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古今，最受人尊重的群体，恐怕非历朝历代的读书人莫属。战国时期，就曾将天下人分为四类，即士、农、工、商“四民”。

人们之所以把士排在第一位，就足以证明读书人在古代社会的重要地位，而排在最末位的“商”，则是当时社会中最低贱的群体。

在西周时期，只有贵族才能入官学读书，普通老百姓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学堂。

直到春秋时期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并兴办私学，普通人开始有了读书的机会。实际上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读书以及读书人在当时社会的地位。

以“陈桥兵变”起家的大宋王朝，更是对读书人推崇至极。“邢不上大夫”的说法，甚至被当做组训世代相传。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宋代读书人，简直就是古代最幸福的人。同时，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文人治国”，其实也是宋朝的一大特色。

相比较于读书人来讲，古代社会中的商人则十分悲催。他们不仅是“四民”最末位，而且在“重农抑商”方针的影响下，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地位而言。甚至在很多朝代都要缴纳高额赋税。

既然商人地位如此之低，为何还有“仗义每多屠狗辈”的说法呢？

在古代社会无论哪个朝代中，读书人都是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相对来讲商人都是“贱民”。

即使是在经济高度繁荣的宋代，并且还有“重农不抑商”政策，商人的地位，也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高。甚至除了读书人之外，农民和百工也都瞧不起商人。

俗语“仗义每多屠狗辈”中，屠狗的屠户作为低等商人，既然成为了仗义的代名词，这一点确实令人十分费解。

这句话其实出自明代曹学佺，撰写的一副著名对联中的上联。大意为行侠仗义的人，基本上都是从事低贱职业的普通人。

屠狗、杀猪的屠户身份较为卑微，所以才会用屠狗辈代表普通人。

其实，在施耐庵创作的《水浒传》中，就曾将市井屠户当做反面教材。《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回中，鲁智深怒揍屠户镇关西，并且用言语辱骂他猪都不如。

但笔者认为，镇关西毕竟只是特例，绝大多数屠户或社会底层百姓，都处于被压迫或剥削的地位。

而鲁智深作为一个小吏，就可以随意辱骂或暴打镇关西，虽然他是处于打抱不平的心态，但也可以获知屠户的地位却是很低贱。

笔者猜想，之所以曹学佺会说“仗义每多屠狗辈”，其实主要是为了对比当时社会中，明代皇室宗亲的横行霸道。

虽然屠狗辈未必就是真仗义，但那些有权势又有学问的贵族，却是真正无所顾忌的“负心人”。

如果将这两句对联放在一起，“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虽然这种说法有时偏颇，但却可以凸显出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在遇到困难时可以相互帮衬扶持。而那些所谓的皇亲国戚，却在不断做一些丧尽天良的事情。

笔者认为，明代诗人曹学佺，之所以会怀着愤慨的心态，写下这副名垂千古的对联，实际上就是为了通过对比，描绘出当时社会的黑暗。“负心多是读书人”可以解释为，能够违背良心、背弃情义的人，往往都是一些有知识的读书。

这副著名对联虽然不够客观，但是却说出了当时社会的众生相。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屠狗辈，虽然没有文化思想也比较简单，更为要紧的是地位也比较低。但他们却要比读书人做的还好，这就说明有知识的读书人，未必就是能做出仗义之事。

处于社会上层的文官集团，或者说满腹经纶的大学士们，却做出了令人憎恶的丑陋行径。而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却能够谨言慎行、多行善事。

这种极为明显的对比，不禁会令世人哑然失笑。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之所以能够从明代一直流传至今，主要是因为这副对联所阐述的社会现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有很多道貌岸然的读书人，可以做出令人不耻的苟且之事。而古代社会中的“贱民”，却在遵守行侠仗义的行为。

这种一黑一白一明一暗的对比，不仅可以带来比较强烈的思想冲击，而且也能够让世人明白其中的道理。虽然这副对联只有14个字，但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字字字珠玑。如果大家能够深刻体会其中的含义，相信对工作、生活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