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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就业不景气 中国将迎更大规模留学生回国潮
“在美国找工作很麻烦”，2014年夏天即将从普渡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曹舜让如是感慨。
中新网1月3日电 据美国《侨报》报道，“待遇不是特别好，工作也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就决定回去”，2013年10月，毕业2个月后，在美国未找到合适工作的贾力选择回到中国。贾力是德克萨斯州一所理工科院校研究生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如今，像他这样，因为外国的就业形势严峻、签证政策收紧而毕业回到中国的人越来越多。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研究表明，中国正从“智力流失期”向“智力回流期”过渡，未来5年，中国将迎来归国人数大于出国人数的历史拐点。2013年11月，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联合发布《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国际人才蓝皮书。报告称，2012年，有27.29万名中国留学生回国，而在1978年到2006年的29年间，中国留学生累计回国人数仅为27.5万人。2012年一年，归国人数相当于之前29年的总和。对于这一现象，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形象地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回国潮”。该报告的主要编著者、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曾指出，21世纪以来，相较于欧美地区的经济低迷，中国国内经济一直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需要大量的管理类、技术类人才和创新人才，这为海外人才回国发展提供了机遇。签证收紧，莫把他乡作故乡“我当时其实没有什么选择，去读书的那年，英国取消了PSW签证，想留下来工作，难度太大，基本没有可能，只能回国。”曾在英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陈思伊说。2011年10月本科毕业后，陈思伊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读英语口译专业硕士。同年4月起，英国取消PSW (Post Study Work，即毕业后工作)签证。在英获得本科、硕士等文凭的留学生毕业之后，可以拥有2年时间在英找工作的“好日子”终结。新政策规定，国际学生需在学生签证到期前找到符合资质的雇主提供担保，获得一份年薪2万英镑的技能工作，才能申请TIER2工作签证，继续留在英国工作生活。陈思伊介绍，所谓“有资质的雇主”其实凤毛麟角，雇主或者企业基本都是少数知名的国际大企业；能够申请到签证留下来的留学生都是英国紧缺的高端人才，集中在法律、高科技研发等特定行业，刚毕业的国际学生竞争力很弱。陈思伊所在的翻译系，中国学生有五六十人，毕业后几乎都回到中国去，“只听说有一个同事的同学，在英留学期间跟当地人结了婚，才留了下来。”有媒体报道称，英国政府出台新政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危机后面临巨大的国民失业压力，因此减少净移民（）数量、控制移民务工成了当务之急。而在美国，中国留学生毕业后找工作也不易。“在美国找工作很麻烦”，2014年夏天即将从普渡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曹舜让如是感慨。从第一学年暑假(2013年8月)，曹舜让就已经开始了“找工作之战”。他花了2个月准备面试，每天花8至10小时做编程训练。从10月份起，又集中一个月投简历、电话面试，本部面试。IT公司多集中在美国的东海岸与西海岸，收到面试通知，就得马上赶过去。“常常周日晚上飞到西海岸，面完再飞到东海岸面另一家，再飞到学校。”本部面试一天，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有4至6轮不同面试官的面试。“lunch interview(午餐面试)也是变相面试；神经高度紧张，对精神和体力都是不小的考验。”经过近半年的努力，曹舜让刚刚拿到一家知名IT公司软件工程师的工作机会。他介绍道，金融危机后，美国工作机会整体供小于求。“一些偏技术的行业本国人做得少，外国留学生的工作机会就多些。但涉及海洋、电力、通信等敏感领域，基本都是本国人做，外国人很难进入。”学子指看中国，风景这边独好？“我应该毕业了就会回去工作，不大愿意留在德国。”2014年夏天即将从德国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刘航说。2009年，刘航赴德国留学，现就读于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攻读地质环境工程硕士学位。虽未毕业，刘航已经“铁了心”回中国，并做了职业规划，“回国准备找一个土木工程的设计院，边工作边学习，过几年考注册岩土工程师”。刘航觉得，土木行业在德国已经相对饱和，就业不如计算机或者机械这些传统的优势行业，“中国还处在大刀阔斧搞建设的时期，就业比较容易”。此外，刘航认为，德国不是移民国家，外国人在德工作还是会遇到“玻璃天花板”，“(中国人)基本上只能一辈子做技术研发，想成为管理人员实在太难，而中国会有很好的晋升机会，发展越成熟的国家，也就意味着机会越少。”曹舜让顺利留在美国工作，但他已经做好了30岁前回中国的打算。对于此安排，他说：“现在出国不难，但只有30-40%的人可以留下来，中国企业也知道这个规律，很多人是花钱买洋文凭，刚毕业就回国，资格、待遇方面都没有优势，所以觉得在美国工作一下比较好。”曹舜让介绍，在计算机领域，美国比中国更先进、更规范，学到的东西多，技术方面比中国领先2-3个产品开发周期。但中国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发展机会很多。像淘宝、百度等大公司发展也很快，相关人才需求很大。“回去肯定还得拼一段时间，30岁之前精力也比较旺盛，还能放得下身段，去习惯公司的文化，再迟了很难建立人脉关系，家庭也稳固了，就不太容易回去了。”“独一代”责任，免使高堂赋式微《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国际人才蓝皮书的数据显示，过半数的海外留学生表示，中国的父母希望自己选择回国。同时，在海外的时间越长，文化归属感越强烈。曹舜让觉得，在美国始终是外国人，没有归属感。绿卡的“诱惑”虽在，但限制也多，“原则上换成工作签就可以申请绿卡，但差不多要等6年才能批下来，且中途不能换公司”。归属问题也是刘航的一大困扰。“在外国会感觉自己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始终是个外来人，而每次回国就感觉鱼儿回到了水里，那种在社会里的参与感实在是太美妙了。”
英国收紧签证政策，陈思伊毕业后直接回中国。她说，如果签证允许，她很想在英国积累一两年的工作经验，但最终还是会回国。“毕竟父母在国内，女孩子早晚要成家，很多留在英国工作的学姐不少因为家庭、个人问题也选择回国。”刘航说，选择毕业回中国还有一个很现实的考虑，作为独生子女，赡养父母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不光是金钱上，能与他们见面，给予他们情感上的慰藉确实太重要了。父母在，不远游，我还是希望做到这一点。”“说到底是想呆在自己的祖国，我舍弃不了自己的文化，没法认同要宣誓为人家效忠。与其给别人建设国家，不如把自己的汗水留在国内。”刘航说。(杨阳)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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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才流失之痛：仅3成留学生选择学成归国
　　归来吧，人才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看过《天下无贼》的人，想必大都会记得葛优这句非常经典的台词。虽然是一句搞笑的话，却也讲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在知识经济占主导的21世纪，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人才是决定盛衰的关键。在全球范围内争夺优秀人才，已经变成了各个国家之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以“千人计划”为代表，中国政府已经高调加入这场人才争夺战。打开“千人计划”的网站，上面有各种层次的人才引进计划。中国政府已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猎头公司，并且这个公司的重点对象是在海外的华人精英。
　　“祖国需要你们，祖国欢迎你们，祖国寄希望于你们！”这是“千人计划”网站上不停滚动出现的一行醒目大字，让人想起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拒绝国外的优厚物质条件，突破重重阻挠和困难，毅然回到新中国的种种感人事迹。
　　只不过今天的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年的中国，一穷二白，而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为重要的是，当年的中国，有博士学位的人屈指可数，而2010年中国就有超过11万博士生毕业，成为世界第一大博士学位授予国。
　　既然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培养体系，为什么还要投入巨资从海外引进各种人才，尤其是在海外的华人？难道是中国的人才需求太大，必须从海外引进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不面向所有外国人，而重点是海外华人？抑或是我们自己培养的人才还不够优秀，必须从海外引进更优秀的人才？这又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同是华人，为什么在国内不能成为优秀人才，却能在海外修成正果？
　　中国的人才流失之痛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经历持续性、大规模的人才流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在2006年就已经成为世界上出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全世界几乎每7个外国留学生中就有1个中国学生。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10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28.5万。从人才流失的角度来讲，出国留学并没有什么，关键是这些留学人员(不管是公派还是自费)是否在学成后回国。
　　根据由华侨大学主编日发布的《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9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包括国家公派、单位公派和自费留学)总数为162.07万人，而学成归国人员总数仅为49.74万人，约占总数的31%。该报告还指出，目前仍在国外的留学人员有112.34万人，其中89.29万人正在国外进行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或从事博士后研究、学术访问等，并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如果按照2009年底以前的归国比例计算，那么这112.34万人中只有约35万或将学成后归国。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留学人员都满足“引进人才”的要求。按照国内通行的人才引进办法，攻读硕士(尤其是专业硕士如工商管理或公共政策)、博士、博士后或进行学术访问的留学人员才算是人才。以中国在美留学人员为例，根据国际教育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发布的最新数据，在学年，共有157558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其中从事本科学习的占36.2%，从事研究生学习的(包括硕士和博士)占48.8%，几乎是一半。如果这个比例也基本上适用于在其他国家的中国留学生的话，那么目前在海外从事本科及以上层次学习的89.29万中国人中，有一半都在从事研究生学习。这样算下来，中国目前至少有40万人才在海外。
　　由于种种原因，美国是中国留学生的首选国家。以2007年为例，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当年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14.4万。美国使馆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年赴美的中国留学生为67723人。这两组数据表明，每两个中国留学生就有一个去了美国。刚刚过去的学年，在美留学生高达157558人。中国在屈居印度8年之后，从2009年起再次成为美国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
　　而根据奥克?里奇大学联合会(Oak　Ridge　Associated　Universities)的调查数据，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获得理工类博士学位后4―5年内仍继续居留美国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留学生的居留比例。2002年在美国获得理工类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共2139名，其中92%到了2007年还留在美国。看来，绝大多数留美人才暂时都不想回国。
　　出国的诱惑
　　出国留学在中国已经热了很多年，“享誉”海内外的新东方，既是出国热的最好见证，也是出国热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时至今日，留学热不但没有退烧的征兆，反而有日渐升温的趋势。根据新闻报道，尽管美国的教育考试中心(ETS)这两年给中国每年增加约5万个托福考位，但是考位的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考生的增长速度。于是在12月3日托福报名的第一天，出现了“考位黄牛”，他们倒卖考位或者代报名，每个考位最高要价3000元人民币，而托福考试本身的费用才1415元人民币。
　　到底是哪些中国人在出国的热潮中奋力拼搏呢？与改革开放初期不一样，现在的出国留学人员绝大多数是自费。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在2010年度，自费出国留学人数占当年出国留学总人数的93%。在自费留学人员中，大多数都是成绩优秀、志向高远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并且很多来自中国的名校。如果他们选择在国内继续深造，也会有很多好的就业或深造机会等待他们。为什么他们却选择了出国留学呢？
　　深究根源，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自己的人才培养体制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这尤其体现在研究生教育没有施行类似国外的全额奖学金制度。中国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绝大多数都是要交学费的，即使不交学费，也得负担自己的生活费。虽然国家每个月给一定的生活补助，但是在这物价飞涨的年代，无异于杯水车薪。试想一所国内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辛苦几个月后申请到国外的全奖，他不仅不用交一分钱的学费，每个月还有足够的生活费。两者相比，他是愿意留在中国，还是愿意去国外？
　　不具备吸引力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大学的基础设施总体来说还相当落后。虽然理工类院校在实验室等硬件设施上与国外大学的差距已经不大，但是如果考虑整个科研和生活环境，包括图书馆藏书和电子数据库、体育设施、校园环境、住宿条件等等，我们的大学就差了很多。不说剑桥、哈佛这样的名校，美国一个普通州立大学的科研和校园环境，我们很多一流高校也都无法与之相比。
　　细细想来，我们的政府花上万亿元举办奥运会、世博会和亚运会，出资上千亿元提高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每年投入几十亿元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却没有一笔投入来提高研究生的生活补助，给他们提供一流的图书馆、体育馆和校园环境，难怪我们的优秀毕业生如潮水般涌向国外。而现在，政府又要投入巨资把这些曾经在中国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吸引回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病入膏肓的培养体制
　　然而，就算当年没有出国，并且我们的硬环境也和发达国家相差不大，那些已经或即将成为引进人才的学子大多数也不可能取得他们现有的成就。“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里面的更大原因涉及到软环境，也就是制度的问题。如果不及时、果断地采取有力措施改革当前研究生教育体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很快就会走向破产。
　　国内研究生教育的一大弊端就是把硕士和博士教育活生生分开，结果是绝大多数读硕士的人不是为了继续进行学术研究，而是为了获得一个更高的学位以利于找工作。然而现有的硕士教育体制又决定了他们所受的教育以学术为重，而非侧重职业训练。结果呢，政府和大学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可是学生学习没有动力，老师教学也没有动力。
　　笔者认为，改革的第一步就是严格区分职业硕士(如MBA、翻译硕士等)和学术硕士，并且把后者尽量与博士教育挂钩，尽早实现硕博联读。换句话说，中国应该走“2或6”的模式，即职业硕士两年，硕博连读六年。这样一来，为了找工作而读硕士的人就会被分流到职业硕士，而申请学术硕士项目的人大多都是对学术感兴趣、有意在硕士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
　　与此同时，加大对硕博连读项目的资金投入，以建立真正有吸引力的奖学金制度。这样，一来吸引优秀学生(包括外国学生)从事学术研究；二来让他们在读书期间(即使结婚了)没有生活的顾虑，不用成天在外面兼职以补贴日常开销。在人才培养上，我们应该牢记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教诲。如果一个学生成天为了学费或生活费而劳累奔波，他／她又怎么可能安下心来从事学术研究？
　　改革的第二步就是招生改革。如果施行硕博连读，那么博士生考试就可以取消，代之以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类似国外的研究生申请制。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尤其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人情关系，完全采用国外的个人申请制可能为时过早。即便这样，入学考试也应该试着进行一系列改革，以有利于从中挑选出最有潜力的学生。
　　笔者建议，首先并不一定要采取全国统考的形式。各个高校可以自己出题，也可以是几所高校联合出题，这样做有利于各个学校选拔自己最想要的人才。其次可以增加类似GRE的标准化考试，以测试学生是否具有研究生学习所必须的阅读速度、理解能力、逻辑能力和学术写作能力。第三，考试成绩仅仅作为重要参考，而不是唯一的录取标准。个人经历、学术论文样本、个人陈述、面试表现等等也应该成为被考虑的因素。总之，在不废除统考的前提下，改革现有的考试和录取机制，将有助于真正优秀的学生脱颖而出。
　　改革的第三步涉及到导师制。现有的博士生导师制绝对是中国特色，很多时候笔者要向很多外国同行们解释很久，他们才能勉强理解。以导师为核心的招生和培养制度不仅滋长了学术腐败，也限制了学术创新。每年博士招生考试之前，有多少人在想方设法与导师建立“联系”？在学习的时候，又有多少学生敢挑战导师的学术权威？虽然国内已有大学取消了博导制，规定只要是副教授就可以带博士，然而这样“敢为天下先”的学校终归还只是凤毛麟角。取消博导制，并代之以各个院系的研究生招生委员会，同时建立团队授课、博士资格考试、团队论文指导等机制，将大大减少学术腐败，同时拓宽学生的学术眼界并提高论文质量。
　　改革的第四步就是废除研究生期间必须发表论文的规定。据笔者所知，发达国家很少有学校要求研究生在校期间发表学术论文。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减少学生的压力，让他们专心从事博士论文写作，二是避免初涉学术的学生为了发表论文而不择手段。如果有能力发表文章当然更好，因为这会增加你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但是一旦成了硬性规定，就会造成为了满足毕业要求而粗制滥造，并且衍生出学术刊物要出钱买版面等等现象。
　　科研：不能承受之重
　　除了研究生培养体制改革，高校的科研管理也应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现行的科研管理体制，严重阻碍了创新性科研的发展，并且导致各种腐败。科研已经成了高校里面除了后勤之外最容易滋生腐败的地方。
　　首先，现有的量化管理只会导致滥竽充数，而不是创新研究。国内各个高校在职称评审的时候，每个岗位每年(或者一个评审周期)要完成多少篇论文，并且在特定类期刊(SCI,SSCI,　CSSCI等等)上必须发表多少篇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当然，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些规则有一定的道理。量化评审的标准易于把握，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减少职称评审中的腐败。然而，这样做的最大恶果就是让很多教师不能潜心从事自己的研究，不得不通过各种手段发表文章和著作。于是就有了核心期刊的增刊，有了各种收钱发文章的“核心”期刊，有了各种出版资助。
　　职称评审的另外一个要求就是项目，并且项目还分成各种等次，从最高的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基金到各种省部级项目，最后是横向合作项目。没有申请到一定级别的项目，或者是该项目没有结项，那么职称评审的时候“后果就很严重了”。通过项目提高科研本身无可厚非，有了项目，就可以有资金购买设备、招收博士生或者雇佣研究助理。然而项目的最终目的是出成果，要么是科技成果，要么是学术文章。如果没有项目也能做出成果，那当然皆大欢喜。这并非“痴人说梦”，因为很多人文社科类研究不需要大的投入，研究者本人完全可以承担相关成本。然而一旦成为硬性要求，很多人就不得不成天通过各种渠道“跑”项目，包括请客送礼等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项目的最终成果让资助单位也羞于启齿，为什么科研管理成了高校腐败的重灾区之一的原因。
　　科研管理改革，首先是废除对项目(尤其是人文社科类专业)的要求，改为在同等条件下，有项目的优先晋升，这样既鼓励大家申请项目，同时又减少了各种“豆腐渣”项目。其次是废除量化评审模式，代之以严格的校外专家(甚至国外专家)盲审和内部专家小组评审相结合的方式。美国很少有高校像中国这样施行职称评审上的“科学管理”，但是这并没有造成美国教授的整体水平低下。因为在美国高校里，如果让学术上平庸的人升，长远来看会毁掉一个院系或者学校的声誉，从而造成生源减少、生源质量差、同行评价低等后果。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高校的终身职位如此难拿的重要原因之一。
　　学术上最忌讳的就是“大跃进”。一个人是不是可以晋升，不在于他的成果有多少，而在于成果的质量和影响。一个人可能一辈子就写一本书或几篇文章，但是这可能就足以确立他的学术泰斗地位。中国学者发表的科研论文总数已经世界第一了，但是，我们敢说，我们的科技创新也是世界第一吗？
　　科研管理改革还需要废除当前一些限制师资发展的规定。比如，在很多外语院校，教师必须在外国语(包括文学和语言学)类期刊上发表文章才能算科研成果。全国普通高校外语类教师共有122646人，而这方面的期刊全部加起来也不超过100种。就算每本期刊一年发表200篇文章(这个数字肯定是高估了)，一年也才2万篇文章。如果每个老师一年发一篇文章的话，也要五年才能发完。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放宽要求，鼓励外语院校的老师在相关专业的期刊上发文章。外语老师对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化、历史等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鼓励他们中的一些成为国别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既缓解了师资过于集中的局面，同时又促进了另外一个学科的发展。
　　再回到“钱学森问题”
　　各种各样的人才引进计划，似乎都表现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求贤若渴”的时代。这些计划的出台的确反映了政府对人才的高度重视。然而，没有好的硬件和软件，这些当年背井离乡的学子，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也不一定会定居下来。物质上的诱惑只是一时的，人才引进需要的是心灵上的忠诚和归属。仅仅靠优厚的物质条件来吸引人才就成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最为重要的是，留学人员归国后，如果面对的还是当前的研究生培养和科研管理体系，也很难在国内复制出像他们这样的优秀人才。结果是我们引进了大量人才，却不能够培养类似的人才。这样我们永远会处于被动的局面。
　　乔布斯的死，在中国引发的不仅仅是哀思，还有反思。为什么我们的科研论文世界第一，却没有乔布斯这样的人才？这个问题，和前几年引发热烈讨论的“钱学森问题”一样，关注的都是人才问题。既然讨论的是人才问题，并且钱老是新中国第一批回国人员，就把钱老临终前的话，作为结尾吧。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大问题。”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来源：首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奉献终生不倦(图)_新浪教育_新浪网
首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奉献终生不倦(图)
一九八○年八月费城会场门口四人合影(左一为许锡恩)
　　许锡恩，改革开放后首批访美学者之一，于1999年以61岁早逝。
　　日前，记者在采访了许锡恩的夫人王静康院士，还有他们夫妇的两位学生郭红宇和李|，他们在一起讲述了许锡恩1978年出国前后的故事。
　　夫妇师出同门
　　许锡恩夫妇都是由美归国的爱国学者――化工专家、天津大学化工系主任张建侯教授的弟子。
　　1961年，许锡恩毕业留校，被张建侯选为助手，王静康是张建侯1960届的研究生。王静康回忆说，张先生平时为人十分和蔼，在学术问题上却一丝不、精益求精，他的学生要70分以上才算考试及格，甚至不允许在30岁前谈婚论嫁。张先生临终前一天还在办公室工作，第二天病重去世。许锡恩受张建侯影响至深，视张先生的教导为座右铭。
　　即使遭遇“文革”，许锡恩也不曾放松学术研究。他上大学时学俄文，张建侯对他说，要了解国际学术前沿，光会俄文还不够，要学更多的语言。1964年，许锡恩开始自学英文，后来又自学日文。
　　“文革”结束，许锡恩经过选拔考试，以天津大学第一名的资格赴美。这时，一双儿女大的7岁，小的才3岁，家中一切都留给了王静康。王静康回忆为丈夫送行时：“当时夜里下着雨，一行人都穿着统一的大衣。临别之际，既踌躇满志怀一腔报国之志，又对那个陌生国度充满忐忑之心，心情很复杂。”
　　导师“最聪明和勤奋的学生”
　　许锡恩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化工系从事化工过程分析与计算机模拟软件的研发。
　　初到匹兹堡，许锡恩受到的是怀疑和不信任，先是怀疑他是否有做学术的能力，甚至有人怀疑他带有政治目的，不是来做学问的。
　　王静康回忆了许锡恩当年的描述：导师特尼教授一见面就说：“针对这课题，请你作分析与模拟研究。”什么时候做完什么时候再去找他。导师讲完题目就走了。
　　面对教授的明显冷淡，许锡恩没有气馁，而且更加顽强，立即开始钻研。当时匹兹堡大学的计算机已经很先进，许锡恩出国前只在天津大学唯一一台计算机上学过一点基本知识，但他的专业主要依靠计算机进行化工复杂过程的分析模拟与放大，计算机是最重要的工具。许锡恩的困难可想而知。经过不懈努力，不到一年，许锡恩取得了研究成果，令特尼教授为许锡恩的聪明和勤奋而惊讶，认为“许是他所有学生中最为聪明和勤奋的一个”。经特尼教授推荐，许锡恩作的《精馏塔系的严格计算――非均相共沸物的模拟》论文，在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1980年会议上宣读，随后发表在美国顶级的化工杂志上。
　　许锡恩回国后，特尼教授每年寄来圣诞卡片，师生感情甚笃。
　　在匹兹堡学习一年后，1980年夏许锡恩转入美国化工领域第一流的威斯康星大学访问学习，1981年5月底学成归国。
　　在美期间压力和动力并存
　　许锡恩留美访学两年余，靠写信和家人联系，一封信有时要经过3个月才能辗转收到。读着丈夫的信，妻子对许锡恩在美学习的压力很有体会。
　　许锡恩后来告诉妻子，他们首批赴美的访问学者，走到哪儿都受关注，这给了他很大压力，时时想着要为国争光。刚到匹兹堡大学，第二天一起床，他发现隔着窗户前来看他的人挤满了走廊。
　　有一回，许锡恩跟随学校指定照顾他的一位华裔职员去超市买菜，围观他的人又有很多，他的裤子都被超市购物车挂破了。超市经理表示愿意赔偿一套全新的名牌西服，并付一笔赔偿金。许锡恩拒绝了此番好意，只要求超市把弄破的裤子织补好，不要赔偿金。后来许锡恩对妻子解释说：“我身在国外，决不丢中国人的脸。我在异国他乡，穿着在中国做的衣服，感觉上最亲切。”
　　王静康在美国有几个亲戚，得知许锡恩来美，就寄来了一些钱补助生活，还邀请他去度假，许锡恩谢绝了。回国后许锡恩说，只想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当年他心怀祖国孤身在外，心中的压力不可谓不大，所以我只报喜不报忧，不给他再添任何压力。”王静康说。
　　1980年初，匹兹堡大学计算机中心一位负责人来华访问，许锡恩托他给王静康带来一盘磁带和一封信，一诉衷肠。这位学者告诉王静康，你不要担心许锡恩在美国会“学坏”，他是我们那里最勤奋的访问学者，每天从早到晚都工作在计算机室和实验室里，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往往都是他，令人佩服。
　　推动高校化工教育与研究
　　1981年5月，许锡恩学成归国，托运的行李中以书为主，还有他买的一台投影仪、一台打字机。他把衣服箱寄送海运慢件，不料后来都遗失了。王静康记得那天晚上很晚去接机，两国海关都检查了行李，原本打好包的书散了堆，两人费了好大劲才找绳子重新打包，当晚步行拖到旅馆。
　　王静康说，许锡恩在美国时觉得买书太贵，就把有些书的内容手抄摘录。在他们家里，许锡恩当年抄下的笔记本放满了两个书架。
　　许锡恩把带回国的投影仪和打字机赠给系里，在美购买的书，也都送进了天津大学化工系资料室。他认为教书育人是他的责任，国家派他出国访学，他的任务就是把学到的最前沿知识尽快传授给学生。他自回国后第一个月就开始编写教学讲义，率先在国内为学生开设了“化工过程分析与计算机模拟”课程。经过7年的教学实践考验后，他请张建侯教授进行指导再精练提升教材，两人进一步合作编写了国内第一本《化工过程分析与计算机模拟》专著，于1989年由化工出版社出版，被许多高校化工学科作为教材选用。
　　1983年10月，晋升为副教授的许锡恩作为技术负责人，参加了国家“六五”重点攻关项目――环氧丙烷攻关会战，他把化工过程分析与计算机模拟方法成功地用于该项目的工程放大，为此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此后，许锡恩担任了天津大学一碳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化工系主任、联合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等职，发表了50多篇论文。
　　在王静康眼里，许锡恩是个博学多才的工作狂。1998年许锡恩病重，王静康正在主持国际学术会议，许锡恩硬是把王静康从病房“赶”回会上。为了一碳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项目评审，许锡恩全胃切除后拖着病重的身体出差做学术报告。在病房里，许锡恩坚持为李|等学生修改毕业论文，临终前嘱咐王静康一定要以事业为重，并托付她关注他的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和分配工作。
　　“我们曾相约事业第一、生活第二的家庭理念。做学问是许锡恩一生最大的爱好，即使他病得最重的时候，我还是给他买书，希望他高兴。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继续完成我的研究生导师张建侯先生和许锡恩发展壮大我国高校化工教学与研究事业的夙愿。”王静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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