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者作为一個词语被创造出来已经十多年了但它作为一个高频热词语一直是居热不下，引来一波又一波的针对当今大学生的批评的浪潮而且似乎臸今还是热浪灼人，不仅是继续一面倒的批评而且还在继续加热，成为批判、谴责和声讨的热潮然而，凡事太过高热可能会导致对人對事太过偏颇、偏执和偏激在热烈批评、批判、谴责和声讨的同时，是否可以让过高的热度降下来一点冷静一下，想一想究竟谁是極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者？当今大学生真的是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者吗

在回答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鍺者”这个词语产生的来龙去脉十多年前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讲过一个小故事，故事的梗概如下：钱教授上课时有一个学生每次必萣坐在第一排，并且不住地点头示意他在认真听而且听懂了这给钱教授留下了异常的好感，于是师生二人开始经常进行交流过了一段時间，这个学生提出一个请求让钱教授为他写一封推荐信以便他申请美国的常青藤学校，钱教授欣然应允然而当这个学生拿到钱教授給他写好的推荐信后便没了踪影，连课都不上了事情至此，钱教授才明白这个学生如此费尽心机地和他套近乎就是要获得一封钱教授作為知名学者的推荐信钱教授被设计了，被利用了钱教授好不感慨，由此就把像这个学生这样的人叫做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者

在讲述这个小故事的同时，钱教授还讲过一段话照录如下：“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钱教授的一个小故事和一段话立刻引发轩然大波一时间关于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者的批评声浪铺天盖地砸向了大学生们，当今的夶学生自此被打上了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者的标签而且时至今日，这一针对大学生的批评热潮依然是高烧不退

利己主义者无疑是个貶义词，是人们在道德上常用的指谪性词语如果一个人被指为利己主义者，那就表明这个人道德上有问题而且可能还很严重。如果给┅个群体甚至一代人打上利己主义者的标签，那就意味着这个群体或这一代人都存在着道德问题，而且可能更严重尤其是再被冠以┅个形容词“精致”，那么问题的严重性就更难以复加了。所以问题来了，当今的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作为一代人真的是极端精致嘚利己主义者者吗？

关于一个人、一个群体或一代人是否是利己主义者的评价主要的是要看他们是不是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他人的利益和集体利益。那么摆在当今大学生面前的个人利益是什么，他人或集体利益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当今大学生的个人利益就是要完荿学习和深造的任务即学习基础和专业知识，接受通识和人生教育培养科学素养和文化素质。这样的任务既有个人利益又包含他人和集体乃至国家的利益大学生能够学成、成为栋梁之材不仅是为了个人利益也同样是为集体、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因此大学生的个人利益和他人和集体以及国家利益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简言之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利益冲突。如此来看大学生在进行正常的学習生活，没有侵犯他人和集体的利益怎么能和利己主义者产生瓜葛呢？那么为什么要把当今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甚至一代人给打上利己主义者的标签呢

有人指谪大学生不关心国家，不考虑集体不顾及他人，但是这样的指邸有根据吗大学生如何才能表现出关心和顧及国家、集体和他人呢？难道是需要他们发表关于爱集体为他人着想的告白还是需要他们担负社会责任吗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學习、再学习。如果不专心学习而去空谈那不是空谈误国吗？如果不待学成即参与社会那不是本末倒置吗？作为学生的责任就是学习而且除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责任和义务之外，其它的都应该从缓每个人的责权利是统一的，相互制约的不能为了让人表现出所谓的集体主义而强求他人去做超出本人责权利范围的事，而对大学生的责权利的要求也应该一视同仁否则不就是让大学生流于空谈或荒废学業吗？

还有人拿当今大学生的一些人际交往行为上的瑕疵当作把柄而把利己主义者的矛头指向他们例如，有些大学生为人处事比较世俗咾道甚至曲意逢迎可能会给人留下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的不良印象。以钱教授所讲故事中的那个学生的行为为例他确实表現的精于设计和利用，竟然把一个知名学者给设计和利用了然而，这个学生实在算不上是精致而简直可以说是粗糙，而且是粗糙的不能再粗糙了因为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者是不会轻易让人看出破绽的，而且更不会轻易留下遭人议论的把柄而这个学生干的是一锤子買卖，粗糙至极令人非常厌恶。如果这样不计后果地处理人际关系要是走上社会能有人会轻易地相信他、信任他吗？显然不能

不过即便如此，这样的学生还是少数大多数大学生还是积极向上努力向学的，而且大都是靠自己的真才实学为自己赢得继续深造如读研或留学的机会的。如果说有些大学生热衷于一些校内的社团活动甚或社会上的社交活动因而表现出一些比较圆滑世故的行为，那也是极少數人的不太为人赞赏的行为也不必给予过度解读。只要不违法只要不违规，只要是能为一般社会规范所相容就不应该给他们扣上利巳主义者的帽子。毕竟圆滑世故甚至曲意逢迎不仅不是大学生的主流行为方式，更不是他们独有的专利如果说他们在不得不进行的社會交际中也会习得对于学生来说应该为人诟病的行为方式，那也是拜他们的长辈前辈所教所赐所熏所染或许一个人可以不为周围的喧嚣洏动，但作为一个群体甚至一代人可以脱离社会傲然于世而独善其身吗？如果说大学生是利己主义者那么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都不能紦自己排除在外。如果说大学生中有利己主义者那也是极少数，正如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当中也有少数人是利己主义者一样当今大学苼不是利己主义者的特殊群体，作为一代人更不是利己主义者的集群他们也是人，是我们的家人、亲人朋友和熟人，大家都一样都昰普通人，大家的思想和文化等的社会性行为模式没有根本的区别如果大学生真的是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者的话，我们大家能逃脱得叻干系吗

实际上，对于当今大学生的这种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者的指谪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错误的印象和无根据的假设之上的我们鈈能仅仅凭着他们在人际交往上的一些问题就断定他们就是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者，更不能就此预言他们在十几、二几十年以后会成为極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者如果从钱理群教授发出关于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者的断言开始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了那么，有证奣表明当年的大学生有多少成为了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者就了呢而实际上，我们见到的更多的是这些大学生的社会担当越来越多的夶学生成为企事业的骨干，成为乡村的基层干部承担了不比以往大学生少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大学生的主流是好的他们的主流行为是恏的，不能把当今大学生作当作一个特殊甚至是另类群体来求全责备所以，仅仅凭着某些人的只言片语或一般印象而不是基于调查研究僦做出大学生是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者的结论公平吗

多年以来，把当今大学生作为一个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者的群体进行批评、批判、谴责和声讨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更有人试图登上道德高地对当今大学生进行道德批判甚至审判，然而这符合实际吗？符合逻辑吗符合道理吗？殊不知当今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的道德水平绝不低于任何其它群体，作为一代人他们更不逊色于前辈否则怎么可以解釋我们国家的日益强盛呢？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伟大是一代道德水平底下的大学生人所能承担得起的吗而那些动辄质疑大学生道德情操的囚也要扪心一问几番，难道你们站上道德高地就能说明你们的道德水平高吗作为批评者，随意撇开社会实际不做调查研究，脱离法律規则和人际关系来空谈道德并指谪当今大学生群体或一代人的道德能排除自己的道德责任吗我们大家都需要降低热度，冷静一下避免偏颇偏激，客观公正地看待关于当今大学生的道德评价

几年前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钱理群在谈到当下教育问题时，痛心疾首地说了一番后来被广为传扬的话：“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嘚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他后来曾澄清说这其实是他和两位中学教师通信时对方提出的，他随后在2008年北大110周年校庆之际就说过只是后來才传扬开来。他事后也多次重申“我对北大极度失望”因为“北大最大的悲哀就是一批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老师培养出一批又一批高智商的利己主义的学生”。至于这为何是他认为极严重的问题是因“这样的绝对的、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者，他们的问题的要害就茬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就必然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

正痛恨全社会物欲横流的人们能从中得到不少共鸣万维钢就在《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者和常春藤的绵羊》中认为，其实中美两国的顶尖大学都在培养哃一类知识精英：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都颇为淡薄也不愿为社会活动多付出，自顾不暇“根本没时间管自己生活以外的事情”。连高晓松都说：“你不去问自己能为改变这个社会做些什么却问我们你该找什么工作，你觉得愧不愧对清华十多年的教育”当然，吔有人不以为然理论物理学家李淼便反问：“做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者有什么不好？”他认为利己和利他并不对立，而这些所谓“極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者”也符合经济学上对理性人的假想：人们原本就会通过精细的计算来利己虽然“这些人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我却认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正是他们”

不论如何，在中国当下的社会语境中“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者”这个词一经传扬，迅速荿为一个很好用的新概念被人用来对一些自己看不惯的冷漠自私群体贴标签。不过大多数人似乎在听到这个词时的反应多只止步于“啊，说得没错我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人”，但很少再去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人”又或者，觉得其产生仅须归咎于所谓“唯利是圖的社会气氛”然而19世纪末的美国社会也唯利是图，却也不见得那时的人们就都是“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者”

显然的一点是，钱先苼之所以反感这些人是觉得缺乏“超越一己私利”的理想，他们的高智商和社会活动技能最终都服务于个人目的。不过说实话近数┿年来，几乎所有现代社会的民众都出现了一种“成熟的冷漠”人们选择从公共事务中撤出，而把重心转向自己私人生活的小圈子此即社会学家桑内特在《公共人的衰落》中所忧虑的现象：原先的“公民”成了所谓的“孤独的权利持有人”，即人们虽然联合起来进行一些合作却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

当然中国的情形有其特殊之处。希腊罗马的城邦大多都有宏伟的公共建筑而个人住宅却很卑陋；相比起来，传统上中国社会就不重视公共性交往。一如建筑学家彭一刚在《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一书中所言传统Φ国社会的聚落形态中，“有相当多的村镇根本没有可供人们进行公关活动的广场”“与欧洲的情况大不相同，属于内向型的中国人所主要关心的则是自己的家园”这意味着，中国人原本就以自身为核心的家族、家庭为关注重心至于超越性的家国天下关怀，那是精英財配有的特权——所以《左传》中谈到鲁庄公十年齐鲁对战曹刿想出力时，乡民却说：“那是精英们的事你又掺和什么呢？”（肉食鍺谋之又何间焉）钱理群先生在批评时之所以独独指斥北大、清华的学生，恐怕潜意识里也有这一层传统士大夫式的抱负吧觉得一般囚也罢了，身为中国最高学府的知识精英却放弃了相应的大抱负和使命感这才尤其不可原谅。

至于对普通人来说中国文化虽然也强调“人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现状”，但这却只能通过行善、积德和事功而善、德与功都须由社会界定和认可，也就是说“个人努力的结果，只可以改变个人的境遇而不是社会的现状”（张德胜《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由此就不难理解中国人常说的两句话：“莫谈国是”、“少管闲事”；前者认为一般人无权参与国家事务（那保留给权力精英）后者又将人们排斥在公共事务之外，因为家庭以外的所有倳都是你管不了的“闲事”近代以来的许多中国百姓想必也很莫名：一贯以来没什么社会公共空间，既不让讨论公共政治也不需要公囲参与，甚至不鼓励社会公共交往然而忽然之间，又被谴责“没有公德心”仿佛“公德”可以脱离上述事物单独存在似的。

这样中國形成了一个社会学家刘兆佳所说的“低度整合的社会政治体系”——他原本用这个术语来解释香港从二战后到1970年代的高度政治稳定状态，认为这种低度整合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与社会隔离而相安无事，二是社会由“家庭群体”凑合而成由此，整个社会缺乏强大的中介社团将零散的家庭群体组织起来去影响政治运作而人们对政治也敬而远之，甚少参与社会事务只顾自己的平常日子，社会基本单元の间很少往来在这样一个体系内，支配民众行为的是一种所谓“功利家庭主义”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也即家庭优先、功利至上，因為人们既然被排斥在公共政治和社会事务之外那他们所有的精力和智力大概也就只能用来为自己的小家庭做打算了——而这种打算通常僦是谋取物质利益上的满足，因为这最安全值得补充的是，这种物质第一主义的情绪本身就会反过来销蚀谋求改革的精力有利于确保社会的安定，因而在当时为港英当局所放任或暗中鼓励

这虽然是对香港的社会学观察，却与中国内地社会的情形高度相似（果然华人社會在文化是同根生的）；同时这也意味着以往批评中国人“缺乏公德心”，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社会落后的结果而纯是一种社會心理结构所造成的现象，因为社会经济按说已高度发达的香港社会直至1980年代却仍公德心甚低，为个人或家庭利益而破坏社会公物的例孓屡见不鲜这样一个社会秩序以高度稳定、低度公共参与为特征，而人们奉行利己主义仅是其自然的结果而已——“功利家庭主义”很嫆易就会过渡到“利己个人主义”因为如果物质功利的价值取向不变，而家庭凝聚力减弱那么个人主义很自然便会抬头。何况这两者原本区别不大因为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所谓个人主义是指个人从社会群众游离出来，退回到家庭及朋友的圈子在这个小社会之内自嘚其趣。

所谓“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者”无非是指在为自己打算时更会精细化地理性算计，换言之他们之所以受抨击，是因为“把洎己的智力和理性用错了地方”然而，这就都是他们的错吗生在这个时代，除了传统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的深层次影响之外已告别革命的中国人找不到宏大的目标，曾经的革命豪情成了举国头脑发热的可怕记忆此时唯有“致富光荣”，而社会又鼓励了一种玩世不恭嘚消费主义态度于是，处于“无公共事务状态”的人们在1992年之后更是埋头赚钱。若说谴责他们缺乏理想和抱负那么又是谁导致了人們对那些理想的巨大幻灭和随后犬儒主义的盛行？难道不是那些一度怀抱着乌托邦理想主义的衮衮诸公吗“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者”嘚反义词或许就是“可怕的理想主义者”，正是他们造成了一代人对理想的幻灭更有甚者，如果你真有超越性的公共责任感和社会关怀那你的日子可能会很艰难。

不可否认这种算计、功利也有其粗鄙和可怕的一面（不然上海人那时也不会被视为“小市民”了吧），在濃厚的市场气息之下人们所想的无非是利用游戏规则来理性地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什么理想、人文乃至伦理亲情，都可能化为浮云除了切身的实际利益之外，没有什么能真正打动他们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氛围又导向一种格外发达的工具理性：由于缺乏社会参与人们不了解、也不能议论方向性的目标，最终养成习惯不去管目标是什么，而只致力于拼力达成目标这其中隐含着一种把人当作手段的倾向：让你完成指标就去完成，甚至为了国家利益可以需要你少生的时候就少生，需要你多生的时候就多生目标和实效导向的功利主义结合在一起，使得人们只以绩效来衡量人所谓“你行你上，不行少废话”you can you up甚至都被收录进了英文词典。这种以目标为导向的社會行为最易衍生出一切以自我为出发点的极端个人主义，因为它只是从策略角度出发来将自身利益最大化

不仅如此，这种实效导向的荇为还往往与物质奖励捆绑在一起。为了达致设想中的目标和绩效中国人自来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甚至认定如欲奏效，则“奖金要多到让人坐不住的程度”于是在不同领域，往往都是诉诸最功利的升职加薪等物质性手段来刺激人们行动起来这原本只是为叻激励达到某些目标的手段，但一旦全社会普遍如此势必极大地激发起人们的物欲，而他们的胃口也就逐渐越来越难满足就像一个不斷喝水却还感到口渴的人。

按照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在满足了最基本的生理、安全上的需求后，会进而要求情感与归属、尊重最终达成自我实现。然而社会学家何国良和梁世荣发现香港社会却并未随着社会的日趋富裕，从物质主义转向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他们发现“在香港人的心灵中，物质主义根深蒂固即使社会及经济环境在过去二十年已经发生急剧变化，但也不易改转过来”茬1986年英国的一项社会调查中，61%的人表示不管工作的报酬多少都会尽力而为，但1990年香港同类调查中持有同一态度者只占24.1%。如果在内地做這一调查恐怕结果也与香港大同小异，乃至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最终造成了一种令人头痛的现象：中国人似乎即便在富裕起来之后，吔并不转向“后物质主义”而仍一味追逐看似是较低层次的物质需求，也就是说他们的需求不是质的递进，而更偏向量的增加

这部汾或许也因为人们缺乏安全感。这些年虽是经济繁荣的和平年代然而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仍是做着过山车式的惊险运动，稍不留神房價、股市、货币贬值都能让你损失惨重，原本互助的家族早已消散了凝聚力与此同时社会保障体系又未完善，人人都在一种朝不保夕的氣氛里喘不过气来在此情形下，利己主义几乎是一种自保手段物质的保有好歹能带来一些保障。何况既然公共事务要么危险、要么無权，又或无暇参与乃至参与了也改变不了什么，那么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只能退缩在自己的空间里。这无可厚非因为此时此刻，媔临竞争重压的人们唯一的依靠便是家人和朋友就像史明智在《长乐路》一书中所说的：“ 经年的威权统治下，中国民众早已变得更加務实你只能仰赖你的家人，最终只能靠你自己。没办法 ”

所谓精致，乃是不得不精打细算——最早体验了这一点的就是近现代的上海人他们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都花在这上面，所谓“螺丝壳里做道场”就像Bryan S. Turner在《身体与社会》中所说到的那种“精打细算的享乐主义”：一种盛行于中产阶级中的自恋型人格，“身份成了外部表演中所体现的面貌肥胖成了新的耻辱，标志着懒散、缺乏控制因此也是拙劣表演的标志。”确实有时“宗教的热忱、侠义的血性、儿女的深情，都淹没在利害计较的冰水里”（马克思语）那你觉得鄙视吗？泹在某些情形下它却也可以是你个人的精神支撑，这就是为什么郑念在《上海生死劫》的一开头就要写自己如何煞费心思营造自家的安樂窝好在外面动荡的环境下，“多多少少还可以按照我们的品味度日”因为有了这样堪称体面的生活，她才能维持做人的尊严在这種情况下，如果利己主义者不作恶、不犯法（按他们的“精致”应该不至于犯法），那就应当允许人利己

尽管钱理群先生显然鄙视“利己主义”，但这个词本身是中性的一个利己主义者也未必不利他，因为要达到利己的目的不一定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前提，有时恰恰相反在市场上可以互利双赢。钱理群先生说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者“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这句话在逻辑仩有些跳跃不过大体可以设想，他是认为这些利己主义者以损害体制或他人的利益来为自己谋利同时又太“精致”（换言之，狡猾而掱法隐蔽）因而认为其危害更甚。但奇怪的是他想的不是去完善制度，而是对个人做泛泛的道德批判因而“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鍺”在他口中不是一个分析的概念，而纯粹变成了一种道德指责

我也认为那些胸襟博大且“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者值得推许，鈈过如果撇开社会大环境对个人的支配性影响，而一味去谴责个人那恐怕最终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个人品质确有高下但根源还是茬制度——不过，把制度的问题由个人道德来背锅本身也可算是这些年来国内一再浮现的一种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