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头“巨兽”，明明老了，却又时髦。

自1993年建成交付，住宅楼“白象居”已栖身重庆江畔28年，容纳约590户人家的生活。

有人嫌弃它，24层高，没有电梯，设施破败，是市中心的“贫民窟”；有人追捧它，把它写进论文，拍进电影，用它作照片背景吸引社交平台的流量。

不久前，一位在白象居收发快递的小伙子因为“一天爬一座山”被媒体报道，人们也再次谈论起这座建筑。

它拥有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躯体，是重庆城市景观的网红“顶流”，明星王俊凯曾坐在某个单元门口的藤椅上，为时尚杂志拍摄封面照。此后赶来追星“打卡”的人磨破了这把藤椅的扶手。

上世纪80年代，要给“最贫穷、最有居住安全需要的人”造一栋现代化的、功能齐全的住宅，是白象居设计者之一、今年86岁的建筑师张从正最初的构想。

码头出生的金克华是第一批住户之一，直到现在，他还把当年搬进白象居，列在“一辈子运气最好的事”里。

如今，在“红”的表皮下面，仍然住在白象居的人，过着与都市繁华有距离感的生活。但他们对时尚似乎又并不陌生，夏日午后，公共走廊里纳凉的老人，会为前来拍照却迷失在大楼复杂结构里的年轻人指路：“你要找的拍摄角度在那里哈！”

根据社区民警提供的信息，这座奇幻建筑里，同时生活着上世纪20年代和本世纪20年代年出生的人。

花399元，做1小时港风美女

牟远红自诩是个生意人。

她30岁，在白象居出生、长大，如今，正试图把这栋楼里的“旧钱”和“新钱”都挣了。

她原本开了一家麻将馆，40元一张桌子，老住户们能打一下午牌。后来，进入白象居“打卡”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牟远红就把麻将馆的一间包厢改成冷饮店的吧台，一天能卖出五六十杯柠檬水。

常有游客指着社交软件里时髦的照片问她，“这个角度的照片在哪拍”，她能指出对应的单元号和楼层。年轻人爱夜游，她就让冷饮店开到晚上9点。

白象居距离重庆的城市地标解放碑，只有1.2公里。这座抗战胜利纪功碑已经建成74年，被新中国迅速崛起的商业文明包围起来。

重庆是山城，地势起伏，从解放碑出发，顺着阶梯朝白象居行进，足下的台阶从宽敞洁净，慢慢变得又窄又陡。途经人均消费400元的日式餐厅、劳力士手表专卖店、1500元一晚的五星级酒店后，卤味店、五金铺、平价超市逐渐多了起来。

一家卤味店的老板娘就住在白象居，每天下午她都到牟远红的麻将馆打牌。她卖的卤味价格亲民，“微信收款14元”的提示音不断响起。

牟远红最得意的是，她的麻将馆曾是电影《火锅英雄》的取景地。在社交媒体中，人们提起白象居，总要配上这部影片的截图。事实上，曾获台湾电影金马奖的《少年的你》、获香港电影金像奖的《疯狂的石头》都在白象居取过景。

紧邻的长江索道上，缆车以每秒6米的速度，贴着白象居飞驰而过，滑向对岸。在一个没有任何特别的夏日里，一位穿着蓝色碎花上衣的老人，站在白象居某条走廊的窗口处，往缆车的方向眺望。不远处，几个年轻人正在为拍摄时尚大片做准备。

一位多次探访白象居的旅行博主说，这里的建筑风格适合拍摄“复古港风”的照片。这座楼里还有不少专为人拍摄旅途的摄影师“趴活儿”，消费者花上399元，就能当1个小时的“港风美女”。

天气晴朗时，两间开在白象居楼内的民宿生意火爆。“都订满了！”民宿老板应付订房者，“现在的客人，一订就是四五天！”

比起妆容精致的拍照者，白象居则是不加修饰的模样。外墙灰暗，无数条线缆在楼间纵横交织，看不出颜色的雨棚歪歪斜斜地搭在密密麻麻的老式防盗窗上，走廊里的路灯罩着上世纪90年代风格的“小黄伞”。公共走廊的通风处晾晒着各色衣物。

望龙门派出所民警赵腾飞回忆，白象居过去的盗窃案，大多针对体力劳动者，他们不习惯关房门。现在则常有旅客来报案，称拍照时丢了手机。

“网红”的热度下，白象居并非年轻人真正想要居住的地方。牟远红早就计划好了，在白象居赚足钱，就去买个带电梯的房子。

快递员周永洪刚开始在这里工作时，不得不手绘了地图。白象居依山势地形而建，6座单元楼高度不一。从沟通6个单元的公共走廊出发，抵达每座楼的层高都不相同。

要走出白象居，可以从最底层的出口进入滨江路，也可以从第二高度的停车场驶入消防车道。最高的出入口是公共走廊，连接白象街和解放东路。

游客大多在公共走廊活动，那里的商机早已被发掘，矗立着好几座手机充电桩。一家小卖部把自家洗手间改成公厕，贴出“一元一次”的告示，标明“先扫码再使用”。

一位在白象居长大的00后女孩，把家里客厅和阳台改成咖啡馆。为了契合白象居“复古”的气质，她还把墙壁粉刷成深绿色。

咖啡馆开业那天，邻居送来花篮。“小时候我从不跟同学说我住这里。”她回忆，“但现在我总能听到对白象居的赞美，‘特别’‘神奇’之类的，终于有了认同感。”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住户写下大大的“游客止步”，贴在楼道处。也有人主动把板凳搬到走廊里，供游客歇脚。“要保持重庆人的传统，好客！”

“留下能让人议论的东西”

建筑师张从正86岁了，住在重庆歌乐山的颐养院里。

有时，这位老人正说着话，突然要求打个盹儿。自从患上脑腔梗后，他总感觉双脚的关节被捆住了。

但提到白象居，他愿意花一整天时间来谈。这是他花费4年时间设计的作品，承载了他的梦想——“留下能让人议论的东西。”

上世纪80年代初，他接到为“望龙门码头”工人设计现代住宅的任务。这是一次难得的邀请，这位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后并入重庆大学）的副教授，在文革期间受到批判，前半生几乎没有设计建筑的机会。

对这项任务，张从正格外珍惜，到实地多次走访，发现码头工人大多住在草棚、竹棚，“谁占的地多，那就成了家”。晚上，街道成了公共客厅、厨房，“沿街炊烟阵阵、碗碟声声，猜拳行令声、小贩叫卖声杂成一片”。夏日，板凳、竹床在街道上一字排开，小孩常在街边的竹床上度过夜晚。

这样的生活空间存在不少安全隐患。张从正参考香港的住宅建筑，希望设计低标准、高层的现代住宅，给这群“最贫穷、最有居住安全需要”的人。

如今71岁的金克华曾经是这群需要居住安全的人之一。他在望龙门出生，父亲在轮渡公司当轮机长，开船载人运货。

他回忆，自家兄弟六人和父母挤在31平方米的棚户屋，和几千个一起住在望龙门码头的人，共用一座公厕。下雨天，他家“外头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望龙门缆车从窗前驶过。

这条178米长的缆车道是桥梁专家茅以升主持设计的中国第一条客运缆车，解决了市民爬坡之苦，有市民形容它是“土飞机”。 就在白象居正式建成的1993年，为修建滨江路，望龙门缆车停运。

地形陡峭，张从正反复演算过各种“上上下下”的方案，在“先下坡后登楼”和“先下楼后爬坡”之间犹豫。

他想到，可以在楼层中部设计一条公共走廊，连接6个单元的楼梯，住户通过走廊上行或下行回家，不需攀登多余高度。他期待着，这条公共走廊能承担原来望龙门码头“公共客厅”的功能，满足住户娱乐、托儿、休闲、医疗的需要。

张从正考虑过，将白象居设计成和长江平行，但又怕这栋高层建筑会像“城墙”一样，挡住江风，所以他最终让白象居的楼体垂直于江面，让不同朝向的居民都能欣赏江景。

这位建筑师回忆起很多设计细节，比如像一把打开剪刀的楼梯，连接着同一楼层两侧的4户住户。他期待，孩子们可以在剪刀楼梯上玩乐、游荡，穿堂风从楼梯两侧灌入，抚慰成人爬楼的疲惫。

在某种意义上，白象居如今的“流量”，让张从正实现了初衷。在当下，这栋建筑仍在被议论、被记录。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魏皓严感慨，如今，追求效率成了主流，机械技术也日益发展。建筑师完成一项设计只花三四个月，施工方面也可以依靠机械技术改变地形。他认为，这种趋势会削弱设计师的专业性，也将城市原有的复杂地形，变得单一。

魏皓严用“生猛”概括白象居的气质，代表不规矩、彪悍、复杂的美。他初次到访白象居，看到楼梯扶手上贴满小广告，第一印象是“脏”，但不一会儿，他看到长江索道“贴着”白象居呼啸而过，印象瞬间颠覆。

魏皓严曾在学院图书馆找到3册《教师建筑与规划设计作品集》，收录了不少代表国家形象的建筑作品，白象居的介绍只占其中一页。

上世纪80年代，张从正邀请同事孙志经、曾凡祥，参与白象居的设计。他们最终获得1994年重庆市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和一面锦旗。曾凡祥在2021年年初逝世，当年那面锦旗，也没人记得丢到了哪里。

但他们的作品，依然矗立在长江边。

出生在码头的金克华回忆，1988年，政府组织望龙门的拆迁工程，一个月内搬完家的住户，能得到100元奖励。金家不到一个月就全部搬离，投亲靠友，期待住进他们听说的“重庆最好的房子”。有时金克华忍不住，会跑到工地看看这栋“摩天大楼”的施工进度，再回家告知家人。

1992年，金克华接到通知，去渝中区体育馆领取拆迁证。原定上午9点的活动，有些老邻居早上4点就去现场排队。 金克华不记得那天领导上台讲话具体说了什么，但记得台下的拆迁户都在拼命鼓掌。

等到中午，他终于领到一张盖有红印章的、写着他名字和门牌号的纸。他难得地下了一次馆子，马上赶回白象居找房子。他的新家在10楼，因为身体残疾，他被分配了不需爬楼的房子，房间里有独立卫生间、厨房、两间卧室。

“激动！”回忆的时候，金克华一直重复这两个字。

他出生不久就意外摔伤，小时候被同学戏称“驼背”。少年时他想学中医、开诊所，但初中刚毕业，文革就开始了。后来，他在皮鞋厂干了10多年，上世纪90年代“下岗”。

住进白象居，成了他人生清单中“运气最好的事之一”。

慢慢地，来自烟草局、轮渡公司、银行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也陆续搬入白象居，和望龙门码头工人一起，成了最早一批住户。

当时他不敢奢望，有一天能在白象居扎根

在白象居公共走廊入口处，有一家鸡杂店。

厨师双手从铁盆里捞出鸡杂，稍微沥干，再投入水中，重复着去除血水的动作。接着，他摆上砧板，手起刀落，把土豆切成薄片。

“房子是我们一刀一刀切出来的。”厨师就是鸡杂店老板，在白象居坐拥两套房子，夫妻住一套，另一套租出去。

这个56岁的四川人身材不高，腆着啤酒肚。他的顾客大多是白象居住户，附近市场的小摊贩经常约同乡来，吃一锅麻辣鸡杂，一解乡愁。

空闲时，老板宁可和老顾客打扑克，也懒得招揽走廊上潜在的新主顾。他没有加入任何外卖平台，菜品只有一道干锅鸡杂。

“这里百分之百的住户都认识我，我能记得其中九成人的脸。”2003年，他在公共走廊上开了当时唯一一家饭馆。开业时 ，很多住户来捧场，一度坐到走廊里。那段岁月，走廊没有灯，晚归的年轻人怕黑，请他陪着走回家。

老顾客管他叫“哎”，几乎没有人留意过，他的名字就贴在店门口的安全责任牌上——李三文。

李三文见证了白象居的落成。1992年，他揣着50元，背着一床棉被，和十几个同乡结伴来重庆做“棒棒”，每天穿梭在400米长的白象街上，挑香烟、衣服，还往当年正在施工的白象居工地挑过水泥。当时他不敢奢望，自己有一天会在白象居扎根。

那时候，李三文和同伴租了一楼一间毛坯房，用木头搭了15张简易木板床，一人挨着一人，每天付1元房租。空闲时，一群男人围坐在木板床边，打扑克牌。

他当“棒棒”10年，把攒下的钱全寄回老家，养大了两个儿子。2003年，妻子带着儿子来到重庆，一家人盘算着，在公共走廊入口的11楼开饭馆，儿子掌勺，他和妻子负责采购和切菜。

在许多住户的回忆里，早期的白象居就像“贫民窟”，公共走廊堆满杂物，许多住户是体力劳动者，常常裸着上半身出行。为了迎客，李三文每天早上都要清扫店门口的狗屎。

2010年，他花了21万元买了套15楼的房子，正式在白象居安家。大儿子成家后，在重庆照母山附近买了两套房。李三文却不舍得离开白象居，和妻子继续守着这家饭馆。

他在意当“棒棒”的那段往事，询问记者：“我当过‘棒棒’这事，现在会不会让儿子没面子？”当年和他一起挤在白象居一楼的同伴，有人回老家，有人被儿女接去上海、广州居住，只有他留在白象居。

要在市中心生活，还要少花钱，选择有限

在重庆，如果想在市中心租房子，方便工作，又想少花钱，选择是很有限的。

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数据，1043人选择在白象居租房。这些流动的租户中，有人经营滨江路边的报刊亭，有人在中医堂负责抓药，有人在附近的工地上做水电工。

他们支撑并建设着这座城市。有些租户在朝天门批发市场工作，每天见到凌晨4点的重庆。他们推着装载衣服的小推车，碾过水泥楼道，弄出单调又持久的噪音。

民警赵腾飞介绍，通常，入户调查会挑选上班族回家后，即晚上6点半到9点半的时间段。但在白象居，她敲开门后，常看到睡眼惺忪的人，不情愿地掏出身份证——他们下午三四点从朝天门下班回家，傍晚就开始补觉。

即使住在江景房里，白象居居民也很少对住房作浪漫点缀。这里的阳台很难见到花草，负责白象居一单元、二单元的社区网格员董海梅观察发现，大多数家庭的阳台都成了储物间，有些家庭在阳台摆放一张单人床，能多住一个人。

提供包车服务的司机李成树是白象居的老租户，在4楼住了8年，每天奔波于重庆各大旅游景点。从他家阳台仰视长江索道，只能看到缆车未刷油漆的底部。

这套70多平方米、两室一厅的房子，每月租金1200元。房东把客厅打上隔断，多了一间卧室，供李成树一家8口居住：他和妻子住一间，两个女儿住一间，儿子儿媳带着年幼的孙子孙女住一间。

白象居是他最理想的选择：离解放碑近，方便他接送游客；晚上在滨江路边免费停车，只需早上6点前出门，提前把车开走。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旅游行业不景气，李成树在家休息了一年。为了节约开支，他选择接受白象居每天凌晨4点响起的推车声，接受阳台上受潮发霉的衣物。他养成习惯，为了防虫，进屋后，先点燃一盘蚊香。

最近半年，他终于忍受不了了。由于管道老旧，家里下水道平均每个月堵塞两次，每次请人清堵要花150元。

今年6月1日，李成树决定离开白象居，搬到200米开外的平房里。他依然离不开白象居生活圈，因为其他地方“停车费比房租还贵”。 清理物品时，这个常年在外租房的家庭，几乎没有带走任何“大件”。连风扇都是房东的，他们拎包就走。

待在大白天也要开灯照明的“新家”里，这个50岁出头的男人，多次谈起回老家生活的冲动。“我在老家的房子，亮堂堂的，四室两厅。”1988年，他从重庆丰都县来朝天门附近跑出租车，一直没有在市区买房。

李成树曾想过贷款买房，但他有3个儿女，经济压力大。妻子在交警队当辅警，每月工资2000多元。大儿子有两个孩子，给影视剧组运送器材，收入不稳定。两个女儿还在读书。

夫妻俩要供女儿上学，还需要补贴儿子儿媳。他们不愿意给儿女增加负担，“别房贷没还清，人就死了”，所以一直租房生活。

有时，把游客送到景区后，李成树会寻找一处没有人的山头，停下车，从座位下掏出喇叭和管子，拼接成一把唢呐。然后，这个已经离乡33年的男人会从车里出来，鼓起腮帮子，吹起他最爱的歌曲《十五的月亮》，没有观众，也没有镜头。

吹唢呐是他小时候在乡间学的本事，连妻子也没听过他的演奏。“在城里吹，会扰民。”

每当夜幕降临，李成树就和妻子带着孙女，沿着滨江路散步。东水门大桥早已亮起了灯，闪闪发光的大船驮着夜游长江的游客，行驶在价格不菲的固定航线上。白象居对岸的喜来登大酒店，像两支金色的矛头刺入夜空。滨江路对岸，一排沿街的餐厅勾勒出一条灯带，李成树不屑地说：“那是腐败街，一个包子卖六块。”

图说：点映会现场 官方图

日前，纪实性追更式综艺《同一屋檐下》在上海举行点映会，在观看完近一小时的前四集4K精编版后，在场媒体和空降点映会的六位艺人观察员邓紫棋、陈建斌、魏大勋、李诞、曾可妮、杨笠都感受到这档综艺的特别：当时下同类节目均以“爱情”“情感”作为切口时，这档节目里的6位素人嘉宾展示的除了情感话题，还有独属于当下中国年轻人的生活困惑与成长阵痛。

“洗碗”都能引发一出大戏

你为什么要合租？把这个问题抛给年轻人，我们会收获各种各样的答案，《同一屋檐下》中的六位素人嘉宾就给出了现实中他们选择“共享生活”的逻辑——他们中有在校外兼职打工而常常错过宿舍关寝时间的大学生，有因梦想不符合母亲规划、家庭关系极度紧张的“打工人”，有经历创业失败只能跟员工挤在一起，但又让对方觉得没有了私人空间的创业者……

因现实选择继续集体生活，但当如此自我的一代人以个体身份融入进社会生活的同一屋檐下时，他们能适应“共享生活”吗？显然是不适应的。点映会上，一出因洗碗引发的大戏就吸引了在场所有媒体的目光，“吃饭后谁洗碗”的终极问题让小屋里第一次有了纷争与矛盾，究竟是该为坚持原则的行为叫好，还是该对强控制欲的室友敬而远之？

这场纷争也让《同一屋檐下》的观察室中金句迭出，邓紫棋、陈建斌、李诞、杨笠……人人都是生活哲学的输出达人。“洗碗事件”中究竟谁对谁错？魏大勋直言答应洗碗但又没洗的素人嘉宾“不仗义”，“那有一天我也去工作了，会有人给我洗碗吗？”但陈建斌就觉得这是“性格悲剧”，“生活里没有那么多大事儿，生活里全是鸡毛蒜皮，你要这么弄下去没法儿过了！”在邓紫棋看来，可能只有“中庸之道”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太坚持就没有人情味，但也不能默默帮她洗了不告诉她这是对方的责任，‘我今天只是帮你做这个东西，不代表我纵容你’”，一席话引发点映会全场点赞。

精编版样片中，大学在读的素人女嘉宾坚持为梦想打拼，但因为表演不到位在排练话剧时受到老师批评。类似这样成长中的艰难，邓紫棋同样经历过。现场她回忆，16岁自己刚出道两个月时，在广场上的一次表演被经纪人“骂”，“我唱了45分钟、整整10首歌，唱完自己感觉还挺好，但经纪人就说我完全没有想过歌与歌之间要怎么串联，就好像在上面唱了45分钟卡拉ok。”第一次出场就被骂哭，但她也没有放弃，“就一场一场努力去改变。”

点映会前，优酷曾邀请278名观众观影并参与调查，《同一屋檐下》中合租生活里的细节也让所有观众忍不住代入，“合租选朋友还是选陌生人”这一话题也赢得了广泛讨论。同样的问题抛给明星，他们怎么选？魏大勋就直言自己如果一定要选择合租宁愿与陌生人同住，“和陌生人更容易讲原则，该说的都说好就会比较舒服。”当然，如果一定要跟朋友合租，他会选择跟朋友“先小人后君子”，“合租前先把该说的说好，都是为了以后不破坏两个人的感情，就怕都‘含蓄’，含蓄到最后有一天可能就只好‘散了吧’。”

用105天打造都市青年生活样本

生活压力，交际困惑，情感状态，当代年轻人的多维关照，被浓缩在6个年轻人同一屋檐下的105天里。

用105天打造合租青年的生活样本，这档由优酷出品、蓝天下传媒及旗下旗鱼传媒联合呈现的纪实性追更式综艺显然具有明显的社会实验性——当中国单身年轻人已达2.6亿，合租已成为一二线城市越来越普遍的生活模式时，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生活在5G高速发展当下的年轻人是不是越来越不会交朋友了？这代人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病”是否真的存在？他们到底是渴望集体生活还是独处？如若必须选择集体生活，要怎样避免矛盾更融洽地融入其中？

以上所有，《同一屋檐下》节目组想要观察并试图与观众一起探讨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为此，他们既打破了常规真人秀的拍摄方式，也开发了新的排播模式。除用高质感4K、50帧影视化拍摄呈现烟火气的生活化场景外，即将在优酷播出的《同一屋檐下》将采取首周一次性上线4期，之后每周双播的周更式排播，这种耳目一新的排播方式想要给出的是“追更感”。

当然，“追更”，追的是真实。“我基本每天到拍摄现场就都只有一张纸，写的是所有素人的行程安排，除此以外全部线索都是真情实感发生的。”点映会现场，节目总导演黄斌提到。程阳也表示，在《同一屋檐下》可以看到亲情、友情、爱情，“这种表达，会比过往专注恋爱的同类综艺更加升级。”

（新民晚报记者 吴翔）

联系电话：021- 新民网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