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一直在家没出门，建议最好也还是按照规定去做核酸检测，因为核酸检测能检测人体是否感染新冠病毒，而一直没出门不代表没有感染风险，比如开窗时可能会有含有新冠病毒的飞沫核或者气溶胶从窗户漂进来，此时也可能会发生感染。

此外，部分地区对于不做核酸检测的人员健康码会被赋予黄码，而黄码会被限制出行，虽然原则上还是可以出门，但是出门不能出入公共场合、不能参加聚集性活动、不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等。

近日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在国外肆虐爆发，已经成为全球性严重的健康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如何防护新型肺炎，比如戴好防护口罩，勤洗手，减少出行，使用75%酒精消毒等。但也有人对待在家里使用空气净化器，对新型肺炎有没有防护作用感到疑惑？究竟有没有用呢？

我们都知道新型冠状病毒是通过飞沫在空气中传播的，很多人会错误的认为，如果使用了空气，能不能将带有病毒的空气迅速净化，避免感染呢？事情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事实上，空气净化器并不能保护我们免受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

空气净化器可以净化颗粒物、甲醛等引起我们呼吸系统问题，并且改善我们家里的整体空气质量，但标准的HEPA过滤器是无法捕获和破坏像病毒一样小的东西。

即使病毒被空气净化器捕获了，它也可能会存活一段时间。

除了HEPA空净，PECO过滤的空净可能会有用，它从空气中拉出颗粒的方法可以像病毒样细小的东西，但并不能完全保护大家。

PECO过滤器可以根据其大小从空气中清除病毒，但新型冠状病毒可以长期附着在物体表面（比如之前国内在门把上检测到病毒的情况），所以空净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全面净化能力有限。

新型冠状病毒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传播，并与受污染的表面接触。对抗冠状病毒的最佳选择是避免与任何可能被感染的人接触并采取严格的卫生习惯。经常洗手，并在可能会患病的地方戴上评级适当的口罩。

空气净化器使用吸入空气，并使空气通过过滤器，然后将净化的空气排出另一侧。它们在清除空气中的气味和大颗粒方面特别有效。比如你患有宠物过敏症，那么空气净化器可以帮助捕获皮屑并减轻症状。但空气净化器可以捕获的东西很有限。

即使是功能最强大的空气净化器，也只能捕获小至0.1微米或更大的颗粒，而绝大多数空气净化器只能捕获到0.3微米或更大的颗粒。

室内空气质量差的主要原因是粉尘、PM2.5颗粒物等。霉菌，花粉和宠物皮屑都较大，可以被标准的HEPA过滤器捕获和清除。这种微小的误差幅度是为什么空气净化器声称有效率为99%的原因。

但是病毒的大小大约是细菌的100倍，通常范围是0.004到0.1微米。这意味着即使是最强大的空气过滤器也很难从空气中清除病毒。

2013年的SARS疫情也是由大小为0.1微米的冠状病毒引起的。据玛丽维尔大学玛丽亚·斯内尔博士说，新型冠状病毒的尺寸约为0.125微米。

戴森公司也表示，戴森的空气净化器可以捕获病毒，但并不会破坏它们。只要病毒存活，病毒就会在过滤器中保持存活。多项科学研究所曾表明，病毒是可以长时间处于休眠状态的。

空气过滤器有两种主要类型：HEPA和PECO。HEPA是“高，效率，微粒，空气”的首字母缩写。另一方面，PECO代表“光电化学氧化”。

HEPA过滤器由一种功能类似于网的织物制成。空气通过风扇穿过织物。颗粒被这种织物捕获，而现在干净的空气被允许从另一侧排出。随着时间的流逝，颗粒将积聚在织物上，直到失去效率为止。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更换过滤器的原因。

PECO过滤器以类似但更复杂的方式工作。首先，空气通过一种带有碳的“预过滤器”。接下来，它通过一个更大的过滤器，该过滤器捕获并结合分子与离子，然后破坏它们。

这两种哪个更好呢？事实上它们通常用于较小的设备中，比如家用便携式空气净化器，而不是在中央管道式HVAC系统中使用，所以在病毒防护上的作用并不明显。

所以我们家用的消费级空气净化器，就别指望它能保护你不受病毒感染了，但是工业级空气净化器确实存在能够完全净化空气的，但这些工业级的机器块头都很大，而且价格昂贵。

所以即便是最好的空气净化器也不能解决防护新型冠状病毒的根本问题。与大多数病毒一样，冠状病毒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以及与被污染表面的接触而传播的。空气净化器能够随着时间的流逝过滤房间中的空气，但是病毒往往会在人与物体之间传播很短距离，并停留在表面上。空气净化器即使配备了杀灭病毒的能力，也常常无法在与人或表面接触之前捕获病毒。

病毒突变不是什么新鲜事，尤其是RNA病毒，突变更是常见，这也是为什么流感病毒疫苗相对于乙肝病毒疫苗来说难以研发的因素之一，因为前者是RNA病毒，后者是DNA病毒。对于每一个接触过分子生物学实验、有着基本科学素养的人来说，“突变”更像是一种中性词，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然而，对于大多数非专业领域的人员来说，则谈“突变”色变。当然，

一方面，需要科研人员带来更权威、更专业的解释（需要提一句的是，我们都知道科研更多的是一种“提出假说-验证假说-否定假说-再提出新假说”的过程，因此我们也应该给科研人员更多的宽容，因为本来科研就是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另一方面，在这个人人都是媒体的年代，如何能坚持底线，不盲目解读科学结论、不传播不责任的内容，也是每一个在传播链节点上的个体要思考的。

此外，论文作者特别强调，新冠病毒不是新近发生变异而分化成L和S型，而是这两个突变型在病毒爆发的早期可能就已经存在，是现在的隔离和医疗措施把可能更有害的L型频率给降低了。这一结果说明当前防疫和治疗的策略及措施是完全正确、并富有成效的。

当然，他们的结果是建立在非常少的样本量，并且主要是基于分子演化的结果。更全面的病毒演化信息还需要更多专家们用更多样品结合临床数据来验证。

SARS-CoV-2的演化分为两种类型，起源更倾向于趋同进化

SARS-CoV-2自爆发以来，“突变”始终是人们所关心的话题，截至目前已有数十篇研究聚焦此话题。以最近的几篇研究为例：

1. 2020年2月17日，广东省疾控中心在预印本medRxiv的一篇研究表明广东的SARS-CoV-2和武汉早期的SARS-CoV-2 基因组之间几乎没有发生突变【1】；
2. 2月19日，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预印本ChinaXiv上传的研究通过分析93个样本的基因组数据发现仅有120个核苷酸位点发生突变，这些突变均匀分散在10个编码区【2】；
3. 2月25日，南方医科大学分析比较38株病毒基因序列后发现，以最早测定的序列为参考，共计有117个位点突变，变异位点没有聚集性，相对均匀地分布整个基因组【3】；
4. 3月3日，中国疾控中心领衔在预印本bioRxiv上传的研究分析120个样本的基因序列，发现基因组中仅有几个突变，整体突变程度较低【4】。

以上各项研究表明在约30000个碱基的病毒基因组中，目前整体突变程度较低，未发生重组现象。

outbreaks”，指出病毒突变符合正常流行病学规律，不应该引起恐慌【5】。（）

SARS-CoV-2”的文章，对SARS-CoV-2的演化动态进行新的解读。不同的突变类型具有不同的演化压力，非同义突变率与同义突变率的比率，ω = dN/dS，用以描述在蛋白质水平上的选择压力。

该研究首次考虑到非同义突变受到负选择（淘汰）的压力大，并通过对比同义（中性）突变来研究SARS-CoV-2的演化进程。并且根据基因组不同的突变位点，将SARS-CoV-2的分为L和S两个类型，同时探讨了当前人为干预措施对两种类型演化动态可能产生的影响，除此之外，该研究还支持SARS-CoV-2来源于趋同演化而非重组。著名演化生物学家吴仲义院士和张亚平院士同期发表了评论。

研究人员分析了来自公共数据库的103个SARS-CoV-2基因组，结果表明这些病毒株一共存在149个突变位点，且多数为近期发生。进一步分析发现位于参考基因组(NC_045512)第8782位的T-C突变（同义突变）和28144位的C-T非同义突变的两个突变位点高度连锁。

在所分析的103个SARS-CoV-2基因组中，有72个(约70%)基因组在28144位ORF8基因中对应的氨基酸为亮氨酸（L），定义为“L”型；29个 (约28%)在28144位对应的氨基酸为丝氨酸（S），定义为“S”型。

另外，2个基因组中，1例可能是L和S型的混合体，而另1例突变则不属于这两个类型。

通过与其他冠状病毒进行比较，发现S型与蝙蝠冠状病毒在进化树上更接近，更古老应为祖先类型，L型则由S型演化而来。

在所分析的病毒中，来自武汉的病人中，有26 例（96.3%）感染的是L型，1例（3.7%）感染的是S型；而武汉外的患者有45 例（61.6%）感染的是L型，28例（38.4%）感染的是S型。这表明武汉患者主要感染的是L型；时间上来看，在1月7日前，采样全部来自武汉，S型比例不到4%，但1月7日之后，绝大部分样品来自武汉之外，随着病毒在人群中的持续传播，S型的比例逐渐上升至38%。

在早期的传播过程中，作为祖先型的S型几乎完全被L型取代，但随着时间推移，S型又逐渐上升。研究人员推测L型可能传播能力更强，复制速度更快，潜伏期更短，因而早期会在人群中快速扩张。但随着人为干预如医疗和隔离措施的加强，L型的负选择压力变，所以S型频率逐渐上升。

此外，研究人员还分析SARS-CoV-2与蝙蝠冠状病毒RaTG13的基因组差异，发现虽然SARS-CoV-2与蝙蝠冠状病毒RaTG13总体只有约4%的差异，但同义突变的差异却达到17%。

这一结果说明，两者的遗传距离比之前的认识实际上要远得多，相当于人与黑猩猩差别的14倍，人与恒河猴差别的2倍。SARS-CoV-2 和 来自广东的穿山甲冠状病毒之间的基因组的dS 值为 47.5%，这与人类和小鼠的差异（50%）相当，甚至SARS-CoV-2和广西穿山甲冠状病毒的差异更大，为72.2%。

研究人员通过对比广东的马来穿山甲冠状病毒发现，S蛋白的RBD区域具有较高的突变率（F486、Q493、 S494、 N501和Y505五个关键位点dS = 0.411、dN = 0.019、ω= 0.046）。如果SARS-CoV-2是从马来穿山甲冠状病毒重组而来，需经19.8-55.4年。所以研究人员认为，该结论不支持SARS-CoV-2由穿山甲冠状病毒近期重组而来的观点，暗示该区域可能是由于先前研究提出的趋同演化驱动的。

总的来说，本研究通过103个SARS-CoV-2的基因组分析，首次系统阐述了病毒在人群传播过程中的演化动态。依据第8782位和28144位突变将病毒分为L型和S型，且在病毒爆发早期以L型为主导，进行人为干预如医疗和隔离措施的加强后，选择压力的变化使从L型为主导变为S型主导，这一持续发展中的类型可能需要医疗机构的重点关注。

此外，对于SARS-CoV-2的起源，本研究不支持由穿山甲冠状病毒近期重组而来的观点，而更倾向于是趋同演化的作用。

研究人员特别强调，103个病毒株基因组数据量较少，后续工作需要扩大样本量，以验证这些结论或推测。此外，病毒分型的依据突变处在orf1ab中，它编码病毒基因组所必需的复制/转录酶，对感染机制可能也有影响。

病毒不同亚型与其致病性的关系还不清楚，可以通过把基因组数据和病例结合起来分析，获得毒力/致病性的更多证据。但由于种种原因，研究者无法得到患者资料，也无法得到更多基因组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与本篇研究相同，中国疾控中心同日在bioRxiv的研究也依据8782位点和28144位点的不同突变将SARS-CoV-2毒株分为两种类型【4】，两篇研究相互印证。

截至3月4日，GISAID中目前已上传158株SARS-CoV-2基因组序列，但中国大陆只有2月9日之前的毒株，且大都集中于1月29日之前，1月29日之后只有4例，想要获得更多的病毒演化相关的信息需要结合近期鉴定的病毒基因组序列进行分析。笔者衷心希望研究者们在科学研究上能够做到资源共享，共同推动科学发展。

此外，关于突变。突变是病毒生命周期的自然部分，我们不应恐慌，我们应当重塑我们对突变的观念，突变不意味着会出现怪异和毁灭性的新病毒，相反，它可以加深我们对疫情的理解。详见BioArt的另一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