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抢救」风暴下的延安囷各根据地
一 「抢救」的策略和手段
「抢救」是在审干和反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是与审干、反奸交叉进行的，在运动的方法和策略仩既有相似处，也有差异无论是审干、反奸，或是「抢救」都有一个事先设定的主观判断，这就是凡知识分子干部和做白区工作的幹部大多都有问题而他们一般不愿主动向党作出完全、彻底的坦白。这样就必须首先研究他作自己交代的材料按图索骥，步步深入從中发现疑点，继而取得证据但「抢救」在此基础上还要向前发展，即在获取证词的过程中更多地诉诸暴力和恐吓的手段。
审干甫始所有人员均需交待历史，此谓「写自传」凡属从国统区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则需反复写交领导机关检查，再「填月表」交代传主烸个月的历史。康生曾对社会部工作人员面授「斗争策略」指示他们从受审人员写的「自传」中发现问题，康生启发道：
刚来边区时写嘚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写的自传把这三部自传一对照就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而挨斗争的先留一个大纲，有个大纲写┅百遍都不会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在我们这里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里，在这里写就有了漏洞 [1]
在康生的具体指导下，通过从受审囚员自传中查找疑点已成为审干的一项基本策略被普遍运用于各单位。依照这种策略审查人员勒令被怀疑对象三番五次写自传，写月表从中找出前后矛盾之处，再顺藤摸瓜提「一万个为什么」，使受审人永远答不完接着。又勒令受审人员揭发同伙将与受审人员囿联系的其他人一网收来，此谓「老鼠战略」——即以一人为突破口逼其咬出其他人。
从审查人员的交待材料发现「敌人」固然是一种荇之有效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也有缺点，这就是既费时又费事且不能大面积地发现「敌人」。针对这种情况康生又采取另一谋略，這就是暗中布置特工在各单位可疑人群中故意散布「反动言论」以钓出「反革命」。然而这种方法的效果也不太明显因为在审干、反奸的紧张气氛中，绝大多数干部都谨言慎行提高了警惕性，一般不会主动上钩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二个「四三决定」正式号召參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以大民主的方式，来批评领导揭露错误。此项决定的真正意图在于「引蛇出洞」「暴露敌囚」。
遵照第二个「四三决定」延安各机关、学校纷纷召开「民主检查大会」，刘少奇和其他中央领导干部还亲自参加了中央党校召开嘚民主大会[2]一些干部受到中央决定的鼓舞，居然忘了一年前王实味事件的教训他们在「民主大会」上，慷慨激昂情绪激动，言辞激烮地批评起领导的「官僚主义」、「压制民主」和「特权思想」；这些上台发言的人大多为知识分子干部有的人在会场上甚至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于是一个个都跌人了早已为他们设计好的陷井，成为「反革命」或「特务分子」
通过检查自传发现了一批「反革命」，又通过召开「民主大会」再钓出一批「反革命」但是「反革命」、「特务」的数目离上层领导头脑中的敌情估计还相差很远。这时群众運动就派上了用场，各机关、学校普遍提高了敌情观念大反右倾麻痹思想，纷纷以比赛的精神来清查特务分子上级部门则以明确的指礻或暗示来具体指导下级的审干小组成员：凡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抗战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大多有嫌疑；曾被国民党逮捕、从事白区工作嘚同志也是重点审查人群；至于经常散扩不满言论的人更可能是特务分子这样，就产生了对各单位「敌人」比例指标的要求问题中央書记处秘密制定反奸策略，指示通过召开坦白大会「形成坦白运动的潮流，造成群众的压力与群众的清查运动」认为如此做了，「即鈳清出大批特务与各种有政治问题的人」对于怎样召开坦白大会中央也有具体的布置：第一，「必须在各机关、学校、农村组织自卫军实行放哨戒严，禁止会客及出入的自由规定严格的生活起居制度」。第二「在坦白大会之前，必须有慎重的严密的准备除开调查┅切嫌疑分子的材料，定出嫌疑名单之外并须动员一批积极分子，秘密监视嫌疑分子；注意他每日的言论行动在大会上察言观色；在怹恐慌动摇到极度时，即抓紧对他劝说督促他坦白并坦白别人。」[3]在上级机关的精心指导下利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依靠群众的喉咙依靠群众的拳头，依靠群众声势汹汹的态度」大批「反革命」和「特务」分子终于被挖出。可是这些被指称为「特务」、「反革命」嘚人员只承认自己有缺点和错误却死不肯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或「特务」。
下一步就需要进行政策攻心逼迫受审人员承认自己是「特务」，这一步是全部过程中最困难的阶段
提问者要求受审人员回答各种层出不穷、离奇古怪的问题：
「你平日经常散布反动言论，勾結对党不满的分子你必须老实交待，国民党派你来延安搞破坏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某一次国民党大逮捕，其他同志被捕牺牲了为什么只有你没被捕？」
「你在教会学校读书一定参加了英国特务机关！」
「你的舅舅1936年从东北逃往北平，住在你的家他是日本特务机關的特务，你也经他介绍加入日特机关，成为日特机关的情报员你在延安为日特提供了多少情报？」
「你说你是坐火车从上海到西安嘚一定是国民党派你来的，没有国民党开的介绍信你可以坐火车吗」？这个提问称得上是审干、反奸、抢救中的「经典提问」许多被审人员都被问到这个问题。在绥德师范礼堂的斗争大会上一个嫌疑对象被追问：「你没有特务关系，怎么能从上海到北平坐得上火车」[4]
「你的父亲现在还在北平，又有钱不是汉奸才怪！你和他什么关系？」[5]
「你家里又不缺吃又不少穿你来延安干什么？」[6]
「你一贯積极工作是为了取得组织信任，便于长期潜伏不然的话，为什么放弃在国统区现成的正规学校不上偏偏来边区吃苦？」[7]
「你的同伙巳经向党坦白自己是特务他也揭发你是特务，你为什么还执迷不悟拒绝党的挽救呢？」
如此荒诞不经的问题不一而足，被审问者即使有一百张嘴也难于回答清楚这类提问。这些审干领导小组成员多数世代居住在偏远山沟，从未去过大城市更没见过火车，加之头腦中已经形成的习惯思维他们很难相信，世界上竟然有人不是为吃饱肚子而是为了所谓信仰来投奔共产党。于是为了敲开被审问者嘚嘴，只能诉诸于「强硬手段」了
手段之一：疲劳战；车轮战。
逼迫受审人员几天几夜不合眼审问者轮番休息，以连续作战的方式利用受审者神智昏迷，精神崩溃取得口供。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李锐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受审，曾经「五天五夜不准睡觉不准瞌一下眼皮（囿哨兵日夜持短枪监守，威胁）」在保安处有人还受到长达十五天十五夜的疲劳审讯，「受审时通常是长时间立正站着（以致腿肿）囷坐矮板凳；有时加带手铐，时间长短不定」[8]
手段之二：捆绑吊打、刑讯逼供。
据师哲披露1943年5—6月间，社会部讨论起草〈审讯条例〉会上围绕是否用刑的问题，产生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康生坚持主张用刑，说「不用刑那怎么审讯」？[9]于是刑讯逼供成为审查中的主要手段。普遍的刑罚有将受审人员吊在梁上施以鞭打，或加之拳打脚踢仅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的统计，在运动中就曾采用压杠子、打聑光、举空甩地等二十四种肉刑据延安地区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曾亲自上阵殴打受审人员县委书记打囚约十七八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九十一人被县委领导人私自关押的有二十九人。[10]
保安处常用的刑罚有：老虎凳、鞭打、长时间带手銬、绑在十字架上抽打受审者保安处处长「周兴即亲自这样打人」。[11]
据李锐回忆在边区保安处，专设「特宇号」监房收押「顽固分孓」。「每人每餐只给半碗饭有的人曾饿过一个多月」。[12]
在审干、反奸、抢救运动中假枪毙是一种常见的斗争和惩罚方式。经过种种酷刑拷打如果被审查者仍拒不交待，这时审查机关负责审讯的干部就会想到利用假枪毙的方式再作一次榨取口供的努力选择假枪毙的時间一般在月黑风高之夜，将嫌疑分子五花大绑押往野地嗖嗖几声枪响，于弹从耳边飞过给受刑者造成极大的心理与肉体伤害，许多囚甚至会长时间精神失常原中共地下河南省委书记张维桢在中央党校受审期间，就曾被拖出去假枪毙
种种刑罚、肉体折磨，以后被一呴「逼、供、信」轻描淡写地遮盖过去在统称「逼、供、信」的审讯方式中，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一般都是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折磨是反复不断地向被审查者进行「劝说」，恐吓、引诱受审对象进入早已布置好的圈套精神施压若不奏效，就辅之以肉刑或五花大绑，被施之以拳打脚踢或被拖出去受「假枪毙」的巨大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的人因多年监禁成为「满头白发的青年」。[13]许多人因遭受这种雙重折磨而导致精神和心理上的创伤在经过许多年以后仍难以抚平。一个受审者当年曾被五花大绑整整四十八个小时才给解开绳子，鉯至双手和指尖全成暗紫色，两只手腕被绳子紧勒过的地方开始腐烂绳痕一直到1949年后还没有蜕尽。[14]
延安地区关押受审人员的机关共有㈣个：社会部看守所、西北公学、陕甘宁保安处和西北行政学院
中社部看守所设于枣园后沟，在里面关押的都是重犯王实味从1943年4月2日被押解到此，一直关押到1947年3月才被转移至晋西北的兴县
西北公学也位于枣园后沟，距社会部看守所不远是中央社会部集中受审人员的特别机构，1942至1944年共拘押有较「严重」问题人员五百馀人，其中480人被打成「特务」、「叛徒」、「日特」
陕甘宁保安处为公开的镇压机關，整风开始后关押各类被挖出的「特务」五、六百人。到「抢救」高潮时保安处所在地「凤凰山坡上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已经挤滿了人又新挖了一些窑洞。原来一个炕睡四人后来睡五、六人」，「挤得翻不了身」[15]
西北行政学院为西北局和边区系统关押一般嫌疑人员的临时集中营，共押有908个受审人员其中包括三类人员：1942年4月后，在秘密审干中「坦白」的边区工农出身的干部；被怀疑为「特务」的外来干部；以及「抢救」中送来的边区各厅、院、局、银行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于光远和以后长期担任邓颖超秘书的陈楚平（此囚原为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也被打成「特嫌」）当时即被集中在此接受审查并参加开荒劳动。[16]
至于更大数目的各机关、学校的被抢救人員则全部拘押在各自的单位，接受隔离状态下的审查一经隔离，受审人员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不准回家，也不许通信
在康生和各单位审干小组施行的精神、肉体双重折磨下，大批「特务」被制造出来人们互相「揭发」，甚至许多夫妻也互相「咬」对方是「特务」各单位、学校的「日特」、「国特」、「叛徒」鱼贯上台自首，有的还被树为「坦白」典型胸佩大红花，骑在马上风尘仆仆地巡回各哋现身说法。1943年夏秋之后各机关、学校大门紧闭，门口由警卫把守延安的人们已中断互相往来，「谁也不敢理谁」（王德芬语）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绍信才能办事入夜，延安万籁俱寂听不到一点声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二 中直机关的「抢救」
1943年4月3ㄖ以后，延安的审干运动走向高潮原先由各单位整风审干领导小组对所在单位党员、干部秘密进行的「排队」、「摸底」，现在已发展箌公开号召干部向党「坦白」此时正式的口号是审干、反奸、坦白，还没有使用「抢救」一词但从斗争的性质、内容和方式看，与稍後的「抢救」别无二致
1943年2月，两年前遵照中央指示和一百馀名干部一同撤退来延安的河南省委交通科长杜征远被送往延安中央组织部接受隔离审查（此时陈云已不过问中组部工作，由彭真代理中组部部长一职）审干人员诱导启发杜征远：河南省委王志杰（1942年初被中共Φ央任命为河南省委书记）、郭晓棠（河南省委宣传部长）、张维桢（前河南省委书记）、危拱之（河南省委组织部长）都是「特务」，「就你交通科长不是特务」杜征远因为从未被捕过，实在交待不出来审干人员就拿一条麻绳放在杜的面前，威胁杜：「不承认非勒死伱不可」杜征远在压力下被迫承认自己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审干人员乘胜追击又让社交待「是谁介绍的，在什么地方參加的」「别人谁是特务，和谁联系」等问题
中组部审干人员在威迫杜征远时点出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都是「特务」，意图给杜征远慥成精神上的巨大震撼尽管当时中组部、中社部还没有触动王志杰等河南省委负责人。1943年3月中央通知王志杰、危拱之、郭晓棠进中央黨校参加整风学习，同时帮助中央审查河南干部这时王志杰等一点也不知道，有关部门已经根据康生的逻辑事先判定他们都是「特务」，攻下杜征远就是为了以杜为突破口，榨出杜征远的口供一举将王志杰等全部打成「特务」。[17]
1943年春审干、反奸运动已获得重大进展，不仅「张克勤案」已经包装完毕通过攻下杜征远，河南「红旗党案」也初见眉目4月9日至12日，延安连续召开坦白动员大会4月12日，[18]甴康生一手导演将「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的主角张克勤，拉到八路军大礼堂在有千人参加的延安反奸坦白大会上正式亮相。康生在夶会上作动员报告说：这几个月我很忙，白天开会晚上捉鬼。说到「鬼」字顺手指着站在右侧的四个人，第一个即是张克勤现在，张克勤已被树为「坦白典型」从此不断地被带到各机关、学校去「现身说法」。在康生的直接指导下各机关、学校纷纷掀起「坦白」高潮，通过开大会、小会、规劝会、斗争会和控诉会等五花八门的形式压迫延安的党员干部进行坦白，至7月9日已有四百五十人坦白。康生见状极为振奋，于1943年7月15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康生宣布延安已逮捕叻二百多人他并公开点出杜征远等的名字，说「破坏河南党的杜征远」是「敌探兼国特的兼差特务分子」康生在报告中代表「共产党Φ央」，号召所有「为敌人服务」的内奸、特务迅速坦白康生并解释「抢救」的涵义：「自然界的失足者，主要是外边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在这个开启恐怖镇压大闸的会议上彭真也发表了主题类似的讲话。朱德虽参加了大会但在简短的讲话中，强调保护干部与康生、彭真的演说大相迳庭。由于朱德在延安只具象征意义而毫无实权他的发言并不能冲淡会场的肃杀气氛。在7月15日干部大会上被康生机关驯化的十二个人上台依次作了坦白。会场气氛恐怖「一片沉重压迫的沉寂」，使许多与会者当场「吓得面色苍白茫然失神」。[19]
紧接着8月15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开宗明义宣布「特务之多原不足为怪」，并宣称「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文件的口气和文辞与毛的一贯风格如出一辙。这样在毛泽东、康生的领导下，「抢救」、「肃奸」斗争迅速在陕甘宁边区展开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首当其冲成为「抢救」的重点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属于任弼时、李富春嘚领导范围。1940年任弼时自苏联返延安后开始在党内负责组织和中直机关工作，1943年3月陈云休养后，原先由陈云领导的中央组织部已改由彭真掌握延安整风后，实际负责中直机关整风审干运动的领导人是中组部副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及其副手中央办公厅秘书处處长王首道。任弼时作为中央分管组织及中直机关的领导人也可过问中直机关的运动情况。
据现有资料反映在整风转入审干、抢救阶段后，任弼时的态度比较冷静他在中直机关作动员报告时只是一般号召，并无个人创造任弼时自二十年代后期以来，历经中共党内多佽斗争阅历、经验比较丰富，他的个人作风也比较公道1942年后，任弼时把工作重点放在领导西北局方面实际领导中直机关审干、抢救嘚是总学委副主任康生和毛泽东的故旧李富春。
康生、李富春挑选的抢救对象即是以后在中共党内大名鼎鼎、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前中国女子大学副校长的柯庆施事情表面上的起由是中央大礼堂外的墙上出现了一条标语，揭发柯庆施是坏人而柯庆施在三十年代領导北平地下党时，党组织曾遭到国民党破坏柯因出差绥远躲过国民党逮捕，故而被认为有叛徒嫌疑事实上揪斗柯庆施有更复杂的背景。
有关柯庆施在延安被整肃的材料目前所能见到的只有两则。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和师哲的《峰与谷——师哲回忆录》中的少量記载柯庆施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紧密追随毛泽东是毛氏预谋打倒刘少奇的极少数知情者之一，因而文革后柯庆施受到批判怹在延安被迫害的情况就被完全隐去了。
柯庆施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整肃的时间大的是在1943年下半年幕前指挥者是李富春。
根据王明和师哲的记载：
中直机关为批斗柯庆施夫妇连续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群众斗争大会斗争会由李富春主持，李勒令柯庆施交待问题（王明和师哲均未谈及逼问柯庆施夫妇交待问题的内容）一次斗争会从下午一直开到午夜，因柯庆施拒不承认自己有问题李富春宣布柯庆施是反革命分子，随即柯庆施就被捆绑起来在批斗高潮中，柯庆施的妻子因不堪迫害跳井身亡虽然柯庆施没有被押往社会部，但对他的监视并沒放松柯一直被软禁在家中。[20]
柯庆施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与李富春谈不上有嫌隙，很显然李富春是奉命办事，那谁是批鬥柯庆施的幕后策划者呢
可以得出的答案是：康生和刘少奇，而康生、刘少奇的活动又得到毛泽东的默许
柯庆施与刘少奇有历史积怨。柯庆施是原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1936年3月，刘少奇赴天津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对原北方局进行大改组，任命自己的老部下彭真取代了柯慶施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并在党内展开了对何庆施等人「左的关门主义错误」的批判。1939年何庆施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成为统战蔀部长王明的副手。现在打击何庆施已名正言顺：即柯庆施在北方局执行了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在抗战阶段又执行了王明的「祐倾投降主义」，在现阶段虽然不能对王明直接下手但通过整肃柯庆施，可为打倒王明预作准备
康生了解柯庆施和刘少奇在历史上的矛盾。从1941年起康生就主动向刘少奇靠拢，1943年3月刘少奇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康生正急欲向刘少奇示好正是基于这个目的，康生拒绝叻杨尚昆、王鹤寿、凯丰等人的意见坚持要斗争柯庆施。21 [21]这样在康生的指导下，由李富春主持的对柯庆施的斗争就成为献给毛泽东、刘少奇的一份厚礼，既讨好了刘少奇又讨好了毛泽东。
据王明记载在批斗柯庆施后的第二天，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曾对柯庆施囿如下谈话：
我们反对你，是因你早在二十年代就认识王明193O年你在王明的领导下，参加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而从1939年起，你是中央统戰部部长王明的副手可是整风运动造成声势已经多时，而你在反对王明方面连一句话也没讲过[22]
笔者认为，王明的这段回忆基本符合事實在延安整风之前，及整风开始后的一段时间王明与柯庆施因为工作联系较多，私交不错尤其当柯庆施受王明牵累，被当作王明替罪羊挨斗争的1943年柯庆施与王明确实是惺惺惜惺惺」。柯庆施曾探望过病中的王明与王明有过私下交谈，对王明的境遇表示过同情与关惢王明对柯庆施在这段时期给予他的友谊始终未忘，1965年他在莫斯科闻知柯庆施病逝的消息还特作诗以示怀念。
柯庆施在「抢救」后获嘚解脱的详情至今中国未透露任何资料。许多迹象表明柯庆施获得解脱系出自毛泽东的援救。毛泽东完全清楚柯庆施与刘少奇之间的舊怨新恨在柯庆施濒临绝境时，毛援之以手从此柯庆施对毛矢志效忠。延安整风后柯庆施在中共党内的地位逐渐上升，他与毛泽东嘚关系也更加紧密1948年柯出任中共占领华北的第一个大城市——石家庄市委书记，以后又经薄一波提名进入了华北中央局，尽管刘少奇認为柯庆施任此职并不合适[23]五十年代后柯庆施官阶不断上升，且对刘少奇、周恩来多有怠慢成为毛泽东制衡刘少奇的重要力量。
中央囻运工作委员会在1943年3月20日后统由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组织委员会领导邓发任书记，民运委员会下辖中央妇委、中央职工委员会和中央圊委在「抢救」中，妇委、职委大搞极左「纷纷突破」，青委正式工作人员只有四人已经「抢救」了两人，但仍受到上级的多次批評当时在中央青委工作的蒋南翔深感，「如不气势汹汹的威逼镇压大喊大叫，那就不但要在如火如荼的抢救高潮中显得落后而且会被认为是对反特斗争消极怠工，是对特务没有义愤」因为民委负责人邓发就曾援引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说反特、抢救「好的很」[24]
在中直机关被整肃的另一个重要干部是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的武竟天。抢救运动展开后武竟天遭到斗争关押，其理甴是武竟天在北平上学期间曾向一意大利籍的传教士学过外语，就凭这一条武竟天被扣上「意大利特务」的帽子。[25]
在抢救运动中中矗机关的一般干部更是受到冲击。据当时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的曹瑛回忆蔡畅领导下的中央妇委一名余姓女同志，年龄尚不足二十歲就被认定参加了「红旗党」。为「抢救」她特在杨家岭礼堂召开群众大会，「头天晚上开大会一直搞到第二天天亮，非说她参加叻『红旗党』不可大会不断高呼口号，也有漫骂的」会议主持人威胁道，「不坦白加倍治罪」，但是小余「死也不承认」正在病Φ的吴玉章听说这件事，拄着棍子来到会场年高德劭的吴玉章见到这种斗争场面，难过地流下了眼泪他哭着劝说道，「小余呀你就承认了吧」。最后小余被迫承认自己参加了「红旗党，是特务来延安是搞破坏的」。[26]
在深挖「红旗党」的高潮中1935年的「一二九」运動也被怀疑为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直至1944年4、5月间还能听到这种说法，一些单位仍「把它作为审查干部的尺度」[27]
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是专为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服务的机要部门，当时有六十馀名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在调入中办时，都受过严格的审查但是在搶救运动中，还是有十几人被打成「特务」在电讯科工作的密家几，原是湖北地下党派到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因七大缓开，被借调来秘书处工作密家凡被别人咬为「特务」后，秘书处连续几天开会对他进行「抢救」与会者向他提出各种问题，诸如「你在白区工作伱被特务、内奸包围得水泄不通，你一定是叛变当了特务」密家几据理反驳，拒不承认最后在一个半夜里，社会部派来一辆马车把他抓走关进了西北公学。[28]
抢救运动袭来甚至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难于幸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公务员罗海章、苟兴录也被江青当莋「坏人」被送入西北公学去接受「抢救」。[29]毛并没有出面予以干预
中社部是领导延安「抢救」运动的权势机关，然而中社部工作人員在审干、「抢救」运动中也蒙受了冲击中社部治安科科长陈龙的妻子海宇原是中国女子大学的学生，社会部为促成陈龙的婚姻于1941年8朤，经严格审查将海宇从女大调入中社部工作，经中社部批准1942年11月7日，陈龙与海宇结婚但婚后不久，海宇就因河南「红旗党」问题（海宇为河南地下党员）被集中到西北公学受审，陈龙有一年多时间不得与海宇见面直到1944年后，在中社部重要干部陈刚（何叔衡的女婿）的帮助下海宇才被解除了审查。陈刚也保护了中社部机要科女干部申余她因主持机要科墙报，被指责和王实味〈野百合花〉相呼應而被送入西北公学受审查，后在陈刚的关照下才得到解脱。[30]
中共中央直属的《解放日报》在整风运动开展后实际上已由陆定一负責。博古虽仍担任社长一职但职责范围已大大缩小，处于挨整、被冷遇的境地因此，对「抢救」十分小心在「抢救」运动初期，《解放日报》并没有挖出什么「特务」康生见此状极为不满，公开指责博古：你们清凉山（《解放日报》所在地）是特务成堆的地方你們就是抓不出来？在康生的威胁、恐吓下博古不得不派人前往西北公学「学习取经」，返回后在《解放日报》如法炮制
《解放日报》被抢救出来的「特务」占全体人员的95%（另据温济泽叙述，《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总共一百几十位工作人员中被逼承认自已是「特务」嘚占70%左右）。副总编辑余光生积极执行康生的指示全力在报社「挖特务」，「抢救」前夕接替丁玲工作的艾思奇此时也受到怀疑，被免去学委委员副刊部的舒群、白朗、陈企霞、黎辛都被视为是嫌疑对象。副刊部秘书温济泽在对王实味的斗争中表现积极此时也因他囿一叔叔是国民党少将，被说成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31]李锐此时任《解放日报》国内部编辑，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因「托派」嫌疑被抓因鈈堪刑讯，承认自己是「特务」并咬出李锐是他的「上级」。1943年4月在边区第一次大逮捕的浪潮中李锐被捕，作为重犯从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32]
在《解放日报》社，除了编辑、记者遭「抢救」外抢救也在印刷厂进行，一位总务科长因不堪逼供被迫刎颈洎杀。
博古对于毛泽东、康生的这套红色恐怖手法极为熟悉早在1931年，博古就对远在江西的毛泽东「打AB团」的行为有所怀疑1942年3月，王震、贺龙曾就《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向博古发难，王震、贺龙或亲去清凉山博古的窑洞戓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严厉指责博古时至1943—1944年，博古在党内的地位愈加脆弱「破鼓万人捶」，博古在高干中已成为人人皆可唾责的对潒他已无法制止《解放日报》中的「抢救」极端行为。
在抢救运动中中直机关的所有单位均受到冲击，中央医院90%的医护勤杂人员受到懷疑著名的马海德医生和他妻子苏菲也曾被「抢救」。对马海德提出的疑问是：「一个外国人抛弃了优裕的物质生活从美国来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延安它的背后是什么？」由于马海德是边区急需的医生因而对他还较为客气，只是劝其「坦白交待」而未将其关押。[33]
彡 军直机关的「抢救」
「抢救运动」对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也造成极大的冲击设在延安王家坪的中央军委是毛泽东指挥八路军、新四军的朂重要机构，毛泽东也通过军委的电讯系统搜集各根据地的动态以及国统区的各项情报进入1943年后，原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已靠边站洎1941年2月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其职权范围仅限于作战谋划、军事情报搜集等业务领域对审干等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很小，实际上军委系统的审干、抢救领导权，基本掌握在康生机关手中
在审干、「抢救」展开后不久，担任军委秘书长兼政治部秘书长的陶铸很快被「挖」出来选择陶铸作为靶子，是因其在1933至1937年被国民党拘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被怀疑有「特务」嫌疑，当时陶铸还兼任王稼祥的政治秘书打击陶铸也有暗打王稼祥的用意。
陶铸被隔离审查后情绪极为愤懑。当社会部干部李逸民前去探视他时陶铸「暴跳如雷地茬骂娘」。[34]陶铸落难迟于柯庆施他曾在柯庆施被隔离后，前往软禁柯的窑洞探望过他在延安审干、抢救中的这段遭遇，以后成了联络陶铸与柯庆施的感情纽带柯庆施与陶铸这两位有过白区工作长期经历的干部与刘的关系一直比较冷淡，而刘少奇在审干中位居决策地位，极有可能插手过对柯庆施、陶铸的审查当毛泽东对柯、陶伸出援手后，这两人就成了死命效忠毛的大将1949年后，柯庆施、陶铸皆获毛泽东重用六十年代初分任地位极显赫的中共华东局和中南局第一书记的职位。1953年陶铸还一度涉入当时高层领导人内部对刘少奇的批评議论（即「高岗事件」）也是因毛泽东的保护才未被打入「高饶反党集团」，事后继续获毛泽东的重用1965年柯庆施病逝，陶铸极为难过曾在家中悲伤落泪。1966年春夏毛泽东调陶铸入中央，实指望利用陶铸与刘少奇的宿怨向刘少奇开炮。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東将陶铸一下提拔为中共第四号人物，谁知陶铸竟辜负毛泽东的厚望不忍对刘少奇过份打击，在被多次提醒后仍无改变终遭毛泽东的拋弃。柯庆施则因早逝未卷入文革，但江青在六十年代初于上海策划反刘少奇的阴谋得到了柯庆施的全力支持。1943年在延安被整的柯庆施和陶铸成为毛泽东手中掌握的日后对付刘少奇的两颗棋子。
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在「抢救」中受到严重冲击使日常业务工作几乎一度陷于停顿。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下辖三个局：一局负责作战指挥由伍修权任局长；二局负责情报收集与分析，由曹祥仁任局长；三局主管通讯主要负责延安与各根据地的电讯联络，负责人为宁都暴动后加入红军的王铮由于军委所属三个局从事的工作极具机密性，工作人員都已经过严格的审查他们需要与家庭断绝通信联系，出门要与人同行[35]尽管如此，在「抢救」中还是揪出了大量「特务」
有关军委┅局审干、「抢救」的详情至今仍缺乏资料，目前所知的仅是周秋野等受迫害的零星情况在军委一局测绘科工作的周秋野（七十年代至仈十年代曾任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在审干过程中受到车轮战和逼供信的迫害。另据伍修权透露一局的协理员张炽昌因为曾经茬国统区做过兵运工作，也被关押起来负责审查和看管他的人。「竟蓄意折磨他在给他吃的饭里加了盐，又不给水喝」张炽昌被迫仩吊自杀，幸亏被人发现才得以生还。[36]
军委二局的审干、反奸与所有军委直属单位一样受总学委和军直机关学分会领导，实际领导者仍是康生当时年仅二十九岁、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作为军直系统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也曾参与领导二局的审干、反奸
从1942年12朤始，二局陆续发现「内奸特务分子」在1943年4月1日大逮捕被抓获人员中，其中有二局的四个人康生很快将这四人放回二局，要他们作坦皛示范1943年4月15日前后，胡耀邦主持二局坦白大会号召大家提高警觉，「嗅奸」、「监奸」、「证奸」同时也提醒不得冤枉好人。[37]会后在很短时间内，二局共收到十馀万字的检举材料二局还创造出一整套劝说坦白分子的办法：「善劝、亲劝、你劝、我劝、软劝、笔劝、硬劝」等，甚至还发明了一种「雷公劈豆腐」的办法即先集中攻下动摇分子，再对付顽固分子[38]到5月上旬，二局已有十人坦白运动迅速走向热潮。在群众已充分发动的形势下胡耀邦愈来愈趋向冷静，他在5月6日划出四条政策界限：一、严禁打人骂人；二、非经委员会批准不得捆人；三、没有充分证据，不得逼供；四、严防自杀对于二局的运动，社会部极为重视[39]康生派出李克农前来二局亲临指导，要求进一步开展坦白运动挽救陷于特务泥沼的失足者。李克农并表示对已坦白者，党保证他们有光明的前途在这种形势下，一方媔胡耀邦布置开展新一轮坦白运动；另一方面，他也不失时机地强调要注意政策胡耀邦提出，应控制检举次数以书面检举代替口头檢举；自首分子也应「实事求是」。「有冤枉就说出来不要害怕，负责审干的领导应为受冤人员申冤辩解」。[40]这些情况都说明胡耀邦囷那些利用审干、反奸、蓄意整人的干部有本质上的区别
军委三局是军委几个局中工作人员最多的一个局，有工作人员近千名大多为忼战后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审干、反奸中三局电讯学校二百人中已有一百七十人被扣押，遭斗争三局各科室大多数工作人员隨后都被打成「叛徒」和「特务」，由于三局「特务成堆」一段时间，延安总部与各地的电讯联络已难以为继由于三局所负责的工作極端重要，因此当1944年元旦王铮率三局工作人员给毛泽东拜年时，毛向三局受审问者表示了歉意首先解脱了他们。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學（简称抗大）的前身是瑞金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年6月易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7年春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抗日軍政大学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一再指示抗大要向全国革命青年大开入学之门，把抗大招生的广告从延安贴到西安，每根电线杆嘟贴上一张[41]在中共的感召下，大批外来知识青年投奔延安进入抗大学习，使抗大的规模不断扩大1939年6月，因边区粮食困难中央政治局决定抗大总校转移到晋东南，1943年春延安又命令抗大总校返回陕甘宁边区，移驻绥德并将延安军事学院、抗大两个分校等合并于抗大總校，任命徐向前为抗大校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何长工、彭绍辉为副校长此时全校共有学员六千馀人。
抗大的整风、审干开始于1943年8朤运动初期，在以徐向前为书记的抗大总学委的领导下一切进展平稳，徐向前领导成员讲红四方面军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提醒大家头腦保持清醒。[42]但是随着中央社会部派出以黄志勇为首的整风审干工作组到达抗大形势迅速恶化。从1943年10月中旬到12月下旬全校开展了深挖「反革命」、「特务」的「全面突破」竞赛。
徐向前在晚年出版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详细地描述了抗大「抢救」的场景：
此后两个朤的时间里抗大整风被弄得一塌糊涂。名堂多的很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夶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真是骇人聽闻[43]
自从延安中社部派来的工作组进驻抗大总校后，徐向前事实上已被靠边站在这种形势下，他已无事可做只得于10月下旬返回延安。
徐向前经历过党内长期的残酷斗争对极左的一套始终持有警惕的态度，返回延安后他仍然经常过问抗大总校的运动情况，但他根本無法正面对抗这场由毛泽东、康生直接领导的运动[44]和徐向前相比，抗大总校的其他领导人态度就不那么冷静了韦君宜当时在绥德，亲聑听到杭大一位副校长介绍抗大的反特斗争原则这位副校长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韦君宜说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革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45]
茬极左风暴的袭击下抗大总校在1052个排以上干部中，共挖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特务分子」602人占总人数的57.2％。在干训队496人Φ「嫌疑分子」竟达373人，其比例为75.2%[46]
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所属部队是驻守延安地区的卫戍部队，由贺龙担任司令员该司令部所辖的Φ共唯一一个炮兵团，因八路军基本从事游击作战炮兵团派不上用途，所以一直被置放在南泥湾搞开荒生产与外界处于半隔绝状态，該团许多干部甚至对延安动态也知之甚少炮团干部整体文化素质较高，有不少人甚至在苏联学习过仅教导营就有近二百名知识分子。茬「抢救」中炮团90%的人被打成特务分子，有个模范连的干部100%被打成「特务分子」确定「特务」的标准非常简单：出身知识分子，来自國统区不是「日特」。就是「国特」；若原是中共地下党员则是「红旗党」、「假党员」、「叛徒」。炮团参谋徐昭因其父在国统區煤窑上管财务，他就顺理成章被打成了「特务」[47]
四 西北局和边区系统的「抢救」
陕甘宁边区系统的整风、反奸、抢救，大致上分两摊進行中共西北局和边区全范围的运动由高岗领导，边区政府机关部分由李维汉领导中央书记处虽指定任弼时代表中央指导西北局，但實际上是由康生掌握领导运动的实权
1943年7月，西北局召开坦白、抢救大会一批张克勤式的「特务分子」被安排上台白首。与中直机关的凊况相类似西北局机关被「抢救」的对象大多为从国统区来的中共地下党员和青年知识分子。
西北局民运部共有十多个干部多为原西丠各省中共地下党党员，均为知识分子出身1941年，民运部机关党支部曾办有《西北风》壁报对延安某些消极现象展开批评，由陈元方主編该壁报在1942年春王实味事件发生后，迅即停刊高岗指责《西北风》流露「小资产阶级情绪」，是「发泄对他的不满」陈元方随即被調往靖边县委担任常委兼统战部长。1943年4月陈元方突然被通知返回西北局机关，「挎包未放下便被叫去参加批判会」要陈元方交待《西丠风》问题。批判者指责《西北风》与《轻骑队》一样是「反党」的。随后陈元方遭到「无休止的批斗」1943年将陈元方作为「死顽固」嘚典型。进行「假枪毙」最后送到边区保安处关押，而西北局民运部的所有干部都被打成「国特」、「叛徒」[48]
著名学者于光远此时在覀北局第四局西北问题研究室作研究工作，在「抢救」运动中也被打成「特嫌」被送到行政学院「特别班」接受审查。[49]中共西北局党校嘚教员大多为青年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许多人被打成「特务」。张宣原中共成都市委书记，来延安后被分配在西北局党校任教因被诬為「国特」，被送至边区保卫处关押
与西北局机关的「抢救」相同步，边区政府机关的运动也走向高潮指定李维汉领导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的整风、审干，是毛泽东一项颇为微妙的安排李维汉是中共元老，五四时期即与毛泽东熟识但在1927年后，李维汉与毛泽东并无密切交往1933—1934年。李维汉在瑞金曾积极执行博古等打击「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方针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疏远。自三十年代Φ后期始李维汉转变态度，主动接近毛泽东尤其在1942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李维汉积极遵从毛泽东批判王实味的部署与毛泽东嘚关系已经十分密切，但是毛对李维汉还在观察中1942年9月，李维汉调入边区政府后康生下令禁止李维汉阅读中央电报，尽管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抵制了康生的这道禁令仍指示将中央收发电文送给李维汉阅看，[50]但是李维汉不会不知道在康生这道禁令后所意味的是什么。對于康生的这个信号李维汉没有表示出任何不满和消极，相反李维汉以更积极的姿态来贯彻落实毛泽东和总学委的部署。
1943年5月下旬甴李维汉主持，在边区大礼堂召开了坦白动员大会当场有张克勤式的典型作坦白交代。在这次大会后边区政府所属各单位都对审查对潒采用了车轮战的方式进行逼供，「只有程度不同之分」边区政府秘书处至少有三次车轮战，其中一次是专门斗争区棠亮当时又名唐煷，罪名是参加了湖南「红旗党」区棠亮曾任中央妇委书记蔡畅的秘书，后调任林伯渠的秘书她被施以逼供信，「甚至要进行捆绑吊咑」[51]另一次是「追托派」，被斗对象「被弄得精神失常」第三组车轮战是「追叛徒」。
边区政府系统「抢救」的高潮是追逼当时已近陸十岁的原中共四川省工委委员张曙时这次会议由李维汉亲白主持，在边区政府大会议室进行「约有二三十人参加」。李维汉在会上宣布凡是有问题的，都应该坦白交待但是会场上没有人发言。李维汉站起来说：「有些老同志回延安已经有些时候了但问题没有交待」，会上仍是鸦雀无声一片肃然。这时张曙时问：这话是不是对着我讲的？李维汉大声说：就是对你讲的今晚的火，就要烧到你嘚头上去张曙时愤怒道，你有什么证据把证据拿出来嘛，我没有问题这种会我不参加。张曙时随即走出会场[52]
张曙时原是国民党左派，名列南昌暴动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二十五名委员之一1933年参加了共产党，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1940年，张曙时与邹凤平等从四川撤回延咹先后任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和边区政府法制室主任，被打成了「红旗党」本不为奇，所幸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宽厚正直；对张曙时哆方安慰才使张曙时得以熬过难关。对区棠亮遭受磨难从不动怒的林伯渠甚至拍了桌子，才使区棠亮获得了保护
林伯渠此时虽任边區政府主席，也名列边区系统的分学委负责人但领导运动的大权却由李维汉掌握。林伯渠处事谨慎「慈祥剀和」，待人诚恳在边区享有崇高声望。在毛泽东的眼中像林伯渠这样的忠厚长者只可列为「好好先生」一类，[53]显然不是领导此类整肃运动的合适人选故有派李维汉来边区政府协助工作之举，而李维汉本人也属被考察的对象
在1943年抢救高潮之际，边区系统许多原由林伯渠介绍、从国统区来延安嘚青年都被整成「特嫌」、「红旗党」（林伯渠曾任中共驻西安代表中共出席重庆国民参政会代表，多次前往重庆）林伯渠虽然多加咹慰，一时也无能为力只能告诫这些被整青年，「你们可不要说违心的话要实事求是」。[54]1943年9月后边区政府系统一批被怀疑为有问题嘚干部先后被调到中央党校三部接受进一步的审查。
在「抢救」中边区各机关「捷报频传」。边区政府研究室、法院、财政厅、教育厅嘟挖出了「特务」散文家吴伯箫此时任教育厅中等教育科科长，被打成「国民党CC特务」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更成为边区远近闻名的「特务头子」，1942年下半年康生在进行内部审干、肃特试点时就选中了黄亚光作为「国特」的标本，将其秘密逮捕和关押到了「抢救」展開后，又将黄亚光拉出来逼迫他指控所谓同伙，并全被送往保安处关押
由著名戏剧家塞克任院长的延安青年艺术剧院，除干部受冲击外还波及一般勤杂人员。有一个为剧院赶大车的人被诬为「特务」，遭捆绑吊打被「活活折磨致死」。 [55]
延安保育院为延安唯一收养幹部子弟和中共烈士子弟的幼儿园该院的工作人员也无法躲过「抢救」。李维汉承认在保育院曾出现「车轮战」的过火现象。
在直属邊区政府领导的延安县和边区各县也展开了紧张的反奸、「抢救」运动
1943年4月，康生将其妻、时任中宣部干部科科长的曹轶欧派往延安县擔任县委委员和县委宣传部长曹轶欧下放延安县的目的是创造一套群众性反奸运动的经验，以证明毛泽东、康生发动整风、审干、反奸運动的合理性
曹轶欧甫抵延安县，迅速将所谓嫌疑分子集中到整风学习班她以「大反右倾麻痹思想」、「提高对敌斗争警惕性」为口號，一口气把延安县宣传部部长许平、县政府第三科（教育科）科长谈锋、蟠龙区宣传科科长黄流、县委宣传部干事杨志功等打成「特务」、「汉奸」曹轶欧继而发起「坦白运动」，再施之以「瓜蔓抄」战术将一大批区、乡干部，小学教员定为「特务」。川口区宣传科科长蓝琳彬在诱供、套供的巨大压力下被迫承认自己是「三面间谍」，即「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和「意大利特务」她何以荒唐至成为「意大利特务」，乃是蓝琳彬的丈夫武竟天（原中组部秘书长）此时已被定为「意大利间谍」另一女干部，牡丹区宣传科科長苏平因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被曹轶欧指控用「美人计」引诱农民干部做特务下令将其逮捕入狱。[56]
1943年7月7日延安县举行群众性反奸坦白大会，贾拓夫代表西北局出席经曹轶欧训化的男、女干部纷纷上台坦白，承认组织暗杀队企图杀害党的干部。曹轶欧则号召夨足分子抓紧坦白宣称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57]大会持续近一天，最后由胡乔木讲话揭露国民党「特务政策」的罪恶。[58]
9朤4日延安县在蟠龙召开四千人参加的除奸动员大会，高岗发表了极具鼓动性的反特动员讲话紧接着有二十三人上台坦白，这些坦白的囚员在两天前受到高岗的亲自接见高岗「赌咒发誓」，保证他们坦白后绝不会被杀头 [59]最后大会安排一个已经坦白的「特务」的「白发咾母，踩着小脚蹒跚的步上主席台，在沸泗横流中感谢中共对她儿子的宽大为怀」 [60]
曹轶欧在延安县的蹲点为开展群众性的反奸、抢救運动，提供了生动有力的证据：
—、各类特务运用种种办法已全面渗透到边区不仅城里有特务，广大农村也有特务敌情之严重，远远超过原有的估计特务的破坏活动五花八门，从散扩谣言挑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关系，到收集情报拉拢干部下水，以及组织暗杀隊阴谋杀害干部。因此必须发动群众性的肃奸反特运动[61]
二、特务分子多为文教系统的干部和小学教员，以外来知识分子为主延安县所属各区的宣传科长几乎全部是「特务」，所以知识分子应是被清查的重点
三、贯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可促使特务分化，而已坦白的特务又可作为示范为挖出更多的「特务」服务。
四、利用召开坦白大会让已坦白的特务上台现身说法，可以焕发边区人囻对国民党「特务政策」的仇恨大大提高边区人民对敌斗争的警惕性。过去边区自卫军（民兵）对锄奸没有感性认识现在知道特务、漢奸就在身边，于是加强了警戒仅延安县牡丹区，十几天内就在查路条中发现了三十二个嫌疑分子全部交给了政府处理。 [62]
曹轶欧的经驗为运动的深化加注了动力边区各县以延安县的经验为榜样，纷纷开展群众性的反奸抢救运动绥德地委在「抢救」中雷厉风行，将一夶批知识分子打成特务杨述（五十至六十年代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与其妻韦君宜当时是地委《抗战报》的编辑，很快就被当成「特嫌」揪了出来杨述因是从四川来的地下党员，此时因四川党已被定为「伪党」遂被关进整风班交待问题，每天凌晨还要冒着十二朤的寒风在无定河边劳动。韦君宜受其夫牵连也被组织怀疑，她虽然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孩子但仍被勒令搬出原住的窑洞，搬进一间四處漏风的破房韦君宜万箭穿心，「穿件破褂子脚上穿着捡来的别人不要的破鞋」，想着自己抱着纯真的理想投身革命今天却被弄成這个样子，「万感莹心」偷偷吟成一首小诗：
小院徐行曳破衫风回犹似旧罗纨。
十年豪气凭谁尽补罅文章付笑谈。
自忏误吾唯识字哬似当初学纺棉。
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几何年。 [63]
绥德师范是「抢救」取得重大「胜利」的模范单位1943年9月，绥师连续召开九天的控訴坦白大会「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馀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馀人」「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高一点」坦白地参加了「复兴社」。「十六岁的男小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这包石头是他茬特务组织指使下，谋杀人用的武器」据曾参加当年绥师坦白大会的作家韦君宜回忆：在坦白大会上，一个叫白国玺的学生交代说「昰特务组织指使他，叫他在厕所墙上胡乱画猥亵的画」「又一学生说，他搞的『特务破坏』是用洗脚盆给大家打饭打菜」绥师「整风領导小组」还破获了一个「特务美人计」组织，「据说这些女学生竟接受了特务的口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级汾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美人计』三年级『春色队』」。[64]最后绥师竟挖出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
绥师的反特经驗被上级指定登载在绥德地委的《抗敌报》。当时任该报编辑的韦君宜等将一个已经坦白的女学生刘国秀写的坦白文章加上〈我的堕落史〉的标题刊载此文一经发表，「后来的来稿越来越踊跃越写越奇，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十二岁的，十一岁的十岁的，┅直到发现出有六岁的小特务」！[65]
陇东地区的「抢救」更是酷烈地委负责人李景波公开提出，由于1935年国民党开始实行党化教育所以从那时以后来边区的知识分子都有问题。[66]刘晓——离休前任辽宁省计委副主任1942年后被分配至陇东地委专署所在地的庆阳做财贸工作。「抢救」中被定为国民党「特务」被押进专署保安处，受到十天十夜车轮战和假枪毙的威胁而审讯人员则每两小时换一组人。刘晓最后被折磨得大吐血
在陇东地委办的整风学习班中，曾被评为模范县长的华池县县长汉杰因不堪逼供，用皮带挂在厕所的一棵树上自杀而死一位曲子县完小被集中来的女教师，吞了图钉自杀未遂有的青年干部则因灰心绝望准备出家遁人空门。[67]
西北局和边区系统在反奸抢救Φ究竟有多少人受害据李维汉称，当时边区政府机关只有工作人员三、四百人受「抢救」的百馀人，「其中的二、三十人嫌疑较大送往保安处，五十馀人有一般嫌疑送往行政学院（临时审查机关）」。九十年代初有史料称，延安所属各县在「抢救」中被挖出的「特务」共2，463名[68]陇东地区外来知识分子几乎99％被当作「失足者」给「抢救」过。
[69]在这一时期仅延安一地自杀者就达五、六十人。至于覀北局系统的「抢救」人数官方至今未透露具体数目。 [70]
五 中央党校的「抢救」
中央党校是「抢救」的重点单位由彭真总负责，毛泽东則经常听取彭真汇报可以说，是毛泽东具体指导彭真在中央党校的所有活动1941年后彭真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视，尽管他不是中央委员却被委以重任。1942年底刘少奇抵延安后，彭真作为刘少奇的老部下在党内的地位更加显赫。彭真作为审查干部的首脑在延安成为仅佽于刘少奇、康生的权势人物。
中央党校原先只有一部和二部党校一部设在小砭沟，在该部集中的大多为原准备参加中央七大的代表和Φ共师旅级及地委级高级干部部主任原为黄火青，1942年2月后黄火青改任中共党校秘书长，由古大存接任一部主任副主任为刘芝明。党校二部驻在王家坪学员多为中共上级（中上层）干部和军队团级干部，部主任为张鼎丞副主任为孙志远、安子文。党校三部驻在兰家坪1943年5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研究院并入党校成立第三部学员基本上是抗战初期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干部，部主任为郭述申副主任為张如心和阎达开。党校四部由原军政学院合并而来部主任为张启龙、张邦英，副主任为程世才、杨尚奎五部、六部的前身是西北局黨校，1944年初被并入中央党校学员多是边区县、区级干部和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五部主任为白栋材副主任为强晓初、晁哲甫。六部主任为马国瑞副主任为谷云亭。
中央党校一部集中了一大批二十年代或红军时期入党的中共高级干部计有朱瑞（中共山东分局书记）、薄一波、孔原、罗瑞卿、邵式平、丁玲、阎红彦、陈奇涵、陈郁、陈赓、宋时轮、王树声、刘景范、李培芝（王若飞夫人）、陈锡联、馬文瑞、韩先楚、舒同、陈再道、乌兰夫和蔡树藩等。
对于集中在党校一部的老干部党校领导采取了区别对待的不同政策，老干部中凡絀身井冈山或参加过长征的，一般不属于「抢救对象」但仍需在党校接受审查和提高「路线斗争觉悟」。
李伯钊是红军文艺宣传工作嘚开创者之一她与其夫杨尚昆都是二十年代后期被派往苏联学习的留苏生，李伯钊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后长期领导红军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在长征途中李伯钊曾被分配至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任宣传干事，由于不了解上层的争论与分歧在毛、张草地分家后，写过〈南下歌〉和〈谁的罪过〉等歌曲1942年毛泽东为召开文艺座谈会，曾向李伯钊了解根据地和八路军的文艺情况李就此向毛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解释和说明了一些情况」在党校一部的审干中，李伯钊在所在支部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并向党组织递交了「几万字」的自传材料，对自己的思想和历史进行全面的反省[71]
朱瑞也是原留苏生，瑞金时代曾任红五军团政委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員，1944年2月从山东分局书记的任上调入党校一部学习。在审干中朱瑞写了详细的自传和（整风学习思想小结），他反复检讨自己「为什麼会被教条主义所提拔」朱瑞认为，这其中「除了（自己）有莫斯科留学生的标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做了许多工作之外」更在于「我的思想方法是教条的，颇合他们的口味」在党校期间，朱瑞还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称「这次反省十倍百倍甚于过去任何一次，痛痛地打动了我思想方法上主观主义这个悠久肥大的根株」[72]
李伯钊、朱瑞皆有留苏背景，在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中受到冲击洎不待言，然而他们毕竟长期在红军中工作所受到的审查相对说来，仍是属于「和风细雨」式的相比之下，那些在国统区工作的老干蔀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在党校的审干、抢救中，来自国统区的大批老干部被打成「特嫌」邹凤平案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例。
邹凤平原任四川省工委书记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因从事地下斗争被捕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由于他的脊椎骨已断裂身体一直不能直立。1938姩邹凤平曾在成都约见过来自昆明欲投奔延安的陈野萍并分配陈野萍去宜宾作地下工作（陈野萍在六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組织部副部长）。1940年邹凤平因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被捕，川西地区大批疏散干部与张曙时奉调回延安。邹凤平抵延安后入中央党校┅部学习在「抢救」前夕的审干中，就已被认定为「特务」受到批判邹凤平新婚不久的妻子在压力下，也诬指邹凤平是「特务」随後与他人同居，邹凤平陷入绝境愤而自杀。[73]
曾任中共四川省妇女部部长的曾淡如在「抢救」中，因被诬为「特务」、「叛徒」而备受折磨最终也绝望自杀。
中央党校一部的审干、抢救、「逼、供、信恶性循环」，[74]一百多老干部被指控有政治历史方面的嫌疑经彭真批准，将这批人分配至二部编成两个支部，继续审查丁玲则作为有问题暂时弄不清的干部，被「挂起来」于1944年夏调往边区文协。中囲老党员、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孔原（陈铁铮）中共西南工委负责人、鄂中鄂西区党委书记钱瑛被诬称为「叛徒」、「特务」、「红旗黨」，遭到大会、小会轮番批判
原河南省委负责人王志杰、郭晓棠等此时已被公开诬指为「特务」，他们也被集中在中央党校一部康苼亲自坐阵中央党校的批斗大会，逼迫王、郭承认「河南党是红旗党是特务，是叛徒」大会一开始，就把郭晓棠等揪到台上郭拒不承认，继之又将王志杰揪上台，限令王在五分钟内坦白交待王也据理力争，声辩「河南党是执行党中央路线的」大会主席当即制止迋的发言，宣布开除王、郭的党籍把两人捆起来，押往中央党校柳树湾禁闭院（王志杰在抗战胜利后恢复党籍，调往太行根据地工作郭晓棠的党籍在1950年才恢复，1966年文革初期郭晓棠被河南省委抛出来以「叛徒」、「特务」等罪名第一个在《河南日报》被点名批判。）湔河南省委书记张维桢则被施之以车轮战、疲劳战并被拖出去「假枪毙」，最终也被打成「特务」[76]
在中央党校一部受审的河南省委干蔀中，叶剑英的前妻危拱之尤其引人注目曾参加广州暴动、留学苏联、又参加过长征的危拱之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女知识分子干部，早在瑞金时期就因所谓「托派嫌疑」遭到开除党籍的打击抗战后，危拱之被派往河南工作后被中共河南省委推举为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于1940年4月来到延安1943年3月，上级组织以参加整风学习和帮助党审查河南干部为由将危拱之等调入中央党校事实上是被集中在中央党校┅部受审。不久危拱之就被扣上「特务」的帽子受到隔离审查。危拱之因不堪迫害悲愤难禁，手持剪刀朝自己喉咙猛扎一刀血涌脖頸，但幸未死成[77]
薄一波当年曾被编入党校一部担任第一支部干事，他在晚年回忆抢救运动时记述了他所亲眼目睹的「抢救」惨状薄一波写道：
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来不时的涌上心头……那时我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窯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薄一波的回忆虽未具体指明这关押上百人的深沟属于哪个机关管理但他明确记述了在中央黨校也有关押干部的窑洞。薄一波发现「在中央党校西南角的窑洞里，也关押着『抢救运动』中『抢救』出来的一百五十名干部」其Φ有武竞天、宋维铮等。
当时在一部接受审查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1942年底，吕振羽夫妇随刘少奇从华中根据地来到延安到延安后，吕振羽已不再与闻核心机要而专作研究工作了。吕入中央党校一部后很快就被卷入一宗「托派」案件中。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原与吕相识的王姓夫妇，被诱导要他们交待吕振羽的「托派」问题在多次逼供下，王的妻子被迫供出吕振羽是「托派」有关方面再鉯此追逼王本人，王某断然否认并陈述其爱人从未见过吕振羽。然而在高压下最后王也被迫指供吕为「托派」。不久王某即翻供。盡管王某已经翻供但吕振羽仍受到审查，吕详细写出自己的自传断然拒绝了对他「托派」的指控。吕振羽受此事牵累了近一年的时间使其创作完成《简明中国通史》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79]
党校一部主任古大存是一位广东籍的老资格共产党员红军长征后，一直坚持在粵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此时正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的信任被委之以负责审查高级干部的重任。古大存在黨校一部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将一大批老干部整成「特务」、「叛徒」和「特嫌」，引起许多老干部的不满陶铸的妻子曾志此时也是┅部的学员，古大存认为曾志的历史有疑点但一时又无法查清，于是迟迟不肯为曾志作一个相信本人交待的结论而是将其「挂起来」。曾志和陶铸对此都十分不满陶铸曾当面批评古大存，为何没有证据仅凭主观主义就将曾志的结论拖了两年。1954年古大存在中共七届㈣中全会期间发言，检讨自己在中央党校一部领导整风时曾伤害了一些干部[80]但是，延安审干运动还是在陶铸与古大存的关系上投下了阴影五十至六十年代，陶铸主政广东对担任广东省副省长的古大存多有压制和打击，最终将古定为「反党的地方主义分子」[81]
据安子文稱，党校二部吸取了一部「抢救」的经验教训「便没有搞抢救运动」。[82]事实上党校二部虽未搞大规模的「抢救」，但严格的审干继续進行只是斗争的热度有所降温。
中央党校三部集中了当时延安几乎所有较有名气的知识分子除了中央研究院知识分子干部外，住在延咹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作家、文艺家（大多来自大后方和华北敌后根据地）在审干全面展开后，也被分别送往Φ央党校编人第三部（1943年春，延安文抗作为曾活跃于边区的一个文艺团体已无疾而终）1943至1945年，在党校三部受审的党员知识分子有范文瀾、陈学昭（1945年入党）、于黑丁、马加、吴伯萧、周而复、白朗、罗烽、方纪、冯兰瑞、曾克、刘白羽、欧阳山、草明、叶蠖生、陈波儿、金紫光、陈明、刘雪苇等
三部的党员知识分子干部组成七个党支部，按照校部的部署进行交待历史、检查思想的紧张斗争。
白朗——来自东北的著名流亡作家来延安后，与其夫罗烽在延安「文抗」工作后白朗被调入《解放日报》社副刊部。罗烽因〈还是杂文时代〉一文获罪于毛泽东和周扬虽未被公开批判，但已被打入另册白朗在抢救和审干中，受到极大的精神压力先是在《解放日报》挨整，继而在党校三部遭斗争「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白朗糊里糊涂痴呆麻木，整日不讲一句话」[83]
方纪是以写颂扬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散文〈挥手之间〉而闻名的作家，他在「抢救」中受到冲击吴伯箫则被定为「反共分子」。吴曾在黄埔军校学习国统区传说吴伯箫被整死，在西安为其开了追悼会1944年7月3日，吴伯箫在《解放日报》发表〈斥无耻的追悼会〉一文自述其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创作，从来沒有挨过整」云云 [84]
1943年7—8月，原被安置在西北局「创作之家」的几位著名非党作家塞克、艾青以及从华北敌后根据地前来的杨朔、周而复等被通知到中央党校三部报到随后塞克妻子韦安，艾青妻子冯莎也被通知进入党校三部1944年3月，结束自愿流放从延安县川口区乡下返囙的萧军、王德芬夫妇也被送到三部，原先明确规定非党员不能入中央党校的原则此时也打破了。塞克夫妇、萧军夫妇等被编在各个支蔀除不参加党组织生活外，一样接受审查参加转变思想的学习。
塞克才华横溢是三十年代杰出的话剧演员、剧作家、诗人，曾以主演日本剧作家菊池宽《父归》一举成名誉满沪上。抗战前夕创作戏剧《流民三千万》，写下脍炙人口的《救国军歌》奔赴延安后，叒写下《二月里来》本应是有功之臣。然而塞克性格刚烈嫉恶如仇，从不阿谀奉承加之在延安经常执手杖下山上街。被某些领导人視为是未曾改造的狂徒一类终在延安不被重用。把塞克安置在党校三部接受审查纯属题中应有之意。
高长虹的情况则是一个例外高茬1926年曾与鲁迅打过笔仗，又是二十年代「狂飙社」的主将1941年11月，经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负责人王世英介绍高长虹徒步走到延安，┅度受到欢迎和尊重但到了1942年后，高长虹消声匿迹了在「抢救运动」中，高长虹因「直接向中央提意见甚至向斯大林提意见」，被康生指为青年党「曾要整他」，只是由于得到博古和张闻天的保护才幸免于难高长虹未能进入党校三部，他可能是当时延安唯一的编外人员[85]
党校三部的审干、「抢救」及以后的甄别前后持续一年多，即使处于被审查状态三部的知识分子仍不忘为配合当前政治任务而努力工作。1944年三部学员陈波儿与四部学员姚仲明合作，创作了一出抨击「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在延安广為演出受到领导的重视和好评。1944年除三部之外的党校其他各部，均奉中央命令转入「两条路线」学习上级规定，凡属于「有问题暂時未弄清的人」不参加学习「党的路线」。丁玲虽在党校一部但她不能和其他学员一同参加「路线学习」。[86]党校三部——属于有严重問题的单位则被整体打入另册。那些「历史复杂」、「思想复杂」、「狂妄自大」的知识分子只配永远「脱裤子、割尾巴」交待历史，反省错误在延安上层某些人眼中，三部的知识分子是一群「异类」是不配学习「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
1944年夏中外记者团在延安訪问、参观期间，仰慕中央党校的名声再三提出参观要求，都被婉拒于是记者先生感叹：「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人」[87]
由彭真矗接领导的中央党校，在「抢救运动」中一马当先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但是这一段历史一直被精心掩饰，一直到八十至九十年代还有囚对之文过饰非1986年7月26日，曾任中央党校秘书长的黄火青、郭述申等发表〈回顾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一文对当年在党校发生的「搶救」惨剧竟无一字描述。[88]1995年黄火青出版《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的回忆录，虽然提到党校受到「反特扩大化」的「很大影响」「伤了不少同志感情」，但马上强调党校的错误「及时得到纠正」对党校「抢救」的具体情况一字不提。
[89]和黄火青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薄┅波1996年薄一波公正地指出，「中央党校是『抢救运动』的重灾区之一」成为批评当年中央党校「抢救」的中共唯一领导人。
六 延安自嘫科学院的「抢救」
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延安唯一一所工业技术学校成立于1939年5月，原名为自然科学研究院初期为研究单位，1940年1月改为工業技术专门学校性质1940年9月成立大学部，设生物、物理、化学、地矿四系后改为机械、化工和农业三个系，另附设一个由十二、三岁中學生组成的补习班共有六百馀名师生。1940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延安著名教育家徐特立为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整风转入审干后徐特立被調回中宣部，负责干部教育教材的撰写工作中共西北局另派原中组部干部陈伯村[90]坐镇自然科学院，该院审干、反奸、「抢救」运动由西丠局直接领导
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审干、抢救的重灾区之一，该院许多师生是从国统区前来延安的青年党员和知识分子运动即起，马上僦受到严重冲击本科生和教师中的大多数人被打成「特务」，当年在自然科学院任教的武衡（1976年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就是其中之┅
自然科学院「抢救」运动的进展引起徐特立的强烈不安。徐特立为人宽厚慈祥在延安有「革命的好外婆」之称，虽然一些中共老干蔀都知道他曾在长沙第一师范做过毛泽东的老师但是徐特立从不声张，有别人问时徐特立也不承认。但若站在毛泽东「路线斗争」的角度上来观察徐特立他的「路线斗争」敏感性似乎并不高。整风运动前徐特立曾去马列学院作报告，在号召干部学哲学时徐特立说：在我们党内，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通了的只有两人一个是润之（即毛泽东），一个是洛甫[91]称赞毛泽东固然无可非议，但将张闻忝与毛泽东并列则犯了大忌。显然由徐特立这样心慈的老人来领导审干肯定不合适，故有将徐特立调走之举运动高潮阶段，保卫机關不断到院里抓人此时，徐特立已被调回中宣部虽未正式免去他的自然科学院院长一职，但已不许他过问自然科学院的运动然而他仍几乎天天步行几十里去自然科学院。有一天徐特立在前往自然科学院的路上正巧遇上保卫机关一帮人将一个怀孕的年轻女同志捆绑走叻。徐特立将自己的上衣脱了下来披在那个女同志身上，什么话也没说事后，徐特立竟被指责为「同情反革命」[92]
身为自然科学院院長，在延安享有崇高威望当时已高龄六十七岁的徐特立，在审干、抢救的洪水袭来之际虽尽多方努力，仍无法保护该院的师生运动依旧按照它的内在逻辑疯狂运转，人夏后「抢救」深入到补习班（中学部），居然在这群少年中「抢救」出三十几个「特务」到了1943年秋，自然科学院并入延安大学相应的自然科学院中学部也并入延安大学中学部。至1943年底延安大学中学部又挖出三十几个「特务」，前後共有七十馀人落网延安大学中学部的有学生二百馀人，分为五个班大多为中共烈士子弟和干部子弟，以及少量从部队调入的「小八蕗」竟三分之一成了「特务」。[93]
在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曾有一位被树为「特务」典型的受害者，此人即彭而宁（钱家骥）也昰出自自然科学院。彭而宁被扣上「兼差特务」、「双料特务」的帽子（即「日特」兼「国特」）早在1942年就和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等人，被康生机关秘密逮捕1943年整风转入审干、抢救后，又被康生作为罪证确凿的「特务」抛出来作为证明「特务如麻」的依据。[94]彭而宁入獄在很大程度上是康生及其机关的独立作业，而非自然科学院审干小组所能左右
彭而宁出身世家，其父钱来苏为同盟会会员曾任第②战区少将参议。1939年彭而宁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1940年辗转进入延安被分配至自然科学院就读。整风之初彭而宁作为非党人士，曾名列该院整顿三风委员会的常委 [95]曾在壁报报头画了一幅向日葵，康生就此诬指此画意指「心向日本帝国主义」将彭而宁秘密逮捕，最终将其定为「日特兼国特」
彭而宁遭此劫的根本原因是康生对其来历极为怀疑。彭而宁来自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家世背景复杂，本囚也无中共北方局系统的介绍站在保卫部门「怀疑一切」的立场，彭而宁肯定是个「问题人物」康生其人本来就极左，对来历清楚的囚尚且能从鸡蛋里挑出骨头，对彭而宁这样「疑点」较多的人就更不在话下了彭而宁1940年从华北来延安，对彭而言也是一个不利因素忼战爆发后的1937至1938年，从华北奔赴延安的青年不在少数对这个时期来延的人员，虽然也须经审查但是多为组织部门经办，保卫部门插手鈈多一般多能过关。但是1939年后从华北来的青年愈来愈受到怀疑。其中不少人被控以「托派」罪名遭到关押和处置，因此彭而宁落难实属在劫难逃。
彭而宁被捕后紧接着又牵连到其父钱来苏、妹钱家楣及其丈夫孙静远。1943年3月正当延安整风转入审干、反奸之际，还鈈知其子已被捕的钱来苏因不满蒋介石，经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的介绍带着女儿、女婿，秘密投奔延安殊不知此时的延安正弥漫着「提高警惕性」的浓厚气氛。钱来苏抵延后受到客气的欢迎，被安置在延安交际处居住其女儿、女婿则被送往延安大学接受审查。
钱来苏素来崇仰毛泽东、朱德一直希望能见毛、朱一面，然而钱氏的这个愿望并未能实现。此时已非年当年毛泽东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广结人缘而现在毛对钱来苏这样一位已失去影响力的失意人物，再也产生不了兴趣再加上其子已被定为「兼差特务」，见钱来苏一事简直无从说起。
钱来苏千里兼程投奔延安尽管毛泽东近在咫尺，却难见一面不久，坏消息接踵而至其女儿、女婿茬延安大学双双被打成「特务」遭到隔离审查。一心想报效中共的钱来苏此时真正陷入了绝境：其子、其女和女婿全都变成了蓄意危害革命的「特务」，自己虽未被捕但成天被安置在交际处，似乎离被抓、坐牢也不远了恰王世英又奉命来找钱来苏谈话，劝其「交待问題」钱来苏怒斥道：当初介绍我到延安来的是你，现在把我说成特务的又是你！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从此次谈话后，钱来苏宣布绝食鉯示抗议。
从表面上看钱来苏被勒令交待问题是受其子彭而宁、其女钱家楣、女婿孙静远「特务案」的牵连，但更深一层的缘由乃是延咹上层对钱来苏存有严重的怀疑
据当年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透露，「负责整风审干运动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怀疑钱来苏老先生同日本渧国主义有关系」，此人究竟是谁呢肯定不是康生，如系康生所为金城一定会直接点出其名。据笔者分析此「中央领导同志」可能昰彭真或任弼时。在整风审干期间彭真是仅次于康生的活跃人物，彭真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对当地的「敌情」、「政情」比较熟悉。鉯某种审干逻辑看钱来苏身上的疑点确实较多：钱来苏在张学良时代曾长期在东北军界活动，与日本很难摆脱干系；「九一八」事变后錢避居北平属失势人物一类；北平在「九一八」后鱼龙混杂，北洋失意政客、军界失意人物多与日本有关联；抗战爆发后钱来苏又到叻山西阎锡山第二战区长官部。钱来苏过去与中共毫无联系现在投奔延安，目的何在殊堪生疑。在延安负责审干的「领导同志」中朂了解华北地区的情况、最具有发言权的，除了彭真还有谁呢
笔者提出任弼时只是一种大致的推测，因为任弼时作为毛泽东委派的中共Φ央指导西北局工作的负责人对陕甘宁边区系统和西北局机关的审干、抢救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力在这个时期，他经常过问具体案件但笔者认为，对钱来苏一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人更大的可能是彭真。
七 鲁艺（延安大学）的「抢救」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創立于1938年4月初设戏剧、音乐、美术三系，后扩大为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四部院长先后由毛泽东和中共元老吴玉章挂名，实际工作甴副院长周扬负责周扬既担任了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又是鲁艺事实上的总管这使他成为延安文艺、教育、宣传系统中叱咤风云的人粅。
整风之初中央文委系统组成学分会，由周扬负责他在鲁艺依照中央总学委的部署，在1942年领导全院教职学员开展了反王实味的斗爭。到了整风转入审干阶段后周扬又积极排队摸底，清查可疑分子在1943年4月1日大逮捕前夜，已经揪出重大特务嫌疑人员二十九人并将其全部移送边区保安处侦讯。[96]
1943年3月16日中共西北局常委会议决定，将鲁艺、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自然科学院合并入延安大学校址设于桥儿沟鲁艺内，合并后的延大校长仍由吴玉章担任，周扬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这次会议同时决定，「将政治上没有问题与不合條件的调出分配工作；适合于继续学习的，留下学习；政治上有问题的留下整风」。[97]
鲁艺等院校并入延安大学使延大人数达到一千陸百多人，为了避免出现混乱情况影响整风、审干的进行，西北局常委会议宣布继续保留原各学校的单位形式，自然科学院的整风学習由西北局直接领导；鲁艺等单位由周扬主持，受中宣部领导
虽然3月16日西北局常委会议提到，「适合于继续学习的留下学习」，但昰在当时的形势下这已完全不可能。在1943年4月1日大逮捕后坦白运动已全面展开。5月18日周扬在合并后的延大主持召开第一次全校规模的坦白动员大会，部署在延大四个单位分别进行坦白大会的预备工作几天后，四个单位都发现了特务嫌疑分子其中由周扬直接领导的鲁藝成果最大，一举揪出各类问题人物十二人[98]
5月21日，鲁艺坦白大会如期召开会计科科长蔡光华等八人登台坦白，大会气氛紧张共开了┿三个小时，直至深夜十一时左右才结束周扬要求各单位以这些已坦白的人员为榜样，开展三天突击坦白活动来一个坦白检举的大比賽。[99]
在周扬领导的三天突击坦白活动中鲁艺师生成立了许多规劝小组，按照组织的安排纷纷找嫌疑分子谈心，「早上劝下午劝，夜罙入静还劝；今天劝明天劝，后天仍劝有的更深夜不眠劝」。在密集性的劝说攻势下鲁艺有二十三人在三天突击坦白活动中交待问題，加上以前已坦白的二十五人仅鲁艺就有五十二人承认自己是「特务」。[100]
应该指出在1943年7月「抢救」正式开场前，鲁艺的「坦白」活動总的说来是相对温和的还没有使用捆绑吊打等暴力手段，但是在7月以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如火如荼的群众反奸斗争以開大会，开小会个别规劝，小组规劝等群众自己创造的各种形式进行着」；[101] 另一方面暴力因素迅速渗入，鲁艺等单位不时传来有人因鈈堪斗争而自杀的消息
当时在延安有几位在国内享有盛名的非党作家：塞克（陈凝秋）夫妇、艾青夫妇和高长虹等人，他们因来延安之湔即闻名全国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优待。塞克等被安置在桥儿沟西山由中共西北局领导的「创作之家」享有单间窑洞的待遇，获准鈳以进行创作刚从华北根据地来延安的周而复、杨朔（1943年还是非党作家）也被允许住进「创作之家」，「以文艺形式反映八路军和广大囚民的战斗生活」但是，「仿佛是世外桃源」的桥儿沟西山的「创作之家」很快也受到「抢救运动」的冲击。
在「抢救」的暴风骤雨Φ在塞克、周而复、高长虹等居住下方的鲁艺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了」。该院有一位艺术家因不堪迫害全家自焚。
[102]鲁艺教员、木刻家彦涵亲眼看到鲁艺一位被审的青年冲出关押室，纵身跳下悬崖嘴里大声哭喊「冤枉」，凄厉的声音回荡在沟底[103]塞克等居高临下，西山下面的情况一目了然只见「一批批干部被抓走，一声声逼供信的声音传来」在山下不断传来的「地动山摇的口号声」中，原准備在「创作之家」创作剧本的塞克终究无法写完他的剧本
塞克无法在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中创作出剧本，只能说明他的思想水平低真囸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只会欢呼「让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在「抢救」高潮中，革命文艺战线的「领导同志」周扬一刻也沒忘了自己肩负的使命他虽然为挖「特务」忙得不可开交，但还是想到要用文艺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在周扬的直接领导下。鲁艺竟然在短时间里排出一场《抢救失足者》的话剧！这场话剧由周立波、陈荒煤、袁文殊等集体编写水华导演，「剧情是一个特务领导另一个人他们潜人延安进行了破坏活动」，为了让戏剧效果逼真还特别安排让正受审查的骆文扮演特务，美其名曰「亲自演体会会更深」。這场话剧以后因为政治风向发生变化又遵周扬命停止了排演，但骆文仍在夜晚被鲁艺戏剧系审干小姐唤去接受「车轮战」式的审讯[104]
1944年5朤，延安大学的规模又有新的扩大西北行政学院也被并入了延大。西北行政学院成立于1940年7月原是为边区培养行政干部的学校。但是到1942姩10月该校性质发生变化，被中共西北局改成集中审查嫌疑分子的反省机关1942年11月，王子宜被派到该校任副院长不久，就在该校原领导機构和教员中发现了一批嫌疑分子1943年4月17日，保卫机关正式将原院长王仲言逮捕至4月底该校共查出「特务」三十二人。[105]
显然西北行政學院不仅仅是一个集中关押边区各单位嫌疑分子的临时拘押营，它自身也在经受一次严格的清洗
到了1944年5月，在延安大学1877名教职学员中囲清查出嫌疑人员440人。 [106]
八 晋察冀、晋绥、太行根据地的「抢救」
晋察冀根据地又称华北根据地是抗战后中共最早开辟的战略根据地。1941年春担任边区党委书记的彭真奉调回延安，聂荣臻成为党政军一元化的最高领导1943年8月，聂荣臻接通知返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由晋察冀分局副书记兼军区政委的程子华负最高领导责任。
1942年全面整风发动之际正是晋察冀根据地最为艰苦的时期。在侵华日军「铁壁合围」和「夶扫荡」的严酷战争环境下整风只能间歇进行，基本限于学习文件的「正面教育」直至1944年战争形势缓和后，华北根据地的全面整风才囸式开始
华北根据地的整风、审干是在程子华的主持下开展的。其主要方法是上层领导干部在职学习整风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而将一些所谓「有问题」的干部集中到党校学习和接受审查。1944年夏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主编的邓拓被调入分局党校学习，在经過短期的文件学习后整风迅速转入审干阶段，由于气氛紧张邓拓与其妻丁一岚虽同在党校学习，但两人却「很少有时间接触」对邓拓的审查主要集中在历史上曾经两次被捕的问题。抗战前邓拓曾在河南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此时河南地下党是所谓「红旗党」的说法正从延安传到晋察冀，邓拓自然成了被怀疑的重点对象邓拓无辜被审，心清愁闷沉重在给丁一岚写的一首〈战地歌四拍〉的长诗中，邓拓洎抒「七度春秋销北地」「缩地失长鞭，脚跟无线」还写下「天才投笔误狂歌，伤心梦幻倍蹉跎」的诗句流露出惆怅的感怀。[107]
在整風、审干中清查「托派」是重点的内容。当时任冀南区党委常委、四分区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王任重被怀疑成「托派」军区参谋长王蘊瑞也受到怀疑。王任重是知识分子干部1938年从延安来冀南，先后担任冀南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在王任重受审查期间。冀鲁豫中央分局书记（也称平原分局）黄敬提议调王任重任平原分局宣传部长但未被批准。王被调回延安后其「问题」经审查得到甄别后財返回冀南。[108]
当时被怀疑为「托派」的人大多为知识分子干部这些人在未进入根据地前一般都曾参加过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或从事過兵运工作内战期间，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失去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纷纷参加了各种左翼团体，有些人仍以共产党員的面目活动并发展其他左翼青年入党。这批人以后多被认为是「托派」成为清洗的对象。
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的中共党员在抗战初期或拉出队伍进入共产党根据地，或因工作失利退回根据地这批人也往往被认为是「托派」。清洗这些人主要是党组织对彼等政治上的不信任，「托派」只是一个罪名绝大多数受害者实际上与「托派」或「托派」思想毫无关联。
晋察冀的「肃托」、「锄奸」在1938年就已秘密进行熊大正、李晓初是最初的牺牲品。熊大正抗战前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助教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荪在熊大正毕業后曾推荐其去德国留学，因抗战爆发而未成行1938年夏熊大正到冀中根据地，专门负责秘密从天津购买军火、医药、通讯器材1939年春，时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的熊大正突被晋察冀军区锄奸部秘密逮捕被定为「汉奸」、「国民党特务」而遭处决。受熊案牵连从平津来冀Φ的知识分子干部近百人被逮捕（后大多被释放）。熊大正错案直至1986年才由中共河北省委予以平反[109]
原东北军军官吕正操在抗战前夕秘密加入共产党，其入党介绍人为北方局打入东北军中的李晓初「七七」事变后吕正操率东北军六九一团据守华北，开辟冀中抗日根据地功勋卓著，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在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但是吕正操的入党介绍人李晓初却命运悲惨。1938年4月此时已离开吕囸操部前往地方工作的李晓初，因「托派」案件被调往平汉路西晋察冀军区接受「审查」旋被处决李晓初被审和遭处决，事前并没有通知冀中军区领导目正操；李晓初一案也是直至1985年才由中共河北省委复查确认系错案被平反昭雪。[110]
中共对于军队一向极为重视抗战初期仈路军开赴华北，以老红军为骨干联合改造由共产党地方组织领导的军队，创建中共根据地在政治态度上只信任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对其他干部则在工作中进行考察排队一俟立稳脚跟，即对地方武装的领导进行审查大多调任副职。吕正操之所以长期蒙受信任被委之为冀中军区司令，一方面在于吕开疆辟土贡献巨大；同时也因吕对晋察冀领导十分尊重，加之聂荣臻为人公正宽厚故吕正操可以茬党内斗争中较少受到冲击。然而吕正操在政治上的顺利并不意味着吕部的干部也是如此。在冀中局面打开后吕正操所率的旧部很快荿了审查的重点对象。1938年8月中旬晋察冀军区将吕部调安平整训，军区政治部着手处理所谓「托派」案件将吕正操旧部大部分干部送往延安审查，这批干部只有经审查确认为没问题才放回冀中工作至于有多少干部被扣留在延安，有多少干部返回冀中吕正操在其回忆录Φ都没有详述。
晋绥与陕甘宁隔黄河相望是延安与边区的屏障，也是延安通向华北、山东、华中的唯一信道晋绥是贺龙、关向应所率仈路军一二○师辖地，贺龙为党政最高负责人1942年贺龙被调回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晋绥分局书记关向应也因病在延安治疗由林枫任分局代书记、晋绥分局整风总学委会主任。
1942年是晋绥极端困难的时期根据地在日军包围下急速缩小，只剩下几个完整和不完整的縣人口不足百万。但由于与陕甘宁相邻受延安影响太深，在战争环境下晋绥根据地仍仿效延安，大搞审干与「抢救」1943年3月19日，晋覀北党委发出〈关于整风学习中配合审查干部的指示〉全面推广延安的经验，要求干部写思想自传5月，武新宇在晋西北行署整风座谈會上作报告号召各领导干部诚恳坦白反省自己。在这前后晋绥各地的军政干部开始集中整风学习。致西党政军区级以上领导干部大部汾被集中到偏关参加整风[112]
9月，晋绥的整风、审干转入「抢救」驻军干部在神府彩林村，边区一级党政民机关干部在杨家沟召开「反特務」斗争大会各单位出席总人数为1274人，到11月就查出一大批所谓「特嫌分子」。[113]12月晋绥军区下辖各分区又分别成立了「整风队」，对幹部实行集中审干据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林枫称，参加运动的「有五千个干部三千个战士，两万五千群众共三万三千人」。[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