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1日，运兵船“金刚轮”缓缓驶离中国大陆广州黄埔码头，在海上狂风巨浪的台风天气中颠簸了两天之后，在台湾岛基隆港缓缓靠岸。“金刚轮”船上载有约四百名“遗族学校”的师生，大部分是十几岁的中学生，他们都是抗战期间殉国军人遗族子弟......

陶基强（口述）、陶宗玮（编撰）

四百名“遗族学校”师生在基隆码头下船上岸，从此在台湾岛上落地生根。二十岁的南京小伙子陶基强是这四百人之一，他的父亲陶耀鑫是军政部兵工署军械司上尉科员，抗战期间因公殉职于陪都重庆。上岸后陶基强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们去照相馆合拍了一张照片，题字为“流浪中的一群”......

1949年8月1日，一艘运兵船“金刚轮”缓缓驶离中国大陆广州黄埔码头，在海上狂风巨浪的台风天气中颠簸了两天之后，在台湾岛基隆港缓缓靠岸。“金刚轮”船上载有约四百名“遗族学校”的师生，大部分是十几岁的中学生，他们大都是抗战期间殉国军人子弟，四百名师生在基隆码头下船上岸，从此在台湾岛上落地生根。

二十岁的南京小伙子陶基强是这四百人之一，他的父亲陶耀鑫是军政部兵工署军械司上尉科员，抗战期间因公殉职于陪都重庆。上岸后陶基强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们去照相馆合拍了一张照片，题字为“流浪中的一群”。

陶基强是我父亲，陶耀鑫是我爷爷。父亲自述：“我已是八十多岁的垂垂老朽，自出生以后，经过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整个中国大陆处在一片混乱之中，我也经过一段流浪的岁月，为了避免战乱，走遍了东南十余省。我的中小学教育，都没有按部就班完成，我的成长期辛酸与痛苦的时期多，流亡时期流传着一首歌：

『南奔向北，北奔向南，在这边望那边是安全，到了那边又觉这边是安全，搔首问苍天，究竟哪儿是安全土？』

那时代的人们所拥有的不是生活幸福的憧憬，而是刻骨的不安全感与恐惧。到了台湾以后，台湾在六十年时创造了经济奇迹，社会繁荣人民富裕，过了一段约二十余年的幸福安宁的日子。我愿想在我有生之年，凭着我的记忆，将我的一生的经历，点点滴滴的记下来，留给我的后人，让他们知道自己先人的身世，在自己的生命旅程中，留下一点痕迹。”

【《抗战遗族》首部曲：一九四九渡台湾】

“...我从睡梦中被鞭炮声惊酲，听见家里的大人们兴高采烈的谈论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等等。原来那天是西安事变和平落幕，张学良护送蒋委员长平安回到洛阳的那个夜晚...”

我祖籍原为四川奉节。祖父为官迁居湖北武昌，死后即葬于武昌。祖母庄太夫人因为身份是妾，难在夫家立足，因此在料理完祖父丧事后，即携子迁到南京定居。

先父耀鑫字幼伯，生于1905年，原在南京军政部服务，1942年九月，因公殉职死于重庆，享年仅三十七岁而已。

我的母亲宗氏凤仪，江西南昌人，生于1908年4月12日。母亲八岁时，随着外公、外婆迁居广州。外公在海关做事，外婆带着母亲进入天主教会所办的“神圣女子学堂”，外婆帮外国人绣花，母亲则进了幼女部，在那里半工半读地唸了几年书。

母亲十六岁那年，外公生病去世了，外婆就带着母亲，从广州到南京投靠亲戚。由于生活十分困苦，母亲十九岁时，就经人说媒，嫁给父亲作妾。

1927年，父亲与母亲在南京结婚，父亲也将外婆接来家中同住。这年也是蒋总司令率领革命军北伐成功，中国统一，政府定都南京的时候。这年父亲也不过才二十四岁，但那时候的人都早婚。

父亲有个元配，但是婚后多年一直没有生育，因此协议分居，元配搬回娘家去住。父亲随即再娶，就是我母亲。父亲与元配虽然分居，但是两家依然有所往来，后来我们这些小孩子们，也都叫父亲的元配为“大妈”。

我是1929年阴历八月四日上灯时分生于南京雨花台，母亲共生了四男四女，活存者仅三人，大妹静霞现居南京，二妹瑞兰在广西，我排行是老二。

大我一岁的大哥，幼时折伤踝骨，祖母信佛反对中央医院医治，乃在各寺庙求神拜佛，让大哥服用香灰符水，以至于腿部肿胀灌脓穿孔，七岁时就死了。由于家境贫寒，父亲工作异常调动，五妹、六弟、七弟、八妹生在动荡不安，营养失调的情形下都夭折了。

1930年冬天，大妹接着出生了，取名静霞。大妹出生后没多久，父亲经由汉口的亲戚介绍，谋得一份在汉口的小差事，要到汉口的新华五金电料商店去做店员。因此父亲就带着母亲、一岁的我、襁褓中的静霞妹，以及外婆一起搬到汉口。

两岁的大哥则留在大妈家，由大妈抚养。祖母本是带发修行的居士，就寄宿在南京的寺庙中。

到了汉口，我们全家住在大智门火车站附近，租来的一间小楼房里，就靠父亲一点微薄的薪资过活，生活十分清苦。谁知和后来的遭遇相比，这样的日子已算不可多得的小康局面，不幸只维持了半年左右。

1931年春夏之际，长江淹大水，汉口顿成水乡泽国。当时我家所在的楼房，一楼都泡在水里，每日所需的柴米油盐，都是小贩用竹筏子运到各家窗口下贩卖的。当时我才两岁大，对于这些事情当然是毫无印象，都是长大后母亲告诉我们的。父亲工作的商店受到波及，不堪亏损而倒闭，父亲从此失业在家。

1932年初，二妹出生，取名陶瑞兰。由于父亲失业，生活穷困，根本无力抚养。刚好同样在汉口的二伯父，是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哥哥，夫妻两人没有孩子，就收养了瑞兰。

我们在汉口一直住到1935年初，其间除了瑞兰妹外，母亲又生了老五，是一个女孩子。老五还没有满月，就由外婆抱着她送到天主教的育婴堂去了。母亲后来又生了老六，是一个男孩子，在一两个月大时就得了肺炎死掉。

总计母亲一生，总共生了八个孩子，四男四女。能够长大成人的仅我、静霞、瑞兰三人，大哥只活到八岁，送进育婴堂的三妹则下落不明，其余三人都早夭。

对于儿时在汉口的那段时光，我依稀有那么一些儿片段的印象。我小的时候十分顽皮，尽管父亲管教很严厉，我经常挨父亲责打，仍不能改掉我那顽皮的习性。

记得家门口有一条臭水沟，水沟上架着一块小木板当桥，我有时牵着算命的瞎子过水沟，结果自己却掉进水沟里。还曾经把小皮球丢到别人家院子里去了，为了捡回小皮球，不顾危险爬上屋顶，想翻越屋顶去捡小皮球。冬天天气太冷，母亲不准我出去外面玩，关在屋子里我也没闲着，就用锥子在父亲心爱的咖啡杯上钻洞玩，结果父亲气得将我绑在椅子上。

反正那时我还未到就学年龄，整日在家无所事事，除了跟着母亲认识几个方块大字以外，就是带着静霞妹四处玩耍。有一次，我还摆出兄长的姿态告诫静霞，要她不要像我一样的顽皮，因为她经不起父亲的打。在一旁的外婆听到我这么说，忍俊不住，弯下腰去捧腹大笑，笑到腰都直不起来。

父亲在工作的商店倒闭后，几年都失业在家，有时靠着汉口的亲戚们接济。1935年，留在南京的袓母来信，说邻居帮父亲在军政部会计处找到一个文书的职缺，要父亲赶快回南京接工作。于是我们就从汉口搬回到南京，租屋住在西华门二条巷里。

父亲就这么成了军人，事实上只是军中文职人员，但每天一样要穿上军装，扎上大皮带上班去。父亲改行吃公家饭后，家中的生活环境也安定了许多。

早上父亲出门后，我就搬一张椅子放在家门口，伏在椅子上学写大字。有时候来来往往的行人，会伫立一旁看我写的鬼画符似的字。大字写完后，就到巷口的老虎灶，帮外婆买开水，或找瓦片磨成灰，擦亮外婆的水烟筒，或擦煤油灯罩。晚上，母亲就着微弱的煤油灯，再教我认方块字。

我也常带着静霞伏在木头水盆旁，玩着“小火轮”。用纸折的船，插上灯蕊点燃，放在水上漂浮，常常将小火轮弄沉，弄得满木盆都是油渍，外婆气得不准我再玩小火轮。

而我最喜欢做的事，是骑在舅公的肩头上，到大妈家去玩。只要我嘴巴甜一点，对着大妈多叫几声：“妈！”，大妈就会开心的赏我几个铜板买零嘴儿吃。

有了稳定的工作，父亲的心情好多了，对我们也慈祥多了。有时吃完晚饭后，父亲就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到大行宫去玩，日子好像过得挺悠闲愉快的。

不料却乐极生悲，一个小小的意外，夺去了大哥的一条性命。有一次，父亲带我们去中山陵玩，大哥在爬石阶的时候扭到了脚，好像伤到了踝骨。父亲带他到南京中央医院看医生，结果医疗费贵得吓人，需要四十块大洋。大人们认为这点小伤无需医治，祖母就到各个庙里去求神拜佛，拿些香灰符水回来，让我大哥服用或涂抹。

延误治疗的结果，大哥脚伤逐渐恶化，整条腿部发炎肿胀，从肌肤底下灌脓溃烂，最后从表皮烂穿了好几个孔。我记得有一次在大妈家中，就看见大妈用纱布浸热水，为我大哥清洗腿部伤口的脓血。虽然大人们悉心照料，但是大哥的腿伤毫无起色，拖了一阵子以后，有一天，大哥就死了，死时才八岁。

现在回想起来，大哥应该是死于蜂窝性组织炎并发败血症之类的疾病。其实开始只是个小扭伤，只要及早治疗，用些消炎药、抗生素之类就可治好，结果贫穷加上无知，让大哥枉送了一条小命。大哥的死，让母亲异常伤心，有时整天看着大哥的照片，边看边哭泣。

大哥死后不久，父亲和大妈就正式离婚了。离婚的理由，我后来想来，或许是为了给母亲一个正式的名份，让她高兴而忘却丧子之痛，或许是为了让大妈有机会另觅良伴，再寻终身幸福，也或许是两者兼有之。总之，父亲和大妈平和地办妥了离婚手续。两家人依然往来如故，大妈和母亲本来就以姊妹相称，唯一不同的是，大人们要我们改口叫“姨妈”，我们不再叫“大妈”了。

“姨妈”后来也真的改嫁了，丈夫是位搞印刷的生意人，很凑巧也是姓陶。姨妈改嫁后，依然没有生育，后来夫妻俩就收养了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取名陶仲辉，因为他年龄比我大，我都叫他“仲辉哥”。

没想到这位和我毫无血缘关系的仲辉哥，却成为我来到台湾时唯一的亲人，我不再称他“仲辉哥”，都直接叫“哥哥”，两人一辈子都维持着亲兄弟一般的感情。或许是老天爷怜悯，见我失去了大哥，就又另给了我一位哥哥。

回到南京隔年的夏天，父母亲就将我送到附近一所小学唸书。记得入学考试时，是外婆带我去的。我已经超过就学年龄，按照年岁来说，我应该报考二年级的。但是老师说只要会写名字就可以了，所以我就只写了名字，后来老师又唸了“人”、“手”、“刀”、“尺”、“狗”等一些字，我都没有写，其实这些字我都认识，也都会写，结果只写了名字，就必须从一年级读起。

那时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已经很紧张了，政府表面上要求人民不要有任何仇日以及扺制日货的行动，但是在学校里，已经开始培养抗日的爱国意识，学校墙壁上写着的标语，也有“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

我记得小学一年级的课本中，有一课是说几个中国小孩子在玩皮球，不小心皮球落到一个日本人家的院子里，日本人很凶狠地拿着木剑要打中国小孩子。还有老师教我们唱的爱国歌曲，歌词中也有不少“打倒日本鬼子”之类的词句。

1936年年底，有两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我们在老师的带队下，来到南京明故宫机场，手上拿着小国旗拼命挥舞，仰头看着天空中列成“中正”字型的机队，从头顶轰隆轰隆地飞过。原来那天是蒋委员长五十岁生日，全国同胞的献机祝寿运动（10月31日）。

还有一天夜里，南京城里突然到处都响起了鞭炮声，就像是除夕夜放鞭炮一样。我从睡梦中被鞭炮声惊酲，听见家里的大人们兴高采烈的谈论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等等。原来那天是西安事变和平落幕，张学良护送蒋委员长平安回到洛阳的那个夜晚（12月25日）。

“...重庆，这个着名的抗战精神保垒，是建在长江与嘉陵江交汇的半山坡上。当地人都是头缠一条白布，一袭长衫，提着小炭炉在抖，好像要抖掉寒气...”

1937年的夏天，我读完了小学一年级。

刚好要放暑假的时候，北方发生了“芦沟桥事变”（7月7日）。我们从广播中听到，蒋委员长宣布：“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大人们知道，战争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了，抗日战争自此全面爆发。

那时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当然是日本军队的首要目标，因此很快的就陷入了战火中。日本军队从上海开始登陆了，八月中旬，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南京。

每当空袭警报尖锐刺耳的“呜~~”声音响起，外婆就将棉被铺在方桌上，带着我们躲在桌子下面。那时我还不知战争的可怕，只觉得很好玩，又不要上学。由于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母亲就带着我和大妹，随着房东躲到南京城外麒麟门乡下地方，大概躲了十几天的的时间，才又回到南京城内。

战况日益吃紧，南京下游的城市，一个接着一个地沦陷了。南京眼看不保，政府迁都武汉，父亲随军政部会计处奉命迁往湖北武昌办公，我们又要开始搬家了。

记得在十一月中旬，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我们全家离开了南京。祖母和外婆因为年纪大，经不起奔波劳顿，就留下来不走了。

母亲带着我和大妹坐了一辆人力车，奔向下关码头，行李由舅公负责带去，我们到达下关后，只见码头上人潮汹涌，行李堆积如山。两条火轮停在江中，还要靠小木船划到江中才能上船，好不容易上了船，却始终找不到舅公的人影。到了武昌，我们找到雄楚楼附近的姑妈家。舅公也到了，原来他上了另一条船。

舅公就和三伯住一间房。三伯本来住在沔阳，因为没有工作，所以一个人来武昌投靠姑妈。后来舅公和三伯都经由父亲介绍，一同到会计处当了文书人员。

姑妈、二伯、三伯都是父亲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姑妈是个寡妇，去世的姑丈是湖南新化人，姓谢。姑妈婚后一直没有生育，就将陪嫁的丫头给姑父做小妾，生了两个儿子，他们就成了我在武昌这段时光的玩伴。

姑父死了后，姑妈就成日吃斋唸佛了。那一段时间日本飞机常来武汉上空轰炸，每次空袭警报响起时，姑妈就带我们躲到神桌的下面，要我们跟着她一起小声唸“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一直唸到警报解除。有时候夜间，看见母亲用洋油灯薰烧蚊帐内的蚊子、臭虫，姑妈也要口里唸几句经，超度蚊虫的亡魂。

二伯从汉口来武昌，将瑞兰妹交还给父母亲。因为他和二伯母已经离婚了，而且他的家境也不好，实在也养不起孩子了。我们全家都很高兴能够和二妹团圆，但这失而复得的缘份，竟然也只维持了半年左右的时光。

次年（1938年）的二月，我被送到武昌省立第一小学读二年级，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听我说的南京话口音，每次他们要听，我就说：“乖乖咙的咚，青菜炒大葱！”给他们听，逗得他们哈哈大笑。

在武昌只待了半年，1938年七月间，日军逼近武汉，武汉保卫战开打。那时日本飞机常来武汉轰炸，生活也是在恐惧不安中。父亲、舅公、三伯随着所属单位迁往重庆，我们眷属们就沿着粤汉铁路逃难。

母亲一个女人家，三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加上两件大行李，实在是无法负荷。父亲有个同事，我们叫他熊叔叔，他的婶母要回广西老家，母亲就把瑞兰妹送给她做养女，由她带往广西。

记得是一个夜晚，母亲带着我和大妹去挤火车，火车站是人山人海，火车顶以及火车头都挤满了逃难的人。母亲将我们从火车的窗口内塞，自己再爬进来。火车是走走停停，不知经过多少时日，才到湖南长沙。

到了长沙，我们住在姑妈的侄女谢明珠、智珠在天鹅堂的家。我们也是在表姊家学会吃辣椒的，后来母亲没有辣椒根本无法下饭。在长沙住了一个多月，经常得忍受日本飞机的轰炸，表姊的家也遭炸了，我们又逃到衡阳。

到了衡阳，我们住在后宰门的一个棺材店的楼上，附近有一座军营，经常在夜间听到打逃兵的惨叫声。在衡阳住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又坐湘桂铁路火车到了广西柳州。

柳州以出产木材着名，故有一句俗语：“生在杭州，食在广州，死在柳州。”意指柳州出产上好的棺木材料。这三州我都到过，郄没有一州让我待上很久的，一星期后就坐西南公路的汽车向桂林出发。

一到桂林，母亲就想办法找熊婶母，直到一个月后我们即将离开桂林前才找到。母亲看到了瑞兰，才几个月不见，她却讲着一口的广西话。

母亲看到瑞兰的衣襟上有血迹，母亲偷偷将她带到大门外，问是什么原因？瑞兰说是熊婶母每天都要她做家事，嫌她做事偷懒而打的。瑞兰名为养女，实际上却是被当丫头使唤，而她才六岁。

母亲听了很难过，哭了很久，想将瑞兰要回来带在自己身边，一同逃难到重庆去找父亲。可是想想，在那种战乱的时代，瑞兰在此至少不愁吃住，自己又能给孩子多好的照顾呢？而且瑞兰才六岁，如何经得起逃难的奔波。母亲想想只好忍痛在心，向熊婶母说了很多好话，希望她能善待瑞兰。

这次一道别，从此我就再也没有瑞兰妹的消息了。直到1986年，我重新与母亲、大妹通上信以后，才知瑞兰妹仍在广西，在荔浦县的一个卫生院当护理员，已结婚育有一子一女。

桂林的山水是很美，所谓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城郊外的七星岩天然山洞，是人们躲警报的地方。解除警报后，当地人会点燃一支火把，引导人们去欣赏洞内由钟乳石所形成的各种怪异，以及传说神话，其实都是引导人信口胡说而已，我一个九岁大的孩子，那懂得欣赏呢？

桂林城内缺水，除了井水之外，只有河水了。有一次日本飞机来轰炸，投的是燃烧弹，桂林城内有八处起火，就是因为缺水，靠人从井中打水或从河中挑水来救火，无异是缘木求鱼，造成抗日战争中有名的桂林大火。

母亲带着我们从七星岩奔回城内的住处，想要抢救一点行李。我们穿过好几个火烧的巷子，火星灼伤了我们的手和脚，到达住处附近只见一片火海。我们除了身上背的小包裹外，什么都没有了。

不久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二人离开桂林时，我尚闻到空气中有股烧焦的气味。我们又踏上旅途，沿着西南公路爬上云贵高原，奔向大后方重庆。

若以现在的眼光看西南公路，还真连台湾各城镇的产业道路都不如。路面不但窄狭而且颠簸，每当上山下山车须转弯时，车须倒退方能转弯。我与大妹坐在车尾，居然颠簸到弹起来撞到车顶，头都被撞得肿起了大包。西南公路异常惊险，胜过横贯公路，尤其“九弯十八拐”及“吊尸岩”附近，翻到山岩下的车子不知有多少。

贵州是着名的贫脊之地，有云“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两银”，就是贵州的写照。一路上是人烟稀少，有时只看见几个苗女背着大块的岩盐在路旁休息。

在贵阳停留三天，方与父亲会合，又向四川重庆出发。在离开贵阳的前夕，大人小孩都围在吸鸦片烟人的榻前，吸那些人吐出来的烟，因为第二天车子要经过瘴气之地。瘴气就是原始森林中野兽尸体腐烂而没有发散的气息，据说嗅多了这种气息会中毒而死，鸦片烟可以预防中毒。父亲以前泻痢，也是吸了一口鸦片烟而好的。

几天后车经过独山、遵义、四川綦江等地，终于在1938年底，我们到了四川重庆。重庆，这个着名的抗战精神保垒，是建在长江与嘉陵江交汇的半山坡上。当地人都是头缠一条白布，一袭长衫，提着小炭炉在抖，好像要抖掉寒气。

我们初到重庆时，住在校场口十八梯的一户非常简陋民房中。后来知道那是私娼区，虽然门口贴了一张盖了关防的军政部会计处用笺，写明本处眷属住宅，但有时仍会受到骚扰。

不久我们就搬到一座清真寺庙，一间又阴暗又潮湿的偏房居住。我每日清晨起来后，就在院子里的桌子上，随着父亲习写毛笔字，然后捡炉中的煤渣，或出去到一些被轰炸过后的瓦堆中，捡些木柴回家烧饭用。

四川不但老鼠大，而且跳蚤又多，我不太愿意呆家里。除了放警报躲在防空洞里，天天跟当地的孩子玩泥土，或打弹珠，他们都叫我“下江娃儿”，我叫他们“耗儿”。

那时我每日的功课只是写一篇大字，又没有学校可读，空闲时母亲就用小学地理、历史课本教我。晚上在微弱的灯光下，被父亲逼着读《古文观止》，有些字根本不认识，读起来很不顺口，有时读得直哭，但也背熟了〈吊古战场文〉、〈秋声赋〉、〈出师表〉、〈赤壁赋〉、〈正气歌〉等。

尤其1939年5月3日、4日大轰炸后，重庆已成为是非常恐怖的城市。大隧道的倒塌，使得数万躲警报的市民，窒息而死，据说清理尸体的工人，剥下死人手上的金戒指，就发了一笔小小的横财。

重庆市差不多的寺庙，以及较为宽敞的公众场所，都成为临时伤患医院或救急站，公私立学校都迁往乡间，学生必须吃住在校，非家境所能负担，只有失学在家。不久清真寺庙被炸，我们又只得搬家。

到了九、十月，重庆就弥漫着浓雾，日本飞机很少来轰炸，生活虽然清苦些，但也过得很平静。我整日除了与四邻的小孩劈甘蔗、数花生、打弹珠外，也是无所事事。也常与邻居小孩打架，为母亲惹来很多闲气。

母亲此时生了老七，是个男孩，由于长时的逃难，营养不良的缘故，所以老七胎死腹中。母亲身体虚弱，辛劳的操作家务，尤其辛苦的是做布鞋，用面糊将破布糊在木板上，晒干之后再夹几层笋壳，用粗麻线一针一针的纳鞋底，有时手指头被针弄破，可是一双新布鞋穿在我的脚上，没有多久就破了，所以我赤脚的时候较多。

快到年底时，住在湖南长沙的表姐谢明珠、智珠，还有李也前、粟青岩来重庆我们家。粟青岩与智珠姐结婚，夫妻俩搬到綦江去了。明珠姐到南川工作，后来与李也前结婚，还是母亲为他们主持婚礼的。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台湾遇见了李也前，他在“总统府”当祕书，后来搬到淡水去了，从我受完军训之后，我去台南教书就失去了联络。

1940年春天，日本飞机又开始轰炸重庆，整天都在防空洞里过日子。机关、工厂都搬到山洞里工作，晚上我在父亲办公室的桌上铺被睡觉，白天就去瓦堆捡木柴回家，整天东西游荡，根本没有接受一天的正规教育。

在那种大轰炸，疲劳轰炸之下，为躲警报而奔波。但是有一天我们从防空洞回来时，我都不认识回家的路了，到处都是一片瓦砾，我们住的地方也成为废墟，虽然我们想挖出一点行李衣服等，但一无所获。

父亲感到重庆实在是不安全，就与二表姐夫粟青岩商量，他在綦江军政部第十六补训处工作，母亲就带着我、大妹静霞去綦江避难。綦江是重庆南边的一个小县城，母亲租了一间小房子，就认识了安徽人郑颖农夫妇以及他们的女儿红鸾，他也在十六补训处工作。

那时二表姐有孕在身，快要生产了。为了安全不跑警报的关系，二姐夫就将我们一起送往乡下，在乡下住了一两个多月，二表姐生了一个儿子，母亲就帮忙带孩子。

在乡下的那一段时间，我每天早晨起来后，就跟一些乡下的孩子到山上去找菌类的植物，拿回去给母亲做汤，或去捡些树枝烧饭，下午就同放牛的孩子去河里学游泳，有一次差点淹死。最高兴的事是每隔数日就同母亲去邻乡赶集，买点肉类或是米等，邻居的农家在收割稻子的时候，要大块大块的肉请工人吃，我们也可以补充一点油水。

在乡下最可恶的是白天有一些小黑虫，都是一片一片的叮人，晚上就是蚊子，还有疟疾，俗云打摆子，每天或隔一天定时冷发热，当时只有奎宁丸可治，在乡间只喝草药，否则听其自然。

到了十月间，又回到綦江县城，二表姐夫妇就到湖南去了。大表姐和李也前来綦江，她怀孕了。母亲为他们主持了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使他们过着名正言顺的夫妇生活，三天后李也前又回重庆去了。

在这期间母亲生了第八个孩子，是一个女孩，也是胎死腹中。母亲躺在床上口授意思，我生平写了第一封信给父亲。等母亲坐完月子后，差不多已到年底，我们再回到重庆。

父亲工作的会计处，邻近的机关是军政部兵役署。兵役署署长的太太，利用孔庙偏殿两间旧屋，开办了一间小学，叫做自力小学。她自己做校长，一个副官做训导主任兼摇铃，三个高中程度的眷属就做老师。在我回到重庆的那个寒假时，自力小学在招收学生，我就报名参加考试，结果录取在四年级就读。

我总算开始接受学校教育了，所用的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的小学课本，其纸张之差甚至不如草纸，老师也不过照本宣科而已，有时还会唸错别字。我的算术基础，是母亲平时所教我背的九九乘法，以及舅公所教的珠算加法口诀，可以应付四年级的算术。其它国语、地理、历史、社会等，我觉得很轻松。

班上有十几个男女同学，大都是眷属的孩子。那时候大人们工作之余的娱乐，是晚饭后在饭堂里票戏，例如“空城计”、“贺后骂殿”、“宝莲灯”等。有时须要几个孩童，就在我们班上找，所以我经常有机会参加客串表演琴童、二皇子、沉香的角色。有时学校对外演抗日的儿童话剧，也有我一份。

有时晚上舅公带我去看平剧，或者我一个人跑去国泰戏院看话剧，像是“重庆二十四小时”、“花溅泪”，古装剧多为郭沬若所写的历史剧，如“棠棣之花”、“忠王李秀成”，还有很多我记不起剧名的。我每次都等在戏院门口，牵着大人的衣角，冒充看戏人的孩子进去的。记得有一次看“夜半歌声”，吓得躲在戏院的座椅下，夜晚不敢去父亲办公的地方睡觉，更不敢去厕所。

我们班上的十几位男女同学相处十分融冾，尤其有两位四川女娃儿与我特别好。有一位年龄较大的，她那时有十五、六岁，我已忘掉她的姓名，常常带我去吃豆花。有时也向我倾诉她的心事，因为那个兼摇铃的训导主任很喜欢她，但那时的下江人，尤其是军人待遇菲薄，同时年岁也好像是三十出头了，人又长得不怎么样，所以常将内心的困扰告訢我。

一个女娃儿姓严，家里是开中药店的，家境很好。五年级时和我特别要好，有时也相骂，互向老师告状，等一下又好了，老师对我们互相告状的事只是笑笑而已。但后来她家不幸被炸，我也由于父亲病故被送到孤儿院后，就再也不知彼此的下落了。

还有个叫游琪的女孩，她说校长是上海的舞女，被兵役署长弄来做小老婆，我告诉了一位姓蔡的同学，后来我们打架交恶，他告诉校长的儿子。我被校长用鸡毛撢子打了二十下手心，同时开除不准上学，后来是母亲哭着求校长，陈老师也帮助说情，让我写了一份悔过书贴出来，才准上学读书。那次事件，让我幼小的心灵上似乎受了很大的伤害，因此那段时间在学校里，我总是离开同学远远的。

从1941年的夏天到1942年的夏天，雾山城的重庆除了遭受日本飞机的疲劳轰炸外，物价也在飞涨。父亲的薪津无法维持一家四口生计,我与静霞在父亲的机关伙食团搭伙，母亲则在会计处员工合社作社任出纳工作。有一次商人在食油中掺杂了桐油或是棺材榨的油，使得全市军公教人员及眷属上吐下泻。

父亲常为生计发愁，生性又木讷，而不爱说话，大热天的晚上，人们多在屋外纳凉，父亲一个人闷坐在无灯的屋内，低头沉思，也不知在想些什么。父亲也很少与孩子亲近，我和静霞见到他，就好像老鼠见到猫一样。

父亲有意待我小学毕业后，送我去做学徒，学一门谋生技能。我知道家境穷困，也为自己前途想，就和班上的一位同学去投考空军幼校。结果那位刘继儒同学考上了，我因个子太小未被录取。

其间父亲又因故离开会计处，母亲也为员工合作社解雇。不久父亲转到军政部兵工署军械司工作，阶级是上尉科员。我们的生活更为清苦了，静霞一度被母亲送到江北的救济院收容，虽然一两个星期后为父亲带回，可是却染上一身疥疮，母亲和我都被传染上。

在1942年暑假后，我刚升上六年级不久，有一天舅公匆忙来自力小学，将我和静霞找回家。看到母亲在哭啼，有一位医生邻居在为父亲打强心针。原来父亲是在工作单位值星时，在第五天半夜时，忽得急性肠炎，腹泻一直不停，直到天亮方由周股长送信，要母亲找人将父亲抬回家去。由于无钱送医院治疗，拖到中午时分，父亲就死了。

父亲于1942年9月29日病死重庆，享年三十七岁。父亲的死，使得我们一家进入另一种生活境地，也结束了我的童年。

“...有月亮的夜晚，院童们都聚在祠堂前的广场上，听老师说故事。讲的都是俄国文学家的着作，如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父与子》、《罗亭》，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还有巴金的《家、春、秋》等等...”

1942年九月底，父亲病死于重庆，我们家的生活陷入了更艰困的绝境之中。父亲生前的同事，以及母亲的朋友，捐助了一点丧葬费用，将父亲埋葬在重庆对岸的一个小山坡上。舅公及三伯拿来一些配给米，让我们不至于挨饿。

母亲也由邻居介绍到有钱的人家帮佣，或帮别人编织毛衣，拿点工资以维持我和静霞的学费及生活费。母亲在外工作时，我和静霞妹就吃冷饭，晚上母亲回家后才有热饭可吃。母亲也不知今后在异乡带着两个十余岁的孩子怎么过，所以每晚哭泣。我似乎也懂事成熟了，知道家境危机重重，自己的前途茫茫。

每日三餐难继的情况下拖到年底，刚好医生邻居的侄女，傅淑华老师，寒假回重庆姑父家度假。她在战时儿童保育院工作，蒋夫人在对日抗战时期，为了抢救沦陷区的难童，以及收容为国牺牲的军人遗孤，于1938年在抗战陪都重庆，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与保育院。

了解我们的家境后，也知道我们是军人遗孤，因此她向母亲建议，要母亲去上清寺妇女指导委员会，请求蒋夫人所办的战时儿童保育总会收容我们。母亲去请求时，她们说只收容阵亡将士的遗孤，或无父母的沦陷区孤儿，经过再三的恳求，同时也了解了我们的穷困，妇女指导委员会终于答应了，但是要母亲去日间部托儿所当褓姆，母亲答应了。

过完年后，母亲被通知我与静霞分发到北碚的直属第三保育院（简称直三院），母亲也须向妇女指导委员会报到。当天下午我与静霞就被送到重庆朝天门的一个院童待转站，在那里渡过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这是我们第一次离开了母亲，离开了家，兄妹两人躲在墙角哭泣，我现在回想那一段往事，还十分的难过。

在待转站待了两天，直三院有人来重庆办事时，才将我和静霞带走。我们乘坐卡车，于黄昏时到达壁山，在小客栈住宿一宵，第二天又坐木船到北碚，再乘运煤的小火车，这是我知道在抗战时期全四川省仅有的一段铁路，到了之后还要走十几里的山路。

到了山腰中才看到一座祠堂，到了直三院，就看到傅淑华老师在那里，我们真是高兴极了！她在直三院负责教务工作。有三百多个院童，绝大部份都是女生，只有三位男生。

我被分到六年级，静霞分到四年级，全六年级约有三十余位学生，除我以外都是女生，导师就是傅老师，她要我写信回重庆给母亲，告訢平安抵达的事。我初过团体生活觉得新奇，四位男生就睡在傅老师房外。傅老师找一位杨同学教导我如何照顾自己，她真像我的大姐。

保育院的院长是赵郁仙女士，我们都称她为赵妈妈。男女老师都是等考大学的青年，白天上几节课，晚上点着桐油灯看书，或围着老师听故事。我们的班级称为八一三团，以国际妇女节歌为班歌，每天早自修时都须唱，我还记得歌词是：

“冰河在春天里解冻，万物在春天里复生，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在三八，喊出自由的吼声，从此我们永远走出毁人的牢笼，苦难使我们更坚定，旧日的闺秀，变成新时代的英雄，我们像火花，像炸药，像天空的太阳，一样的光明，武装起头脑，武装起身体，勇敢地，把自己投民族解放斗争里，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在三八，喊出自由的吼声。”

在保育院六年级班，在班上只有我一个男生，其他都是女生，她们为我取了一个绰号，叫“假妹子”。

我们班长姓詹，是班上才女之一，其领导统御能力很强。另李玉铨、欧阳佩玉、胡常星都是院中有名的才女，不但作文写得好，有时在壁报上发表新诗，上算术课时，常因植树问题、流水问题、龟兔问题使老师无法解答。另外五年级的张学虔，她对我也非常的好。她姐姐张学敬，是院中图书管理员，也经常指导我看书。没有多久，我就已经能适应团体生活，日子过得很快乐。

天气渐渐转热，有月亮的夜晚，院童们都聚在祠堂前的广场上，听老师说故事。讲的都是俄国文学家的着作，如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父与子》、《罗亭》，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还有巴金的《家、春、秋》等等，启蒙我的心灵是巴金所着的《春天里的秋天》。

教社会的老师告诉我们，未来的新中国是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是一个真正自由、平等，没有贫富差距的社会。后来想来，当时直三院的老师们，似乎在无形之中，从文艺小说、歌曲中将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在院童的脑海里。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觉得，无论是资本主义或是社会主义，都无法铲除人性中的自私与贪婪。

五月间，保育总会命令，院中的男童必须转至他院就读，三位男生被送到直八院，我因即将毕业，仍留在直三院，成为万红丛中的一点绿。

班上有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是浙江人，叫王瑞珍。我与珍姐要好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同学都说我们是一对恋人。星期假日，院童们满山遍野的玩耍，或到山下河边洗澡、洗衣服，我的床单、被套、衣服多半都是珍姐帮我洗的。她还为我用破布织成很漂亮的草鞋，免得我常常赤脚。

珍姐常常胃痛，她一胃痛就会一个人住进保健室，所谓的保健室也不过是一间靠近老师的小房间，每天吃面食，用热水袋敷在腹上而已，晚饭后我就跑到保健室，枕在她的腿上和她谈天。

自从与珍姐在一起之后，我似乎也变得多愁善感，学习写日记或新诗，常常也会无病呻吟，抒发内心的情感。她与我的相处虽只有短短几个月快乐的时光，可是她却在我的心灵深处刻下一道不可抹灭的痕迹，数十余年来，她的倩影常在我脑海里萦迥，是我这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人。

1943年的七月初，保育总会派人到各院选考毕业的院童，以保送国立中学。结果班上程度好的同学，保送到江津的九中，长寿的十二中，欧阳佩玉、我和另一位姓黄的女同学，保送荣昌的十五中，胡常星、张学虔到永川的十六中。

一个学期相处，我的心与保育院凝聚在一起，真舍不得走。记得七、八月间一个有月亮的夜晚，很多老师与院童都在广场上玩，我唱了一首夜莺曲：“河边林中夜莺在歌唱，为何歌声充满凄凉，可爱的人儿最难忘，勇敢进取莫再忧伤。唱啊！唱啊！尽情的唱啊！赶尽人世忧伤。”曲调忧伤动人，唱完之后，我自己也哭了。

“...我们读二年级时，政府喊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要全国知识青年拯救中华民族从军报国，所以在后方各地的大学、中学的师生，纷纷的放下书本，投入青年军中...”

八月初，我们考上中学的院童，必须要离开直三院了。院方派人将我们送到壁山，由我们自己向检查站的军官请求，找跑成渝公路的卡车司机，搭载我们到永川、荣昌。

抗日战争期间，在社会上最神气最有钱的人，就是卡车司机，所谓：“马达一响，黄金万两。”第二天清晨就坐上一部卡车，在下午四点多钟抵达荣昌。

国立十五中在大佛寺，有高中部、师范部、女生部，而初中男生部还在离县城约六十华里的洪炉场。几天后，我与初中部其他报到的同学，从早晨开始翻山越岭的走到黑夜，我的小腿都肿了。

洪炉场是个小乡镇，学校就在镇外的大庙中，吃住在另一个庙里。学生打地铺，吃的就是加点胡豆的“八宝饭”。当时被我们戏称的所谓“八宝饭”，就是糙米中掺有沙子、小石子、稗子、老鼠屎等等。只有等到月底伙食费有结余时，才能打打牙祭，可吃到一点肥肉补充油水。

所以在十五中第一学期时，我患上痢疾、疟疾、营养不良等病。虽然享有公费，但是吃不饱、穿不暖的流亡学生生活，每个国立中学都是一样。多数同学都有疥疮和虱子，在冬天只有利用出大太阳的日子，到河边洗澡擦身，捉衣缝里的虱子，将菜子油倒一点在碗里，用一块硫磺磨油，然后擦在疥疮患处，味道是奇臭无比，又不能根治，每年冬天必发。

总而言之，十五中的生活比保育院还差，在精神上也不太愉快，老师们的生活也是很清苦。教我班数学的刘克刚老师，是湖北武昌人，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因家境贫穷而身体不好，所以休学来十五中教书，与学生相处犹如兄弟一般。

生化老师带着家眷住在我们教室后面小房间内，很照顾学生，师母常为病患学生熬稀饭或米汤，她在屋外生火烧饭，弄得上课教室满屋是烟气，我们从来没有发出一句怨言。

教国文的殷师母在课余时，指导学生演抗日话剧，利用庙中大殿的钟、鼓、木鱼等为音响道具，假日演出以娱学校师生，还有一些乡民孩子们。

教地理的老师最会混，平时上课只会照本宣科，每到月考、期考时，事前在黑板上抄五问答题，考试时任选四题作答，每位同学的地理分数特高，真是皆大欢喜。后来我读高中时，中外地理从未及格过，方知教育的工作真是一份良心事业。

英文老师教会我们韦氏音标，全家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每到星期六下午，都要同学们去小阁楼他家礼拜上帝，信仰上帝非常的虔诚，抗战胜利后不向教育部虚报家中人口，所领的复员旅费少而不能返乡，他是我所敬佩而怀念的一位老师。

教历史的是一位单身老师，差不多每晚自习，在一盏桐油灯下，坐在讲座前为我们分析时事，那时战局十分不乐观，日本军队已经占领广西的柳州、桂林，向贵州的贵阳进攻，整个国家的情势很紧张，他一再强调日军孤军深入，一定会遭受失败的命运。

就在我们读二年级时，政府喊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要全国知识青年拯救中华民族从军报国，所以在后方各地的大学、中学的师生，纷纷的放下书本，投入青年军中，我们的历史老师也离开我们而去。

我也是班上的音乐指挥，早晨在广场举行升旗，我就是一年级的指挥。童军劳作老师让我们利用竹林中废弃的竹筒做胡琴，启发我以后对拉二胡的兴趣。教音乐的马老师，伴奏乐器就是一把南胡。

到现在留给我最怀念的一首歌曲是“梦江南”，歌词是：“昨夜我梦江南，满地花如絮，小楼上的人影，在遥望点点归帆，丛林里的歌声，飘浮着傍晚青天，今夜我梦江南，白骨盈荒野，人在呼号，马在悲鸣，侵略者的铁啼，卷起满地烟尘滚滚，去吧，你这受难的孩子，我们要把复仇的种子，播撒在祖国的山下，在今天发芽，在明天开花，开遍全中华。”

另一首是：“啊！江南，春三二月，莺飞草长，牧女的春恋，在草原荡漾，麦田的微风，吹醒了夏夜梦，梅河的星星，点缀着蓝天，秋水啊，共长天一色，晓风残月，轻拂着杨柳岸，寒鸦点点，带来鹅毛雪，映红的渔火，独照江潭。”

在一年级时我很喜爱唱歌，以一首“吕梁山颂”而得到歌唱比赛第三名，曲调优美而激昂，不知是那一位音乐家所写，其歌词是：

“吕梁，美丽的吕梁，轻风拂着山岗，野花遍地香，大地在日光下滋长，牧童的歌声，在山林中飘荡，飘荡，熟了大豆，红了高梁，吕梁，雄壮的吕梁，黄河向妳伸出臂膀，巨浪洗涤着妳的胸膛，在那苍茫的万山中，无数祖国的儿女，举起自卫的刀枪，解放的旗帜，迎着自由的歌声飞扬，吕梁，伟大的吕梁，我们在妳的怀抱中生长，我们在妳的保育下武装，妳是我们的褓姆，妳是西北的国防，啊！吕梁，伸出妳的铁掌，把敌人消灭在这块土地上。”

到了1945年四五月间，德国希特勒在欧洲战场已失利，有一天早晨看到中央日报的标题“德国无条件投降”，说“庆欧洲，盼亚洲”，但在我们也未觉得怎样兴奋。

到了放暑假的时候，刘老师去重庆看朋友，我也去看母亲。那时舅公在张家花园求精中学内的资源委员会做事，晚上刘老师、邹子雄、我就睡在教室里。白天就在重庆市区走走，在一滴汽油一滴血的情况下，公共汽车是用木炭做燃料的，在上坡时乘客还须下来帮忙推车，有钱的人是坐滑干，大多数的市民都是戴着一顶大草帽走路，我们当然是走路的时候多。

有时候我就去上清寺妇女指导委员会，在那儿有时可以见到许多保育生同学，向保育总会有所请求，有一天我见到在十六中女生部读书的张学虔，因好几门功课不及格而须退学，我告诉母亲她是我直三院的同学，母亲请托会中的一位组长帮忙，让她留级继续在十六中读书。

1945年八月十日，晚饭后，舅公带我去市区逛街，我们从求精中学爬山坡经过张家花园。走到半山坡的时候，坡旁的一栋房内，有一位妇人跑出门外，兴奋的向对街的太太喊说：“日本鬼子投降了！”舅公抬起头来看看，轻轻的说了一句：“神经病！”

当我们爬完坡走到马路边时，看到中央日报社正在贴一张大红纸号外。上面说日本经由瑞士通知中、美、英、苏四国，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

一会儿鞭炮声四处响起，人们都从房子里跑出来，涌向街头，汇聚成一股汹涌的人潮。重庆的美军也将坦克车、吉甫车开到街上，小孩都爬到美军车上，大家互相拥抱，伸出两个指头作表示胜利的Ｖ字形状，同时大声喊叫：“顶好！顶好！”整个重庆山城陷入一片疯狂欢乐中，据说重庆市里的所有鞭炮存货，都在那一夜燃放光了。我们艰苦的抗战了八年，终于胜利了！

之一：我的祖父抗战殉国军人陶耀鑫上尉

“2019年11月8日上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一行七人，有来自台湾省台北市的，有来自重庆的，还有来自新西兰的一对夫妇，一条共同的血脉把他们相连：他们都是已故国民政府军政部职员陶耀鑫的后人。“

2019年11月8日，我来到南京，代表父亲陶基强，把祖父抗战殉国军人陶耀鑫上尉的档案，随身证件及亲笔文书共十一件，捐赠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二史馆位于南京中山陵园区，孙中山与民国先贤先烈的诸多档案皆完好收藏保存于此。

二史馆登载，陶耀鑫档案共计11件，全部为人事档案，反映了他在军政部任职及病故后受恤的经过。目录如下：

祖父陶耀鑫，字幼伯，祖籍四川奉节，1905年生于湖北武昌。生前为军政部兵工署军械司上尉科员，在抗战陪都重庆亲历大轰炸，1942年9月29日，因公殉职于值星官岗位上，年仅三十七岁。

1935年，祖父陶耀鑫在南京进入军政部会计处担任文书，为军中文职人员，但每天一样要穿上军装，扎上大皮带上班去。1937年，南京眼看不保，政府迁都武汉，军政部会计处奉命迁往湖北武昌办公。1938年七月间，日军逼近武汉，武汉保卫战开打，祖父陶耀鑫随着所属单位迁往重庆。

祖父陶耀鑫不久转调军政部兵工署军械司，阶级是上尉科员。父亲陶基强保存着祖父陶耀鑫亲笔手书，为家庭孩子生计写给上级的几篇签呈，从内容所言“物价增长数十倍”、“棉衣多被炸毁”、“仅能勉为支持二旬之食”、“时有断炊之苦”，可知当时的陪都重庆，在日军大轰炸下，军民生活之困苦。

1942年秋，祖父陶耀鑫上尉在工作单位负责值星，值星至第五天半夜时，忽得急性肠炎，腹泻一直不止，拖到第二天中午时分就死了。祖父陶耀鑫于1942年9月29日病死重庆，得年三十七岁。

陶基强在《一九四九渡台湾》中回忆叙述说：

“在1942年暑假后，我刚升上六年级不久，有一天舅公匆忙来自力小学，将我和静霞找回家。看到母亲在哭啼，有一位医生邻居在为父亲打强心针。原来父亲是在工作单位值星时，在第五天半夜时，忽得急性肠炎，腹泻一直不停，直到天亮方由周股长送信，要母亲找人将父亲抬回家去。由于无钱送医院治疗，拖到中午时分，父亲就死了。父亲于1942年9月29日病死重庆，享年三十七岁。父亲的死，使得我们一家进入另一种生活境地，也结束了我的童年。1942年九月底，父亲病死于重庆，我们家的生活陷入了更艰困的绝境之中。父亲生前的同事，以及母亲的朋友，捐助了一点丧葬费用，将父亲埋葬在重庆对岸的一个小山坡上。”

陶静霞在2019年接受中国社科院出版社《台湾大陆同乡会文献数据库》口述历史访谈中说道：

“我爸爸是在值星的时候，因为值星官他们那里一个人值一个礼拜，那一个礼拜里面就是他负责，他那个礼拜值星才做了四五天，他就得病了，得的是重庆有一种传染病，可能吃坏东西还是什么，像霍乱一样的拉肚子，他是在单位上拉肚子的，当时没有人负责，就是他自己忍着，他不太讲话，等到早上人家来上班的时候，他已经睡倒不能起来了，然后他们单位马上把他送医院，他们单位后面就是部队里面的军区医院，当时医生就讲，已经过了两个小时就不行了，这个病过了两个小时就救不了了，当时医疗条件比较差，就没有把他抢救过来，就昏迷了吧，就把他送回家来了，就是舅爷爷去把他接回来的，我们还在上学，舅爷爷跑到学校去把我们喊回家，说：“你爸爸都已经不行了，你们还在这里上课啊？”这样我们就赶快跑回家，回家爸爸已经不能讲话了，没有跟我们讲话，他就把我哥哥和我两个人的手紧紧拽到，他不放心，死的时候两个眼睛睁着大大的，他放心不下，但是他的病没有办法救，正好我们隔壁还有个邻居是医生，把他请过来打了一针强心针，他就走掉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公众号《民国大校场》在《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个人档案——不远万里的寄托》专文中写道：

“2019年11月8日上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一行七人，有来自台湾省台北市的，有来自重庆的，还有来自新西兰的一对夫妇，一条共同的血脉把他们相连：他们都是已故国民政府军政部职员陶耀鑫的后人。他们此行有一个共同的使命，那就是希望把保存多年的陶耀鑫档案捐赠给二史馆保存。陶耀鑫是湖北武昌人，生前在国民政府军政部任职，历任会计处准尉司书、同少尉司书、同中尉科员、同上尉科员、兵工署军械司额外同上尉科员。他生于1906年，1942年9月积劳成疾在重庆病故，年仅36岁。遗属有母亲庄氏，妻宗凤仪，子陶基强，女陶静霞、陶静雯。...陶耀鑫虽然不是军政委员，经历也比较简单，但是他的这些个人档案仍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其中有几件报告，反映了抗战时期大后方一般政府职员生活困苦的情形...几份报告字迹端正隽秀，从记述的事件中可以看出陶耀鑫一家当时生活困苦的状况和舔犊之情...”

祖父陶耀鑫死后草草葬于重庆长江南岸山上，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后，家人曾返回重庆祭拜，但已经遍寻不着，淹没在荒山漫草间了。

1948年初，十八岁的陶基强拿着父亲抚恤令，报考录取进入遗族学校就读，遗族学校学生皆为抗战殉国军人遗族子弟。我2019年拜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之时，也特意经过参天合围的梧桐树林荫大道，来到中山陵下四方城，寻访同在中山陵景区的遗族学校旧址。

祖父陶耀鑫去世近八十年后，他的随身证件和亲笔文书，能够回到老家南京，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民国缔造者孙中山及先贤先烈们同在，命丧异乡的在天之灵也算是有所归依了。

陶宗玮，作家、讲师、编导，剧本《1990歌未央》入围2018年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创投电影项目、《漂洋过海遇见你》入围2019年上海光影星生电影剧本大赛。

陶宗玮笔名陶子不拉歌，男性，中国汉族，祖籍四川奉节（今属重庆），1964年生于台湾省。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硕士学分班、重庆西南大学EMBA班结业，台湾淡江大学建筑学士。在大陆工作生活十年，2015年结束重庆某甲级建筑设计院工作，返回台北与家人团聚，专注写台海两岸历史故事给十几亿海内外中国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