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英语介绍长城100字左右+汉译_百度知道
用英语介绍长城100字左右+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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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time she reached the great wall，她开始寻找他. Hearing the bad news. Meng Jiangnu heard nothing from him after his departure，她哭伤了她的心. Her howl caused the collapse of a part of the Great Wall, she cried her heart out.关于长城的传说 在中国北部;s story and the legend of the Jiayuguan Pass。 许多神奇美丽的传说和故事。作为一个世界八大奇迹之一. Meng Jiangnu&#39,700-kilometer-long (4。现在. Meng Jiangnu&#39。那些发生在建筑丰富。这个故事发生在秦（ 公元前221 - 公元前206 ） ,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has become the symbol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ts culture。这个故事表明，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的长城，并自那时以来，这些故事已蔓延全国各地, she discovered that her husband had already died。孟姜女的故事是最有名并广为传播的所有传说长城，长城已成为中国的象征. It tells of how Meng Jiangnu&#39. Lots of beautiful legends and stories about the Great Wall took place following als husband Fan Qiliang was caught by federal officials and sent to build the Great Wall，长城之后发生一起施工关于长城的传说 In the north of China。听到坏消息，崩溃造成了长城的一部分, and since that time these stories have spread around the country, so she set out to look for him, such as Meng Jiangnu&#39. Now well-known as the Great Wall of China，长城是由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动人民建成的. The story happened during the Qin Dynasty (221BC-206BC);s story is the most famous and widely spread of all the legends about the Great Wall. Unfortunately, there lies a 6. Those that happened during construction are abundant，她发现她的丈夫已经死亡。她号啕大哭,161-mile-long) ancient wall。它讲述了孟姜女如何痛苦哭了长城，中国民族及其文化, it starts at the Jiayuguan Pass of Gansu Province in the west and ends at the Shanhaiguan Pass of Hebei Province in the east，如孟姜女的故事和传说嘉峪关关. As one of the Eight Wonders in the world，是一种有6700公里长的（ 4161英里长的）古老的墙，它始于嘉峪关甘肃省在西部地区和终点山海关河北省在东部地区，当她到达了长城。孟姜女的丈夫范其良被抓获的联邦政府官员和发送。孟姜女没有听到他在离职后，以建立长城。不幸的是;s bitter weeping made a section of the Great Wall collapse. This story indicates that the Great Wall is the production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comm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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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工作都不得不用手来完成。沿城墙有许多烽火台，而且也是用数以百万计的人的血肉筑成的;He who does not reach the Great Wall is not a true man，中国的骄傲. It was during the Qin Dynasty that the kingdom of Qin united the dif ferent parts into one empire。 没有任何现代机器。最早是在春秋时期开始修筑的，秦始皇令人把所有的城墙连接起来. Many of them have come to know the famous Chinese saying，以通知其他士兵. All the work was done by hand. It is one of the wonders of the world。它从西到东，过去常有士兵驻守, where soldiers used to keep watch. Thousands of men died and were buried under the wall they built. The Great Wall is wide enough at the top for five horses or ten men to walk side by side。实际上它长 6 ooo多公里，中国人对它了解甚多。 [参考译文] 中国的长城 中国的长城汉语中常叫作“万里长城”, through valleys till at last it reaches the sea。长城不仅是用石头和土筑成的. Thus。敌人来时. The first part of it was built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The Great Wall of China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is called the &quot，最后直到海边. It winds its way from west to east. Along the wall are watchtowers, it&#39，成为一个帝国，跨过深谷, over mountains. Fires were lit on the the towers as a warning when the enemy came。其中许多人都已知道这句中国名言。 长城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 but of the flesh and blood of millions of men。 长城上面很宽，要修筑这样一座长城是非常困难的，足够五匹马或10个人并排而行，是非常好的背景资料.&quot。在秦朝时. Today the Great Wall has become a place of interest not only to the Chinese but to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quot，长城就形成了，就点燃烽火.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但用英语将它描述出来恐非易事，而且对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说都是一处名胜。此文描述较为详细。它是世界上的奇观之一. The Great Wall has a history of o s more than 6 000 in Chinese，越过高山, more walls were put up to defend the borders of the different kingdoms，分别修筑了更多的城墙，秦国把各诸侯国统一起来;Ten thousand Ii Great Wall&quot, the Great Wall came into being. To keep the enemy out of his empire。这样. The Great Wall was made not only of stone and earth，被埋在自己修建的城墙下面.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build such a wall in the ancient days without any modern machines，长城不仅对中国人, Emperor Qin Shi Huang had all the walls joined up，蜿蜒而行。战国时期; [点评] 长城是世界的奇迹，各诸候国为了保卫自己的边境。 今天：“不到长城非好汉”，穿过沙漠, across deserts. In fact。成千上万的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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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周五，在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携女儿和母亲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的第一天，她试着做了三件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事情：书法、乒乓球和数学。
陪同她的是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虽然严格地说中国并没有第一夫人这个头衔，彭丽媛是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妻子，也是一位富有魅力的、全国知名的歌手。
然而，就像中美两国之间正式且时常令人焦虑的关系的某些方面，她们的这次会面有些僵硬，而且在彭丽媛的所为上，肯定也不喧嚣。人们对这次会面的预期是：自然的表现和很多的笑脸，以及看到这两位极具个性的女子，在参观一所北京中学和位于城中心的故宫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情谊，她们都出身平凡，也会有许多共同之处。
彭丽媛穿着量身定制的深沉蓝色套装和一双系鞋带的黑色高跟踝靴，她看起来不是很适应这一角色，这是一种由共产党高层严密控制、一举一动都受到中国社交媒体着迷关注的角色。
在著名的公立中学北师大二附中，米歇尔&奥巴马手握毛笔，在平放在她前面的纸上，试着写“永”这个汉字。当她小心翼翼地描着这个字的八个笔画时，学生刘易杰（音译）鼓励她说，“用点力。”
彭丽媛用英语说，“我来试试，”这是她为数不多的一次用英语说话，她写下了“厚德载物”这四个字。她一边写一边用汉语承认，“我也很紧张。”然后，她将自己写的字送给了米歇尔&奥巴马。
彭丽媛和米歇尔&奥巴马一起欣赏了学生制作的机器人，这需要用到数学、科学、工程以及艺术的知识。
在乒乓球课上，米歇尔&奥巴马脱掉了与她的休闲长裤套装搭配的背心，拿起了乒乓球板。打了几板之后，她掌握了窍门，接住了几个球，最后在掌声中结束了这场球。她说，“我丈夫打乒乓球。他的自我感觉比他的实际水平要好。”
这所中学被选为米歇尔&奥巴马访问的对象是因为这里重视海外教育：有30个美国学生今年在该校学习，他们参加一个名为“海外学年”(School Year Abroad)的项目；这所学校的很多中国学生也会去美国上大学。美国的这个项目一年的费用是5万美元（约合30万元人民币），今年参加项目的学生来自美国东海岸的精英学校，包括康涅狄格州的乔特中学(Choate)，以及首都华盛顿的西德威尔友谊中学(Sidwell Friends&School)，奥巴马的女儿马莉娅(Malia)和萨莎(Sasha)就在该校读。
米歇尔&奥巴马、她的两个女儿以及她的母亲玛丽昂&鲁滨逊(Marion Robinson)在彭丽媛的陪同下，在故宫进行了特别参观，不过时间很紧凑，不到一小时，他们所到之处没有中国游客。一位中国官员说，正常情况下，故宫巨大的庭院中每天充满3万游客，但这天的游客数量被限制在5000人。
中国近代史学教授章立凡说，米歇尔&奥巴马这次访华很可能会让很多普通中国人开眼界。
章立凡说，“在中国，少数民族几乎不可能成为国家领导人，或第一夫人。普通的中国人将看到，美国的制度为少数民族社会地位的提高和个人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社交媒体上，人们对米歇尔&奥巴马的这次来访褒贬不一。云南省教育部门前负责人在新浪微博上说，“第一夫人涉足政治，利大于弊。”新浪微博是类似Twitter的平台。其他的评论则是关于米歇尔&奥巴马到来时，没有污染的蓝天：“米歇尔来了，天马上就蓝了。”
中国第一夫人的角色有过大起大落。共产党执政前曾有过一些女强人，最著名的是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的专横且有影响力的夫人，1949年，蒋介石最终在争夺中国的战争中败在了毛泽东的手下。
然后是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煽动暴力行为的主要力量之一。江青之后，领导人的夫人退出前台，只是在她们的丈夫进行最重要的国事访问时才出来陪同。
作者鲁乐汉(John Delury)说，“在中国的史册中，女人和高层政治被视为是一种有害的结合。”鲁乐汉(John Delury)与夏伟(Orville Schell)最近合著了一本有关中国的书，书名是《富强：中国通往21世纪的长征》(Wealth and Power: 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在当前的反腐败运动中，第一夫人高调亮相可能会违反常理，因为中国的腐败通常指裙带关系。
因此，彭丽媛这位曾多次在中国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的明星，自从丈夫在2012年上台以来，一直小心翼翼。
她作为人民解放军的歌手开始了职业生涯，她曾为中国军队表演，很像是美国劳军联合组织(USO)办的演唱会上的表演。后来她在全国走红，是因为她演唱了诸如《霸王别姬》等传统戏剧中的曲子，《霸王别姬》讲述的是一个中国帝王与妃子的故事，2007年，她曾在莫斯科盛装演唱这部戏的一个片段，她身穿绿色戏袍和红披风，头上带着复杂且精彩的行头。
2006年中国卫生部选她为艾滋病大使，她在中国电视台的公益广告中担任主演，在这些公益广告中，她穿着简单的橙色衬衫和休闲裤，与那些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孤儿拉着手或是给他们喂食。
这些公益广告的导演、华裔美国制片人杨紫烨(Ruby Yang)说，“作为一位母亲，她关心的是减少艾滋病带给人的羞耻感。”
到了周五晚上，彭丽媛已经换上了合身的黑色礼服，那是一件基于中国传统服装设计的现代服装，脚下穿着黑色超高跟开口鞋，她将独当一面，在钓鱼台国宾馆做东一个私人晚宴，来招待米歇尔&奥巴马一行，饭后还有表演。
国家主席习近平陪同彭丽媛在钓鱼台宾馆与米歇尔&奥巴马见了面，但没有留下来一起进餐。他热情地向米歇尔&奥巴马表示欢迎，他说，“今天能见到你本人，我很高兴。”他还称赞了选择马克斯&鲍卡斯(Max Baucus)担任新的美国驻华大使，鲍卡斯也在场，他曾是蒙大拿州民主党参议员，习近平称鲍卡斯为一位“重量级大使”，并说他将为中美关系“注入新的活力”。
奥巴马一家周五展示了一个三代同堂的画面：两个女儿、一位母亲、以及一位祖母同在一个屋顶下，这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家庭组合，然而，中国方面却有一个明显的缺席。
习近平和彭丽媛的女儿习明泽，几年前曾用假名在哈佛大学念书。白宫官员说，据推测，她仍在那里。
北京一家报纸的专栏作家曾猜测，习近平会让自己的女儿在钓鱼台国宾馆与奥巴马一家见面。一位评论者在微博上问道，“第一公主习明泽在哪儿？”周五没有看到她的身影。
Bree Feng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张亮亮
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
美国人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对美国在世界上所起作用的看法，正在发生显著的转变。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一次调查表明，半个世纪以来，表示美国应减少参与世界事务的美国人首次占到了大多数。在有记载的历史当中，首次有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对全球现状的影响力正在下降。略微超过半数的美国人现在认为，美国为帮助解决全球问题所做的努力过了头。
乍一看，这有点像是孤立主义。被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弄得精疲力竭之后，面临经济持续停滞的美国人正在把目光转向国内。
然而，如果你认真看看数据，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从经济上说，美国并没有转向国内。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在经济上进一步融入世界。
从文化上说，美国也没有把眼光转向国内。绝大部分美国人都接受文化全球化，以及院校和工作岗位的国际化。即使从行动主义的方面来看，美国人依然没有把目光转向国内。对于通过地位对等的个人化努力来推动民主、人权和发展，他们抱有极大的信心。
目前的情况可以用以下方式作出更准确的描述，即美国人对全球事务的高层政治丧失了信心。他们不再相信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机构能为塑造世界发挥巨大作用。美国人的看法带有一种惊人的受限感，他们觉得，政治和军事行动的成效面临严重的限制。
多项民意调查显示，怀有这种感受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一样多。对削减国防支出提案的反对之声小得出人意料，尽管该提案将把美军的规模削减到194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不再确信，军力能让美国大有作为。
这些变化并非是由伊拉克战后的幻灭感或奥巴马政府做过的任何事情造成的。外交政策价值观上的转变是更深更广的文化转变的一个副产品。
二战老兵回归平民生活时，对庞大的军队、企业和工会等“大团体”秉持着一种基本信任。他们倾向于接受等级分明的领导风格。
冷战是界定明确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
强势的美国领导人构建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他们用游曳在各大洋上的舰队、驻扎在世界各地的军队和外交谋略来维护这个秩序。
随后几十年里，人们对“大团体”的信念日益淡薄——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是如此。管理层级已经变得扁平。人们如今更容易相信，历史是由聚集在广场的人群而不是自上而下地推动的。自由主义的秩序不是一个依靠美国军事实力来捍卫、组织的单一体系，而是靠人与人直接接触而自发形成的、在互联网的动脉中流淌的网络。
世上真正的力量不是军事或政治力量，而是个人撤销原先给予的授权的力量。在市场和媒体全球化的时代，一些人认为，在大量个体汇聚成的力量面前，国家和坦克的力量显得苍白。
全球事务不再有主心骨。政治领导者不再站在创造历史的前列；真正的力量属于人群。随之而来的学说肯定不是里根主义(Reaganism)——相信美国应该利用其力量来击败暴政并促进民主。也不是康德哲学(Kantian)——相信世界应该受到国际法的约束。它甚至不是现实主义——相信外交官应该在国际棋局中精心筹谋，从而平衡各方力量并推进国家利益。权力的本质——它来自何处，以及如何被使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是一个激进的信念，那些置身大办公室的人们就是不明白这一点。
有些人太天真，以为世界上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没有冲突的合作解决，以为对文明的威胁无论是来自普京还是伊朗，都可以简单地无视。这是乌托邦式的信念，以为政治和冲突只是可选项。
这些数据中有一组数字引人注目。几十年来美国人常常被问及一个问题：他们是否认为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婴儿潮一代40%都认为大多数人可以信任，但千禧一代只19%持有这种看法。这一代人是高度全球化、高度互连互通，但社会信任水平空前低的一代人。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很多人都表现得好似历史是无人领导的。事件自下而上地自发形成。领导和号令这样的社会非常困难。只有那些可以激起强烈道德忠诚感的人可以治理它，但即便是这种道德忠诚感也可能稍纵即逝。
本文最初发表于日。
翻译：陈婷
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既没有地主也没有资本家。1949年以后，地主和资本家被认为是剥削阶级的代表，地主拥有的田地在土改时被没收了，资本家拥有的工厂在公私合营时被夺走了。
我的祖父曾经拥有200多亩田地，这是他从祖上继承过来的，可是他没有继承祖上的勤劳节俭，而是热衷吃喝玩乐，每年卖掉几亩田地，到1949年的时候差不多把田地卖光了。
就这样，他把地主的身份卖掉了，而买下他田地的人成为了地主，在此后漫长的日子里被不断批斗，他们的子孙也是不敢抬头走路。我的父亲很幸运，我也很幸运，我和父亲都应该感谢我祖父不是一个正经人。
在物质匮乏的毛泽东时代，大家都是穷人，曾经的地主和曾经的资本家也是穷人，很多甚至更加贫穷。那个在贫穷面前人人平等的时代，已经没有阶级了，更没有阶级矛盾，可是我们天天喊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这句口号遍布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墙壁，我们喝水时杯子上印有这句口号，我们上厕所时墙上刷着这句口号，就是睡觉时也躲不开这句口号，因为我们的枕套上也印着这句口号，让我们在梦中仍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今天的中国相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已是面目全非，阶级出现了，斗争也出现了，我们随时可以在媒体报道中看到来自两个极端的真实故事：
比如一位五星级酒店的洗碗女工，留下客人的剩菜想带回家给上大学的儿子补养身体，被发现后以盗窃酒店财物为由将她开除。让她伤心的还不是失去工作，而是浪费，她说：“东西还好好的，就叫我端去倒掉扔了，作孽啊！”
而在另外一个城市的酒店里，一位老板请客吃饭，四个人吃了20万元（3万多美元），酒店对这位老板用信用卡支付不放心，坚持要求老板付现金，双方争执之后老板打了一个电话，让手下员工开车运来20万张一元纸币，酒店只好动用所有员工来清点这20万张一元纸币。老板坐在沙发里一边翻看杂志一边得意地说：“老子吃得起，你们数得起吗？”
再比如，最高检察院今年1月初晒出反腐成绩单：2013年1月至11月，共立案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人，其中大案21848件，涉案总金额55.1亿人民币。官方借此向人民显示其反腐决心。
可是在2013年4月，河南信阳人袁冬与另外三名反腐活动人士在北京的商业中心西单打出横幅，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结果他们因涉嫌非法集会罪被警方刑事拘留。反腐行动被遗忘了。
过去30年，中国经过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畸形带来贫富悬殊，腐败丛生带来官民斗争。如今，中国社会充满矛盾，“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被“和谐社会”和“稳定压倒一切”口号所取代。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曾经响彻云宵的口号就这样销声匿迹，到另一个世界去投奔毛泽东了。对于执政者来说，再提阶级斗争等于自掘坟墓。
所以在过去这64年，中国书写了一部荒诞的阶级斗争史。过去的时代没有阶级了，执政者要求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天的时代有阶级了，执政者要求人民：千万要忘记阶级斗争。
余华是《纽约时报》观点撰稿人，即将出版新书《黄昏里的男孩》(Boy in the Twilight: Stories of the Hidden China)。本文最初用中文撰写，由Allan H. Barr译成英文，中文译文经余华本人审定。
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
周二，消息传开，中国已在第三个省份发现了暗中给幼儿服用抗病毒药物的幼儿园。《新京报》写道，“又是幼儿园背着家长给孩子乱喂药。”幼儿园认为，给儿童服用此类药物可以增强对疾病的抵抗力，从而减少请病假导致的收入损失。
中国的幼儿园通常以孩子出勤的天数收取相应费用。
人们上周六发现，湖北宜昌馨港幼儿园的管理人员和老师长期以来每天给幼儿服用病毒灵。当地的官员表示，该幼儿园现已停业整顿。这一丑闻再次让人们以讽刺手法玩起了文字游戏。中文里的“幼儿园”与“药儿园”读音相近。这一新造的词语也成了《新京报》的一个大标题。
这种廉价的抗病毒药物在中国被广泛用来治疗病伤风和流感。迄今为止，在湖北、陕西和吉林三省已至少发现了四家幼儿园在未告知家长的情况下为儿童服用病毒灵，据说其中一些始于2008年。报道认为，这种做法在春秋两季尤为普遍。很多中国人相信，这两个季节的气温变化大，儿童更易患感冒。
本月初，陕西省省会西安的一名儿童跟父母提到了他每天要服用的药片，此事就此曝光。上周，愤怒的家长们高举白底黑字的标语发起示威活动，抗议把“孩子当成小白鼠”，也就是把孩子们当成做实验的小动物。
这群人的照片在新浪微博上广为流传了几天，直到最后被政府的审查机关删除。其中一些照片显示，现场有人数相当的武警包围起示威人群，还带走了其中一些。西安的两所问题幼儿园分别是枫韵幼儿园和鸿基新城幼儿园。根据新闻报道，吉林省的那家幼儿园名为芳林幼儿园。
和其他幼儿园的家长一样，宜昌馨港幼儿园的孩子家长告诉《新京报》，他们认为自己的子女入园之前身体很健康，但之后很快就出现了肚子痛、心慌、皮肤痒和呕吐的情况。一些孩子告诉父母，老师让他们吃“白色的、苦苦的”药片。
据新闻媒体报道，对于涉事幼儿园的儿童，政府提供了免费的医疗检查。迄今为止，已有六七位幼儿园的管理人员和老师被捕并接受调查。
中国的幼儿园通常来说不欢迎家长的参与。家长不得进入幼儿园，由老师和管理人员来掌握大权，这种情况再正常不过。家长们往往会在幼儿园门口放下孩子，然后孩子也可能会在那儿接受量体温，以及对颈部腺体或口腔内任何异常颜色的检查。然后一天结束后，家长们又会在门口接上孩子。
显然是担心家长的愤怒情绪会升级，西安当地政府据说已向报道此事的记者出手，逮捕并殴打了他们。新浪微博上一位律师的发帖和其他一些人的帖子详细描述了这些记者所在的媒体，以及他们在关押期间如何受了伤或丢了眼镜。
官方新闻媒体已发出警示。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就一些主要问题发表了数篇文章，其中包括对每日服用病毒灵的长期副作用的讨论。目前来说，对相关儿童的检查还在进行，而这种药物究竟有什么长期影响似乎还不清楚。
在《新京报》的报道中，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韩映红表示，政府急需加强对幼儿园及其保健医生资质的管理，并加强教师的培训。
许多的评论将焦点集中在所谓的幼儿园逐利上，说它们企图用药物来增加出勤率。但还有人指出了另一个问题——儿童的药物滥用。这一点会驱使高中生在大考前几天全班一起静脉输液，输入包含维生素、盐水或抗病毒制剂的液体，希望这能让他们精力充沛。
王志安在他获得认证的新浪微博中写道，“西安幼儿园事件，最终的指向应该是全社会针对孩子的药品滥用问题。”
王志安还写道，患了伤风或流感的儿童应该接受适当的药物治疗，而不是出于预防目的而大量用药。“都应该获得家长的知情同意。”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曹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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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应安装无法关闭的应答器：日，当杀伤无数的凶手们控制了四架美国大型客机的驾驶舱时，他们首先做的事情，就包括关闭应答器，这样飞机就不会正确地显示在民用雷达上。
几个月后，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出版了一本名为《何以至此？》(How Did This Happen?)的书，主题是导致那可怕一天的种种失误。关于航空安全的章节由我撰写，其中突出了客机应答器操作方式上的各种薄弱环节。
那时候，我会押上身家性命打赌，传输飞机位置与身份信息的应答器会被重新设计，以防止劫机者关闭这样的设备。然而一切照旧。近13年后，马来西亚航空(Malaysia Airlines)370航班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长时间搜寻。这一次，似乎又是应答器被关闭。假如9&11那天应答器没有被关闭，空管人员将会迅速意识到，飞往洛杉矶途中的两架客机急剧转向，目标直指曼哈顿。但事实是，空管员因为试图搞清楚飞机到底在哪儿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今天的问题与9&11那天一模一样。驾驶员希望自己的位置为外界所知，不仅是为了获得地面协助，还因为应答器向附近的飞机发出航向和高度提醒。只有控制飞行的劫机者才会想要应答器失灵。
370航班并不是特例：世界上多数客机的应答器可以被关掉。这趟航班采用的是777-200机型，副驾驶的左手边有一个简单的旋转开关。要想关闭应答器，只需旋转控制开关。
当然，应答器并非监测飞机的唯一方式：雷达总还是有的。在电影中，雷达屏幕会以难以置信的细节展示所有东西。但在现实生活里，雷达很容易糊涂、察觉不到小型机，或许还难以辨别高度。应答器采用一种与雷达同步的电子格式，向空管员和附近的飞行器报告飞机的高度、速度、航向和识别码，从而解决了这一问题。识别码还告诉空管员，哪个光点是哪架航班。这是雷达本身绝无可能探测出来的事情。
一些军用雷达可以提供好莱坞式的细节，但军用雷达通常不监控民用航班，而且就算监控，也需要应答器识别码来了解到底看的是什么。美国情报界之所以花了近一周时间才得出370航班偏离航道的结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分析人员不得不仔细筛查大量的原始数据，努力分辨哪些记录来自这架特定的飞机。
为什么会有应答器开关这种东西存在？直到不久之前，当飞机位于地面上时，应答器都必须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它发送信号干扰机场的雷达。自动应答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在飞机升空时打开，在它们减慢到滑行速度时关闭，但这种为一些私人飞机进行的设计尚未运用到大型商业飞机上。
近来，各大机场安装了地面扫描雷达，它们不会被滑行道上的应答器所干扰。像777这样的大型客机也在这些机场里起落，当它们位于这些机场内时，完全没有关闭应答器的必要。
应答器的关闭开关是较早时期的遗迹，当时基于芯片的电子产品还不太可靠。型号比较老的应答器有时会发出虚假的高度读数。资深飞行员帕特里克&史密斯(Patrick Smith)说，“空中交通管制人员会呼叫你，让你‘循环’应答器，”意即将其关闭然后再打开，进行复位操作。史密斯在2012年出版了一本关于航空旅行的书，名为《驾驶舱机密》(Cockpit Confidential)。
万一“循环”无法清除故障，所有的客机都有备用应答器。370航班有一个备用应答器——但与大多数这样的飞机一样，必须有人在驾驶舱内把备用应答器打开才行。而在370航班上没有人这样做。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使用机组人员无法关闭的系统来发送位置信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全球大部分地区都计划采用名为ADS-B的航空跟踪标准，这应该增加飞机停止报告位置的难度。自动应答器理应是这一转变的组成部分。
当然，复杂系统的自动化可能会导致某些意想不到的后果。但现代喷气客机在大部分飞行时间中都是自动飞行的——每一天，全球各地都有数百万人的生命长时间掌握在自动驾驶仪的手中。既然我们可以放心地把整架飞机的驾驶交给自动化，为什么不相信它可以保证应答器的正确设定呢？
自动驾驶仪可能会被关闭，因为它出现故障可能会导致坠机。出现故障的应答器可能会发送有问题的数据，这是一个问题。但应答器被关闭可能会带来致命损失。
最近十大空难中的五起——四架9&11飞机以及这架370——都始于应答器被关闭。做一些设计上的更改就可以杜绝这种情况。
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Gregg Easterbrook)是《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特约编辑，曾为《何以至此？恐怖主义与新型战争》(How Did This Happen? Terrorism and the New War)一书撰写航空安全的章节。
翻译：黄铮、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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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作家从国民偶像变成公知：“我一直都有点烦那些说‘你已经不再写作了’的人，好像我那些非虚构作品就不是写作一样，”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说。
时值7月，我们坐在洛伊的起居室里，紧闭的窗扉把德里夏日的炎热阻挡在外。这里是上流住宅区约&巴格，坐落在16世纪墓葬群“罗迪花园”对面；近日来德里或许被缓慢发展的经济、对妇女犯罪的上升与即将到来的选举弄得颇不安宁，但这里却是风平浪静。洛伊收养的流浪狗菲尔茜睡在地上，肚皮有节奏地上下起伏。一阵忧伤的鸟鸣从空中传来，“那是犀鸟，”洛伊若有所思地说。
洛伊或许是因为她的《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而广为人知的，这部小说描写了跨越种姓、阶级与信仰的两段感情，一段导致了谋杀，另一段在乱伦中达到顶峰，直至近日，她才重返虚构写作。那是一部小说，但她至今仍对小说主题秘而不宣。此外，她还在努力摆脱自己二十年来行动主义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并且要略带勉强地摆脱一项“最后的任务”。这举动比她抨击印度占领克什米尔、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发起的战争，乃至裙带资本主义等等还要大胆。这一次，她的目标直指圣雄甘地。
一个名叫《新工具》(Navayana)的印度小媒体要她为新版《种姓的灭绝》(The Annihilation of Caste)写一篇介绍文章。《种姓的灭绝》是进步领袖B&R&安贝德卡(B. R. Ambedkar)1936年的著作，他曾起草印度宪法并皈依佛教。这篇文章或许是当代对印度种姓制度最著名的一篇檄文，其中指责甘地只想废除贱民阶层，不想废除种姓制度。安贝德卡认为整个种姓制度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是不民主的。读过安贝德卡和甘地的往来争论，洛伊对甘地的倒退立场深感失望。这篇为《种姓的灭绝》所写的短小介绍开始在她头脑中扩展，“几乎成了一本小书。”其中涉及甘地的部分，她也不打算手下留情，这样便很容易引发争议。就连安贝德卡也遇到了许多困难。他的观点被认为是挑衅的，因此只能自费出版。洛伊愈说这个话题，似乎就在这个“最后任务”的复杂困境中陷得愈深。
洛伊带我来到隔壁房间，书籍和杂志散乱地摊在她用来当书桌的一张餐桌上。大量安贝德卡和甘地的论战文集堆积如山，书页间还夹着书签。摊开的笔记本上，可以看到洛伊用工整的小字写着零散想法，在两个巨人持续将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斗争中间充当微妙的中间人。
“过去我因为自己的非虚构写作陷入了麻烦，”洛伊说，“我曾对自己发誓‘今后再也不写任何带脚注的东西了’。”迄今为止，她并没有兑现这个誓言。“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收集想法，和各种问题搏斗，被我读到的东西所震惊，”当我问她是否已经开始动手写这篇文章时，她说，“我知道，文章一旦发表，就会发生很多事。但这是我需要去做的事。”
洛伊在年近不惑之时成了印度最著名的作家。《微物之神》于1997年出版，同年亦是印度独立50周年。那是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阶段之初期，洛伊被视为印度品牌的代表。那部小说是她的处女座，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赢得布克奖，卖出了600多万册。英国小报发表令人困惑的特写，诸如《泡菜厂弃儿写出价值50万英镑的书》；在杂志为她拍下的照片上，她留着浓密的波浪卷发，有着高耸的颧骨，背景是印度喀拉拉邦天然纯净的河流与繁茂的绿叶。当时喀拉拉邦刚刚开始成为旅游者的目的地，洛伊小说中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
洛伊的国民偶像生涯在一年后戛然而止。当时印度右翼政党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核试验，这在认同印度教国家主义的印度人当中引发了广泛赞许，其中很多人都属于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洛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想像的终结》(The End of Imagination)，她谴责核试验的支持者们沉迷于炫耀武力——正是对沙文主义的信奉令印度人民党在印度独立之后第二次掌握权力——但这些支持者们却对大多数印度人所生存的苦难环境漠不关心。这篇文章还同时刊登在《展望》(Outlook)和《前线》(Frontline)两本英语杂志上，标志着她公开成为一个政治作家。
洛伊的政治转变令许多和她同属上层种姓、说英语的印度城市读者大为震怒，但也有许多人喜欢她的转变。她的新拥趸之中，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听说过她的小说；他们也不说英语，在这个国家因为信仰、种姓或种族被边缘化，被印度的经济增长大潮所抛弃。他们如饥似渴地读着洛伊的文章，它们通过未经授权的翻译得以传播；洛伊有演讲时，他们就成群结队地去听。“对《微物之神》的普遍愤恨是可以理解的——有这么一个人，用英语写作，还赚了那么多钱，”洛伊说，“所以当《想像的终结》出来的时候，情况逆转了，愤恨开始在说英语的人群中滋生，但这篇文章却被其他人所接受。”
这些剧烈的反响令她惊讶。“《微物之神》和我这15年来的政治写作并没有任何矛盾之处，”洛伊说，“这是我本能的领域。”的确，她的小说中也探索了社会公正问题。但是对于她的批评者们来说，没有了角色与情节的支撑，她的文章似乎有些迂腐，或者说，根本就是错的，只是对充满活力与意志的印度的廉价攻击。就连那些同情她观点的人也经常质疑她的名人身份，觉得她在政治写作领域只是玩票。但洛伊从没考虑过只把政治写作当成副业。“如果当时我不就核试验说点什么，那就好像我在为它唱赞歌一样，”洛伊说，“那时候我经常出现在各种杂志的封面上。对此一言不发也会产生一种政治效果。”
2012年，洛伊从提沙监狱出狱后。
Manish Swarup/Associated Press
其后，洛伊的目光转向了纳尔马达河上修建的一系列大型水坝。许多因这项工程要被迁走的村民展开抗议，就连印度最高法院批准水坝建设继续进行后也没有放弃。洛伊赶到那个地区参加抗议活动，写下若干文章批评法庭的判决。2001年，一群男人控告洛伊和其他激进分子在最高法院外面围攻他们。洛伊向法庭申诉，要求驳回控告。法庭同意了，但被她的申诉中所用的言辞所激怒——她指责法庭试图“扼制异见，骚扰和恐吓意见不同的人”——于是判处她蔑视法庭。“为示法律的宽宏大量，同时考虑到被告是女人，”法官读道，“希望被告在将来获得更多理智与智慧，为艺术与文学事业服务，”洛伊被判处“入狱一天”以及缴纳2000美元罚款。
BBC电视台2002年的纪录片《水库/时代》(Dam/Age)中拍下了洛伊在城堡般的提沙监狱服刑前后发生的戏剧情景。第二天她出狱后便彻底脱胎换骨，从印度偶像变成了严厉的国家批判者。她把自己的头发修剪成极为朴素的样式，令人不安地联想到一个被放逐的女人，乃至好斗的女权主义者。一家印度英文媒体嘲笑洛伊对大坝的批评，他们认为大坝是印度崛起的证据。其后她所有的作品都受到攻击，她的谴责对象包括2002年古拉吉特邦对穆斯林的屠杀、一家名叫“吠檀多资源”的伦敦公司在奥里萨邦（如今的奥迪萨邦）开采铝土矿的计划、印度中部对土著人及纳萨尔派极左武装游击队采取的准军事行动，以及印度在克什米尔的军事行动，当时有50多万名军人进驻克什米尔，制止那里占多数的穆斯林人口谋求脱离印度的行动。
印度迄今共经历过四次战争，其中有三次是同巴基斯坦争夺克什米尔，它成了洛伊的关键论题之一。2010年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抗议活动，其中有几个十几岁男孩与军人对峙的情景，洛伊公开称：“克什米尔从来就不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说，印度这个国家只是一个概念，和巴基斯坦一样，只是印巴分离的产物，这番话越线了。印度的大多数改革分子也没有走得这样远。洛伊很快发现自己成了一场全国性风暴的中心。乌合之众向她抛石头、电视台的报道车跟在她身后，出现在她门前。保守派电视台“Times Now”用慢动作播放她访问克什米尔的短片，片中她迈着舞步般的步伐走过一条小道，拒绝回答记者的提问。镜头回到德里，“Times Now”召集了一群人，由电视台颇受欢迎的主持人阿纳布&格斯瓦米(Arnab Goswami)主持，讨论是否应该以煽动罪逮捕洛伊，节目中除了新闻标题和新闻，“愤怒”和“阿兰达蒂”是最常出现的两个字眼。讨论组中唯一的一个克什米尔穆斯林哈米达&纳伊姆(Hameeda Nayeem)指出，洛伊所说的一切都是大多数克什米尔人普遍相信的东西，这时她的话被格斯瓦米打断了。在班加罗尔和昌迪加尔都有人对洛伊发起诉讼，控告她“反国家”、“反人类”，人们普遍认为她有一篇文章里写道：“克什米尔应当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印度人手中取得自由。”
7月份我到洛伊家中采访她，她的公寓占了一栋三层楼的整个顶层，这座楼拥有一切上流阶层住宅的附属设施——四周环绕着草坪、有高高的围栏，还有一个小电梯。屋中能表明异见者身份的迹象寥寥无几，她门上的贴纸写着“最近这些日子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因为……”起居室里有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爱德华多&加利亚诺(Eduardo Galeano)的作品，这些书在印度都不常见，家里没有佣人，她完全一个人生活。或许最有说服力的是洛伊如何决定住进这栋房子，以前她每天都要骑着用一个卢比租来的自行车路过这里去上班。
洛伊原名苏珊娜&阿兰达蒂&洛伊(Suzanna Arundhati Roy)，1959年出生于印度东北边境的山地小镇西隆。她的母亲玛丽来自喀拉拉邦一个团结紧密的叙利亚裔基督徒社区。她的父亲拉吉布是来自加尔各答的孟加拉印度教徒，在西隆附近一个茶园当经理，酗酒。这段婚姻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洛伊两岁的时候，她和一岁半的弟弟拉里斯同母亲回到喀拉拉居住。他们不受母亲娘家的欢迎，搬到了泰米尔纳德邦的奥提，毗邻喀拉拉邦，住在洛伊外祖父的一栋乡间小屋里。
“后来发生了很多可怕的事，”洛伊说着笑起来，“我妈妈病得很重，非常严重的哮喘。我们觉得她要死了。她会让我们带着一个篮子到镇上去，商店店主们会在篮子里放上食物，大都是大米和青椒。”直到洛伊五岁，全家人都住在那儿，外祖母和舅舅一直逼他们搬出房子（在叙利亚基督徒中，继承法严重偏向儿子），他们拒不服从。最后，洛伊的母亲搬回喀拉拉，借当地扶轮社的场地开办了一所学校。
作为单亲母亲的孩子，洛伊和传统叙利亚基督社区相处并不融洽，而是和那些低等种姓的人或达利特人相处更好。基督徒和高等种姓的印度教徒通常对这些人避而远之。
洛伊在电影《安尼为此而付出》中。
Pankaj Rakesh
“我的许多想法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她说，“没有人注意我，要费心给我灌输什么东西。”后来她被送进劳伦斯学校，那是一所由英国军官创立的寄宿学校，校训是“永不屈服”。到那时再进行灌输教育或许已经太晚了。洛伊当时十岁，她说自己关于劳伦斯唯一的记忆就是，自己在那时迷上了跑步。她的弟弟目前在喀拉拉邦经营一家水产出口公司，他对姐姐那个时期的回忆有所不同。“上中学时，她在高年级男孩中很受欢迎，”他笑着告诉我。“她还是个非常优秀的辩手。”
洛伊承认那座寄宿学校也有好处。“它让我逃走的时候更轻松了些，”她说。她父母的婚姻被认为是不体面的，之后的离婚更是耻辱，因此周围的人们期望洛伊有比较谦逊适中的抱负。从她就读的第一所大学可以看出她的前景——那是一所由修女经办的学校，提供秘书培训。但是，16岁那年，洛伊搬到德里，进入建筑与规划学校学习。
洛伊选择建筑，是因为这能让她在入学第二年就开始赚钱，但也是出于理想主义。在喀拉拉，她结识了在英国出生的印度建筑师劳里&贝克(Laurie Baker)，他以设计成本低廉、结实耐用的建筑著称，于是她也想做类似的工作。但她很快发现，自己在学校里学不到这样的东西。“他们只想让你当个承包商，”洛伊努力思考的问题是教授们无法解答的，“你的审美标准是什么？你为谁而设计？就算是室内设计，那么住在里面的男人和女人们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城市变得愈来愈大，应当如何规划？法律为谁服务？什么样的人才可被称为公民？到最后，这一切对于我而言变成了非常政治的东西。”
做毕业设计的时候，洛伊拒绝设计一栋建筑，而是写了一篇论文：《后殖民时期德里的城市发展》(Postcolonial Urban Development in Delhi)。“我说：‘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在这儿学了什么。我不想让你们来告诉我我在这儿学了什么。’”洛伊从身边的同学们当中汲取反主流文化的营养，几年后用在了电影《安尼为此而付出》(In Which Annie Gives It Those Ones, 1989)中。剧本是洛伊写的，还参与了影片设计，并在片中亮相，饰演一个精灵般的角色，头顶巨大的非洲式卷发，名叫拉达，放弃建筑行业从事写作，但是没写完第一部小说就淹死了。
当时洛伊和家庭断绝了关系。没有钱住在学生公寓，便和男友格兰特&达&卡纳(Gerard da Cunha)搬进了附近的贫民区。为了顺应贫民区保守的风俗，他们假装已经结婚。“当一个想体验贫民区生活的年轻人是一回事，”洛伊说，“对于我来说又是另一回事。那里什么人物也没有，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东西，那里是我的大学，那段时期你会从绝对弱者的角度看问题。这些影响至今还留在我身上。”
毕业后，她和达&卡纳在他的故乡果阿短暂同居了一段时期，两人分手后她回到德里。她在城市事务国家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Urban Affaires)呆了一段，认识了独立电影人普拉迪普&克里什纳(Pradip Krishen)，他邀请洛伊在电影《梅塞&撒伊卜》(Massey Sahib, 1985)中担任女主角，影片发生在殖民统治期间的印度，洛伊饰演一个牧羊女。洛伊后来嫁给了克里什纳，两人其后合作创作了一系列项目，包括26集系列剧《巴尔加德》(Bargad)，反映印度独立运动，但一直也没有拍完。此外还有两部电影长篇，《安尼》(Annie)和《电子月亮》(Electric Moon, 1992)。
克里什纳的背景与洛伊截然不同，他是来自贝列尔学院的学者，前历史教授，鳏夫，与父母和两个孩子住在时尚的卡纳克亚普利一座大宅里。洛伊搬进来后，他们住进了楼上一个独立住宅。洛伊和德里的独立电影界打成一片。那些前卫的电影题材深深吸引着她，但那是一个由精英家庭的后代主宰的圈子，她很快就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她用愈来愈多的时间教授有氧操，为自己赚钱，和在学校里认识的艺术家们呆在一起。
洛伊在电影《梅塞&撒依卜》中。
Sanjeev Saith
当她开始写自己的小说时，正赶上电影《土匪女皇》(Bandit Queen)上映，它是根据女土匪普兰&黛薇(Phoolan Devi)的生平故事改编的。黛薇出身低等种姓，后来成为著名匪帮头领，经历了匪帮的强暴，后来被捕入狱。片中把她塑造成一个牺牲品，决定了她人生的是被强暴的经历，而不是反叛精神，洛伊对此感到愤怒。“看着部电影时我非常生气，部分是因为我是在喀拉拉邦长大的，看多了这种马拉雅拉姆语电影，每部电影——每部电影里都有女人被强暴，”洛伊说，“很多年来，我相信所有女人都会被强暴。后来我看到报纸上普兰&黛薇说看了电影，感觉像是又被强暴了一遍。我看了电影改编依据的原著，发现拍电影的那些人自己添加了强暴戏。我想，你们把印度历史上最著名的土匪改编成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强暴受害者。”洛伊对该片的影评《伟大的印度强暴骗局》(The Great Indian Rape Trick)刊登在如今已不存在的《星期日》杂志上，痛斥《土匪女皇》的拍摄者，指出他们根本就懒得和普兰&黛薇本人会面，也没有邀请她参加放映式。
这篇文章令洛伊的许多共事者逐渐疏离了她。克里什纳和洛伊分手后，还对她保持着坚定的忠诚，他说这篇文章看上去像是对德里团结紧密的电影圈的一种背叛。洛伊则从这件事中学到了媒体的运作方式。“我密切关注着普兰&黛薇身上发生的事，”她说，“我看到媒体是怎样挖掘你，把你掏干，然后就丢在脑后。我幸运地从这件事中学到了这一点。所以等轮到我的时候，就提前做好了防备。”
第一次采访相隔几天之后，我在新德里机场再次与洛伊见面，她在人群之外徘徊，不理会投向她的目光。她拒绝了在克什米尔一次公共集会上的演讲，但到那里去旅行仍然具有政治色彩，因为一周之前，那里有八名印度士兵在伏击中被杀。洛伊和我在航程中遇到的旅客大都是去瞻仰阿马尔纳特神殿的印度教朝圣者，他们肯定也是这样想的。在小飞机里，他们不时举起右拳，同声呼唤“Bom Bhole”，或“赞美湿婆”。在印控克什米尔的首府斯利那加，洛伊经常被克什米尔人拦下，他们想感谢她那些对抗印度政府的言论，还希望与她合影。通常她都会配合。
但大多数时候，她都躲避公众的目光。洛伊呆在一个记者朋友的家里，他和另一个记者在讲手机，说着关于阿马尔纳特朝圣者与克什米尔服务人员之间爆发的争斗。洛伊分发着从德里带来的拉瓦萨咖啡，心不在焉地听着。后来，她拒绝了参与拍摄一部关于纳萨尔派游击队的新纪录片的邀约，她宁愿去写自己的小说。
洛伊来克什米尔主要是为了看望朋友，但很难从这里的冲突中脱身。几天后，我们开车行驶在乡间，溪流在绿色原野和鹅卵石之间闪现，不时出现身披伪装、携带枪支的身影。有时是印度的中央后备警察部队的分遣队，有时是地方警察，偶尔也会看到镇压叛乱的拉什特里亚步枪队，可以从他们扁平的帽子看出来。“我第一次到斯利那加来的时候，到处都是掩体，”洛伊说，“现在他们在城市使用电子监控，公开的警察力量都在乡间。”
这一周的早些时候，在斯利那加，警察的监控已经非常明显。洛伊被邀请参加库尔拉姆&帕尔维(Khurram Parvez)组织的集会，他是查谟与克什米尔公民社会联盟的成员，这个组织曾经大量报道克什米尔的万人坑与非法杀害事件。集会上，40余人盘腿坐在地上——他们是社会活动者、律师、记者和学生——帕尔维要他们关掉手机，把手机放在“腿部”，以免有人录像，交给官方。
洛伊戴上眼镜，她面前有一摞书，是过去15年间她的非虚构写作精选集（由印度企鹅出版社出版，是盒装的五本书，糖果色封面），给集会带来一种即兴的学术气息。洛伊要观众们说出他们的想法。一个在距离斯利那加30英里外的乡村长大的年轻律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两个女人被士兵强暴后，整夜都在两个浴室隔间里发抖，因为羞耻，不敢回家，听着对方哭泣。洛伊认真地倾听着这个故事，以及其他类似故事，偶尔把话题引向克什米尔之外整个印度的分裂与分歧，包括印度中部的森林，2010年，为了创作新书《破裂的共和国》(Broken Republic, 2011)，她在那里呆了两个多星期，访问极左游击队以及他们的部落联盟。
阿兰达蒂&洛伊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家中。
Pradip Krishen
“当我在印度旅行，看到克什米尔人加入边防安全部队时，感到非常悲伤，”她说，“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做的，从国家的这一部分征兵，然后把他们送到国家的另一个部分去打仗，对抗表面上和他们不一样，但其实与他们面临类似压迫的人们，所以对话才如此重要。”
她拿起面前的一本书，是柠檬黄色的《聆听蚂蚱的声音》(Listening to Grasshoppers)，从《自由》这一章中找出一段。在这里，她描写自己在2008年在斯利那加参加要求从印度独立出去的集会。“这句口号像刀子一样刺穿我，”她用安静而清晰的声音读道，“就是这句：Nanga bhooka Hindustan, jaan se pyaara Pakistan。”——印度是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国家；巴基斯坦对我们来说比生命更重要。“从这句口号里，”她说，“我可以看出受害者是多么容易变成加害者。”
讨论持续了几个小时，话题扩展到全球资本主义和其后变化，之后又回到克什米尔。克什米尔人对巴基斯坦有认同感吗？有些人有，有些人显然没有。女性在克什米尔自决的斗争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她们在这个屋子里的发言都让人很难听清，她们该怎样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顶着夏日的炎热，这个团体分裂成几派，变得愈来愈疲惫和激动。洛伊决定用“巨蟒”(Monty Python)的电影《万世魔星》(Life of Brian)里的一个笑话结束讨论。
“电影的主角布莱恩问一群游击队员，‘你们是“犹太人民前线”吗？’”洛伊模仿着英国口音，“对面其实是反对组织，他得到的回答是：不，绝对不是。‘我们是“人民反犹太前线”’”这个笑话巧妙地讽刺了种族党派之争，让洛伊自己开心地笑起来，也改变了室内的情绪。我们走出房间，走在小巷里，不同的小组似乎相处得很融洽。后来，一个刚读完虚构写作学位的年轻人告诉我，这场谈话无法被写下来，令他感到很失望。
除了甘地的书，还有很多事令洛伊从小说创作中分心。5月，纳萨尔游击队杀死了至少24人，包括一个组织了残忍的右翼民兵组织的议会政治家，洛伊曾在新书中批评过他。媒体很快要求她发表评论，但她拒绝开口。“于是他们发表了我的一篇旧访谈，假装是新的，”她说。
“我需要直接说出的东西都已经说过了，”她说，“现在我觉得，如果开口无非是通过不同的细节，再次重复自己。”我们坐在她的起居室，她顿了一下，知道下一个问题是问她的新小说会有多么政治化。“我不是那种会使用小说党手段的人。我觉得小说本身就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东西。它不像电影，它不是政治宣传册，不是一句口号。我过去在政治领域思考的方式如同必须被打破和遗忘的蛋白质，直到它成为皮肤上冒出的汗珠。”
但最近的印度，出版也成为充满风险的行当；法庭法令被用来阻止图书出版，或强迫下架，就算显然非政治的书籍也会遭此待遇。最近，印度企鹅出版公司受保守印度教团体压力，把温迪&德尼格(Wendy Doniger)的《印度教徒：另一种历史》(The Hindus: An Alternative History)全部化为纸浆，该团体对该书发起了诉讼。企鹅公司也是洛伊的出版商，她觉得有必要抗议。
洛伊对最好的朋友也不愿透露新小说的内容，但她坚持说，这本书象征着她与自己所有的非虚构写作以及她的第一部小说彻底决裂。“我不是在试图写另一本《微物之神》，”她说，“新书里有更多概念性的困境。写一本关于家庭的书要容易一些——《微物之神》就是这样的——会有更清晰的心绪。”在着手写作安贝德卡与甘地的文章之前，她正开始为小说而画画，这是她在创作的早期阶段喜欢做的事，通过画画来理清结构。然后就通过手写来写作。然后坐在厨房的桌边，在笔记本电脑上修改，她把这个步骤称为“打磨”。
“我不去什么特殊场合，”我问她写作时有没有什么重要的程序，她答道“我只是不想感觉到有人在我身边呼吸”。
《微物之神》出版后，她开始把一些版税送出去。她的父亲看到她在《梅塞&撒伊卜》中出现后重新和她取得联系，不排除动机是想从她这里弄些钱，她把他送进了一处养老院，他于2007年去世。2002年，洛伊收到了一份蓝南基金会的奖金，她把这35万美元捐给了全印度的50个小型组织。2006年，她和朋友们兴办了一份信托基金，她将自己非虚构写作的全部所得投入进去，支持印度全国的各种进步事业。
“我对成为职业作家根本不感兴趣，不就是写了一本书，还不错，然后就一本一本接着写，”洛伊思考着《微物之神》如何限制了她，又令她获得自由，“我有一种恐惧：因为你出名了，或者因为你做成了什么事，所有人就希望你一直做同样的事，做同样的人，把你冻结在时间里。”洛伊是指她生命中的那个时刻，她厌倦了自己的那些形象——从迷人的印度偶像到迷人的印度异见分子——于是她剪掉了头发。但你可以看到，站在新立场上，她说的还是同样的话。关于甘地和安贝德卡的文章意味着她在转向新方向之前，先要把过去的抱负做个完结。“我不想要那么沉重的包袱，”洛伊说，“我想轻装出行。”
本文作者Siddhartha Deb是《美丽与诅咒：新印度的肖像》(The Beautiful and the Damned: A Portrait of the New India)一书作者。 本文最初发表于日。 编辑：Sheila Glaser 翻译：董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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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惟慈先生是中国最重要的翻译家之一，他的译介拓展了中国一代知识青年的想像力与思想疆域。日，傅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
傅先生的翻译生涯自1950年代开始，持续大半个世纪，影响延续至今，已超越文学范畴。译作涵盖英语，德语，法语与俄语，包括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的《动物农场》(Animal Farm）与《一九八四》（1984, 与董乐山合译）； 萨摩赛特& 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的《月亮和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 Pence)与《毛姆短篇小说集》（与冯亦代合译编著）；格雷厄姆&格林(Henry Graham Greene)的《问题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对毛姆的译介，尤其是 《月亮和六便士》 ，大体划定了中国文艺青年的想象域，乃至由此而来的生活方式。而做为乔治&奥威尔的译者，他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提供了一个非理论化的资源。
傅先生天性爱自由，在中国反复而漫长的政治运动中，他以文学翻译作为“逃避”以保护自由天性。在傅先生的回忆文章《走上翻译之路》中，他谈起1950年代末继巴金后再次译介俄国作家阿&托尔斯泰《丹东之死》时的思考：“读《丹东之死》让我思考有关革命的许多问题。当革命取得胜利，大动乱过去以后，人民需要的是什么？是休养声息、安居乐业，还是接连不断日趋严酷的阶级斗争？知识分子需要什么？是一点点做人的尊严，让自己的才能与个性能够自由发展，还是所谓的思想改造，像一个丹东派人物所说，人人都用‘剪裁成同一式样的袍子’把自己包裹上？”
傅先生保全了自由天性，并以洒脱的人生态度熏染晚辈。在傅先生晚年，我与他结识。在他所有的忘年交当中，可能我是关系维持最久的之一。1980年代初，我还是北京师院的学生，因为在读外语系，又在参与一些当时的文学活动，于是一个做文学评论的远亲，把我引见给傅先生。当时傅先生正与另一位翻译名家冯亦代合作，主持一套英美文学丛书，有意物色延揽未来可能的新译者。当时我正值少年气盛，全部心思放在诗歌上，哪能踏实下来，从事文学翻译？加之语言能力的训练也有诸多欠缺，一番犹豫之后，就自动放弃了参与其事的机会。
即便是在1980年代，那个所谓文学翻译的“黄金时代”，立志沉潜此道的新人也十分有限。首先，这不被视为一项原创性工作，其价值也因而被严重低估，虽说当时的写作者，不管诗人、小说家还是剧作家们，都要通过译文了解西方正在或曾经流行的叙事和修辞策略——像高行健那样，通晓至少一种外语的作家，几乎可算孤例——得鱼忘筌，却是中国文人心智通脱的标志之一。再者，由于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字工作的计酬标准并不取决于市场供需关系，而是作协一类机构的硬性规定，翻译者拿到的稿费，甚至低于所谓的“创作”。
Courtesy of Ye Fangge
然而，我和傅先生的私人交往，却一直维持下来。他在北京西城护国寺附近四柏根胡同有一座私宅，藏于深巷，正好可以在喧嚣的市井闹中取静；几十年来，这一带胡拆乱建的步伐，从动物园到西单，似乎有意无意地在此悄然止步，起码是绕行。我们认识的时候，傅先生在北京语言学院，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但职称还是副教授。虽说不难想见其中的不公，但他无意为此争执。此时他的主要作品都已面世，只有他对希腊作家尼可斯&卡山札基(Nikos Kazantzakis)《基督最后的诱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的翻译过程，我自始而终目睹过，与社科院美国所的董乐山先生合译。该书的约稿者，是我的老友杨葵。
傅先生给我讲过他的人生点滴。他1923年出生于哈尔滨的一个满族家庭，学生时代颠沛流离，因为日军入侵，就像很多当时受过教育的青年一样，他相信民族救亡的意义高过一切。随家人迁居北京后，他做为辅仁大学的学生，也曾随逃亡的人群辗转到南方。他参加过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曾因为通晓英语，接受过美军的特战训练，其中最主要的科目，是使用炸药。1945年，他所在部队即将被空投到越南，开辟新战场之前，日本宣布投降。1949年，红色政权取得全国性胜利后，傅先生主动放弃中共党籍。这个做过文学梦的年轻人很快发现，由于新的政治气候，他最好的出路是通过文学翻译，从事一点美感走私。
“不争”的个性，也影响到他一生从事翻译工作，特别是选题。在同代翻译家中，他对现代实验文学，属于热情偏低的一类。同样，他也不愿染指技术上没有把握的作品。做为托马斯&曼的早期汉语译者，但在80年代相对开放的时期，他却没有接受《魔山》(The Magic Mountain)的挑战。他更心仪的作家，是那种叙事方式相对传统，情节完整，人物形象清晰的一路，比如英国的格雷厄姆&格林、萨摩赛特&毛姆等人。游历英国时，他和前者还有过一些交游。
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当时被文学界打入另册的类型小说，一直给予圈内人少有的重视。他甚至编译过一套西方惊险小说丛，并译介雷蒙&钱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这样的推理小说家，如没有他的介绍，不知道这些作家何时能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时间，还要不知再晚多少年。中国当代小说技术上的不成熟，很难说和作者们对于类型化叙事的陌生，没有关系。但在80年代，他们的兴奋点集中在怎样快捷地拿分得点。翻译家们也是一样。受到业内更多关注的，是开启了寻根写作风气的魔术写实主义，和美国南方小说，当然还有法国新小说等。
傅先生家是当年北京的主要的几个“文艺沙龙”之一，很多年轻人喜欢那里聚会，比如诗人多多、贝岭，还有小说家马建。当时的北京远不像今天这样开放，假如你的衣着发型入时，而且和西方人交往，一些社会基层组织便有足够理由对你实施监控，尤其是在1983年清楚所谓“精神污染”的尖峰时刻。虽然没有全然的自由，由于翻译工作的保护，加上有子女婚姻涉外，傅先生家有了接触外部世界的更多理由。那个时候，除了对于外交外贸界的官员，多次游历欧洲是极罕见的事。
傅先生的游踪，几乎遍及欧亚大陆。记得他直到七十多岁，还骑着自行车，在埃及沙漠中观景。做为具有相当水平的业余摄影家，他留下了大量照片。后来随着年事日增，他的旅行渐渐退入想象领域。所幸他还是一个硬币藏家，在摩挲藏品的同时，可以不时重温那些附着在精致铸纹中的知识。
虽说翻译家是需要耐受寂寞的职业，但傅先生属于天性喜欢热闹的人。我们会在某个事前约定的午后，就着一杯茶，几支烟，闲聊几个小时，话题也从没有什么禁忌，包括家长里短的八卦。做为晚辈，我一向执弟子礼甚勤，但他却从没摆出过师道尊严的派头，只是神情当中，永远飘渺着一丝倦怠。身为旗人的后代，在他身上不难看出那种若干世纪的历史烟云，熏染出的散淡气质。我从未见过他曾参与同行之间的竞争。不争的结果是：他的专业成就不输于业内任何人，同时享受到儿孙绕膝的安详晚景，直到91岁的高寿。
我相信，死是一个他曾想得很多的问题。记得他不止一次说过，他不怕死，不怕那种无知觉的死；让他恐惧的，是进入有意识的拘禁状态。傅先生去世后，遵照遗嘱，遗体捐献给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在他的回忆文章《戏牌人生》中，他将自己一生比作一场牌戏，翻译是一张牌，生活也是一张牌，而自在潇洒始终是他玩牌的手法。傅先生写道：“我手里的牌都将打尽，也许最后的一张——寿命，也随时可能被发牌者收去。但目前它还在我手里，我正摸索着这张牌的玩法，我要玩得自在一些，潇洒一些，我也希望我玩的游戏能与人同乐，使那些赞赏我的游戏的同道与我共享乐趣。”
李大卫是旅美作家，也是《财新&新世纪周刊》专栏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爱情、革命和猫》、文化随便集《天堂的滋味，只要一文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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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中国中央电视台以空前的篇幅报道了东莞的色情产业。CCTV的记者携带隐形摄像机，潜入酒店、桑拿和按摩房，拍下许多令人咋舌的画面，包括衣着暴露的艳舞、酷似时装表演的妓女展示，以及具体的性交易价格。
CCTV的报道算不上什么新闻，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东莞是什么状况。节目播出一天后，我们开始明白其真实用意：它只是中国政府扫黄的序曲而已。在接下来的几天，各地政府都忙着关闭色情场所和逮捕性从业者。
这些批评之声是如此响亮，连CCTV也不得不做出回应，认为“东莞不哭”、“东莞挺住”等声音是一种“不信任后的吐槽”。CCTV的报道在网络上激起了一片批评之声，人们指责CCTV的选择性报道、对女性的歧视以及它“永远忠于政府”的立场。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或许可以说明人们的心情：“出卖灵魂的看不起出卖肉体的。”
这话比我说的精辟。事实上，那些曾经对CCTV无比忠诚的人们已经不再相信于它，他们受够了政府的宣传。
六十多年来，宣传一直是中国政府最重要的统治工具之一，除了慷慨地赞美共产党和政府，它还常常扮演“道德教官”的角色，比如去年11月央视网的新闻：坚决杜绝内容低俗、格调低下的视听节目。
在1997年之前（在我的印象中，人们从那时开始使用bbs），我一直认为CCTV是全球最权威、最严谨的新闻媒体，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除了CCTV和有限的几份报纸，我几乎没有其它获取信息的渠道。我无条件地信任它。
当它赞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就会觉得幸福；当它批评资本主义的腐朽堕落，我就会同情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和欧洲人。
我清晰地记得，1989年的6月5日，当那名瘦弱的青年走到坦克之前，CCTV所发出的那慷慨激昂的声音：“如果我们的铁骑继续前进，这个螳臂挡车的歹徒难道能够阻挡得了吗？！”那年我15岁，听了CCTV的评论想：对啊，他怎么能挡住坦克呢？坦克没有从他的身上辗过去，可真够仁慈的。
在许多年中，我几乎没有听过CNN、BBC和《纽约时报》等名字，即使偶有提及，我也会认为那是受“西方反华势力”操纵的反华媒体，根本不值得信任。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中国人抱有同样的想法。
互联网的兴起改变了一切。
虽然中国的互联网有着无穷无尽的屏蔽和审查，但人们还是可以接触到一些外部信息。先前的BBS很快被博客和微博取代，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公共讨论，并触及那些还没有被宣传机器过滤的信息。
大约在1999年，我在网上读到了年大饥荒的资料（CCTV的说法是“三年自然灾害”），以及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CCTV的说法是“反革命暴乱”），我对CCTV的信心开始动摇，网上的这些资料总是和CCTV的版本大相径庭。
现在，我每天都会看到CCTV的马脚和纰漏。我看到，当陈光诚被无辜囚禁，它一言不发；当李旺阳离奇死亡，它一言不发；当上百位藏人接连自焚而死，它无一语谈及他们死亡的真正原因；当民众的抗议如风起云涌，毫不意外，它还是一言不发。
3月8日，就在那架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飞机神秘失踪14个小时之后，CCTV播出了它的午间新闻，女主播镇定如恒地开场道：“首先关注两会”。（这被称为此次事件中最为冷血的一句话。）当所有人都在为飞机上的154名中国人悲伤焦虑之时，CCTV却忙着去关注那两个纯属摆设的无聊会议。
因为这一切，我们开始睁开双眼，并且勇敢地说出自己心中的不满。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挑战政府，他们质疑其立场、嘲笑其文风和腔调，甚至抵制其所倡导的道德。可以说，在互联网时代，中国政府的宣传机器正面临着空前的危机。
《人民日报》的境况也可以证明我的观点，这家报纸在1958年曾报道过“亩产三万斤”的消息，但事实上那时的中国人都饿得要死。在今天的互联网上，随时可以发现对这条报道的嘲弄之声，但迄今为止，《人民日报》也没有做出过纠正或道歉，但网民却显然不会轻易将之遗忘。
更严重的是，这种嘲笑和抵制已经直接指向政府，比如宣传部就被称为“真理部”，这个词的出处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
当然，CCTV（以及所有的官媒）并没有真正失败，它背后依然有雄厚的资金、强大的武力和难以想象的巨大影响力。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政府对信息的屏蔽和审查，但它也无法阻挡我的怀疑。
慕容雪村是作家，出版有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非虚构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等。本文最初用中文撰写，以英文发表于《纽约时报》，中文译文经慕容雪村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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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资讯公司(Bloomberg L.P.)董事长周四在一次讲话中说，考虑到其产品在中国的巨大潜在市场，公司本应该重新考虑那些偏离其核心业务、也就是商业新闻的报道。
彭博资讯是一家提供金融数据和商业新闻的公司，其收入主要来自数据终端的销售，这种终端在世界各地银行家的办公室里到处可见，终端销售的收入约占公司85亿美元（合529亿元人民币）总收入的82%。
澳大利亚堪培拉——40年来，美国的主导地位确保了亚洲的稳定局面，促进了它的经济增长，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如今，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不仅在破坏旧的秩序，也给美国未来在该地区的作用打上了一个大问号。
这些问题森然笼罩在持续发酵的中日领土争端上，东海那些无人居住的小岛随时可能引发两个对手之间的武装冲突。这样的冲突可能会快速升级，美国也可能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动，为日本提供对抗中国的军事支持——或者不这样做。
美国官员也坚定地表示，他们会作为美日防御条约的盟友支持日本。但很显然，北京并不相信这个说法。他们已经断定，如果发生武装冲突，美国是不会介入的，这就是为什么它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向日本寻衅的原因。中国的舰船和飞机定期在日本宣称拥有主权的区域巡逻。北京去年年底宣布了涵盖这些岛屿的防空识别区，将这种对峙升级到一个新的水平。对于这些岛屿属于哪个国家，华盛顿一直保持中立态度，尽管对于中国通过展示武力来挑战日本对这些岛屿的实际控制权，美国也表示了谴责。正如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所说：“大家都知道，在这些岛屿的最终主权问题上，美国不采取立场。但我们也承认，它们现在处在日本的管辖之下。”
要降低东海危机的风险，唯有奥巴马总统发布一个正式的、明确的声明，部署美国的新政策。那么奥巴马应该怎么说呢？
如果美国明确表示，不会在中日对抗中支持日本，那么东京对美日同盟的信心就会破碎。日本将自己做出选择：到底是重整装备，在没有美国帮助的情况下布防保卫自己，还是向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屈服。美国其他的盟友也会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将从此改变。这是中国希望发生的状况。
但发布一份无条件支持日本的声明，则有可能让美国陷入一场既无法控制、可能也无法获胜的战争。我们不能假设中国会就此退却：这件事跟它的利害关系太大。中国不想跟美国交战，但北京或许觉得可以打成平局，这会令它感到满意。终究来说，美国有多愿意维持亚洲秩序，中国就有多愿意奋起改变它，可能中国的意愿还更强烈一些。
当然，北京不仅有鹰派，也有鸽派，但即便是鸽派也认为中国应该重新成为亚洲强国。北京不再认为美国的主导地位对中国自身所需的稳定局面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没有人认为一直服从美国的领导是他们的命运，甚至更加开明的官员的也不这样认为。
鉴于美国面临的这两个选择如此糟糕，奥巴马政府难以明确制定出一个清楚的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是为什么华盛顿发出的信号会自相矛盾，而总统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
事实上，对美国来说，为了东海这些在日本称为尖阁列岛、在中国称为钓鱼岛的岛屿跟中国交战并不值得。尽管如此，维护与日本的同盟，维护自己在这个区域的主导作用和整个亚洲的现状，对美国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
还有第三个办法。美国制定一个不去力争维持现状的政策，未必就会让中国在亚洲称王称霸。如果美国一方面容忍中国拥有更大份额的主导权，另一方面仍然积极平衡和限制中国的实力，并且帮助维持一些重大规范，那么一个新的亚洲安全机制就可以形成。这些规范包括非常重要的、反对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解决争端的规范。
终究来说，这条规范比任何特定的同盟都更加重要。这是美国1945年后对国际秩序的愿景的基础。相比于担心中国决意在东海挑衅美日同盟、改变地区秩序而言，华盛顿应该更担心的是中国是否打算无视这一规范。美国应该为了保护这个规范而不惜跟中国开战。这会让华盛顿的选择更加清晰一点。
奥巴马应该说的是，他愿意进行谈判，以便在亚洲形成一个新的安全机制，让中国获得更大份额的区域主导权，但前提是中国要放弃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强行推动这些变化。
如果中国坚持威胁使用武力，那么美国就应该愿意与之交战，而且必须说清楚这一点。如果中国愿意停手，那么美国就愿意讨论如何分享权力，它也应该把这一点说清楚。
具体如何实现这种区域性的权力分享，我们无从知晓。这必须通过跟中国和该地区的其他强国进行谈判得出。历史上最好的样板可能是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它以大国间的平等原则和权力分享原则为基础，维持了欧洲100年的和平局面，直到1914年。
就像当时的欧洲一样，如今的亚洲也需要一个新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享主导权，而且所有强国都要同意不寻求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所有区域性的重大问题，都必须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来解决。
这将意味着要有许多的相互迁就。例如，美国可能会接受中国最终将控制台湾，而作为回报，中国要接受它不能对整个南海都保持领土主张。
对于奥巴马（或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来说，提议在太平洋分享权力并不是那么容易。他会在本土遭遇巨大阻力。但是，反对与中国进行谈判的美国鹰派也需要认识到存在怎样的危机：中国的野心在不断增长，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战争来解决，但也可以通过先发制人的外交手段来解决。
这第三条道路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解决方案。但最重要的是，如果中日军队某天在东海交锋，美国可能会面临一些选择，跟那种情况相比，眼下解决这些问题要容易得多。
休&怀特(Hugh White)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研究的教授，并著有《中国选择：我们为什么要分享权力》。
翻译：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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