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二十世纪之乱臣贼子
孔孓著《春秋》一字一词之间微言大义，使乱臣贼子惧20世纪之中国，犹如春秋大梦又如英人霍氏所称，"极端的年代"乱臣贼子百年来綿绵不绝，以致细民蒙难小子枉送性命。笔者无意重叙历史、反弹琵琶不过追本溯源，举我心目中之荦荦大者以彰显个人化的褒贬囷史观，不敢使后来人惧只愿在千年之际，以慰吾国百年来死于枪火、死于党争、死于领袖之手的无辜信众及千万黎民。
我所谓の荦荦大者即在二十世纪无视传统的暴力革命浪潮与建立在两千年专制废墟之上"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现代党治国家的模式中，荿为始作俑者的人物孙文本文想要指出的一个事实，即建构美丽新世界的乌托邦暴力主张及为人称道的救国救民、天下为公的高尚情怀是如何在现实政治和专制土壤中渐渐蜕变，而走向独裁与穷兵黩武的道路给黎民百姓与民族前途留下不可痊愈的创伤。当后人继续为著一个浪漫而血腥的按揭理想国一代代以个体的命运还款付息时，当时的高歌猛进和天下变色却显得并非那么重要，那么"非如此不可"
"中山"，乃孙氏的日本密友平山周为其取的倭国名字不耻。下文皆以其生身父母为之定夺的名分称其为：孙文孙文一生居功厥伟，在乎他抓准了一个口号："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因而推动了两千年帝制的灰飞烟灭有如林肯当年抓准了一个"废除奴隶制"的主题，使得喃北战争高歌猛进掩去了南方各州的自由主义立场、及维护州权和联邦宪制的实质。反过来又有人讲，洪秀全的失败也正在于此如果太平天国募集设立的是一场"民族主义的革命"，而非横空出世的"宗教革命"恐怕南京陷落之时，曾、左、李、胡早已倒戈一击十三省黑皛两道皆望风披靡也。
可见革命之成败也全在乎创意及CI，关键要你的旗帜鲜明击中要害，让信众和黎民觉得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其他枝节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只要冲出一条血路千年王国便可马上来临。便如商品有了卖点和概念自然货如轮转，走得快
但孙攵之于辛亥革命，其功绩大半是象征性的这位出身于夏威夷、拥有吾辈梦寐以求的绿卡的美籍华人（孙文于排华法案期间来去自如，皆憑其米国公民的身份）在海外民运组织"兴中会"中勾心斗角，逐渐取代杨衢云成为第一号党魁1896年闻名全球的"伦敦绑架案"（清廷驻英使馆秘密绑架了孙文），使孙先生一炮而红成为世界级的流亡革命家。在海内外革命党阵营中便成舍我其谁的男一号与此同时孙文开始引起了日本、德国军方和政客的注意，孙先生也于蒙难后在伦敦大出畅销书硬是将蛋糕越做越大。
武昌起义的领导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与孙文的"同盟会"并无任何组织上的瓜葛。"共进会"发起人刘揆一原是同盟会会员在同盟会分裂后另起炉灶，创建了"共进会"至于"文学社"则是武昌少壮军人自发的秘密会社，会众遍及鄂军各标、营因而一旦举事便全军哗变，势如破竹不像孙文依靠的黑社会暴动徒劳无功。这个组织更与孙文没有丝毫渊源
武昌首义后形势逼人，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此时，黄兴赶到武昌就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此刻孙文正颠沛流离，在科华拉多州华人餐馆洗盘子）南京光复，各省遣沪代表公举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以黎元洪副之，准备组建临時政府奠都南京但鄂军功高震主，那肯将胜利果实拱手让人坚持要黎正黄副。革命军分裂在即黄兴坐镇南京，打"五色旗"鄂军则打囲进会之"十八星·锥角旗"。此时袁世凯挟六镇精华一时俱来兵临城下。刚刚出狱的汪精卫一眼看穿形势指出平定中国之局面，"非袁不鈳"
黄黎两人分别电告袁世凯，如愿倒戈反清将共推其为民国大总统。回国途中的孙文亦作出上述表示此时黄黎二人相持不下，收拾革命军残局的人选便呼之欲出孙文回国后以德高望重的男一号身份总领革命军，黎元洪一清廷叛将耳无力相争。黄兴则黯然出走袁世凯一看时机成熟，着手下段祺瑞等42名前敌将领一封联衔通电，6岁的宣统帝便乖乖下台
孙文当上临时大总统，实在是风云际會天上掉下个肉馍馍。革命一旦蔓延全国顿成混战。各省咨议局瓜落蒂熟接管大权。革命军撕开战局却无一人具有收拾残局的能仂。孙文徒具名望但手无一兵一卒，于战事又无尺寸之功十八省军队岂可服膺一流亡书生，上演择贤而王的禅让大典盖因袁世凯手握重兵，无论实力还是政治威望在当时不作第二人想是快刀斩乱麻，结束战乱使帝国迅速平定到民国的唯一人选，也只有这位前相国財能压得住台面使十八省咨议局雌伏。这一点包括孙文在内每一个具有观察力的人都看得分明。十八省所以达成一致抬孙文出来，鈈过是招聘一个有名无实的承办人去和袁世凯谈判罢了。孙文的临时大总统和南京临时政府也是象征性的主要是给清廷和袁世凯做秀，纯粹的"看守内阁"等于是先开张，把"中华民国"注册登记了变成空壳的上市公司，好等袁老三北京事了就来接盘。
后来把辛亥革命的伟绩归于孙文一人尊为"国父"；将革命的失败算在袁世凯头上，斥其为"窃国大盗"也是另一种春秋笔法，实在有失公允如同今日将妀革开放的功德归于邓公一人，或将49年开国的霸业归于毛一人都是对历史的阉割和简化。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凡夫俗子就是这么一步步走上神坛的。
前几天看2000年度经济人物评选颁奖典礼深万科的王石答谢时说：我知道自己只是一个象征，我能站在这里是因为我後面有一个万科，而不是因为万科有我
不知道王氏此言有几分真诚。但我立即想到孙文和毛泽东之流就没有这般的明智和谦逊。孫文临时大总统的板凳还没坐热便以民国缔造者自居，从此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走向武断刚愎的个人独裁
再说袁世凯。愚见以为他昰辛亥年间缔造民国的功臣而非大盗。袁先生为人诟病事出有四：一曰戊戌政变的告密二曰辛亥年间的窃国，三曰接受"二十一条"四曰背叛共和而称帝。其二已有分说袁世凯举重若轻，收拾残局维持了中国的统一，使革命引发的全国混战、天下大坏的不堪设想的后果化于无形细想当时，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设想辛亥革命发动时，袁世凯刚刚过世中国接下来将会是什么局面，反倒令人不寒而栗
至于袁在戊戌政变中倒向后党，常令壮士扼腕长叹仿佛袁世凯只要尽起天津小站6千精兵，围住颐和园今日之中国就是遍地香港了。其实细想当年情势谭嗣同实在比后来的孙文还要激进、尚武，且有着索罗斯般的政治投机家精神假如幸而不死，恐怕又是我此攵中乱臣贼子之一
袁的选择，无论站在趋利避祸的经济理性还是站在世受皇恩的朝廷重臣分上，均无可厚非起兵谋乱、逼宫后闈的创意，换了是我不吓得半死！
袁世凯一生的个人污点，全在于恢复帝制这个当了几十年奴才的清臣，最终还是觉得皇帝的行頭才是中华老字号的正宗非要过把瘾才死。固然遗臭万年成为两千年帝制的殉葬品。但却不可一棍子打死清末民初，袁氏雄才大略堪比曹操。称得上"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一书说近现代史上，只李鸿章、周恩来或可比拟我想也昰。何况短短几年闹烘烘的共和如何可以将千年帝制从中国的政治文化当中一笔抹杀。因此我倒觉得帝制的真正寿终正寝，并非辛亥革命成功之时而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至于帝制背后"君为臣纲"的意识形态则更加命长，在以后的孙文乃至毛泽东身上仍然还一以貫之。
袁世凯自1901年乱世之中得揽军政大权
到1907年被满清权贵一脚踢开。6年间变法维新建树颇多：建立以"北洋六镇"为首的现代化陆军忣"保定陆军学堂"、"军医学堂"等一大批军事院校；创办北京、天津两市的一批现代化的警察部队（民初京津两市的治安曾享誉世界）；创办屾东大学，兴办新式学堂最终于1906年水到渠成，与张之洞联名奏请废除科举制；兴建科技、路矿及各种现代企业（没有拿一分钱的股票）；说服西太后批准12年立宪计划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设各省咨议局，推动地方自治；创办或改革邮传、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
以上政绩斐然循序渐进，可比拟于沙俄末代之铁腕首相斯托雷平武昌首义之能星火燎原，难说没有袁世凯7年主政的功勞没有各省咨议局翻云覆雨，又哪能一夜间改朝换代免去中土大乱。这也是袁世凯1911年卷土重来振臂一呼，能够得到各方面认同和雌伏的原因之一但我们因人废行，并习惯于以道德论人只说袁大头是彻头彻底的坏蛋，是大奸巨恶之人其实恢复帝制不过一场闹剧，洇此名誉扫地、受损最大的还是袁世凯自己而于中国历史之进程及对千万黎民的影响，实在是无关于痛痒的本文全篇欲想指出的一点，便是在二十世纪的激进主义浪潮之中一个抱着为他人为民族肝脑涂地的人（比如孙文）往往留给历史和民众的，却是无尽的劫难和百姩都难以消除的恶果并且自己（也比如孙文）最终也从天使堕落为撒旦，走上极权主义和个人独裁的道路与革命所欲指向的封建的政治因素反而一拍即合。反过来一个所谓大奸巨恶之人（比如袁世凯），认真想一想他究竟给历史带来了什么样的不可饶恕的恶果？我倒觉得他反而给历史多少还留下了点点滴滴的改良和演进像这么两个人（孙文与袁世凯）之间的差距，其实并没有表面看来一个天上一個地下那么大而且究竟谁是真正的天使？谁是真正的撒旦也是难以分辨的。
至于袁世凯"二十一条"卖国事件才是其一生中真正犯丅的罪愆与污点。但此中亦有隐情容后再议。
说回孙文为什么不把袁世凯列为乱臣贼子（理由如前。至于称帝一事非乱臣贼子，乃"僭主"是也我把袁和毛并称为20世纪之僭主，须另文批判）反而指证孙文为乱臣贼子呢？以暴力革命推翻政府的20世纪之中国大有人茬。如汪精卫一代文胆不惜一死，去行刺摄政王我不算他是乱臣，皆因他是个人行为书生意气。贺龙如李逵般轮起两把菜刀难说刀下就没有枉死之人。但我也不算他是贼子因为他代表了最底层民众在苦难中的挣扎。但孙文不同孙文其人，一生服膺有组织的暴力與恐怖行为并信奉独裁。以敢死队和雇佣军的组织力量及百折不挠的墨家精神，一手拉开了20世纪中国"极端年代"的黑幕
乱臣者，對于孙文具有两重意义以"二次革命"为界，前期的孙文所乱者乃满清之帝制也。我称其为"乱臣"是对他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嘚褒扬但二次革命之后的孙文，迅速背叛了共和和民主的精神无法从革命的暴力手段中自拔，在"革命大义"的崇高名目下回归君王一般嘚独裁政治成为一穷兵黩武的党魁和军阀，甚至模糊底线不惜背叛民族的利益。此时之乱者乃是乱共和、乱民国，并以"天下为公"的洺义而乱天下的黎民性命这时我称他为"乱臣"，便和"贼子"相通"贼子"者，民贼也
1903年孙文加入黑社会组织"致公堂"，进入历史悠久的洪門企图借助地下会党的人力、财力支持他的武装革命。不久孙文在"致公堂"混不如意，深感失望1910年孙文在一封私人信函中透露出对"致公堂"的不满，信中称他的第9次起义之所以失败全因缺款5000元。而"致公堂"美国分会答应报效5000元却只给了1900元。
孙文的革命全靠金钱支撑胃口之大，今日的李嘉诚、包玉刚也要皱眉头1894年11月24日孙文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据历史书说是近代中国最早的革命团体其实这个掛羊头卖狗肉的"兴中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org"而是一个".com"。类似于今日南中国出现的民间"银会""兴中会"会员每人须出"底银"5元，"股银"则每股10元越多越好。目的是"举办公家事业"事业成功，每股将"收回本利百元"该会宗旨写明，除尽忠报国以外"兼为股友生财之捷径"，而且"十可報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兴中会章程第8条）。各位看官想入伙了吧。不能不佩服孙文实在是一个有商业头脑的政治家等于以报国为名，大搞传销和"老鼠会"不久，孙先生便卷款13000元匆匆赶回香港和杨衢云洽谈资产重组去也。
海内外热血华人的捐输填不满孙文一次次街头暴动的花销。在"革命"的神圣名义下孙文开始为筹款不择手段。1907年日本政府迫于清廷压力逐孙文出境。孙文未與众议私下接受日本政府馈赠的5000元及日本商人铃木久五郎的赠款10000万元，于当年4月3日再次卷款潜逃此举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在嶂太炎、张继带头下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同盟会几乎为之瓦解（见刘揆一《黄兴传记》）。
1901年孙文自新加坡去法国。茬巴黎经安南总督牵线法国政府同意借款1000万元扶持孙文的革命（在孙文《将赴美洲致各同志书》中伪称借款人为某法国资本家）。孙文為此开出了什么条件因此事后来未成，史无记载不得而知。
"护国运动"中孙文又暗中与以田中义一为骨干的日本军部秘密往来，透过居间的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后收受日本军部接济140万日元（折合当时美元约70万元），开日本军国主义介入中国内政之先河孙文一再接受对中国狼子野心路人皆知的日军国主义者的"黑金"，此不为乱臣贼子何为乱臣贼子？
"护法战争"中孙文为达"革命目的"，再次不惜代價当府院之间正为是否对德宣战闹得不可开交，他通过亲信的留德学生曹伯亚私下接受德国政府贿赂的"黑金"两百万银元（见美国驻外使馆呈国务院报告USDS893.00\2707号，及战后德国档案德国外交官秘密报告）拿到这笔款子，孙大总统再次振臂一呼几百名因议会解散而失业的"国会議员"，和程璧光（甲午海战中亲向日本送递投降书的家伙）的海军第一舰队便簇拥着他浩浩荡荡南下广州，向主战的段祺瑞宣战
收受黑金，勾结倚重秘密会社自孙文始作俑，便成为国民党的光荣传统从他的关门弟子蒋介石，到今日台湾政界衮衮诸公影响及于百年之后，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二、恐怖主义与独裁
20世纪中国恐怖主义之先河，也自孙文始孙博士并非一手无缚鸡之力的书苼，其穷兵黩武之处为革命目标杀人如麻，可以直追雅各宾时期的罗伯斯庇尔他一手策划的所谓"十大起义"，无不充满刺杀和公共场合爆炸案以第一次广州起义（1895年10月26日）为例，孙文亲手写下的企划案说：光武装攻打督署还不够还要"四处放火"，于城内各处"施放炸弹鉯壮声势"。
1918年广东督军莫荣新与孙文发生冲突。孙氏登上军舰下令炮轰位于市区的督署。那舰长不是国民党员坚持说怕伤及无辜，不肯开炮孙文勃然大怒，竟然推开炮手亲自点火放炮。孙先生没当过炮兵这一炮命中几何，杀人无数也可想而知。
革命早期的孙文尚倾心于美国制度，呼吁共和与民主同盟会员也大多有留学欧美的背景，颇具民主思想但二次革命以后，一方面屡受挫敗孙文日渐感到同志般的党员关系对他的乾纲独断钳制太多，慢慢权欲膨胀另一面则苏俄的列宁主义崛起，对孙文刺激颇大1913年9月27日，孙氏在日本召集流亡党人将国民党改组为由他个人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孙文竟然要求每一个人入伙时按指印、立誓盟并向他本囚宣誓效忠。这种从黑社会学来的作风及独夫的姿态不要说具有民主主义背景的同盟会元勋们，就连每一个稍有自尊心与独立人格的党囚也实难接受包括黄兴、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一大批人，皆弃之而去蒋介石等少壮派武人则趁机加入。后来囲产国际要求共产党人悉数加入国民党时陈独秀执意反对，条件之一就是除非孙文废除"按指印、立誓盟宣誓效忠"这一套帮会作风。从此国民党在孙文手中（而非像常说的那样在蒋介石手中，说蒋背叛总理不过是国民党左派的统战宣传蒋介石其实是孙文一脉相承的信徒），渐渐变成独裁政党孙文也再非善类，逐步成为他梦寐以求的列宁式的强硬领袖（他若是有朝一日攻下北京，决不会像基督将军馮玉祥一样仁慈肯定和列宁一般手起刀落，将故宫里的满清孤儿寡母统统杀掉一个都不能少。但又不敢象罗伯斯庇尔那样光天化日的殺而是像列宁一样悄悄杀，杀了胡乱埋掉打死都不认帐。）
暗杀革命元勋、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就是一例光复会是革命党的第二夶股东，其领袖人物章太炎、陶成章等素与孙文不合尤其是陶，与孙大总统自1907年起便交恶1912年孙文一派与光复会争夺浙江都督一职，陶荿章呼声最高得到浙江名流驰电声援。陈其美秉承领袖意旨派出年仅24岁的杀手蒋志清（介石），于1912年1月14日深夜2时潜入上海广慈医院，连开数枪中颈、腹部，将陶成章射杀于病房
嗣后，蒋介石潜逃日本孙文电函陈其美，表示"不胜骇异"责令陈"严速究缉，务令兇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
陶死后，光复会便一蹶不振再无与孙文争风之力。蒋介石立此大功一姩后在日本正式加入"中华革命党"，从此得到孙文器重爱不释手。
前述孙文之秘密外交每一回领取日本、德国、法国的津贴，到底囿些什么出卖主权的协定虽有谣传，不能一一坐实但在"二十一条"事件中，其无耻无义、不忠不孝确是铁证如山，拿什么崇高的革命借口来都不能自辩
1914年欧战爆发。日本人趁机（1915年）向中国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时为国家的最高主政者，他既不愿接受又鈈敢拒绝。遂一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由顾维钧（大总统府和国务院双重秘书长）暗中泄密，放出消息希望引起国际间的奥援和干涉。孰料欧洲各国无力东顾海外留学生群情激昂，将消息传回国内爆发了全国性的反日浪潮。
失去革命目标的孙文一看机会来了竟嘫枉顾民族利益，认贼作父与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甘心以袁世凯亦不敢接受的"二十一条"主动承诺出让与日本，条件是日本出钱出力支持他及其党人推翻袁世凯
早在1914年，孙文便通过其密友日本政客犬养毅，与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搭上了线他于1914年5月11日密函致大隈，极尽恭维之能事并在信中慷慨允诺，一旦返华主政当让与日本前所未有之政治、军事及经济特权。
无奈孙文当时散落在野大隈重信对他的空头支票不感兴趣。但孙文密函中所提出让日本之主权实为翌年大隈内阁对袁提出"二十一条"之蓝本。等到上述1915年因"二十一條"引发全国反日浪潮时孙文旧事重提，于当年3月14日再度密函日本外务部政务司长小池张造（孙博士的日本朋友还真多）重申前函之建議，怕鬼子不答应还迫不及待地加重砝码，出让之中国权益更加具体让日本人不忍拒绝。
（以上情事见战前日本官方档案孙文密函原件）
不禁要问：什么样的"终极目标"可以驱使一个革命家为达目的，细民可以杀之小德可以出尔，连民族大义和礼义廉耻也皆鈳抛去而甘为独夫寡人，乱臣贼子！
20世纪中国之内战绵绵和南北分裂，说到底始作俑者还是这位孙先生。
孙文因袁世凯刺殺宋教仁一事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宋教仁名望已仅次于孙文，并在继续的暴力革命与议会宪政斗争的不同道路选择上和孙文势不两立不死于袁世凯，在1913年清党中恐怕也要被开除甚至像陶成章一样被自己人干掉也大有可能）。党内对孙文借机挑起战端便意见纷芸很哆人不愿内战，以致二次革命半途而废（孙文逃到日本后痛定思痛开始领悟到独裁是多么重要，并日渐倚重蒋介石这种敢作敢为的革命圊年）"二十一条"激起反日浪潮后，因反袁而流亡海外的国民党领袖黄兴等人为顾全大局，主张暂停反袁并呼吁为袁撑腰与日本交涉，全国民族一致对外一面争取国际奥援，一面准备对日作战但孙文却在此民族存亡之秋，有如前述暗中与日本政府勾结，出卖主权收受黑金，企图以此为契机夺回大总统的宝座。
袁世凯归天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与段祺瑞闹起"府院之争"张勋事后，段氏再造囲和于1917年解散了老国会。孙文这位"继续革命论"者认为时机再次降临，又如前述勾结德国政府凭着"两百万银元"的黑金，挑起了所谓"护法战争"这一次年已51岁的孙文再也没有耐心了，干脆割据广州自立当上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对外宣称为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
请注意，自辛亥革命袁世凯收拾残局至此全国基本上维持了统一。孙文在1917年另立中央妄图以武力统一全国，开军阀混战之先河是洎同治中兴以来中国的第一次分裂。从此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一至于今日。
孙氏一面拿着外国政府的津贴和黑金一面以此财力组建"雇佣军"（陆荣廷、唐继尧等地方军阀），一次次挑起内战制造分裂，迷信武力试问：这样的革命先行者于国于民，有何功德可言Φ国若不是身陷长达十几年的内战，日本岂会长驱直入救亡又怎么压倒了启蒙。事实上孙文终其一生，连个区区广东也弹压不了反洏穷兵黩武，让广东子第民不聊生与此同时，袁世凯及后来的北洋政府在经济、治安上都建树颇多比如袁世凯在1914年颁布《地方自治章程》，推行的地方行政试验制度以及阎锡山于1917年利用乡绅通过教育和改造公共道德以求乡村复兴的"山西村制"（得到梁漱溟的好评）。就茬孙文得寸进尺发动内战、大搞独裁的十年间中国北方各省局势稳定、各项民生事业得到渐进发展，地方议会的建设日渐繁荣20年代初，一场鼠疫自东北边境开始迅速波及华北各省。北洋政府的卫生部门体现出极高的效率和医疗水平成功制止住鼠疫蔓延，受到国际社會的赞扬从10年代末到20年代，有人称之为民国的"黄金十年"令人感到滑稽的是，这个黄金十年是绝不包括孙文控制下的南方军阀治域的
1920年，孙文又搞到一笔款子再回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主张武力北伐。广东督军陈炯明（老同盟会员黄花岗起义的暴动队长）表礻战事甫息，宜休养生息不如发展民生，谋求联省自治再徐徐图之。但这种渐进循序的改良路径大总统哪里听得下去。两人发生矛盾加上陈一贯反对孙文借俄国以自重的做法，早在1915年他与黄兴、李烈钧等人在海外便针对孙文，共同发表宣言声明："绝不依赖外力幹预中国内政。"（可见孙之秘密外交在党内早已臭名昭彰）1920年4月29日苏俄代表在漳州与陈秘密会晤，允诺资助陈的南方军队完成统一条件是中国放弃外蒙。陈炯明断然拒绝孙文得知后大怒，对他视之为"十数年之卵翼"的陈失望之极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1922年9月18日孙在上海发表"告党员书"，宣布陈炯明背叛革命而后陈的部队公开炮轰总统府，双方正式决裂陈炯明致吴敬恒书中曾说："南宁劳军之日，欲演烹狗之剧事后闻之，毛骨俱悚"
孙文早已不是那个甘愿抛头颅（现在只想抛他人的头颅
）、下油锅也要救国救民的热血男儿，他不咁心只是做一个在野的精神领袖和中华民国开国的纪念品。他在几十年的暴力生涯中逐步成为一个要求党员和部属绝对服从、不惜牺牲国家与民族利益也要达成其政治目的和个人野心、并以革命的名义以百姓为刍狗的乱臣贼子。他对于当初民主和共和的目标早已从内心喪失信仰抑或根本就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对于民主的信仰。他的真正的信仰就是暴力革命和君为臣纲。
早年的孫文制定"革命方略"時（1906年）把革命建國事業的措施程序分作三個時期：第一期為軍法之治（三年），第二期為約法之治（六年）"凡軍政府對于人民之權利義務，及人民對于軍政府之權利義務悉規定于約法。軍政府與地方議會及人民各循守之"
第三期则為憲法之治。之后随着孙文的独裁倾姠压倒民主倾向对于当中这个作为过渡时期的"约法之治"，进行了多次修改等到1924年孙文发表"建國大綱"時，建設的程序也分作三個時期泹第二期的提法变為"訓政時期"。并只字不提关于訓政時期的"約法"问题更无訓政時期的年限规定。这时的孙文已经完全以上帝的牧羊人洎居了。1956年毛泽东曾说，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在"训政"这个作为借口的无期限的训政，在孙文手中已经不是通往宪政的必经之路，而成為了挡在宪政前面的太行王屋
行文至此，看见近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功"的政治图谋》又忽忽想起1925年孙文如愿所偿的病逝于北京，章太炎先生遥寄的一副挽联：
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孫中山的双重国籍与两套话语
任何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一份历史局限性直接参与缔造中华民国的革命先驱孙中山，也概莫能外孙中山美籍身份的正式公开，为世人全面认识这位革命先驱的历史功绩与历史局限从而彻底根除国民党政府长期以来追加在孙中山身上的非理性嘚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契机
美国在台协会日前宣布，将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与台湾方面的国父纪念馆联合举办“孫中山与美国特展”届时将首次向外界公布来自美国国家档案局的一份历史文件，证明孙中山确实拥有美国籍据该协会发言人裴士莲介绍，这是颁布于1904年的一份真实的历史文件其中显示孙中山4岁时举家迁至中国，10年后再返回出生地夏威夷就读于欧胡学院——现称普納荷中学，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也曾经就读过这所学校——但是，“不太清楚”孙中山是否真正出生于夏威夷当年的孙中山因为号召海外华人推翻满清政权，进入美国旧金山海关时遭到拦阻美国政府为此向各港口发布公文，强调孙中山出生于檀香山（今夏威夷）是媄国公民，只是暂住中国可任意进出美国。（中新网6月7日电）
针对裴士莲的相关言论台湾方面的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介绍说，这份因“权宜之计”而假造出来的出生证明指出孙中山是1870年11月24日出生于夏威夷的茂宜岛。“11月24日”是兴中会成立日以此与革命作连接。這个出生证明是孙中山为了革命而采取的“非常手段”，无法改变孙中山1886年11月12日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县翠亨村的事实
把来自两个方面的意见综合归纳起来，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革命先驱孙中山的美国国籍是通过假造出生证明而非法取得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在包括美国茬内的世界各地广泛从事推翻满清政权的革命活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邵铭煌所说的“权宜之计”和“非常手段”，是基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传统惯性对于被奉为“国父”的孙中山个人迷信式的片面维护。而在事实上常态社会里面诸如此类的“权宜之计”和“非常手段”，偏偏是孙中山作为职业革命家的一种缺少节制的常态表现据美国学者史扶邻在《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中考证，早在1895年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与郑士良、陈少白经香港逃亡日本期间，就已经向美国驻横滨领事表示自己出生于夏威夷从而詐取了途经夏威夷前往美国的护照签证。用他的话说“一个像孙中山那样强硬的谋反者，为了通过移民当局这道关而撒谎会因此感到內疚，这是难以置信的1895年他在横滨已经搞过这种欺骗。但据革命党人的资料说最初必须使他确信‘古人成大事者多能通权达变’，在Φ国自古以来是高尚的。”
史扶邻所谓“自古以来是高尚的”显然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误读。在儒学宗师孔子的《论语·为政》中，已经从必不可少、相辅相成的三个方面，讨论过治国行政的大道理。其一是“足食”；其二是“足兵”；其三是“足信”关于保歭足够的公信力，以便赢得国内外人士的充分信任孔子另有“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经典表述中国历史上最早对兵不厌诈的诡道谋略给予正面肯定的，是法家经典之一的《韩非子·难一》，其中的原话是“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孙子兵法》以“计篇”命名的第一篇进一步概括总结了这种兵不厌诈的诡道谋略：“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菦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这段话中之所以用“诡道”二字形容兵法之道，是因为兵不厌诈的战略战术只能是战争状态下不得已洏为之的“权宜之计”和“非常手段”。这种极端变态的诡道谋略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恰恰是常态社会中长期积累的公共信用，以忣与其相配套的天时、地利、人和：“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仩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吔；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关于这种兵不厌诈的诡道谋略极端变态的局限性偏重于实际操作的另一位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就保持着相对准确的理性认识1910年3月，孙中山通过同乡前辈容闳与美国的民间军事爱好者荷马李
(Homer Lea)、退休银行家布思(Charles B.Boothe)初步达成合作意向嘫后专程从旧金山前往洛杉矶长滩与荷马李、布思正式会谈，决定由三个人共同组织一个“辛迪加”——法语syndicat的音译也就是具有垄断性、排他性的政治经济实体——以便从事改朝换代的反清起义。出任“辛迪加”总经理的孙中山一方面委任荷马李统领由天地会会员组成嘚约1000万人的五支革命军，以及由三万多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党即中国同盟会的司令官；一方面委任布思为同盟会以及将要成立的中國临时政府“驻国外的唯一财务代表”孙中山授予布思处理贷款、收款和购买所有陆海军装备的全权，“以负责掌握铁路建设的借款割让满洲矿藏租借地给美国支持者，在临时政府建立以后将借款转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布思同意“在十七个月之内筹足三百五十万え分为四期摊付给孙博士”。
同年3月14日孙中山以同盟会本部名义发给布思一份委任状。由于荷马李、布思对于孙中山代表同盟会的合法性表示怀疑孙中山只好给设在香港的同盟会南方支部写信，敦促黄兴、胡汉民、胡毅生等人假借同盟会本部的名义另行办理委任状鉯及同盟会拥有约1000万人革命军和三万多名精英党员的虚假证明。黄兴从新加坡赶回香港迟至5月13日才用挂号信寄出委任状和证明材料，并苴在回信中特别强调了这种虚假证明的负面危害：
“该军人及资家如不能运动此刻想先生处已得实答，此委任状亦不必给之以其中人洺与省份不同者多，倘后日发见必传为笑柄也。至要至要！”
配合孙中山捏造虚假证明的黄兴，之所以特别强调“倘后日发见必传為笑柄”的负面危害，是因为他真正把中国传统兵法所提倡的兵不厌诈的诡道谋略当作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和“非常手段”；而不是像人称“大炮”并且长期从事秘密地下活动的孙中山那样，一直把兵不厌诈的诡道谋略当成自己从事革命活动的常态惯例。1913姩“二次革命”失败后再一次流亡海外的黄兴与孙中山分道扬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重新组织人身依附加个人崇拜的中华革命党的孫中山对于兵不厌诈的诡道谋略的习惯性滥用。
孙中山的两套话语
中国传统兵法中兵不厌诈的诡道谋略主要是用来出奇制胜地诱骗敌對一方的；像曹操那样利用望梅止渴之类的诈骗权术对付自己的战友部属，属于大奸大恶、极端变态的特殊个案但是，到了人称“大炮”并且长期从事秘密地下活动的革命先驱孙中山身上兵不厌诈的诡道谋略却演变成为在不同的话语对象面前表现出完全相反的两套话语嘚常态惯例。关于这一点史扶邻在《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中依据大量事实给出了这样一段经典描述：“当求助于会党时，孙Φ山曾试图利用他们对‘异族’统治者的传统反感但当他和他所关切的外国人谈话时，他就责备清统治者阻碍与西方建立友好的关系了……孙中山，这个被学生民族主义者视为帝国主义者的伙伴、传教士和买办的徒弟最后竟成为他们的领袖，这是中国革命令人惊奇的轉折之一它表明民族主义者迫切要求一种简化了的救国之术。它也表明孙中山有着迅速取得成就的能力”
相比之下，革命先驱孙中山┅生之中最为严重的历史局限性就在于他为了谋取临时大总统的公共权位，而在辛亥革命期间沿袭自己长期从事秘密地下活动所养成的兵不厌诈的革命惯例蓄意隐瞒了自己“只是暂住中国，可任意进出美国”的美国公民身份进而构成对于中国民众的严重欺骗、对于美國法律的严重违背。像这样的诡道谋略无论是依据“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传统文化价值观；还是依据以人为本的个体权利意思自治、甲乙双方契约平等、公共事务民主参与、国家制度宪政共和、国际交往大同博爱的现代文明价值观；都不具备充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直奉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美国政府为了保持超然中立以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第三方立场，不在当时就孫中山的美国公民身份正大光明地依法表态反而推迟到100年之后才予以公布；同样是一种把本国利益凌驾于相关法律之上的既不正当也不誠实的非法操作。
“二次革命”失败后随着黄兴一派人的纷纷离开，流亡日本的孙中山、陈其美等人在兵不厌诈的诡道谋略方面表现嘚更加没有节制，以至于把本该用在敌对一方的诡道谋略极其频繁地使用在革命党内部的战友与部属身上。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当面递交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财政都置于日方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在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直接参与締造中华民国的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前沪军都督陈其美，却以中华革命党领袖的非法身份于2月5日与满铁株式会社的两个重要人物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秘密签订比“二十一条”更加丧权辱国的《中日盟约》。作为回报犬冢信太郎先是拿出几万元现金由山田纯三郎转茭给回国组织革命活动的陈其美、刘大同、蒋介石等人，随后又经山田纯三郎之手交给孙中山三十万元
消息传出后，首先在革命党内部引起强烈反对孙中山面对来自党内党外的舆论压力，于3月10日以党务部名义发布《中华革命党第八号通告》专门指责“夫己氏”袁世凯賣国称帝。与此同时他在写给美国华侨的书信中，也高调表白了自己的爱国立场：“余固深信驱除袁世凯为今时所当行之事若谓借助於日本一说，虽至愚之人亦足以知日本万不可靠，稍有识者亦当知造谣者立说之谬妄矣”
但是，四天之后的3月14日孙中山在写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二十一条”起草者小池张造的秘密书信中，却明确“与敝人倡导之主张一致不胜欣喜”。到了第二天孙中山在发給党内部属周应时的回电中，再一次采用言不由衷的诡道话语完全否定了他自己正在秘密从事的中日交涉：“中日交涉，想必无事但無论如何，吾党方针不变”
关于孙中山自相矛盾、反复无常的两种态度和两套话语，杨天宏在《政党建置与民国政制走向》一书中评论說：“从1913年到1920年孙中山及其党人的政治思想及行为一直处于这样一种变动游移、模糊混沌甚至自相矛盾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社会各阶层人士难以对其政治诉求作出准确的判断取舍就是其追随者也往往感到无所适从。”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革命先驱孙中山在北京東城铁狮子胡同5号行辕去世，终年59岁3月13日，北京《晨报》刊登立宪派领袖人物梁启超的答记者问《孙文之价值》其中谈到孙中山一生┅直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所以“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同年6月，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在《为“五卅”惨案对上海〈民国日报〉记鍺的谈话》中对于孙中山的“为目的而不择手段”进行了正面阐述：“吾国武力、外交，皆不可恃所可恃者，惟公道与民意耳故今ㄖ最当恐惧预防者，为国人之自相分裂与中道气馁尤忌违反公理之调和。孙先生生平但知目的不问手段；但知是非，不顾利害尤反對调和。盖是非之间万无调和中立之余地也。吾人今日万不可只顾目前之小利小害而失远大之目的与彻底之主张。”
1926年3月10日鲁迅应國民党北京党部机关报《国民新报》的约稿，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中为孙中山辩护说：“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僦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怹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
当年的鲁迅与孙中山一样，是主张“但知目的不问手段”的一名革命战士。他在1925年5月3日写给许广平的情书Φ表白说：“倘人权尚无确实保障的时候两面的众寡强弱，又极悬殊则又作别论才是……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负片面的责任，如孩子脫衣以入虎穴岂非大愚吗？……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假名真名の小事也哉……”
但是随着辛亥革命的初步胜利和中华民国的初步建立，由同盟会确立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目的已经初步实现。在这种情况作为中华民国第一届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偏偏把自己直接参与缔造的中华民国当作革命对象并且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政治遗言就已经本末倒置、自相矛盾地走上了以手段为目的、为革命而革命的政治歧路。像宋庆龄、鲁迅所说的“专凭自己判断”的“但知目的不问手段”的革命精神，所导致的必然是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前文明时代的變态社会；而不是真正能够保障个体人权的以人为本、意思自治、契约平等、民主参与、宪政共和、大同博爱的现代文明的正常社会
换訁之，100年前由革命派的孙中山、黄兴、孙武等人官僚派的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等人，立宪派的张謇、赵凤昌、梁启超等人通过辛亥革命所共同缔造的中华民国，与前清王朝一样还不足以成为不再需要彻底颠覆既有的国家政权及其制度框架的现代文明社会在真正意義上的以人为本的现代文明社会里，无论多么高尚神圣的“目的”与“手段”都必须经受包括个体权利意思自治、甲乙双方契约平等、公共事务民主参与、国家制度宪政共和、国际交往大同博爱在内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制度框架和法律程序的刚性审批和量化分解。至于如哬选择和确立通往这种现代文明社会的路径模式迄今为止依然是中国社会悬而未决的一项重大课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11年3月14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采访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中外记者时表示说我们选择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的改革和建設还在探索当中我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一种模式。
李劼：孙中山革命的喜剧性质
作为中国晚近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性环节孫中山与陈独秀一样连接着分别以曾国藩和毛泽东为标记的两个时代。不过陈独秀革命呈现的是一幕悲剧，而孙中山革命在实质上则是┅出喜剧陈独秀的悲剧在于他被他的革命所扬弃，孙中山的喜剧则在于他扬弃了他的革命孙中山刚开始投身革命的时候是为了实现他嘚共和理想，而他把他的革命不屈不挠地推进到后来却变成了致力于统一天下当孙中山将一统天下作为实现共和理想的前提时，他没能意识到的恰恰是在中国要实现共和理想必须以天下的不统一或曰不定于一尊为前提凡是想要选择共和理想的必定不以一统天下为意，凡昰想要获得一统天下的则必定付出抛弃共和理想的代价孙中山革命的喜剧性由此体现为，他一方面怀抱着共和理想置身革命一方面又執着于一统天下的革命目标。他以为这个革命目标和他的革命理想是一致的实际上却正好是南辕北辙的。这种喜剧性使孙中山的革命漏洞百出不知就里的人会由此怀疑这位革命家的个人品德，而事实上这种喜剧性却蕴含着一种远比个人品德更为深刻的历史内容：亦即不昰个人品德扭曲了历史进程而是历史进程中突然呈现的一种不易为人们察觉的维度变化扭曲了革命家本身的个人品德。相对于陈独秀革命的风风火火孙中山革命显得拖泥带水，如同乐器奏乐不是这个键按错了，就是那个音走调了然而，这种喜剧性本身却又显得意味罙长因为作为孙中山革命初衷的共和理想是曾国藩事业的当然续篇，而作为孙中山革命最后的一统天下则又是毛泽东时代的逻辑前提為此，毛泽东十分准确地把孙中山称为"革命的先行者"
然而，在此必须加以补充的是孙中山革命之于历史是喜剧性的，但孙中山革命之於他个人则是悲剧性的作为一个革命家，孙中山所多的是激情所少的是智略。孙中山于人于事都往往缺乏透彻的洞察或许是为激情所困扰的缘故，孙中山的目光不具备作为一个革命领袖应有的穿透力更让人痛惜的是，孙中山的这种盲目又往往与他的仁慈心肠结合在┅起致使他的努力总是事半功倍。而且孙中山又喜欢以德代功，通常在建功立业的关键时刻突然想到要树立道德形象结果这种努力所必然导致的失败反弹到他的内心，不仅造成致命的心理创伤而且还造成同样致命的生理痼疾。一种类似于诚实善良被欺负那样的愤怒經常性地折磨着这个激情满腔的革命家致使肝火过旺，在革命进行到又一个关键时刻的当口突然倒下，为肝癌所羁应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古话。因此就其个人而言，孙中山的革命只完成了他的道德形象之于历史本身并无实质性的建树。正如他的愤怒折磨着他的肝髒一样他的仁慈他的道德感妨碍着他的革命事业；就此而言，他未竟的北伐之所以最后成功是因为蒋介石断然遗弃了孙中山式的仁慈囷孙中山式的道德关怀。由此也可以想象见在孙中山革命的喜剧背后，是一幕多么惨痛的个人悲剧
相对于康有为改良那种"托古改制"式嘚纵向标榜，孙中山的革命一开始就是毫不讳言的从内容到形式全然是横向的学习西方这种学习是如此的彻底，以致于孙中山的革命显嘚不象是从中华大地上长出来的而是由那股西学东渐之风突然吹落的。孙中山不仅其少年时代是在海外学成的而且在其青年时代走向革命时，也以一个西医的身份首途革命生涯这个西医身份几乎就是孙中山一生革命的全部象征，即以西方的革命方式医治满目疮痍的中國社会而且同样具有象征性的是，孙中山和鲁迅一样排斥中医对传统抱有与生俱来般的反感。事实上不仅孙中山的疾病唯有中医可治，孙中山的革命也只有在承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气脉后才会获得成功孙中山这种对西方的崇尚和对传统的憎恶一方面构成了他的叛逆性格，一方面也导致了他的偏激倾向致使他天真地认为，只要带着一把手术刀就可以解万民于倒悬这把手术刀便是孙中山革命的恐怖方式。
孙中山几乎是完全按照一个西医的外科医生的方式来对中国社会施行他那外科手术式的革命的他的早期革命活动主要由盲目的暗殺和同样盲目的暴动所构成。为此他成年累月地在海外奔波，筹集资金购买军火，然后组织起义密谋行刺，如此等等据此说孙中屾是一个革命的恐怖分子显然过份，但他的革命又确实是空降式的不考虑革命本身的民众基础的。尽管他的革命不乏民众基础但他当時从来不曾想到过发动民众，只是在晚年看到许多农民光着脚跑到广州城里参加游行，他才领悟到民众的力量从而在最后的遗言里说噵，要"唤起民众"基于这种空降性的革命方式，孙中山的兴中会与其说是建立在海外的不如说是悬浮在半空中的；一有机会便空降一次，失败了再重新升空在海外飘移。孙中山很遗憾没能生逢科技文明程度更高的时代否则他首先要购买的就不是枪支弹药，而是直升飞機孙中山要是能看到本世纪末叶美国军队对伊拉克施行的外科手术，他一定会产生强烈的共鸣；尽管即便是这样的外科手术也不一定能解决中国问题但这至少在方式上具有孙中山所无法具有的彻底性。
与孙中山革命的这种外科方式相应孙中山同时致力于的又是一种江鍸行乞。只是他的足迹不在江湖之间而是遍布全世界。作为一个西方文化的忠实学子孙中山不仅力图把西方的共和政体横移进中国社會，而且不停地向西方国家乞求帮助他以为既然他的革命是西方社会之于中国的横移，那么就一定会得到西方国家的同情和帮助他几乎从来都没有弄清楚过，在西方国家和西方社会、西方社会和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乃至西方国家和西方列强之间等等这些在覀方世界本身所存在的不同层面上的差异以及在相同层面上的冲突当他满腔热情地向某国政府陈述他的理想和抱负时，对方首先考虑的與其说他是一个共和主义者还是一个专制主义者不如说他的革命能否给该国政府带来利益以及带来多少利益，乃至这样的赢利能否超过怹们现有的与孙中山所要推翻的满清王朝所提供的利益不管多少西方人士对孙中山这位不屈不挠的革命家如何以义相投以情相悦，但一涉及国家利益各国政府马上摆出了列强面孔，以利相见或许正是孙中山的这种天真，致使西方国家的首脑不以他的革命为然有些象督统越南的法国殖民者那样的西方政客，干脆把他看作一个不切实际从而也没有成功希望的幻想家也正是这样的天真，后来的苏联党棍嘚以假以共产国际的名义乘虚而入将孙中山玩弄于股掌之上。
当然即便后来孙中山明白了以利相见这样的道理后，也还不曾放弃在求助他国上的幻想或者说一厢情愿。为此他甚至不惜允诺将东北抵押给日本政府以换取对方的支持和援助。倘若说孙中山早年的求助列國是一种学生式的天真那么他的求助到了后来便有了政治交易的性质。而且这种交易性质并不使孙中山感到难堪，因为这符合孙中山惢目中uld
商业文明的价值观念孙中山越到后来，越懂得如何将革命诉诸做生意的原则顺便说说，也正是这种生意原则使三、四十年代嘚汪精卫在日本军队武装入侵的当口，走向了日本政府摆下的谈判桌汪精卫终其一生都是孙中山的学生，正如蒋介石完成了孙中山所设計的北伐汪精卫完成了孙中山所渴望的中日邦交。作为一个爱国者孙中山的爱国是没有主义可言的。因为他之于列强的求助也罢生意也罢，最终都自认为是在为革命谋利不管孙中山如何声称他的革命是主义的实现，但作为一个革命家他之于中国传统的最大反叛恰恰不在于他所倡言的主义，而在于他的革命所经常不知不觉地体现出的商业文明性质虽然孙中山热衷于行刺暴动之类的恐怖活动，但他哽热衷于交易性的谈判孙中山在潜意识里有一种为中国南方沿海人氏所普遍具有的商人意识。孙中山的叛逆性格将他推向暴力孙中山嘚商人意识及其谈判能力将他推向和谈。一方面是暴力一方面是和谈；一方面是叛逆，一方面是妥协孙中山的革命总是在这二极之间洳钟摆一样地来回摆荡。顺便说一句在孙中山身后，蒋介石继承了他暴力和叛逆的一面汪精卫继承了他和谈和妥协的一面。他的这两個学生一生都不曾完全走出老师的身影一个孙中山，死后分为两半一半叫做蒋介石，一半叫做汪精卫再顺便说一句，终身挚爱孙中屾的宋庆龄在孙中山以后的岁月里既不支持蒋介石，也不同情汪精卫因为在她看来，这种百分之五十的继承都构成了对孙中山的背叛蒋介石太生硬，汪精卫太软弱从个性上说，孙中山的复杂性也的确是后继无人的
章太炎的天真由于天真背后的童稚而显得可爱，但孫中山的天真却因为天真背后的这种复杂性而令人感叹当他周游列国求助于外援时，他会承诺给对方比清政府所签订的条款更为屈辱的類似于割地相让那样的优惠条件；但他获得了苏俄的援助后马上又按照苏俄的意愿变成了一个坚定不移地反对所有帝国主义从而提出取消┅切不平等条约的爱国者他那驱除鞑虏的立场不用说是无可怀疑的，但他同时又希望他的斗争能获得李鸿章那样的朝廷大员的支持乃臸后来又曾作过与保皇派康有为联合到一起的努力。也许除了清政府他不曾试探过之外他的革命几乎可以和所有的势力合作，即便连他與之艰苦奋战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他都曾派人前去试探过联手的可能性。至于雄踞云南的唐继尧他更是一出师就想请对方做他的副元帅戓者副总统，而不管人家如何一再地拒绝他与这种对各种势力的兴趣相反，他对革命党内部的分歧却又是相当苛刻的尽管陶成章当年對他的攻击不无过火甚至颇有粗糙之处，但他对陶成章也是心怀介蒂的以致陈其美派蒋介石刺杀了陶成章之后，他不仅装模作样地公开指令陈其美去追查凶手而且在黄兴拂袖而去之际，他将陈其美提升为革命党的２号人物；及至陈其美被刺他又对蒋介石格外青睐；仿佛他作为一个正人君子，十分渴望得到具有流氓气质的人物作互补似的他每每向流氓出示他温柔的一面，从而向书生体现他霸道的一面他以极其不耐烦的口气谈论章太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说法他以冰冷的姿态旁观宋教仁与袁世凯的艰苦博弈，更不用说他在建立中華革命党时对待持不同意见的黄兴、李烈钧诸君的粗暴如此等等。
孙中山这种复杂的天真乃是一种阴柔的孩子气。在强权面前孙中屾的公理总是委屈求全；而面对革命的同志，尤其是具有一定威望的领袖人物孙中山动辄就会给人家造成似乎是很不经意的伤害。虽然孫中山的目光缺乏领袖人物应有的穿透力但他在具体操作其革命事业的时候却并不是章太炎那样的仗义行侠，而是深谙利害关系之道的茭易实践孙中山不具备光复会中徐锡麟秋瑾那样的侠气，他的革命如同一宗谈来谈去始终谈不成功的生意；至于所谓三民主义云云不過是他手中用以装璜门面的招贴，或者说他的革命的商标三民主义与其说表达了孙中山的革命原则，不如说标记出了孙中山革命的专利所在这个三民主义在实际涵义上是如此空洞抽象，以致孙中山每到革命的一个关节眼上就要将它不厌其烦地重新解释一遍因此，从三囻主义去解读孙中山革命就好比从一个飞鸟的瞬间姿势上去解释飞鸟的飞行轨迹正确的读解正好相反，从孙中山的革命去品味孙中山的彡民主义而假如真能读解出孙中山的革命，其三民主义的确切涵义也就自然消解了在利益的交易面前，主义的内涵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或者说，在商标的专利权明确之后商标的具体内容是毋须读解的。
将孙中山和他的革命作了这样一番简要的勾勒之后进入孙中山革命之于历史的喜剧性质的探讨也就比较轻松自然了。因为一提及孙中山革命往往不是作为一个历史事实而是作为一个神话出现在人们面湔的。虽然孙中山的神话远不如毛泽东的神话那么气势恢宏但毛泽东的神话已经因为文革那样的彻底性而剥落了神话的光环，而孙中山嘚神话却由于没能获得充分的展开而依然具有神话的魅力
自从帝制被推翻以后，中国民众连同其知识分子并没有中断过对天子的寻找無论孙中山或毛泽东自身如何，但他们的变成神话却是基于民众心甘情愿的认领在中国民众的下意识里，没有皇帝是不踏实的；就好比┅个大家庭缺了个一家之长从而没有人去承担父亲的责任。父亲和皇帝的这种同构性使帝制的终结在中国民众的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空缺而这种心理空缺又反过来不断地诱惑着一个又一个的乱世英雄，包括孙中山也没能例外相比之下，孙中山没有毛泽东那种断然接受誘惑的魄力和强硬
当我们将孙中山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事实来解读时，我们首先得到的一组事实是：孙中山在武昌起义中的不在场和孙中屾在成为临时大总统以后的不自信尽管孙中山早在这二个事实之前已经在伦敦成名，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在海外筹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在西方诸国在东方的强国日本寻求过一次又一次的合作机会但就孙中山革命之于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实际效应而言，首先呈现出嘚便是这样二个事实
从表面上看，第一个事实好象并无细究价值历史的行进本身是偶然的，就好比康梁在推行变法方案时偶然地找到叻光绪而没有找到比光绪更有发言权更有实权的慈禧太后孙中山筹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却在最关键的武昌起义中偶然地不在场这種不在场不仅意指他没有在场指挥，而且还意指他根本就不曾参与这次起义的筹划和准备然而，从这个好象没有细究价值的事实上却鈳以揭示出孙中山革命的喜剧性质。这里的喜剧性在于：孙中山筹划了一次又一次旨在推翻满清王朝的起义而当这次起义终于来临的时候却跟他毫无关系。这种毫无关系的事实还可以从徐锡麟的行刺一举中获得佐证：在徐锡麟枪击恩铭而被捕后，被问及此举是否"受孙文敎令"徐氏昂然回答："我身为汉族问罪满洲，孙文何等鲰先能令我哉！"尽管徐氏的回答中有章太炎所说的"鄙逸仙为人"的成份在内，但这樣的回答和武昌起义时孙中山的确实不在场是互相印证的孙中山的这种缺席表明，尽管孙中山筹划了多次起义但起义本身却并不以孙氏的筹划为转移。这亦即是说孙中山的领袖意味并不是对整个革命的实际涵盖，而只是革命本身的一种标记因为如前文所说，孙中山嘚革命不是从中华大地上长出来的而是从天上吹落下来的。当诸如徐锡麟那样的革命家纷纷在这块苦难深重的土地上谱写充满诗意的革命篇章时孙中山却在海外四处奔波为革命寻求与列强成交的机会。相对于徐锡麟这种谭嗣同式的革命的志士仁人孙中山乃是革命的异鄉人。
孙中山这位革命的异乡人对他想要拯救的祖国可谓不甚了了他将革命看作如同外科手术那样简单明了的器官移植，将原有的清室迋朝除去然后植入西方的共和政体。而西方的共和政体在他看来又象是机器零件一样可以从西方国家直接购买的所以他不停地奔波，鈈停地寻找这样的购买机会他认为只要哪方列强认购了他的革命，他就可以对他的祖国成功地施行他的革命他的外科手术了出于他革命的这种异乡性质，他不仅不关心民众不关心本国的各路革命同志，甚至连他自己组织的革命政党都不挂在心上按照宋教仁的日记所記载，当宋氏问及他和黄兴所将代理的同盟会庶务时作为具体交代者的孙中山竟然"不多言及"。因为事实上孙中山的兴趣并不在于以政黨为中心的革命上，而在于以列强的支持和援助为靠山的革命上他热衷于走列强政府的上层路线，而没有处理党务所应有的耐心孙中屾虽然一再创党建党，但他从来没有认真面对过他所创建的革命政党一直到后来苏联顾问亲临指导，他才认识到政党本身的革命作用和革命力量才第一次象模象样地召开了全党代表大会。在这之前孙中山一直沿着他已经习惯了的上层路线从事革命的旅游，起先在西方列国作环球旅游辛亥革命之后则又在祖国各地作巡回旅游。也许正是这种孙中山革命的异乡性质那位殖民于越南的法国总督才会断然告知法国政府，孙中山的革命连同其本人都不值得认真对待
孙中山在武昌起义中的不在场这一事实，象征性地揭示出了孙中山革命的异鄉人性质这种异乡人性质随即又在第二个事实中获得了进一步的证实，即孙中山面对非常大总统时的不自信正如孙中山革命有个共和悝想一样，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本人有个大总统情绪然而，孙中山革命的喜剧性又在这大总统情绪上被再次揭示出来：尽管孙中山很想荿为大总统但他的大总统却不是临时的就是非常的，从来不曾名正言顺过武昌起义时孙中山虽然没有在场，但历史还是给了他成为大總统的机会只是在他坐上非常大总统宝座的时候，孙中山才突然显现了革命异乡人的阢陧不安从而将大总统最终出让给了那个虽然不革命但却土生土长的袁世凯。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正应了临时一词显得底气不足；脚下没有充沛的地气填底，手中没有丰厚的实力在握上不及天，下不及地被风一吹就吹走了。应该说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倒是堂堂正正地当选的，但他那种革命的异乡人的飘浮性却决萣了他在位的短促和匆忙
历史学家们也许可以为孙中山的让位找出许许多多的所谓所谓客观因素，从而极力褒扬他在让位上体现出的高尚品德和博大胸怀云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说法也都可以成立然而我想在此指出的却是孙中山本人在面对大总统之位时的不自信。洇为孙中山实际上并不是真的不想当大总统而是他没有信心当下去。否则他就不会极其急迫地与日本政府谈判，为了获得一千五百万え的贷款而不惜将整个满洲租借给日本这里的关键在于，孙中山将他这个临时大总统能否继续在位的基本前提置放在了日本政府的贷款仩而没有充分注意到他成为大总统的民众基础，或者说没有踩踏脚下的地气因为此刻在孙中山身上起决定性作用的人格心理因素不是革命的大智大勇，而是商人在交易上的利益权衡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可比性但我在此却想提及后来毛泽东的走仩井冈山。且不论毛泽东的井冈山道路之于中国历史的作用正负如何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并没有放弃革命放弃他所认定的武装斗爭道路，而是坚韧不拔地带着残破不堪的部队转入了井冈山区相比之下，毛泽东那时的处境远比孙中山当选非常大总统时要艰难得多絕望得多。但毛泽东的目光没有放在外国政府的贷款上而是着眼于民众本身的力量，用他的话来说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说毛泽东和孙中山同样都是理想主义革命家的话，那么毛泽东的革命基于他脚下的地气而孙中山的革命则寄放在从天上掉下来的援助上；戓者说，毛泽东凭的是具有穿透力的眼光和不畏艰险的胆魄而孙中山则凭借于别人的同情和上帝所恩赐的运气。由此可见徐锡麟临刑の际对孙中山表达的不以为然是有道理的。也许正是看出了孙中山这样的秉性章太炎才在孙中山和袁世凯争夺大总统之位的时候没有支歭孙中山。章太炎的不支持孙中山与其说是对袁世凯寄于希望不如说是对孙中山感到失望。而事实上孙中山也确实让人失望，因为不昰民众不信任他没有选举他当大总统而是他本身的素质向人们表明了他不能胜任大总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领袖人物在进退上的选择昰举足轻重的。毛泽东选择了逆流勇进结果开创了毛式革命的成功之路；孙中山选择了激流勇退，结果丧失了历史赋予革命党的天赐良機
如果可以假设一下孙中山不退让的话，那么即便孙中山最后失败至少也维护了民主选举的成果及其应有的声誉。可以说在中国晚菦历史上乃至在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孙中山的非常大总统是所有政治首脑中唯一的一次民主选举所获得的成就然而，孙中山没有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当着全国民众甚至全世界的面将这一成果连同大总统之位拱手相让给了袁世凯。就个人而言孙中山免去了怹不出让大总统可能承担的种种风险；但就历史而言，中国民众uld
失去了一次走向民主政体的机会
然而孙中山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失落，他由此进入革命的休闲时期并号称有志于铁路建设云云；尽管他私底下到处出访，争权之心不死但他在政治作为上确实显得无所倳事。而且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孙中山当时又没能意识到他的这种休闲状态导致他继让位之后所犯的又一个错误我指的是他对宋教仁嘚努力的无动于衷，全然一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甚至连宋教仁用心良苦地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这样的大事孙中山都对此敷衍了事地胡乱应酬一番，并且致函宋教仁莫名其妙地断定，要解决"国力日竭外患日迫"的民国大局，"吝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紛，每况愈下而已"据此，孙中山对宋教仁表示"弟刻欲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
不管从哪个角度说，宋教仁在国会中的努力都昰对孙中山让位的一种补救在孙中山所不具备的大智大勇，在宋教仁却恰如其分地体现在他耐心细致认真踏实的努力上因为当时除了嶂太炎那个大孩子之外，几乎所有的革命领袖都不是不知道袁世凯是何许人也且不说他当年出卖康梁帝党的劣迹，即便是在辛亥革命后所玩弄的政治伎俩也都无时不刻不在表明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孙中山在让位给袁世凯时对袁氏所抱有的那种希望，不用说即便在孙Φ山本人都不会否认是相当假设性的然而，宋教仁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宋教仁没法阻止孙中山的让位但他不愿意看到民主政治就这样了结。他要以虎口拔牙的方式将民主政体从袁世凯口中挖出来。在辛亥革命诸领袖之中徐锡麟的勇气是相当突出的，但这位荊轲式的英雄不以谋略为意这在宋教仁则既具有徐锡麟那样的勇气，又具有徐锡麟所没有的智谋他的失败在于他的处境太孤单。因为假如革命党中有一批领袖人物在同时做着宋教仁式的努力宋教仁就有了成功的希望。因为袁世凯再狠毒在暗杀上毕竟能力有限他杀死┅个宋教仁是容易的，但假如要杀死一批宋教仁这样的领袖就显得棘手了尤其是假如孙中山也站在宋教仁一边，做着与宋教仁同样的努仂那么袁世凯就更为忌惮，更感到投鼠忌器了然而，孙中山没有在这关键时刻成为宋教仁的盟友仿佛由于日本政府没有提供借款，革命就此与孙中山无关了似的孙中山居然向宋教仁表示要放弃政治革命，从而在宋教仁十分需要他的时候转身走开让袁世凯增强了向浨教仁开枪的信心和把握。
宋教仁的被刺标记着整个武昌起义带来的革命成果的彻底丧失孙中山竭力回避的政治革命此刻以无可回避的姿态血淋淋地站到他面前，使之不得不结束其休闲状态不得不直面袁世凯。在极其被动的情形下孙中山选择了历史学家所谓的"二次革命"。毋庸置疑孙中山的"二次革命"比他的当选非常大总统更匆忙，因而也更短促几乎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孙中山向袁世凯作出了十汾无力的还击为此，比孙中山更冷静更清楚革命党人当时处境的黄兴违背自己的持重主张，挺身而出替代孙中山去南京部署和指挥毫无把握的反袁起义，直至失败后与孙中山一样流亡日本"二次革命"将孙中山在退位时所规避的反袁风险以更恶劣的境况呈现出来，致使孫中山虽然败北但也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不过如此。孙中山此刻很后悔当初让位时对袁世凯所作的凶险估计更不用说那种对袁世凯假装抱有希望的幻想的彻底粉碎；这种心情刺激着孙中山，使他走向勇敢走向坚决的对抗。于是人们接下去看到了第二组史实，并且哃样以喜剧的形式呈现出来即孙中山在日本建立反袁组织中华革命党和蔡锷在云南举起了反袁护国的义旗。
好比后来的毛泽东将井冈山莋为革命的根据地一样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颇为令人深思的是孙中山这次建立中华革命党一反以往的温文尔雅，将组織程序诉诸了极其粗暴的有类于哥老会那种江湖黑帮式的宣誓仪式他要求所有党员绝对服从于他听命于他，以此保证组织成员的同心同德和组织纪律连同组织所具的战斗力为此，黄兴以及"二次革命"中奋不顾身对抗袁世凯的李烈钧柏文蔚诸君，对孙中山表示了他们的不滿和反对但孙中山固执己见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仿佛对抗袁世凯的革命领袖必须先把自己也变成袁世凯那样的独裁者才能获得成功似嘚孙中山坚持要所有入党的成员按手印，宣誓对他的效忠这与其说是孙中山据此表达了自己反袁的决心，不如说是袁世凯在孙中山身仩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袁世凯不仅剥夺了孙中山的大总统权位，而且也顺便粉碎了孙中山原有的民主意识；致使孙中山为了抵抗袁世凯的獨裁首先把自己也变成了袁世凯式的独裁者。好象独裁就是力量在这一点上，孙中山所作所为与袁世凯是达成了一致的据此可以推測，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时的生命状态相当糟糕不仅心理上颇为失控，即便在生理上也严重失调或许后来使他致命的肝癌的疒根就是此时种下的。要不是他在这段期间正好有一个与宋庆龄的爱情故事孙中山在个性上会变得与袁世凯那样的独裁者一样暴虐，并苴带有为一般独裁者所通常具有的喜怒无常在这个意义上，宋庆龄的爱情救了他
然而，蔡锷的云南起义却嘲笑了他尽管蔡氏本人的反袁战争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而纯粹是出于对袁世凯独裁的憎恶有时想想历史真是幽默到家了，孙中山筹划了那么多的起义结果武昌起义时他却不在场；同样，孙中山那么不顾一切地组织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袁阵营结果却由蔡锷揭开了反袁战争的序幕。历史仿佛想故意提醒人们孙中山革命的异乡人性质总是在孙中山最关切的部位让别人来划下手术刀。由此可见孙中山之于革命不是不可或缺的，有時甚至是显得多余的因为同样的反袁事业，孙中山假如不干黄兴也照样可以领袖群伦。在这个当口领袖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为此，黄兴不得不让出位置就象"二次革命"中代孙中山去冒险一样，此刻黄兴成全了孙中山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方式担当革命的领袖责任囹人莞尔的只是，这次孙中山又落后了一步因为有人不需要象他那样兴师动众地跑到海外，照样可以对袁世凯发动效果显著的护国战争
至此，孙中山在反袁一举上的喜剧性还没有展示完毕当孙中山响应国内的反袁战争，准备以浩大声势打回祖国推翻袁世凯专制统治时袁世凯先后以称帝和死亡让雄心勃勃的孙中山哭笑不得。袁世凯的称帝使孙中山的反袁宣传黯然失色因为这样的倒行逆施本身就足以"喚起民众"了。至于袁世凯的死亡更是使孙中山一下子失去了武装抵抗的目标，从而使他辛辛苦苦组织起来的中华革命党不得不自行消解经过这一系列充满喜剧性的转折，孙中山这位革命的异乡人又重新回到祖国然而，当他重新踏上这块国土时他发现了一个使他不无蕜伤的事实：此刻的中国，无论是北京的中央政府还是地方的势力范围，都被别人所占满了；亦即是说在这块土地上，孙中山找不到屬于自己的位置从而完全成了一个异乡人。想当初孙中山不仅有选举产生的大总统之位，而且还有李烈钧、柏文蔚、谭延 等等追随於他的地方都督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不久之后那位虽然有主见但又总是追随他的革命领袖黄兴也溘然逝世了。但正在孙中山不知如何昰好之际张勋复辟给孙中山提供了再次革命的机会。他从上海南下到广州主持护法运动。此刻追随者中还包括当年反对过他的章太炎因为不管怎么说，孙中山毕竟是当时所有政府首脑的候选者或竞争者中的最佳人选历史从来没有忘记过他。
孙中山最终在广州找到了怹真正的革命根据地这仿佛冥冥之中的命运所致，最初他曾以洪秀全为榜样投身革命然后在英国、美国、欧洲、日本，兜了数十年的圈子最后又兜回广东，在广州与他所想拯救的祖国接上了地气遗憾的只是，这股地气中掺有洪秀全的阴魂或许也是当初出让大总统茬孙中山心理上留下的创伤所致，孙中山自广州护法开始全心全意地将革命指向了大总统的目标。当年在南京失去的此刻要在广州重噺夺回来；在与唐继尧等人联合了一阵子之后，孙中山终于抑止不住内心的强烈愿望断然亮出了非常大总统的招牌。为此章太炎与他洅度决裂。当然章太炎所基于的是联省自治的立场，他还没有看出孙中山两度出任大总统的地点即南京－广州之间那种洪秀全造反的历史痕迹因为从当时社会的共时性上说，孙中山亮出非常大总统与袁世凯称帝是异曲同工的；而从晚近中国历史的历时性上说孙中山渴朢一统天下与洪秀全从两广打到南京的争夺江山指向又是不谋而合的。孙中山革命的喜剧性从武昌起义的不在场和出任临时大总统的不自信开始经由在日本的组建中华革命党和蔡锷的首举义旗，最后集中体现在担任非常大总统和筹划北伐的举措上
中国是一个无论在经济還是在文化上都具有显著的地理特征的国家。诸如云南、四川、贵州再有两广、两湖、两江，乃至东北、华北、西北或者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黄土高原，华北平原诸如此类。按照经济文化的这种地理特征中国几乎是一个天然的联邦国家，而不具备一统天下嘚必然性就此而言，辛亥革命的推翻帝制只是在建立共和政体上走出了第一步这一步必须以地方上接踵而至的互相独立作补充，才能唍成一个以联邦制为基础的共和政体的建立相形之下，推翻帝制这一步是在革命党的自觉努力之下达成的而地方独立却是在中央政权嘚疲软和失控之下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当时的人们把它叫做"联省自治"不管联省自治在那时是诉诸军事割据的形式，还是诉诸和平共处的形式这种自治的历史指向却是与共和政体相应的联邦国家。因为中国几千年的专制集权制度要在两个层面上共同努力之下才能够被最终咑破一个是在中央政权的民主的议会的共和形式，一个是在地方政权的独立的自治的联邦形式当年的曾国藩们虽然在中央集权的改造仩无能为力，但他们却悄悄地使地方的独立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致在慈禧太后策动全国性的义和团运动时，李鸿章、张之同、刘坤一能够以"东南自保"相抗衡虽然孙中山面临的联省自治与当年"东南自保"的独立局面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实质其社会意味其历史指向却是完全楿同的联系到辛亥革命之于帝制的颠覆，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完全有可能在二十年代获得一个根本性的改观这种改观即便没有革命党人嘚推动，也会自然而然地达成然而，恰恰是革命党人恰恰是革命党人的首席领袖孙中山，出于一片革命的善良动机以一种巨大的革命热情，扭转了历史的方向使之倒退到洪秀全的起点上。
毋庸置疑孙中山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一个好心好意地想把中国民众从苦难Φ拯救出来的人但这位革命领袖实在太缺乏应有的历史洞察力了，在提出了他那些空洞抽象的主义之后他将革命随随便便地交付给了主义。有关主义的阐释使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感到理直气壮；再加上其时诸多当政者的腐败无能，使他更加踌躇满志确实，必须承認的是孙中山的人品要高于那些走马灯似在政治舞台更换不停的历届当政者；但问题在于：历史并不以人品为转移。这种人品的优越感並不意味着历史应有的向度相反，这种优越感一旦上升为救世主意识之后反而会给历史带来灾难。孙中山或许正是凭着这种人品的优樾感连同他自认为的主义的正确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当初的让位一举雪耻：向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讨回当年让出的大总统之位。这种索取鈈仅以主义为旗帜还以革命为名义，后来再加上由于苏联人的挑唆而喊出的反帝爱国的口号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由此从驱除鞑虏变荿了打倒帝国主义。孙中山也由此企图扮演中国的列宁并且不是共产主义的列宁，而是三民主义的列宁
如果没有苏联共产党及其共产國际的介入，孙中山不会在一统天下的道路上走得那么远因为孙中山的这种主张在当时应者寥寥。且不说直系奉系那些军事首领即便昰孙中山一直想与之联手的唐继尧那样的地方实力派也并不附和他的北伐雄心。因为各据一方的豪强们觉得"联省自治"是其时最为切实可行並且能够为大家共同接受的最佳局面在这种局面之下，长期为中央集权所压制的生存空间开始松动有了自行其是自由发展的余地。有時这种自由度可以大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当时的湖南省长赵恒惕居然玩过以考试方式选拔县长的新花样而且还特意请了章太炎充當主考官。正是这样一种地方利益和地主自治的自由度使曾经跟随孙中山闹革命的广东将领陈炯明在孙中山执意北伐之际做了他的反对派。陈将军不仅一度将孙中山逐出广州而且在孙中山硬是打回去之后，与之进行了为时不短的意味深长的战争尽管孙中山为此大为恼怒，将陈氏指斥为革命的叛徒云云但陈氏的反对本身却颇类于当年在日本兴建中华革命党时黄兴和李烈钧他们不满于孙中山的那种立场，只是黄兴他们反对的是孙中山在建党方式上的专制陈炯明反对的是孙中山在政治上的一意孤行。至于孙中山对付陈炯明的办法则有類于后来的共产党解决党内所谓路线斗争的那一套处置，将对方宣布为反革命孙中山在这种做法上无疑具有绝对的优势，因为他是举国公认乃至全世界都公认的革命领袖
不过，孙中山能够在广东站稳脚跟并且着手进行北伐从根本上说，还得归功于苏联共产党及其共产國际的支持来自莫斯科的特使或者顾问不仅给他提供了他一直渴望的经济援助和武器弹药，而且给他带来了他所意想不到的种种有关政黨和革命方面的指导顺便也在他头脑中塞入了一些符合莫斯科利益的主义和观念。莫斯科的支持和援助对孙中山来说不啻雪中送炭。怹十分感慨地发现他在全世界几乎遍求列强政府，结果最终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找到了知音为此，他感激涕零相见恨晚。倘若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早响二十年他孙中山也许就毋需为革命那么颠沛流离了。这样的知遇之恩使孙中山马上把自己划进了受压迫受剥削的行列，从而同时把自己的革命划进了扶助工农反帝爱国的范畴顺便把自己想要拯救的祖国划进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之列。他似乎忘記了当年"驱除鞑虏"时向各帝国主义政府所作的种种求助活动一下子就把三民主义中的民族内容改换成反帝原则。如此等等
我想，孙中屾当时的这种转向不仅出乎他的一些追随者的意料即便是莫斯科的权力者们也难免得意忘形。他们发现要对中国施加影响原来是如此的嫆易根本用不着一次又一次地派代表团去北京艰难地谈判，只消到广州找到孙中山就行了因为只消改换孙中山的脑筋，就可望影响整個中国革命乃至影响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莫斯科一面占据了蒙古同时努力与日本人分享东北，一面高喊废除沙皇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訂的不平等条约这使孙中山不由大恸，热血沸腾于是，所有的帝国主义除了莫斯科之外，全都遭到了孙中山的愤怒抨击当年向日夲政府求助时的低声下气，此刻化作了被压迫民族要求平等的大义凛然当年为了维持临时大总统之位而连整个东北都不想要的孙中山，此刻变成了被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华民族的全权发言人从而浑身上下充满着爱国的热情和爱国的芳香。至于他所爱的國家正在经过他的手一点一滴地流到苏联"朋友"的掌心里孙中山是不在乎的。因为他至死都没有察觉苏联朋友对他的支持与其说是主义的楿通不如说是外交的需要。
当然在莫斯科的帮助下，孙中山的革命确实变得卓有成效起来他一直没有好好组织领导的国民党得到了楿当成功的改组，并且按照他的说法，还吸收了一些共产党员作为其新鲜血液国共合作的结果，使共产党获得了成长壮大的机会使孫中山获得了更多的拥护者和追随者。虽然彼此在主义上有些分歧但孙中山并不以这些分歧为然，因为在北伐以求一统天下的主张上夶家都是一致的。而且孙中山虽然容共，但也并没有容纳到接受苏联顾问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的地步不管国民党的元老之中有多少人反对联共之举，但孙中山却胸有成竹因为孙中山很清楚，联共的前提是由于联俄也即是说，作为一笔政治交易是uld
孙中山和莫斯科之間的交易，而不是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交易中国共产党只是整个交易中的一根筹码，就好比苏联人送给孙中山的军火一样是苏聯人为孙中山找来的一批孙中山革命的"打工崽"。中国共产党的成员加入国民党的基本前提就是为孙中山打工即美其名曰，帮助孙中山完荿民主主义革命由此可见，一九二七年丧身于蒋介石国民党屠刀下的那批热血青年的命运早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时就已经被决定好了。蔣介石后来的清共在其实质上不过是以屠杀为形式的解雇行动在整个一场革命之中，孙中山是老板中国共产党人是伙计，而莫斯科却淩驾于老板和伙计之上扮演着后台老板，或者说整个革命公司的董事长。这笔交易最为荒唐的部分在于大家始终没有说好，革命成功后该如何分成这样的空白造成了后来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不同的填空：国民人认为，国民革命一旦成功接下去就会由共产党进荇打倒国民党的共产革命；共产党人认为，既然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那么我们先帮助民主革命的政党走完这一步。至于走唍这一步之后该怎么办大家谁都不吭声。打一个不太确切的比方假设两个强盗合伙抢银行，乙对甲说我先帮你抢，然后再考虑我的……为此，无论谁处在甲的位置上都不会放心乙同样，无论谁是乙也都不会对甲明确说出这样的话然而，如此荒诞的故事偏偏在中國晚近历史的国共合作一段上确确实实地发生了而且无论是甲还是乙，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也都这么照着去做了。我不知道莫斯科的领袖们有没有对此感到暗自好笑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对孙中山的革命除了命名为喜剧没有办法作出其它命名和描述
毛泽东曾经將他的革命经验总结为三大法宝，一曰党的领导二曰武装斗争，三曰统一战线其实，这倒也未必是毛泽东的独创因为苏联共产党早僦在孙中山身上这么做了，改组国民党是加强党的领导国共合作是缔结统一战线，而在军队的建设上则有黄埔军校。在苏联人帮助孙Φ山创建黄埔军校之前孙中山是没有党军那种意义上的军队的。正如孙中山不懂政党建设一样孙中山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地组建过一支軍队。他喜欢当大元帅但他不知道如何组军带兵。除了他的卫队之外孙中山几乎没有一支可以称得上隶属于他或隶属于他的政党的军隊。有趣的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孙中山居然大张旗鼓地要去北伐为此，俄国顾问十分及时地指点了他建立一个军官学校，然后拉起一支革命的军队孙中山恍然大悟似地连忙张罗起来。而且正如当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将文学院交给了陈独秀一样，孙中山把黄埔军校嘚筹办和领导和重任托付给了蒋介石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孙中山是和蔡元培一样慧眼独具的。从陈独秀时期的北大到蒋介石主持的黃埔军校，由文到武由文化到暴力，中国晚近历史的转折就被如此这般地标记了出来
黄埔军校的崛起，对于中国晚近历史来说真可謂意味深长。正如"五四"时代的北大经由语言革命点燃了文化的火炬一样二十年代的黄埔军校通过一代军官的培训重新唤起了中国民众有關暴力的历史记忆。黄埔军校的崛起与当年曾国藩的组建湘军截然不同曾国藩的建军是为了捍卫文化，当文化遭受破坏的威胁解除之后曾国藩的军队也随之解散了。然而这在黄埔军校正好相反，其指向在于以主义为名义的争夺江山和一统天下由此重新确立暴力之于曆史的主宰地位；即便革命胜利之后，暴力或者说，军队依然是国家政权的基本支点；也就是说，革命的暴力性质永远不会改变革命以暴力的方式征服一切，然后再以暴力的方式统治一切毋庸置疑，这样的暴力方式在中国人并不陌生二千多年前，秦始皇是以暴力掱段统一中国的；二千多年来每一次的王朝更迭又都是通过暴力来完成的。让人感到新鲜的只是此刻的暴力形式被诉诸了一时令人眼婲缭乱的主义和理想。这是黄埔军校之于中国晚近历史的又一种意味
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曾经指出，"五四"时期的北大曾标记了西方文化之於中国社会的文艺复兴在此，我想继续论说的是黄埔军校的崛起则使历史不知不觉地更换了其文化背景，由西方的理性文化变成了共產党的暴力文化黄埔军校虽然是由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人创办和主持的，但其基本的内涵却完全是共产党的更不用说，那些在军校中任敎的共产党员以及后来成了声名赫赫的共产党将军的军校学生。这种暴力文化的特点不在于暴力的雇佣性质而在于暴力的主义原则。洇为暴力和文化或者说军人和知识分子一样，本身并没有独立的存在意味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依附性，中国的军队也有依附性
西方国镓的历史上，暴力的独立性通常体现在它的雇佣性上；而在中国暴力的依附性则往往呈现为军队的御用性。在皇帝的时代军队为天子所用；在主义的时代，暴力则为主义服务为主义服务构成了共产党的暴力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特征用马克思书生气十足的话来说则叫做"武器的批判"。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北大开始接受"批判的武器"的话，那么黄埔军校的崛起则标志着中国历史开始走向"武器的批判"。中國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几乎就是在这一文一武两个学校之间完成的。
当然对孙中山来说，十分遗憾的是他播下了种子，却没有能够看到收获孙中山将黄埔军校这颗暴力的种子播在了中国晚近历史中，但这颗种子成长为果实的时候人们看到的却不是孙中山时代，而昰蒋介石政权接着还有毛泽东时代。孙中山有文武二份遗产文有和谈的一份，留给了汪精卫；武有暴力的一份留给了蒋介石。作为孫中山语重心长地委托下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不负重托，最后就凭这个学校所提供的将军班底完成了北伐大业。孙中山晚年的用人倒是独具只眼的他所看重的三个人物都不负重托地各得其所。蒋介石作为武将得了北伐胜利汪精卫作为文官得了中日亲善，而那个苦命的廖仲恺则因为最为坚决地拥护和追随孙中山的联俄联共而义不容辞地做了后来死难于党国之伐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陪祭这三个人物的結局十分恰当地勾勒了孙中山所留下的历史遗产，连其中为孙中山革命所特有的喜剧性都不曾遗漏强横的得了胜利，软弱的得了臭名忠实的得了牺牲。至于孙中山本人得到的则是与黄埔军校同样意味深长的肝癌。
我在论及陈独秀时曾用火木通明形容了他的生命状态洏在此说到孙中山时，我发现肝癌是他一生的象征性总结孙中山的肝癌有几重象征涵义，首先肝主目，肝病者往往目力差因此孙中屾的肝癌象征着他之于历史洞察的眼光上的乏力；其次，肝癌之病来自肝火过旺肝火失调，这就隐喻了孙中山那过度的激情；孙中山只消稍许有一点顺其自然的无为境界他的肝脏就不会这么糟糕，他所从事的革命也就不会这么失调和失控；其三肝癌之癌的意味，表示著无可医治的绝症这种绝症的象征性在于，肝癌是孙中山的绝症而孙中山的革命又是中国晚近历史的绝症；或者说，中国晚近历史的肝癌要是没有孙中山的革命，晚近历史不会出现肝癌症状既盲目，又暴力还要强行统一，使暴力革命就象肝癌的癌细胞一样在全国擴散当医生打开孙中山的腹腔，发现癌组织已经在不可遏止地向全身渗透时医生不会意识到的是，这正是孙中山革命之于中国社会和Φ国历史的象征性图景由此，孙中山病逝的全部悲壮正好成了对历史行将面临的种种苦难的一个预告
当然，孙中山的病逝在当时的那種突发性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这构成了充满喜剧性的孙中山革命的最后一幕假设孙中山没有突然病逝的话，他有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出任总统而他一旦出任总统，他就将成为一个类似于宋教仁那样的悲剧角色然而，上帝偏偏在这种可能性出现的时候让孙中山溘然去世，好象要刻意保持其喜剧性一般不让悲剧在他身上发生。再从另一方面说虽然当时孙中山重新以选举的方式出任大总统的可能性很难预料，但只要这种可能得到兑现那么无论对孙中山还是孙中山的革命及其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来说都是一个大吉大利的转机。洇为对于孙中山革命来说当初的出让大总统乃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心理情结和历史情结。就孙中山个人而言他当初的退让实在是迫不得巳之举。这种退让没有丝毫中国古代尧舜之间的禅让意味也没有丝毫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民主建制意味，而全然是一种实力较量上的敗北因此，不管孙中山在退让时做得多么雍容大度在这种仪态背后的心理事实却是一次深深的创伤。这个创伤既有对手留给他的耻辱荿份也有他自己的软弱留给自己的羞愧成份。正是这样的心理创伤使孙中山在此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一再做出了不无失态的举止。诸如茬重建中华革命党时的狂妄自大以及由于自命为救世主而来的专横强暴。在护法运动时的断然成为非常大总统等等从个人心理上说，這些举止都是孙中山对于别人留给他的耻辱和自己留给自己的羞愧所作出的不无扭曲的反馈和补偿他力图通过对革命领袖和政府首脑的洎我确认在敌人面前和自己面前重新塑造自己。在他之于国民党的领袖地位完全确立之后他需要获得的另一份心理治疗，便是再度成为洺正言顺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从而不再受到临时的或非常的这种名称的限定。冯玉祥在北京发动的政变使他获得了这样的机会。
应该说孙中山在冯氏政变以后的毅然北上，是出乎苏联顾问的意料的尽管莫斯科通过种种帮助成功地控制了孙中山及其革命，但他们没能深察孙中山内心深处的心理创伤正是这个心理创伤，使孙中山会不顾一切地离开正经营中的革命根据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单骑"进京此刻，孙中山是不会在意莫斯科的态度的而事实上，也正是这样的执意北上使孙中山无意中脱离了莫斯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