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集中集瑞江是国企吗还是私企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22-10-26 09:32 标签： 中集瑞江是国企吗

　　国企老总们的薪酬，向来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日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特别审议《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又一次聚焦了公众视线。有消息称，针对央企高管的“限薪令”预计将在年内颁布。

　　随着改革的深入，A股市场上那些“”或“国字头”企业，其高管们居高不下且旱涝保收的薪酬，极有可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缩水。未来央企负责人究竟该领多少工资，有待明确；不过在过去的几年，国企老总们究竟挣了多少钱，值得梳理。

　　国企高管称霸A股CEO薪酬榜

　　来自的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4月28日，2013年年报收官，A股上市公司中披露总经理薪酬的央企共计323家，这些家上市央企总经理的人均薪酬达到77.3万元，同比上涨了4.33%。此处的中央企业，采用了广义的定义，即经营性质属于中央企业，控制人类型包括国资委、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中央国家机关、中央国有企业以及大学。

　　今年7月末，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主任马小丽在“2014中国薪福金融论坛”披露，2013年A股2502家上市公司，职工总数人，这些上市公司薪酬总额是2万亿元。其中领薪高管为29048人，高管薪酬总额130.2亿元，平均年薪是44.8万元。

　　从以上述数字看，77.3万元的平均薪酬，高出A股高管平均薪酬约四成；是全部A股上市公司职工平均薪酬（约10.65万）的7倍。

　　央企高管平均薪酬称霸A股，高管们个人的表现也不示弱。同花顺的数据还显示，总裁，以869.7万元的年度薪酬，夺取了央企总经理薪酬之冠。不仅如此，麦伯良还居于所有已披露总经理薪酬的上市公司首位。麦伯良2012年也曾以998万年薪居央企总经理之首，连续两年蝉联央企“打工皇帝”。事实上，麦伯良年薪已连续4年超过500万元。2010年至2013年中集集团净利润分别为28.51亿元、36.59亿元、19.30亿元和26.34亿元。

　　“能源央企高管薪酬排行榜”最惹眼

　　分行业来看，在收入过百万的央企总经理中，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业占比较多，过百万总经理薪酬中有近三分之一出身制造业，其中以电子设备制造业最多；其次是金融和地产。

　　金融、地产行业“最土豪”，能源类央企的薪酬也格外引人关注。wind数据统计，69家能源类上市公司高管2013年年度报酬总额超过1000万元的上市公司共有13家，包括、、、、、、、等。其中，中国神华以1839万元的高管年度报酬总额位列第一位。前三名高管报酬总额超过300万元的上市公司共有10家，中国石油、冀中能源等位列其中。

　　煤炭企业在央企队伍中算得上大户，相关媒体披露的“能源央企高管薪酬排行榜”显示，排名前三的均为煤炭行业高管。其中排在首位的是中国神华执行董事、总裁凌文，税前年薪为159.56万元；董事长、执行董事王安，以年薪150.6万元随后；第三位是冀中能源副董事长、总经理祁泽民，年薪111.81万元；第四位至第十位，分别为中国石油集团执行董事、总裁汪东进，董事、总经理冯树臣，大唐国际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周刚，中海油总裁、首席执行官李凡荣，总经理刘国跃，兖州煤业总经理尹明德和华电集团公司工程管理部副主任霍利。其中，第十名上榜高管霍利的年薪为48.58万元。

　　与煤炭央企高管高高在上的薪酬相比，2013年煤炭市场并不景气。从煤炭行业上市公司2013年年报来看，42家煤炭行业上市公司整体业绩持续下滑，营业总收入9029.4亿元，同比下降7%；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683.4亿元，同比减少290亿元，下降幅度29.8%。

　　 农业类国企高管年薪垫底

　　与金融、地产、能源等相比，农业类国企高管的薪酬显得似乎平民化一些。来自《证券日报》的统计显示，按照证监会对行业的分类来排序，19个行业的年度报酬均值排行中，农业排在倒数第三位，排在其后的是教育业以及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不过，教育类显示仅有一家上市公司，不具有行业代表性，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则未显示相关数据，据此推断，两市所有行业里，农业上市公司高管的报酬乃是“垫底者”。16家农业类国企公司中，有12家公司董事长报告期内从公司领取报酬，其余4家公司的董事长并不从上市公司领取报酬。2013年度，这12家公司的董事长共领取报酬总额为315.59万元，平均每位董事长领取报酬金额约为26万元。

　　16家公司中，前三名董事报酬总额超过100万元的仅有一家，前三名高管报酬总额超过100万元的有6家，综合来看，16家国有控股的农业上市公司里，前三名董事报酬的平均值为61.52万元，前三名高管报酬的平均值为94.17万元。

　　 钢企业绩欠佳 拉低高管年薪

　　受累于近年来整个行业的不景气，钢铁企业高管们的“腰包”也相对逊色。这些钢铁企业，以宝钢集团辖下上市公司高管年薪最高。2013年，宝钢股份董事、总经理戴志浩在上市公司取得的报酬为150.27万元，从股东单位获得的报酬为38.73万元，副总经理储双杰为178万元，另外还有宝钢股份董事诸骏生及副总经理李永祥、周建峰、王静在当年度的薪酬均为170.1万元，但前任董事长何文波的年薪未披露。

　　鞍钢集团和武钢集团的上市公司高管年薪更输于宝钢。董事长去年在股东单位获得的报酬为66.28万元，副董事长康复平、杨华分别为58.89万元和57.44万元；披露的13位高管中，最高者邹继新报酬为59.17万元。

　　 巨亏也拿高薪 旱涝保收是常态

　　理论上，高管收入也应与企业业绩直接挂钩，不过从多家央企高管薪酬来看，高管们的薪酬无关业绩，不少企业巨亏之下高管年薪依然高企。

　　2013年，亏损超过26亿元，但其董事长李绍德拿到了79万元年薪。2012年的A股最贵CEO麦伯良，其所在的中集集团，2012年净利润同比大降47.46%，但麦伯良当年拿到的薪酬高达998万元，除此，另6位副总裁中有3位报酬超过350万元。2011年至2012年亏损分别达104.5亿元、95.6亿元，董事长年薪分别达到120万元和60万元；该企业董事、监事、高管两个年度合计领取年薪分别为1547.05万元和1543.68万元。

　　目前已经退至新三板的长航油运，连续多年亏损数十亿，总经理李万锦依然享有50多万的薪酬。去年亏损上升至3.7亿元，但其总经理贺天元薪酬从上一年的2万元增至54.55亿元，涨幅极为可观。

　　股权、兼职等成为隐性福利

　　无论是同花顺还是wind的数据，央企上市公司高管中都不乏“零薪酬”者，即这些高管并不从上市公司中领取薪酬。2013年，、、、、中海集运的总经理，均为零薪酬，但进一步查阅年报可发现，零薪酬的总经理，或持有大量的企业股票，或从股东单位领取薪酬，不排除领取基本薪酬但不在年报中列示。

　　实际上，部分央企高管甚至职工被普通公众所艳羡的，并不仅仅在于其可见的薪酬，更在于那些“发钱愁找不到名目”的看不见的福利。2013年初，十家央企的审计曝出惊人“隐性福利”，从健身卡、购物卡、买保险到盖大楼，这些新名目、新花样令人大开眼界。被点名的，如华能集团所属的扎赉诺尔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在2008年至2011年将计提的煤炭生产安全费用、煤矿维简费逾1000万元违规用于职工住宅楼等；国电集团下属公司，超范围发放技术奖约1362万元；中国移动下辖的24家单位，通过应付福利费科目为职工购买商业保险近4亿元；中国移动集团设计院等两家单位在中国移动集团已统一购买补充养老保险的情况下，另行购买补充养老保险。

　　职工尚且如此，高管的福利无论从规模还是隐蔽性，更胜一筹，如持有股票或身兼数职。据悉，不少央企负责人拥有大量上市公司股票，形成巨额隐性薪酬的一部分，如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截至2013年底，其持有中集集团股票达49.4万股，以中集集团最价14.35元计，持股市值708万元。

　　董事长，2013年从上市公司领取年薪298万元。这一数字与麦伯良虽相差不少，但以持股计算，宋广菊的“身价”却远在麦伯良之上。年报显示，宋广菊持有保利地产1419万股，以该股最新收盘价5.66元计算，对应市值达到8031万元。此外，央企高管身兼数职现象普遍，比如集团的高管在二、三级企业以及该央企投资参股的其他企业任职，有的每年从兼职企业领取大量。

　　央企高管薪酬应与同级公务员挂钩

　　对于央企薪酬中的诸多现象，财经评论人士称，超过77万元的人均薪酬，在大型企业主要高管眼里“不算啥”，他们不会满足于这样的薪酬，而是通过种种福利，成为真正的高收入群体。

　　叶檀表示，一些央企高管转向仕途，追求政治目标。但央企高管绝对不能与公务员系统混为一谈，否则，央企怎么可能建立市场化的企业激励机制？还有一些央企高管获得资本市场的巨额奖励，薪酬不过是零花钱。原中石油股份副总裁兼昆仑能源董事局主席李华林，其2012年薪酬总计就达1100万元，此外，2007年，李华林等昆仑能源高管获得了8000万股管理层激励期权，而李个人即掌握2500万股期权，当时行权价格4.19港元/股。2012年期权到期时，公司股价最高升至17.32港元/股。

　　此外被卡住的职务消费，有可能转入地下。2013年5月14日，港澳资讯统计的数据显示，252家带“国有”背景的上市企业，2012年报中公开披露的业务招待费一项，总计65.25亿元。由于社会舆论以及反腐压力，2013年报披露，等央企建筑工程巨头纷纷隐报这一数据。

　　叶檀认为，央企负责人薪酬多少合理，不是个定数，只要有利于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就是合理的。如果激励机制不建立，台面上的规定台底下被推翻，最终央企高管获得的总体财富，一定与其资源掌控能力相匹配。进行根本性改革，不以利润为目标的公益性央企，其高管薪酬、福利应该与相同级别的公务员挂钩，事实上，这样的央企高管并不是企业家，只是从政府剥离了一部分公共服务功能。

　　以利润为目标、参与国际国内竞争的央企，高管薪酬应该与企业盈利规模、盈利质量相结合。股票期权的方式，可以防止奖励退潮时的“祼泳者”。一个有漏洞的激励机制，薪酬高低在高管眼里真不算什么大事。正确的激励机制是奖励该奖励的企业家。良币驱逐劣币，央企才不会恶化。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入试点和加速阶段。但目前国企混改的相关理论研究仍滞后于实践发展。案例实证研究可以对理论进行发现和发展。本文选取中央企业混改中的典型代表——招商局集团作为研究案例，分析和提炼混改过程中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中的经验，以期对未来的混改提供借鉴。研究发现：混改引入非公股东的类型与时机对公司业绩和公司治理有较大影响；员工持股对公司治理的改善作用有限，存在“员工持股陷阱”；国有股是否居控股地位，居绝对控股地位还是相对控股地位，并不是决定国有股在公司治理中居于绝对控制还是相对控制的标准和关键，一定程度上说，国有大股东的控制能力具备“控制刚性”；国有控股和国有参股究竟哪种模式绩效更好，没有必然联系，也没有绝对的差别，国有控股的治理模式不一定带来低效率，关键是要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关键词：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混改模式公司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指出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下简称混改）既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有效途径，也是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改革开放以来，混合所有制在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探索，形成了大批混合所有制企业，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入试点和加速阶段，已进行了三批混改试点，形成了一批先进典型和经验。

这一轮混改实质性操作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分类、分层实施”。原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姚冬琴，2014）曾表示，在“混改”具体实践中，要分类进行研究，分类提出改革措施，绝对不能搞“一刀切”，要实行“一企一策”。究竟哪些国有企业适宜搞混合所有制？不同类型的企业适合什么样的混改模式？国务院国资委将国有企业分为三大类：公益性、商业Ⅰ类和商业Ⅱ类。在混改具体操作中，是否需要进一步细分，目前尚无定论。杨瑞龙（2014）认为，可以从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的特性及所提供产品的性质两个维度来客观制定功能导向的分类方法，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选择不同的改革模式，即提供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国营模式，垄断性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国控模式，竞争性国有企业一部分宜进行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造，一部分宜实行民营化。但总体上看，目前国有企业混改的相关理论研究仍滞后于实践的发展，理论界关于国有企业混改的研究一直争论不休。各种不同的混改模式在实践中究竟效果如何？各具有什么特点？这些还没有结论，仍处于试点总结阶段。因此，选取不同类型的案例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另外，混改模式不同，股权结构不同，会衍生出不同的公司治理形式，两者紧密相连，相互作用。混改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要推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核心内容就是建立现代公司治理。虽然目前有关公司治理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与研究已较为丰富和成熟，但是，这些研究成果都不能完全移植到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可以说，对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而言，公司治理问题更加复杂。这是因为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有其特殊性——它虽然有股份制的公司形式，但又不能完全等同于一般的股份制企业，还具有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它虽然是国有企业，但又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国有企业，还有其他各种形式的股东参与其中。在国内，目前关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公司治理研究还在随着市场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而不断深入，但相应的案例研究相对较少。因此，选取国有企业混改的公司治理案例进行研究，探讨其在实践中的成果和绩效，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

本文试图通过目前较为典型的几类混改案例，分析提炼混改过程中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中的经验和不足，归纳国有企业混改的几类模式、适用情形及公司治理特点，延伸探讨国资监管和市场经济等相关问题，以期对国有企业混改和公司治理的理论进行发现和完善，同时丰富国资监管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关理论，并对中国未来的国有企业混改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混合所有制及其改革的相关研究

从空间范围上看，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宏观、微观之分（朱光华，2004）。宏观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一个国家在特定社会经济制度下，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有机结合，也称宏观所有制结构。微观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不同所有制经济在企业范围内的联合。本文所讨论的为微观层面的混合所有制。同时，混合所有制强调的是不同所有制资本的融合，即公有资本与其他非公有资本的融合，单纯的公有资本之间或非公有资本之间的融合不能称为混合所有制（季晓南，2014)。一些学者认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或者不同地方政府主体共同出资设立的国有企业，也应当看成是混合所有制企业。

国有企业混改的目的，宋志平（2018）认为应实现“国企的实力+民企的活力=企业竞争力”的双赢。混改的步骤，特殊行业的企业可以暂缓，一般行业的企业可以先改先试行（厉以宁，2017）。对于混改存量和增量的问题，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可能既有增量改革也有存量改革（黄速建，2014）。从目前改革的情况来看，民营企业进入存量国有资本是最现实和可行的方案，并具有较强的可行度（韩复龄、冯雪，2014）。

关于混改模式，有学者总结了目前国内国有企业的5类混改模式：开放式改制重组、整体上市、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产权制度改革）、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员工持股（赵玉红，2017）。还有研究将国内外的混和股权模式归纳为9种范式，并提出了12种不同类型的企业混改所对应的不同范式（胡谷华、李家俊等，2016）。

混合所有制企业是否需要保持国有控股，目前学术界分歧较多。一些观点认为，国有股“一股独大”弊端较多。如果股权分散，由国有企业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不一定要死守51%这条控股线，应该让更少的国有股份取得对企业的控制权（厉以宁，2014），对于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所占股权比例可不设底线（厉以宁，2016）。///politics/2016lh//c_.htm。

（9）宋志平：《我的改革心路（四）》，《中国建材》，2018年7月。

（10）唐现杰、李新宇：《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成功范式探索》，《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9月下。

（11）王烨、孙榴萍、陈志斌、孙慧倩：《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告与机会主义择时——基于中集集团的案例研究》，《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2015年10月。

（12）吴敬琏：《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

（13）夏小林：《国企混改不能搞大规模“抽血疗法”——与厉以宁教授商榷》，《管理学刊》，2017年12月。

（14）严学锋：《麦伯良“下海”再审视》，《董事会》，2014年11月。

（15）杨瑞龙：《以混合经济为突破口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改革》，2014年第5期。

（16）姚冬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有节奏，不是一股脑儿推进》，《中国经济周刊》，

（17）姚冬琴：《“混改”新传》，《中国经济周刊》，2014年第41期。

（18）张文魁：《混合所有制的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新视野》，2017年第4期。

（19）赵玉红：《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模式及对辽宁的启示》，《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20）朱光华：《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新定位、新亮点》，《南开学报》，2004年第2期。

（21）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

沈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家审计署；杨梅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责任编辑：尚增健

近日，“肇庆发布”宣布，中集集团拟投资该市，将在西江水泥新能源罐船运输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投资额或达百亿级。不少人好奇，中集集团是家什么企业？是国企吗？下面，我们一起来具体了解一下。

“肇庆发布”消息显示，5月28日，该市与中集集团达成肇庆市西江新能源运输系列项目投资意向，双方将在西江水泥新能源罐船运输、建设LNG加注站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官网资料显示，中集集团全称是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1980年1月创立于深圳，由招商局与丹麦宝隆洋行合资成立，初期由宝隆洋行派员管理。1994年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2012年12月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目前是A+H股公众上市公司，主要股东为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招商局集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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