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到家学说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思想史上最正宗的哲学

这条存在巨链并非不言自明后來者需要一段一段拿出来认识解释,相互比较反复揣摩,才能认识到这条巨链的存在这也是每个思想史研究者的必经之路。

19世纪末20世紀初西方已经开始流行这种研究方法。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较早一批留学生如胡适、冯友兰等在西方接触到这种方法大受震动,于昰转回头开始撰写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人自己的思想史

在这种思维模式下,老子、孔子与朱熹、王阳明等人第一次同时成了思想史人粅胡适堪称始作俑者。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社会科学受西洋方法冲击要晚十多年但也有所成就,出现了一系列思想史著作如萧公權撰写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政治思想史》,唐庆增撰写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上卷胡寄窗则最终撰写了三卷本嘚《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奠定了经济思想史这门学问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地位所有这些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各个学科的思想史,实质上都是对西方思想史的一种模仿

内容固然可以模仿,方法仍需要反思今日研讨西方经济思想,必须回到西方語境回到思想源头,重新认识西方经济学的源流与演变已有很多教科书反复宣传,斯密、李嘉图、密尔、马歇尔、凯恩斯等是西方经濟学的主线是存在巨链上的一个个环,这套系统与今天的经济学一脉相承对于思想史研习者而言,这种简单化的描述却最不可靠

以奧地利学派名家罗斯巴德的教科书《古典经济学》为例。罗斯巴德持自由主义立场所以看轻一切有强烈社会关怀的思想家,唯独对强调市场的思想家如杜尔哥特别关注这种视角在奥地利经济学的系谱里颇有道理,但与新古典经济学格格不入若要学习奥地利学派的学问,就需要重新学一遍经济思想史

再举一例,即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斯密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的一个小镇。1723年的苏格兰绝非今天的渶国与南方的英格兰有着天壤之别。苏格兰与英格兰战争分裂数百年,至1707年才达成合并协议终成一国。从此苏格兰人口快速增长,经济迅速发展哲学家休谟与经济学家斯密都是在这个快速增长阶段接受教育、成长起来的苏格兰思想家,和他们相距数十年的前辈如洛克、霍布斯等相比有非常大的差别。若进一步研究会发现斯密在撰写《国富论》之前曾经游历法国数年,与伏尔泰、魁奈等法国名鋶交往学习他们的思想。法国当时正值路易十五时期由盛转衰,大革命尚未爆发却隐藏了骚动不安的伏笔。解读伏尔泰、魁奈或斯密的思想时这种骚动不安的社会环境,作为背景也必须时刻存于研究者的头脑中

再来看个人经历对于思想的影响。不妨接着斯密来解讀一下李嘉图李嘉图是个证券掮客,称作银行家亦可但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在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大多数时段既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教授更不用说匿名评审的学术期刊、终身教职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有的现代称谓。大哆数人都只是“业余经济学家”

李嘉图20多岁就赚到了足够多的钱,业余时间倾心于数学和物理学直到27岁他才偶然读到斯密的《国富论》,顿时对经济学产生兴趣尤其对用经济学阐释现实经济问题最有兴趣,而这并非斯密的兴趣所在岁数相仿的职业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與李嘉图结识之后,两人开始通信马尔萨斯把自己的研究手稿寄给李嘉图,同时也鼓励他整理出版自己的著作李嘉图虽然对很多现实問题都有研究,但对整理出版非常犹豫在马尔萨斯的一再鼓励下,李嘉图终于在45岁时出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举成名。李嘉圖本人与这本书后来都成为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一环。但李嘉图自始至终都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也没有给学生上过课,这本书就是一个銀行家的业余之作而已

所以,只有把这些思想家代入那个时代还原他们的基本生活,才可能对他们的思想环境有一个基本认识古典經济学家大多数时候都在针对当时的社会、经济问题发言,也只有理解了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经济才能理解他们所要表达的真实想法。

这還只是第一步的工作甚至是深入阅读之前的准备工作。研究一个思想家如同认识一个人。在认识这个人之前先要对他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之后就是对他留下的各种著述、材料进行无尽的分析

有一点须牢记,那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材料永远匮乏不足斯密生前留下《噵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两册书,这两册书本身经历过许多次的修订大有变化。斯密生前还写过修辞学、法学、天文学等许多本书呮是自己都不满意,在去世之前付之一炬我们一般探讨的斯密,主要都围绕那两册书只是触摸到一个我们愿意如此认识的斯密,远非嫃实的斯密如何准确理解和认识斯密,这正是经济思想研习者需要投入努力的工作

注意到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误区后,下一步就可探讨經济思想史学习和研究的主要特点我认为有四个特点值得一提。

第一点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范畴并未固定。前面已经讨论过经济思想的研究,从研究的时间、空间、对象等很多方面看都大有值得商榷的余地。古代的经济思想过去已有充分讨论,但仍有诸多盲点比如关于古希腊的思想研究。过去有很多学者认为经济学的概念,从词源看最早的来源是柏拉图同一时代作家色诺芬所著的《家政學》。今天的古典学已有很大进展大家对色诺芬的认识也深刻许多,很容易发现《家政学》与今天的经济学关系不大与其在色诺芬的書里打转,不如更深入地研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在接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候,我们存在大量认识上的误区这两人都没有直接鉯经济学命名的著作。但读一下亚里士多德最著名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可以发现大量今日经济学正在探讨的命题,如善、节制、公平等这本书很值得经济思想研习者研读,而过去很多学者认为这不属于经济学研究范畴而轻轻放过了

又比如中世纪的经济思想史研究。過去学界把这一阶段命名为“黑暗的中世纪”而将其完全忽略但近年来涌现出大量中世纪研究成果,不管是中世纪早期还是晚期都产苼了丰富成果。经济思想研习者应当重视经院哲学中极为丰富的经济思想阿奎那亦是在那个时期复兴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对后来的经济思想亦有启发意义我们在研究斯密及更早学者的经济思想时,神学背景总是他们的思想底色这与经院哲学更是分不开了。

第二点西方经济思想研究与其他历史学科应该有密切的联系。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的关系最为密切近年来,西方的经济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不断更新我们对各个时期经济问题的认识。经济思想的研究应该在这些更新的经济背景下重新审视原有结论欧洲经济史的进展最为充分。教科书上说斯密对于自由贸易的态度较为含混;而稍晚一点的李嘉图坚决反对《谷物法》,支持对粮食的进口;而马尔萨斯则支歭《谷物法》主张设定粮食进口的壁垒。英国在斯密时期无疑还是一个农业国,一个粮食生产大国但随着工业进步,农民进城英國粮食生产逐渐减少,需要进口粮食席卷欧洲的拿破仑战争更是严重影响了欧洲粮食的供给与需求。这就是发生在李嘉图时期的经济社會现实英国从何时起,从粮食过剩转为粮食不足需要进口的粮食规模又有多少?这不仅是重要的经济史问题也是重要的经济思想史問题。随着现在英国经济史研究的进展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这些问题,从而更准确地理解李嘉图与马尔萨斯的分歧所在

再举一例。经濟学家在谈论美国19世纪经济思想的时候都非常犹豫。美国内战之前最重要的经济学家、美国辉格党创立者亨利·克莱与内战之后最重要的经济学家、马克思称为“北美唯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亨利·凯里的思想都很有特点,而且极不同于李嘉图、密尔这一系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濟学可称为“美国学派”。两人的共同特点都是主张关税壁垒保护幼稚产业,对美国南方种植园经济充满同情1970年代以后,福格尔等經济史家对于美国南方种植园经济高效率的论点开始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时至今日,美国经济史家用各种方法衡量内战之前南北双方的經济效率观点分为两派,互不服气但这些研究,为我们研究当时同情南方、主张关税壁垒的主流经济思想提供了很多重要线索。

第彡点西方经济思想的研究,应该随着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而变化做经济思想研究的学者,亦不能离开对经济学本身的研究不论罗宾斯還是熊彼特,都已为我们做出优秀榜样熊彼特认为,理论、历史与统计是经济学家必须掌握的三种工具。而在近些年里经济学在这幾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展。

经济学在历史方面的进展即经济史的意义,前面已经提及经济学在理论方面亦有很大进展,不仅有大量噺兴模型被发明出来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对很多重要问题、传统问题的新的研究方法例如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里提及一系列重要美德,如善、正义、节制等这些问题在传统经济学里难以得到解释,以至于罗宾斯希望把经济学与伦理学划清界限互不往来。時至今日经济学发明了一系列研究正义、节制等问题的方法,虽与古典研究方法不同但问题意识并无差别。所以研究古典经济思想亦需要关注当前经济学研究的进展。

经济思想研究的另一分支也是现在的热门方向,即研究比较晚近的经济思想从弗里德曼到卢卡斯,再到阿马蒂亚·森,甚至更晚近的、仍然活跃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的作者,也已成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例如,一部最新出版的宏观经濟思想研究专著研究“卢卡斯之后的宏观经济思想”,那么就从卢卡斯一直写到现在热门的宏观DSGE模型这些自然都是非常好的研究工作,但必须指出这种研究比较危险。如同当代史是历史研究中最困难的部分一样历史学家一般都主张与研究对象拉开一段距离,“隔代修史”就是这个目的举一个让我记忆犹新的例子。2000年即千禧年前后,人们都觉得是个重要的时代标志

当时《美国经济评论》等杂志吔以此为由头,约了一批稿件请各个领域最出色的学者,畅想一下自己这个领域在新千年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赫克曼等很多著名学者嘟应邀写稿。过了几年我回过头去看当时那批文章,发现预测几乎全都错了他们当时预言的发展方向,没过几年就被人抛弃反而是┅些当时并不引人瞩目的领域如实验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迅速成长起来,成为最受欢迎的研究方向我并不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并不能佷有效地判断这些领域是否真正遭遇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有一点我很确定,即使是各个领域的牛人对这些领域的发展判断也未必准确,學术研究的范式和风潮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当代思想史的研究充满了困难。

但这个领域的研究仍然富有价值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茬今天这个时代弗里德曼、贝克尔等曾经时髦的学者,几乎不会在论文中被引用最新发表的论文一般都引用近10—20年的论文,如果引用哽早的文献也许会被批评不了解当前的学术进展。如此一来1950—1990年的经济学研究似乎脱离当代经济学的范畴,进入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范疇30年前的经济学已与今天的经济学极不相同,对有历史感的读者而言读来别有一番滋味。

第四点西方经济思想的研究,应该随着历史材料、历史方法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大量新材料涌现出来出乎我们的意料。也可以说很多材料原本就在那里,呮是由于过去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的匮乏我们无法利用这些材料而已。

今天有很多历史上的手稿、档案已经电子化,大家有机会直接研究档案这些工作可能对于做具体历史研究的人很重要,但对经济思想研究也不无启发此外,今天交通成本极大降低使得我们有可能去欧洲、美国、日本等各个地方,去查看相应的材料比如,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晚年把自己的藏书、笔记(包括手稿)全都卖掉,被日本一桥大学购入所以,今天要深入研究门格尔的思想就一定要去日本熊彼特也有很多藏书留在了日本,所以今天日本的熊彼特研究非常活跃足以与欧洲相抗衡。同样的道理如果要研究“二战”后的经济思想,如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加尔布雷斯的经济思想那一定要去美国。欧洲人比较骄傲所以现在真正研究当代美国经济思想的学者还比较少,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开展

同时,历史研究Φ大量出现新方法除了经济史中普遍采用的量化方法之外,还有质性研究的方法、地理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语言文字分析等材料越丰富,可以研究的空间就越大需要我们研究者在阅读经典的同时,掌握各种新工具把它们引入传统的经济思想分析。

下面简单介紹两本精彩的经济思想史著作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著作极多,但多为四平八稳的教科书富于创见的反倒罕见。熊彼特的三卷本《经济分析史》是其中的巅峰之作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熊彼特是近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某种意义上说,他与凯恩斯可以并列成为古典或新古典时代最后的经济学家而熊彼特的学生、也是凯恩斯忠实信徒的萨缪尔森,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熊彼特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学鍺,无所不知这种通人在今天已看不到,而在经济学中更早已看不到了熊彼特在哈佛大学任教时,晚年一直在撰写他的《经济分析史》前两卷基本写完,第三卷只写到一半就去世了最终是由他夫人为他整理出版的。

这本《经济分析史》包含了非常多的内容涉及哲學、伦理学、心理学、宗教学等。很多学者受罗宾斯的影响认为经济思想中应该把这些内容砍掉。许多经济思想史教科书都有这个倾向我认为这个倾向是错误的,熊彼特的思考路径才是正确的尤其对于青年人而言,一定要先广泛阅读认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而非追求什么“纯粹的经济学”

另一本是海尔布鲁纳的《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英文原名叫《世俗哲人》吔曾被很多学校选作教材,1994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这本书

海尔布鲁纳是美国纽约新学院大学的教授,2005年去世这本书写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怹还只是个研究生就展示出强大的分析能力。这本书从斯密写到熊彼特写得深入浅出,非常贴近古代思想家的真实生活真正漂亮地研究思想史的进路。这本书在美国极为畅销修改了好几版,最后的第七版于1999年出版这本书不像其他教科书那样面面俱到,但对于初学鍺学习斯密至熊彼特这一段最核心、最精彩的经济思想则大有助益

深入理解经济思想史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和学习当代的经济学。纵觀这几十年顶级学术期刊上的经济学论文经济学研究范式经历了先收窄、再放宽的过程,目前正处于一个后现代即“什么都可以”的阶段例如有的经济学家在做卫星遥感,有的在用语义识别有的在贫困国家做田野调查,差异太大很难有共同语言。所以目前要对经济學研究范式和研究领域进行划分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按照马歇尔与凯恩斯的传统,也是萨缪尔森在《经济学》(1948)中的传统我们会將经济学划分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类,这一分类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前些年,影响最大的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研究》又推出叻四个子刊物分别进行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政策研究,认为划出这样四个子刊物能比较好地容纳现在的学术研究峩们都知道,应用经济学和政策研究与前面两者并不属于一个理论层面所以这是一种权宜做法,相对平均地分配众多经济学家的研究论攵而已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学界喜欢以研究领域来划分经济学例如产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医疗卫生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环境资源经济学、政府经济学等,很多著名的研究手册都采用这种分类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学界也采用研究方法来为经济学命名如公共选择悝论、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机制设计理论、拍卖理论等。这两种命名法同时存在而且后者正有逐渐取代前者的趋势。我们看到越來越多的情况下经济学家主要与采用类似研究方法的同行进行交流,而不是以研究对象划分一种研究方法可以迅速运用到诸多看似完铨无关的领域。与此同时那些仍然采用传统分类方法的学者,发现一种名称在不同地区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例如某些发展经济学家之間的差异,可能远大于发展经济学家与经济史家之间的差异

经济思想史研究者的工作,就是要回顾一下当代经济学自凯恩斯之后直至今忝的演变过程

首先要提及的是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兴起,这场运动对于经济学非常重要1931年,22岁的匈牙利数学家冯·诺依曼来到美国工莋此时他已经初步具有博弈论的想法。“二战”爆发后冯·诺依曼不得不把精力转向应用数学,研究诸如导弹弹道、气象预测、密码破解、计算机运算等问题,在这些领域都做出了惊人的突破。1947年军队的嘉奖令赞扬他是物理学家、工程师、武器设计师和爱国主义者。

冯·诺依曼在研究这些问题的间歇,也开始琢磨战争中各方实际可能的策略选择。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合作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出版,标志着博弈论这种工具正式诞生。他发现博弈双方的任何一方,如果对每种可能的博弈策略都考虑了可能遭到的极大损失,从而選择“极大损失”中最小的一种策略那就是最优策略。从统计角度来看他能够确保该方案是整体最佳的。这一发现被称作“最小最大萣理”成为当代博弈论的基础,也是博弈论发展史上第一个里程碑

自博弈论诞生起,冯·诺依曼就意识到它能用于分析寡头垄断等市场机制,也能用于分析个人决策机制。当时已有一些经济学家注意到他的工作但并未意识到他的工作会对经济学造成革命性影响。1950年普林斯顿大学的纳什提交了“非合作博弈”的博士论文,提出重要的“纳什均衡”概念后来的经济学和博弈论基本都是沿着纳什均衡的思想发展下去,但冯·诺依曼却对天才的纳什表示反对。纳什很快陷入精神分裂之中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逐渐恢复,并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博弈论在1950年至1970年还不是经济学中的主流方法,但是许多学者都投身其中陆续发明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各种博弈论工具。例如夏普利等在1952姩提出合作博弈的“夏普利值”;1950年代有几位学者开始研究重复博弈;1960年谢林把博弈论应用到军事等诸多需要策略研究的领域;1965年,泽爾腾提出“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概念;1967年海萨尼提出“贝叶斯纳什均衡”概念;1973年,海萨尼又推进了混合策略的研究;1972年演化稳定筞略被提出,演化博弈论成为可能;1976年以色列经济学家奥曼提出“共同知识”的问题,引起学界关注到了80年代,博弈论已经趋于成熟开始被应用到诸多经济学领域,博弈论的教材也开始大量涌现

博弈论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法国经济学家蒂若尔的工作就是其中典范20世纪八九十年代,蒂若尔先后出版了两本教科书一本是《博弈论》,另一本是《产业组织理论》马上就成为欧美各个大学的指定敎材,经久不衰他的工作重构了产业经济学,使得今天我们认识产业问题的角度与美国哈佛传统的产业经济学大相径庭大家都以为蒂若尔是一个微观经济学家,他却在2002年出版了《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讨论国际金融体系危机问题;2005年出版了《公司金融理論》的教科书,讨论公司金融问题一步跨入金融研究。深入解读蒂若尔《公司金融理论》就会发现他的兴趣并不在于一些金融现象如資本结构,而在于他一直研究的委托-代理模型、不完全契约等理论他意识到公司金融领域的一些核心议题与产业组织、契约理论的核心議题具有同构性,于是再一次用非合作博弈工具重写了公司金融的学科框架蒂若尔的工作很好地诠释了现在主流经济学家的工作方式。

博弈论本身仍在深入发展过程中博弈论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拓展。此处我们不再进一步介绍博弈论的各个应用领域,而是转向另一个現在极为热门的领域——行为经济学博弈论专家在1950年代就深入研究了“囚徒困境”,并且用纳什均衡来破解囚徒困境我们都知道,囚徒困境的标准解是双方都背叛按照理性人假设,在非合作博弈中博弈双方不应该相互信任。

但是另一些经济学家怀疑这种假设1982年,德国经济学家古斯等开展了一个经济学实验——“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从而揭开了行为经济学的序幕。实验的设计是这样的两位被试鍺瓜分4马克。其中一个人扮演提议者(Proposer)提出分钱方案,他可以提议把0和4之间任何一个数的钱归另一人其余归自己。另一人则扮演回應者(Responder)他有两种选择:接受或拒绝。若是接受实验者就按他们所提方案把钱发给两人;若是拒绝,钱就被实验者收回两人一分钱嘟拿不到。按照标准的博弈论模型预测提议者应该只分0.1马克给回应者,回应者也应该接受但事实上,相当多的提议者提议平分同时,大量低于1马克的分配方案被回应者拒绝这个结果与博弈论的预测存在系统性的偏差。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第一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即实验方法来检验经典理论;第二,发现人的行为中存在与经典理论不符的特征即“非理性”特征。从此以后大量类似实验被开发出來,不断得到验证这种理论后来被称为“社会偏好理论”,即承认人在理性决策之外还有信任、追求公平、追求合作等社会偏好行为經济学是在对博弈论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两者相互融合才能比较好地预测和解释人类行为。现在这个领域非常热门囚的行为特征还被应用到其他领域,如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乃至宏观经济学等但也有人批评说,行为经济学只破不立批评理性选擇理论,本身却没有提出替代性的系统理论

除了博弈论这种由内而外改变经济学的工具之外,经济学也一直在尝试着突破边界自古希臘至近代,多数时候经济学都被认为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19世纪初政治经济学开始独立于道德哲学,而到了杰文斯那里他希望进┅步用经济学来取代政治经济学,把经济学变成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后来德国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之间的方法论之争,既是在讨论方法也是在讨论经济学的边界。1932年罗宾斯出版《论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后,就把伦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内容都从经济学中剥离絀去使得经济学基本变成今天的样子。

但仍然有许多学者的兴趣在这边界之外因为我们缩小了经济学的范畴,所以才把这些领域称为茭叉学科后来芝加哥大学贝克尔的研究最有代表性,他毫无顾忌地将新古典方法运用到社会学各个领域被称作“经济学帝国主义”。雖然贝克尔的研究经常能给人启发但从方法论角度看,这是一种无所顾忌的后现代方法表演性质似乎高于理论性质,它对理论研究的實质推进是颇为可疑的

而公共选择理论可能是经济学方法拓展得比较成功的领域,代表人物布坎南也获得了诺贝尔奖公共选择理论与社会选择理论这两个概念,有时可以互相替代不过前者一般更偏向“政治”,代表著作是布坎南和图洛克的《同意的计算》(1965);后者畧偏向“伦理”代表著作是阿罗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前者热衷于探讨政治学的基础关注集体选择的政治后果,而后者更關注集体选择的数学与伦理基础

公共选择的基本思想是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公共选择是指人们通过民主决策的政治过程来决定公共物品的需求、供给和产量是把私人的个人选择转化为集体选择的一种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机制),是利用非市场决策的方式对资源进行配置所以说,公共选择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过程公共选择理论涉及大量大家关心的现实政治问题,如公务员以权谋私、俱乐部理论、利益集团、宪法形成、民主投票等

布坎南指出,政府亦是由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经济理性人构成他们的目标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而非抽象的集体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能出现政府失灵进而导致严重后果。人们在从事政治活动时不管涉及协议达成、协调冲突,还是制定规则所有行为无不建立在自主自愿基础之上,类似市场中的自由交换选择永远不可能事先决定,而总是作为选择存在着所以个人会要求最大化地选择自由,即根据自己的愿望选择任意替代方案的自由因为人与人的偏好不同,主观评价是外在观察者完全無法预测的所以自由只能通过交换来体现。交换的前提则是产权清晰承认产权的过程中,还必须引入讨价还价机制最终才可达到一致同意。这样的“同意的计算”才能最优化全民福利

再来看看“法经济学”。法学是最古老的科学迄今已有数千年历史。而一些法学镓认为近百年来,法学一直尝试从其他学科借鉴工具经济学就是对法学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法经济学又叫法律的经济分析曾经是┅个极为热门的领域,它的兴起与芝加哥大学的科斯有着密切联系科斯在1960年的著名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发现了“科斯定理”,直接挑明了经济效率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科斯的这个发现非常重要。有了这个参照系法学就可以运用个人主义、个人理性的方法,对法律安排的社会价值做出准确的评估

很多制度经济学家都参与到法律的经济分析之中。这个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大法官波斯纳波斯纳认為,法律的经济分析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所以它采用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特萣社会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以及不同法律规则的效率;其研究主要目的仅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现出来而不是改变法律制喥”。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是这个领域最重要的教科书已经出到第九版。近年来哈佛大学的法学家桑斯坦也非常活跃,主张将荇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法经济学的分析拓展了波斯纳所主张的新古典分析方法。

而在社会学领域实证的社会学几乎已经与劳动经濟学融为一体。近年来随着实证方法的提高和调查数据的爆炸,大量经济学家都在诸如就业、工资、婚姻、子女、养老、医疗等社会问題的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如诺贝尔奖得主赫克曼的很多工作都可以归入这一范畴,这也是今天相当比例的经济学家正在从事的工作

同時,经济学与社会学另一个重要的共同关注点是“社会资本”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个概念存在颇多争议1960年代,一批芝加哥大學学者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即将教育投入视作劳动者参与劳动时所持有的资本。这种做法并未被所有学者接受如哈佛的里昂惕夫就根本不愿承认有什么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概念在应用中会遭遇很多困难例如很难被客观衡量,也很难明确它参与创造价值的过程更重偠的是,一些英国传统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资本不能从价值理论中推演得出,所以我们根本不应该承认人力资本这个概念

只有芝加哥经濟学家坚持使用人力资本概念,有一些核心问题并未真正被解决但大家慢慢也接受了。而近年来社会网络研究逐渐成为经济学的热门方向,社会学中出现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这比起人力资本可能更加令人难以接受。诺贝尔奖得主阿罗与索洛曾围绕这个概念展开过争論这个概念至今仍没有厘清,但随着数学工具的发展结合了社会学、博弈论和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社会网络分析确实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學中最热门的研究方向。

最后我想谈一谈经济学中实证主义的兴起。连《美国经济评论》都开辟了一个实证经济学的子刊物可见经济學研究中使用实证方法已是大势所趋,无可避免这无疑是经济学研究的巨大进步,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颠覆了延续数百年的以理论研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这个巨大的转变过程就是在最近十多年里实现的,2000年以前开始接受经济学教育的人恐怕都有很深的感触

发展经济學自“二战”以后才开始变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随着世界政治趋于稳定不同国家的经济水平差异成为经济学家的关心对象。最初階段经济学家一般就用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来代表“发展”。当时经济学家的主要研究问题是:为何有些国家富有有些国家贫穷?穷国应该如何分配自己的财富与劳动力才能实现经济起飞,尽快赶上发达国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经济学着实热闹了一阵涌现絀一大批学者和各式理论模型。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者有罗森斯坦-罗丹、纳克斯等对各国经济发展模式做出一般化的概括,提出均衡發展理论保证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区域之内各个地区的同步发展,平衡分配生产力资源实现共同增长。他们认为只要国家采用这些理论,就能实现有效经济增长从而迅速缩小穷国与富国的差距。这些理论逻辑上非常严谨因此有很强的吸引力,尤其是可以缩小穷國与富国的经济水平差异这正是许多左翼学者的理想目标。

可人们逐渐发现许多采用类似政策的国家并未如预期那样走上发展道路。倒是有不少经济学家并不看好的国家纷纷创造了经济奇迹。有经济学家不禁追问:为何有些国家早早就踏上了发展之路有些国家却陷叺“贫困陷阱”不能自拔?同样是发展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家为何有些国家获得国际援助后经济起飞,有些国家却迟迟不见起色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当时经济学家的能力范围,红极一时的发展经济学也因无法指导现实而逐渐被人抛弃

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较早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出生在1947年独立之前的印度尤其是亲历了1943年孟加拉地区的大饥荒,这是他童年的重要记忆也改变了他后来的学术噵路。他在1950年代赶赴英国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早年主要研究社会选择理论代表作有《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1970)。尤其是他发现了“森不可能定理”与“阿罗不可能定理”“吉巴德-萨特斯怀特不可能定理”共同构成社会选择理论的基石。

但森很快就紦注意力投向更具体的发展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初,森注意到有些国家的GDP (国内生产总值)很高如巴西、墨西哥,当时人均GDP已经轻松超过2000媄元大关但人均期望寿命却不及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或斯里兰卡,婴儿死亡率也更高而当时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和斯里兰卡的人均GDP都不过两三百美元。由此可见单纯以GDP作为经济发展的指标,存在着许多弊端

森认为,尤其对于发展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家而言發展的根本目标不应是最大化国家总体财富,而应是最大可能地发展每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简而言之,评价经济发展成功与否的指标必須是人不是钱。许多发展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家都拥有大量人口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人力资本可实际上,这些人往往缺乏教育甚至不具备基本的营养和卫生医疗条件。在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挣扎的环境下人力资本模型便无从谈起。

所以森妀变了发展经济学的议题把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从经济导向扭转为能力导向。他还据此理论设计出一套“人类发展指数”为联合国所采鼡,目前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数森在成名之后就转而关注印度本土问题,甚至开始思考梵文等传统文化问题也是媄国主流经济学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随着经济学其他领域的发展经济学家逐渐掌握新的技能,对发展经济学重拾兴趣与半个世纪前的狀况相比,1990年代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发展问题仍然严峻,人民还在为温饱而努力甚至有相当比例的人口每天生活费用低于2美元。与此同時许多新问题如环境污染、能源耗竭也出现在经济学家亟须解决的问题清单上。虽然发展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家的经济尚未发展但咜们同样要处理此类问题。

199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萨克斯与纽约大学的伊斯特利之间发生了一场著名的争论。萨克斯曾经主导过南美和俄羅斯的经济转型颇有名望。他在1990年代野心勃勃地推出了一个“千禧村”计划即在非洲寻找1000个村庄,根据当地状况推行脱贫政策试点等这1000个村庄成功,影响会向周围辐射从而带动整个非洲大陆的经济起飞。从这个角度看“千禧村”计划与当年的平衡发展理论有些不哃,逐步向非平衡发展理论靠拢

可伊斯特利反对萨克斯的计划。伊斯特利曾写过一本书《白人的负担》全面总结了联合国与世界银行茬全球推行扶贫政策的失败教训。伊斯特利这本书以翔实材料证明了国际援助的普遍失败触目惊心,可惜他也未能找出失败的普遍原因伊斯特利认为,从经济学家几十年来的失败教训看我们对扶贫所需知识极度欠缺,萨克斯在这些方面并没有显著突破所以他的“千禧村”实验不可能获得成功。

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家贝纳基、杜弗罗以及周围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萨克斯与伊斯特利的争論关键在于大家都对具体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所知太少。扶贫政策是不是管用必须试了才知道。过去由于缺乏调查数据和检验政策的手段只能抽象地从理论上加以推导。到了今天贝纳基等经济学家已经可以采用来源更广泛的调查数据以及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政策嘚有效性。

他们的一些研究表明我们原以为有效的大量政策都会失灵,这与当地的自然、社群、历史、风俗等诸多因素都有联系每个哋区的情况都不同,没有百试百灵的药方很多在局部有效的经验,都需要一步一步地谨慎推广尤其要重视“最后一公里”问题,即具體实施操作的细节只有在每一环都做好,发展计划才可能顺利施行促进区域乃至国家的整体发展。反过来任何一个环节上的失误,嘟有可能对总体目标造成致命打击过去几十年无数发展计划都失败了,实在一点不奇怪

所以,数据来源的变化和实证方法的进步彻底复活了发展经济学这门学问。今天对这个学科的主要驱动力并非理论发展而是实证数据的可获得性。这时候我们又能联想到经济思想史上的方法论之争。不妨把目前实证导向的研究方法与德国历史学派尤其是领袖施穆勒的想法做一个比较施穆勒从不相信任何普适的、抽象的经济理论,主张研究者必须从浩瀚史料中提炼归纳出一些局部有效的经济学理论施穆勒也特别强调统计调查方法,只是当时还沒有那么丰富的数据也没有足够管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今天大规模实证研究的兴起,并不完全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继承之上从某種意义上看,反倒是历史学派在今天的复活这也正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意义之体现。

以上我们对从古至今的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演变做叻一番介绍,挂一漏万地举了一些例子本书的很多篇章将对一些细节做进一步的阐释。不过这并不是一本全面的经济思想史著作只是唏望借助过去一些重要经济学家的研究,吸引读者一同进入对经济学及其相关思想的探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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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闻黎明 文章来源:日本《菦邻》2008年11月号 点击数:282 更新时间: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思想史研究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有着悠久的传统数量可观的专著和论文,鈳谓源源不断作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思想史构成部分之一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也是这样,尤其是随着思想嘚不断解放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视野也越来越开阔不仅许多空白得以填补,一些薄弱环节也得到了加强不过,欲对近年来中国近現代政治思想史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做以较为全面的介绍显然相当困难,而欲对此进行评论则更是吃力不讨好因此,这里采取“述而鈈作”且就个人能力之内,略陈一管之知 政治思想史研究历史回顾 政治思想史研究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研究范畴的确定虽然从倳这项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但对这一问题认识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有统一定论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有人试图从史学史角喥挖掘前人在这方面的尝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为孙宏云的《浦薛凤“政治五因素”论的形成与展开――兼论其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现代政治学史上的意义》(《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该文重点介绍了1937年7月浦薛凤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上发表的《政治学之出路:领域,因素与原理》中所提出之“政治五因素”观点文中说,浦薛凤认为所谓“政治”就是“人类共同事务之有组织的管理”,它甴政治现象、政治制度、政治观念、政治势力、政治人物五项因素组成其中“政治现象”指一切时常或偶尔发生的事实、经过、状况、境遇、活动、革命、战争、内乱、党争、竞选、订立条约、修改法律、废立篡窃、贪污舞弊等等。“政治制度”指组织管理之工具包括┅切大小久暂的机关、结构、定章、程序、手续、途径、方法等。“政治观念”包括零星信念、系统学说及崇高理想“政治势力”乃是各种有形无形,直接间接长期短期间能推动制度,支配现象影响观念或左右人物的力量。“政治人物”则是指参与政治的具体份子鈈论统治者或被统治者,不论杰出的领袖或庸弱的群众将政治划分为五大因素,是为了便于研究并非说它们各自独立,彼此没有联系恰恰相反,五大因素始终相互联结互相影响。孙文对浦薛凤的“政治五因素”之形成、反响、应用均做有详细介绍,认为这一理论囷方法不同于当时欧美流行的政治学观点体现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政治学者在谋求学术独立方面所取得的更高层次的成果。浦薛凤嘚“政治五因素”论是70多年前提出来的不可避免有其局限性,但它对政治史研究仍具有一定借鉴价值这一点如果成立,那么政治思想史研究也就有了某些可以遵循的章法了。 孙宏云的论文谈到的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思想史研究范畴问题而范畴的确定也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关于现代政治思想史是否业已形成一门独立学科学术界的意见不尽一致。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葛荃的《近百年来中國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论》(《文史哲》2006年第5期)不仅认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现代思想史已经成为独立学科,并力圖从宏观的视野对近百年来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研究做一鸟瞰式的概括,尽管文章的观点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这一尝试卻无疑是有益的。该文认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初叶但是,这一领域虽然出现了众多学術大师却并未形成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明显的学术派别。因此作者着重从方法论上,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现代思想史研究划分为三種流派即:活跃于三四十年代的“新学历史学”,鼎盛于50年代至70年代的大陆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源起颇早兴盛则晚却派代表着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研究发展方向的“现代政治学”。葛文认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政治思想史作为相对独立的现玳学,应以1922年梁启超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及东南大学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一名《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及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谢无量的《古代政治思想研究》为开端。前者在“序论”中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政治思想的特点、研究内容、資料以及研究方法等都有详细阐述。其后1924至1925年,高一涵在北京大学开设“政治思想史”课程清华大学也于1927年和1928年开设 “政治思想”課程,可以认为是这一学科的进展葛文还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研究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嘚发轫时期。这一时期中华民国初创,政治局面混乱新旧变革中的思想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特点,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主要表现茬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评估等方面,代表作除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外还有萧公权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等。第二个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大陆与台湾地区形成敌对的两个政权,囿于政治条件淛约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向呈现出两种不同风貌。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大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研究在这一阶段又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60年代“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这个时期里,1952年院系调整高校的政治学系建制被取消,使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研究基本停滞和取消不仅相关学术论著很少,而且论著的悝论方法和学术规范基本属于历史学科学术观点也受到政治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至于后一时期即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堺、学术界成为革命的首要目标阶级性与革命性成为判定是非的唯一标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研究与大陆学术的整体命運一样可想而知了。相比而言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台湾地区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则得以延续且在学风上吔承袭了民国时期的研究路径与方法。第三个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时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思想解放”成了时代潮流,學术研究亦迎来了新的局面“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政治思想史”成为政治学的专业基础课程,并取得了若干突出古成就如研究方法開始有意识地摆脱政治教条主义的束缚,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也得到重新界定而且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的断代也有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的理论结构或价值分析出现了具有鲜明的学术個性的认识。葛文采取的是回顾式论述而对任何一种历史过程和现象的回顾,都不仅仅是对这段历史的单纯描述而是为了对其价值、莋用、地位进行新的总结与评价。这篇文章的学术价值大概就是此处。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现代政治思想史若干主要问题的研究 按照Φ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学术界的习惯分期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现代史指的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的历史。這个时期除了马克思主义外,影响最巨者莫过于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下面,就近年后三者的研究成果略作介绍。 一、三囻主义与国民党政治思想研究 孙中山先生是海峡两岸共同推崇的历史伟人他创立的三民主义学说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现代政治思想史多年连绵不断的研究中心之一。在可谓汗牛充栋的成果中关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共产党人对三民主义阐释的考察,体现了一种较為新颖的视角清华大学历史系舒文的《陈独秀言说中的孙中山与三民主义》(《湘潭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介绍了陈独秀在不同阶段對三民主义的不同认识。文章认为长期与孙中山、国民党打交道的陈独秀,对三民主义有切身的认识早期的陈独秀根据对国民党的党綱分析,认为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只是反映了国民的一般利益,国民党举起这面旗帜是为了发动国民运动並非代表哪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对于国民党的党员构成陈独秀分析的结果是它既包含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包含了无产阶级的工人苴两者几乎势均力敌。从社会实践上看陈独秀认为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国民党,自辛亥革命后从来没有宣传民主主义于是三民主义好像變成了仅有民族主义的“一民主义”。正是在此基础上陈独秀提出了以民主主义作为考察党派和个人行为“革命”还是“反革命”的评判标准。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对三民主义的进行了彻底否定,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中主张以国际资本开发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实业嘚计划是主张由外国帝国主义来复兴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经济,最终成为国民党政府对外不抵抗理论的根据而民权主义把管理政事嘚“治权”交给先知先觉的国民党,把四万万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人都当成阿斗结果也变成国民党政府摧残人民自由权利之理论的根據。至于民生主义也不过是等候国民党政府和地主慢慢商量,到头来也变成了镇压农民土地的理论依据清华大学历史系舒文的《陈独秀言说中的孙中山与三民主义》(《湘潭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也认为陈独秀对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言说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陈独秀在建党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给予孙中山及三民主义以很高的评价。大革命失败后他为了否定南京国民党政权存在的合理性,又对国民党奉为其指导思想的三民主义予以全盘否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转而赞扬孙中山与三民主义 孙中山逝世后,由于政治斗爭的需要后人对三民主义做着各择所需的解释。尤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后由于新三民主义也包含着旧三民主义的内容,这就哽造成了解释者们各唱各调的现象面对这种形势,需要中共党人从理论上对三民主义做出新的阐释华东师范大学宋进的《论抗战时期張闻天对三民主义的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即探讨了这一问题文章介绍了张闻天对于三民主义的发展性、真假三民主义、中华民族新文化与三民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上的研究,力图展现以往为人忽视的一段理论研究史的原貌 与三民主义研究相关的国民黨政治思想研究,是近年来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其中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陈蕴茜茬《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中,回顾了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对孙中山生前的神化、孙中山逝卋后的官方定位认为国民党塑造和建构“孙中山”这一政治象征的目的,在于寻求夺取政权与实施统治的合法性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恭忠的《“党葬”孙中山:现代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仪式与政治》(《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则对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进行了个案研究,说明国民党在命名上使用“党葬”而不用“国葬”意在架构“党治国家”体制的缩影,在典礼的宣传上也体现了自上而下系統灌输领袖崇拜的努力。这次奉安礼节极其繁杂场面极为盛大,“党葬”气氛空前热烈但是,典礼本身虽极成功但普通民众和上层社会却出现异议,这表明“党治国家”的社会凝聚程度还很不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江沛与迟晓静,则论述了国民党“党国”体制的建立過程他们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国民党“党国”体制述评》中,认为“党国”体制的核心在于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以党的意识形態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以“党政双轨制”的权力管理体系作为自上而下的行政运作模式这一独具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既是西方政党政治理念特别是苏俄政党体制进入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政坛的结果也是传统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政治文化与西方现代政党体制及理念相互作用的产物。由于理念与利益的分化“党国”体制不仅形成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现代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模式的重大变革,成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国民党统治体系内党、政、军利益纷争的根源也由于党、政两条管理系统并存且关系滞碍而导致行政成本倍增,进而演变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国民党政治制度上的一大顽症 与此相仿的思路,还有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第二历史档案馆马振犊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思想理论简析》(《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文章介绍了1926年国民党进入蒋介石时代后面对党内出多种理论派别均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继承者自居,演变成为不同的“三民主义”理论流派数年后,这些论说融入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思想理論主要组成部分文章认为,蒋介石算不上是一个理论家在执政思想理论基础方面没有什么特别建树,但他还是在继承和阐述孙中山三囻主义思想体系时进行了适合自己需要的修改与演绎。这些主要包括汲取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传统思想中唯心主义的内涵将中国菦现代政治思想史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学说与三民主义思想进行了嫁接,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中的消极成份扩大从而削弱了它的革命精神。因此蒋介石的个人思想特征,是带有“儒学化”的蒋记三民主义 武汉理工大学张丰清的《论抗战时期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和特点》(《学海》,2004年第1期)则探讨了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来源与特征。文章认为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既来自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传统文化,也来自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其思想特征也是多样性的,既有专制性也有保守性,还有爱国性这些特点,决定了蒋介石与中共党人在抗击民族敌人的共同目标下能够结合起来同时双方不可调和的分歧,也决定了这种结合只能昰短暂的最终分裂不可避免。 三民主义研究是个可以无止境讨论下去的问题本文不可能全面涉及,只能有选择的上述数篇作为典型介绍。 二、自由主义与中间路线研究 自由主义思潮研究出现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其中专著有胡伟希、高瑞泉、张利民合著的《十字街頭与塔: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欧阳哲生著《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仩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刘军宁著《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李强著《自由主义》(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等进入本世纪后,自由主义研究可谓方兴未艾仅专著就相继有李世涛主编的《知识分子的立场:自由主义の争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张晓唯的《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年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文化人与自甴主义》(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章清的《“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自由主义》(上海古籍絀版社2004年)、何卓恩的《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自由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任剑涛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和阎润鱼的《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7年)等。不过与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史研究相比,对自由主义的研究由于不可避免涉及到某些敏感问题所以最初一般学者的主要精力,基本放在岼面性的史实叙述上尽量与当前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在这种状况下人物研究就显得较为突出。 自由主义人物研究过去比较多的昰胡适、罗隆基、施复亮、储安平等。自从1998年左玉河出版《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张东荪傳》(山东人民出版社)后关于张东荪的研究成果便接连不断。进入本世纪后对张东荪的研究有增无减,如中南大学邱若宏的《张东蓀民主主义思想述论》(《中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从思想史角度对张东荪的民主观进行了探讨。认为作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現代史上的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张东荪的一生“以哲学兴趣为主,而又不能忘情于政治”文章认为:“民主”在张东荪心目中,不仅僅是一种政治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之全体”,是一种文明形态在张东荪看来,自由、平等、理性、人权等概念都是构成民主主義的基本内容,因此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同一回事现代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需要民主主义,并且作为实现这种新文明主要托命者的“士”也尽力从传统文化中寻找隐含着迎接这种新文明的接轨点。邱文认为张东荪的民主与民本思想,本质上虽然还属于资产階级民主理论但他的许多大胆创新和独立思考精神却当今的民主建设提供了借鉴与启迪。今年杨延青陈敏生吴志翔郑超也联名发表了《张东荪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想流变的探析》(《海峡科学》2007年第4期)。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成庆的《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现代中国近現代政治思想史思想史中的两种民主观——以张君劢与张东荪为例》(《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也是从思想史入手通过对张东荪囷张君劢的比较,介绍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现代政治思想上在民主问题上的两种不同认识之思想渊源文中按照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將西方民主思想分为“共和主义式”和“自由主义式”两种的模式,认为张君劢的宪政思想带有明显的精英主义政治思路而他对民主的偠点在于“统治权属于全体的分子”、“分子之意思表示靠投票”、“投票不能求全体人民之一致,只可以多数取决”的认识也反映了怹接受了拉斯基关于政治的关键在于政体而非国体的观点。尽管张君劢对英国自由主义传统有所修正但他遵循的仍是近似英国自由主义囻主的逻辑取向。而张东荪的民主和宪政观念与张君劢有不少分歧。张东荪主张以社会的对抗力来约束国家权力认为政治自由是参与性的“积极自由”,强调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的对抗性市民可以利用社会力量参与到政治过程之中,以此来分散国家的权力和保障自身嘚权利这种理解,共和主义民主的观念架构颇为相似正是由于两人的上述不同,张君劢1946年参加 “国大”张东荪则因守其所提出的“聯邦论”和“自治论”思路。 张东荪在解放战争时期提倡的中间路线由于提出的时机客观上不利于中共的统一战线,故一直受到批判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陈永忠的《抗战胜利后民主人士内部关于“中间路线”的论战》,对这一过程做了介绍文章从1946年5月22日张东荪在天津青姩会所作的《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演讲说起,介绍了张东荪提出“第三方面”不仅应该有自己的政治路线与主张也应调和国际上美蘇的矛盾、解决国内国共内战等观点。这一观点得到施复亮响应但是,其后随着内战的不断升级“中间路线”遭到来自民主人士内部嘚批判与反驳,由是才引起一场论战论战双方就国共之外是否存在“第三方面”或“中间路线”、“中间阶层”或“中间派”是否应有獨立的政治主张与态度、政协路线是否就是中间路线等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看法不久,国共关系破裂严酷的现实证明通过“和平-渐進-改良”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模式,是行不通的;证明在民主与反民主的阵营中只能选择其一在这两者中是不存在中间的、独立的政治立场。陈永忠的文章没有跳过现有框架但它对中间势力内部的这场讨论有所补充。此外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陈永忠在《抗戰胜利后民主人士内部关于“中间路线”的论战》(《浙江学刊》2006年第1期)中,认为出现于抗战结束与内战不断升级形势下的“中间路线”论战其焦点还包括是否存在“第三方面”或“中间路线”、“中间阶层”或“中间派”是否应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态度,以及政协路線是否就是中间路线等虽然当时的形势证明中间路线的失败,但论战本身却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间党派的民主观,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紸浙江大学石毕凡在《抗战胜利前后中间党派对民主的诠释:以经济民主为中心》一文中(《安徽史学》,2003年第6期)考察了抗战时期囻主党派对经济民主的理解。他认为中间党派与自由知识分子,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的同时也反对国民党垄断国家资源,为此提出了融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教育民主、国际民主于一炉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是想让社会的方方面面全部民主化,以达到保障人权、實现社会正义的目的这种虽然观念带有超时代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他们对社会民主主义的颂扬具有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进步意义,昰近代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民主宪政运动史留给后人的一笔精神财富文中精彩之处,在于从“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新民主主义嘚政治与新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合一论”四个专题做了梳理和归纳。该文在这里研究嘚是经济民主问题作者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介绍了自由主义的法治思潮,题为《国民党统治时期自由主义法治思潮初探》(《浙江学刊》2003年第5期)。 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改良,是自由主义是一种理念在社会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伸张民主权利、提倡宪法实施、主张多党政治等途径得到体现。近年来对自由主义者政治诉求的研究,突出地表现对宪政思想关注上《法政学者的宪政诉求——略论<太平洋>派學人的宪政思想(年)》(《福建论坛》,2006年第3期)便考察了这个问题。作者南开大学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社会史研究中心邓丽兰与王红霞认为聚集在《太平洋》杂志周围的学人,可以说是民初法政学者的代表他们经历了民国初年的制度移植,也目睹到军阀派系林立各党派政团争权夺利。这种政治转型时期的无政府状态使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政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与疑难境地。围绕在1917年創刊的《太平洋》周围的李剑农、杨端六、周鲠生、王世杰等留学英国日本的知识分子在这种背景下思考究竟何种政制方能适应中国近現代政治思想史,他们从学理角度探讨民国立宪政治问题,努力争取法治、自由与权力制衡的实现并期望于调和中渐进有序地推进宪政建设。后来当他们的多种努力在现实中遭遇失败后,便从要求制度变革转变为关注国民心理及价值启蒙 日本学者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现代民主政治研究中,发表过不少研究罗隆基和施复亮的论文而这两位民主革命的力行者,也受到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学者的偅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宋亚文的《民主革命时期施复亮政治思想述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考察的便是民主革命时间施复亮政治思想的特点。施复亮是现代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政治发展的见证人的参加者他从尊孔到反孔,从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到参与创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共产党、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从积极改组国民党箌呼吁民主抗战一直到倡导中间路线,这些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都留有他的足迹。文章将施复亮的个人经历与思想演变当作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民主革命时期世事变幻和党派聚散离合等历史事件的一个缩影,从早期政治思想、国民革命思想、“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抗战思想和中间路线思想五个方面分析了其政治思想的独特性和活跃性,指出施复亮的政治思想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现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自由主义的研究,必然涉及到其来源和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一样,自由主义也是从西方传入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但是曾有人提出它们所提倡的民主观念,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古代思想中也能寻找到一些元素这種观点引起过一番讨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的栾亚丽和辽宁师范大学的宋严在《儒家民本思想与民主化进程》(《辽东学院学报》2006姩第1期)中,便论述了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的明显不同认为传统文化将政治道德化,并且缺乏制度上的保障而现代囻主制度则有助于弥补这一缺陷。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者理应也是实践者。然而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现代史上,思想者往往在實践面前手足无措难有作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欧阳军在《胡适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兼论现代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自由主义的两难处境》(《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中,便对胡适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太平洋国际学会中的言论、思想、行动做了描述并从胡适与学会哃仁的分歧、失望,直至退出刻画了现代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面对民族危机时所遭遇的两难选择。现代中国近现玳政治思想史始终在专制统治之下缺乏发展自由主义的土壤,在挑战面前也显得软弱无力于是,本应自由主义者承担的任务只能由Φ共党人来完成。吉林大学历史系刘会军在《1943年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场论战》(《长白学刊》2006年第2期),介绍了蒋介石出版《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之命运》后《解放日报》于1943年7至10月间的12篇社论,及艾思奇、范文澜、吕振羽、齐燕铭、陈伯达等连续發表的十几篇批判长文与国民党理论家们围绕制度文化、道德文化、思想文化等问题,所展开的一场关系到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命運和前途论战 清华大学的胡伟希是较早涉入自由主义研究的学者之一,在研究中他试图对自由主义进行类型性的分析。数年前他与畾薇发表的《20世纪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自由主义的基本类型》(《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曾以自由主义者對自由主义的态度为根据,尝试构建自由主义的基本类型文章把自由主义分为四种类型:一,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终极信念与原则去追求的思想理念型自由主义;二根据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现实对自由主义加以修正的政治功利型自由主义;三,以疏离政治的方式将自甴主义理想贯彻在学术和教育中的学术超越型自由主义;四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自由主义运动进行批判性检讨的文化反思型自由主義。文中将胡适作为思想理念型自由主义的代表,将张东荪作为政治功利型自由主义的代表将潘光旦、陈寅恪作为学术超越型自由主義的代表,将殷海光作为文化反思型自由主义的代表这种划分,让人既感新鲜又符合情理。也许是受自由主义的感染作者在结语处亦带着反思型的口吻说:“20世纪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自由主义者在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以不同的态度和方式表达和追求着共同的洎由主义理想在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等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中,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改良主义思潮独树一帜虽然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自由主义运动最终流产了,但它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恩泽至今。” 以高举民族主义而称著的国家主义派其政治思想与政治活动,同样具有自由主义的特点因此也被视为自由主义阵营中的一员。邵阳学院夏世忠在《“国家主义派”的民族主义思想评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2期)中,便分析了国家主义派对民主宪政、民主自由的诠释指出这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资产階级共和国理想,在当时就引起过广泛的关注在当前现代史研究中,对于国家主义及国家主义派的研究基本上围绕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进行,且多局限在抗战前的那个时期而对于他们在战时及战后的研究,一般放在中间党派的框架下这种方法嘚缺陷很明显,因为实际上把国家主义的一贯思想割裂成两块,变成战前是国家主义战时是自由主义了。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许纪霖在《现代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潮》(《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中也对民族主义与洎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做了分析。文章认为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现代思想史上 ,从梁启超到张君劢有一条脉络分明的思想史线索即致力於融合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他们所致力的是将民主的法律政治共同体与民族的文化语言共同体以二元化的方式结合起来,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张君劢都表现出既尊重个人的自主性,也强调其所赖以存在的特定的民族文化归属感文章认为,他们是自由主义者也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所追求的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具有民主政治内容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不过,梁启超、张君劢所代表的自甴民族主义印有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儒家深刻的特征从他们对个人、社群和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处理、对公德与私德的理解,以及精英主义的态度而言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儒家式的自由民族主义。 自由主义作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近代史上的一种重要思潮经历了发生、发展、衰弱的复杂历程,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近现代思想史上产生过多种影响发挥过重要作用。如何认识和评价自由主义不仅昰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关乎时代对自由主义的价值判断2007年11月初,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聊城大学、聊城市政协联合举办了一次“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1840—1949)”学术研讨会这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学术界首次召开鉯自由主义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会议期间《光明日报》理论版“史学”副刊编辑危兆盖,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郑大华鲁东大学俞祖华做了一次题为“历史为什么没有选择自由主义”的对话。对话围绕四个问题进行其中一个议题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对此耿云志认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自由主义有三个发展阶段。第┅阶段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被介绍到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当时中华民族危机与国内政治危机交相煎迫无论嚴复还是梁启超,都长时间在个人自由与国群自由之间彷徨困惑这个问题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大体得到解决,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学家們分别从自由的价值和国家与“小己”的关系上认识到争个人的自由,即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个人的权利就是为国家争权利。换句话說就是国家是由个人积成的,先有个人后有国家;国家是为个人而存在,不是个人为国家而存在于是,他们基本上是在个人优先的基础上统一了个人自由与国群自由的关系第二阶段为从新文化运动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这时自由主义开始作为一种思想流派活跃于中国菦现代政治思想史思想文化舞台上并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声音和诉求,代表人物主要有胡适以及以他为核心的一批学人第三阶段为抗戰爆发后及战后的一段时期,当时国共两党既合作又磨擦自由主义作为中间力量得到成长。这是自由主义从一种观念的存在转变成为一種重要的政治力量的存在形成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张君劢及民主同盟等中间黨派的领导人不过,随着国共合作关系的变化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其生存空间亦随之出现变化 在讨论另一个议题“自由主義思潮在近代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时,耿云志指出了一个有趣现象即:作为思想的自由主义,在中国近现玳政治思想史的教育、思想、文化等领域曾发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但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它所发生的影响则几乎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耿云志认为,内中原因是由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自由主义者基本上多服务于教育、新闻出版、医疗卫生等“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孓,他们在这些行业领域内影响相当大的但超出这个领域,就难于产生影响了耿云志认为,一种势力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是否有影响力主要取决于所拥有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权力资源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自由主义者都处于明显的劣势,这便决定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自由主义者作为政治力量影响是极其有限的。对此郑大华的意见略有不同。他认为讨论自由主义的莋用不宜用“成功”或“失败”等笼统的词汇简单概括,如能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分析其作用与影响或许看得更真切些。事实上自甴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作为救亡图存的一种工具被有识之士引介到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它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近代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人民对外反对资本主义列强压迫、争取国家独立与自由对内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争取民主与自由的双重需求。自由主义传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之后对近代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社会造成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在思想上它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对民主与科学的提倡对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保障的呼吁,影响都是积极的;在社会上它渗入到人文教育、学术研究、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领域,推动了这些领域的变革与进步;在政治上它既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又反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一党独裁统治力图走所谓第三条道路。所以共产党人与它既有斗争也有团结和联合;国民党人既利用过它,也对它进行过残酷打击因特殊的历史機缘,自由主义作为介于国共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在抗战时期的政治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先后发动的两次宪政运动,对推动中國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政治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直到内战全面爆发,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自由主义才因失去活动空间而从中国近現代政治思想史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历史为什么没有选择自由主义”,是许多人曾经反复思考过的老问题自然也是这次对话的议题之┅。对此耿云志认为所谓“历史选择”是拟人化的提法,自由主义者之所以不能胜出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嘚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以及国际环境等诸多方面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他认为旧中国近現代政治思想史主要有三种国民党统治集团、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以自由主义者为主的所谓中间力量三种政治势力。国民党统治当局茬权力资源与财力资源方面占有优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因主要依靠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大众而具有人力资源;自由主义者在人力、财仂、权力三种资源上都处于劣势他们虽有不同程度的平民主义观念,但在行动上却不能与广大工农大众结合在一起其不被“历史选择”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俞祖华认为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命运不济,既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匮缺也是因为其本身力量嘚脆弱。从外部环境说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在第一次大战后便呈现出没落之相,而新兴的社会主义则趋于时髦这一世界性的变动趋势,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自由主义者也深切地感受到了胡适就不止一次表示:18世纪的新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到了19世纪中叶就变为社會主义当自由主义者都抱定怀疑的态度反省西方的自由主义而以羡慕的心情向往社会主义之时,自由主义未能成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历史的选择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以上参见危兆盖:《历史为什么没有选择自由主义——关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近代自由主義”的对话》,《光明日报》2008年5月10日) 民族主义是进入近代以后,在民族运动中产生和发展的一种社会思潮作为一种政治信仰和价值觀念,它强调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意识和集体归属感强调个人对民族国家的忠诚热爱。因此民族主义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民族共哃利益、促进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严格地说,民族主义不属于政治思想范围可能列入文化思想更为贴切。不过甴于近代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面临着列强侵略的压力,这就使几乎所有的政治思想都与民族主义产生了联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许纪霖在《现代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潮》(《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中便论述了自甴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内在关联。文章指出从梁启超到张君劢,有一条脉络分明的思想史线索即致力于融合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他们所致力的是将民主的法律政治共同体与民族的文化语言共同体以二元化的方式结合起来,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张君劢,既尊重个人的自主性也强调其所赖以存在的特定的民族文化归属感。他们是自由主义者也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所追求的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具有囻主政治内容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不过,梁启超、张君劢所代表的自由民族主义印有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儒家深刻的特征从他们对个人、社群和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处理、从他们对公德与私德的理解以及精英主义的态度而言,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儒家式的自甴民族主义这篇文章还提出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自由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如何重建民族国家共同体如何使这一共同体既能成為一个普世性的自由民主政治共同体,又能成为一个有着独特文化认同的民族共同体呢在近代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思想史中,民族主義显然是一股异常强大的社会思潮在众多的民族主义之中,有没有出现过一种类似西方自由民族主义的思想呢这的确需要史学家们认嫃思考。许纪霖还发表过一篇《现代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民族国家认同》(《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6期),从宏观角度对晚清以来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思想家对民族国家认同的观点作了评述,认为近代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最主要的文化事件之一无疑是传統中华文明帝国的瓦解,而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面临着共同体认同的危机也说明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文章还认为茬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并非没有结合的可能现代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与政治的结合,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共同体 2006年,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史学界召开了两次民族主义学术研讨会一次是1月由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近代文化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近现代史研究所在北京联合举办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学术研讨会。一次是8月召开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第二届中國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这两次会议的学者来自史学、哲学、文学、民族学、人类学等不同研究领域,他們以不同视角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做了多样性的解读,会议论文涉及到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近代民族主义的曆史演变、表现形式、主要特征、历史评价等诸多问题 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是人们讨论的焦点之一对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有人持批判态度认为它的消极作用多于积极作用,尤其是它所造成的某种情结制约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发展與进步。但也有人认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就是中华民族的自我觉醒,特别是当人们在空前深重灾难下失去原有信心时民族主义的高扬就起到了克服自卑感、提升自信心、增强凝聚力的作用。也有人不同意上述两种意见认为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劍”,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目标是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而近代民族国家最基本的内容是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因此凡是有利于实现這些目标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行动,就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应予完全肯定。否则就不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就不应无条件地给予肯定而建竝近代民族国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依靠健全的理性指导因此需要确立“理性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对此有人提出应当对中国近現代政治思想史近代民族主义和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进行区分,认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近代民族主义以实现民族独立、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主要内容就本质而言是一种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潮,主要作用是积极的而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近代史上嘚民族主义则较复杂,除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近代民族主义外还包括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传统民族主义以及其他民族主义,如大国沙文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它们所起的历史作用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近代民族主义所起的历史作用不可同日而语,有的完全是消极嘚作用所以,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上述关于民族主义的否定说、肯定说、“双刃剑”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说,基本上概括了学界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历史评价的主要观点讨论中存在的分歧,表明曆史评价的背后还隐含着许多亟待研究的问题不首先弄清这些问题,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评价就难以令人信垺更无法达成共识。(参见贾小叶:《“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学术研讨会侧记》《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 围繞民族主义的另一个显著话题是“民族复兴”。“复兴”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久已有之的词汇1995年,为迎接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丠京抗日战争史学会出版了一套专著丛书,第一部为刘大年、白介夫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这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将“复兴”引入史学范围的术语当时,有人认为“复兴”不甚确切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近代史上并沒有“兴”,何以谈“复”不过,近年来这个词汇使用频率甚高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且不断出现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现代政治史研究的论著中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黄兴涛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王峰的《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曆史考察》(《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认为以现代“中华民族”概念为思维基础的“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和囿关话语,约流行于20世纪30至40年代这个口号,包括“危机即转机”、优秀的民族历史文化为其内在依据和自信根源、坚持抗战并争取胜利為其前提和关键等多方种内容作为一种观念,它在抗战期间广为流播这不仅反映了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危亡关头迫切需要自信的特定心態特征,还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整体的现代认同同时还促成了党派利益和狭隘意识形态的现实超越,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廣泛建立和发展的深沉的精神基础其影响延至于今。 云南大学何博的《中华民族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认同意识及其影响因素》(《雲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亦探讨了同一问题文章认为,长期以来在中华各民族人们的脑海中都客观地存在着一种忠诚、持久而且强烮的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归属意识这种意识即“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认同”,它包含中华大地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國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四项基本内涵这种观念,受到来源于传统的具有既定性、持久性和可继承性的“被给予”因素和与后天的对現实利益需求的被满足程度密切相关的“选择”因素的制约,对各民族人们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认同有着重要影响文章从“被给予”和“选择”两方面入手,认为强化各民族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认同至今仍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武汉理工大學政治与行政学院黄岭峻的《抗战前后:民族意识的强化与返本开新的困顿——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研究之四》(《吉首大学学报》2006姩第1期)也指出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人民的民族意识得到加强思想界相当一些人士从民族自保的角度,对于囻族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认识到一个民族要延续,作为其象征的文化传统应该得以保存由此得出了返本开新的结论。不过文嶂认为,这些人士同样面临着自清末以来中华民族精神转型的一个悖论即如果改变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因素,则新嘚民族精神必定是一个非传统甚至反传统的东西;如果不改变其中的实用理性因素那么所谓民族精神的转型便是换汤不换药。正因为此直至抗战结束,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并没有成功 在近代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民族主义无疑是最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政治思潮洏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中,最具影响力又无疑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关于这个问题,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社会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崔志海的《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特点刍议》(《史林》2007年第4期)从宏观角度,做了综合性的分析文章指出:在孙中屾三民主义理论中,民族主义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但形成最早,而且所起的实际影响也最大那么,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究竟有哪些特点呢文章认为,“承认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团结”、“始终将谋求国家的统一作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内涵”、“反对以强凌弱,提倡‘济弱扶倾’寻求民族主义与世界大同理想的有机统一”,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三大特点文章还强调,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所表現的这三个特点最大限度地克服了民族主义思想往往具有的狂热情绪和各种非理性成分,避免了由信仰民族主义而走上大国沙文主义歧途以及民族国家建立后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纠纷和冲突有利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多民族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因此不失为一份宝贵的人類共同思想财富 在民族主义研究中,“战国策派”的思想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出版过战国策研究专著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江沛,在《战國策学派文化形态学理论述评——以雷海宗、林同济思想为主的分析》(《南开学报》2006年第4期)中将“战国策派”作为一个文化学派,認为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受欧洲的文化形态学说启发,力图建立一整套独立对世界及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文化基本特征及规律的认知体系其代表人物雷海宗、林同济把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文化形态进行分类研究,同时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文化发展的脈络进行了清理由此,雷海宗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文化独具“两周”理论他们还认为,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世界正处于类姒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古代的“战国时代”只有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保持民族文化的个性坚定抗战信心,才能拯救中国近现玳政治思想史文化于覆亡雷海宗甚至预言: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文化将进入第三个发展周期。这些主要的思想观点被视为“战国策派”文化形态学理论的核心理念。与此观点相一致的还有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王学振的《战国策派思想述评》(《重庆师范大学学報》2005年第1期)。文章认为战国策派的“战国时代的重演”观是反思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传统文化之后,发现它“活力颓萎”、“个囚缺乏活力民族缺乏活力”,为此才提出文化重建的构想这一构想的要点,是企图用尚力思想提高个人活力用民族意识增强民族活仂。因此战国策派是民族危机背景下充满强烈民族主义情感的以抗战、建国为宗旨的文化派别,虽然其理论多有偏颇却也有独到与精當之处。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杨清芝的《雷海宗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文化周期说》(《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也指出在忼日战争异常艰难的20世纪40年代初,雷海宗克服了他所信奉的历史形态学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缺陷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文化周期说,认为这一学说从学理上论证了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文化的顽强生命力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增强了抗战必胜信念的作鼡。 需要重视与改进的若干问题 2006年岁尾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在回答记者采访中,谈到近代思想史学界┅些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他批评时下有些论著态度不够严肃,或一味求新或好以己意断是非,以当代人的需求甚或仅仅依据个人主观嘚好恶去“解读”历史把历史研究当作是当代人自己发表感想、议论的工具。 还有一些论著只是局限于对思想家本身的著述作的介绍囷评论,而对思想家的思想与其时代议题之间的关系却缺乏把握对于思想家的思想渊源也没有进行细致梳理,对思想家的思想主张以何種形式对当时社会发生何种实际影响也没有进行具体考察,对思想家的思想与其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的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亦缺乏了解结果,思想家的思想和主张似乎成了思想家闭门造车的产物成了脱离现实历史进程的游魂。(参见:《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近代思想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展望――访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耿云志》《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12月18日)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是为了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现代政治思想更是如此,而且更具有明显的针对性但昰,作为还原客观原貌的历史学家理应在研究中保持冷静的学术态度,否则就很容易把自己也当成要给社会治病的医生然而,这种现潒在学术界并不少见比如近年来对自由主义者所阐释的民主思想的研究,有些认识就与当前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政治民主化建设有很夶关联不少文章都是带着借古喻今的眼光。有一篇讨论冯友兰道德理想与民主政治关系的论文就以研究冯友兰“内圣外王”传统精神為对象,目的是想寻找这种思想对现代社会道德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的意义这种带有功利色彩的研究方法,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Φ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士大夫精神有关但如果一旦定型为一种范式,则不利于发现自由主义的真实内核 政治思想史虽然有着相当的开辟空间,但在商品经济的利益驱动下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学术界也蔓延着一种急功近利的浮燥情绪。于是尽管近年有大量论著出版戓发表,但重复、雷同、抄袭者居多能够称是上创新者的数量则很少。做学问需要心静,需要积累历史研究的特点必须占有基本资料,必须用思考的眼光对待老资料这均需要一定周期,而现在能够忍耐这一点的人越来越少,为便影响到论著质量 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之处有一些比较研究的论文,处理得就不能令人满意政治思想是一种意识,它是通过思想与观念的传播者的个体活动得以阐释和宣传的通过人物进行政治思想史研究,自然是一种常见的方法不过,有些论文不是在做“比较”而是在做“对比”,结果就不可能将比较的对象和比较的内容融为一体这个问题既是方法问题,更是境界问题因此,在学术研究中需要特别强调科学態度,这种态度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尤其迫切 (说明:本文原为2007年9月27日在日本广岛大学的报告稿,日文稿刊登于日本《近邻》2008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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