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小粉桥1号，拉贝故居，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的住宅。2015年7月10日早晨，法国梧桐静静地掩映着这座德式小楼。这里没有穿池堆山、树花置石。故居前的庭院中矗立着拉贝的雕像，修复后的三层故居有两个功能区：约翰·拉贝及国际安全区纪念展区、国际文化交流展区与多媒体演示区。

当“血脉中华·抗战万里行”抵达拉贝故居的时候，南京大学拉贝国际和平与冲突化解交流中心主任、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馆长杨善友早早地等候。这个纪念馆，工作人数很少，偶有外籍志愿者、南京大学实习生参与管理，这让杨善友有点忙碌。

如果将镜头拉回到1937年12月，南京成为“恐怖之城”期间，拉贝的住宅和院内的小花园里住满了600多名中国难民。拉贝走过的时候，他们会跪下来感谢这位救命恩人。

不过，岁月虽然是把杀猪刀，也是一把健忘剂。

这段“中国辛德勒”的往事，却在政权更迭中消磨殆尽。这座曾见证战火与罹难、屠杀与逃亡、践踏与营救的小粉桥1号，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变得面目模糊，逐渐被人遗忘。它默默地伫立于中山路与广州路口，无人知晓它曾经有过的惊心动魄，因而成为拆迁对象。

2006年10月31日，拉贝之孙托马斯·拉贝教授插入标志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开馆的钥匙。

1996年，《拉贝日记》公之于世，人们才知道，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中，这座青砖红顶的老洋房里，一位德国人默默记录下这个城市所遭遇的血雨腥风和惨无人道。而被庇护的中国难民，这时才知道70多年前的保护他们家族的高大德国人，名字叫约翰·拉贝。

“两个日本士兵爬过院墙，正打算闯进我的住房，看见我出现后就为自己的闯入找借口，说是看见有中国士兵爬过院墙。我把我的党徽指给他们看，于是他们就从原路又退了回去。在我院墙后面小巷子里的一所房子里，一名妇女遭到了强奸，接被刺刀刺中颈部。我好不容易弄到了一辆救护车，把她送进了鼓楼医院。我的院子里一共约有200名难民，他们像供奉神祗一样尊敬我们这些欧洲人。只要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就跪下来，我们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

这是1937年12月17日，拉贝在日记里写下的南京人残酷处境。在日记里，拉贝记录下了外国人对这日本人行径的谴责。“有一个美国人这样说道：‘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符合事实的。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此时听到的消息全是强奸。如果兄弟或丈夫们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耳闻目睹的尽是日本兵痞的残酷暴行和兽行。”

《拉贝日记》详尽的图文记录和文件档案证据，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关注。拉贝在中国的生活轨迹重新进入官方视野。

拉贝在南京的住处在哪？《拉贝日记》写于何处？这不仅是南京人关心和好奇的问题，而且政治意味强烈。

1997年3月，《拉贝传》作者黄慧英女士和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记者找到一位名叫王世清的老人，老人把他们领到小粉桥1号。老人回忆说，他当年就是在这里避难，他清楚地记得拉贝就住在这座宅院内，院子四周的围墙还是当初的模样。当年，西门子公司的门牌子上，贴有布告，禁止日本兵骚扰。

丁永庆老人，当年居住在广州路，与拉贝住宅近在咫尺。他说：“艾拉培是个大个子，待人很好。他在院子内搭有芦席棚（南京沦陷后），让周围的居民居住，供吃供穿。我在这里住了近一年。”

所幸，被庇护者依然健在，拉贝故居被确认为小粉桥1号。令人唏嘘的是，半个多世纪以后，拉贝通过日记阻止了即将开进来的推土机，“营救”了这栋花园别墅。

不过，这个院落现在叫做拉贝旧居，一般来说，旧居的主人还是健在的，而拉贝去世多年，为何还是旧居，连馆长杨善友也哑然失笑。

救人一命如同捍卫全世界

在最初的5年里，拉贝全家在这里平静地生活着。或许，拉贝从来没有想到会主动离开中国，因为他没有选择在中国权宜地生活。

除非被迫，拉贝不会离开。

拉贝的绝大多数德国同事选择在日本军队攻击南京前，就听从朋友和使馆官员的劝告启程离开中国。即便后来，西门子上海总部通知拉贝紧急迁往汉口，拉贝还是留在南京，继续主政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事务。

1937年11月25日，约翰·拉贝发电报给阿道夫·希特勒，请求元首“善意地从中调停，中立区是为那些没有参战的人们建立的，要求日本政府予以承认”。

电报发出之后，拉贝意识到不妥，又发了一份电报给他的朋友、总参议克里贝尔先生“请真诚地支持我对元首的请求……否则的话，将酿成一场不可避免的大屠杀。拉贝—西门子公司代表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拉贝是个商人，这两份电报也显示了拉贝有点‘不懂政治’。”杨善友摇摇头说。日后，这两份电报成为拉贝入狱的证据。

55岁的拉贝选择留下。

1937年12月17日《拉贝日记》记载：“下午6时，我给我院子里的难民带来了60张草垫子，他们高兴极了。又有4个日本兵爬过院墙，我当即挡住了其中3人，把他们赶了回去。余下的那个日本人则穿过一排排的难民来到了大铁门面前，我在门口抓住了他，客气地把他送出门外。这些家伙刚到门外就一溜烟地跑了，他们不愿意和一个德国人打交道。大多数情况下，我只需要喊一声‘德意志’和‘希特勒’，他们就会变得有礼貌，而美国人要想让日本人承认则相当困难。今天我们递交给日本大使馆的抗议信看来给大使馆二秘福井喜代志先生留下了持久的印象。不管怎么说他至少已经开始保证，将这封信立即转交给陆军的最高指挥机构。”

第二天，拉贝期望的最高指挥机构并没有给他带来希望。拉贝在日记里说，“今天（1937年12月17日）的情况比昨天还要糟糕。今天从一大清早我就开始驱赶爬越围墙的日本士兵。有一个日本士兵开始的时候拔出刺刀朝我逼来，但是当他明白过来站在他对面的是一个德国人的时候，他便迅速把刺刀收了回去。只要我本人在家，情况就还过得去。这些家伙们到今天为止对欧洲人还有些尊敬，但是对中国人则不是这样。在总部的时候，不断有人叫我到邻近的遭日本人砸门抢劫的房子里去。从一所已经被洗劫一空的住房里，我撵走了两个日本人。在我和一个日本军官讨论恢复电厂供电的时候，我们一辆停在门前的汽车被抢走了。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车弄了回来，士兵几乎不买他们的军官的账。”

“一个中国人踉跄着冲进房间，告诉我们，他的兄弟被日本人枪杀了，就因为他拒绝给闯进他家的日本士兵一包烟。”

因为日本人需要恢复电力，对拉贝有所求。在日本人的请求下，拉贝向上海发了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西门子洋行(中国)，上海，南京路244号

日本当局请求由一名德国工程师负责此地发电厂的恢复运转工作。发电厂的设备看来没有因战斗而受到损坏。请通过日本当局给我们答复。

因为日本人有所求，这为拉贝保护难民提供了便利。比如，南京全城停电，需要借助拉贝的公司去完成。日本人已经认识到，虽然他们不愿意承认拉贝的国际安全区，但是只要和拉贝们合作，才能将事情办好。

这位负责协调的日本少佐帮了拉贝大忙。

“在我的申诉下，和我讨论电厂事宜的日本军官给我开具了一张用日语书写的住宅安全证。我们开车回家，准备马上把安全证贴在门上。当我们回到小桃园的时候，一个士兵正打算闯进我的家，结果被这名日本军官赶走了。与此同时，我的一个中国邻居过来告诉我，4个日本兵闯进了他的家，其中的一个正企图污辱他的妻子。我和日本军官立即冲进邻居的房子，避免了惨剧的发生。日本军官左右开弓扇士兵的耳光，然后才允许他离去。我们正准备走的时候，韩走过来告诉我说，我不在的时候，一个闯进我家的日本士兵对他进行了抢劫。我实在是吃不消了，于是我走下车，让那个日本军官自己开车走了。发生了那么多的事件，我的身体和心情都难受极了。那个日本少佐本来不承认这一切，但是现在他向我表示歉意。并且他非常坦率地向我宣布，今天在亲眼目睹了这些事情后，他相信我们没有夸大其辞，表示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立即结束目前的状况。”（《拉贝日记》，1937年12月18日）

当天，拉贝和“安全区”秘书史迈斯博士再次来到日本大使馆，向冈崎和田中宣布：“我把日本士兵闯入我家看成是对德国国旗的伤害，我决不容忍这类越轨行为再次出现。我们以委员会的名义要求立即将日本士兵撤出安全区。”令拉贝愤怒的是，日本大使馆没有给予答复。

狡黠的日本人并未在日军的南京地图上标明安全区。

“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沦陷。大批中国人涌向安全区，安全区内设了25个难民收容所，小粉桥1号是其中之一，拉贝称之为“西门子难民收容所”。据秘书韩湘琳统计，最多的时候，这里挤了602 人，还不包括公司的14 名工作人员、杂工及他们的家人。也有统计说，最多时这里收留了630多人。南京卫戍司令部的龙应钦、周清锋等在内的高级军官，都躲藏在拉贝家二楼，还有一名飞行员王光汉躺在拉贝家中养伤。在拉贝离开南京时，王光汉扮作拉贝的佣人，成功地离开了南京。

日军在600多个难民中一一检查是否有当过兵的，在拉贝院中避难的宗有琴卖鱼苗的哥哥，因为头上常年戴草帽或毡帽，额头上有一道明显的帽箍，肩上也有挑担的老茧，日本人把她哥哥当作嫌疑人拉出来盘问，但在拉贝的竭力护卫下，终于平安无事。

拉贝的邻居丁永庆老人也在拉贝院内避难，他回忆说：“拉贝先生对我们难民关怀备至，提供粮食，祛寒的蚕豆等食物使我们得以生存。”

由于拉贝的得力呵护，他院子里的600多名难民，没有一个伤亡。1938年的新年，西门子难民收容所的难民们在院子里排队向拉贝三鞠躬，献给他一块大红绸布，上面写着“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

拉贝在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形：“我得到了一份预料不到的再好不过的圣诞礼物，那就是600多个人的性命。”（《拉贝日记》，1937年12月25日）。

最终，安全区以及“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共保护了近25万难民的生命。

1938 年1 月底，拉贝接到西门子总部的命令，必须离开南京回国。2月21日，在宁海路5号的委员会总部，为拉贝举行了送别会。三天后，拉贝从上海回国。4月15日，拉贝携妻子、女儿、女婿、两个外孙女等一家人，抵达柏林，在西门子总厂出任人事部部长。

回到德国的拉贝四处宣讲日军暴行，6月8日，他还寄给希特勒本人一份揭露日军暴行的报告，希望希特勒阻止日本人的疯狂行为。事与愿违，他被秘密警察逮捕了，西门子公司总裁卡尔弗里德里将他保释出狱，但行为受限，甚至不能写信和打电话。此后，他被派往阿富汗的国际红十字会，帮助那里的德国人取道土耳其回国。

二战后，他又因曾是纳粹党员，先后遭苏联和英国逮捕。拉贝的解释是，他加入纳粹党只是因为希望换取国家拨款，以在南京建立一所德国学校，供西门子南京分公司德国职员的孩子就学，并无任何罪行。“非纳粹委员会”审查后宣布：“尽管您曾当过南京地方党小组代理组长，尽管您返回德国后未退出国家社会党，本委员会仍然决定：鉴于您在中国卓有成效的人道主义工作，同意您的上诉。”

拉贝纪念馆馆长接受访问

1946年6 月，拉贝获释，但生活极为拮据，全家一度靠野果充饥。

1948年，拉贝窘况的处境传到南京，南京市参议会和市政府立刻组成救助拉贝的劝募委员会，很快募集到1亿元法币，购买美金2000元。这让我想起了被解放的犹太人用自己的金牙和私藏下来的金首饰，打制成一枚金戒指，在1945年5月8日赠予辛德勒，戒指上镌刻着一句犹太箴言：“救人一命如同捍卫全世界。”

南京市民及国民政府对拉贝的涌泉之恩的这种回报，一直延续到1949年4月国民政府撤离南京，被迫终止。

沈怡还曾邀请拉贝重返中国安度晚年。不过，这次，拉贝选择了拒绝。

1950年1月5日，拉贝在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办公室中，突然中风倒下，于午夜去世。

1997年，拉贝的墓碑从柏林搬到南京。

2015年7月10日，在小粉桥1号的留言簿上，笔者留下了自己想说的话：“尊敬的拉贝先生，您在日记里得以永生！”

南京的幻想破灭了。令人多少感到有点安慰的是，这次的破坏程度不如太平军进城的那一次。

德国驻南京大使馆行政主管德国驻南京大使馆秘书罗森博士的报告副本：南京，1938年1月15日南京局势及日本暴行我们搭乘英国“蟋蟀”号炮艇，经过两天的航行，顺利地重新抵达我们的工作地点。随后，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机构于本月9日恢复中断了一个月之久的使馆公务。

我在前面的报告中(1937年12月24日)曾经估计，日本人之所以拖延我们返回南京的日期，是因为怕放进城的官方人员会亲眼目击他们所犯下的残酷暴行，我的这个估计现在得到了证实。德国和美国的消息灵通人士提供情报说，外国代表打算返回南京的消息公布之后，城里便开始了紧张的清理工作，忙碌着要把在大屠杀中被无辜杀害的平民百姓、妇女儿童的尸体清理干净，这些尸体中的一部分横七竖八暴露于街头。

在日本人数周之久的暴行虐施下，在他们大规模的劫掠下，南京城的商业区，即太平路周围的地区和所谓的波茨坦广场以南的整个地区变成一片瓦砾，废墟中只能零零星星地看见很少几栋房子的外墙没有遭到大的损坏。日本军队占领南京已经一个多月了，但是纵火事件至今仍然不断发生，拖走和强奸妇女和姑娘的行为仍在继续。

日军在这方面的行径等于在南京为自己竖立了一根耻辱柱。仅在所谓的安全区一个地区，德国人、美国人及其中国雇员就有不容反驳的铁证，能够证明数百上千起野蛮强奸事件。在拉贝的委员会的保护下，这个安全区基本上未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这个委员会写给日本当局的大量信件包括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材料。一旦时间允许，我将补发与本报告有关的材料的副件。

在这里我想特别说明的是，外国人，这其中首先是拉贝、克勒格尔(两人均是国社党党员)和施佩林等几位先生都曾当场抓获过正在凌辱妇女的日本军人，并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赶走他们，解救受害者。在中国家庭里，如果有受害人的家属敢于反抗这些恶匪，在很多起事件里，他们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打伤。

日本士兵甚至在德国大使馆办公楼举枪瞄准杂工赵，威胁他交出待在这里的妇女。赵以前在大连生活过，会讲几句日语，他向日本人解释说，这是德国大使馆，里面没有女人。在已经说明这是德国大使馆后，他们仍然继续威胁。许多日本士兵甚至闯进大使先生的住房，要求把那里的妇女交给他们。

每天不断有妇女被送进美国教会医院，直至昨天还是这种情况。她们遭受成群结队的日本士兵的强奸，事后还要遭到刀刺或其他方式的伤害，这些妇女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伤。一位妇女的颈部被劈开一半，这位不幸的妇女竟然还活着，就连威尔逊大夫也感到吃惊。一位孕妇腹部被刺中数刀，腹中的婴儿被刺死。

送进医院的还有许多遭到奸污的幼女，她们当中有一个小姑娘先后被强奸约20次。

本月12日，我的英国同行、领事普里多-布龙，英国武官陆军上校洛维特·弗雷泽和英国空军武官温·康曼德·沃尔泽中校前去察看英美烟草公司帕森斯先生的住宅，发现一位中国妇女的尸体，一根高尔夫球棒从下部直接插进这位妇女的躯体。

每天夜晚都有日本士兵闯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的难民收容所，他们不是拖走妇女，就是当着他人的面，甚至包括当着家属的面，发泄他们罪恶的兽欲。有多起这样的事件得到了证实：同案的日本士兵不让受害者的丈夫或父亲离开，强迫他们亲眼目睹自己家庭的名誉受到凌辱。

马吉牧师试图在一德国顾问处保护中国基督教徒，他证实说，多数情况下有军官共同参与。数周以来，日军官兵滥施淫威。针对单独的犯罪活动或部队集体参与的犯罪活动，日本军队的上级机关是否采取了以及采取了什么样的惩罚和预防措施尚不得而知，因为日本人想把此事沉默了之。他们不愿认识到，坚决杜绝有损于自己事业的事情总比想方设法掩盖一切事实真相要好。

任何不再战斗的士兵，或被低级军官以终审的方式随意判定是这种士兵的人，都必须被立即处死(有成千上万之多)，这种做法在日军看来是一种荣耀。这一点在南京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了！

就在1月9日的上午，在我们重新到达前数小时，克勒格尔和哈茨先生(奥地利人)在距大使馆很近的地方目睹了武士道精神的一次实际应用：英国庚子赔款委员会和所谓的巴伐利亚广场之间，使馆街的左侧，有一个尚未全部封冻的小水潭，一个身着平民服装的中国人站在水潭齐臀深的地方，潭边趴着两个日本兵，他们正在举枪瞄准，根据站在身后的军官的命令，他们开枪射击，将这人枪杀。尸体至今还漂在水中。南京市内和周围地区的许多池塘和小水潭均已经被尸体污染。

需要指出的是，穷苦百姓仍然靠这种池塘的水过日子。尽管我们每天都同日本人交涉，但市自来水公司至今仍未向我们楼内供水，我们一直还在靠深井泵抽地下水。

日本军队的军纪和秩序崩溃了，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国旗不受尊重就不足为奇了。我在一份写给大使先生的特别报告中曾具体说明过，许多德国房屋被蓄意烧毁，有些楼房被洗劫一空，几乎所有的房屋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劫掠。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这些强盗在元首和陆军元帅兴登堡的画像前甚至都不驻足，这一行动也许是出于日本人对其天皇的崇拜。

我从一开始就明确地向日本人指出，我们要求全额赔偿所有损失，因为这些损失不是因为军事行动必然会造成的，而是在日本人占领城市后，而且有些是在占领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蓄意造成的。关于日本人选用的“安慰金”这个字眼，我只能看成是他们自己觉得听上去比较入耳的概念，我不承认这是对同意哪怕是部分赔偿的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