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货币化的含义主要指：相对于自给自足的物物交换而言，货币的使用正在日益增加，也就是指交易过程中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部分的比重越来越大。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都把经济货币化作为研究重点，戈德史密斯(Raymond W．Goldsmith)、高斯(S．Ghosh)、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施瓦茨(Anna J．Schwartz)等经济学家就60年代主要国家经济货币化的比重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出一个结论：经济货币化比率的差别基本上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货币化比率与一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一、我国经济货币化的计算及其悖论 根据我国目前的常用方法，即采用M2／GDP的方式来表示经济货币化指标，我们得出计算结果如下： 我国经济货币化指标 年份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经济货币化指标(96) 36．1 40．8 46．0 48．9 51．8 57．8 54．5 61．4 64．1 62．2 经济货币增长率(%) 13．1 12．7 6．3 5．9 11．6 -5．7 12．7 4．4 —3．0 同上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64．6 82．5 89．5 95．4 100．7 100．4 103．9 112．1 122．2 132．1 146．1 3．9 27．7 8．5 6．6 5．6 -0．3 3．5 7．9 9．0 8．1 10．6 资料来源：根据各期《中国统计年鉴》及《1999年中国统计公报》编制。 从该计算结果中，我们看到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的经济货币化增长态势十分显著，换句话说，货币关系作为经济关系的存在形式在我国已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深化与泛化，但当我们对比亚洲其它国家时，却发现了一个悖论：经济发展水平尚不发达的中国在经济货币化指标上竟然丝毫不逊于一些经济较发达国家和地区。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也是相当高的，以1998年为例，美国仅为0．67，而我国已经是1．32。由此我们得出一个事实：我国的经济货币化发展呈现非常不正常的态势。 二、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与居民消费水平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如前所述，一般来讲，经济货币化水平与一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呈正比，因此我们还可以从计量经济角度来分析我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互因果关系‘由于我们用M／GDP来表示经济货币化指标，因此在进行因果关系检验时，我们必须采用与M、GDP无关的指标，笔者在此采用的是居民消费水平指标，具体的想法是，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最实际体现即为居民消费水平。我国的相关结果数据如下： 我国经济货币化指标与居民消费水平比较 年份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经济货币化指数 1．13 1．20 1．00 1．06 1．12 0．94 1．13 1．04 0．97 居民消费水平指数 1．17 1．14 1．11 1．10 1．11 1．17 1．23 1．33 1．14 1．26 年份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经济货币化指数 1．04 1．28 1．08 1．07 1．06 1．00 1．03 1．08 1．09 1．08 居民消费水平指数 1．13 1．08 1．16 1．21 1．27 1．33 1．26 1．19 1．09 1．07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整理而成，其指数采用的是环比数据 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是识别一组变量(x，y)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这里的因果关系是指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基本思想为：如果x的变化引起y的变化，那么x的变化应当发生在y的变化之前，就认为x变化是y变化的原因。具体表述为：“对于服从平稳随机过程的两个变量x和y，如果用x、y各自的过去值和现在值预测y，比不用x的现在及过去值预测y所得的预测值较为优良，那么就存在x到y的因果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具体方法如下：对于两个平稳时间序列{xt}和{yt}，其中t＝1，2……T。要检验x是否为引起y变化的原因，构造以下两个模型： 无限制条件回归： (1) 有限制条件回归： (2) 其中，εt是白噪声，n是滞后阶数(可以任意选择)。 设假设H0：β1＝β2＝……＝βn＝0，分别对模型(1)和(2)进行回归，得到各自的残差平方和SSRu与SSRr后构造F统计量。 F(n，T-2n)＝[(SSRr-SSRu)／n]／[SSRu／(T-2n)] 如果F(n，T-2n)＞Fα(α为显著性水平)，那么我们就拒绝：“x不是引起y的变化的原因”的假设。然后，检验“y不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的原假设，做同样的回归估计，但是要交换x与y，检验y的滞后项是否显著不为0。要得到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单向的因果关系)的结论，我们必须拒绝原假设“x不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同时接受原假设“y不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 为了检验经济货币化水平与居民消费水平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令原假设H10：经济货币化水平不是引起居民消费水平变化的原因；原假设H20：居民消费水平不是引起经济货币化水平变化的原因。利用上文所述的有关数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如下： 原假设 n＝1 n＝2 n＝3 F统计值 概率(Prob) F统计值 概率(Prob) F统计值 概率(Prob) H10 1．34339 0．26456 1．05617 0．37800 1．39280 0．30696 H20 1．96959 0．18917 2．79044 0．10112 1．81143 0．19833 在上式中，从检验效果来看，我国的经济货币化水平竟然与居民消费水平不呈显著的因果关系。这实际上就很令人费解，毕竟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货币化指标从国外经验与常识来看，都应该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从因果关系来看，我国表面上很高的经济货币化水平实际上并不代表同样水平的居民消费水平，这种指标是很不正常的。参考资料：http://lw.chinacfa.cn/bank-and-montary/bank/2006-09-30/15bc5703cafdcd1cd0823302691bc77a.html

日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携手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但我们会全力以赴。”在发展中不断细化的“碳中和”目标，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哪些影响？本期北大参考栏目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合作，分享刘俏教授以“碳中和与中国经济增长逻辑”为题的相关论述。碳中和与中国经济增长逻辑文：刘俏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文明形态的开端，在过去几年的时间特别是疫情后大家都在思考，人类文明该往哪里走？未来社会发展以及行业经济的大方向在哪里？在经历了40年高歌猛进的经济增长之后，在那些我们曾经熟悉的增长路径不再适用之后，中国经济有没有可能再创造一个奇迹？今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但我们会全力以赴。”为什么碳中和突然间被放到这样一个位置上？我认为，在未来30年、40年、50年时间里，我们找不到比它更宏大的故事。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这个故事本身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01碳中和提出的战略意义与时代背景当我们衡量文明形态的时候，通常看两个特征：第一，我们使用的能源是什么，第二，我们通讯和出行的方式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用能源和通讯与出行的形式来界定文明的形态。碳中和是中国正式宣布向新的文明形态展开冲击的开始，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能和增长模式剧烈变革的时代已经来临。碳中和目标提出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它也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第一， 对我国长期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我国经济以更加可持续、对社会和环境更加友好的方式实现长期、稳健增长，从而兼顾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第二，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动能将发生巨大变化，同时有助于克服能源进口依赖。第三，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承诺，体现了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那么，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提出碳中和？在提出构建新的发展格局、寻找新发展动能的情况下，提出碳中和？在回答这一问题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个背景。我们需要对过去四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一个理性认识。过去四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年均GDP增速达到9.4%左右。我们可以用索洛模型作为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现代增长。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的“索洛模型”，经济增长中资本和劳动力不能解释的部分，索洛把它归结于技术进步和机制、体制创新所激活的要素使用效率的提升，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就是说，劳动力增长率+资本增长速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构成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国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过去四十多年高速增长，一方面可以由要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增长来解释。要素投入方面，我们经常提到“人口红利”，过去四十多年，大量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投入到工业化过程中，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资本方面，中国也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通过基建、房地产、土地等投资，形成了大量固定资产，再以这些资产为抵押品形成银行信贷，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社会信用扩张,加速了中国经济“货币化”和“资本化”程度，为中国经济提供了非常稀缺的资本要素。同时改革开放前三个十年，每一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基本上在4%以上。因此，在整整40年时间里我们维持了9%以上的GDP增长速度，背后的大背景是中国在推进工业化进程，而中国也在2012年超过美国、日本、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现在，我们的第三产业的占比已经远远超过第二产业工业。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进入了工业化的最后阶段，或者说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在此背景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降下来了，这时经济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有一定难度。那么，我们就需要思考和解答，中国在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降到2%左右时，未来20年、30年、40年、50年的发展动能究竟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将提出碳中和提到如此高的位置的一个大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02再创造一个经济奇迹的五大新动能再工业化，新基建，大国工业，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以及碳中和。这五个要素合在一起之后有可能会带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二个奇迹，即一个国家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之后还能保持比较高的增速。第一，中国经济的“再工业化”，也就是“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驱动产业的变革，可以带来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大幅提升空间。第二，“新基建”—— “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围绕产业变革、产业互联网所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如5G基站、云计算设备等。我们测算过5G基站的建设大概需要五年时间，总投资是1.3万亿人民币，每年将近3000亿人民币，会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第三，大国工业。到现在为止，虽然我们已建成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门类，占到全球总制造业的29%左右，美国是16%，日本10%。由于疫情后我们恢复比较早，制造业情况会比过往好一些，但是在一些关键的零部件或技术上我们还无法形成“闭环”，未来诸如民用航空、航空发动机、集成电路等的发展也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可能性。保持一定比例的制造业，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第四，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主要靠两点：科学技术进步和更好的激励机制的建立。除科学技术外，“制度改革”和“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能形成一个庞大的制度红利空间，合在一起也许会创造出“全要素生产率较高增速”的奇迹。这是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一定增速最重要的源泉。我们现在投资效率不高，假如将投资效率潜能释放出来，通过更彻底的改革举措，通过竞争中性的原则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等，在此情况下，中国是有可能在未来再创造出一个新的奇迹的。第五，碳中和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来源。除了上述四大动能之外，碳中和可能是一个更为重要的答案。碳中和巨大的投资量，也决定了它比以上四大动能有着更大的影响力、穿透力。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在2021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强调，为了符合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规定，全球需要在2050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净排放大约为340亿吨），按IRENA测算结果可得出，2021-2050年内全球的总投资规模至少须约达131万亿美元之巨。我国目前碳排放规模大约为100亿吨，占全球比例约为30%，若IRENA测算正确，那么我国实现碳中和需要投资规模达255万亿元；其他的估测也都在百万亿级别。如果到2060年中国要投255万亿人民币，每一年的投入基本上占到GDP的3%，以2020年为例，就相当于要投入约3万亿人民币，那么它对整个中国产业结构，经济社会的冲击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剧烈得多。2021年正好是中国加入WTO的第20年，过去20年我们实施对外开放，加速了全球价值链的整个大循环体系的形成和运转，未来30年、40年、50年，发展故事往哪里走？也许，新基建是一个故事，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故事，为什么碳中和突然间被放到更高的位置上？因为我们找不到比它更宏大的故事。这个故事本身，能支撑未来很长时间经济社会发展大的底层逻辑。而将这个故事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就可能上升到了界定文明形态的高度。03人们对碳中和存在的几大认知误区首先讲一个背景，碳中和的两个数字“30、60”中的“30”——2030年达峰，数字是108亿吨，这108亿吨净排放量是怎么来的？2030年中国单位GDP的能耗要比2005年降低65%以上，这是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目标。这种情况下从2005年的能耗倒推出2030年的能耗，同时预测一下2030年的GDP大概是什么增速，基本上就是得出了108亿吨。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从108亿吨降到0、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而美国从61亿吨降到0预计用43年时间（2007年达峰，目标2050年碳中和），欧盟从45亿吨到0，中间有60年时间。换句话说，中国要完成这个使命，所经历的变革，不管是技术变革还是经济社会变革肯定是最剧烈的，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碳减排斜率最陡峭。从这个角度讲挑战非常艰巨，然而这背后有很多人容易将其只是列成一个技术问题，这是第一个认知误区。我坚持一点，碳中和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经济学、管理学问题。简单举个例子，有人说把能源全部变成非化石能源，比如全中国都用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把高排碳行业的火力发电产能降下来，但是这背后涉及到的是经济均衡问题。以钢铁行业为例，据统计，中国钢铁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占量到全国二氧化碳排放的18%，如果要用风能、太阳能完全替代火力发电，那我们需要的钢的产量，跟现在需要的钢产量是一个量级的。从这个角度讲，这就不是简单的用A技术替代B技术的问题，需要做整合分析。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国家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比如说在内蒙古减排跟在江浙地区减排，假如说同样的成本，内蒙古的压力会很大，因为主要产业结构、主要的就业来源是跟火力发电、煤炭相关联。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采用什么样的路径，制定什么样的技术和产业政策，以及要用什么样的碳分配交易设计？总而言之，碳排放权本身是一个稀缺资源，但怎么去配置这个稀缺资源，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应该说刚刚开始。对碳中和的第二个认知误区是，碳中和主要涉及二氧化碳排放占比高的行业。大家会认为以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八个行业作为出发点，比如电力占中国二氧化碳排放44%，把这44%搞定了，碳减排目标就大大逼近终点。但是有一个逻辑，现代国民经济体系下，任何行业之间是通过投入产出关系互为上下游，一个行业会通过传递效应把影响传递给别的行业，最后影响到整个经济总体。毕竟现在中国有1.45亿个微观经济单元，构成了非常复杂的生产网络，不能局限地把某一个行业看成孤岛。从这个角度讲，我有一个简单判断，减排、碳中和，不能只盯着火电行业，应该考虑谁是真正的节点行业。此外，碳中和主要涉及生产型行业，与消费主导型行业关系不大是大家对碳中和的第三个认知误区。我们把视线从生产端转到需求端，有大量研究表明，真正家庭的消费占到整个二氧化碳排放的65%以上，出行、住宅能源使用和食品构成了家庭二氧化碳排放的关键来源。所以在中国要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必须是从生产端，从需求端同时下手的综合性的方式。这意味着未来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第四点认知误区，碳中和是经济社会发展新的约束条件。一些学者会认为中国经济要发展、同时要倾斜，不用化石能源成为了一个约束条件。但是其实在这个愿景下，围绕着碳排放可能会出现一个技术范式的彻底变革，或者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我们用经济学语言讲就相当于就是生产函数和消费者效用函数会完全变化。过去，我们现有的关于经济学、管理学的认知都是基于工业文明时代的。现在进入一个新的生产函数、消费者效用函数时代，是不是我们未来不能把它仅仅看成是约束条件，而是看作推动社会和推动文明形态更替的根本力量。最后一点关于碳中和的认知误区，是通过全国性的碳排放配额交易体系形成统一碳价格。统一碳价没有考虑到区域发展不平衡；现在通过多余配额在碳交易体系交易形成的碳价格面临波动大，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另外，碳排放权免费发放本身也可能扭曲碳价的定价逻辑。04碳中和下中国经济转型模式和路径在碳中和目标下，中国经济转型模式和路径在哪里？第一，要找碳节点行业。各个行业之间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市场交易互为上下游的，这就构成了一个千丝万缕的网络。通过对这个网络进行分析，可以找到所谓的“节点行业”，这些行业本身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里处于关键位置，跟众多的其他行业发生关系。把节点行业找出来，针对这些节点行业制定产业政策，做技术变革，它的影响会通过网络传递出去，形成一个倍数效应。第二，改变行为方式非常重要。举一个小例子，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Richard H.Thaler有一本研究行为经济学的畅销书叫《助推》，描述了一些不花钱但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的方法，可以思考通过这种方式达到政策的效果。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的Allcott做了一个试验，每个月住户会收到电力公司寄的帐单，假如在账单里嵌入一个额外的信息：小区平均每户用电量是多少，最相似的邻居用了多少度电。这两个信息加入进去之后，这种社会比较会导致人类行为方式发生变化，个人会把自己的行为跟公众行为做比较，随后有意识地减低对电的使用。基本上家庭用电量能降2%，相当于把电价提高了百分之十几带来的效果，类似的这样的行为干预方式非常之多。第三，建立有效的碳价发现机制是关键。碳价格的发现机制背后是很重要的蓝海，有区域性、差异性的碳价，才能真实反映二氧化碳的排放权，以及其对经济生产活动的影响。总之，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要靠万千市场微观主体、靠每一个个体共同努力。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底层逻辑。我们依靠大量的市场微观主体，企业家们用他们对未来的理解，对商业的理解，把行业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同时把链条做得更加夯实和扎实。新兴文明形态确实会带来很大的机遇，但是背后的路径如何勾勒，不仅仅是靠政府、靠顶层设计，最终落地实现的是市场的微观主体们。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之一就在于用了四十多年时间催生出1.45亿个微观经济单位，这些微观主体通过市场交易，将各个行业连接起来，形成国民经济体系内的生产网络。生产网络的密度随着微观主体的发展，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密度越来越大。这样国家的产业改革以及行业的技术变革通过生产网络溢出到别的行业，产生乘数效应，这是中国模式成功的重要原因。保持中、小、微企业的活力，维持生产网络的畅通运行，是我国实现又一个经济奇迹的微观基础。05展望2035年的中国经济和中国产业如果我们透过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用理性的方式判断中国经济，我们将会有不同的解读。《十四五规划纲要》在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以99.21%的高票通过。光华管理学院光华思想力研究团队有幸参与规划编制的前期研究，三个课题的研究成果都入选国家发改委组织编写的《十四五规划战略研究》一书，分别融入“总体思路”、“深化改革”、“城乡区域”主题。在该书中，光华思想力课题组的研究展望了2035年的中国经济，它将呈现出令人期待的格局。关于未来的经济场景，可以反映为一些更为具体的数据：(一) 到2035年，中国的GDP按2018年不变价计算，将达到210万亿(注：按“十四五”“十五五”和“十六五”GDP年均增速分别为5.5%、5%和4.5%来估测)。(二) 人均GDP将趋近3.5万国际元（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与现在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相似。(三) 居民消费率将从现在的39%提升到接近60%，其中服务消费在总消费中的占比将从目前的44%提升至60%。(四) 到2035年，中国还将拥有接近6个亿的“90以后”(即1990年后出生的人口)，接近3亿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人口。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为中国制造”将取代“中国制造”。与此同时，高质量的劳动力将为中国的产业升级提供创新和人力资本的保障。(五) 此外，还有一些数据值得关注：2035年金融资产的总规模可能达到840万亿(按照金融资产相当于GDP的4倍来计算,现在这个比例已经是3.9倍)；居民消费122万亿，其中服务消费达到73万亿；医疗大健康增加值达到21万亿(相当于GDP的10%，与现在欧盟的平均值相当)；金融行业增加值达到16.8万亿。……需求端的巨大变化将决定2035年的产业格局。未来的高速增长机会将在以下这几大产业里出现：新兴工业（包括高端制造业、IT制造业和清洁能源)；新消费（包括电动汽车、娱乐产业和教育产业）；互联网（包括电商、游戏和金融科技）；健康产业（主要包括医疗健康服务、医疗保险）。需求端无疑将倒逼供给端发生变化，这个过程将伴随着新动能的释放，整个中国经济其实在未来的十五年，在转型过程中有许多值得期待的内容。虽然转型并非易事，但是值得期待。以企业为主体的微观基础的变迁决定了未来的中国经济会与现在有不一样的格局。看到这一点，我们就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另一面，那更可能发生的未来。以过往为序章，所有关于未来的答案隐藏在现在！资料卡片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17年《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年度经济学家。刘俏教授在公司金融、实证资产定价、市场微观结构与中国经济研究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其著作包括《我们热爱的金融——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金融》、《从大到伟大2.0 —— 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等。来源： 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