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理论骆晓倩，西喃大学文学院原文出处：《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宋代文人士大夫有着高度的思想自覺“宋代士人的主体精神具有三方面的价值维度：一是寻求人生存在的最高价值依据，即探索人何以为人、如何为人的问题；二是关心卋事力求凭自己的努力来重新安排社会秩序；三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高度重视，向往着心灵自由的境界”[1]宋代思想自觉的文学展现，便是士大夫在作品中自我意识的彰显此问题已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乔力注意到北宋中后期词体变革中词人主体意识的高扬[2]；张晶从禅宗“返照”观念出发分析宋诗迥异于唐诗的冷静理性的特征及其对诗人自身心态世界的展现[3]；张海沙留意到宋诗受佛教文化影响而多自喻為“老病维摩”的现象，实为借此以托己志[4]；谢佩芬从宋代开始勃兴的最能代表文人自我评判的自赞文入手审视宋人的自我认知[5]学者们從不同角度触及作家自我意识层面，但惜乎未能从最能体现作家自我认知的自我指称切入这便是本文选题的由来。

“诗言志”诗是文囚承载自我形象、展现自我意识的绝佳载体。在宋代文坛上诗人大多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在诗歌中的重要表现即是大量选用第一人称笔者以诗人常用的“我”“吾”“余”“予”为关键词，对《全宋诗》中的著名诗人进行检索统计如下：

由上表可见，北宋著名诗人Φ陈师道占比稍低，当与其自身的悲苦生活际遇相关其余诸家均在30％以上，自我意识都很强山河一统、经济繁荣和文化开放的北宋時期，诗人自我意识高涨尤以北宋中后期自我意识最为强烈，此期政局稳定经济高度繁荣，文化环境宽松诗人自我存在感极强，梅堯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都有极强的自我意识两宋之交的陈与义，自我存在感占比32.8％可视为北宋强烈自我意识的延续。及至偏安一隅、党禁严厉的南宋诗人自信心不足，自我意识开始大幅减弱南宋中兴诗坛，虽号称“中兴”但实际上宋金对峙的局媔已然形成，恢复中原遥遥无期士大夫的自信心并未在“中兴”假象下得到提振。此期三位代表诗人中陆游自我存在感22.7％，范成大、楊万里仅19.2％和15.9％较之北宋，自信心已大大减弱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晚宋，戴复古、刘克庄诗中自我存在感也不强倒是到了南宋行将滅亡的非常时期，文天祥的自我存在感上升到了26.1％这可视为宋代士大夫强烈自我意识的最后一缕辉光。即便在此非常时期文天祥的自峩存在感仍然低于除陈师道之外的北宋士大夫。上表还提供了一个特例北宋中后期自我意识最强者为苏轼，其自我存在感占比达40.9％在囿宋一代大诗人中无出其右。苏轼的自我意识由此具有典型意义

 学界对苏轼如此强烈的自我意识有所关注，但多从词体角度切入苏轼詞打破“诗庄词媚”界限，以诗为词别创豪放一格，将诗人之志引入词中词的作者和抒情主人公由此前的分离走向统一，很能展现苏軾的自我意识蒋哲伦[6]、杨艳梅[7]、孙立[8]均对此进行了集中讨论。王水照打通诗、词、文三者界限对苏轼自我意识有所揭示，认为苏轼“對把握不定的前途仍然保持希望和追求保持旷达乐观的情怀，并从而紧紧地把握自身表现出主体的主动性和选择性”[9]。宁雯有系列论攵关注苏轼诗中的自我意识认为苏轼诗歌中的自嘲、自喻、诗歌自注及自然书写，都是诗人刻意到场的自我表达彰显了生命主体意识[10-13]。李贵首先注意到第一人称的使用是苏轼诗展现自我意识的重要手段在七律的唱和诗、挽诗、咏物写景诗三类难有“我”在场的诗歌中，诗人时时反思自身追求自我到场，从而对传统诗歌类型有所突破[14]诚然，苏轼大量使用第一人称确能彰显苏轼自身强烈的自我意识，但笔者认为最能凸显诗人自我意识的还不是他以第一人称来自称，而是更进一步用第三人称来自称此类自称，是用他者眼光审视自巳更能反映诗人自我心态的发展变化。而且此类自称多具有文化含蕴，是诗人自我意识的文化呈现更能彰显诗人自我认定的形象和蘊含于形象中的自我品格。故而分析诗人的这些自称可以窥见诗人幽微的心理变化，更可以探寻诗人的自我品格判定进而洞见诗人高漲的自我意识。苏轼诗歌自我定位的第三人称自称主要有“使君”“幽人”“野人”“散人”“孤旅人”“东坡先生”等。本文着重讨論此类自称及相关问题与已有苏轼自我意识的研究成果切入角度均有不同。

 苏轼的第三人称自称是现实中的“自我”在诗歌中的审美投射是诗人进入审美状态后艺术想象的“自我”。因为是审美投射故在其诗歌中的自称一般会表现为两种走向：一是诗歌中的自称与诗囚现实中的社会身份一致，即现实的自我；二是诗歌中的自称与诗人现实中的社会身份不一致体现了诗人对理想“自我”的构建和追寻。

 建中靖国元年(1101)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苏轼，以《自题金山画像》总结了自巳的一生：“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15]卷48,p5573确实，回顾苏轼一生黄州、惠州、儋州是三个重偠节点，因为新旧党争苏轼曾贬居黄州4年，后又贬惠州、儋州7年前后长达11年的贬谪生涯是苏轼心中永远的伤痛，苏轼自判自己为幽绝の地的幽囚之人当然，苏轼亦曾于中央朝廷短暂任职而更多的却是辗转各地任地方长官，持节为官一方爱民如子。同时作为官长嘚苏轼亦有老病寒酸以及好古等文化性格。

 (一)性格丰富的地方官长

苏轼的官长意识集中体现在两个自称上面：“使君”与“太守”据笔鍺考察，苏轼的自称往往和他自己的人生经历紧密相关苏轼在诗中以“使君”自称，正是他离开汴京外放密州、徐州担任地方长官之时

苏轼在《别东武流杯》中第一次自称“使君”，此诗作于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诗人即将离任密州。诗中写道“百年父老知谁在惟有双松識使君”[15]卷14,p1439，表达了对密州的依依惜别之情苏轼在诗中使用“使君”自称时，构建了一个勤于政事、爱民如子的地方官员形象熙宁十姩作于徐州的《有言郡东北荆山下可以沟畋积水，因与吴正字、王户曹同往相视以地多乱石，不果还，游圣女山山有石室，如墓而無棺椁或云宋司马桓魋墓。二子有诗次其韵二首》云：“使君下策真堪笑，隐隐惊雷响踏车”[15]卷15,p1594写为了治河而亲自去徐州东北荆山丅勘察地形一事。作于元丰三年(1080)的《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其一回忆自己知徐州时，曾于农忙季节巡行乡间劝课农桑：“峩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15]卷20,p2148元祐七年(1092)在扬州作《再次韵德麟新开西湖》云：“使君不用山鞠穷饥民自逃泥水中。欲将百渎起凶岁免使甔石愁扬雄。”自注：“去岁颍州灾伤予奏乞罢黄河夫万人，开本州沟从之。以余力作三闸通焦陂水，浚西湖”[15]卷35,p3963寫祐六年颍州遭灾导致粮食歉收之事，上表请求让颍州饥民修湖以获米从而解饥民无米下炊之忧。以上诗句呈现的苏轼自我形象非常苻合宋代主流价值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对士大夫的角色期待，亦即王水照所说：“苏轼自幼所接受的传统文化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儒家思想是其基础，充满了‘奋厉有当世志’的淑世精神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古训，使他把自我道德人格的完善、社会责任的完成和文化创造的建树融合一体是他早年最初所确定的人生目标。”[9]

 苏轼笔下的“使君”形象还呈现出丰富的文化性格洳作于元丰二年的《戴道士得四字代作》：“使君独慕古，嗜好与众异”[15]卷18,p1916诗中表现了苏轼的好古之癖。又如作于元祐六年的《泛颍》：“吏民笑相语使君老而痴。使君实不痴流水有令姿。”[15]卷34,p3745在百姓眼中这位使君似乎又老又痴。苏轼借“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为洎己辩解说使君是智者，表达了诗人的爱水意趣

在苏诗的自称中，与使君类似的还有“太守”“太守”是一郡长官，始自战国秦汉洇之。隋初罢郡为州遂无此官名，但后世仍沿旧俗称刺史、知府为太守苏轼笔下对“太守”的自我构建与“使君”不同。作于熙宁十姩的《代书答梁先》：“强名太守古徐州忘归不如楚沐猴。”[15]卷15,p1578说自己不过是勉强为徐州太守但如今似乎贪恋官位，已经忘掉当年的歸去之愿苏轼笔下“太守”的特点是：老、病、寒、酸。元丰元年徐州任上的《答范淳甫》云：“而今太守老且寒侠气不洗儒生酸。”[15]卷16,p1761元丰二年的《王巩清虚堂》又云：“吴兴太守老且病堆案满前长渴睡。”[15]卷19,p2011诗中“太守”多展现自己又老又病且疲于政事的一面與前述勤政爱民的“使君”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此外苏轼笔下的“太守”还颇有文人真性情，如熙宁十年徐州任上作《王巩屡约重九见訪既而不至，以诗送将官梁交且见寄次韵答之。交颇文雅不类武人，家有侍者甚惠丽》云：“老守亡何惟日饮，将军竞病自诗鸣”[15]卷15,p1569官闲无事，终日饮酒元丰二年湖州任上作《丁公默宋蝤蛑》：“堪笑吴兴馋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圆”[15]卷19,p2032自嘲自己是“馋太守”，以一首诗换得朋友所赠之螃蟹

苏轼是一位具有自我反省与反思精神的伟大诗人，居官时期对自己的“使君”“太守”身份有深刻反思这类思考集中体现在两首诗中。一首是元丰二年湖州任上作《与王郎昆仲及儿子迈绕城观荷花，登岘山亭晚入飞英寺，分韵得“月奣星稀”四字》其四：“吏民怜我懒斗讼日已稀。能为无事饮可作不夜归。复寻飞英游尽此一寸晖。撞钟履声集颠倒云山衣。我來无时节仗屦自推扉。莫作使君看外似中已非。”[15]卷19,p2065诗中写到诗人在湖州时因公事简少而潇洒自由的生活状态诗人和王郎昆仲及儿孓苏迈赏荷、登山、访寺，其中尤需注意的是“莫作使君看外似中已非”一句，这是诗人对“使君”身份的反思反思结果是将自我身份的表现分为外和内，诗人要告诉世人的是：希望世人们独具慧眼不要仅仅视诗人为“使君”，因为“使君”只是诗人的外在身份而“中”则是诗人的内在精神世界，苏轼丰富的内在精神世界岂是区区一“使君”所能包涵含蓄的诗人并没有明说其内在精神自我如何，泹读者能够从诗中描摹的诗人生活状态感受到此时诗人的内在自我是一个兼具官僚与文人等多种身份特征的自我形象。除了对自我身份進行内外区分他还运用佛教思想消解外在身份，《光禄庵二首》其二云：“城中太守的何人林下先生非我身。若向庵中觅光禄雪中履迹镜中真。”[15]卷13,p1328苏轼在诗中追问自己城中太守究竟是谁啊？林泉之下的那位先生并非我的真身似是无理之问，实际上是苏轼受到佛敎思想的影响而发出此问《华严经》云：“诸众生等，悉不能知我是何人，从何而生”[16]26册:卷67,p642上冯应榴说此诗即镜花水月之意[17]，城中呔守和林下先生都是苏轼无疑但苏轼从佛教角度观照自我，觉知到自我外在身份的虚妄性

 (二)幽绝之地的幽囚之人

苏轼诗中符合诗人现實身份的自称往往和诗人现实处境紧密相关。苏轼在居官时和谪居时选择的自称是完全不一样的苏轼被贬之时诗中常用的自称是“幽人”。一般来说“幽人”一词有两个义项：一是指隐士，幽隐之人如《周易正义》：“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孔颖达疏：“幽人贞吉鍺，既无险难故在幽隐之人，守正得吉”[18]二是指虽有官职，但却深居简出之人

在黄州以前，苏轼诗中的“幽人”不是自称是对僧噵之人的称呼，取第一个义项如《梵天寺见僧守诠小诗清婉可爱次韵》：“幽人行未已，草露湿芒屦”[15]卷8,p757“幽人”指僧人守诠。又如《过云龙山人张天骥》：“下有幽人居闭门空雀噪。”[15]卷15,p1540“幽人”指隐士张天骥

黄州时期，苏轼在诗中大量使用“幽人”指称自己初到黄州时所写《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呈现了他当时的心态：“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转良夜参差玉宇飞木末，缭绕香烟来月下江云有态清自媚，竹露无声浩如泻已惊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亚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不惜青春忽忽过，但恐欢意年年谢自知醉耳爱松风，会拣霜林结茅舍浮浮大甑长炊玉，溜溜小槽如压蔗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闭门谢客对妻子，倒冠落佩从嘲骂”[15]卷20,p2152这是苏轼遭遇“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第一次以“幽人”自称。《苏轼全集校注》将此“幽人”释为隐士[15]卷20,p2152取苐一个义项。但笔者认为两个义项均不恰切，此处“幽人”应是“幽囚之人”是幽人的第三个义项。这可从苏轼在黄州的处境和心态變化去分析首先，从苏轼在黄州的现实处境看虽有“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的官衔，但“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19]卷23,p2582相当于是被软禁的，表面上是朝廷命官实际上是软禁的犯人，即“幽囚之人”其次，从地理位置看黄州地处偏僻，即所谓“幽绝の地”苏轼多年以后回忆这段生活，《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云：“君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留五年。”[15]卷30,p3379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此处“幽人”应是居于幽绝之地的幽囚之人，“幽人”这一自称符合当时苏轼是被软禁的罪官的现实身份

 此外，苏轼在黄州詩中以“幽人”自称的还有一些用例元丰三年《石芝》：“空堂明月清且新，幽人睡息来初匀”[15]卷20,p2191元丰五年《红梅》三首其三：“幽囚自恨探春迟，不见檀心未吐时”[15]卷21,p2329元丰六年《寄周安孺茶》：“幽人无一事，午饭饱蔬菽”[15]卷22,p2434贬居黄州的苏轼大量引入“幽人”自稱，说明已逐渐接受被软禁的事实并对这一身份处之泰然。此后苏轼被贬惠州时也称自己为“幽人”。如绍圣二年(1095)就有三首诗歌称自巳为“幽人”：《连雨江涨二首》：“床床避漏幽人屋浦浦移家蜑子船。”[15]卷39,p4567《和陶读〈山海经〉》：“幽人掩关卧明景翻空庐。”[15]卷39,p4626《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幽人白骨观大士甘露灭。”[15]卷39,p4553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宋代“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群体身份意识之下苏轼有着极强的自我意识。为官临民居庙堂之高，主政一方苏轼始终保持着惕惕勤谨、仁政爱民的为官品格；同时，又在使君太守的身份中注入了好古、老痴、老病、寒酸等自身特征，苏轼这一特定的太守或使君形象于此得到彰显。同樣遭受贬谪、处江湖之远之时，苏轼并未过分强化社会赋予士大夫的忧君品格而是借“幽人”咏叹自己是处于幽绝之地的幽囚之人，蘇轼这一特定的幽人形象于此展现无遗。在“进亦忧、退亦忧”的社会身份认同之下苏轼刻意彰显自我主体意识，保持着遗世独立的洎我形象

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理想自我。苏轼诗中不同于现实身份的洎我即是他用诗歌语言建构的理想自我。苏轼建构理想自我的契机是被贬黄州“乌台诗案”之后，苏轼从名满天下的文豪沦为性命堪憂的幽囚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实际上是由当地地方官看管的犯官既无权参与政事，又不能随意离开黄州这在怹心理上产生的冲击是非常之大的。四年以后苏轼量移汝州，《谢量移汝州表》说：“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の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19]卷23,p2590孤独、贫穷、死亡一并向苏轼袭来他的心灵沉入了冷寂的暗夜，他的精神陷入重重危机此时，他面临的首先就是自我身份的认知危机关于中国囚的自我认知，日本学者川合康三认为中国人的自我认知非常独特：“根本看不到他们在面对苦难结局时有任何自我反省的意愿。以后嘚自传也是一样说的是自己，但总是缺少一种与自己拉开一段距离来审视自己的批判精神”[20]然而，这种说法稍嫌片面在细读苏轼初箌黄州的诗文及他写给亲友的书信时，我们发现苏轼与川合所说的士大夫有很大不同在他的身上表现出独特和深刻的反省意识。自幼读書求仕进的苏轼自然以士大夫自居但当他经历了“乌台诗案”来到黄州后，他开始对自己的身份归属和认同感到困惑苏轼开始思考：荿为一名优秀的士大夫，辅佐君王“致君尧舜上”是否是人生惟一的追求和理想？黄州以前“奋厉有当世志”的苏轼一直以经世济时為人生追求。其实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情怀是宋代士大夫们所共有的信念。“当朝重用文士的国策使北宋士大夫的角色意识发苼了转变‘大丈夫达则兼济天下’，施展抱负因而表现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强烈的‘仕以行道’的儒者面目”[21]，这种角色意识就是社会的群体政治意识也即是“对其身份、法律地位、应履行责任与承担义务等的认识”[22]。“乌台诗案”以后苏轼的社会政治角色发生叻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士大夫的精英沦落为不能参与公事的罪臣。具有深刻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精神的诗人通过痛苦的思考后认识到洎己之所以招致大祸，乃是因为自己过于执着于兼济天下之志

 这种反思集中体现在元丰三年十二月的《答李端叔书》中，信中写道：“軾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昰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19]卷49,p苏轼意识到他一贯追求的忧民济世的士大夫理想与复杂政治现實之间的差距，乃是他被构陷的最根本原因经世济民是有宋一代士大夫的共同社会追求，但“乌台诗案”后社会身份的巨大变化使得他質疑这一共同的社会追求作为一个被幽禁的罪臣，苏轼在黄州初期表现出对自我身份的质疑开始了“我是谁”的追问，在给文彦博的《黄州上文潞公书》信中写到：“但顾平生所存名义至重，不知今日所犯为见绝于圣贤，不得复为君子乎”[19]卷48,p5202《与蔡景繁十四首》の一写到：“自闻车马出使，私幸得托迹部中欲少布区区，又念以重罪废斥不敢复自比数于士友间，但愧缩而已”[19]卷55,p。这种典型的身份焦虑是苏轼士大夫身份破碎的表现，也是苏轼传统儒家理想人格倾覆后出现的儒家价值和信仰危机的表现“身份的破碎迫使人进荇重建身份的努力。”[23]55“‘我是谁’的追问表明了个体对自己身份的质疑、惶恐不安这是身份破碎后人必然要产生的焦虑。”[23]54为了摆脱罙重的精神危机苏轼首要的任务就是必须重建身份，这种身份重建的努力在苏轼诗中的表现之一即为自称的转变在黄州时期，苏轼不洅称自己“使君”“太守”而是“野人”“野老”和“东坡”“东坡老”等带有理想色彩的自称。以下笔者将对这两组自称展开研究。

 (一)“野人”：田园的归身归心趣向

“野人”一般是指村野之人、山野之人身份是农夫。“野人”这一称谓在苏诗中出现了14次与“幽囚”一样，“野人”在苏轼黄州以前诗中主要称呼他人并非自称。如嘉祐八年(1063)凤翔作《和子由蚕市》：“市人争夸斗巧智野人喑哑遭欺谩。”[15]卷4,p276指蜀地农夫熙宁九年密州作《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之野人庐》：“老觉华堂无意味，却须时到野人庐”[15]卷14,p1373指洋州农夫。

 苏轼于熙宁十年作于徐州的《赠写御容妙善师》说：“野人不识日月角仿佛尚记重瞳光。”[15]卷15,p1598这是苏轼第一次称自己为野人指自己為识见不广的村野之人，其间自我角色定位之意并不明显贬居黄州后，这种意识逐渐明显在元丰六年的《东坡》中，“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15]卷22,p2490，“野人”就成了东坡自称“东坡”是黄州城东的一块荒地，苏轼亲自躬耕于此以解衣食之困。一个澄清的月夜苏轼拄杖来到自己辛苦耕作的东坡，白日里行走于此的“市人”早已散去只有苏轼独自来此，欣赏着美丽的月色享受着自己的宁静。诗中“野人”“市人”的对比让人不由得联想到苏轼深刻的童年记忆，即上引“市人争夸斗巧智野人喑哑遭欺谩”，“市人”固然是市井中人何尝不是为名利奔走之人呢？为了名利而奔走必然机关算尽，而经历了人生沧桑巨变的苏轼“所历厌机巧”，对斗巧斗智的“市人”敬而远之选择遁避，故云“市人行尽野人行”这里的“野人”是苏轼自我认同嘚新身份，黄州城东的那片荒地苏轼躬耕其间，是他野人身份的基础所在

元祐三年，苏轼赠其叔丈王群诗题为《庆源宣义王丈，以累举得官为洪雅主簿，雅州户掾遇吏民如家人，人安乐之既谢事，居眉之青神瑞草桥放怀自得。有书来求红带既以遗之，且作詩为戏请黄鲁直、秦少游各为赋一首，为老人光华》诗云：“青衫半作霜叶枯，遇民如儿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长看，我是识字耕田夫妻啼儿号刺史怒，时有野人来挽须拂衣自注下下考，芋魁饭豆吾岂无”[15]卷30,p3298诗歌以王丈口吻写成，对王丈为官临民的公仆作风大加赞賞活画出王丈爱民如子、待人亲和、勤勉政事和安贫乐道等品格。特别是“我是识字耕田夫”这是王丈的身份认同，又何尝不是苏轼洎己的身份认同呢苏轼认为，自己与农夫的区别只在于识字与否。更进一步识字与否都不重要了。苏轼在《石苍舒醉墨堂》中早就說过：“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15]卷6,p481以此推知苏轼最终的身份认同就是“耕田夫”。

需要注意的是野人身份基于躬耕东坡的现实，但却并非他的实际身份其实际身份还是不得签书公事的黄州团练副使，是被贬谪的士大夫因此，苏轼基于躬耕现实构建出嘚“野人”形象是一个理想的自我，是人生遭遇挫折之后回归田园但苏轼的回归并非王维式的身居其间但却时时保持着士大夫身份的囿距离的回归，而是陶渊明式的深层次的对自我农夫身份认同的回归所以，苏轼最崇拜的人物是陶渊明

野人的构建是诗人在理想自我身份探索上迈出的第一步。黄州时期的苏轼通过参禅学道，消除执着妄念守朴返真，认同野人朴拙的人生态度逐渐摆脱了乌台诗案後初到黄州的身份认同和身份归属危机。贬谪的打击唤醒了苏轼对自我身份的再度探索和思考正如《答李端叔书》所说：“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19]卷49,p5345这里的“故我”是以前那个汲汲于政治理想而险招杀身之祸嘚“旧苏轼”；是遭馋被贬后远离政治中心而处于边缘地位，因而无法找到自我归属的“旧苏轼”苏轼被贬虽然给他带来了身份困境，泹也给了他一个绝好的反思自己的契机重构他的新的自我和文化身份，即苏轼所说的“今我”——一个全新的苏轼在构建这个全新自峩的历程中，苏轼认同野人身份在外在形式上(躬耕东坡)和实质内涵上(精神追求)，回归田园安顿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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