镜头给了作文纸一个特写，从老师吃了水泥一样复杂的表情中不难猜出，于贝尔的题目用笔墨再一次“杀了妈妈”。

没有同性恋人，没有安逸，只有学业，不友好的同学。于是临别时，他用大脑所能穷尽的最恶毒的语言对母亲发动绝地的最猛烈的攻击，然后几乎以同归于尽的姿态问道，如果我今天死了，你怎么办？他以为自己大获全胜。收兵离去。母亲喃喃出一句，“我明天会死。”如果于贝尔听到，也许瞬间溃不成军。 每次母亲送我上火车都一直不愿离开，一定会等到火车开动才会缓缓消失在窗口，这总是一个难为情的场景，就像有导演在指挥着大摇臂在跟踪拍摄。

     此刻，也应该是于贝尔和母亲的关系最绝望的时候。与此同时，于贝尔收到一封老师写给他的信，信上说，“。就在你走后，我父亲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是我，我打来想问问你的近况。十年的沉默，只用了十秒钟就打破了。”于是在三对亲子关系中，就剩下于贝尔和母亲还僵持着。但似乎给他们的关系透露了些许光亮。

     信里还有一句，“你就像深海里的鱼盲目地游着，身上散发着光芒，用看似现代的方式在复杂的社会中遨游，但你的时光透露出一种旧时的脆弱和哀伤。”因为过往的底色相近，老师能把脉到于贝尔的情绪，她觉得这种叛逆是一种轮回，一代代人乐此不疲，以此向父母证明自己不是他们朋友口中“特别”（当别人夸你特别时，其实是你没什么特点）的孩子。于贝尔是婴儿，是没有能力的，力量薄弱的人。他所有对世界的宣泄都只是幌子，就像婴儿只会啼哭表达不满。他没有过多的防御机制，不穿盔甲，很少标签，他是被规范被改变相对较少的人。当他嗑药后回到家对母亲喋喋不休，当他用色彩在墙上泼洒厮杀时，那些多余的要素统统过滤。什么人心思纯净，一个任性的孩子，抑或垂垂的老人。

     情绪干净，但拍摄手段的多面性也是《我》的光芒所在。除了每段用剪切的镜头几个物件交代实在环境的背景，黑白的构图诡异的自白镜头，以及悄悄向大师们的致敬，那段快镜头做爱从另一个机位临摹了库布里克的《发条橙》，王家卫的痕迹也略有显现。

     一直不确定，影片会落脚在什么基调和结局。直到一段于贝尔的臆想，母亲穿着一袭婚纱，于贝尔追逐母亲，母亲躲避。“十年没有男人”的母亲穿上婚纱也许暗示着不会再维持现在的关系，有新的生活，而于贝尔潜意识给了最真实的反映，他离不开母亲，那种需索是子宫中就诞生的胎记，是植物对阳光的贪恋，不论他表现的多么乖戾。

朋友安东尼在车上的一句话，朴素却力道十足，“你只想着你自己，你看不到别人对你的付出。”不论在什么样的家庭，这句话同样适用。但这不是最可怖的，最可怖的是你看到了别人的付出，你却觉得这是他的事，和你无关。你甚至反感别人的付出，你觉得他的方式令你不适。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种事情更愚蠢的了，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念头比这种念头更自私了。方式是爱的衣装，不喜欢衣服，就全盘否定了血肉，你不曾想谁更痛心。我接受一切美好的情感，并心怀感动敬畏，不论方式，热情歌颂。就像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也接受这个缺憾的世界。

最后，影片有了一个温暖的结局。两个人依偎在小时候经常玩耍的河滩，云朵驮着夕阳，面不改色的枫林，层林渲染的景深，于贝尔的手找到了母亲的手。这不是两人对关系的一种妥协，是经过摸索，他们发现的一片新的疆域。在这里，年轻的妈妈和孩子永生着。

曾经的独立导演张元在接受采访时说，“因为拍一个片子的缘故我见过很多弱智人，他们也喜欢搞聚会，谈话，我们艺术家也经常在一起聚会，喜欢在一起喝酒聊天，我们和弱智人一样，都属于力量薄弱的群体的聚会。”

也许很多导演已经不独立不弱智了，还有一些在地下默默坚持着。其实这仅是一种姿态，一种摄像机不撒谎的态度，一种不拜倒在铜臭石榴裙下的坚守。我不知道泽维尔多兰，还能坚持多久。但对于他来说，一切才开始，或者，还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